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家风是一个家庭在精神层面的写照，它不仅体现了家庭在思想领域的追求，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价值导向的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文化建设在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的独特作用，多次就家风与政风、教育、廉政等问题展开重要论述，倡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风文化。深入理解家风文化，须从传承红色家风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四大价值维度把握。
关键词：家风;文化;价值;家庭
“文化”一词源自《易经》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人类社会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手段治理天下。“人文”中的“文”通“纹”，含“纹理”之意，指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即人伦社会规律。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二者结构相近，但又存在不同。物质上，各个家庭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出现收入水平的差异。这些物质上的分化也导致家庭在精神追求上存在差别，经过日积月累、代代相传，这些差别最终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家风、门风，对大家庭的内部成员有深刻影响[1]。家风文化，即以家庭为单位，面向所有人展开教化所需利用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发展，而发展的关键在人。家风文化建设意义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把握发展的动力，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1 传承红色家风文化
红色家风文化既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出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又剔除了传统文化中受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的部分，在特殊年代营造出向上向善的家庭风气，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备极其鲜明、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营造良好家风。自上而下、大范围、宽领域地宣传与弘扬红色家风文化，有利于继承红色家风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赋予家风建设新的内涵，对于提高全民素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1.1 弘扬红色家风建设传统
红色家风源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重视家风。一个家庭的风气，不是家庭私事，它关乎一个政党的形象，关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因此，红色家风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成为涵养党风、政风、民风的源头活水。我国从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开始，就在伟大的革命历练中沉淀形成了时代特有的家庭气质与革命风尚，即以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国家、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勤劳节俭、廉洁奉公等为主要内容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是新时代用以教育广大青少年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抵御各种不良思潮最生动有力的教材[2]。革命年代孕育的严苛的红色家风，是中国共产党在光辉岁月中的时代产物，红色家风传统不该被遗忘与冷落，它们应该在新时代家风文化建设过程中得到继承与发扬。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青年一代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为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做好表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家风文化建设。红色家风文化的弘扬，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学好、弄通、吃透，做到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关爱家人，不能违背理想信念。党的领导干部要处理好亲情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将对家庭的亲情放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之下，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贪恋一时的功名与钱财。“其身正，不令而行”，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党的领导干部还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教育家人，将理想信念融入家风教育之中，使家人成为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坚定传承人、守护者。其次，红色家风文化的建设需要全民的参与，即使是普通群众，通过学习红色家风文化，也能在耳濡目染中自觉承担起传承、弘扬红色家风文化的使命，这便是红色家风文化建设的意义所在。
1.2 赋予红色家风新的时代内涵
红色家风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抽象价值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体现，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家风文化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优良家风建设，因为家风能提升一个人的道德素养，同时对人的价值取向影响深远，有利于从内部筑牢反腐败的坚固防线。
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告诉我们，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从精神层面筑牢理想信念基石，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品格，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不断保持中国共產党的阶级先进性，将优秀文化意识培育融入家风建设中，树立廉洁自律的理想信念，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社会基础，强化党的组织、纪律和作风，提高党执政和理论创新的能力[3]。因此，应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家风文化为切入点，涵养廉洁奉公、与时俱进的品质，形成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良好氛围。这与全面从严治党高度契合，同时也回应了新型国家治理中对于惩治腐败、倡导廉洁的时代要求，必然能推动家庭风尚涵养时代风尚良好局面的形成。
2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现代社会小家庭是国人获得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点，人们努力争取家庭地位，同时寻求家庭成员情感上的慰藉与意义上的肯定。家庭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也决定了家风文化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显著地位[4]。家风文化作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涵盖了全方位的育人目标：坚定人的理想信念、培育高尚的道德品质、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以及提升个人的实践创新能力等。其中，家风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培育良好道德品质的教育模式，如将抽象的理论知识教育与具体的实践锻炼相贯通、将柔性的亲情教育与刚性的严格家规相结合、灌输说理与生活体验相融合等内容，都值得借鉴。
2.1 家风文化育人铸魂，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习近平总书记曾从家庭、家教、家风角度谈及个体发展，并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5]，要注重发挥好家风的育人功能。一方面，家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空间层面的住所，更是心灵的港湾。因此，产生于家庭内部的家风文化对家庭成员的道德塑造、人格养成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是个人发展的深远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在子女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其进行潜在性的熏陶、教育，从品行操守、信仰追求等方面加强家风文化建设，为孩子的成长打下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和人格基础，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培育社会有用之才，从而实现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引导和熏陶。
2.2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高人民精神境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最大范围内凝聚社会共识，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纽带，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石。一方面，家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内核上贯通连接，抽象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通过家庭这一载体落到小处、细处和实处;同时，具体的家庭实践能使之更加生活化、常态化，从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时时刻刻坚定恪守的准绳。另一方面，由血缘纽带和亲情关系维系的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单位，在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个体都身处其中，并将家庭看作心灵的归宿，因此家庭在个体发展的精神引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风文化建设，可通过弘扬优良家风、家训，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和约束个体行为，维护家庭稳定与和谐，最终引导个体成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的好公民。
3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个人品德与家族发展、国家治理紧密相连。今天，虽然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家族不复存在，但这不意味着以其为载体的家风文化建设也将随之消逝[6]。法律以社会底线的形式存在，道德才是新时代人们应遵循的准则，心中拥有崇高的道德追求，就不会轻易触碰法律的底线。新时代的家风文化建设，正是通过培养个人品行、唤醒人民内在的道德自觉，凝聚崇德向善力量、营造风清气正社会氛围的，从而实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
3.1 凝聚向上向善的百姓力量
家风是民风的微观缩影，要通过崇德向善、淳厚的家风文化，对人民进行正面教育，让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的小家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受到感染。家风不同于急功近利的强制教育，它从人民情感最深厚的家庭入手，化有形为无形开展教育工作，更易让人们在情感上对积极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产生认同。同时，在父母经年累月的言传身教中，也更容易使受到熏陶的人们将家风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风文化作为一种对个人具有强约束作用的道德力量，只要发挥好良好家风的辐射作用，就能达到传递社会正能量、激发人民崇德向善的作用，从而更深层次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3.2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中华文明语境下的家国总是呈现出同心圆式的关联图景，家庭伦理道德与社会伦理道德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为社会治理向纵深领域推进提供了新方案。当前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关键时期不仅为国家和个人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使人们不断面临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价值文化的新挑战。家风作为一种由家庭认可并为家庭成员内化的价值尺度，面对不正之风，它可以唤起人们心灵深处最温暖、美好的记忆。家风文化建设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落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建设对象上，提高每个个体的综合素质，使其坚持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家庭作为社会、国家存在与发展依赖的基本单位，只有凝聚好来自千万个家庭的力量，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地运行。我们都应努力做良好家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助力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4 实现民族复兴伟业
家是人们内心深处最牢固的根，而家风则在历史更迭进程中熏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家风作为一个国家精神文明面貌、文化进步的重要内在尺度，影响着整个社会组织的运作。古往今来，每一种开明、进步的文化，都提倡承继优良家庭传统，在家庭教育中融入爱国意识、责任意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只有家风文化向上向善，才能激发中华民族敢拼敢闯的激昂斗志，才能动员千千万万小家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从而汇聚起势不可当的磅礴力量。
4.1 激发家庭奋斗热情，汇聚磅礴力量
家庭是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单位，优秀的家风文化可以化抽象的价值观为具象，从而广泛动员千千万万个家庭，激发其奋斗热情，使其努力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汇聚起磅礴力量。通过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增强家国情怀中强烈的主体意识、担当意识、奉献意识，使良好的家风文化，在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一个个家庭中得到传播、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从而凝聚为一种强大且磅礴的物质力量。当人们坚定弘扬真善美、抵制假恶丑时，便会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2 动员人民身体力行，迸发民族合力
个人、家庭的命运与民族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民族的兴衰荣辱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奋斗与幸福也关系着民族的繁荣兴旺。新时代家风建设，要求促进小我与大我融合，小家与大家联系，不仅要搞好小家的幸福，还要将千万家的幸福、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繁荣昌盛、民族的伟大复兴放在心中。良好的家风文化有利于在大家族、小家庭内部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与氛围。只有将个人发展的“小齿轮”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齿轮”相嵌合，才能让人民在关乎自身利益的发展中将自我的一个个小目标转化为与国家、民族发展相关的实践，民族才能迸发出奋斗向上的合力，搭载着华夏儿女伟大复興梦的“巨轮”才能不断前行[7]。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一初心和使命而开展的奋斗中，可积极汲取家风文化，因为家风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走好新长征路的重要精神动力。
5 结语
家风文化建设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顺应新时代发展潮流。家风文化是以家庭为单位涵养民风的道德文明建设基地。一方面，在家风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依赖家庭作为家风文化传播的载体，还可树立优秀家风文化建设基地典型，借助虚拟空间等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扩大家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推动家风文化建设理念的宣传与当地民俗传统相结合，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易于理解的方式开展。厘清家风文化建设的三重价值维度，确保家庭关系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真正使家庭发展融入社会发展，这既积极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又能为推动家风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做好充足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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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振熙（1996—），女，江苏太仓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调查方式: 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2013-5-1
组成人员：我本人
基本情况：大学生各方面消费情况
一、大学生家庭经济现状及消费现状：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占70%左右)大学生家庭的经济来源是靠外出打工，有少部分(占13%左右)是靠在家务农以及做点小本生意。极少一部分(占7%左右)家庭是工薪家庭。据调查他们有的家庭为了供一个大学生，甚至让其他的孩子辍学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而即使这样，有的大学生家庭的日子过得也是捉襟见肘。
上一种情况是稍微好一点的，还有的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费则主要是依靠学校的贷款以及一些亲戚的借款。据调查每个大学生的学费平均每个人每年需要10000元左右，而生活费则在400-800之间。这些钱大部分都需要家里解决。
二、是什么使大学生家庭经济紧张：
1：有些家庭所在地地理环境相对比较的偏远，交通不是很方便，属于欠发达地区。它周围村的人赶一次的集甚至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因为没有马路，四周的来往很不方便，全都依靠步行。所以这里的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大部分的家庭的经济来源还是要依靠务农，稍微有点经济基础的就在经营点小本生意
2：因为在农村，家里的亲人文化都不是很高，所以只有依靠劳动力赚钱，无固定职业。自然工资就不是很高。再加上一些家庭家人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又需要大笔的医药费，经济情况也就不容乐观。
3：所调查的家庭一般家里都还有一个或两个兄弟姐妹，这也与罗渡的文化氛围以及思想观念有关。一个家庭要承担两个到三个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费确实有点吃不消。据调查的家庭中有80%还要赡养家里的老人。
4：由于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确实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每年的学费就已经让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够戗，而几乎所有大学生的经济来源都是依靠父母，这就使每月可支配的钱是固定的，这笔钱主要用来支付饮食和日常生活品的开销的。 而大部分学生总喜欢把钱都用完。 同样，除了日常饮食类为主要开支外，情感开支也相当的大。
综上所述：解决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关键主要集中在了大学生的消费上，我们知道作为大学生，我们都有了一定的生活能力，都说：农村的孩子早当家。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调查情况：
1、 大多数学生走理性消费路线
就月平均生活费而言，五成大学生月生活费超500元，并且400～800元这个区间是大学生最为普遍的花费区间，即使在这个区间内，最高消费和最低消费也相差400元，表明大学生之间的消费差距还很大。在饮食方面的费用最多。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消费观念正逐步向开放化、前卫化发展，但传统的理性消费观念仍是主流。绝大多数学生在消费时考虑最多的因素是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价钱，追求物美价廉。
2、消费存在攀比、追求个性
“手机、电脑一样都不能少。”假期回来，常常会发现班里很多同学换了新手机，有些班级同学都有笔记本电脑。调查发现，一些大学生过分追求时尚和名牌，且存在的攀比心理极强。有些为了一款流行手机或者名牌衣物，情愿节衣缩食，不惜牺牲其它必要开支，甚至向别人借钱以满足欲望。在追求物质消费的同时，他们也强调人际交往消费，主要表现在恋爱及同学间应酬的支出。他们大多承认追求情感需要物质投入，经常难以理性把握适度消费原则。
3、大学生追求的“月光族”消费
调查还显示，大多数学生每月花费基本没有节余，其中50元以下节余的占81%，有200元以上节余的仅占1%。对于节余的钱，45%的同学选择休闲娱乐，选择买书的不到占十分之一。 少数同学遇到超支现象，会找同学借用，或预支下月费用。
4、大学生淡薄的理财观念
没有坚持记帐的习惯，大多数学生不明确到一个月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是否合理。很少有学生选择银行储蓄，没有存款的习惯。在校大学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在股票、外汇、基金、债券、保险等市场上投资，并且对这方面的投资方法知之甚少，大多数人认为能做好资产保值已经很不错了。
【二】关联分析：
从消费情况可以总结出，理财能力弱，理财观念薄弱在大学生中是普遍现象，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原因：
许多家长始终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能考上大学，就前途光明，加上经历过艰苦生活的家长们特有的“补偿”心理，往往容易造成迁就、娇惯、溺爱孩子，结果却忽略了对孩子早期理财能力的培养，表现在孩子用钱上，常常是舍得，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满足孩子的过分要求。并且从小学到高中，支配钱这项工作从来都是家长一手包干的，理由是：孩子还小，不知道什么应该花什么又不该花的。如果孩子在没有问过家长的情况下，哪怕只是自主花了一毛钱，也会受到家长的训责。上大学了，离家也比较远，大学生们才开始理财，没有经验也只能跟着感觉走，别人买我也买，家庭经济好的，消费也更大更加没有节约意识，一般家庭的所有收入都支付在大学生上。
2：学校方面：
学校在教育学生成材的同时，却没有教他们怎样理财。许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认为理财是大人的事，孩子还不适宜涉足这种事情，或者认为理财的事情孩子长大以后自己也能学会。更多的人认为，青少年时期应该是“一片净土”，孩子
们的主要任务是学知识、长身体，其他的都应慢慢来。并且学校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开展的活动极少学术性强的，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大，所以在学习上的消费不多，导致学习方面不理想，也就出现了大学生的腐败学风。3：社会问题：
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的泛滥，校园外不良环境(如一些歌舞厅、网吧，游戏机厅)的存在等，往往对学生的思想有一定的腐蚀作用。学生们受到社会上铺张浪费现象的影响，学生也开始用父母的钱摆阔。学生们花钱大多没有计划性，家长给多少就花多少、看到别人买什么自己也买。只为了不让自己脱离社会。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诱人的,使得许多同学都想去尝试。但是学生毕竟还是学生，缺少经验，在途中迷失方向。
4：自身原因: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主要因素，大学生的分辨能力不强、自我约束力不够、缺少主见。虚荣心、攀比心强等。大学生第一次做主自己手里的钱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都有些盲目。一方面，他们有着旺盛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尚未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消费受到很大的制约。消费观念的超前和消费实力的滞后，都显示他们的理财能力的缺乏。
况且大学学生的家庭贫富差距很大，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那么“土”，也是为了摆脱自己的自卑心理，则产生了攀比，别人买名牌，自己也要买远远超过自己负担能力的名牌。就为了在校园里不让别人看出差距来。
【三】大学生要学会理财，以下的建议：
1：资金整体规划
每个月可以使用的资金为多少，每月的经常性开支为多少，留取每月资金总额的20%作为备用资金，以应该计划外支出,如外出、购书等。做好个人财务账本。这样不仅能清晰的看出每个月的支出状况，同时能更好的预测未来几个月大概的支出情况。
2：养成储蓄习惯
可以有计划地将自己不用的钱存成三个月定期储蓄或活期储蓄，然后制定用才计划，之后按照计划有规律地进行支取。另外，还可以开一个带有自动理财功能的“综合理财账户”，这样，家长寄去的钱可以自动转为定期存款，而支取的时候，银行电脑系统会自动计算，支取损失最小的存款。最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
3：学会勤俭节约
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城市，家庭条件更是贫富不一，所以，不能盲目攀比，应该把有限的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乱花。除了4年间的学费4万元、基本生活费(吃饭、学习资料钱按600元/月计)约2万元，建议额外支出部分或者全部由学生通过打工挣得。
4：学会精打细算
大学生活的消费中有很多省钱的窍门，比如买二手货、选择优惠电话卡、办购物打折卡等等。注意学习省钱窍门，尽量别花冤枉钱，更多地考虑所购物品的性价比和自己的承受能力。比如电子产品，能用学校的就用学校的，或者几个同学合买、淘二手货，把奢侈消费压缩到最低。
5：习惯记账和编制预算
这是控制消费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坚持把收支情况整理并记在本子上，就可以掌握自己的收支情况，看看哪些是不必要的支出，哪些是可以控制的支出，哪
些是可有可无的支出，对症下药，对今后的开支做出必要的修改，达到控制的目的。
6：能吃苦耐劳
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适当进行勤工助学活动，学会自立，不但能减轻家庭负担，还能使学生从勤工俭学中体会父母的辛劳，由此树立自立、自强的上进心，为今后更好地适应社会打下良好基础。这种理财增值方式，应该成为大学生理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尾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4)联合社会力量，建立生产自救基地，鼓励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从政策上扶持再就业工程，鼓励社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5)健全对农村大学生的帮困体系。通过建立奖学金制度、勤工助学制度、困难补助制度、社会资助和师生、学生互助等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的帮困工作，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大学生帮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大学生的经济压力，解决农村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我们认为，勤工助学不失为农村大学生自行解决眼前困难的有效办法。目前，在勤工助学方面应努力实现“四化”，即基地化、产业化、规范化、育人化。基地化是指为勤工助学的在校生提供稳定的、长期的勤工助学岗位;产业化是指将勤工助学管理机构建成按产业方式运作的社会实体;规范化是指勤工助学管理机构要做好内部结构的调整工作和外部的协调工作，使勤工助学活动规范、有序、安全、高效;育人化是指把勤工助学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让学生在勤工助学的过程中提高能力，受到教育。
(6)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开展大学生心理咨询，依据农村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做好工作。应引导教育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刻苦，自强不息，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古训自勉，敢于面对现实，用知识丰富自己，武装自己。要根据他们的性格、家庭背景、情趣、爱好、个人经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和开导。在学习上要支持和帮助他们，把他们塑造成能独立进行道德判断抉择、道德自律并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的人。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吕刚
王秀香
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观念的变化，离婚率不断提高，这样就造成了社会上的单亲家庭不断增加，那么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如何呢?近一段时间通过在我校调查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学生身上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性格内向、孤僻、情绪不稳定
一些单亲家庭的学生由于缺乏一方家长的影响和感情交流，所以就显得孤僻、不合群，不轻易暴露自己的想法，和很多人保持距离，不轻易相信别人。部分单亲家庭学生课间也很少和同学一起活动，上学、放学也往往独来独往，不与其他同学结伴而行。在其他方面，他们也能表现这种孤僻与自卑，并且非常敏感，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一句没有任何针对性的话，有的单亲家庭的学生就以为老师是在针对自己。很多单亲家庭的学生情绪波动比较大，经常出现一些不良的情绪，想摔东西，想离家出走，甚至想自杀等等。在我校的调查中，单亲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相比，上课经常走神的前者比后者高6.2%;觉得自己很不幸的前者比后者高8.9%;单亲家庭学生中50.6%的学生曾有过离家出走的念头，比正常家庭学生高出11.8%。这些惊人的数目充分反映出单亲家庭学生存在不良情绪是非常突出的。
二、易怒、自卑
有些单亲家庭学生，由于家庭的缺陷，郁闷的心情无处渲泄，于是表现为性情暴躁，遇事易冲动，攻击性比较强，所以会出现打架、骂人、斗殴等行为。在调查中发现反抗攻击特点比较突出的和遇事冲动、不计后果的单亲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相比，分别高5%和16%。单亲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离异父母对子女的互相推诿，家庭中的长期冷战或争吵都是造成子女自卑心理的重要原因。比如，有的学生觉得父母的吵吵闹闹让同学、邻居们看到、听到都是很丢人的事，自己脸上很不光彩;自己家庭的经济不如以前，自觉矮了许多，因而产生自卑感。由于自卑而缺乏自信，有的学生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也就越来越差，甚至于有的学生会常常萎靡不振，破罐破摔。我校初二的一位男生，在学校整天蓬头垢面，萎靡不振，昏昏欲睡，在班里几乎不与任何同学交往。
三、憎恨、多疑、嫉妒
有的学生对父母的离异充满憎恨，他们讨厌父母争吵，憎恨父母不顾他的成长和感情，憎恨不提供抚养费的父或母，或站在父母之中的一方，憎恨另一方。这种憎恨久而久之对心理发展产生不良作用，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和社会生活不感兴趣，对其他人，甚至对社会的不满、冷淡，他们认为既然没有人关心我，我又何必去关心别人呢?所以对同学对集体的事缺乏热情，对公益事业表现冷淡，还有的故意破坏纪律，损坏公物。调查显示对社会公益事业表现盲目和冷淡的单亲家庭学生比正常家庭学生高近6.5%，具有较强敌对心理的单亲家庭学生比正常家庭学生高出9.8%。单亲家庭学生多疑和嫉妒的心理特征比正常家庭的学生显得突出一些。在我们进行的调查中，单亲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对比，具有较强多疑、嫉妒心理特征的前者比后者高约5%。其表现为对别人的议论，对许多事情非常敏感，总怀疑别人在议论自己，猜疑别人是不是在说自己的坏话，猜疑老师是不是不信任自己了，假如一个活动没有让他参加就会胡思乱想，对胜过自己的同学产生嫉妒(因为家庭的变故，很多单亲家庭学生的学习成绩比以前有所下降，过去曾不如自己的同学，可能超过自己)，不服气，于是会产生对立情绪，觉得不公平，同时也带来了人际交往的困难。我们认为，这种心理的产生与自卑心理有关，同时虽然自卑，但潜意识里还是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于是就乱猜疑，好嫉妒，进而由嫉妒产生憎恨。
四、散漫、霸道、学习成绩中等偏下
处于无教育和监管能力家庭的单亲家庭学生容易表现为这一类型。行为表现为无组织、无纪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行我素，自控能力差，常迟到，旷课，爱说谎话，对老师的批评不予理睬，缺乏上进心，对集体漠不关心，学习成绩较差。由祖辈哺养，或溺爱，或缺乏监管、教育能力，择友不良且沾染社会不良习气的单亲家庭学生容易属于这一类型。由于缺少管教，从小养成骄横的习气，事事处理以自我为中心，心目中没有父母、老师、同学，法纪观念淡薄。个别的由于择友不良，沾染不良习气，容易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我们曾对85名学生进行细划统计，学习成绩较好的有26人，一般的15人，39名同学成绩较差，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尤其是成绩差的学生比例过大。多数老师表示，很多单亲家庭的学生在学习上确实处于劣势。
单亲家庭学生由于上述不良心理特征，对于他们认知能力发展，学习成绩提高，人际交往，自我控制能力及良好道德品质形成等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调查表明，经常旷课、迟到、早退的学生中单亲家庭(主要指离异家庭)学生占83%;不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作业的学生中单亲家庭学生占81%;扰乱课堂纪律的学生中单亲家庭学生占78%。在我校调查中，单亲家庭学生与正常家庭学生相比，几乎没有朋友的前者比后者高2%;与同学能够友好相处的后者比前者高7.2%。据有关统计，我国违法犯罪青少年中有10-30%的人来自单亲家庭。我校调查中，双差生中的单亲家庭学生占25.4%。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怎样去消除单亲家庭学生的阴影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找出行为教育方式及教育对策：
1.关心第一
从目前来看，班主任承担了解决单亲家庭子女问题的主要责任。如有意识地让单亲家庭的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参加到集体活动中来，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展示自己的特长，树立自信心。由于部分单亲家庭学生性格孤僻、思想成熟，个别学生在开始阶段并不为老师的“关心”所打动，班主任往往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消除他们的戒备心理，对他们的特别关心还要掌握“度”，不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弱者，否则会适得其反。 2.心理开导
结合我校学生的年龄阶段，认为老师过分关怀会使单亲家庭的学生更加敏感，结果适得其反。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状况，通过聊天等方式，增加学生对父母离异的认识，让学生坦然面对现状，并通过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态度改变自己。
3.全员育人
虽然班主任对整个班级的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其他任课老师也应承担起教育学生的任务，在课堂上发挥学科优势，适度引导。如我校张老师针对语文课本及课外读物中有不少涉及爱情的文章，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增进对纯洁爱情的认识，让单亲家庭的学生更容易理解家长离异的原因。
4.教育家长
尽管学校教育对孩子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学生的品行、学习成绩等方面的形成与改变，家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家长在处理问题时，必须给孩子留出空间，永远为孩子负责。家长自身的问题是学生发展的一大障碍定期召开家长会、老师和家长多联系，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有教育家长，从而转变学生。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消费—生态”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消费—生态”悖论；消费自由；消费公正；伦理意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不仅是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更是消费目的与消费本真的回归，体现了消费的生态化走向。消费是确保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人类的消费是以一定的生态损耗为基础的，是自然过程。因此，消费与生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生态损耗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则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前提。消费与生态之间以各自的张力构成了“消费—生态”悖论（consumption-ecology′s paradox）。正如学者指出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似乎只要从事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张扬，并进而会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要保护和维持已有的伦理道德和生态环境，就只能牺牲发展和忍受贫穷。消费社会更把这个悖论深化了”①。这个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影响，探究消费方式生态化的实践途径和具体方式。
一、消费悖论与生态悖论
悖论原本是一个逻辑学的范畴。自古希腊说谎者悖论诞生以来，悖论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逐渐从逻辑学范畴扩展到其他的领域。悖论的英文是Paradox或Antinomy。“Paradox”的原意是指“同人们通常的见解相抵触的理论、观点或说法”，它既用来表示超脱世俗、似是而非的科学论断（即所谓“佯谬”），也用来指称越规违理、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即所谓“谬论”、“两难论”）；而“Antinomy”则是指“自相矛盾的语句”。在历史上，悖论包括了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结论。它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逻辑悖论。它指的是，有命题P，如果断定它是真的，那就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假的；如果断定命题P是假的，又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真的。第二种为佯谬。某些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却是对的。如“白马非马”、“鸡三足”等。第三种为谬论、两难论。某些论断看起来是对的，理论似乎非常充分，似乎非常符合逻辑，但实际上却是错的。②
消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通过消费活动，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越多的商品就越能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幸福呢？答案并非如此。在消费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的范畴，消费的真实目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的内容由单纯对物的需求演变成对物的符号价值的追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在幻想与实际中成为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背离了消费的真实目的，出现了消费悖论。
生态悖论最先是在1997年由西南农业大学88岁高龄的叶谦吉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生态悖论是指一切有悖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协调发展的错误理念。可见，生态悖论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而言的，要求它统一整体协调发展。③生态悖论现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矛盾性。人与自然之间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然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改造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是矛盾的两面。如果只一味地开发与利用自然，必然导致生态悖论现象。二是不协调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悖论现象的出现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三是急功近利性。人类为了追逐眼前利益，不惜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必然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生态悖论现象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矛盾作用的结果。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斗争的实践，表明了其产生的客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从主观上讲，生态悖论属于人类认识论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得出与事物本质、客观规律相悖的认识。
消费悖论是人类消费行为超过自然生态容纳、承载限度所导致的，并由此必然带来生态悖论。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生态则是人类延续文明的重要基础，二者缺一不可。消费与生态关系的失衡，必然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二、“消费—生态”悖论的深层逻辑
“消费—生态”悖论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是：消费是无限的而生态是有限的。其意涵是：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如若没有道德对其制约，欲望性的无穷消费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消费主义的张扬，进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道德的审慎力量，否则就只能妨碍消费、忍受贫穷和牺牲发展。
“消费—生态”悖论表面上看是生态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它的背后隐藏着深层逻辑。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具体来说，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从思维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
“消费—生态”悖论在表面上是消费、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它是特定思维方式的产物。“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与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复兴及其工具理性的高扬密不可分。工具理性是一种以手段有效性而不是目的合理性为宗旨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工具理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它有效地提升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领域与范围，推动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然而，由于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工具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霍克海默明确指出：“当理性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权，即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进行最有效的征服时，理性就成了一种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膨胀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④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消费不再是维持人类满足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方式，而是成为了人类满足过度欲望的工具。在工具理性过度高扬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生态耗竭的时代。
2.从社会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
传统的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增长和数量扩张为单一目标，弘扬经济理性，打破了经济发展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人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从主体角度讲，经济理性主张以人的本能为尺度进行社会活动，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第二，从价值的角度讲，经济理性注重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第三，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经济理性是一种支配目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它仅仅关注以有效的手段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第四，从理念上讲，经济理性坚持以经济效应最大化为指向。在经济理性的刺激下，人们在消费领域逐渐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更多意味着更好。在经济理性主导的传统发展观中，消费不再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的正常活动方式，而是成为了实现资本继续增值、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生产力，“不消费就衰退”逐渐成为共识。从此，消费与生产、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目标的单一化必然会破坏生产、人的需要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3.从个人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
人的需要原本来自于人的内心的真实意愿和兴趣，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原本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自我实现的必由途径。但在异化社会，劳动的异化蕴含着人的需要的异化，意味着人需要劳动不再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劳动之外的生存需要。这是一种出于人的本能的动物性的需要。需要关注的是产品，而不再是活动过程本身。对生存的关注必然体现在对产品的占有上。在商品社会，产品被它的符号——货币所取代，对产品的占有转化成了对货币的追求。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产品，其享用应以享用者具备相应的本质力量为前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享有产品的人并非具有相应的本质力量，在原本无力享用却人为强制占有的情况下，享用者必然会采取与对象本身不符的方式或手段，造成了对消费对象和人的身心的破坏。如果人的需要完全脱离了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以对物质产品的不断占有为中心，那么人的需要就沦落为动物性的需要或异化的需要。异化的需要试图通过对物质产品或商品的高度控制与占有来获取所谓的“地位”。由此必然形成“消费—生态”悖论。
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交换结构，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基础之上的。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是停留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上，而是更加关注消费品所象征的身份地位、流行时尚等符号价值。消费的符号化使得对物品使用价值的需要演变为对物品符号价值的追逐，对物品实际价值的渴望演化为用虚拟价值堆积起来的符号的热捧。财富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全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一个文化系统，它用需求及享乐取代了偶然世界，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⑤，而符号消费需要大量的物品来不断地更新、维持符号价值的存在，必然有许多新的流行产品取代一些“落伍”的产品，以此来保证符号的意义层出不穷，不断满足人们的符号消费欲求。然而，每一次符号消费的过程，都是来自自然生态的原料的不断攫取，消费废物的不断丢弃的过程。由于符号消费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忽视，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藐视和忽略，自然生态不过是不断炮制符号价值的工具而已。消费的“符号化”，一方面导致人们在盲目的消费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对人生幸福的思考，颠倒了人生目的和手段的位置，人们在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陷入了难以挣脱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迷惘；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欲望的无止境和符号消费的无限性，严重违背了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人们自己也忘记了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份子应有的伦理精神，也迷失了自身在宇宙世界中的价值坐标，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态生存，陷入了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入世界”的无根状态，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恶心”。
三、道德制约消费的可能性
面对越来越难以成为人类依靠的生存环境，人类除了有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生存境遇忧虑的本能反应外，是否还应该增加些对自身消费行为、消费逻辑的理性自觉与伦理审视？消费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它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不仅受个人消费能力的限制，而且受消费伦理观念的影响。即人们消费多少、怎样消费也是道德伦理问题。“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充分暴露了道德约束、监管的乏力。
市场社会遵循的原则是资本的运行逻辑。从现实看，拉动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禁欲和节俭为美德的传统消费伦理观。在市场社会里，资本的运行逻辑造成了需求世界和供给世界的分离。生产与消费绝不仅仅为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了。市场经济造成了庞大的商品堆积和被物包围的世界。当供给与需求具有直接同一性的时候，生产与消费之间就不存在相互构造的问题。即有什么样的生产，也就有相对应的消费。然而，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世界与需求世界保持了相当的张力，为二者之间的相互构造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是虚拟的、可能的。虽然人存在占有和表现的欲望，但是它同样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供给世界对欲求世界构造是现实的。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如果没有占有和表现欲望，即使有庞大的商品堆积，也不可能开启全面的消费运动。
市场社会是物质丰裕的社会，物质丰裕总比匮乏要好。因为人们始终想往：创造财富就是创造幸福，占有财富就是享受幸福。而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环境史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⑥不断增长的物质世界等待着人们去消费。令人费解的是，市场社会里的消费创造了使人幸福的前提，为何却并没有创造幸福本身？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和追问并没有成为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消费社会，消费欲望的总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生态的承载限度。大量的消费实践表明，消费欲望的膨胀和满足并没有带来人们向往的和谐和幸福。试图通过消费数量的几何增长以全面提升幸福指数的努力是徒劳的。人们的占有和表达欲望连同实现这些欲望的社会设置暴露了诸多的危机。重思消费合理限度和合理消费边界的社会运动成为了消费发展的必然要求。
消费自由是消费主体自觉、自主和自愿的消费行为。消费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等，选择不选择、接受不接受商品和服务，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而所谓消费公正是指消费权利与消费对应的一种均衡关系。自由和公正都是人们的永恒追求。但是在自由和公正的紧张关系中，自由往往具有优越性。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崇尚的经济自由往往容易走向经济自由主义，从而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层严重等现象，而经济公正正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后果的反思和修正。在消费领域也同样是如此。消费自由也具有相对于消费公正的优越地位。消费自由的张扬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的不公正。
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往往容易使人们高举消费自由的口号，肆意地放纵着无止境的欲望，并以物态的形式迅速地膨胀，造成人们对生存与发展状态的空前紧张。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享受幸福，然而，“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消费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段。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⑦。消费在本质上已成为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幸福就是消费更多、更新、更好、更贵的商品。在这种消费目的与消费手段的颠倒关系中，消费已经不再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正常行为，而是已经成为了难以控制的病态行为。
伴随着消费意义迷失的是人类自我的迷失。在消费社会，人不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价值只存在于消费与享受中，不再具有主体价值，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彻底丧失了。“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正常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人们普遍地感到空虚无聊、生活的无意义，浮华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⑧过度追逐物质消费的人类，逐渐失去了精神追求，丧失了基本的评价、反馈能力，在消费上只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几千年与自然交往中形成的朴素、和谐道德被抛弃，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等生态理念也早已经被消费“占领”了。
与此同时，消费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失衡。在正常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消费与生态之间应该保持着良性循环、适度平衡。人类的美好生活不仅需要一定的消费，更需要良好生态。然而，现实却是“我们的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肪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伤害”⑨。高扬的消费自由催生了过度的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导致了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环境退化，生态平衡被打破。
“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表面上，消费自由崇尚消费主体的不受强制性，似乎与消费公正无关。与动物的消费活动不同，人的消费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同时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消费目的和意义在感官满足和生命维持的基础上，朝向人性的丰富和完善、人的自由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消费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维度的行为。而公正作为处理公共关系的伦理，凸显的是社会成员交往中的恰当关系。消费中的消费产品、消费方式、消费过程等都与社会和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消费也是公共关系的一部分，难以免于公正与否的道德评价。
虽然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消费自由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人的消费自由又是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平等，消费自由就失去了普遍性特征，也就没有了消费公正。因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人与人之间的消费自由是否平等，成为消费公正的重要内容。因此，消费公正注重的是建立在每个消费主体消费自由基础上的内在平等。消费自由作为一项权利具有相对性。人们在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对应性要求正好说明消费自由是受到消费公正的制约的自由，消费自由不能以损害消费公正为前提。
注释
①郑红娥：《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②余式厚、汤军：《悖论·谬误·诡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③叶谦吉、于法稳：《人·自然·社会—生态悖论思考之一》，《生态经济》1997年第1期。
④[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⑤⑨[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30页。
⑥[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⑦[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蒋重跃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⑧陈芬：《消费主义的困境》，《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思齐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这三者虽然都是产生于现代大学组织的制度规范体系内，但它们却常常处于冲突和博弈状态之中。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角逐，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制约状态，表现的是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处理好三种权力和三种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三元动态制衡是处理好三种权力和三种利益关系的逻辑归属。
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制度；逻辑；动态制衡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地方高校制度创新研究”（2010FJY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锟（1962-），男，河南鹿邑人，河南理工大学高级经济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时代命题。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无法绕过的就是大学的逻辑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下，笔者拟对大学制度的安排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逻辑支撑。
一、大学存在与发展的“三元逻辑”
关于大学的逻辑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我们将其称为大学的“三元逻辑”或“三维逻辑”，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
（一）学术逻辑：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边界
所谓大学的学术逻辑，是指大学的以高深知识的传播、推广和发展为追求的基本规律及特征，亦即学术性特征，这是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性基础。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人类组织都是属于社会的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边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织理论通常用“组织的行动者的特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特征来界定组织的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是如此。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有过绝对孤立、封闭的发展。当今的大学受外部环境影响之深、之广已是史无前例，但大学始终在不断的适应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历久弥新，始终薪火相传，其关键就在于维持了之所以为大学的学术性组织边界。自11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宗旨没有改变，“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永远属于大学”，“学术”作为从古至今大学发展的中心概念从未被动摇，从未被代替。大学正是通过其学术性稳固并维持了组织的基本边界，而学术自主自然也成为大学制度追求的基本保证和基本目标。因此，大学虽历经近千年，但其追求“高深学问”的初衷和组织本色却没有改变。
大学的这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性本然體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组织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活动主题始终未发生改变。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其结构和规模日益复杂和扩展，但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大学办学模式各异，但“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当前，已进入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尽管有环境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但其组织活动的主题却从未发生改变。
第二，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活动的主体始终未发生改变。大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大学活动的类型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学术活动和管理活动，开展这两类活动的主体就是大学活动的主体，或者说大学的主体就是上述这两类活动主体的集合。但大学的管理活动终究是服务于大学的学术活动，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实现组织目标，保持组织高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它在大学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学术活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大学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双肩挑”，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实质性参与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教职员工整体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它荣誉的源泉；教师们是这种机构的特有合伙人”。总之，大学的各项活动始终是围绕学术活动而展开的，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始终处于学术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地位。
第三，维系大学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并未发生改变。大学制度是大学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它体现的是大学对自身中心活动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大学产生之时起直至今天，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一直是大学组织的内在规律、逻辑要求和矢志追求，这也正是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和本源，也是大学组织长盛不衰的基础性支撑。在大学与环境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虽然大学一直保持着“追求高深学问”和构建“象牙塔式精神家园”的“高贵气质”，但其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制约，绝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从未被实现。虽然如此，但大学制度作为维系大学组织追求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则体系，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必然是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大学组织的使命之所在。
（二）政治逻辑：大学的功能在于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谓大学的政治逻辑，就是指大学具有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属性，这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政治论哲学的逻辑，亦即“工具论”逻辑。首先，这种逻辑强调的是大学要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大学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计划之中。其次，政治逻辑还主张和强调大学作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道德观念的传承者，应该为维护和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为国家实施公共政策发挥其特殊作用。
从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大学的政治逻辑是在大学的发展中逐渐强化，并取得了其存在和流行的合法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流的团体，这时的大学常常被教会控制。到了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大学。柏林大学的这一办学理念，一方面，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使日耳曼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柏林大学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教育的中心，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校在接受了德国科学与民主的办学思想之后，也开始重视大学的科研功能，形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这一批研究型大学把科学研究视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但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美国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未把兴办“学府”性大学作为其唯一的追求，而是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支配，把培养实用型人才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放在大学教育活动的首位。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最先提出，大学要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美国的大学逐渐成为“公众的服务站”。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性和功利性仍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
从我国大学的发展来看，传统大学在制度安排上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逻辑，其主要表现是注重大学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即使是现代大学，无不具有服务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大学的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学界关于现代大学应具备培养人才、学术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等四项功能的观点更加使大学的政治逻辑成为系统化的理论。
（三）经济逻辑：大学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求
大学的经济逻辑又叫大学的市场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自觉顺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开展与经济和市场的良性互动，谋求经济利益。
大学的经济逻辑是由大学组织的经济性决定的。第一，大学是以诸多生产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经济组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的。尽管大学与生产经营组织有所不同，但它要维持其教学科研等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总是离不开上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的。同时，现代大学也是一个通过权责分配和相应的层次结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大学的特殊性主要是指它与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组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的形式的不同而已。第二，大学是以最优资源配置来追求组织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学组织为实现办学目标，必然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和组合，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率，使获得的各种资源的边际效用与价格比相等。虽然最终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但大学在进行决策时，必须会用这种经济理性理念去分析和预测。
大学组织的经济性使得大学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大学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社会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等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同时，大学又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节约生产成本，增加知识附加值，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教成本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实施，大学的发展在刺激居民消费的同时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大学的发展。经济作为大学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大学组织必备的资源，也就是指大学的师资、教学设施等条件；大学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接受大学教育的家庭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必然影响大学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人才培养的形式、层次、质量、规格等，甚至制约大学组织的优化和变革。
（四）三种逻辑“制衡”发展的理路
资本、权力和知识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三个基本的决定社會结构和关系形态的因素。首先，资本、权力和知识本身因为有着各自质的规定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并因此独特性而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甚至发挥作用的路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资本、权力和知识之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联性存在。三者都不可或缺，没有资本即无资源，没有权力即无秩序，没有知识即无发展。但是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一股独大，关键是如何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赢”与“包容性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有序治理，就要处理好资本、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权力和知识之于资本的独立地位。西方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较好地制定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维护了大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特性。究其原因，一是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于政治和其他社会建制的良好的传统理念；二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市场与资本对学术的侵蚀、毁灭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削弱或者说减少资本对知识的直接干预，这是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的主要目标。由于知识的创造和大学的运转是无法完全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的，所以制度与机制构建的重点就是如何合理地协调大学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在此，权力（即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权力的特殊性质，可以通过公共权力二次分配的方式，也即以财政划拨的方式，将资本输入到大学之中，使其获得知识生产的经济保障和生存的物质条件；权力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资本与知识的结合，以确保知识生产的资本独立性与自主性。实践证明，把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适度地分离，保持它们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是实现三者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的最佳选择。这种处理知识与资本、知识与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思路，对探索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妥善处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大学“三元逻辑”的矛盾与冲突
如上所述，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逐步从一元学术逻辑转变为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三元共存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大学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功能集合体，人们对大学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繁重，大学的追求也变得多元和丰富。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和谐并存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十分尖锐和突出。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大学，“三元逻辑”常常处于失衡和纠结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的政治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抑制
大学的政治逻辑，强调的是大学的“工具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大学制度的制定就理所当然地主动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工具化和大学制度的国家政策化就是这一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大学学术逻辑时常受到政治逻辑的威胁，学术逻辑常常因此受到抑制。政治逻辑强调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在大学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是国家公共政策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实现全盘战略的一种手段与策略，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公共政策具有同质性。若按照此逻辑，那么国家与大学之间就是典型的主从关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大学制度必须紧密围绕着国家意志和权力核心进行构建。在我国的当前大学制度中，深深地镶嵌着强烈的政治逻辑，浓烈的权力和政治色彩业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当下，学术界有关高校“去行政化”“去级别化”的讨论就是例证。狄尔泰认为，从时间维度考量，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既是对过往的反省又是对未来的能动，并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过程，也即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早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清末的兴新学、御侮救国、振兴民族等理念，无不彰显教育治国安邦的终极愿望和政治责任。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大学管理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国家办大学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改变，大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状态未发生改变，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務的目标未发生改变，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近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章程的统一修订也是一个例证。然而，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治却显得较薄弱，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里，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很难与行政权力形成制衡。综上所述，“政教合一”这一传统理念对我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政治逻辑在大学自治、学术自主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新时期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二）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经济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由此派生出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有限政府等。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国家是保障个体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机构。体现在教育方面，经济逻辑的本意是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特性，追求以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通过保证自由交易的选择（即“择校”）来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率。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大学目前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一本意相去较远，异化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内部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方面纷纷引入目标管理体系，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术成果的硬性指标，并将此作为评价管理者和教师教学、科研效益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把薪酬激励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而对各项学术成果的创新度、实践性及其推广等却无人问津，只追求数量的累积，这种“泛绩效化”倾向，会动摇广大教师追求真理、真知的意志和毅力，教师队伍会普遍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在设定职称评审条件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教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相应的职称评审的资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低水平的学术成果，频频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在院士资格的评审中，也不时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大学学术评价的外部化制约，加上内部学术评价的利益化倾向，使得大学的学术逻辑被重重挤压，看似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背后，缺少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痴迷和执着，这无不令人担忧。同样，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一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与缺陷，将会直接影响大学制度本身的定位与架构。其主要表现是办学理念的庸俗化和制度安排的短期化，对人才的培养出现“车间化批量生产”的现象，一味设置热门专业，超高生师比和超大班授课现象的出现，都使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难以保证。
（三）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博弈的常态化
大学的学术逻辑强调大学要始终保持学术自由，以此保持大学的边界，因此，面对日益强盛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挤压和侵蚀，学术逻辑不得不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进行不断的博弈和抗争。当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日益处于强势或主导地位时，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抵触、排斥就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大学的一种本质反应，这种反应也常常因为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的退让变得激烈，学术逻辑展示出无比强大的权力，甚至会达到盲目自由、目空一切的程度。在历史上出现的学术表达超越社会现实、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就是学术逻辑过于强化的表现，从而导致大学处于故步自封、步履维艰的境地。然而，当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影响日益加深时，大学又往往会失去其原有的本色和追求，学术逻辑极有可能让位于政治逻辑而成为附庸，迎合市场逻辑而被异化，从而偏离求真的轨道，成为迎合物本逻辑的反学术逻辑。在我国，大学的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屈服和依附出现在“十年动乱”时期，大学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生产劳动成了大学的主导课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国的大学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追踪和利用市场发展自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对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和侵蚀，大学的功利化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学的学术逻辑受到了空前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学术逻辑在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对大学的影响是消极的，承受质疑和责难成为大学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学术自律、学术规范成为大学自救的不二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三种逻辑的博弈还会持续，任何一所大学的三种逻辑的稳定和平静状态都是暂时的。
三、三元动态制衡——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
如上所述，博弈的状态是大学的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表现出的常态，但是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处理好“三元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让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各司其职，使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各得其所。当前，让学术逻辑回归应是我们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首要任务。当然，学术逻辑的回归不等于抛弃内外部环境而恣意放大它的权力，而应是理性回归，保持“三元逻辑”在相互制约中的动态均衡，并将其体现和落实到现代大学制度中。
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是为调整和固化权力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反映了不同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制度创新的動力是由制度的非均衡引起的，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所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要找出现代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特质，一方面要从现代大学的权力和利益的结构状况人手，另一方面要对大学制度的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博弈，从本质上讲，它所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行政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制约状态，以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学组织会在发展的某个阶段，要么突出单一逻辑在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即在该逻辑的支配下，过分强调某一权力和利益要素，“一元逻辑”成为大学的哲学基础；要么是对“三元逻辑”进行简单的“混合”。各自独立的逻辑在同一制度体系中的简单“混合”，其实质仍旧是“一元逻辑”的简单相加，各自孤立，且各自通过无序膨胀来挤压其他逻辑。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消除上述弊端，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建构相互牵制、保持动态平衡的“制衡”关系。
（一）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一元逻辑”的主导，向“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状态转变
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如果只重视、突出某一逻辑，并由该逻辑支配大学组织中的权力和利益要素，那么其他两个逻辑就会被弱化或忽视，这样就必然会回到传统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的老路上去，从而导致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权力和利益的结构体系处于失稳状态，进而衍生出更多的制度危机。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政治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这不仅会制约高校潜能的发挥，甚至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影响政府教育目标的实现。因为，如果大学外部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在大学制度中成为主导，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大学内部事务，这不仅难以产生对大学的有效激励，难以激发大学的潜能，而且还会造成“千校一面”的状况，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形成恶意竞争，甚至出现大量浪费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以政治为纲”，大学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办学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极端现象，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市场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就会使大学失德、失道。市场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新的大学制度过度强调和突出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必然会强化“唯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短视化、教育教学行为的短期化现象势必盛行。因此，市场逻辑一元主导，必将造成大学制度体系的失衡，大学组织应有的稳定性就会丧失，甚至滑向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才成长规律的深渊。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学术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挡。首先，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不能脱离政府和社会孤立地存在，必然有各种能量要素的交换。其次，大学自身的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均要求其重视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否则，大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如果学术逻辑被无限放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被过度挤压，必将导致学术权力失控，学术利益过度聚集，最终危及大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均衡，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在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家对“一元逻辑”主导的危害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便开始寻求“三元逻辑”共存的协调方法。
（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的原则
要有效避免现代大学制度的某种权力和利益的过度集中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膨胀，或过度分散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分裂，就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和学术“三元逻辑”间的相互牵制，在互相牵制中谋求几种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且必须是趋向系统稳定的。解决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三者问的矛盾和冲突，是实现“三元逻辑”制衡的关键，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回避的方面。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大学制度中，“三元逻辑”虽处于同一制度体系内，但却各自独立，边界分明，一旦某一逻辑处于强势地位，便演变成由“一元逻辑”主导的局面。总之，“三元逻辑”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相互制衡的实际效果。大学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大学制度功能和结构的整体优化，适应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相互制衡已成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三元逻辑”既结构紧密又动态制衡的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三元逻辑”制衡机制的核心或关键点是“权力”和“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形成大学的相关主体，如，就是要形成政府、大学及其教职员工、市场、社会团体、学生及其家长等多元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既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也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的相互制衡。在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制衡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时，既要充分考虑多元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又要对大学组织自身的使命给予充分关照；既要对过去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冷静分析，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把握、谋划未来的发展，通过对其他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和利益给予充分关注、培育和体现，来平衡和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为“三元逻辑”制衡留下自适应空间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由于参与者个体在信息、能力和理性认知上存在着差异，因此，他们对新制度的反映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化的反映，就会影响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增加制度弹性，即增加制度制定的参與者对制度创新的适应性，就可以实现效益的持久增长。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原则，但由于大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大学的大学逻辑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要给予“三元逻辑”充分的自我调节的空间，使之具有相应的弹性。这就是说，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不仅要遵循“三元逻辑”，确保“三元逻辑”互相制衡，还要充分尊重不同大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所大学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为大学独立处理权力关系和构建利益结构，留下足够的空间，使大学的“三元逻辑”保持动态平衡，使大学制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具有较大弹性的自适应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要阐述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理论，简称“三元动态制衡”。
2012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90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含独立学院303所），成人高等学校348所；在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145所，高职（专科）院校1297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的单位811个，其中，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534所。从管理权限看，有国家直管、省管、市管之分；从办学特色看，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门学院；从办学定位看，有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之分；从办学历史看，有百年老校，也有新办学校；从投资主体看，有国家公办、省公办、地市公办大学，还有民办和合作办大学等。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情况，一方面，如果要求所有高校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时，完全按照相同权重的“三元逻辑”关系进行设计，未必符合中国当代大学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同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其内外部条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要求大学对“三元逻辑”的权重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依据上述“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理论，给每所大学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遵循上保留自主调节的空间，使之有能力根据自身情况构建自适应制度体系，以达到权力关系和利益结构的动态平衡，这应当是每所大学最根本的选择。
（责任编辑 焦薇缜）
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消费信贷;消费结构;消费升级
随着武汉等10个城市获批全国第二批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城市，消费金融公司作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补充，其汽车、个人耐用消费品、房屋装修、旅游和子女教育等多样化的消费贷款产品正在普及推开。消费金融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当期和远期的财富水平直接或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量和消费结构，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消费结构上，尽管我国居民正经历着由生存型和温饱型向小康型等更高级别消费结构的发展，但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主要部分，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其保健、文娱、教育等服务性消费项目亟待开发。由此，如何通过消费金融工具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引导居民消费热点，进而促进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升级是我国转型时期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的逻辑关联
本文侧重从广义上理解消费金融，借鉴Tufano(2009)的观点，并选择以家庭为视角，认为消费金融即家庭作为消费主体为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满足消费性支出而做出的有关金融活动，包括四个维度即家庭储蓄、投资、保险、消费信贷等借贷安排。本文选择从家庭金融资产项和家庭金融负债项两个角度切入探究家庭储蓄、投资、保险、消费信贷如何促进消费升级。
1.储蓄型资产的资产效应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储蓄来平滑消费，而且通过持有其他储蓄型资产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储蓄型金融资产的资产效应，即家庭会将这类资产平滑到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消费，避免在预料未来的需求攀升时发生失衡，从而提高未来的消费质量，实现跨期优化，这种资产效应可能会使得现期用于消费的支出减少，但由于能够保障远期的消费需求，未来的消费支出将提高，因此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本文将这种效应仍然归结于正相关关系。
2.投资型资产的财富效应
Merton(1961)考虑跨期的投资行为对整个生命周期消费的影响进而得出了跨期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认为毕生的财富水平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及金融财富才能决定消费者毕生的消费效用。跨期消费选择模型表明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而且也取决于家庭的投资回报，其中股票是重要组成部分，当股票投资取得回报实现财富水平的提高时，消费支出水平也随之提高。这种财富水平越高，居民的消费欲望越强、边际消费倾向上升的现象称之为“财富效应”。财富效应通过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增加消费支出，当边际消费倾向提高到某一水平时，消费者更加倾向于收入弹性高的商品如享受型产品或奢侈品而减少收入弹性低的商品如生活必需品。
3.保险的信心效应
相比发达国家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的医疗、教育体系，我国居民面临着更多的未来不确定性，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医疗支出风险、养老支出风险、教育支出风险等，因而我国居民购买保险对于消费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资产替代效应”渠道，即通过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可以使消费者以支付较少金额的方式转移风险，减少其面对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强当期和未来的消费信心，从而人们减少足额的预防性储蓄，提高现期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
4.消费信贷的跨期消费效应
根据流动性约束理论，在存在流动性约束下的情况下，个人倾向于储蓄以防止未来收入水平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冲击，换言之，在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时，该国的储蓄率应当处于较高的水平。从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的对比来看，我国一直存在高储蓄的异象，正是作为一种提前消费工具，能够缓解消费者现期的流动性约束，降低消费者为大额消费品进行储蓄的动机，从而减少消费者通过自我积累的方式进行储蓄进而增加消费。当消费者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满足了其大额消费品的刚性支出需求后，当期消费更高水平的消费项目就成为了可能，加速了消费者向更高层次的消费结构转移。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1.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的实证数据来自2014年西南财经大学在全国25个省对8000多户家庭以调查问卷形式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活动(CHFS)。剔除了某些异常值和数据不全的家庭最后得到有效样本规模为3798户家庭。解释变量储蓄(DEP)是指家庭的定期存款账户余额、保险(INS)是指家庭累积购买的商业性保险、股票(STO)用家庭购买的股票市值表示、消费贷款(DEBT)用家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信用卡欠账额度和其他类消费性贷款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Y)、户主受教育程度(EDU)、家庭规模(SIZE)、户主年龄(AGE)、家庭户口类型(Dum_rural)。通过逻辑关联的梳理，本文参考张大永(2012)的模型设定方法，假定家庭金融资产、消费贷款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升级率存在如下线性关系。
被解释变量消费结构升级率(DR)参考韩立岩(2011)的发展系数，用家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100%来表示，构建模型(I)：
(I)
被解释变量发展型消费支出量(DC)用家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表示，构建模型(II)：
(II)
通过以上的逻辑梳理，本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保险、储蓄、股票、消费信贷与消费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
2.实证检验
由于Wald检验结果显示仍然存在较大的异方差，本文采用WLS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
(III)
(IV)
从回归结果方程可以看出，除了消费贷款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家庭的金融资产储蓄(DEP)、保险(INS)、股票(STO)对消费结构升级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当家庭储蓄资产增加1%时，能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0.0836%，家庭储蓄账户余额的资产效应在当期实现促进了消费结构的改善;当家庭购买的保险资产增加1%时，家庭消费结构改善0.184%，说明保险的信心效应得到了发挥;当股票资产每增加1%，消费结构升级0.299%，股票资产给家庭带来了财富效应提高了家庭的财富水平进而对消费结构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而家庭消费信贷能够促进发展型消费的支出，但尚不足以达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效果(原因见结论部分)。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家庭储蓄资产、保险资产和股票资产与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升级呈正相关。家庭储蓄资产累积通过资产效应对消费升级有促进作用;保险资产通过提升信心效应有助于消费升级;股票资产提升了家庭的财富水平，可以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升级。
2.家庭消费信贷能够促进发展型消费的支出，但尚不足以达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效果。消费信贷通过跨期优化效应能够解决居民当期的大额支出，为其他消费项目腾出支出空间，并能引导消费热点，激发消费潜力，加快居民消费升级的速度。然而，目前我国消费信贷相比发达国家相对滞后，对居民向发展型消费发展的引导能力较弱，加之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居民的收入预期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借助消费贷款进行消费需要偿还较高的目标储蓄额，居民增收措施的补偿效应难以发挥，不确定性因素压制了居民超前消费的意愿，由此消费信贷对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有限，尚不足以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具体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居民的股息与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发挥风险资产的财富效应。稳定资本市场以提升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价值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促进消费升级。
第二，提高保险密度和社会保障水平，降低不确定性因素，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需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的基础设施环境，通过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之间消费信息的传播和学习，促进耐用消费品“示范效应”的发挥，实现消费模式的顺利传递。
第三，加快发展消费信贷市场，完善相关配套法律保障和个人征信系统。不断引入新的消费金融机构，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规模。此外，发展互联网的消费金融产品在小额支付、便捷体验方面的优势，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共享技术更好地管理风险和控制成本，从而与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形成产品、功能上的互补。另外，借鉴美国和日本的个人征信体系，应推动建设民营性质的个人征信体系，从而规范消费者、企业与金融机构在消费信用或金融交易中的责任和权利。
参考文献：
[1]Tufano，P.， Consumer Finance，Economic Literature，2009(1)，227-247.
[2]韩立岩、杜春越：《城镇家庭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3]严先溥：《消费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消费经济》2004年第4期.
[4]田青：《资产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5]王江、廖理、张金宝：《消费金融研究综述》，《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