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新型城市化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永州城市化有着自身的特点，在推进新型城市化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应该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城市 城市化 新型城市化 工业化
Vinhchau new urbanization path question research
Li Yuejun
城市是国民经济的精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标志，推进现代化应当首先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又叫城镇化、都市化，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经济占主体、农村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向市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非农业经济（工业和服务业）占主体、城市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的内涵包括数量过程和质量过程两个方面：数量过程是指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等；质量过程是指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文化发展、城市生产生活方式进步、城市建设的风格与艺术，以及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等，这是城市化的本质。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一般都有要经历这两个过程，即从数量过程上升到质量过程，最综合利用实现城市文明。
1.永州市城市化的现状与特点
1995年，原零陵地区撤地建立永州市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城市效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牵引作用，成效显著。人口和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城市化程度测评指标都有显著提高。
1.1 城市聚集效应较明显。
1.1.1 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根据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永州市城镇人口为121.6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21.48％，到2007年城镇人口为198.41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4.20％；2001年市辖区城镇人口为41.51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8.59%，2007年市辖区城镇人口为53.6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9.50%。自撤地建市以来，永州市委市政府为城市化建设从规划管理体制、土地政策、投融资政策、户籍政策等方面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措施，有效地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全市城市化率以年均提高2.12个百分点的速率持续推进，市辖区以年均提高1.82个百分点的速率持续推进。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将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在0~25%为城市化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发展速度缓慢，经历时间长，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较低，相应的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城市化率在25%~75%为城市化中期分阶段，又称加速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国民经济和社会资本迅速增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数量增多，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化率在75%以上为城市化后期阶段，又称成熟阶段。在这个分阶段，城市化速度开始放慢，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被城市吸收，城市发展主要依靠其自身的增长，区域中的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根据这一理论，从数字上来看，永州市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
1.1.2 城镇的聚集与辐射功能显著增强。一是人口聚集能力大幅提高。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为城镇新增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2007年，永州市下辖的零陵区、冷水滩区总人口为108.3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53.65万人，比2001年增长29.25%。二是产业的空间集聚功能增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功能设施的逐步完善，推动了经济的向心增长和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社会发展集约效益。2007年零陵区、冷水滩区以占全市14.2％的土地面积和18.7%的人口，创造了29.2%的地区生产总值和34.2％的工业生产总值。三是要素的空间辐射功能提升较快。城镇化发展使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区，充分发挥了离心增长和空间扩张的作用，既带动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增强了城市群体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了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能力。同时,旅游业也取得迅速发展，吸引了较多的海外游客来我市旅游观光。2007年海外入境旅游人数达3.1万人，比2001年增长3.4倍，旅游外汇收入达248万美元，比2001年增长3.9倍。2007年永州县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9％，近几年，其比重以年均0.8个百分点在提高。
1.1.3 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城市运行与发展的空间物质载体，是促进城市各项功能良好发挥的重要保证，又是城市产生聚集效益的基础。2007年全市共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7亿多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2.4%；市辖区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545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5.4平方米；市辖区园林绿地面积1373公顷，人均园林绿地面积41.9平方米；市辖区城市使用液化气人口42.7万人，气化率100％；市辖区自来水供水总量达到10287万吨/年，管道总长度283千米，用水人口达到46.2万人。近些年，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了公路等级和路网密度，铁路也加快路网结构及主要干线的延伸建设，民航新改建了零陵机场，使公路、铁路、民航运输能力均有大幅度提高。2007年公路、铁路、民航客运总量为7895.3万人，比2001年提高76.8％；货运总量为5864万吨，是2001年的3.1倍。现代通信发展迅速，2007年全市年末移动电话用户达91.9万户，是2001年的4.3倍；固定电话年末用户数为57.7万户，比2001年增长38.7％；国际互联网用户为9.9万户，是2001年的2.1倍。日臻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永州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2 小城镇建设成效显著。
近些年来，各县区认真按照“小城镇，大战略”的指导思想，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把小城镇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形成了一批以工业、农产品加工、商贸、旅游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型小城镇，“一镇一业、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已初具规模，小城镇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各地广开渠道，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加快对道路、给排水、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截止2007年末，全市75%以上的小城镇具備了硬化路面，建成标志性大街，相关配套设施基本到位。
经过不懈努力，小城镇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空间。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辐射带动功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快
速提升城市化的新亮点。
2.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及永州新型城市化的方式初探
2.1 新型城市化是传统城市化的升华。
2.1.1 传统城市化道路的内涵及弊端。
传统城市化道路，又称传统城市化，是指片面追求城市化的数量过程，片面强调扩大城市规模，扩张城市面积，增加城市人口等，甚至把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考核城市化进程的唯一指标，忽视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在许多方面没有把握好城市化的本质。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城市化道路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一是容易把人们引城市化理念的误区，单纯用城市化率衡量城市化水平，导致人们把城市化片面地理解为城市人口增长化、城市规模扩大化和城市数量增加化等，放松了对城市本质的追求；二是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有不少城市，修宽马路、建大广场、搞开发区，占用了大量耕地。据资料，全国有6000多个开发区，其中约有50%的开发区“开而不发”，严重浪费土地资源；三是降低了城市人口素质。由于片面追求城市人口增长，大量地吸收农民进城，而这些进城的农民并没有被城市文化所同化，由农民转化的“市民”素质比较低；四是引发不少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谐。为扩张城市面积，滥征滥占农民耕地，对失地农民又没有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安置，导致失地农民冲击城市政府事件和上访事件不断发生，造成社会不安。
2.1.2 新型城市化的内涵。
新型城市化是根据国内、外各种不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特别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提出来的。所谓新型城市化，是相对传统城市化道路而言的，它主张合理地增加城市人口，科学地扩大城市规模，不赞成片面地追求城市化的数量方面，更加注重城市化的质量，突出强调把握城市化的本质。具体说，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2.1 要有新型工业化为基础。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种互动关系，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资本和人才等要素，推进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基础。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发展空间和优良的社会环境，促进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强调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由此可见，新型工业化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途径，它构成新型城市化的基础内容。可以说，没有新型工业化就没有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如同“火车头”，牵引新型城市化前进。
2.1.2.2 要有优化的产业结构作支撑。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是指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一座城市的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是由城市的产业功能决定的。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新型城市化的支柱，是城市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基础。没有产业的城市化，是“空心”的城市化。没有合理产业结构的城市化是没有活力的城市化。因此，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
2.1.2.3 要有良好的人居环境。创造优良的城市人居环境不仅是新型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是新型城市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优良的人居环境主要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的文化、教育、卫生设施，优美的人工环境和优良的自然环境等，它的外表特征具体表现为：“生态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花园城市”和“卫生城市”等等。
2.1.2.4 要有良好的市民素质。广大市民是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力量。在现代社会，具备优良素质的人，已成为生产力要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那么，具备优良素质的市民，是推动城市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要素，成为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在爱尔兰首都，由于市民富有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使其从一个一般性的工业城市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软件生产基地，是优良的市民素质把城市做强。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要高度重视教育和培训广大市民，提升市民素质。
2.1.2.5 要有和谐的社会环境。推进新型城市化所创建的城市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推进新型城市化，需要一个人际关系和谐、治安状况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一个社会的人群缺乏宽容精神，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充满矛盾或暴力。那么，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就没有心思去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不能推进新型城市化，反而还会阻碍新型城市化。可见，社会和谐不仅是新型城市化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保障。
2.2 永州新型城市化的基本方式。
永州市地处湖南西南部，位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相比较东部地區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小城镇发展比较有活力，中心城市、城市带发展很有规模，集中型与分散型城市化方式同时友好并存。永州市应以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为主，小城镇发展为辅，即集中力量实现零、冷两区联城，形成城市一体化，走非均衡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才是首要的选择。
3.永州市新型城市化中自身的特点
根据以上定义，永州市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其自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3.1 人口众多,乡村人口占绝对多数。永州是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多，基数高，增长快，就业总量大，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是永州的一个基本市情。2007年人口统计年报显示，全市年末总人口580.16万人，乡村人口381.75万，占总数的65.8%。
3.2 劳动力素质差,生产率低。调查资料显示，永州市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整体综合素质偏低，全市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工人中现有高、中级工约10000余人，不到职工总数的10%，高、中、初级工的比例与国家要求的合理结构相差甚远。2007年，全省城市每万人拥有高、中等学校学生数为272.21人，比我市多121.57人，落后全省44.66%；全省城市每万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为226.70人，比我市多42.90人，落后全省18.92%；全省人均GDP为14405元，比我市高4518元，落后全省31.36%。
3.3 耕地面积少,待转移农村劳动力多。我市现有耕地面积492.3万亩，年出栏生猪约760万头，据调查，我市现在每个农村劳动力可耕种10亩土地、年出栏生猪80头（规模养殖），由此推算，全市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不超过70万人，而现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达174.2万人，还有一百多万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
3.4 人均能源少，能源紧缺。2007年湖南省人均用电量（含工农业、居民生活用电等）为1257.9度，永州市人均为774.7度，我市比全省落后38.4%；全省城市人均用液化石油气56.6公斤，永州市城市人均为38.9公斤，我市比全省落后31.3%。资料显示，2005年永州市万元GDP能耗为1.39吨标煤，比全国平均水平1.22吨标煤高13.9%，仅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7%。工业在三次产业中属高能耗行业，2005年永州市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省14个市州中居倒数第2位，仅高于旅游大市张家界；而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反向指标）居全省第5位；万元GDP能耗（反向指标）居全省第8位，高于长沙、邵阳、怀化、益阳。可见，我市工业边际效益偏低，能源消耗过大。
在炎夏或者寒冬之际，我市为保居民生活用电，经常需要对工业企业拉闸限电。
3.5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2007年永州市发展最好的冷水滩区人均GDP为16488元，最低的宁远县人均GDP却是5991元，差距达2.75倍。一个市内的发展差距竟然如此悬殊，需引起所在地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3.6 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永州市的自然环境总的来讲还不错，山川秀美、空气清新、湖水洁净及天空湛蓝。但是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旱涝灾害频发，对持续性极端天气的抵抗力不强。此外，我市生活污染也比较严重，在2006年全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情况考核中，我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仅20.54%，远远低于全省42.7%的标准，并且由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尚未正式投入运行，我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中心城区生活污水直排湘江，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严重损坏了市容市貌，成为破坏环境的主要污染源。
3.7 政府作用力强，投资结构相对单一。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我市也不例外，即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过多的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投资。对事关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都是等待政府财政部门的投入才进行建设，这就造成了投资结构单一。特别是像我市财政收入较低，一旦遇到国家宏观政策调整，银根紧缩时，政府财政就会很吃力。如何进一步促进投资结构多元化，这是一道摆在市委市政府领导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4.永州市新型城市化的差距及原由
4.1 城市化率低。与全国和湖南省城市化平均水平比较，永州市差距很大，城市化水平较低。2007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4.94%，湖南省为40.45%，永州与之比较，分别低了10.74、6.25个百分点。说明我市尚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
4.2 区域城市化发展很不平衡。永州市各县区城市化发展呈明显的不平衡性。2007年，南部六县城市化率普遍低于30%。城市化率最高的冷水滩区已达59.96%，最低的双牌县为23.56%，相隔2.5倍多，差距非常悬殊。
4.3 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在过去的几年中，永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交通、供水和信息化等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湖南城市的平均水平比较，差距明显，以三个基本指标来简单说明。2007年全省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为8.4平方米，比我市多了3.0平方米，我市落后35.2%；全省城市人均供水综合生产能力年均为317.5立方米，比我市多了155.5立方米，我市落后49.0%；全省城市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为2984.2户，比我市多了1191.7户，我市落后39.9%。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更远了。
4.4 中心城市规模小。中心城市是我市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它的强大与否，对周边各城镇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2007年中心城市的人口约为53.65万人，只占全市总人口的9.2%，城市规模偏小，带动效应与辐射动能不强。对于一个加速发展的地区来说，拥有一个强大实力的中心城市是非常重要的。
4.5 城市就业质量不高，失地农民就业率低。一是职业不稳定，普遍干不了多久就换地方。二是工资待遇低，据对中心城区酒店的调查，一般服务员的工资待遇只有600元左右。三是合同签订率低，一般企业的雇员多数是临时性合同或者就干脆不签订合同，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很好的尊重。据调查，我市农民转户后的就业率不足35%，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5.永州市新型城市化建设发展的建议
湖南省委省政府最近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以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建立户口一元化管理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目的非常明确：确立“3＋5”城市群发展战略，围绕“长株潭特大城市”核心城市圈，带动岳阳、常德、娄底、益阳、常德5个城市，构筑全省新型城市化密集区，打造湖南省经济最发达、城市最具活力的地区。到2010年，全省城市化率要达到45%；2015年要超过50%，其中长株潭达到70%以上，培育出一批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城市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很明显，永州并不在“3+5”的城市群发展战略中，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等到“3+5”的城市达到目标后才行动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我们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按照《意见》中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甩开步子，走具有永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紧跟“3+5”城市中“5”的那部分发展步伐，到2010年，争取全市城市化率达到45%；2015年超过50%，城市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入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行列。
5.1 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全局的指导思想，它一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永州新型城市化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指导地位，就是要在城市化的全过程包括数量过程和质量过程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始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建设、发展城市的核心指导思想，并且把它贯彻落实现新型城市化的各个方面。
5.2 立足点：思想观念要创新，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基本建设思路。
新型城市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对此，首先要解决思想观念创新问题。
5.2.1 建设理念要革新。要树立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的理念，把宜人、宜居、宜业作为根本取向，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贯穿于新型城市化进程，有效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滞后的问题；要树立节约集约、统筹协调的理念，强化成本效益分析，力求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佳的建设成效，把城市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科学谋划决策，协调推进新型城市化。
5.2.2 建设思路要革新。要变传统的自内而外为内外并举的推进模式，高起点推进新型城市化。坚持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统一、城市建设规划与生态规划相融合，突出规划、生态优先，坚决杜绝人为因素随意变更规划，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努力做到先保护后开发、先配套后施工、先绿化后建设。
5.2.3 建设方式要革新。推进新型城市化，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借鉴外地一些好的做法，要注重整体策划，成片推进，由政府统一进行规划设计，提出具体的建设要求，先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成片招商招标；要注重基础建设功能配套，充分考慮城市规模的发展预期，坚决杜绝昨天建好今天挖、明天补的现象；要注重精细管理，提升品味，提高建设质量和文化内涵，努力打造经得起历史验证的精美工程。
5.3 破发点：建立户口一元化管理制度。
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我省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最大障碍。因此，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总的目标：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任何一个公民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和居住条件，就可以在当地落户。通过建立个人信用系统，使户口管理向人口管理过渡，人口管理手段向证件化过渡。按照《意见》中提出的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在全省范围内建立户口一元化管理制度的要求，根据永州实际情况，应对在同一城市有固定住所、稳定就业和连续居住的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自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并迁入城镇定居的农民，可安排落户。
具体而言，就是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歧视性政策（包括就业准入、工资待遇、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劳动培训等），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使进城务工人员在共同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能平等享受社会福利；要将长期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纳入城市住房建设发展规划，建立起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供应体系。
5.4 着力点：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以信息化、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市化建设。
5.4.1 积极发展新型工业。所谓新型工业，就是指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其间，IT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关键。永州的工业底子薄，内功不足，除了一台车、一支烟、一张纸外，拿不出别的响当当的东西跟别人进行比较。然而，面对省委省政府“敞开南大门、对接粤港澳”战略部署及商务部授予永州“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应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产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同时推广IT信息技术在这些产业的应用以推进新型工业化，把永州的内功提上来，只有内功扎实了，才能够谈得上新型城市化的建设。
5.4.2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培育第三产业。永州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制约了其发展，2007年，永州市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的比例分别为54.2%、16.1%、29.7%，第一产业从业比重比全省高出9.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全省分别低了5.9、3.4个百分点，比全国分别低了10.7、2.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很不合理。因此，在壮大发展第二产业的时候，积极培育第三产业，提高二、三产业的比重，把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为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4.3 运用信息化，促进新型城市化。以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为基础的信息化革命带来了一次新的城市化革命。用信息化推动城市化，归根到底就是大力推进城市信息化，即在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总体思路下，在全社会各个领域中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整合和利用信息资源，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有迹象表明信息化代表了城市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许多发达城市正在打造各自的数字化城市。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运用信息化来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争取跨越一些中间发展阶段，进而实现城区信息化和产业信息化。永州市应尽可能跨越传统发展阶段，直接应用信息科技新手段，重塑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打造数字化永州。
5.5 关键举措：以市场化机制引导新型城市化建设。
按照市场化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允许各类投资进入国家许可的范围与领域，解决城市建设投资结构单一及建设资金瓶颈问题；要注重资本运作，坚持用经营的理念搞建设，用市场手段吸纳建设资本，用集约开发的方式提升建设效益，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开发的成功经验；运用市场机制管理城市，本着“风险共存，利益共享”的原则，合理分配各方权益与义务，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化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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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关键词：人口结构;抚养比;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2
收稿日期：2014-08-20; 修订日期：2015-01-21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江苏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及其对策研究”（2010ZDAXM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江苏苏南、苏中、苏北的调查与比较”（13YJA840008）。
作者简介：王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黄健元，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WANG Huan，HUANG Jianyua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一、引言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投资需求拉动和生产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支撑下，我国经历了一段令世界惊叹的经济持续高增长期。然而，随着经济模式逐渐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储蓄持续偏高、消费持续低迷带来的问题逐渐显露，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现阶段，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年均7%以上的较高水平，高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特有的“高储蓄-低消费”局面<sup>[1]</sup>。
对于消费不足的原因，学界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复杂的：从利率水平、物价水平、消费行为习惯、收入支出不确定性，到历史及文化传统、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都可能是消费率变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结构转变进程的加速，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纳入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Brumberg）提出生命周期假说，为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sup>[2]</sup>。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一生的财富是封闭的，消费者只在其生命周期内享用所有财产，财产不会发生代际转移，且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消费水平与其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消费者将自己一生的预期收入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sup>[3]</sup>。一般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在满足自身消费之外，一部分用于抚养下一代，另一部分用于储蓄以供退休后使用。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于正储蓄，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对应于负储蓄。当一个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时，经济体总储蓄率上升;当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时，经济体总储蓄率下降<sup>[4]</sup>，即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消费率和储蓄率发生相应改变。
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得到与生命周期假说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结论一，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正向影响。汪伟通过对中国1989-2006年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认为抚养比下降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伴随着抚养比的下降，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会不断强化，反之则弱化<sup>[5]</sup>。谭江蓉、杨云彦基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省域截面数据研究，认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一致，但对生命周期假说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sup>[6]</sup>。结论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负向影响。莫迪利安尼等人使用中国1953-2000年有关储蓄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储蓄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及负担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认为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少儿抚养系数的变化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sup>[7]</sup>。李春琦、张杰平则根据1978-2007年我国宏观年度数据研究指出，少年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研究结论不支持生命周期假说<sup>[8]</sup>。万克德等人通过对山东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将会引起城镇居民储蓄率降低，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也会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sup>[9]</sup>。毛中根等人利用1996-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sup>[10]</sup>。结论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无明显影响。科里（Kraay）基于1978-1989年中国分省居民储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的研究认为，在统计意义上，样本期间抚养系数对储蓄并不存在显著影响<sup>[11]</sup>。李文星等人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指出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sup>[12]</sup>。结论四，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具有阶段性变动影响。于潇、孙猛研究发现，在人口老龄化起步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快速提高的同时会伴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当少儿消费系数低于老年消费系数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为正向，当人口老龄化进入中期阶段时，会对消费产生负向抑制，当人口老龄化为晚期时，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sup>[13]</sup>。综合来看，上述研究大多支持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相关关系的观点，但是由于研究方法、模型建构和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仍然尚无定论。
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不断加速。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2012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2714万人，比2000年净增加3893万人，老年人口占比达到9.4%，超过人口老龄化国际标准2.4个百分点;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人口减少到22287万人，比十年前净减少6725万人，少年儿童人口占比降低6.4个百分点至16.5%;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差异则持续扩大，截至2012年底，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出城镇地区将近4个百分点。在这样剧烈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中，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必会受到一系列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是否会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如何？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基于1987-2011年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现有文献多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情况进行分别研究，而本文则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共性与异性;二是已有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缺乏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对消费影响的动态分析，本文将基于协整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三是本文将采用更新的数据，做到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变动
1.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计划生育外力遏制下，我国总和生育率不断降低，由高位水平下降至超低生育率范畴，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18。持续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转变。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仅为5.6%，少儿抚养比为41.5%，老年抚养比为8.3%，于2000年正式跨入老龄化队伍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入加速转变阶段。截至2011年底，少儿抚养比进一步减少到22.1%，比1990年减少近20个百分点，而老年抚养比则上升至12.3%，比1990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人口结构转变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高于城镇地区0.6个百分点，而到2011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4个百分点;在抚养比上，城、乡少儿抚养比分别由1990年的30.77%和45.75%下降到2011年的8.39%和26.57%，城、乡老年抚养比则分别由1990年的7.03%和8.87%上升到2011年的10.27%和14.62%。由此可见，在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的进程中，与城镇地区相比，我国农村地区正在经历更为剧烈的人口转变过程。
2.消费率持续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可知，2011年底，我国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7980.03元，是1990年的5.2倍，年均增长率为8.24%，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也从1990年的686.3元增加至2011年的2696.17元，翻了两番，年均递增6.08%。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渐降低，由1990年的48.85%下降到2011年的35.75%，降低了13.1个百分点。2011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为0.70和0.75，比1990年分别降低了0.15和0.90。尽管近年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约将2/3的收入用于消费性支出，但从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来看，消费不足仍然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模型构建
霍尔（Hall）在理性预期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个人消费的随机游走模型，认为个人当期消费主要是受到前期消费的影响，个人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sup>[14]</sup>。基于霍尔的个人消费模型，本文将居民消费率作为对个人消费的度量，构建居民消费率的随机游走模型：
conrt=conrt-1+ε（1）
其中，conrt为当期消费率，conrt-1为前期消费率，ε为随机扰动项。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本文将少儿抚养比（fyr）和老年抚养比（for）作为解释变量纳入霍尔随机游走模型之中，得到如下模型：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ε（2）
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其他一些对居民消费率有影响的因素。莫迪利安尼等人在其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扩展研究中发现，居民收入增长率会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影响，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sup>[7]</sup>。凯恩斯（Keynes）也认为消费与收入密切相关，并存在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边际递减的可能<sup>[15]</sup>。因此，本文将人均收入增长率（incgr）纳入模型以考察其对消费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引入通货膨胀率（ifr），以反映物价及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生活交集逐渐扩大，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会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故引入收入比（incr）反映这一生活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综上，得到基本模型如下：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α4incgrt+α5incrt+α6ifrt+ε（3）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意味着人口群体正在经历一个青壮年人口逐渐减少、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相应会引致人口群体消费行为的改变，从而使得整体人口群体在人口年龄结构不同转变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倾向。在分析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时候，为对比不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时期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变动方向，有必要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在式（3）中引入时间变量time与人口抚养比的交互变量，构成扩展模型1：
conrt=α0+α1conrt-1+α4incgrt+α5incrt+α6ifrt+α7time*fyrt+α8time
*fort+ε（4）
消费行为不仅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关，同时也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都认为消费与收入、收入增长率有密切关系。由此，收入很可能会将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进行强化，即在居民收入增长率越高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就越显著 <sup>[16]</sup>。本文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人口结构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交互项，以反映收入因素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从而构成扩展模型2：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α5incrt+α6ifrt+α9fyrt*incgrt+α10fort*incgrt+ε（5）
2.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来自1987-2011年中国城、乡时间序列数据。居民消费率（conr）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00%，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人均收入增长率（incgr）为经过价格平减后（以1986年为基期）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比（incr）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通货膨胀率（ifr）由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近似替代，城镇通货膨胀率和农村通货膨胀率分别由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得到。少儿抚养比（fyr）为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for）为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时间虚拟变量time，取值为0和1（2000年之前time=0，2000年及之后time=1）。城乡居民消费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城乡收入比、城乡通货膨胀率由198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由1988-201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四、 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平稳时间序列是对时序变量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的必要前提条件，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而言，传统OLS估计会导致伪回归，产生对结果的解释偏差。因此，对时序变量进行计量建模分析前，应对各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消费率及相关解释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收入比和通货膨胀率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上述各变量的一次差分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限于篇幅，检验结果略。
2.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城乡居民消费率及各解释变量均为I（1）过程，为同阶差分平稳时间序列，符合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揭示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一步地，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只要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就可以建立动态回归模型，这时模型残差为平稳时间序列从而不会导致因虚假回归引致的结果解释谬误<sup>[17]</sup>。通常情况下，用于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有恩格尔-格兰杰（EG）两步法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约翰逊（Johansen）极大似然法，前者主要用于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而后者则可以用于多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基于赤池信息准则（AIC）及施瓦兹准则（SC），确定滞后阶数为1，分别得到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收入比和通货膨胀率各变量之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详见表1。
3.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OLS法，采用1987-2011年数据对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从测算结果（初始模型）可以看出，虽然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变量不能通过统计检验的情况。说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要对部分变量进行适当剔除，否则会导致回归系数估计失真，影响对模型结果的解释。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剔除初始模型中的变量，得到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均有较大提升;模型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各残差均为平稳时间序列I（0）过程（限于篇幅，具体检验过程略）。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建模，最重要的是保证残差序列非自相关性[18-19]，鉴于本文模型中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conrt-1作为解释变量，违背了杜宾-瓦特森（D.W.）检验的原假设，这里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法对模型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进行检验。残差相关性的拉格朗日乘数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模型不存在3阶及以下残差序列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修正后模型的残差不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见表2及表3），这些均反映出修正后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重点关注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及其交互作用结果，具体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及表3。
表2及表3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
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少儿抚养比越低，消费率越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城乡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平均每个家庭拥有孩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少儿抚养比由
表2城镇居民消费率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conr）
80年代初期的54.6%下降到2012年的22.2%。在以质量替代数量的动机下，孩子数量的减少促使城乡居民加大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更加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然而，从绝对数量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下孩子数量大幅减少家庭的即期消费支出仍然会低于拥有较多孩子的非计划生育家庭的即期消费支出。此外，在孩子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养儿防老”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增加储蓄就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普遍的替代选择，这也是用于抵御老年风险的一种现实策略。由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可知，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一个单位，居民消费率将减少0.3961个单位，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1个单位，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3280个单位，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没有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显著差距。对于这个结果的一种合理解释是，相对于城镇居民，我国农村居民更怀有一种希望子女摆脱农村生活环境、真正成为城里人的心态。面对城乡生活水平上的显著差异，他们不得不在现有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基础上大量减少消费，增加家庭储蓄，以便在子女学习、工作、婚姻和住房等方面作出更多贡献。这使得农村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边际变化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老年人处于生命历程的负储蓄阶段，其消费来源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储蓄积累，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实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虽然在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老年人口增多可能会促使家庭成员对其的赡养支出增加，然而在我国社会保障不健全、谨慎消费习惯及赠遗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下，老年人也具有较强的储蓄动机。现阶段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仍处于起步阶段，可能是这两方面的效应相当，两者相互抵消后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不对总体消费率产生明显影响。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进一步加速，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在城乡消费率扩展模型1的修正结果中，时间变量与抚养比交互项time*for和time*fyr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不同，说明时间与抚养比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即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上，抚养比对消费率作用不同。对于城镇居民，time*for系数为负，time*fyr系数为正，说明与2000年之前我国尚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一时期的消费率水平相比，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则导致消费率增加;对于农村居民，time*for系数为正，time*fyr系数为负，说明进入21世纪之后，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时期作用与城镇居民相反。由此可见，与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前相比，现阶段人口结构转变在城、乡区域对消费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此外，由扩展模型1的修正结果可知，对于城、乡居民均存在time*for系数绝对值大于time*fyr，说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相对于少儿抚养比，我国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影响更大。
进一步地，修正扩展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均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费率具有偏效应，但具体作用变量不同。对于城镇居民，存在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具体为：conrfyr=0.4833-0.8901*incgr，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偏效应增加0.4744个百分点。且随着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提高，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呈现线性递减趋势，当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54.29%时，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达到拐点。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持续保持在8%左右，这意味着现阶段城镇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为0.4120，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存在向子女倾斜，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不显著可能与城镇老年人具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则存在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
具体为conrfor=1.7429+4.1930*incgr，即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偏效应增加1.7848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随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增加而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连年增长，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增长率由2000年的4.18%增加至2011年的11.42%。然而在现阶段尚不健全、水平较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家庭对老人赡养的责任不断加重，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决策，出现对老年人生活消费支出的家庭负担水平随老年人口数量上升而不断增加的现象，这与农村老年抚养比对消费偏效应的线性增长模式是一致的。由上述偏效应分析可见，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收入增长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强化与凸显。
此外，基本模型中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一期滞后（conrt-1）系数均为正，且能够分别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习惯较为稳定，虽然消费水平能够随收入水平增加而上升，但整体消费决策仍然比较谨慎。收入比（incr）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消费率增长，这一点可能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示范效应有关。城乡通货膨胀率（ifr）与居民消费率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目前通货膨胀率并不是消费率变动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密切关系。本文利用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在单位根和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基于OLS模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居民消费率越低，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但现阶段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显示：与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之前相比，对于城镇居民而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导致消费率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下降;但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当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大于少儿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与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显示：城镇、农村居民人口年龄结构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费具有偏效应，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表明在家庭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分别存在向照料子女、赡养老人方面的倾斜。
第三，扩大内部消费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现阶段政府首先应该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向农村居民作出政策倾斜，减轻农村居民的家庭负担，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其次，应尽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缩小保障水平差距，降低城乡老年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最后，政府还应宣传、倡导积极的老年消费观念，对老年市场的发展给予正确引导，大力扶持老龄产业发展。
本文在同一框架下对我国现阶段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但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消费之间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城、乡居民消费情况会如何变化，又会有哪些新的差异，这是需要长期动态研究的内容。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现阶段国际通用定义下人口抚养比等人口结构指标的适用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此外，本文主要讨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影响消费变动的因素具有高度复杂性（比如人口因素方面可能还与人口性别结构、空间结构等具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会受到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与现代化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分配制度、政府支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均决定了将消费问题放入一个更丰富的研究框架中进行讨论的可能性，相关内容尚待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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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乐]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提出构建大学生发展指数来评价大学生的发展状况，这对当前客观评价大学生的学习成效以及高校之于大学生成长的作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剖析大学生发展、指数等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生发展指数的概念；并从内容维度和比较维度构建了大学生发展指数的基本架构；以及从单项指数的指标分解技术、指标得分合成技术、综合发展指数的合成技术、大学生发展指数的检验与评估技术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发展指数的关键技术，为下一步开展大学生发展指数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大学生发展；指数；基本架构；关键技术；CCSS调查
当前高等教育改革逐步向纵深推进，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也逐步从评价教学工作（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到评价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逐步进入到微观层次的评价大学生学习成果（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达成度评价），逐渐触及教学质量的本质——大学生的发展。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提出要“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这使得教育质量评价的标准需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依据，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生发展得怎么样则成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尺。
然而大学生发展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如何评价大学生的发展状况？用哪些指标来表征大学生的发展？这些指标又如何测量？是否可以构建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全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澳大利亚儿童早期发展指数（AEDI，全称Australian Early Development Index）、经济领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称Consumer Price Index）等等指数形式的大学生发展指数来综合评价大学生的发展状况？使得评价变得简单明了，实现横向可比（benchmark）纵向可追踪。本文则尝试基于“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全称Chinese College Student Survey）”来构建大学生发展指数，并详细阐释大学生发展指数的概念、基本架构以及大学生发展指数构建中的关键技术。
一、大学生发展指数概念
（一）大学生发展
1.大学生发展的内容
大学生发展是人的发展概念在高等教育语境下的表达和延伸。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关于大学生发展的释义不同。美国心理学家桑福德（Sanford）的体验说认为，大学生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成长过程，学生在此过程中融入群体，获得各种经验和体验。[1]前苏联教育学家赞可夫和凯洛夫分别提出了“一般发展”和“全面发展”的概念，赞科夫的大学生发展倾向于个人本位和能力本位，而凯洛夫倾向于社会本位和知识本位。[2]社会学家班杜拉（A.Bandura）认为人类的学习大多发生在社会情景中，只有站在社会学习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发展。[3]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首次系统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劳动实践能力、社会特性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大学生发展到底包含哪些方面？英国学者麦尔肯·弗雷泽（MalcolmFrazer）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首先是指学生发展质量，即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学’的东西，包括所知、所能及态度。”[4]鲍恩（Bowen）则认为学生发展应包括认知学习、实践能力以及情感道德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5]阿斯汀（Astin）则将认知收获和情感收获作为学生发展的测量内容，认知收获通常指知识的获得以及高层次的能力收获，而情感收获则是指学生的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等。[6]美国心理学家齐克林（Arthur W.Chickering）提出了大学生发展不同领域和层次的七个变量：能力培养、情绪控制、培养相互信任的独立性、成熟的人际关系、建立自我统一性、发展个人目标、实现整合性。[7]于海从1998年起，对上海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发展进行了长期研究，认为认知、行动、人格和价值构成大学生发展的核心范畴。[8]庞波则认为大学生发展就是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大学生的知识、能力、社会关系、素质与个性五个方面的全面发展。[9]
纵观学者关于大学生发展的释义以及发展的内容的观点，针对大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以及结合“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测量大学生学习体验和各方面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大学生发展是指大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不断进步与提升的过程，体现了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四年间的价值增值。从发展的内容上，我们可以将大学生发展归纳概括为学生认知能力（包括知识和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综合素质）发展两个方面。所谓的认知能力，主要包括学生对通识知识的了解以及口头表达、写作、分析、推理、问题解决等可迁移能力、专業知识及技能等方面；非认知能力则主要包括价值观、自我认同感、道德等方面。[10]
2.大学生发展的测量
大学生发展水平的测量与评价在世界各国的研究中都处于不断地探索中。采用定性或定量、直接或间接的测量方法获取大学生发展的信息和证据，是大学生发展评价的一个主要环节。中国大学生发展测量中认知能力的评价，高校普遍采用的是测验或考试、作品评价（performance）等直接性评价形式，不同知识或能力的考察则通过不同科目试卷的试题类型和内容来体现。对学生发展总体的评价大多是根据学业绩点GPA（不同科目成绩的综合）、体质测试成绩、标准化测试如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资格证考试等等成绩。非认知能力测量主要依靠辅导员、教师等不同主体的主观评价，以及最近十年在国内开展的有关大学生发展的问卷调查。
美国高校对学生发展的评价除了不同科目的考试外，还在全国层面开发了通识教育技能和专业水平等标准化测试。全美有三大标准化考试用于通识教育技能的测试与评价，分别是美国大学考试中心（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Program，简称ACT）开发的大学学业水平评估考试（Collegiate Assessment of Academic Proficiency，简称CAAP），以多项选择题题型测量学生的阅读、写作、数学、科学以及批判性思维技能；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简称ETS）组织的水平轮廓考试（Proficiency Profile Test），以多项选择题型测量批判性思维、阅读、写作和数学技能；教育援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简称CAE）开发的“大学校际学生学习结果评价”（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简称CLA、CLA+），强调通过基于实作的任务（performance-based task）来评估学生在宽泛的学科情境中的各种能力。标准化测试的发展是美国大学学习成果评估发展史中最重要的部分。[11]这些测量和评价源于美国重视通识教育的传统，实现了大学生通识知识和能力评价的校际可比较（benchmark）。而美国对学生非认知性能力的评价一般采用间接评价（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发了“大学生就读经验问卷”（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简称CESQ）和“大学学习投入问卷”（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简称NSSE）等等近几百种问卷来获得大学生自我报告的发展状况。2007年NSSE问卷被清华大学引进和改进后，在中国发展为“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截至2016年该调查参与院校已覆盖全国31个省的各类型院校147所，参与学生总量已达50万。本研究构建的大学生发展指数则基于该调查，从纵横二个方面来评价大学生发展，纵向评价主要看同一个体（或同一批）学生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值幅度和增长速度；横向评价主要看不同学生个体（或不同群体）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是否协调发展。
（二）指数
广义上的指数是任意两个数值对比形成的一个相对数，而狭义上的指数则是指用于测定多个项目在不同场合变动的一种特殊相对数。目前指数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大多采用狭义指数的概念。指数可以分为几种主要类型。一是从反映内容看，指数可分为数量指数和质量指数。数量指数主要反映物量变动水平，质量指数主要反映事物内含数量变动水平。二是从项目多少看，指数可分为个体指数和综合指数。个体指数反映一个项目或变量变动的相对数。综合指数反映多个项目或变量综合变动的相对数。三是从计算形式看，指数可分为简单指数和加权指数。简单指数把计入指数的各个项目的重要性视为相同，加权指数对计入指数的各个项目依据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进行计算。四是从对比场合看，指数可分为时间性指数和区域性指数。时间性指数又分为定基指数和环比指数。[12]
指数化研究最初在经济领域中萌芽，指数理论认为指数是一种反映社会经济现象数量变动的相对数，特别是物价指数可以用来反映不能直接加总的由多个要素组成的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综合变动的态势。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之一，指数能够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提供重要的证据。[13]我国还于1994年在香港合法注册了中国指数研究院，依据庞大的数据定期发布中国主要城市的价格指数，及时反映房地产市场变化；在二十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开发系列房地产市场及企业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由于指数能够通过简单的形式反映复杂现象总体数量上的变动，用于综合评价和分析现象数量变化，指数化研究思路也相继扩展到其他领域。指数被用来统计分析各行各业自身现象变动或变化差异的现象。比如人类发展指数、教育指数、社会环境指数、生活水平指数、法治指数等等，这都是经济领域指数在各领域的演化和综合运用。
指数研究为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相对客观和可供比较的评价和测量标准，进而减少了各领域可能存在的人为、主观的概念分歧与理论纷争。在大学生发展评价的研究过程中，正是缺少一种像指数这样形式简约但内涵丰富的研究方法。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应创新人才评价模式，将大学生发展的评价贯穿至具体的指标体系和指数模型之中，实现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学生发展的纵横向比较。
（三）大学生发展指数
目前，国内运用指数形式在教育领域开展的有关研究如教育发展指数[14]、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指数[15]、大学生日常生活时间压力指数[16]、教育信息化就绪指数[17]、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18]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研究[19]，等等。文献中尚未发现大学生发展指数的有关研究。为此，科学地选择大学生发展的要素，建立大学生发展模型，利用指数开展大学生发展评价，这对促进大学生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前面大学生发展内容和指数有关的研究，我们认为所谓的大学生发展指数（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Index，简称CSDI），其实质就是运用指数化思路评价大学生发展状况以及评价大学生学习后取得的成果，是用指数形式表征大学生发展在多个维度上变化的相对数。
依照指数的分类方法，从内容上我们可将大学生发展指数划分为大学生发展数量指数和质量指数。数量指数主要反映大学生在数量上的变动水平（如不同时期某一国家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比例变化），质量指数主要反映大学生整体素质发展的水平（如某高校某年全体毕业生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上综合评价分数的相对数）；从项目多少上，我们可将大学生发展指数划分为单一项目发展指数和综合发展指数。单一项目发展指数反映的是大学生一个项目（如智力）或变量（如认知能力）的发展情况。综合发展指数反映多个项目（如记忆力、思维力）或变量（如认知能力）的综合发展情况，这里的单一和综合是相对而言的；从计算形式上，我们还可将大学生发展指数划分为简单指数和加权指数。简单指数把计入指数的各个项目的重要性视为相同，加权指数是对计入指数的各个项目依据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进行计算；从对比对象上，我们可将大学生发展指数划分为时间性指数和区域性指数。时间性指数是比较对象（个体或群体）固定，不同时间点的指数纵向比较，其又分为定基指数（以一个初始时间为基准）和环比指数（如今年与去年同时间点的比较）。区域性指数是指时间点固定（同一时间），不同对象（个体或群体）间的指数横向比较。
二、大学生发展指数的基本架构
（一） 内容维度大学生发展指数架构
从大学生发展内容维度，依据CCSS问卷项目我们可以构建大学生发展单项发展指数（如知识发展指数）和综合发展指数（如认知能力发展指数、大学生发展指数），单项发展指数是构成综合发展指数的基础，单一与综合是相对而言的，一般来说任何单一项目还可以逐级分成若干更细分的项目（如知识还可以细分为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若干单一项目可以合成高一级别的综合项目，构成了指数的逐级架构。而构成单项指数的若干项目或题项形成了各级指数或指标构建的基础。
为简化研究，我们初步形成了大学生发展一级综合指数、二级指数和三级指数的大学生发展指数架构。二级指数由大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指数（Cognitive Development Index，简称CDI）和非认知能力发展指数（N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dex，简称NCDI）构成。认知能力发展指数主要是大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发展指数，包括一般的知识和技能及特定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进一步划分则是知识发展指数（Knowledge Development Index，简称KDI）和能力发展指数（Ability Development Index，简称ADI），形成了三级指数。非认知能力发展指数用于衡量大学生信念或者价值观的发展，通常可概括为个体对自我关系以及个体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个体与自我关系反映的是学生个体如何看待自我，包括自我感知、道德水平、价值观和世界观，可称为自我价值感。而个体与他人关系的认知反映的是个体对待他人、环境等关系的处理，可称为自我社会性。为此，非认知能力发展二级指数又可分解为自我价值发展指数（Self-worth Development Index，简称SWDI）和自我社会性发展指数（Self-social Development Index，简稱SSDI）二个三级指数。为此，我们构成了基于内容的一级指数、二级指数、三级指数、若干指标的大学生发展指数的层级架构（详见表1），每一级指数对上一级指数来说也是构成上一级指数的指标。
（二） 比较维度的大学生发展指数架构
从大学生发展指数的比较维度，可以划分为横向比较指数和纵向比较指数。依据CCSS追踪调查，我们还可以构建比较维度的大学生发展指数（详见表2）。从横向比较上来看，可依据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分别形成区域指数，如工科大学生发展指数、男大学生发展指数等，可用于不同学科间、性别间的横向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可形成不同年级大学生发展的定基指数和环比指数。以大一为基准，大四时发展水平与大一时水平比较的定基指数可称为四年发展指数，用于表征不同个体大学四年总体发展水平；以每一年与上一年比较的环比发展指数如年级发展速度指数，用于表征每年发展趋势和水平。具体指数的实证分析以及指数的检验结果研究将另行文介绍。
三、大学生发展指数构建的关键技术
（一） 单项指数的指标分解技术
基于内容的大学生发展指数架构中，知识、能力等单项发展指数是由一些囊括该指标内涵的要素（题项）进一步合成。在没有任何理论前提的情况下，我们通常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要素的归并，而在有一定理论的前提下，我们通常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要素是否归属于该因子（项目）进行验证。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数据取向的统计技术，主要考虑数据之间的纯数字特征而没有任何理论前提，抽取的因子个数或构建的因子维度通常难以给出较好的解释。[20]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前提是根据相关理论和先验信息，对因子的个数或者结构作出假设后，利用因子分析检验所搜集的数据资料是否按照事先预定的结构方式产生作用。[21]
关于知识、能力发展的研究，国内外已有相对丰厚的研究成果，我们一般可以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以能力发展指数为例，已有研究认为能力可以分为一般技能和专业技能。一般技能常指那些超越特定学科领域、可以在不同学科领域和学习情境中进行迁移的技能，如批判性思维能力、信息加工能力、定量推理能力等。而专业技能则是指某一学科领域内运用的技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思維模式。通常情况下一般技能可作为不同个体或群体比较，也是美国三大标准化测试对于通识教育技能开展测量评价的原因。为此，基于CCSS问卷我们可以按照表达能力（A21c、A21d、A7a-c）等4个项目表征一般能力发展，并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4个指标拟合一般能力发展因子，以及19个题项拟合4个指标的情况，初步构建的一般能力发展指数分解见表3，具体的因子（指标）拟合情况另行文介绍。
（二） 指标得分合成技术
单项指数的分值计算方法分为二步，首先将归属各指标（因子）的问卷题项得分进行计算，CCSS调查问卷中题项分为正向题和负向题，按照特定的公式针对反应值进行计分。正向题的计分公式：反应值总数-反应值反应值总数-1×100。反向题的计分公式：反应值-1反应值总数-1×100，其中反应值总数指问卷中该题选项的个数（如四个选项：极大提高、较大提高、有点提高、没有提高），反应值为选项顺序的数字化表达。然后根据各题项对各指标的重要度确定权重，计算指标得分。本研究我们采用简单平均法（每个题项的权重均为1）合成所属因子（指标）得分。
（三） 综合发展指数的合成技术
首先计算单指标发展指数。由于CCSS问卷计分方式采用百分制，所以每一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标准分别为100和0。根据公式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将某个体各指标转化为在0-1之间取值的指数形式，可以形成单一个体单一指标发展指数。
其次依据权重计算综合发展指数。在综合发展指数的指标合成中，下一级指数权数的确定直接影响指数发挥的综合评价结果，权数数值的变动可能会引起被评价对象优劣顺序的改变，科学地确定权数是综合发展指数指标合成技术的关键所在。权数是以某种数量形式对比、权衡被评价事物总体中诸因素相对重要程度的量值。就其本质而言，权数是一个结构相对数，无论它以什么数量形式出现，总是可以归结为相对数的形式。[22]在本研究中综合发展指数指标的合成过程中权数的确定可考虑采用层次分析法，或依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因子载荷相对数作为权重确定的尝试。
权重确定后，按照综合评价指数法对大学生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综合指数法分为线性加权模型、乘法评价模型、加乘混合评价模型等几种形式。由于构成大学生发展指数的一、二、三、四级指标间基本独立，各指标只影响综合评价值而指标之间不相互影响，我们采用线性综合法计算综合发展指数。其计算式如下。
yi=∑mj=1x*ijwj
其中，yi是第i 个测评对象的综合发展指数值，wj是第j个指标的权重，x*ij是第i个测评对象第j个指标的单项指数。
（四）大学生发展指数的检验与评价
指数是用样本指标来代替、估计总体相应指标数值大小的，怎样去检验和评价已经构建的大学生发展指数及各单项指数能够很好地反映或接近总体的真值，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大学生真实的发展变化？需要建立一系列的评价指数优良的标准，并需要对指数计算出来的数值进行检验。美国经济学家I.Fisher在《指数的编制》中提出了经济指数的恒等性检验、公度性检验、平均值检验、确定性检验、联合检验、时间互换检验、循环检验、因子互换检验等巴中费氏检验理论。[23]这些检验理论也可以尝试应用于指导大学生发展指数的检验。
评价构建的指数是否优良，除了能通过指数检验外，还应同时具备平均性、综合性、无偏性、一致性和有效性这五个特征。[24]平均性是指总指数必须尽可能地接近所有个体指数的平均数。综合性是指大学生发展指数它不仅可以反映大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反映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是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两个有独立意义指标的协调和综合。无偏性是指指数计算中由于权数选择不当可能引起的系统偏差，从而使指数不能很好地反映总体相应指标的性质，不能通过样本指标估计、推断总体，为此，权重选择是指数具有无偏性的关键所在。一致性是指指数作为估计量应该强调样本的代表性，大学生样本的代表性选择需要通过代表性检验，实现样本分布与总体分布一致性。有效性是指指数选择时我们应该选择用方差、标准差数值小的指数来衡量某一现象的变化。
本文对大学生发展指数从概念、框架与构建大学生发展指数的技术，从文献以及结合CCSS问卷进行了梳理，这只是大学生发展指数研究的起步，对于建立一个完整合理性的大学生发展指数以及结合构建的指数开展大学生发展的评价还任重道远，研究空间还相当大。本研究将另行成文介绍某工科高校大学生学习与发展8年追踪数据，开展指数指标的验证分析，构建各指数发展模型，开展各年级、各学科等不同群体指数发展的不变性检验，检验构建的指数优劣等一系列大学生发展指数的实证性研究，为优化大学生发展评价工具和丰富相关评估理论提供实证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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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嘉仪）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三都县是全国唯一一个水族自治县，是典型的水族文化区。三都属于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本文通过对三都县建档立卡农户与实地调查分析发现，“缺资金”与“缺技術” 的致贫因素分别占49%与15%，此现象与其文化心理特点有一定关系。本文针对以上原因，从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帮扶、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易地扶贫搬迁及兜底保障是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三都；文化心理；帮扶
基金项目：贵州省民族宗教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合同编号：黔民宗201802号）。*为本文通讯作者
前言
贫困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就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反贫困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最紧迫的行动之一。特别是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学界再次掀起了贫困及反贫困研究热潮，且呈迅速上升的趋势。作为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贵州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等方面凝练出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典型经验，精准脱贫已取得瞩目成就。赤水市、桐梓县等15个贫困县分别于2016年与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顺利实现脱贫摘帽。2018年退出的18个县于2019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三都县计划2019年退出，或将于2020年3月迎接评估检查。未脱贫摘帽的则是面临深山区、石山区以及民族地区等多重困难，其脱贫难度更甚，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阶段。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集中讨论了精准扶贫的内涵、对策路径、考核评估等主题，且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对策与路径方面，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路径（包括五个一批内容）都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但对于具有独特文化心理与现象的三都县来说，研究较为薄弱。为此，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出发，以三都县为例，分析民族心理在致贫方面的影响，以期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提供参考。
一、三都县贫困现状
三都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月亮山、雷公山”两山腹地，东邻榕江、雷山，南接荔波，西接独山、都匀，北连丹寨，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辖6镇1街道、86个行政村5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约4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7.4%，水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7%，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63%以上。三都属于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201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6.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7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6元。
自2014年实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管理以来，经过动态调整后，三都县2015年建档立卡人口8.1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5.3%，为贵州省县域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第三。2018年，全县49个贫困村出列、2.54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66%，精准脱贫数据质量管理位居全省前列。但仍有部分地处偏僻与民族聚居区脱贫任务艰巨。通过近三年来的努力、缺技术、资金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客观因素导致的贫困现象已有较大改善，但由文化心理导致的“贫困”（通常被认为是内生动力不足现象）仍面临较大困难。
二、三都县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分析
详细分析致贫原因是精准施策的前提，也是精准脱贫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对全县建档立卡人口的分析，三都县建档立卡人口致贫原因主要有缺资金、缺技术、因学、缺劳动力以及交通条件落后等原因（见图1）。
（一）缺资金
在致贫因素中，最突出的是缺资金，占比高达49%，远高于黔南州平均值（33.64%）。通过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田野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或与其民族文化有关。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县聚集了全国90%以上的水族人口，代表了典型且独特的水族文化特征。水族的独特文化可从其节日窥见一斑。水族的节日种类繁多，地域交错，时间不一。除与周边地区相似度较大的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外，最独具水族文化特色的莫过于端节与卯节。
端节是在水历旧岁结束、新年开端之际过节，是水族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祭祀祖先、聚会亲友、预祝来年丰产的年节[1]。所谓端者，一年之两端，之开端，直至新年二月方结束，历时六十余天[2]。端节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历时之长，冠绝于周边之民族，故有“水族盛大节日”之称；卯节是水族另一个独特且重要的传统节日，主要包括祭祀、卯坡对歌与欢宴。水族过卯节的时间在水历的九、十月间（相当于农历五、六月）逢卯日举行（丁卯除外）。卯节分为四批过，以卯日过节，以辛卯日为上吉[1]。过完四批节日约需三十余天，同时也意味着时间与经济上的成本会相应较高。
在水族地区，虽有“过端不过卯”“过卯不过端”的现象，但这两个重要的节日均俱范围大、人数多、历时长等特点。端节与卯节具有祭祀祖先、庆贺丰收以及预祝来年丰收等功能，对水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节日活动有标记族群边界、强化族群集体记忆与构建水族社会运行规则等功能。但是隆重的节日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如筹备节日、接待亲朋好友、参与各种传统习俗活动等，更需要做好相应的物资准备。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持续时间长且如此隆重的节日会给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不利于家庭财富的累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盛大节日必然会消耗掉不菲的财富与大量的时间。调查中发现，不少在外省务工的年轻人赶回来过节，除了往返所需费用外，还在节日期间与亲朋好友聚会花掉大部分积蓄。此外，还可能会因为请假回家过节而失去工作挣钱的机会。因此，在贫困识别时，部分家庭长期缺乏财富累积而易被识别为贫困人口，在进行致贫原因分析时，通常表现为 “缺资金”的原因。
（二）缺技术
“缺技术”是位居第二的致贫因素，占比达到15%。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交通闭塞，对外交流不便，导致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心理占主导地位，对新事物的接受较慢。因此，难以生产盈余产品的传统农耕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活动，包括传统农作物种植与畜牧养殖。调查显示，单个农户在选择种植或者养殖业时，往往会选择技术难度低市场风险小，而非利润高的品种。这些选择偏好反映农户在承担市场或者技术风险的能力不足以抵消对新技术的畏难心理。因而从致贫原因分析中就可以得出，部分农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但是由于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农耕活动而导致收入偏低，被归为“缺技术”类别。
（三）交通条件落后
虽然贫困通常是自然与人文环境综合的结果，但“交通条件落后”“因灾”或者“缺土地”等原因多与自然环境有关。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较高，对于地区经济处于贵州省中下游的山区县来说，无疑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况且，自然环境与贫困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相互依赖与强化的过程，表现在贫困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一个结果或贫困人口是生态环境退化受害者[3-13]。换言之，恶劣的自然环境会导致贫困的发生或加深贫困的程度，而贫困也会加剧自然环境的恶化，二者不仅相互依赖且有强化效应。为此，易地扶贫搬迁将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四）内生动力不足
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使农户对现代社会的商业价值观念不强，对金钱与财富的观念与工业社会有一定的差异。从“他者”的角度看，这种差异或者民族文化心理通常会以“内生动力不足”或者“懒惰”而导致的物质贫困现象出现。因为贫困人口的识别通常经由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等组成的“他者”队伍，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程序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住房安全、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保障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此外，“因病、因残”“缺劳动力”等原因是需要政府兜底保障的主要群体之一，也是各地比较普遍的致贫原因，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三、三都县脱贫路径分析
“六个精准”与“五个一批”是当前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路径，通过全社会的努力，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脱贫成效。但是对于一些独特文化圈来说，帮扶难度依然很大。在基于其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分析致贫原因的文化背景，实施“五个一批”战略，更易达成精准脱贫目标。文化心理体现在一个民族或社会所坚持的道德标准与共同价值取向，是其社会文化存在的直接反映，并由此而影响到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社会存在方式、生产方式和主体的实践方式具有依赖性，且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较大稳定性[14]，其稳定性具体表现为地域性、地区性和民族性[15]。要想从“他者”认定的角度去改变十分困难。根据致贫原因，逐层分析民族文化心理特点有利于做到因户施策、精准脱贫。
（一）教育帮扶是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民族聚居区，“扶贫先扶志（智），扶志（智）先通语”是基层干部在帮扶工作中最深刻的感受。民族聚居区多为深山密林地带，自然条件较差或者与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了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使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心理占据了主导地位，易形成自己较为独特且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对此，在精准脱贫的“五个一批”中，教育无疑占据最核心的地位。教育帮扶是一个长效的系统工程，针对不同族群应有与其文化心理相适应的帮扶体系。教育涉及到语言沟通能力、劳动技能以及内生动力等方面。
语言文字是对外交流的基础，也是事关脱贫成效的关键。由于语言交流障碍，这些群体极易产生自我封闭的贫困文化圈，愈加害怕与外界交流进而导致自卑心理的心理特征。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导致贫困文化而代代相传[16]。语言文字以及沟通能力培训是基础、技能培训是手段、全民素质教育是目的。只有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有一定的生产技能与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真正实现摆脱贫困，自我发展。要注重贫困者的文化知识、心理素质、思想觀念等的培养提高。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逐步引导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斩断人们与贫困文化的联系，培育他们的现代人文精神，从而从根本上挑战贫困，不断创造新生活[17]。因此，充分利用县域各部门资源，加强村级双语培训、实用技能培训，是解决短期收入不高的重要手段；加大对贫困家庭中小学、高职、大学等的扶持力度，是根除贫困、实现小康的长效手段。
（二）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产业帮扶是所有贫困地区都在大力实施的一项措施，也是提高收入最有效的办法。贵州省各区域都根据本区域的自然环境，发展各种涉农产业，三都县也可借鉴水城县的“三变”模式引入农投公司，因地制宜地发展第一产业。但是在本研究中，笔者根据致贫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基于文化的产业发展值得探讨。Baulch通过对东亚、东南亚少数民族民族贫困问题的研究，认为要实现全球3亿少数民族人口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社区谋生发展计划，将文化自我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18]。对于三都的水族聚居区而言，可借鉴雷山县西江镇的发展模式，将水族的端节与卯节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以及持续时间长等原本对农户经济不利的特点，开发成为水族文化展演的文化旅游产品。更好地把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帮助少数民族的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19]。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既可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增加农户的收入或缓解农户节日经济负担。
（三）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环境-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对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山区、石山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将分散与偏远的贫困人口集中安置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好的集镇或者县城，不但可以解决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问题，更有利于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此外，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需要通过实施社会兜底保障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制定符合其文化特点的政策保障体系，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共同参与到反贫困中，为彻底摆脱贫困，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政策、资金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
三都县的致贫原因分异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为了标记族群边界与强化集体记忆，节日活动成为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节，对单个农户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被识别为“缺资金”的现象突出。长期的传统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意识不强，经济活动偏向于风险低而非利润高的品种。导致新技术的使用与推广相对缓慢，被识别为“缺技术”的比例较大。环境/贫困互动关系在县域经济较低的区域更为凸显。为此，笔者认为，教育帮扶是解决“缺技术”“内生动力不足”以及其他致贫原因的终极方案；基于文化的产业帮扶是有效缓解农户经济压力的重要途径；社会兜底保障与易地扶贫搬迁可作为精准脱贫的底线保障。
但是，依然还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度”不易把握。端节与卯节都涉及到祭祀活动，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如何在开发利用的同时能保护且传承其核心文化价值，不至于过度消费水族的節日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次是村寨自我调适能力。面对现代新事物的大量涌入，原有的村寨结构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村寨的自我管理与调适能力将决定能否成功。因为驻村帮扶力量最终会消退，村寨的未来与发展的决定权最终还是由村寨自己掌握；第三是资金与政策保障问题。在本文未重点探讨的“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劳力”与“社会兜底”因素中大部分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保障，如何筹集资金并且在政策上完成这些基本保障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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