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乡村治理范文第1篇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重点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乡村振兴将步履维艰;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乡村振兴才会蹄疾步稳。因此，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如何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首先，要坚持党建引领，使基层组织“强”起来。“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涉及农村千家万户，关乎农民切身利益，迫切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动作为，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改革措施落地生根，为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
其次，要坚持党员带头，引领群众“动”起来。农村党员身处基层乡村一线，与农村群众联系最紧密、关系最亲近。因此，实现乡村振兴，绝不能离开广大农村党员的参与和奉献。要充分发挥农村党员思想先进、立场坚定的政治优势，熟悉政策、引领发展的能力优势和扎根基层、战在一线的群众优势，带领群众激发内生动力，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推进乡村振兴。
第三，要以乡风文明为重点，促进乡风“美”起来。乡风文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要坚持把基层党建与乡风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大力实施农村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面貌。要积极倡导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勤俭节约的价值理念，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基层群众转变观念，自觉摒弃陈规陋习，以实际行动推动移风易俗，营造文明健康、向善向上的民俗乡风。
第四，要以人才为支撑，让基层队伍“壮”起来。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乡村没有人才，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实施，再好的资源也难以利用。要抓好基层党组织书记这个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人才，坚持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以村级组织换届为契机，推动形成“头雁”效应;要从严加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群众信得过的人选拔到村“两委”，把好乡村振兴的正确方向;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作用，着力培养好本土人才，同时还要注重人才的引进，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吸引外出能人返乡创业，努力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伍。
最后，要以产业融合为目标，推动乡村经济“活”起来。实施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重点，产业融合是出路。针对农村组织化程度低、传统生产模式落后等现状，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改革发展的作用，加强统筹规划，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要大力扶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着力培育和壮大农业产业化合作社，支持农民创业就业，用党建融合资源、用活资源，让农村资源要素充分活起来，凝聚起农村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
精细化乡村治理范文第2篇
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关于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中农发〔〕号)要求，结合本县实际，特制定__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两山理念，建设中国最美县域，按照打造实施乡村振兴先导区的总体部署，结合实际，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八个村建设，大力发展美丽经济的同时推广乡村治理余村经验做法，发挥试点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力争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二、基本原则
1.党建引领。将村党组织的建设贯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始终，注重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功能，增强感召力、影响力，使其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2.三治融合。应正确处理好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的协
同关系，将三治结合的理念和方法，应用于乡村治理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实现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相互贯通。
3.以民为本。坚持群众主体，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引导群众增强自主意识，激发群众活力与能动性，积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
4.因村施策。根据本村村情、民情与人文风俗，注重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建立符合本村实际、既有共性又有特色、实用且可操作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和模式。
5.传承创新。继承发展枫桥经验、后陈经验、余村经验，顺应时代、把握规律，推动乡村治理理念、方法与体制机制创新。
三、工作目标
到 20__年，乡村治理余村经验推广运用全覆盖，八个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建成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57 个以上、覆盖率达到 30%以上，高质量完成省级善治示范村建设任务，力争《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地方标准申报国家标准。乡村治理在理念创新、实践探索上持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到 20__年，余村经验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创新丰富、影响力持续扩大，自治、法治、德治水平显著提高、结合程度更加紧密，八个村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更加完善，建成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76 个以上、覆盖率达到 40%以上，建成省级善治
示范村 57 个以上、覆盖率达到 30%以上，社会治理与生态文明同步推进、善治乡村与美丽乡村一体建设，在全省全国率先建成乡村治理现代化样板区。
四、试点内容
(一)坚持支部带村，凝聚乡村社会治理合力
1.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组织对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创新党组织设置，以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村企联合等形式，探索推进镇村区域党建联盟和农村新社区党建工作。推进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做到能兼则兼，其中 1000 人以下的村原则上全面实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
2.巩固基层战斗堡垒。深入贯彻落实双创双全组织力提升工程，大力推行党支部 B(标准)+T(特色)+N(若干任务)内容体系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民主评议等党内基本制度，持续深化党建工作规范提升。结合美丽党建强基行动，深入实施新一轮百村示范、千村晋位专项行动，到 20__年，县级整乡推进示范乡镇(街道)党委比例达到 1/3以上，县级先锋示范村党组织比例达到 1/3 以上。
3.壮大党员先锋队伍。深入实施头雁领航计划，培养选拔政治强、能带富、善治理的村党组织带头人，抓实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备案管理，建立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一人一档，推行三色管理和不称职村社干部歇职教育，建好用好村社干部信息管理系统，到 20__年，村党组织书记大专以上学历比例超过 50%。深入实施村党组织书记雏雁计划，以乡镇(街道)为单位，按照每村 2 名(40 周岁以下的至少有1 名)后备培养对象的要求，逐村建立后备力量名单。
(二)坚持发展强村，增强乡村社会治理动力
1.持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完善《__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若干意见》，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因地制宜，精准推广飞地强村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低效的村级集体存量资源资产，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动人才、资金上山下乡，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强化要素保障。到 20__年，基本消除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40 万元以下的村，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20 万元以上，年收入 200 万元以上的村达 50%以上。
2.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发展高质量、高水平绿色生态高效农业。大力开展乡村经营，积极发展美丽乡村全域旅游、乡村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做优做精美丽产业，促进农村电商稳步增长。到 20__年，完成 1 个国家级特色农业强镇建设，2 个省级特色农业强镇建设，提升茶、竹两条示范性农业生产链产值 30 亿元以上;乡村经营示范村达 35 个;建成 A 级景区村庄 20 个，其中 3A 级
以上 5 个;电商专业村达 25 个，村级服务网点实现全覆盖，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达到 25 亿元。
3.全面创造农民群众美好生活。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乡村延伸，打造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农民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农户以闲置农房、承包经营权等多种方式入股，与村集体、工商资本等合作取得收益。完善农村养老、公共教育卫生体系，加大农村常住居民社会保险参保扩面。加强对低收入农户的帮扶和救助力度，拓宽低收入农户增收途径。到 20__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6 万元，城乡收入比缩小到 1.7：1 以下。
(三)坚持民主管村，激发乡村社会治理活力
1.强化村级自治。积极引进社会化服务，发挥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作用，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发挥村规民约效能，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修订村规民约，善用舆论和道德力量来强化村规民约执行力，发挥法规、村规、家规在基层乡村治理中的协同作用。在微网格基础上探索开展以村民小组(自然村)为自治单元的微自治，激活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拓展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平台。
2.丰富自治形式。以遇事大家议、决策大家定、有事大家干为原则，完善提升三重两轮票决制、五议两公开制度，不断丰富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大力推广五个所有、四个不出村、两山议事会、和谐共建会等经验做法，推进以民主
议事为形式，集科学决策、合力干事和效果评估于一体的基层民主管理方式。支持建立村民微信群、乡村公众号，推进村级事务即时开展。
3.鼓励多方参与。积极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开展统战工作，全面建立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的人才库，积极发展县级层面的联谊会，通过搭建工作载体、规范建设标准、试点稳步推进，引导各类人才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广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志愿者队伍优秀人才队伍等经验做法。
(四)坚持依法治村，保持乡村社会治理定力
1.提升民主法治村等级。大力实施全国首个民主法治村建设市级地方标准《美丽乡村民主法治建设规范》，全面落实《湖州市民主法治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XX20__)》，按照有标识、有阵地、有人才、有服务的四有要求，实施亮牌提升、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法治服务四大工程。到 20__年，建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3 个，省级民主法治村 55 个，市级民主法治村达标率 100%。
2.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全面推动法律服务乡村全覆盖，加快推进村(社区)法律顾问 e 服务微信群建设全覆盖，实现线下、线上服务有机融合，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一站式服务。推广律师站点驻村、法官联村等创新模式，下沉
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定期开展村务法律体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职能作用，推广车载法庭等巡回审判方式，推动法律服务延伸至末梢。
3.营造依法办事氛围。坚持开展法治教育，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培育一批以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加大宣传普及法律法规力度，建立法律大讲堂，开展法治宣传村村行专项行动和以案释法活动，建好村村需裸晒、户户能点播的法治家园数字电视云频道，提升农民群众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五)坚持道德润村，提升乡村社会治理内力
1.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抓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__试点，深入推进一七百千万实践中心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走亲最后一公里系列活动，弘扬崇德向善、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传统美德，培育淳朴民风。发挥一约四会制度作用，着力推进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常态化开展垃圾不落地、出行讲秩序、办酒不铺张、邻里讲和谐等活动，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
2.提升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深化__好人选树等;建立千万元__好人基金;加大志愿服务组织和引导力度，打造家园先锋、家园卫士、家园文工、家园园丁、家园医生家园顾问等六大家园志愿服务队伍;深化未成年人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结合基层道德文化特点，加强区域道德品牌建设，生动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
3.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升级。以全省实施万家文化礼堂引领工程为契机，大力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管、用、育一体化，到 20__年，实现文化礼堂建设行政村全覆盖。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主阵地，整合农村宣传文化、体育健身等公共服务资源，推进基层六文阵地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实施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行动计划，组建基层文艺团队，以团队带活动，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提升农民文化素养。
(六)坚持生态美村，增添乡村社会治理魅力
1.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村庄建设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执行生态红线管控制度，杜绝不合理开发，保护水资源、公益林，提升环境总体质量。深入实施生态文明示范建设行动，全面落实烟花爆竹全域双禁等措施，持续打造一批生态文明建设与两山实践创新示范点。到 20__年，高标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 35微克/立方米以内，空气优良率达到 85%以上。
2.提高美丽乡村层级。根据《美丽乡村建设条例》，着力打造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升级版，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开展美丽乡村全域建设，持续高品味建设美丽乡村，高品质推进乡村振兴，引导控制村庄整体风貌，融入文化元
素、突出乡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到 20__年，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达 60 个，市级美丽乡村全覆盖，省级新时代美丽乡村全覆盖。
3.实施长效规范治理。大力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垃圾源头分类的村实现全覆盖，推广垃圾不落地等经验做法。到 20__年，188 个行政村农村垃圾源头分类全覆盖。健全完善城乡生活污水治理长效机制，切实打造更干净、更整洁、更美观的农村人居环境。积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卫生县城和卫生村镇建设成果，深入推进厕所革命，推进农贸市场改造升级、背街小巷及乡村结合部环境卫生治理。
(七)坚持平安护村，消除乡村社会治理阻力
1.构建立体化治理体系。深化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等平台的运行效能。大力构建防控人网+数据智网+全科地网+监控天网的立体化、信息化、智能化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落实相应政策。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深入实施村居雪亮工程，建立健全镇村户三级联网联控的视频监控网络。
2.完善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加快推动法院跨域立案系统、检务办事标准指引、公安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延伸至农村，提高响应群众诉求和为民服务能力水平。大力开展自防自治，积极推广平安家园卫队、优秀人才有益经验，不断壮大护村
队、护厂队等群防群治队伍，分级分类培育打造一批社会治理样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纠纷早化解。
3.加强全科化网格建设。建设专职的六+X 模式全科网格员队伍，发挥其在协助做好基础信息收集、社会治安巡防、问题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政策法规宣传等方面的作用，确保点上有人守、线上有人巡、面上有人控。深化支部建在网格上，依托网格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推动党员干部就近、就亲、就熟联系服务群众，把党的工作延伸覆盖到每个全科网格。
(八)坚持清廉正村，规范乡村社会治理权力
1.规范农村基层公权力运行。推进村级事务精细化管理，围绕人、财、物管理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完善落实村级事务清单及流程规范。制定村级微型工程建设项目交易管理办法，规范发包方式，加强全程公开和监管。加强村级廉情工作站建设，构建村级联合监督模式。落实__县清廉正村八项要求，完善清廉乡村评估体系，推进清廉乡村示范村、示范带、示范群建设，塑造具有鲜明__特色的清廉乡村建设品牌。
2.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深化村级三务公开信息平台建设，完善三务公开目录，细化公开标准，建立数字电视、手机 APP 等多元化公开渠道，确保群众见得到、看得明、
能监督、易参与。深化阳光村务指数评价，推行点题公开疑问反馈、公开到户等制度。完善村财民理乡管模式，全面推行村级非生产性开支村务卡结算制度，推行村组集体资金竞争性存放，全面实行村级行政事务零招待和村级财务逐笔公开。
3.加大基层微腐败惩处力度。加强乡镇纪委(监察办)规范化建设，推动监察职能向乡镇(街道)、村居基层延伸，强化对基层公权力运行情况的监督。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肃查处发生在民生资金、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的违纪违法行为。把惩治蝇贪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及其保护伞。深化完善巡镇带村工作，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五、方法步骤
(一)启动阶段(20__年__月 20__年__月底)
成立__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并安排专职人员;召开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推进会，明确责任，落实分工。
(二)组织实施阶段(20__年__月 20__年__月)。
1.细化方案。围绕八个村试点内容，细化相应的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2.氛围营造。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新媒体作用，广泛宣传乡村治理余村经验创新做法和突出成
效，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建设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的良好氛围。
3.组织落实。根据试点细化方案，落实横向、纵向责任分工，鼓励试点先行，推动形成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加大政策扶持，健全完善农村各项制度，深化和提升农村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对照建设工作任务要求，固强补弱，确保成效。
(三)总结阶段(20__年__月底前)。
及时总结试点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做好试点工作总结、典型案例撰写、改革经验提炼等相关工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示范的乡村治理机制体系。同时，完成总结报告，迎接评估鉴定。
六、保障措施
(一)完善工作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争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打造新时代浙江(__)县域践行两山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重点工作之一加以推进。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农业农村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的工作体制，县委、县政府成立__县争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农业农村局。强化工作统筹，明确推进计划，全面细化落实，狠抓督查考核。加强对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治理的实绩考核，纳入打造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示范区工作考核和综合考核内容。
(二)明确职责分工。县农业农村局要发挥好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工作总牵头总协调作用。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督促抓好清廉正村，大力推进清廉乡村建设。组织部门牵头负责支部带村，以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宣传部门牵头负责道德润村，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农村文化和道德建设。政法部门牵头负责平安护村，强化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民政部门牵头负责民主管村，指导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民主协商形式载体。司法行政部门牵头负责依法治村，全面提升乡村法治水平。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负责发展强村生态美村，指导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统战部门要做好统战、农村宗教等工作。财政部门要健全对乡村治理的投入保障机制。工青妇、农合联等组织要发挥好各自联系群体的作用。其他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应的指导和推进工作，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三)加强要素保障。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财政补贴等多种形式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和使用，优化乡镇(街道)干部队伍结构，集聚乡村治理人才骨干力量;制定实施乡村治理专题干部培训计划，开展好全科网格员、社会工作者等乡村治理人员培训。发挥各级各类智库作用，及时
精细化乡村治理范文第3篇
助推“乡村振兴”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奋斗在农村基层一线的大学生村官倍受鼓舞、倍感振奋。近日，无锡市担任村(社区)主职的大学生村官们围绕“村级医疗互助、创新基层治理”等课题在江阴开展了调研活动，并在华西村举行了座谈会进行讨论。
01
优化组织架构
有效整合资源，在原有农业、综治、民兵等条线分工的基础上，创建“综合管理管理站”和“便民服务中心”，形成“一会、一站、一中心”的村委组织架构，全面对接镇政务服务中心和综合执法局，努力实现“一站式”治理和“一门式”服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一会”是村两委班子会议。定期召开例会，负责议事决策、组织学习、制定各项制度等。“一站”是综合管理服务站。统筹负责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理服务、社情民意联络等涉外工作。“一中心”是便民服务中心。主要负责承接受理或办理下放服务类事项和其它为民服务事项等涉内工作，实现“岗位相互兼容，人员相互补位，工作相互协调”。一站一中心相辅相成、互相呼应，网格员由村干部兼任，对上条线各自负责。通过有效的整合资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2
实现全面对接
“一窗口”、“一张网”、“一队伍”、“一中心”，“四个一”概括了徐霞客镇行政管理试点改革的具体做法，璜东村与镇级集成改革实现了全面对接。
徐霞客镇把江阴市级下放的228项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全部标准化、数字化，把原来26个专业窗口整合成14个综合窗口，做到“一窗通办、一章审批”。璜东村便民服务中心则单设1个政务服务窗口，3名工作人员实行ABC轮岗制，确保政务服务窗口不缺岗，村民涉及的医保、低保、计划生育等事项，在村政务服务窗口便可“一站式办结”。同时，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审核、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等49项政务服务事项也延伸到村办理。对接镇村治理一张网。镇一共1025名网格信息员，全面负责收集、处理各自网格内发生的环保、安监、国土等14大类问题。璜东村则实行村组联动，共分6个网格，书记、主任是网格长、6名村干部是网格员、31名村民组长是信息员，实现收集信息、上报问题、快速处理、向上反映的整个流程。对接综合执法一队伍。镇成立镇综合执法局，按网格片区，88名执法队员统一行使城管、环保、安监、文化等13个部门的647项行政执法权，根治了“多头管理、相互推诿”难题。璜东村则实现干部联动，结合过去条线分工，违建处理、安全事故、环境治理等实行书记总抓、主任牵头、网格负责、条线处理，出现问题、协同解决。对接日常管理一中心。镇依托大数据、云平台成立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并入了社保、计生等7张专网，整合社保预警、舆情监控等8大监测系统1223个监控点，集中党建、综治等38个领域的相关数据。璜东村则成立综合治理管理服务站，统筹负责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工作。
03
共建共治共享
党的十九大充分关注民生诉求，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这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共建重在广泛性，突出发动村民，让村民出点子
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二字出现逾200次，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璜东村的基层综合治理明确厘清了自治组织和广大群众间的职责定位，加强协作共建，把决策过程变成集中民智的过程，把各项社会建设变成密切干群关系的过程。
2013年10月、2016年11月是两届村委会换届过后的各村民组改选时间，以往都是村委直接提名或指定，这两次都是村干部现场主持，31个村民小组全部无记名投票选举，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尊重村民的真实意愿，村委在张榜公布的同时，下发公示到各村民组。在选出新的村民组委会后，村委制定了村民组长绩效考核办法，以前村里估摸着付工资，大村小村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村民组长没有工作积极性。现在村委按照8元/户和
3元/人的标准核定了基础工资，再加上500元基数的考核工资，由全体村干部考核评分，另外还有秸秆禁烧奖、重点工程配合奖等其它报酬，充分调动了村民组的积极性。
在村医务室改建和全村柏油路修补两项工程建设中，村民就给村里出了“金点子”。原村医务室是全镇日均接待病患最多、占地面积最小的，因土地性质、镇区规划等原因一直未解决，村民意见较大。2013年底村里广泛听取意见，得到了比较集中的4个方案，最后在原地翻建多层、购买店面重装、村办公楼后侧新建、原地延伸改造等多个方案中，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案，从招投标到建成投运仅用了2个多月，既不违反工作原则，又解决了实际困难。2015年，村里决定对全村的柏油路面进行全面修补，修路是个好事情，可如何定价是个问题，按修补面积算，坑坑洼洼，东一个西一个很难计量;按破损数量算，大小不一、深浅不一也很难定价，后来有村民提议按称重计算，村委和施工方都不吃亏，最后双方都很满意。
让村民出点子，共同参与全村的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既激发了村民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使全村上下共同参与的氛围更加浓厚。
（二）共治重在长效性，突出依靠村民，让村民挑担子
璜东村始终坚持把共治作为创新基层治理结构、重塑文明乡风秩序、提升民主自治水平的锻造平台，规范引导发挥好村民的参政议政热情以及村民自治组织作用，着力形成“互动共牵、多元参与、共建共治“的良好生态。给村民压“担子”，不是增加负担，是畅通村民深入参与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的渠道。
2017年6月1日，璜东村在全镇率先通过“村民自愿出一点、村集体扶持一点、社会赞助一点”开展村级医疗互助，村委和村民各出50/人，企业赞助3万元，共筹资17万元，通过“福村宝”专业服务平台，对本村村民按病种公平补助，重点补助大病。至10月底，补助78人次，占总人数的5.5%，补助金额62960元，全体村民医疗保障水平提高了近10%，191个大病病种医疗保障水平提高了近20%，村民拥有了更多获得感。
村庄环境整治中，不少村民对村委在各组浇筑的水泥路宽窄不一、厚薄不等意见很大。针对这一问题，村委确定了费用大部分村委会补贴、小部分村民组自筹的方案，村委按照村小道3米、主道3.5米、40元/平方的标准，验收合格后拨付给村民组，加宽、加厚由村民组自己商定，费用自己筹集，矛盾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减轻了村里的财政负担和村干部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有全体村民的参与和监督，使整个建设过程更加阳光、透明。
“凡是村民能做的，都应交由村民去做，让村民做好份内的事”，村党总支书记王斌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4年之前，村里建设健身活动场地，土地怎么办、青苗怎么补、费用怎么出、今后怎么管等问题都是村委的事，村干部开展这方面工作的积极性不高。2014年，村委在征求了村民代表意见后，明确了村民组在不违反土地政策前提下拿出荒地、自留地等用作建设健身场地，费用由本组企业家、乡贤赞助或村民组自筹资金，公厕、护栏等外部设施以及健身设施等由村委负责，今后管理由各村民组自己负责。近1500平方米的新住基健身广场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建成，村民组发出倡议，有土地出土地，孔祥度等几户村民无偿提供了自留地;有钱出钱，永鑫包装老板孔维忠出资20多万元;有力出力，村民组长孔建才带病和另外几个热心村民负责整个工程建设;村委负责安装了护栏、修建了公厕，并对上争取了活动器材和音响设备。目前，篮球场、健身场、舞场、村民活动室、公共厕所等一应俱全，活动室设有棋牌室，装有电视机、音响等，场地建成后，村民们茶余饭后又多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目前，璜东村共有新住基、殷家巷等6个村民组通过这种方式建成了自己的健身场所。
璜东村在法治框架下规范村委会履行职责，健全村组共商共治制度体系，发挥村民牵引辅助作用，推动由村“两委“单管到村民组长、组委会、广大村民等多主体共治的转型，充分激发了广大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
（三）共享重在普惠性，突出为了村民，让村民当镜子
“共享”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同被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一切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发展，所谓“共享”，强调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获得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璜东村统筹用好新农村建设各类资金资源，把政府投入和村级投入尽量用到改善民生上，在资金、项目安排上，优先解决村道硬化、路灯亮化、医疗互助、河道清淤、畜禽养殖关停整治等村民关心关切的共性问题，扎实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休闲健身、污水处理等普惠性基础性民生设施建设，全面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全民共享水平。
以民为镜，可以知得失。村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村民，村民就是村两委各项工作的一面镜子，一切工作的好坏都要从这面镜子来体现。在开展具体工作过程中，村委要求村干部做到“四个必须”：一是必须与村民组碰头，二是必须虚心听取村民意见，三是必需绝大多数同意方可实施，四有无理取闹者的必须维护村民组集体利益。事后，村委每年会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对象上以“村民组长、老干部、骨干企业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四种对象“一个不缺”，党员代表、村民代表随机选不指定，充分体现民意，较好评率及以上评价达100%。同时，利用每年的老干部座谈会、党员冬训大会、村民组长汇报会等形式，将村里已经开展和即将开展的工作进行通报，实地进行参观，开辟评议栏目。一方面对各项重点工作进行开展征求意见活动，建立跟踪反馈机制，另一方面对村民的意见进行认真反思，梳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下阶段的工作思路和整改措施。
共建共治共享，让村民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使村民的获得感不断提升。如今，村里反映自身困难的人少了，关心公共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多了;向村委提要求的人少了，提合理化建议的人多了;党员干部的形象越来越好了，村民对村两委的工作越来越支持了。
精细化乡村治理范文第4篇
1.用好“民情图”织密“惠民网”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
立足问题找方法，绘成社区民情图。
立足实际建机制，实现工作精细化。
立足需求强服务，赢得群众满意票。
2.积极探索共融共建共治统筹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路径
统筹抓好区域化党建，变“一轮明月”为“众星拱月”。
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变“伤筋动骨”为“脱胎换骨”。
建好基础性保障体系，由“一厢情愿”到“两情相悦”。
3.党建领航共建和谐家园五彩凝心共享幸福玉泉
共建互融实现参与主体最大化
共治共管实现治理模式多样化
服务共享实现治理成果最优化
4.同筑“党建共同体”开创城市党建工作新格局
党建工作联抓，推动“各自为战”向“共同奋战”转变。
组织资源联享，推动“封闭自有”到“开放共享”转变。
经济发展联推，推动“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
服务群众联做，推动“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
综合治理联防，推动“条块治理”向“协防共治”转变。
5.深化街道“四项改革”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路径
管理服务重心下移。
人员力量全面下沉。
职能部门事权下放。
经费财权直接下划。
6.以“一轴三联三进”党建工作机制构建城市基层治理服务体系
“一个轴心”实现上下通达。
“三个联合”推动组团服务。
“三方进入”协力加强运转。
7.健全“四级联动”体系打造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组织联席，打破条块壁垒聚合力。
责任联担，层层履职尽责传压力。
载体联创，提升服务质量增动力。
8.推行“十心十议、五联四建”模式构建“一体化”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以“十心”为平台，扩大服务居民空间。
以“十议”为支撑，凝聚为民服务力量。
以“五联”为主导，加强驻区单位引领。
以“四建”为保障，夯实互联互动基础。
9.党建引领，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
激活城市基层组织细胞，推动城市党建发展。
架起党员群众的“连心桥”，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发挥党建政治引领作用，拓展社区自治路径。
10.把好三个关节，提升服务能力
推动服务居民能力提升，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引领。
推动服务居民能力提升，必须对准居民群众需求。
推动服务居民能力提升，必须整合用好在职党员。
11.探索新时代“党建+公益”新模式
党建+社区公益，让志愿公益更聚人气。
党建+小微公益，让志愿公益温暖贴心。
党建+四季公益，让志愿公益渐成风尚。
党建+毗邻公益，让志愿公益传播更广。
12.做活党建微网格做实治理在基层
对各级党的组织而言，必须强化抓实党建、引领治理的职能。
对各领域的党员而言，必须强化引导参与、作出表率的职能。
对党政融合发展而言，必须强化政社联动、协同推进的职能。
13.推进“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资源整合，打造综合服务平台
功能集成，建立项目服务群众
建章立制，实现常态长效管理
广泛参与，充分发挥群众力量
队伍增能，有效提升服务品质
14.区校联动共推“社区政工师”让网红思政课进社区、进园区
一是以需求融合为基，健全两项机制。
二是以思想融合为本，建立两个制度。
三是以文化融合为要，强化辐射效应。
15.小区治理从“人”出发
选优配强支部班子。
培训教育班子成员。
培养年轻后备力量。
16.基层治理力戒“三论”
力戒“唯书本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力戒“唯经验论”，“装满水动摇不出声”。
力戒“唯形式论”，“惟实可破天下之虚”。
17.答好“社会治理”这道题
党建引领，解好“小区治理”这道题。
部门协同，解好“资源整合”这道题。
同心同力，解好“共治共享”这道题。
18.筑牢基层治理党建地基
强化组织引领，夯实基层治理组织力量。
强化服务引领，凝聚基层治理群众力量。
强化创新引领，凝聚基层治理制度力量。
19.打好乡村治理“组合拳”
搭建“农村基层党组织”灯光舞台，让乡村治理“活”起来。
营造“农村文明新风尚”阳光氛围，让乡村风气“纯”起来。
走好“农村建设三治经”星光大道，让乡村振兴“亮”起来。
20.乡村治理“三利剑”
“一剑”法治止纷争。
“二剑”德治知廉耻。
“三剑自治树新风。
21.“针”解难题“绣”好基层治理之“花”
“绣”即照着模子，绘好蓝图。
“花”即求真务实，做亮实绩。
“针”即急民之急，解民所需。
22.答好基层治理中服务群众的“新考卷”
多用情，答“准”联系服务群众的客观题。
多用心，答“深”宣传教育群众的主观题。
多用力，做“实”组织凝聚群众的实践题。
23.“党建引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用活载体，夯实根基，着力构筑社会治理“防火墙”。
建强堡垒，充实力量，全面巩固社会治理“主阵地”。
激励担当，群防群管，有效激活社会治理“一池水”。
深化功效，真抓实干，全面提升平安创建“新效益”。
24.健全“四大体系”巧解基层治理难题
要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建强基层治理“感应末梢”。
要健全基层“工作体系”，舒通基层治理“循环脉络”。
要健全基层“服务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功能系统”。
要健全基层“保障体系”，做强基层治理“骨骼肌体”。
25.打好乡村治理“组合拳”
筑牢敢于治理的“指挥所”。
锻造善于治理的“先锋队”。
厚植高效治理的“综合体”。
吹响共同治理的“集结号”。
26.以党建之光照亮乡村治理“最后一米”
合理细分治理单元，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合成“一张网”。
建立健全互助组织，推动乡村治理力量拧成“一股绳”。
厘清乡村职能界限，推动乡村治理主体凝成“一条心”。
27.让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唱主角”
筑牢基层治理的“桥头堡”。
配强基层治理的“领头雁”。
树起基层治理的“一面旗”。
28.聚焦治理“盲点”夯实乡村“基点”
下沉治理资源，抓好灾害前的防范。
加大治理力度，把好舌尖上的安全。
创新治理抓手，护好山水间的净土。
29.乡村治理要学会“接地气”
首先，夯实基层基础，建强战斗堡垒是关键。
其次，利用能人治村，集聚人才力量是保障。
再次，倡导乡风文明，净化人居环境是支撑。
最后，提高村民素质，发动全民参与是长效。
30.乡村治理的“前”“中”“后”
服务前移到乡村。
矛盾中断在乡村。
精细化乡村治理范文第5篇
社会学者张静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中国村落政治的一大痼疾在于：利益政治支配人事变更，张三通过上访或选举取代李四，但之后一切照旧，依然是通过个人关系运作公共事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始终无法建立一套现代的公共规则，导致公共服务原则付诸阙如。
张静的这一论断曾经让我深深地为乡村社会的前途担忧：村庄治理如何才能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跃迁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状态?当前的这种困局，是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因为农民的组织化方式出了问题?如果说公共规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公共规则应该如何建立?是诉诸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还是依靠国家的“送法下乡”?
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一本是美国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L. Tsai)的《中国乡村的连带团体与公共物品》，另一本书则是国内青年学者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本专著从不同的视角回应或突破了张静关于“公共规则缺失”的论述。
蔡晓莉提出了一个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不存在西式民主的条件下，是什么机制促使中国乡村的公共机构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下，村内的公路、学校、卫生、排水、灌溉等公共设施主要依靠村委会筹资修建，各个村庄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差异甚大。最初蔡晓莉猜想，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集体财产多寡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经验观察很快令她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同样贫穷的两个邻村，一个村的道路宽敞洁净，而另一个村的马路则坑坑洼洼;而在富裕的福建沿海，同样是财力相当的两个村庄，一个村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而另一个村除了有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连条像样的村道都没有。由此可见，“不差钱”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治理。此外，在这些村庄，公共机构和制度安排也大同小异，都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基本雷同，蔡晓莉的调查显示：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并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在深入细致的质性研究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蔡晓莉发现并论证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所谓的连带团体，主要包括宗族组织、社区协会、寺庙和教堂。蔡晓莉指出：即便没有民主或科层式的责任机制，只要当地官员属于某个希望他们提供公共物品的连带团体，他们便很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这些连带团体可以构成非正式的责任机制(Informal Accountability)，促使官员对民众负责。咋一看，这并不新鲜，完全是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路径，认为公民之间的信任、规范、合作与结社可以培育公民美德和共同体，提高政治参与度，进而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但是，蔡晓莉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资本对政府绩效和公共品供给都有正面影响。
只有同时具备两种结构特征的连带团体能够在功能上替代正式的责任机制：首先，连带团体必须具有包容性，即对当地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其次，连带团体必须是嵌入性的，它的成员要包括当地官员。当满足这两个前提时，村庄的治理边界就会与社会边界重合。村庄就超越了行政区划的意义，不仅仅是行政版图上的一个小圆点，而是由共享某种传统、信念或利益的人组成的社群。当村庄内部存在这类组织时，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道德义务的约束，更多地为村民谋福利，因为他们与村民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有共同的血脉、信仰或者利益，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责任和义务。村干部或许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地方性知识来“忽悠”基层政府，摆脱正式制度的约束;但如果有连带团体的存在，他们就必须给自己的族人或其他团体成员一个交代，否则他们在社群中将丧失道德地位，这就构成了一种非正式激励机制，促使村干部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向连带团体履行集体责任，村干部可以在集团成员中获得社会声望和道德地位。对于村干部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执行难以执行的国家政策，譬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如果不履行集体责任则意味着道德地位的丧失，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团体活动之外，甚至遭到连带团体的抵制，日后便难以在村里开展工作。
蔡晓莉用三种类型的连带团体来说明她的理论：其一，村庙。小型村庙为人们提供烧香、宗教仪式、节日演出的场所，有时还组织体育竞赛和旅游。当某寺庙委员会要求村干部修缮学校或公路时，村干部会很快回应。作为回报，寺庙委员会将宣传村委会的好名声。当村委会与村民发生矛盾时，寺庙委员会协助村干部与农民协商解决。寺庙委员会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可以对村委会提供公共物品施加积极影响。 其二，乡村教堂。政府允许基督教教堂存在，但严格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加入。因而，乡村教堂不具有嵌入性，不能促进村委会对公共物品的供给。
其
三、宗族或者说血缘集团。这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连带团体。当一个宗族把村里每个人包括在内，宗族的功能就与村庙类似。但如果宗族不覆盖全村，村民就被分成几个派系。嵌入某个宗族的村干部也可能组织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可能只对他所属的宗族有利，全村却受益不多，这种情况往往会加剧村内的宗派斗争，不利于村民福祉的改善。
蔡晓莉的这个理论非常富有启发性，打破了我们对于公与私的传统认识。按照张静等学者的理解，宗族、家族、村庙等组织本质上是台湾学者林毓生所说的“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如行会、帮会、寺庙等)是以家庭式结构组成的，具有很强的“私”的性格，大多由血缘亲疏来决定的，以家庭为本位，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私性社会”，不利于形成一套普遍性的政治游戏规则，无法突显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转化成“公民社会”的现代组织。张静的设想与之相近，主张以公共规则取代公私混合的结构。
然而，蔡晓莉的研究表明：公共性就蕴含在“私性”之中。当行政村的边界与宗族、宗教的社会边界重合，“私性原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公共规则”的功能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也就有了保障。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我个人的亲身经验为例：去年年底，我祖母病危，按照乡俗，不能在城里去世，而必须回到乡下的祖屋里咽气，否则不吉利。但祖屋已经被我叔父租给了外乡的一个老太太。于是家里人找房客商量，是不是可以“借用”祖屋送终和办丧事，虽然这会给房客带来很大的不便，但对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作为回报，我祖母丧事期间，房客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跟我们一起用餐。到了出殡的前一天，“上人情”(付礼金)的时候，这位老太太还是坚持要上一百元的“人情”，众人怎么劝都不肯罢休，只好收下。事后，我们私底下以红包的方式将礼金返还给她的孙女，她才没有推辞。
这个故事可能是城市社会的逻辑无法理解的：首先，按照房屋租赁关系，这位老太太完全可以拒绝房东的“无理”要求，因为她已经支付了租金，我们不可以“染指”她对房屋的使用权;其次，这位老太太非常贫困，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她独自带着孙女租住在我家的祖屋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坯房，破旧不堪，家徒四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完全没有必要给非亲非故的房东“上人情”。
但是，乡村社会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乡村社会的产权关系、群己权界是相对模糊的，人们不习惯跟熟人算得太清楚，如果算得过于清楚，那就表示：我不打算跟你来往了。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相互持股”，你中有你，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我们对彼此就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乡村社会，礼物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旦你退出礼物的循环，你就不再是游戏的参与者了，互不相欠，也就隔断了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正因为如此，在农村，丧事是集体的事情，几乎全村的老少都会参与其中，或帮忙，或出工(有低于市场价的报酬)，最低限度也会出一份礼钱，吃一两顿饭。而在城市，丧事完全是一件私事，殡仪馆是一个封闭性很强的私密空间，一个社会成员去世了，甚至不会惊动他的邻居。
乡村社会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社会则是人造的、规划出来的。后者是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在那里产权清晰，几乎一切公共物品都依赖正式组织来提供：在小区，有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小区之外，有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位。乡村社会没有那么多正式组织，也没有那么多的财政支持，不少公共物品都是由非正式组织来提供的，以私性的逻辑运作出公共的产品。
简言之，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具有更强的人情性质，群己权界不那么泾渭分明，公与私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向外看，是私，向内看，则是公。公私的界限是模糊的、权宜的、非正式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私”完全可能服务于公共性的目标。公共性的建立不必以抑制私性为前提，正相反，对私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成公共性。也就是说，公共性是有层次的，有“大公”(国家)，也有“小公”(各类社群或集体)，“小公”构成了“大公”与“小私”的中间地带，可以发挥缓冲和纽带的作用，促成公与私的重合。
但是，公与私的重合，毕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每个村庄，都正好有一个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的连带团体;更糟糕的是，正如蔡晓莉意识到的，过度依赖非正式制度可能会给将来建立正式制度造成困难。那么，如何处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一书力图解决的问题。刘伟的逻辑起点与张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农民并非缺乏“公心”，也不乏集体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农民常常为一些公共议题而集合起来，形成各色各样的群体性活动，只不过，这些群体性活动往往“只开花，不结果”，他用“没有产出的政治”来描述这样一种结构性困境：围绕各种类型的利益，村民群体性活动往往可以迅速展开，但由于国家(主要是基层政权)对此缺乏回应，加之活动过程中精英/信任的缺乏(实质上是权威的缺乏)，导致群体性活动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用政治系统的理论话语来说，就是只有政治输入(通过群体性活动进行利益表达)，却没有政治产出(形成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或决议)。
基于这一经验事实，刘伟认为：国家仅仅在村落安排一定的现代制度并不能自然带来有效的治理，更为重要的，需要有一种力量和机制将现代制度嵌入村落并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这似乎又回到了张静的问题。刘伟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两味药：
一是国家的合理、适度介入。在他看来，涉及公共事务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客观上需要与国家的有效衔接，村民群体性活动之所以难以达成，除了市场化和家庭经营带来的利益分化、纠纷增多之外，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对村落的介入方式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的行政化干预;另一方面，又常常存在国家“不在场”的情况。国家时而“越位”，时而“缺位”。这样不仅损害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也侵蚀了村落社会所剩无几的自主性。因此，国家需要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去积极回应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和政治诉求。一方面让自生秩序在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调整其介入范围和介入方式，帮助村落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与自生秩序相衔接，共同生成村落中的治理结构。
二是乡村精英与社会信任。在刘伟看来，“没有产出的政治”，其根源还在于村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刘伟的研究虽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但却极力避免这一研究范式的结构主义之弊，没有就农村而研究农村，而是把当代中国农村放置到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当今村落共同体的部分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其中的精英分子或在城市定居，或到县城和乡镇购房置业，这样不仅导致了能人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村民的博弈链条，降低了彼此之间对于未来长期合作可能性的预期。博弈论早已证明：长期的重复博弈有利于人们选择合作，而短期的博弈则可能诱发欺诈与不合作。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当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或可能离开村庄，村民之间的合作也变得越发不可能。那么，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再造精英和重塑信任呢?刘伟指出，国家应该让渡部分发展空间，或是供给相应的资源，帮助农村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并展开相应的群体性活动。结合蔡晓莉的“连带团体”理论，我们在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时，应当使其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一方面要向全体村民开放，但必须是志愿性的，不得使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不妨将乡村干部吸纳到顾问、理事会或监事会中来，但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由乡村干部直接领导或控制。如果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连带团体的功能，那么，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将有可能大为改观。
由是观之，蔡晓莉之所谓社会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重合，其实也就是刘伟所说的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而刘伟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组织建设，若能取代村庙和血缘集团成为连带团体的主流，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也有助于张静所谓公共规则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位学者的研究视角或有差异，但最终的理论关怀和现实指向却是高度一致的。
参考文献：
(《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刘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九年版;Lily L.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张静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六年版。)
精细化乡村治理范文第6篇
建设法治乡村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 而以法治保障乡村有效治理, 正成为夯实基层基础的固本良策。乡村作为中国最广大的基层组织, 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根基, 也是依法治国的难点。基层党组织作为我党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 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需发挥引领作用, 要充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贯彻党的乡村治理法治化理论和路线方针, 形成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应运而生。
当前, 一方面, 随着社会内外部环境的变迁, 乡村法治化治理逐渐出现治理结构与体系碎片化、治理机制僵化单一、多头治理且治理主体理念不一的问题。另一方面,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功能逐渐弱化, 具体表现为:第一, 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服务意识淡薄。部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将自己视为乡村法治化治理的“管理者”, 而不是服务者, 从而将群众视为权力施加的对象, 忽视了基层党组织在法治化治理过程中的服务功能。第二, 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采用的内容单调。不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法治化治理过程中唯形式论, 过度强调形式, 例如拉条幅、发放宣传册等, 流于形式, 使得农民群众不能真正理解其中含义, 忽视了基层农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和体验。第三, 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采用的方式僵化。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过程中依赖于传统的行政手段, 利用领导地位, 下达行政命令, 这种处理方式过于僵化, 太过强硬。第四, 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效果不明显。一些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采取措施不够及时、有效, 又不注重倾听农民群众的心声, 导致村民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失语”。本课题力图通过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 重点对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过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为乡村治理法治化寻求出路。
本文试图解决三个大问题:
首先, 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查、走访基层, 结合党中央关于法治化建设的大纲确定我们要在乡村治理的哪些工作方面实现民主法治化, 即弄清楚是什么的问题。
其次, 通过实地调查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 找寻乡村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即明白为什么。
最后, 重点通过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 探索基层党组织通过提升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中流砥柱、领导核心功能, 做好乡村法治化建设的排头兵、领头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是乡村, 也就是乡镇和村庄, 因此说《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指的就是在中国涉及80万个行政村庄六亿多农民的浩大工程。随着社会发展变化, 农村基层的治理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城乡距离差距逐渐缩小, 农民生活水平富足,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出成效。我国政府从2004年提出“三农问题”以来至今, 各种惠农、利农政策陆续出台, 全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 “乡村振兴, 治理有效是基础”, “坚持法治为本, 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建设法治乡村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 而以法治保障乡村有效治理, 正成为夯实基层基础的固本良策。乡村作为中国最广大的基层组织, 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根基, 也是依法治国的难点。乡村治理研究是全球化的话题, 尤其是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农业产值不断萎缩, 一些研究者认为要通过乡村权利的调整来解决乡村治理的问题, 还有鉴于种族、文化的差异通过提出“多元文化特色”与“社会充权”来实现治理稳定性目标的。总体来说, 国际上关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研究更强调权利的调整与补充。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则更深层次地去剖析问题的根源,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乡村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困难是法治环境的营造, 乡村基层干部是治理的主体, 正是由于基层干部缺乏法治化的治理观念, 而且受学历水平和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没有一套科学、系统、辩证的管理方法, 导致乡村群众对法治化治理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很多研究从乡村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角度展开, 通过提高乡村基层干部治理能力和综合素质作为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三、课题研究的内容、原则和方法
(一)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主要探索三个方面的问题:
1.重新认识乡村治理法治化
这是课题研究的前提, 尽管当前国内外关于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的相关论著有很多, 但基本都是一开始就是在寻找问题的根源, 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在中国农村特定国情下、在现阶段条件和农民认知水平下建设什么程度、什么面貌的法治化乡村?很多研究者并没有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个画面。因此, 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查、走访基层, 结合党中央关于法治化建设的大纲确定我们要在哪些工作方面实现民主法治化。贵州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 加上复杂的地理地貌, 不同的人文环境和民族文化给乡村治理带来很大挑战。要在整个乡镇、村庄去全面普及法治化理念需要拿出切实的办法。这就需要基层村干部有独特的工作思路和灵活的工作方法。
首先, 地处偏远地区的乡村要实现选举的法治化。你对农民说我们要实现法治化, 在他们心中是没有明确概念的。但你要说公平选举, 大家就明白了。只有大家心目中推选出来的村干部, 村民才会真心地拥戴他, 所有基层工作才能有效地开展。其实村干部选举的法治化就是实现农民作为公民拥有的基本的选举权, 乡村治理法治化首先强调的不是管理者的权力, 而是六亿多农民作为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次, 要加强农村基层特别是山区群众受教育的权利。除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还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开展扫盲工作, 文盲、法盲都可以通过开展教育逐渐解决。可以利用当地资源创造条件开展成人教育培训, 给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这个大树开垦肥沃的土壤。
最后, 要建立起一套切合基层实际的规章制度, 让村民办事有制度可寻、有标准可依, 遇到问题有反映的渠道。法治不是个冷冰冰的概念, 法治体现的是民主与公平。因此乡村治理法治化最终要实现的是广大农民的权益, 让农民生活和谐安康。
2.寻找乡村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乡村是社会管理的最底层。将所有乡村事物进行依法有序的管理正是当前我国广大基层农村要实现的法治化概念。当前我国乡村法治化呈现出两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农民自身的法律意识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乡村基层现有的治理模式、治理方法与新阶段农村社会生活内容之间的矛盾。现有的治理方法不能涉及和解决当前形势下很多农村社会生活事物。这两个突出矛盾正是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最大的现状。其根源在于:
(1) “一直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 生活集体奔小康”的口号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民本身精神文化、教育水平方面的提升, 尤其是现在农村留守人员 (老弱妇幼) , 而恰恰这些人员是乡村事物管理的重要对象。而农村的多数青年, 其文化素质水平也普遍不高, 基本都是初、高中毕业就走向社会打工挣钱。也就是说, 我国刚刚处于解决温饱, 踏上小康生活的物质层面阶段, 农民精神文化水平建设刚开始起步, 这是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最现实的状况。
(2) 缺乏有效的监督监管机制。乡村治理靠的是广大村干部, 村干部作为我国最小的行政长官, 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督监管。因此乡村治理法治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觉悟。特别是对于一些敏感问题, 如村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宅基地审批、公共基础设施招标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有些村干部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遮遮掩掩、不敢公开透明。这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化建设的目标。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现阶段对农村基层干部法制监管和监察缺乏执行的制度和行动。
(3) 我国乡村基层管理的推进很大程度上依靠村干部个人的力量。主观因素大, 这届村干部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刚出了点儿成绩。换了下一任又去抓另外一方面工作, 这就造成乡村治理出现断层、跳跃和随意性很强、毫无章法的现象。除此之外, 基层干部不善于打造管理团队, 对现有的管理班子也不善于进行教育提升以及定期组织他们学习培训。对新兴事物和国家出台的新政策不能消化吸收, 管理方法、管理水平陈旧滞后, 缺乏新意, 不能与时俱进。
3.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
(1)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政治领导力
政治领导力是衡量政党能力的重要尺度和关键要素, 具体体现为政党的领导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是助推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就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就是发挥党的政治优势, 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乡村法治化建设中去。首先, 政治领导力决定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方向和原则, 基层党组织发挥坚强的政治领导, 才能保证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政治方向, 以此与中央的政治方向、立场、原则、道路保持一致, 在乡村法治化治理过程中, 基层党组织要做好方向、原则上的规定与安排。其次, 政治领导力决定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优势和成效。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坚持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重大事项、重大问题、重点工作民主讨论机制, 民主决策, 有效防止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弱化、虚化现象, 保障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沿着国家设计的轨道行进, 保障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优势和成效。例如,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执政领导力, 让村民意识到有问题可以找领导反映, 及时疏解心中的疑问, 从而助推乡村法治化的顺利推进。
(2)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思想引领力
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力主要通过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来体现, 这是基层党组织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法宝。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 跟随时代变迁, 当前乡村法治化治理进程中内外部等客观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 问题也较多, 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法治化治理中, 与时俱进, 多思考, 创新领导方式, 提升对法治化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回答、宣传、教育能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力。例如, 当前的乡村环境较为开放和自由, 各种思想汇聚, 乡村的村民由于缺乏较好的辨别力, 在泥沙俱下的环境中会有思想上的动摇, 基层党组织要加强法治宣传, 营造法治氛围, 提升村民的法治意识。
(3)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群众组织力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群众组织力指的是基层党组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 因此,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群众组织力,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作用, 有效组织群众、积极依靠群众、动员发动群众积极热情地参与到乡村法治化进程中来。一方面, 在乡村治理法治化推进过程中,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立足乡村群众特点及需要, 凝聚群众合力, 共同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另一方面, 基层党组织要执行党的群众纪律, 将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的正确理论和主张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确保各项措施和政策的效果。乡村法治化的主体是乡村, 乡村的构成是众多的群众, 因此, 在法治化乡村治理进程中要发挥基层党组的纽带作用, 团结基层群众, 积极参与和遵守法治化治理要求。
(4)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社会号召力
这里的社会号召力指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对乡村中不同群体、力量的影响和政治动员能力, 是基层党组织的性质、宗旨决定的。随着我国社会进步, 乡村法治化治理进程中需协调不同的力量和因素, 调和多方矛盾和诉求, 最广泛、最有效地动员乡村成员, 才能达到资源充分利用, 事半功倍的效果。回望党的历史, 从中国革命时期至今, 我们党干事创业过程中, 始终践行的一条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动员社会的积极力量和因素加入到党的事业中去, 这样就能保证最大限度整合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力量和有效资源, 因此可知, 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是干事创业的必然要求, 是进行伟大斗争,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现实需要。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力量源泉, 在乡村法治化建设进程中, 担当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法治化建设进程中要把各个团体的力量团结起来, 拧成一股绳, 万众一心, 推动乡村法治化建设进程。
4.了解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困境
党的治理能力和体系还处在不断完善的阶段, 且现在恰逢中国城镇化如火如荼的阶段, 现阶段的基层党组织, 对于法治化治理, 必须要回应自上而下的法治化建设国家要求, 还要兼顾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的大变迁。因此, 在推动乡村法治化治理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 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乡村法治化治理过程中与治理主体的融合性差。当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基层党组织+互联网”等模式频出, 但是乡村参差不齐的认知程度和水平, 各主体的参与性较差。例如, 部分群体存在“选择性参与”现象, 即有些村民在心理上、情感上不愿意积极主动参与法治化建设事项中来, 或者有些活动参与, 有些活动不参与, 这就导致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法治化进程中无法整合所有的主体, 丧失助推法治化进程中的主导型, 使得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乡村法治化治理过程中与治理主体的融合性差。
其次, 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缺乏体系化。具体表现为:一是基层党组织自身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缺乏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 决策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 无法保障日常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规范性。二是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尚缺乏民生民权相关的法律体系, 相关的法律教育、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有待加强。三是良好的法治环境尚未形成, 即基层党组织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还未能带领村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因此, 在助推法治法进程中, 亟需形成法治精神、法治观念, 及完善的法律体系。
最后, 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缺乏创新性。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 传统的农村治理体系在治理模式、方式、方法上都不够创新, 重管制轻协调、重堵轻疏, 这也就导致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关联性矛盾、聚合性冲突。且目前乡村发展多元化、网络化,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应充分考虑乡村目前时代现状, 创新和完善法治化治理的方式的途径。
5.确定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关键举措。
乡村治、天下安、国家稳, 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推动作用, 其关键要义在于在乡村法治化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等方面创新、完善。
(1) 关于基层党组织乡村法治化治理中的治理理念问题
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亦是应该重视治理理念问题, 要时刻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治理理念, 提升乡村法治化治理的系统化、专业化。
(2) 关于关于基层党组织乡村法治化治理中的治理体系问题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这是乡村治理的体系, 在乡村治理体系中, 法治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基层党组织在助推法治化建设进程中, 要借鉴乡村治理体系设计, 建立完善、多元的法治治理体系, 发挥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和地位。
(3) 关于基层党组织乡村法治化治理中的治理方式及手段问题
创新是基层党组织乡村法治化治理中的治理方式及手段的必由之路, 首先, 要创新完善基层党员与干部群众在法治化建设进程中的沟通联系渠道, 构建完善的群众来访制度、群众反映诉求制度等, 拓宽群众意见建议反馈渠道, 疏通创新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源头活水。其次加强乡村法治化治理进程中信息化、网络化运用, 利用新技术、新媒介提升法治化建设效率, 比如通过建立信用平台的方式, 将村民的不利于法治化推进的行为记录报备, 在后期乡村先进人物的评选等活动中参考使用, 这样就能形成一定的约束效应, 促进村民对乡村法治治理的配合。
(二) 课题研究的原则把握
1.问题中心原则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要结合问题导向, 项目进行前要通过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 在兼具普遍性和针对性的前提下, 了解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带着问题去开展研究, 保证研究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确保课题研究的效果及可行性。
2.开放性原则
要敢于把课题研究的目标、实现方法和研究过程等置于一个宽广宽松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去, 让课题组成员敞开思想, 进行互动交流, 开放合作, 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
3.实践性原则
只有在实践中, 课题实施者的思维才能得到活化, 课题组织者的情绪才能高昂亢奋, 才能积极地从事探究与互动, 使能不知疲倦地持续研究下去, 才能有所收获和提高, 所以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基层党组织在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不能总是禁锢在理论学习中, 要适当创设实践性强的环节和情境, 在实践中找寻问题解决的方法。
(三) 课题研究的方法运用
课题研究初期, 运用文献资料查阅法:这一期间主要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实状况, 明确可以研究的具体内容;课题研究过程, 运用问题分析法:分析了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其具体根源, 为后期研究作铺垫;课题研究后期, 总结法:总结解决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途径和方法, 形成相关研究成果。
四、研究的重点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研究内容的第三个方面——解决乡村法治化治理难的措施和工作路径。这是真正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 响应国家法治化建设号召的举措。特别是对农民教育文化水平、法律意识的提升和强化工作是首要实现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绩效考核和提升都是今后在日常村务管理工作中要尤其加强的, 其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 我国的乡村法治化建设进程需要发挥自身的核心推动作用, 正视困境, 在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完善, 助推我国乡村法治化建设进程。
摘要：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 是提升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能力的关键, 本课题立足乡村治理法治化实现途径, 通过问题中心原则, 查摆问题, 并依靠广大乡村的基层党组织, 探究通过提升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来助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现。
关键词：乡村治理法治化,基层党组织,问题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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