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2023-04-19

第一篇: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先进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紧密相关。事实上,五四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那么,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呢?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巨大弊病。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许多先进分子虽然痛恨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但还是对其充满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中国先进分子看到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后,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和愤慨。 辛亥革命的流产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虽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是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出了问题。 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巴黎和会,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彻底失望,也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主义”所没有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自身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改变国家命运的科学理论。

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双重诉求,也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主义”的试金石。具有反封建功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但为了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它与封建主义沆瀣一气,既不可能反封建,更不可能反帝。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义”不同,它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而且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号召人们去推翻它、代替它,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这对于长期被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系统来说,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有如下几点a: 近代的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社会矛盾尖锐,人民渴望获得安宁。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最后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解救中国的指导思想。

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际格局深刻变化,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背景。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受到外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座大山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地灾难,这也促使有志之士寻找救国的方式。 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是五四运动。这一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敏锐观察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而共产主义理论是最革命的,而当时的中国又急需一场革命,于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回顾历史,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随意的,而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上不断探索而做出的决定。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思想才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状况的革命方式。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不断经受挫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小结: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盲目顺从,更不是误入歧途,而是一种英明抉择。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激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来难以估量的贡献。

第二篇:论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近代史纲要第9讨论组:

占哲琦,况应涛,廖波,秦长熙,曹航(组长),王彦琦,薛坤,陈明伟,刘力文

占哲琦: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使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探索失败,说明他们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况应涛: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

秦长熙: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和社会主义俄国对中国的援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大人民更期盼社会主义,于是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廖波,薛坤: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它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即无产阶级必然取代资产阶级的必然趋势。它的科学性与中国实际十分吻合,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入侵,资本主义畸形发展,在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导致了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必然要挑起社会革命的重担,反帝反封建,因此,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它!

王彦琦:中国人在尝试了封建制度、君主立宪、资本主义后,觉得都很难吃,所以尝试了共产主义。实践证明,在中国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被留了下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很合中国人的胃口,而是因为出现了几位杰出的厨艺人才,在马克思主义上撒了一些对味的调料。

曹航(组长):事实上,并不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当时社会上有两种政治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一部分选择了资产阶级道路。然而以孙中山为先驱的资本主义国民党,由于软弱和不成熟的反动性质,没能带领中国走向独立,终被淘汰,最后由共产党带领中国彻底解放。所以,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而是历史做了正确的选择,淘汰了不适合的。

陈明伟,刘力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看到了一种新的方式使国家站起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和历史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四川大学软件学院2013级Q764474336

第三篇: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一)近代以来,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封建主义宣告破产,资产阶级探索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寻找科学的思想武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的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使先进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所怀疑和保留。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尤其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加强大的力量,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前景产生了极大的希望。

(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给予中国先进分极大的启示:(1)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道路。(2)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3)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推动。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拓了道路,创造了思想条件。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五)在各种新思潮的比较和竞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面对各种学说和救国方案,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慎重的选择,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第一,经过比较,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不能救中国,从而转向了社会主义。第二,空想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空想社会主义。第三,经过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三次争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六)中国先进分子的积极传播实践不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总之,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走上马克思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的必然结果。

第四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思想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和 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革命的思想理论 —— 马克思主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被译介传播至中国,进而与中国工人 运动相结合,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 “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 这个问 题,似乎是 “ 人所共知 ” ,不需研究。其实不然,因为对此进行追根究底式的研究尚不多见。 因此,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机,作一番探讨,很有必要。

自 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灭亡的危险促使中国的先 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 幻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富强中国。 但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 展刚刚开始起步时, 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在帝国主义阶 段,资本输出和争夺海外殖民地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极力在政治、 军事、 经济上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限制其民族经济的发展, 以保证它的投资场所和对落 后国家的掠夺。 这样, 当中国刚刚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 它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就已经 消失。 正因如此,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处在艰难的境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既 是缓慢的, 又是残缺不全的,中国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 三民主义行不通,实业救国遭 受挤压, 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 那么苏联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经毛泽东等 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选择。

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摆脱资本主 义的世界市场体系,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 “ 卡夫丁峡谷 ” , 实 现了历史发展的飞跃。邓小平同志在概括中国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时指出:“ 人们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 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 ”“ 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 ” 由此 可见, 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解释:不是某些人或某个党派的主观 意愿, 而是世界历史的文明借鉴和两极分工, 才使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跨越了资本主 义,义无反顾地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所做出 的一种选择。近代以来,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寻求中国的再生之路, 中国几代志士仁人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从洪秀全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前赴后继、历尽坎坷。他们 向西方学习,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学术等方面广泛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从社会 “ 大 同 ” 、君主立宪到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曾经强烈地吸引着中国人民的注意力。然而结果却令 人失望。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先进知识分子在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历史进行精心观察和深刻 总结的基础上, 在对种种主义、 种种学说进行广泛了解和诸多比较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自 由争论。儒学的纲常深入人心, 流毒太深。如果不改变其在中国的文化统治现象, 以至彻底 的摧毁它, 它必然会成为皇权复辟的护身符, 以及国家走向富强的阻力, 必将使革命的果实 化为乌有。 致力于文化启蒙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激昂的号角下, 用《新青年》杂志吹响了向传 统的文化统治 —— 儒学进攻的冲锋号。 他们积极倡导 “ 破除迷信 ” , 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此次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 鲁迅、 陈独秀、 胡适等成为了其中的代 表。 民主和科学也成为了他们的口号。 在开始时, 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共同影响着中国的先进 知识分子, 在经过反复的比较、 推求,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李大钊也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 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开辟了一 个新的历史时代, 它构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直接前提。 五四运动爆发后, 极大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 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 初步掌握了马 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他们在这时发挥了某种先 锋和桥梁的作用, 使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起来, 这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 相结合的过程。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 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 到传播。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 国兴起了一场研究、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也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思想。 1920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进一步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并使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表示了中国的先进 知识分子正式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的伟大 转折,它使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重建有了可能,使民族和国家有了希望,使中国革命从 “ 山重 水复疑无路 ” 走向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使中国的革命走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回顾历史,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随意的, 而是在总结历史的经 验教训上不断探索而做出的决定。 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思想才是符合中国实 际情况, 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状况的革命方式。 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不断经受挫 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生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中写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实中国近代史,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之伤心史?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骄傲自大的中央帝国,第一次面对着比自己更先进文明的入侵,中国人第一痛苦地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天朝上国”,闯进国门的也不是蛮荒边夷,而是在各方面都优于中国的西方列强。他们带来的是痛苦与屈辱,但同时也是变革与新生,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与救亡图存、追赶先进的任务,使得中国近代史异常的动荡与变革,各种观点、思想、理论的交锋、碰撞,使得这一段历史如此的复杂多样,任何片面的观点都不能清晰地描述这一段时期的历史,都有误读这段历史的可能。不客气地说,当前

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非常惊异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学者,已经对中国近代史有如此清醒的认识。近年来学术界的某些观点,早在接近七十年前就早以为我们的前辈所认知。在这本仅仅五万多字的小书里,蒋廷黻举重若轻地为中国近代史划下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对细节的描述和对事件更为全面的解读,让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复杂性。 譬如对林则徐、李鸿章的描述,就远比我们正规的历史教科书完整的多。他对林则徐的评价是: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而真正的林则徐是传统士大夫的产物,即便惊觉西方列强的文明已在中华帝国之上,依然不敢冒着丧失名誉的风险真正提倡改革;李鸿章即便是当代也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人物,蒋廷黻并没有将之脸谱化, 他引用李鸿章1864年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证明了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就敏锐地洞察到日本明治维新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明治维新将使日本成为一流大国,而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谁的改革更快,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放弃章句小楷之学,将科学工程放在终身富贵的鹄的建议,他清楚地认识到未来中国的头号敌人是日本,故强调海防,主张放弃属国,休养生息而备战日本。当年的海防塞防之争由此引起等等。当然,同光时代旧的士大夫势力的阻碍,中国民众近代化意识的薄弱,李鸿章本人的积习等等,使得海防塞防之争以众人皆知的结果结束,甲务战争以众人皆知的结局失败,但足以改变我们心目中那个昏聩、颟顸的旧官僚形象,类似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可以让我们明白:历史远非我们想象中那样简单,不全面细致地掌握资料,你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蒋廷黻在近代史问题上更加高屋建瓴地是他的卓越史识。刘知几在杰出的史学著作《史通》中就指出:史学出良史必备才、学、识三长,千百年来一直成为衡量优秀史学家的标准,蒋廷黻在开篇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揭橥:鸦片战争的失败,根本理由是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近代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坦白地说,我认为甚至到今天,我们的生产力有的领域已经达到了现代化,我们的精英们甚至在后现代主义中的论调中甚嚣尘上,但面对着人治社会、官本位、信仰缺失、崇尚权谋而不重视诚信、家族与家乡观念更高于国家观念等等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不能对中国人全面具有近代化意识,崇尚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强调诚信的近代化意识给予一个确定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在七十年之后依然没有完成蒋廷黻提出的命题。这是我们愧对先辈的。

蒋廷黻先生提出“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那才是失败的致命伤”,这句话如此简单,却有如此震耳发愦,掷地有声!那么我们对此有没有觉悟呢?没有!直到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烧了圆明园,才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改革已经是非进行不可的了。蒋廷黻十分痛惜中国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时间,要知道日本受侵略比中国还要晚,但1853年贝利叩关成为明治维新的起点,这导致了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历史的机遇有时是不能错过的,1898年的百日维新实际上也是满清能够挽回人心的最后可能,但被扼杀之后,1905年的变法即便从程度上超越了1898年,满清的倒台也已经是无法逆转了。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是一步都不能踏错的。

建国以后的许多史学问题相比较民国时代,反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比如义和团运动,权威的教科书上依然写着“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直到九十年代才开始证明了其中的愚昧、野蛮和无知,是一种对中国近代化的反动,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运动与半个世界开战,最后战败的结果是堕入半殖民地化深渊的《辛丑条约》。《中国近代史大纲》一针见血地揭示真相:拳匪运动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的代价之大着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蒋廷黻对义和团运动的“拳匪”称呼是那一辈学人的惯性表现,不足深怪,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却需要我们在几十年后重新认识,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中国近代史大纲》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许多问题即便是今天也依然需要讨论、深入,蒋廷黻提出的救国方案包含了全盘西化的认识,他对三民主义的吹捧等等,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最具意义的问题是:当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再度来认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慨叹走过了七十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依然离原来的出发点不远,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依然在路上。

最后有一点不得不指出的是,蒋廷黻对士大夫清谈误国、纸上谈兵的做派十分痛恨,他用讽刺的笔调描写了清流的首脑之一,主战派的张佩纶“法国海军进攻福州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他们空言救国,一味主战,书中说政府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的话,就会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这让人想起了网上某些好战的“愤青”,读此书,对这部分愤青必定大有裨益。可以多研究些问题,少空喊口号。这大概也是可以算是今日再读此书的一个现实意义吧!

早期马克思主义

如何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人民凝聚在主流价值的旗帜之下,是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解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开来的历史过程,可以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一些启发。

允许自由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与各种思想的斗争中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具体而言,它大致经历了三次论战。

第一次是与胡适实用主义的论战。针对胡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新青年》杂志,同胡适展开公开论争。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是这一论战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在论战中,他们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等各方面情况,使更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了解到俄国的社会现状,澄清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苏俄的谣传和误解,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是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1920年9月,针对梁启超、张东荪宣传劳资合作的“基特尔社会主义”,李达撰写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撰写了《独秀复东荪先生信》、《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这场争论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坚持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的政治立场。

第三次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政府主义主张无政府、无国家,个人绝对自由等。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时,无政府主义者就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扶强欺弱。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剖析了国家的阶级实质。他指出: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才可望废除财产私有制度,改变不平等的经济状况。他在《答郑贤宗》一文中还指出:无政府党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的主张,是抹煞“资本阶级”与“非资本阶级”国家的区别,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所经历的论战看,真理是不怕辩论的。真理在辩论的过程得到认识,人们在辩论的过程中凝聚了对真理的共识。凡是在争论中能够存留下来并得到人们认同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能够允许思想的自由讨论,其实就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获得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提供了保障。

切实关注人民群众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中国知识分子按照俄国的套路,首先关注到产业工人的利益需求。他们不仅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受压迫的地位,而且积极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为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打下了基础。后期,经过工人运动的失败,他们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需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中,最现实的考虑就是庞大的农民群体,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关注到这一群体的利益,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落实为“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很具体的目标,并将农民引导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来,最后,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统一战线等具体路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成功的革命者,就是因为他并不是机械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现实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而今,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现实中潜在的一种危险是,马克思主义正在成为大众话语体系中越来越不熟悉的东西,或者说在形式上维护,而在实际上并不相关的东西。

历史和现实表明,政党一定是要代表某一群体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所要代表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在具体的实践中,可以体现这种价值取向,那么,就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基础。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中国社会充当了两个角色:

一是思想传播者。从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信仰,所以他们通过办刊物,积极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了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

二是思想的实践者和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并不仅仅需要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传播,而且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还在于有毛泽东等一大批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实际、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实际中来的人。如果只有一些死守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人,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了;如果只有懂得中国实际却没有正确指导思想的人,中国革命也同样不可能成功。正如列宁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因此,理论的实践者的使命既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又不能拘泥于某一论断的局限,这样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持久的指导思想。(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组织统战部副部长、教授/摘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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