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农业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促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农村转移人口权益退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要科学、合理构建可行的退出和补偿机制，以达到农村有效转移人口的目的，从而释放农村土地利用“红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由“资源扩张型”向“资源优化利用型”的内涵式增长方式转变。如此，统筹把握农村转移人口持有农地的真正意图、农村权益退出的影响因素以及建立合理的退出与补偿机制，为转移人口提供各方面的保障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农村；转移人口；权益退出；补偿机制
农村转移人口农村权益退出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问题。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就业领域、职业特征、收入来源、生产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其对土地依存度的不同，可以划分出兼业户、半进城户、进城户、非农户等多种农村转移人口类型。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转移人口，在促使其退出农村权益的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研究、统筹安排。
一、农村转移人口农村权益退出的理论分析
当前，农村转移人口的农村权益主要表现为土地的承包权，农村转移人口根据对承包地和宅基地依存关系可以分为：生计依存型转移人口，以就业、收入和生活保障为主导效用价值，持有目的是为了生产；潜在依存型农村转移人口，以规避风险为主导功能价值，持有目的是为防止非农失业、养老等保障；不依存型农村转移人口，不存在依存价值，以财产为主导效用价值，持有目的是为了取得财产性收入。生计依存型、潜在依存型和不依存型农村转移人口对土地依存关系分化、主导效用价值变迁与持地目的异化，为其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不同类型的农村转移人口对承包地依存关系的不同，其深层次的主导效用价值发生了变化，持地目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而承包地效用价值从生产效用向保障效用，甚至财产效用演化的过程，对承包地产权权能结构及其政策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生产功能效用是以承包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为重心，保障功能效用强调承包权的稳定性，财产功能效用则对承包地的增值收益权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农村转移人口只要愿意均可退出农村承包地权益，必将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程度。不依存型转移人口已具备退出承包权的能力，适当经济补偿可激励其退出承包权；加强保障，潜在依存型离转移人口也有能力退出承包权；依存型转移人口则尚不具备退出承包权的能力。这为农村转移人口农村权益退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农村转移人口农村权益退出决策的调查与实证分析
不同类型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做出退出农村权益决策时的影响因素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农民进行深入的调查统计，来分析这些因素影响特定农民群体的退出决策的程度，从而为构建农村转移人口农村权益退出与补偿机制提供依据。
（一）樣本选择
选取河南省豫东传统农区为调查对象，随机选取三个村：河南省宁陵县乔楼乡双阁村、商水县大武乡双楼田村、西华县大王庄乡李庄村，在2016年7—8月暑假期间组织上述样本村中的郑州科技学院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总共调查样本农户100个，发出问卷100份，收回97份，获得有效问卷94份，有效率达97%；并获得三个村村干部访谈记录、村落概况等资料。样本统计结果如表1。
（二）农村转移人口退出农村权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表明，承包地对农村转移人口具有多重效用价值，影响其退出农村权益的因素主要有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土地利用因素、效用价值、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等六个方面的因素。针对具有不同特征分类的转移人口，促使其做出退出农村权益决策的影响因素也不同。根据对样本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表2结果。
由表2可见，农村转移人口越年轻，退出农村权益的意愿就越强烈。青年人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比较强，一旦他们享受到了城镇生活的便利，就更加愿意退出农村权益，成为新市民。家庭人口越多的农民越不愿意退出农村权益，这是由于城镇生活成本比农村高，家庭人口越多，城市生活压力越大，退出风险越大，越不愿意退出。土地越多的农户对土地的依存程度越高，越不愿意退出，这是因为我国大部分农村现行的惠农政策是按土地面积配给，面积越大可获得的农业补贴就越多，越不愿退出。在土地效用方面，持地目的为生产的农户不愿意退出农村权益，地是其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果退出农村权益，这部分农民将面临着生存危机。非农就业越稳定的农户越愿意退出，因为这部分农民的城市生活能力较高，放弃農村权益的可能性越大。医疗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退出，因为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过大，医疗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就越高，所以更愿意退出农村权益。
三、构建农村转移人口农村权益退出与补偿机制
农村转移人口退出农村权益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应该建立完善的动力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机制和补偿机制来保证农村转移人口在顺利退出农村权益的同时，能够享受到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各种保障。
（一）动力机制
从政府角度讲，虽然存在社会结构调整、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需要，但必须尊重农民诉求，通过制度创新土地退出制度，提供退出经济补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老龄农民退休制度等，将政治动力转化为推动农民退出承包地的经济动力和社会动力，从而引导农民退出承包地。从农村集体组织角度讲，推动农民退出行为的动力在于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新的人地矛盾，新增集体经济收益。农村转移人口退出承包地的过程，也是集体组织获得土地产权调整权的过程，集体组织可以引入新的农地经营主体，从而获得组织经费、甚至部分租金等经济收益。从进入角度讲，新的农业经营主体，为了节约交易费，应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机械耕作，具有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的功能。因此土地规模经营能给经营者带来外部利润。
（二）风险防范机制
农村转移人口退出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及民生等方面的重要课题。要规避农村转移人口退出过程中退出的各种风险，避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较大的波动，确保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就必须在农村转移人口承包地退出前、中、后三个环节做好风险防范。退出前，加强承包地退出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确保退出的政策科學性，降低退地风险。退出过程中，要设立农村转移人口权益准退条件，建立城镇户籍准入制度；同时，建立农村权益退出评价及权益存续期机制，规范签订退出协议。退出后，成立退出管理机构，制定退地纠纷处置机制以及退地贫困救济机制。
（三）激励机制
在农村转移人口权益退出的过程中建立适当的激励政策，促进权益退出的顺利进行。对退地农民进行现金补偿；对新入经营者进行规模经营补贴和农技培训；对集体经济组织在退地过程中的作用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对退出的农民进行社会保障激励。如果农民已拥有社会保障，为使社会保障公平，可将其折算到经济补偿中；如果离农农民没有社会保障，退地离农农民的社会保障应与退出地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保持一致。对退出农民进行就业培训是退地激励的有力补充，提高农民非农就业的职业技术水平，从而降低农民对土地的生计依存，为非农收入的稳定性提供技术保障，进一步提高农民承包地退出能力和降低退出风险。
（四）补偿机制
选择合理的承包地退出补偿方式是补偿机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农村各地方在承包地退出实践探索中通常采用的补偿方式主要有一次性经济补偿和土地换取社会保障补偿两种方式。一次性货币补偿操作简单、补偿金额明确、一目了然，但是农民所获资金面临着贬值的风险。社会保障补偿是在按补偿标准计算出的补偿金额，将其转换成养老等社会保障补偿给农民，退地农民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就拥有了基本的保障，不至于因退地而导致基本生活没着落，这也是加强退地农民社会保障建设的有效途径，但是不如货币补偿的激励性强。各地应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补偿政策。
结语
农村转移人口农村权益退出时应该在坚持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的基本原则下，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村转移人口承包地依存程度与效用价值差异，构建农村转移人口承包地退出动力、风险防范、激励与补偿机制，保障农村转移人口退地收益，引导具备退出条件的农民有序退出农村权益，实现耕地资源优化再配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耕地质量和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从而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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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宇霞]
现代化农业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粮食产量关系我国的发展，关系着广大人民的生活。同时，国家粮食的产量对于国家工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随气候和地域分布不均等特点，造成农业用水的极大阻碍，而水资源是粮食能否取得增收的最重要的基础保证。为保证水资源的正常供给，满足粮食作物的灌溉，国家在东北四省区开展了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确保粮食增收、国家粮食的安全，促进现代化农业建设。
关键词：节水增粮行动 灌溉 现代化农业建设
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粮食的增产增收是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开展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有效的保证了粮食的产量，本研究就目前我国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的开展情况及发展问题开展研讨，提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更好的意见和建议，促进现代化农业建设。
1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概况
1.1传统粮食种植概况
我国传统粮食的种植一般选在土壤肥沃、土地平坦和靠近水源的平原地区，但是随着我国人口增多，迫切需要开发扩大粮食的生长土地，机械、化肥的生产和使用使粮食产区不再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但是与粮食生长有关的水资源却成了粮食能否获得增产的主要矛盾，在粮食作物生长对水资源利用方面，我国传统的方式是“望天收”，在农作物生长所需水量单纯的依靠天气降水与河流湖泊的水源，特别是在我地区十分依赖气候条件，在部分离河流湖泊水源较远的地区就造成了“十年九旱”的局面。特别是我县年拥有水资源3.61亿立方米，年可利用水资源为2.4亿立方米，多年平均降雨量为420mm。幅员面积5728.4平方公里，耕地380万亩，人口64万人。主要农作物为玉米。在一些较为干旱的年份，造成了粮食的大量减产，更严重的情况可能造成粮食绝收，为农民和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1.2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的主要内容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是针对我国东北部分粮食作物主产区由于气候降雨等原因，在较为干旱的季节利用水利工程和一些节水措施进行灌溉的方式，其目的是在节约用水的情况下实现粮食增收。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的实施有效的保证了在干旱的季节或年份粮食作物的生长，使粮食作物在缺少水源的季节也能吸收到足够的水分满足自身营养物质生长的需要。在我国目前主要的节水增粮项目主要有水利设施建设，水坝、水库、湖泊等蓄水作用。开凿地下水、开挖蓄水灌溉渠道，铺设灌溉管、带等措施来进行节水增粮计划，建立新型的灌溉方式，改变传统的漫灌方式，节约了大量水资源，保证了在干旱少雨年份粮食的增收。
1.3节水增粮项目的发展阻碍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在我国局部受气候条件影响严重的地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仍然不能满足粮食灌溉的需要，水利工程设施兴建较少，不能满足一定地区的存水蓄水功能，没有在水资源丰富的季节进行水量的存积的设施设备导致降水的大量流失，在利用地下水改造井水资源方面还有待完善，水源改造不过关，技术有待提高，对地下水不能够合理的利用，造成地下水的大量流失，在粮食灌溉方面利用传统漫灌方式的灌溉较多，漫灌灌溉方式不能够很好的对水资源进行规划和使用。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工业用水的大量增加，一些不正规的小厂家将用过的污水直接排放，污染农业用水，这也不利于节水增粮项目的进行。
2创新方案，完善节水增粮方案
2.1兴建蓄水工程，做好水资源蓄积
水利工程的建设是改变传统“望天收”的主要方式，所以为了保障节水增粮项目的正常进行，在一些江河流域要建设水利枢纽工程，利用拦河大坝、蓄水水库等水利设施在水资源丰沛的季节对降水进行收集，然后在遇到较为干旱的年份就可以利用水库蓄水池中的对粮食作物进行灌溉，这样就可以保证粮食的增收，同时水利设施还可以进行发电等其他工业用途。所以兴建蓄水工程，做好水力资源积蓄有利于节水增粮项目的实施。
2.2合理利用开发地下水
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地理条件要求较高，只有在一些江河流域才能够进行，所以现阶段节水增粮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地下水对遭受干旱的粮食土地进行浇灌，一般方式是利用地下水，利用抽水机具将地下水提上来进行农田灌溉，但是地下水资源毕竟有限所以对于提上来的地下水要合理利用，对于灌溉的水井一定要案要求的工艺、标准施工，这样有利于地下水的采集，对地下水的利用是节水增粮的最主要的方式，地下水灌溉能够保证干旱土地粮食的生长需求，在干旱季节各级政府和地方部门要大力扶持村民合理利用地下水以保证农民粮食的正常增产。
2.3调节灌溉模式，节约水资源
对于目前的现代化农业建设，要改变传统的灌溉方式，要进行农业灌溉改革，改变传统的漫灌方式，将漫灌改为喷灌、滴管等有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兴建输水管线，将传统的土壤堆积的输水渠道改为水泥或者管线运输，这样能有效的保证水资源合理利用，减少水资源的流失。尽管在短时间输水管线的建设成本较大，但是就水资源利用和粮食增产来看是最有利的一种节水增粮的方式，是对以后粮食增产的基本的保证。实施喷灌、滴灌等农业灌溉的方式既有利于农作物对水资源的最大利用又节省了水资源，是现阶段最有效的农业节水方式，在未来农业灌溉方面一定会占有较大的比例，是现代化灌溉农业的典型代表。
2.4加强对工业污水的管控力度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用水的需求正逐渐增加，对于一些设施较为简陋的小厂家，工厂污水没有净化系统，就直接排入河道造成农业灌溉水源的污染，对于农业灌溉的影响极大。大大的减少了农业灌溉可以使用的良好的水资源，使农作物减产。所以，对于污水排放的小工厂有关环保部门要加大力度进行整治，对于污染较重的工厂要进行整顿和关闭，不能只看工厂的短期利益就放弃环境和粮食作物的增产，对工业污水的管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资源的污染，增加了可以灌溉的农业用水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节水增量行动项目工程的促进。
2.5创新科研，开发抗旱品种
在严重缺水的农业地区可以利用增加灌溉农田的渠道来增加粮食收入，同时也可以在苗种方面进行改良以促进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对于一些较为干旱的地区要种植一些耐旱的农作物，这样在缺少水的时候可以保证粮食的一定收入，不至于损失过于严重，同时要对苗种进行改良，这就要求科研人员提高科研质量，多研究耐旱的品种，提高粮食作物对水的利用效率以促进节水增粮项目的进行。
3节水增粮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节水增粮项目的进行有效的保证了现代农业粮食的增收，有效的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亮点，有效的节省了水力资源，解决了在干旱季节我国局部地区粮食的增产问题，极大的挖掘水资源的价值。由于淡水资源的严重不足，在未来的发展中要保证粮食作物的持续增产，就要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和灌溉方式，现代农业对农业灌溉的新要求就是节约每一滴水资源，使水资源尽可能的被农作物吸收，使粮食作物取得显著地增产。
4结束
节水增粮项目是现代农业对于粮食增产的需要，是保证我国粮食减少对气候依赖的主要方式之一，有效的促进了农民粮食作物的增收，要保证节水增粮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只是农民粮食作物的增产增收，更是我国工农业发展的大事，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要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尽最大努力解决农业灌溉用水的供需矛盾缓解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促进现代化农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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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农业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農业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管理现状目前，农业经济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不但涉及自然科学，而且也涉及社会科学、经济学等学科，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从而为农业经济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探索提供帮助。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越来越高，生态农业、环境保护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课题。因此，农业经济管理中应该将低碳环保及可持续健康发展理念纳入到日常工作范畴中，以确保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既发挥农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也兼顾生态效益。
关键词：现代化建设;经济管理;现状及对策
一、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 农业经济管理理念保守
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的概念早已被提出，其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农业经济管理理念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推陈出新，仍然停留在保守落后的水平，从而导致农业经济管理方法也仍旧采用落后传统的老旧模式。
2. 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不健全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及农业经济管理，针对农业工作的发展情况一再发布相关文件，强调加快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完善，并要求尽快建立健全农业经济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积极向农业现代化建设道路转变。然而实际工作成效不突出，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仍然与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一定差距，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发展的需求，制约了农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影响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不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3. 农业经济管理侧重点不对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药、化肥滥用及过量使用、盲目引进高产物种等做法严重损害了农作物产地的土壤、水源等生态环境，从而导致大量农产品的低质量、高残留与人们注重健康、生态平衡之间产生了矛盾，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农药残留超标也导致我国部分农产品价格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严重不足，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从而减少了农产品产地农民的经济收入，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下降，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农业经济管理要努力转变侧重点，从以往单纯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4.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低
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借助信息化技术可为现代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市场信息，可为农业生产提供先进技术及信息，可为提高农产品质量提供技术支持，还可为农业经济管理提供便捷，提高管理效率。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如美国、日本等，而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还处于较低地位。
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管理所存问题的解决对策
树立新型农业经济管理理念我们知道：“理念指导行为”。因此，要解决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首先要抛弃保守落后的管理理念，树立新型农业经济管理理念，要从现代化农业发展思路出发，以现代化农业发展理念为理论基础，利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指导其经济管理行为。
1. 完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
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因此，要勇于做出农业经济管理体质的变革，积极转变管理模式，改变过去保守落后的单纯追求产量的管理模式，从单纯重视数量向重视数量及质量的方向转变，积极发展低碳、环保、绿色循环经济，发展生态农业，建立多元、多产业链结合的新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要加快农产品生产与深加工创新力度，促进纵向农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2. 加强农业产业化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我国农业经济各个区域发展不协调、农业发展与农村发展脱节、农业整体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显露出来。因此，要加强农业产业化建设，建设市场化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开展农业产业化建设，改变过去仅仅满足个人需求为目的的小农经济思想;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经济管理的手段，重点建设主导产业及产品，科学合理的分配各个区域的农产品生产资料，将市场需求作为开展农业活动的导向，让农业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符合农业发展规律，建立集约型社会化农业。同时，要通过农业经济管理手段，对农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有机整合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真正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技术已渗透到各个领域，传统农业也已逐渐向信息化农业方向发展，农业经济管理要积极借助信息化技术，实现对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科学化、智能化、精确化控制，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及收益。要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那么相关管理人员管理理念的改变及信息化技术的提升是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从业者的培训和教育，不断提高其对农业信息化管理的认识及技术水平，提高管理效率及水平;同时，要努力培养大量新型农民及技术人员，不断提升其对农业信息化的认识和生产操作技术水平，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开发并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此外，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网络、道路及水利设施建设，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机械设备进行生产，吸引高素质、高技术人才加入到现代化农业建设中来。
结语
总之，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经济管理上仍存在一些问题，既有体制上、制度上的不足，也有思想观念、人才储备上的缺陷，还有生产技术、设备及投入上的问题，立足这些问题，找出解决对策是保障农业现代化建设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薛松.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管理问题与对策思考[J].农民致富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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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虎忠.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管理问题与对策思考[J].农民致富之友.
现代化农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财政补贴;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
一、引 言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了农业发展的新目标。简单来说，农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十三五”规划提出，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十四五”规划提出，为加快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发展。2021年，我国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但农业易受天气、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易受市场价格波动和区域供给情况等市场因素的影响[1]，因而为了有效抵御各种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保证粮食供给安全、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的农业财政补贴政策，但是，这些农业财政补贴是否能够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来说，农业财政补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若存在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何时效应达到最大并可以持续多久？本文基于全国农业宏观数据，将数据指标分为农业财政补贴组和农业现代化组，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和时间序列（VAR）模型进行分析，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我国农业财政补贴进一步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二、政策梳理与文献回顾
（一）政策梳理
我国农业财政补贴发展的大致脉络可以归纳为：从对农业生产资料补贴过渡到对居民购买农产品价格进行补贴，而后过渡至对农民进行农产品（粮食）收购价格补贴，再之后将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最后是为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实施的各项补贴政策。同时，改革开放前后农业财政补贴的项目和数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具体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财政补贴主要表现为对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处于统购统销时期，工农产品“剪刀差”越来越大，当时农业财政补贴的主要类型是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后来逐步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农用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对生产资料和城镇居民购买粮食同时进行补贴。1985年开始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先后转变为合同定购制度和国家定购制度，农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强。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发 [1994] 32号）中规定了实施粮食保护价收购措施，同时辅之以生产资料补贴，继续对城镇部分居民实行定向补贴。
第二阶段，农业财政补贴在对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的基础上，将间接补贴转变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增加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并逐渐向新生产模式、新技术、新产业倾斜。2004年是农业财政补贴发生较大变化的一年，我国将原本在生产、流通领域的补贴改为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直补。从此，我国农业财政补贴步入改革阶段，各项补贴政策纷纷出台并一直延续到2015年。在此期间出台的补贴政策主要包括：2004年，财政部印发的《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范围的实施意见》（财建[2004]75号）明确指出，调整1994年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把通过流通环节的粮食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为了推进农业机械化，2004年同时开始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年出台农资综合直补、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农民用户沼气补贴等;2007年继续明确实施之前颁布的农机具购置补贴，同时开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07年《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管理办法》（财金 [2007] 25号）选取了部分地区作为试点试行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且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5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2008—2009年我國继续执行上述补贴，并新增了渔业柴油补贴;2010年开始大幅增加财政补贴金额，尤其是农业生产者直补、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农用沼气补贴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标志性指标;201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3]1号）提出，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充分体现出农业财政补贴向新型生产模式、新技术、新产业方面倾斜;2015年12月脱贫攻坚的冲锋号角正式吹响，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成为脱贫攻坚战的主要内容，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我国陆续出台了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等关键技术补助政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扶持政策、粮棉油糖高产创建政策等助力农业发展。可见，这一阶段我国农业财政补贴的关注范围开始将焦点转移至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生产效率、农民收入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从而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阶段，农业财政补贴进入纵深发展阶段，重点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2016年我国将2006年开始形成的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又细化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两种，同时期并存的还有农机购置补贴。2021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8号）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改革，重点支持农机科技自主创新，支持使用智能、复式、高端新机具，加快农机创新产品取得补贴资质条件的步伐，对暂时无法开展农机鉴定的高端智能创新农机产品开辟绿色通道，并通过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予以支持。未来，农业财政补贴将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发展、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不断促进我国农业快速向机械化、产业化、信息化、科技化、生态化、特色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变。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分析，已有研究大多从农民收入、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农业生产规模、农业绿色发展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切入，探究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农业财政补贴对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王亚芬等[2]将我国16个粮食主产区与6个非粮食主产区分为3个地区组，建立6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农业财政补贴对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等途径提高粮食产量;通过促进农业产出增长、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途径提高农民收入。杨颖[3]以粮食财政补贴为视角，结合2007—2016年的历史数据研究认为，粮食财政补贴可以有效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且对产量与农民收入产生了双重的积极影响。孙博文[4]以我国19个粮食产区10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确实具有提高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的效果，且农业财政补贴可以通过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促进粮食增产，通过提高生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刘念等[5]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对农机补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农机补贴不仅能降低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且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吕炜等[6]基于200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农村“推力”的角度分析了农机具购置补贴及其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机具购置补贴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农业生产效率，导致农机与劳动力之间产生要素替代，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三，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张春梅和王晨[7]使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了我国2003—2017年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结果表明，绿色粮食生产效率15年间稳中有进，由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在绿色生产准则限制下激励了农户绿色投入，因而农业财政补贴与绿色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田晓晖等[8]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与污染性农业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机购置补贴能够改变农户使用污染性投入要素和处理农业生产废弃物的方式，从而对生态环境产生正向影响。第四，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李江一[9]使用2011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面板数据，从农业生产和消费两个视角对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尽管农业财政补贴已演变成对农户的一项收入补贴，但仍能显著提高农业产出，且通过影响农业投入来影响农业产出。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农业财政补贴对其中一个或部分指标的影响，只有极少数文献探讨了具体的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构成指标影响的时间效应，且并未完整探究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以农业现代化为切入点，相对完整地分析了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对已有文献进行了一定的补充。第二，在研究农业财政补贴的时间效应时，考虑到农民收入是体现农业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因而选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观测指标，且样本跨度为20年。第三，本文以《意见》为依据确定农业现代化组相关指标，相较于已有文献更加新颖，更具有时效性。
三、理论分析
从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来支持农业发展，创造一个绿色、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生态系统。自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以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多个文件对具体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例如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推广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等。在具体的助农、惠农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给予农业相关的财政补贴，因而相应的农业财政补贴规模急剧扩张。2002年是我国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元年，当年具有代表性的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仅有1 亿元，截至2014年，这一数值增加到1 701亿元。得益于不断增加的农业财政补贴，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也迅速提升。根据《2020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底，衡量农业现代化重要指标中的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1.250%。
从理论上来说，农业财政补贴可能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影响农业现代化水平：首先，农业财政补贴能够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弱化农民基于改善生活需求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关工作的激励，从而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从而增加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其次，农业财政补贴能够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现有的农业财政补贴是专门针对资本和技术投入的补贴，如农机补贴能有效激励农民增加农业生产中的技术类要素投入，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大有裨益。最后，农业财政补贴能够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例如節水灌溉、有机种植等。农业绿色发展是新时代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意。
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分散性特征，导致农业领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较为缓慢，农业财政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本和技术要素投入量，大大缓解这一情况。但由于增长基数小且高度分散，这一激励效应的发挥实效可能有所滞后，因而在经验研究中既要分析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性，还需要从时间维度来检验农业财政补贴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发挥效应的时间性。
四、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典型相关性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如前文所述，中央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对农业现代化的表述包含多种内涵，因而很难利用单一指标来度量农业现代化;同时，我国针对农业领域的财政补贴具有多样性，流向农民手中的补贴种类也各不相同，统计口径较为宽泛。这意味着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需要利用多个维度的指标度量，因而无法利用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来探究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来探究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1.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选取了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和农业现代化组指标，具体如下：其一，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包括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村综合改革支出、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国土资源事务支出以及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其中，农业综合开发支出与农村综合改革支出是隶属于农林水支出科目下的二级独立子科目。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包括与土地治理和产业化发展相关的支出;农村综合改革支出包括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综合改革以及农场经营的各类补助，其作用等同于农业财政补贴，故考虑在内，但这两项指标体量较小，容易被其他大体量指标淹没，因而选择与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相合并成为农业财政总支出纳入模型中。其二，农业现代化组指标包括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节水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等。农业现代化组指标的选取以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意见》为依据。其中，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指标与“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打好种业翻身仗”要求相对应;节水灌溉面积和农用化肥施用量指标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求相对应，其中，节水灌溉面积既反映了有效灌溉又包含了一定的技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要求相对应;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与“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要求相对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总产值指标与“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要求相对应，农业产业体系与经营体系的构建最终将反映到农业总产值的提升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改善，故选取此类指标作为代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指标与“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相对应，反映农作物总播种规模。至此，《意见》中所有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均有相应的指标与之对应。在数据方面，本文采用的是2009—2019年全国农业宏观数据。农业财政补贴组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官方网站公布的全国财政决算数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以及各年《中国财政年鉴》;农业现代化组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农业年度统计数据。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具体包括：农业财政总支出（X1）、农业综合开发支出（X2）、农业综合改革支出（X3）、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X4）、国土资源事务支出（X5）、粮油物资储备支出（X6）。农业现代化组指标具体包括：粮食单位面积产量（Y1）、节水灌溉面积（Y2）、农业机械总动力（Y3）、农用化肥施用量（Y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5）、農作物总播种面积（Y6）、农业总产值（Y7）。此外，本文假设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的典型相关系数为U，U可以由X1—X6线性表出;农业现代化组指标的典型相关系数为V，V可由Y1—Y7线性表出。U和V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2.结果与分析
（1）典型相关性与显著性检验。
本文提取三组典型相关系数，三组系数分别为1.000、0.994和0.792，其中，第一组数据呈现出完整的正相关性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显著性为0.017，这表明在整体上，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与农业现代化组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U和V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农业财政补贴也正是沿着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对农业现代化并发挥作用。
（2）典型相关系数与典型载荷系数。
由于两组指标的量纲不同，为了方便比较，本文对量纲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得到标准化的典型相关系数，同时借助典型载荷系数的分析，得到典型变量与组内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设定公式如下：
U1=0.993Y1+0.804Y2+0.688Y3+0.431Y4+0.940Y5+0.968Y6+0.980Y7（1）
V1=0.977X1+0.958X5+0.846X6 （2）
从组内指标与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农业现代化组指标中，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所占权重最大，其次依次为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水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用化肥施用量所占权重最小，为0.431，这表明，近年来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不断下降，农业现代化不断向着绿色和可持续化方向发展，农用化肥施用量已不再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不断下降，这得益于深耕深松、秸秆还田、水肥一体化、化肥深施和有机肥推广等措施的推进。
在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农业财政总支出（包含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业综合改革支出），为0.977，
其次依次为国土资源事务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冗余结果分析。
从冗余分析得出的结果中可以发现，农业财政补贴组中所选指标能够解释其86.2%的信息量，农业现代化组中所选指标能够解释其72.5%的信息量，且在对立的原始变量组中解释能力都达到了72%以上，结合相关性来看，第一组数据的相关系数为1，证明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第一组数据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综上，典型相关性分析表明，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且本文构建的两组指标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表明这一相关性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同时能够作为全面的指标体系来刻画现实中的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典型相关系数与典型载荷系数表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中，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总产值是最有解释力的途径，而在各类农业财政补贴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农业财政支出。
（二）农业财政补贴的时间效应分析
1.模型构建
在明确了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后，本文从时间序列维度进一步探讨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的持续性，以及农业现代化组内指标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的持续性，因而利用时间序列（VAR）模型对此进行检验。
由于VAR模型对数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较高要求，本文以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作为农业财政补贴的代表变量。这一指标在农业财政补贴中所占权重最大，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同时作为时间上的连续变量稳定性较强，适合作为VAR模型的回归变量。同理，农业现代化以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这些变量均为稳定性较好的时间序列变量。其中，农业总产值能够最为稳定且直接地反映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因而将其作为主要的反应指标，通过其对其他变量冲击的反应程度来衡量各变量所发挥的时间效应。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变量的稳定性，本文对变量做了自然对数处理，以控制异方差对结果的影响。由于较长的时间跨度可以更好地检验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的时间影响效应，因而本文数据的样本期间选取1990—2019年。
2.结果与分析
其一，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原始数据是非平稳的，但在一阶差分后，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保持稳定。关于具体检验模型的选择和滞后阶数的确定，本文以通过AIC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的最小值为标准，目的是达到最优的拟合优度。由于原始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但属于一阶单整，因而需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以考察指标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其二，协整检验需要在最优滞后阶数的条件下进行，因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要对相关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加以确定。通过AIC准则、LR准则、FRE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的检验结果均为滞后一期，说明滞后一期为最优滞后阶数，因而本文选择滞后一期作为建立VAR模型并进行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
其三，本文对前文所假设的路径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指标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所有变量的单整阶数都是一阶，因而符合协整检验要求。从指标间协整检验结果来看，所得P值分别为0.000和0.004，均小于5%的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因而本文所设置路径中的相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其四，为了保证后续脉冲响应分析的可信度和方差分解的稳定性，需要对模型整体的特征多项式根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特征根单项式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即所有根取模后的倒数均小于1，故该VAR模型满足平稳性条件。
3.脉冲响应分析
（1）农业总产值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冲击的响应。
笔者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总结了2015—2019年我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我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近五年基本保持稳定，其中2017年和2018年略微下降，但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却逐年上升，且上升速度较快，这说明我国农业已不再依靠规模扩张来实现产能提升。如图2所示，从农业总产值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冲击的响应结果可以看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仅在第1期时对农业生产起正向作用，第2期便下降为零并在零线附近徘徊并最终收敛于零线。这说明农业生产已逐渐向高效率、高质量发展转变，未来农业财政补贴也应当向提升保护耕地地力、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转变。
（2）农业总产值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
本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作为农业机械化的代表指标进行分析。农业总产值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如图3所示。结果表明，在第1期和第2期中，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对农业总产值的总体效应为负，但在第3期后快速扭转下降趋势并逐渐产生正向影响，说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在初期需要大量农业财政补贴的投入，尤其是农机购置补贴的支持，其在长期能够推动农业总产值提升，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为证明此结论，本文分别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對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进行了分析：①如图4所示，结果表明，从第1—5期，农业机械总动力水平一直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起负向作用，第6期后逐渐收敛为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与原有人工方式相比，农业机械设备能够更快地完成耕种、播种、收割等工序，对农业种植与生产的全过程具有较大的助推作用，因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使用更少的土地规模生产出与原来一致的产量。②如图5所示，结果表明，在第1期，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财政补贴的冲击为正，第2期效应下降为零，第3—6期为负效应，随后逐渐收敛为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虽然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在第1期增加了农业财政补贴支出，但是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在后期减少了农业财政补贴的支出压力。③如图6所示，结果表明，农业机械总动力在第1期产生的负效应逐渐扩张，但在第2期后便逆势向上，在第5期后产生正向效应随后收敛到零线附近。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推进农业机械化初期，农民购买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施工的机械、设备会占用一部分可支配收入，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农作物产量、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农民投入的成本则会得到弥补。若在初期对农民进行一定程度的农业财政补贴来弥补这一部分成本，便会极大地提高农民购买农用机械的积极性、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这也验证了我国2016年以来实施的“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3）农业总产值对农业财政补贴冲击的响应。
农业总产值对农业财政补贴冲击的响应，
如图7所示，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在实行的第1期就能对农业生产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力，在第2期影响力逐渐下降，第3期以后逐渐收敛到零线并在零线附近徘徊。这说明农业财政补贴在初期能够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显著正向影响，但效应衰减速度较快。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农业财政补贴确实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但如果不同时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财政补贴力度再大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为验证该结论的正确性，本文又分析了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财政补贴冲击的响应，如图8所示，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能够在第1—5期对农业机械化产生正向推动作用。而农业机械化水平能够在长期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再一次说明了农业财政补贴不能单纯地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更要提升农业机械化等硬件性设施水平与农业财政补贴的成果转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强农业科技支撑能力，并在实施农业财政补贴的同时建立动态调整的长效机制。
（4）农业总产值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冲击的响应。
农业总产值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冲击的响应，如图9所示，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能够对农业生产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进而会促进农业产量的提升和农业的整体发展。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究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总产值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①如图10所示，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在第1期能够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正向作用，影响力在第2期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并在第4期收敛到零线附近，这说明农业财政补贴能够有效改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但下降速度较快。②如图11所示，结果表明，农业总产值也能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起到正向推动作用。③如图12所示，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机械总动力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且影响力在第3期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并趋向零线附近，这说明农业机械化水平虽然在初期对农业生产的效应为负，但却能在长期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轻农业财政补贴支出压力、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其购买农业机械设备的积极性会随之提高，从而带动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综上可知，我国农业财政补贴、农业总产值、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者之间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4.方差分解分析
本文分别对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财政补贴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其一，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生产规模非常稳定，在第10期方差分解中始终对其自身保持着较高的贡献度，说明农业生产规模稳定的同时，农业总产值亦在不断增长，再次验证了我国农业发展质量在不断提高。其二，对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其自身的贡献度在第10期时仍然能够达到70%以上，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的贡献度。虽然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贡献度存在短暂的滞后期，但随后便不断上升，这说明我国为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而推行的农业财政补贴是卓有成效的。在第4期后，农业财政补贴的贡献度出现了小幅下降，这说明我国需要减少对技术落后、老旧机械等农机的补贴[10]。此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贡献度随时间推进不断提升，在第9期达到峰值15.138%，这说明我国农民现代化意识不断提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机械的购买中。其三，对农业财政补贴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相对稳定，但仍需要农业财政补贴的支持，尤其是耕地规模的稳定和耕地地力的保持方面要加大农业财政补贴投入力度。其四，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其贡献度甚至超过了农业财政补贴，但在前两期，农业财政补贴的贡献度明显高于农业机械化水平。其五，对农业总产值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总产值具有较高的贡献度，虽然在第10期有所下降，但贡献度仍然较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在第1期的贡献度不足，但在第3期超过农业财政补贴的贡献度并在26%的水平保持稳定。对农业总产值贡献度最高的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说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改善能够极大地提升其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的生产发展。综上可知，在后期，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财政补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者总和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度超过了90%。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关于农业财政补贴的时间效应研究中，笔者发现，各指标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业财政补贴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农业财政补贴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但其效應在中期出现了先衰减后提升的态势，若能够及时对相关补贴进行调整，则能够延缓衰减的程度。其次，农业财政补贴能够提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但在第4期后其效应会衰减到零线附近，因而不能单纯依靠农业财政补贴来改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要从长远出发，加强对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提升农业现代化社会服务水平，鼓励农民通过机械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再次，农业财政补贴更多的是以保障农业生产规模稳定为目标，因而近年来我国农作物生产规模保持稳定态势，这都离不开农业财政补贴对耕地地力的保护。最后，农业财政补贴能够对农业生产发展起推动作用，但随时间衰减速度较快，因而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结合更多因素，例如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改善农业生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从多维度共同发力。
在关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研究中，笔者发现：首先，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提升农业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可以用更少的土地实现在原耕地面积下的产量。其次，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在初期对农业总产值的作用是负向的，但能够在长期促进农业总产值水平的提升。再次，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在初期会增加农业财政补贴的投入，但在后期能够减少农业财政补贴的支出压力。最后，农民在初期会因为增加对农机的投入而减少可支配收入，但是在长期会逐渐获得正向回报，这时若能对农民进行一定程度的购机补贴则会减少并缩短负效应的强度与持续时间。
在关于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研究中，笔者发现：首先，农业财政补贴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能够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分别推动农业总产值的提升。其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业总产值之间相互影响。最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激励其对农业机械等農业生产资料的购买积极性，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能够长期稳定地推动农业生产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生产规模相比，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更能够在长期持续促进农业发展、提升农业总产值，但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中仍然存在较多的薄弱之处。因此，应继续加大对农机的财政补贴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智能化、大中型、复合型农机装备的财政补贴力度，同时搭配信贷支持政策以及农机保险补贴政策，提高农民购买新型农机的积极性;在加速普及新型高科技农机使用的过程中，农业财政补贴应向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提升农民生产技能方向倾斜，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对农业生产的支持程度[11]，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能够延长农业财政补贴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时间，形成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机械化双向促进的影响机制。其次，农业财政补贴能够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正向推动作用，但随时间衰减速度较快，因而农业财政补贴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以延长农业财政补贴促进农业生产的时间。为达到此目的，应尽量减少“一刀切”的补贴，以免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取而代之的是在实施农业财政补贴的过程中考虑农业生产产量的多少、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生产、生产效率的高低等因素，综合评判补贴资金的发放量。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财政补贴资金的发力方向，既可在长期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改善农业生态，又可以加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再次，由于农业财政补贴扩张农业生产规模的作用并不明显，应以稳定农业生产规模为主要目标。但农业生产规模不仅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也会受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情况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持续性的。因此，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规模，加速我国实现脱贫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在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的同时，发挥农业财政补贴分散事后持续性风险的作用，减少农业生产所受到的冲击，为加速农业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动力。最后，我国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生态保护的引导，如加强以补贴的形式促进秸秆综合利用与可降解农膜的推广，增加对可降解、有机性农业化肥使用的支持力度，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同时，加强对干旱和缺水地区发展节水农业的农户的补贴力度，将农业财政补贴适度向农业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倾斜。此外，应建立 “互联网+农业财政补贴”科学的资金监管机制与完善的法律体系，提高农业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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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雅雯）
收稿日期：2021-1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19ZDA071）;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财税政策研究”（XLYC2005016）
作者简介：崔惠玉（1975-），女，辽宁庄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管理、政府预算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研究。E-mail：cuihuiyu@dufe.edu.cn
现代化农业论文范文第5篇
第十三届东盟电信和信息技术部长级会议不久前在新加坡举行，东盟各部长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区域数字共融的力度，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用率（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让东盟的所有公民享有参与发展的平等机会。通过普及国家宽带网络，改善国家普遍服务义务以及提高与相关行业的协作能力。为此，东盟将优先实施新推出的2015东盟ICT总体计划，确保能不断地为企业和社区的繁荣创造一个稳定而优越的信息通信环境。同时会议还通过了名为“密切区域联系，共同创造发展可能”的新加坡宣言，重申应致力于促进以ICT技术为驱动力的经济转型，加强公众参与、授权与创新，而这些应以发展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以及努力弥合数字鸿沟为基础。
按照传统，第八次中国-东盟电信部长会议同期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发言中，苗圩介绍了我国信息通信发展政策，以及2014年中国与东盟在信息通信发展政策、宽带网络、物联网技术、网络安全、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计划；并正式提出，2014年至2018年五年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为东盟国家培训500人次信息通信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倡议。会后苗圩代表中国政府与东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信息通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会见新加坡通信信息部部长雅国，就加强中新ICT领域尤其是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交流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最早和我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国家。新加坡企业1981年便开始到中国投资，80年代后，两国政府相继签订了《关于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关于旅游、民航及展览合作的协定》和《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等一些文件后，中新经贸合作进入高速发展期。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浪潮的兴起，ICT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
早在1981年，新加坡政府已经认识到ICT产业的巨大潜力，并希望通过建设、建立全球领先的ICT产业而支撑起金融、制造、物流、医疗、教育、旅游以及数字媒体等经济产业的持续发展。随后，新加坡政府在ICT产业的建设和完善上实施了一系列为人称道的战略举措，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86年提出的为期5年的“国家IT战略计划”、1992年提出的“IT 2000”计划、2000提出的“信息通信21蓝图”以及2006年提出的为期10年智慧国2015计划。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新加坡ICT行业的发展如今已经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也成为新加坡社会和经济的新增长引擎。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指导思想。此后10年间，两化融合理念逐步完善、成熟，各行各业也开始了全面实践。在此基础上，十八大又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信息化成为“四化”协同的基础和工具，是重中之重。
由此，信息消费、两化融合和智慧城市等都成为国家战略，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整体而言，在信息化这盘棋上，我国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既需要自己的不断积累，也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模式，而新加坡是最好的老师。新加坡以及新加坡的ICT企业通过长期实践，在交通、医疗、教育、环境、物流以及电子政府等领域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提供高水平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什么，ICT领域会成为中新经贸合作的亮点之一。
正如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执行副主席雷纳德所说：“新加坡与中国在发展智慧城市方面具有共同的愿景，那便是建设一个适宜工作生活的良好环境。信息技术是任何智慧城市得以发展的支柱。每天我们都接触新的数据不断被创造出来，所以，如何以创新方式抓取、转移并诠释这些数据以帮助提升公民的生活素质变得至关重要。”最近几年，我国的地方政府在ICT领域同新加坡展开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尤其在智慧城市建设上，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就在中国和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和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关于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合作的备忘录，在之前合作的基础上，开启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双区互动”举措。
典范
通过此次中新智慧城市“双区互动”，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和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将在新加坡和苏州工业园区内各选择一片区域进行智慧城市试点。该合作将通过公开创新的采购模式如新加坡的“征求合作计划”构建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桥梁， ，为中新企业提供一个展现其智慧城市发展技术能力的平台。
得益于新加坡与中国两国政府的支持，苏州工业园区的智慧城市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并已经成为了新中两国互惠互利合作模式的又一个成功案例。建区19年以来，苏州工业园区注重新加坡经验借鉴，坚持顶层设计，夯实信息基础、加强信息化应用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成绩显著。工业园拥有覆盖广泛、高速便捷的基础网络环境，将城市宽带、移动网络、无线Wi-Fi囊入其中；以“四维、三库、三通、九枢纽”为智慧城市应用架构，打造智能公交系统、数字城管系统、智慧环保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并致力于围绕智慧城市需求，大力发展融合通信、电子商务、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信息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创新，以将该区域建成全国领先的信息化高科技园区和国际一流的智慧型城区。2013年初，苏州工业园区高分入选首批全国智慧城市试点。此次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订将进一步通过信息技术加深两国在智慧城市方面的长期紧密合作关系。
对于同新加坡的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杨知评表示：“从2008年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将信息化定位为实现园区现代化的驱动力以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方案措施，使到园区的发展保持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沿。我们期待与新加坡进一步加深合作，通过‘双区互动’的模式，共同探索并在解决方案的层面取得突破，达到创新。”
苏州工业园区与新加坡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将为中新两国资讯通信产业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开放更为直接的合作机遇。中新两国不同领域的企业将有望在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环境管理方面获得更多合作良机。而且这次合作将催生一系列创新领先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并将有机会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进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