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导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西方学术表达；跨学科
概言之，“西方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单重的，“中国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这是西方学术自身的困境，也是其原生困境。这重困境是由于西方社会科学受“科学主义”的主导，正日益成为“不思”的社会科学，即“意义的消失”或是“无意义”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尼采的“虚无主义”。
西方社会科学的单重困境是西方社会科学自身的困境，这是由其介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科学日渐成功，其研究领域也日趋扩张。在科学的强势影响下，西方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的意义。人文学，是为生活昭显意义的学科，一旦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文学所提供的意义，西方社会科学就会遭遇研究困境，这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
自1930年起，一些西方批评者或西方自身的明智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其标志是胡塞尔埃德蒙德•胡塞尔，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导致欧洲的人性危机，而存在主义则从另一方面加深了这种危机。他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残缺不全的科学观。实证主义认为理性的方法只适用于对自然界，实证主义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的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存在主义确实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但是它却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生的意义。存在主义反对实证主义，使用一种非理性主义来反对一种理性主义。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反对实证主义，使用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来反对残缺不全的理性主义。“理论本身是通过人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是人的理性确定存有者的意义。这也就是说，理性刻画了自开始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自在的真理’——这个词与其相关的词‘存有者’之间的规范的关系”。“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提出了“欧洲科学危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引发“科学主义的潮流”，从而使得西方社会科学不再是“科学的”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成为“科学主义”。由于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成为“不思的科学”（即海德格尔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认为“logos”是世界的本源，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存在的真理被遗忘的历史，其哲学核心思想接近于中国的老子。认为“科学不思”、“说出来的思，它只能抓住不思的人的思想”；著有《存在与时间》（1927），《真理的本质》（1943），《什么召唤思？》（1954），《同一与差异》（1957），《尼采》（1961），《面向思的事情》（1969）等等。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 汪丁丁（1953-），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dingdingwang @ pku．edu．cn
的“科学不思”）。“不思”即不思考、不反思；而“应当思考”是人的价值，是人日常生活的意义。所以，“不思的科学”意味着“意义的消失”（meaningless），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Nihilism“Nihilism is a philosophical position which argues that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human existence, is without objective meaning, purpose, comprehensible truth, or essential value． Nihilists generally believe all of the following: There is no reasonabl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a higher ruler or creator, a "true morality" is unknown, and secular ethics are impossible; therefore, life has no truth, and no action is known to be preferable to any other．”
虚无主义最早是由屠格涅夫提出的，由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首先引入哲学领域。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19世纪欧洲最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所导致的，并强调人们应通过重新赋予生活意义来克服它。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是“这样的存在什么都不剩”，并认为其前提是将存在缩减至纯粹价值。）”。
在《权力意志》《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最早的版本是1901年出版的由Heinrich Kselitz、Ernst Horneffer和August Horneffer以及Elisabeth Frster-Nietzsche一起编辑整合的尼采从1883年到1888年笔记的遗稿选本，但这个版本备受争议。随后Walter Kaufmann的英译本将尼采的主题四分为"European Nihilism"，"Critique of the Highest Values Hitherto"，"Principles of a New Evaluation"和"Discipline and Breeding"。目前学界公认的版本是1967年由意大利学者Giorgio Colli和Mazzino Montinari编辑出版的十五卷本考订研究版《尼采集》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的中译本《权力意志》只节选了尼采的《八十年代手稿》。一书中，尼采展示了这样一个主题——西方的命运从“追求知识（知识是一种权力）”演变成为“直接追求权力的意志”。
权力意志的第一层面纱是追求知识，第二层面纱是“the will for truth”，即求真（truth：真理、真实、真相）的意志。揭开第一层面纱，知识被知晓、分类为神学知识、哲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至自然科学时代即科学主义时代揭开第二层面纱之后，尼采认为，知识无法确保其根基的真确性，知识失去了赖以依存的根基。因为，只有你相信知识是真确的，知识才是真确的；反之，知识就不是真确的；知识的真确与否最终取决于你的信仰。于是，尼采说，西方求真意志的后续是“nihilism”，即，知识→真→虚无主义。（详见管理学院讲稿）。这是1900年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1930年，胡塞尔提出“欧洲科学危机”，标志西方明智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科学原生困境。
上述这100多年的思想演变过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的展现。而“中国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
第一重困境。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规范或西方人用于表达其自身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主义主导下的价值危机，或信仰的危机，或不思的危机，或意义的消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
第二重困境。
在目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家只能以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其在中国的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这是很困难的，
西方学术规范无法真正地表达我们中国人在自身更深层次上的感受。即便是受过正规西方学术训练的“海归”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意义很难用西方的学术规范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二重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不仅引入“西方危机”，并且延续了“中国危机”，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困境。
一、西方学术传统
西方人表达其全部可表达的学术传统之最根本出发点是两大逻辑定律，即同一律（A=A）和矛盾律（A≠）,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在于难以用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所感受到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西方学术的表达方式”？这需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
首先，我从笛卡尔、培根到洛克的顺序来解释西方学术传统。
笛卡尔曾用“知识之树”参见笛卡尔（Rene Descartes）,《哲学原理》（1644）。来描述西方学术传统。“知识之树”的构成如图1所示。
请注意，早年笛卡尔的“知识之树”是从天空向地面倒置而生的：柏拉图土壤置顶于天，由其孕育而出的自然科学和道德哲学越发地接近地面，表明其越发地可验证。到了培根和洛克的时代，西方学术传统的“知识之树”被除去柏拉图土壤，并开始由地面向天空生长，成为以“经验主义”为根基的学术传统。
图1 笛卡尔“知识之树”图解
“知识之树”的体系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哲学，从探讨本体论问题转向研究知识经验是如何产生的认识论问题。英国产生了培根、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产生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鼻祖。笛卡尔提出了惟理论的原则，认为人的知识不是来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认为理性的演绎法是惟一的正确方法；他主张用理性来审查一切，提出“普遍怀疑”。在认识论上，笛卡尔认为人的知识不是来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并主张天赋观念。 此外，笛卡尔还从物理学的机械原理出发提出反射论思想，等等。、培根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首位提出经验论原则的哲学家。他强调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应用，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时代。罗素尊称他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新工具论》（1620）、《学术的进展》（1605）是其重要的哲学著作。《新工具论》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是相对的，在此书中，培根开创性提出了经验认识原则和经验认识方法。、洛克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英国哲学家，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开创者，也是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和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第一人。洛克开创的经验主义被后来的乔治•贝克莱以及大卫•休谟等人继续发展，成为欧洲的两大主流哲学思想。洛克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观经验。他不赞同笛卡尔等人的天赋观念说，而是认为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张白纸，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的是感觉(sensation)（外部感受）和反思(reflection)（内省），并强调感觉和反思这两种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见图2所示。
笛卡尔把柏拉图思想置顶于天是因为西方两千多年的思想深受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影响。这里需要解释什么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如图3所示。
“洞穴隐喻”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将世界分为“形式的”智慧世界和我们所感觉到的社会，后者是从有智慧的形式或理想里复制的不完美版本。真正的形式是完美且无法改变只能使用智慧来理解才能实现的。图解：太阳代表柏拉图的真理，洞穴中，双手背缚的希腊人只能面壁而立，其身后是篱笆墙和行走中的看守卫兵。“双手背缚、不能走动”代表希腊人被前人留下的意识形态偏见所束缚。行走中的看守卫兵以及篱笆墙后洞穴内的一些物品（这些实体都是面壁的希腊人所无法看见的）在洞穴外太阳的照射下于洞穴的内壁上留下影子（影子代表一种映射参见我在东财管理学院的讲稿。，objective→subjective）。柏拉图认为，希腊人所建造的世界观或者包罗万象的大理论，无非是其看着面前洞穴内壁上的影子而构造的，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所以柏拉图认为，希腊人应该打破前人留下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松绑，走出洞穴，面对太阳，自己寻找真理。这一从“对着影子的人”到“对着太阳的人”的转变过程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整个两千多年西方的命运走到虚无主义”。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传统后为“经验主义”所代替，这里需要解释什么是“经验主义”？
关于人类的经验，我们借用罗素的经典“三分类”来阐释：
第一类，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自己体验到的感受，是可重复的经验。
第二类，间接经验——是他人的感受，或被他人告知的感受，是诸如“洞穴隐喻”般的感受。
我们无法验证这类经验的真伪。例如，有人说他看见了上帝，但你无法证明他的这一经验的真伪。因为这是感受者的惟一体验，是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特有体验。这种逻辑上的不可验证性也是语言哲学研究的困境，因为会发生不可验证的危机，所以，语言哲学的早期形态是“唯我主义”，即“只有我是真实的，我之外的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第三类，内省经验——可表达但不一定可重复的感受，是接近我们东方人感受的经验。
在这三类经验中，最满足“可重复”这一条件的是“直接经验”。举例来说，我们每天都活着，这是一个关于自我身份感（identity）确认的大问题。那么如何证明“昨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要知道，佛家有言“分段生死”；昨“死”今“生”，今天“生”的你居然能够回忆起已“死”的昨天的你的直接经验，并且据此认为这就是“今天的你”的直接经验，如何证明？(哈佛的哲学家诺切克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就要求经验是“可重复”的。
根据培根对“科学”的定义，“不可重复的经验不是科学”；当经验是可重复的，就可以进入到科学研究的领域了，即“可重复的经验”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当表达“可重复的经验”时，科学方法呈现“因果律”此处我使用“律”而不是“关系”来表述因果关联；“律”之义取自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因果律是四大先验定律之一，是“没有原因的结果”，是康德哲学中无需检验的真理，是无需用生命亲躬来证明的真理。。即，“可重复的经验”（repeatable experience）∈科学{因果律}。
那么，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宗旨就是呈现因果律。如何呈现因果律？如何证明可重复的经验是有因果律的？或者证明其是不满足因果律的？这就需要两重检验。
第一重检验，休谟检验（Hume Test）：区分幻觉和真实（illusion Vs． reality）的检验。
休谟认为“illusion”是幻觉，是不可重复的现象。如梦境（梦里人会飞，但梦醒之后呢？当然，现在斯坦福大学也有科学家研究“会飞的梦”，称之为“意识清醒的梦”。“意识清醒的梦”不再是“illusion”而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科学研究。所以，当同一个梦可被重复的时候，这个梦不再是“illusion”，而是一种病态或是一种健康状态的提升；当梦是不可重复的时候，就是休谟定义的幻觉）。“reality”是重复的、可感受的经验或现象。可重复的就是真实的。例如诺奖得主纳什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可以重复地感受到被联邦调查局迫害，那么对于他而言这些可重复的感受就是真实的。
休谟检验旨在区分幻觉和真实，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洞穴隐喻”。“洞穴隐喻”之于西方思想传统如同中国的《老子》、《论语》、《庄子》等之于中国思想传统。
通过休谟检验后，进入第二重检验。
第二重检验，科学检验过程——因果律“可表达的过程”。
有些经验是可重复的，却是不能表达的，因为这类经验是只有感受者才能感受得到的因果律。按照西方对知识的分类，东方的知识不能被称为“知识”。例如五千多年以来，但凡习佛之人都有感受，而这种感受在不同人身上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假设不同的人是“一”，所以是“一”在感受现实，但它基本上不能被表达，这意味着它不能进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东方的知识不能进入西方知识分类的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经验往往是不可重复的（如《黑天鹅》Nassim Nicholas Taleb，The Black Swan：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bable。（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M］．万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一书），所以因果研究开始追求“可控制性”，即实验。
《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认为，“人类历史，乃至整个宇宙的历史，都是由不可重复的事件推动着的”。我把这句话翻译成为我们的语言，“最重要的意义参见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导论［J］．财经问题研究，2008，（10）。（importance felt）或经验往往是不可重复的，往往无法通过‘Hume Test’及‘可表达的检验’”。《黑天鹅》一书在英语世界里的影响非常大，此书提出了一个最重要命题——“历史是跃变的而不是渐变的或演变的”。换言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突发的，是事先不可能被想象得到的，是不可知的（这是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否则历史静止参见汪丁丁．读懂《黑天鹅》需要了解的……演化理论是读懂塔勒布这部作品的必要条件［N］．东方早报，2008-07-13．A04版。“塔勒布试图让读者相信，世界历史原本就是由一系列突变事件驱动的。你可以将信将疑，不过，你难以摆脱这一看法所包含的历史直觉。历史，假如总是连续的，就必定能够被历史人物们准确预测，于是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件都在计划之内，一切可能的计划，在社会博弈过程中迟早可以达到均衡。我们知道，均衡意味着“不动点”的存在性，后者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财经》2008年5月荐书，“此书作者曾经是证券交易员，在“9•11”和次贷危机之前先知先觉地做空美国股市，大笔获利，一举成名。如今作为大学教授，他把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相结合，成就了这本覆盖金融、商业、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书。……在他看来，“黑天鹅”，即那些不可预测的发生概率很低的事件，对包括金融市场发展在内的人类进程异常重要。这种思考让人想起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科学观。”。
那么，科学是如何追求可重复性的？又是如何将不可重复的“illusion”转变为可重复的“reality”从而把它纳入科学的？回溯《皇家学会通信》《皇家学会通信》（Royal Society Newsletter），《科学》（Science）杂志的前身。，我们可探得端倪。
第一卷《皇家学会通信》发表的都是诸如磨镜片的进展、三只脚的牛等奇闻异事之类的文章，但这恰恰体现了当时的科学研究状态。这类文章看似与科学无关实际则表现了人类改变“illusion”为“reality”的本能冲动。须知，在伽利略望远镜问世之前，你看到的只能是不可重复的现象（你可能看到了土星的卫星，但是你无法重复），只有磨镜片的技术以及光学进步到了伽利略望远镜的精确程度，才能使全人类都能看到你所看到的现象（才能使大众看到土星的卫星），才能使不可重复的现象进入到可重复阶段，才使科学研究得以可能。这里包含了一种尼采的表达——“控制”（controllability），即科学要求用控制（技术是控制的手段，几乎所有工程师的思维方式都是控制一切）把真实从虚幻中分离出来。（《黑天鹅》是对这种思想的反讽）。
经历了将真实从虚幻中分离出来的两千多年的追求，科学开始致力于经验的可控，可控制的经验就是“实验”。所以，西方科学实验的本质是可重复、可控制。据此可知，我们的社会不是实验，因为它不满足“可重复、可控制”这两个根本条件。
我将借助弗农•史密斯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验经济学之父。他致力于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而做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1962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1965年又在该刊发表“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从而开创了实验经济学。他引入“风洞测试法”并设计了“导出价值法”等实验方法，为经济学实验确定了标准，从而确立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其主要成就有证明可选择性的市场制度的重要性，设计了“双向拍卖”的实验机制，验证了竞争均衡价格理论的正确性，设计出检验数种拍卖形式等价特征的实验方法等等。的三个圆圈为大家解读“实验”问题：
假设集合Ω是一切逻辑可能的世界状态，在Ω之内，有三个圆圈，分别是代表真实世界体验的集合N（nature），代表理论模型能够预测的事件集合M（model），代表实验结果可控的世界的集合E（experiment）。三个圆圈E、M、N共可以构筑七种可能，如图4所示。 （美）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下卷）［M］．李建标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3。本文图4的三个圆圈出自上卷。
“1”代表纯粹体验的部分，“2”代表纯粹实验的部分，“3”代表纯粹理论模型的部分。三个圆圈N、M、E的两两交集形成（4+7）代表实验和体验相交的部分，即可实验的体验；（5+7）代表体验和理论相交的部分，是可用理论模型解释的体验；（6+7）代表实验和理论相交的部分，是可用实验验证的理论。三个圆圈的交集“7”代表可实验的理论并且同现实体验有直接相关性的部分，是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最佳状态。“7”是一种艺术，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能找到“7”，才能在“7”的范围内工作。（这张图不完整，稍后我会补充）
圆圈作为一个集合（set）是由许多元素（element）组成的，“set”是“a set of elements”；但“element”不能是“set”本身，即圆圈“set”本身不再是它所包含的元素之一，否则将出现罗素的逻辑悖论。我们需要研究这三个圆圈“set”内的“element”是什么？
什么是体验的世界？罗素三分类的经验中“可重复的经验”在圆圈N（1+4+5+7）里面（但是，这个定义仍不完整）。N内的元素是一个个用于整理、表达经验的概念，不同于模型M（3+5+6+7）。凡是可重复、可表达的经验必须是“可名（名学的名）”的，即“名可名之物”。所有诸如疼、幸福等“可名”的体验都在N中。
M是可表达的（即能用模型解释的）集合。模型未必是数学模型，如“洞穴隐喻”就是一种理论模型。所以，M是模型化了的世界，是一组互相之间有逻辑关系的概念（牛顿、爱因斯坦的定义），是从你所感受到的有重要性的体验中抽出的一部分。例如，重复体验到“头上有云就会下雨”。为什么云一飘到头上就会下雨？可以做出很多种假设。如果是农民，会从自身体验出发得出“有云所以有雨”这样一个云和雨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当然这个假设也可以是反向的，如从哲学家的角度可以构建“因为有雨所以有云”的假设，但这种假设对农业无用，是不相关的，所以农民不相信这个假设，因此，最终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你若相信“有云就会有雨”，就可以进入理论模型集合M，但这个假设是否是与现实体验相关的，需要你自己做出判断。若体验N既是可重复的，又是可控的，就进入了图4的（4+7）部分，即进入可重复且可控制的实验集合E（2+4+6+7）。
这是弗农•史密斯三个圆圈N、M、E的意义。需要补充的是，因为地球的生命是有限的，地球上生命体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所以生命体的体验也是有限的，那么，所有生命体的体验是一个有限的集合。图4中，三个圆圈之外的虚线范围之内的部分是对西方人而言所有逻辑可能的体验，虚线范围之外的是对西方人而言逻辑不可能的体验（这是受西方局限性影响，当然东方也有东方的局限性）。逻辑可能是西方知识传统中可能的体验，是满足两大逻辑定律（同一律、矛盾律）的可能的体验。这是一点很重要的补充，惟有如此我才能将诸位引回到东方的讲解。
科学的目标是什么？
理想境界中，科学目标有两个 参见(美)弗农•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卷。（如图5所示）：
科学目标一：MN 理论解释力（5+7）
凡是可表达的经验，就可以构建一套理论，用以预测那个可表达的经验。例如，云和雨，是两个“可名之物”，二者同时出现这一体验对我而言是可以表达的，那么我可以构建一套理论，当二者中的一个现象先出现的时候，另一个现象一定出现，即构建一套二者间的蕴含关系理论。
科学目标二： EN可控制 实验检验理论模型的效率（6+7）
这是理想世界中的科学目标。现实世界中M与N和E与M这两组关系之间往往是偏离的，即不是重合的或者不是严格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是图4中的7种关系。
如何度量偏离以上两个理想的科学目标的程度？
图4中（3+6）部分是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不相关的程度的度量，即将没有体验过的或不存在的现象建模（如大概70%的经济学模型都是不相关的模型）。
图4中（2+6）部分是实验与现实无关的度量，即可以被控制但与现实无关的度量。
图4中（2+4）部分是实验与理论不相关的度量。你可以构建一个很漂亮的理论模型，但根据你的理论模型做实验所得的实验结果与你的理论无关。大量的脑科学实验相当程度上否定了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经济学家们努力了50年建构出的理论大厦有（2+4）这么多的部分因为经由实验证实与其效用无关而被推翻了。
方法论的补充说明——物理学家可以有E，经济学家也试图有E，其他社会科学家则从体验到的N辨识想象中的E。社会科学面临的困难在于许多体验是无法观测的，是罗素经验三分类之内省经验。内省经验也可以对应于我刚刚解释的七个部分来构建其想象中的研究方法。
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述
我总结了过去一年半的《中国社会科学》，总体而言，我国近30年来的经济研究获得了显著发展。在我所阅读的文献资料中较好的经济学文章中有70%是“计量学”的；其余30%的经济学文章属于弗农•史密斯三个圆圈中的（5+7）部分，而（5+7）部分中好的文章主要使用计量学方法而不是分析方法，即，运用统计计量（呈统计相关性）而非分析计量（呈逻辑因果关系）。
（一）如何用计量方法表达中国经济中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在天则会议关于改革30年的评价问题的探讨中，我选取了两位经济学家的发言稿，他们都采用了统计相关性：一位是张维迎，其最重要的一组方案是把中国按省的经济发展指标作散点图，在基尼系数（纵轴）和国有部门占地方的比重（横轴）的相关性分析中得到“高国有部门比重对应高基尼系数”这一统计相关关系。张维迎从经济学家角度，由这一统计相关性得出“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的结论；当然，从哲学家的角度，也可反之推论，即“收入分配不公→需要扩大国有部门比重来管理”（这种推论有悖于经济学思维，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因果律如同“有雨就有云”的推论一样荒唐）。另一位经济学家是樊纲，他把1995年至2005年间全国GDP的历年增长作为因变量，运用回归分析后发现“公共管理的行政开支”的影响达到-1．7，是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行政开支是8 000亿元左右，而同期的军费开支只有3 000亿元左右），从而得出“行政开支庞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减缓”的因果律。
应当注意，张维迎和樊纲的研究只是提供了统计相关性，但两位经济学家发言的结论“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行政开支庞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减缓” 表达了一种因果相关性。这种因果相关性的结论是不能为他们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所支持的，只是二人作为经济学家所引入的假设，所以，他们应明确指出其结论只是一种假设。
受经济学思维影响，依照经济学理论传统经济学家会承认不荒唐的假设。当看到上述两组统计相关性时，经济学家就会认可并把其模型映射到N，即经济学家会相信因果律的链条是从“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映射到“收入分配不公”或者是从“行政开支庞大”映射到“国民经济发展减缓”，类似于相信“有云所以有雨”而不是“有雨所以有云”。你需要运用哲学思辨才能明了，统计相关关系和逻辑相关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套关系，这样你就可以理解M和N之间是存在映射的。
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用的“计量学”（metrics）是统计的还是分析的？前者只是呈现“相关的”因素（可以是现象各层次），后者只呈现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二者截然不同。
常见的情形：同一统计相关关系可以有许多套逻辑关系。统计相关关系表达为{A-B}，表示A和B之间有统计相关性（即事件A和B同时出现并可以被体验到），其条件概率为P{A∩B}＞0，是A和B同时出现的数学表达。逻辑关系表达为{A→B}或{B→A}，前者的条件概率是P(B/A)＞0，后者的条件概率是P(A/B)＞0。当某个因素是“可控”时，可让A消失，观察B是否仍然发生；或者让B消失，观察A是否发生，从而断言（以某一程度的确信度）“A→B”或“B→A”。这就达到了可检验的要求，就是“科学实验”。一切研究的“科学性”都源于此类实验（真实的或想象的）。例如，“有政府开支的扩大所以有了基尼系数的上升”这个模型，你若相信这个映射，并赋予它条件概率，这个理论模型就是可检验的，再通过某种技术把它变成可控的就进入可实验集合E。
所以，经济学家或是任何一位试图用计量学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家，需要做的无非是，在体验的世界N中，用{A-B}表示A和B之间有统计相关性，并把{A-B}变换成{A→B}或{B→A}使之成为可检验的，完成理论论证的过程进入M；之后，通过实验的技术手段使之成为可控的将之推入E。这个过程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就是我为大家呈现的一切西方学术传统，如图6所示：
从图6所呈现的西方学术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并没有提出道德性判断参见韦伯两篇著名的演讲录《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的两种区分。，即，西方学术传统是道德中性的。图6中虚线内部代表所有进入西方学术传统的人物或事件，是“amoral”无道德判断的；虚线外部代表有道德判断的部分。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有道德判断的传统，如《春秋》。这是中西学术传统的本质差别——中国学术传统本质是描述的（descriptive）和道德地评价的（morally evaluate）；而西方学术传统本质在于它是建构的（constructive，不仅有描述还要求控制）和想象地实验的，见图7所示。想象的实验，如果是物理学家，可以构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果不是物理学家，就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参见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想象力是评判社会学家的标准）。社会学家要运用想象来构造实验，这也是科斯的伟大之处（科斯擅长运用想象作思想实验）。
（二）中国社会科学文章述评
我所阅读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近期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计量学在中国的应用；第二类是1917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如程恩富、孟捷等人的文章；第三类是经济学之外的诸学科（如社会学等等）用其特有的语言所表达的中国的问题的文章，如李忠杰的文章。
第一类文章是西方经济学主要“计量学”在中国经济的应用，是我国经济研究中较好的一类文章，作者致力于用统计的关系把其在中国经济现象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表达出来，其所表达的重要性主要是研究Agnes Heller美好生活三维度之发展维度的“发展”问题。当然也有许多不问“假设”只顾计算的糟糕文章。
第二类文章是受1917年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影响的，反映了中国人的痛苦（指被corner，无路可走，感到“无地彷徨”）。例如，中国是否需要市场经济？对于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家们是既爱又恨，于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长”出大量的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这类文章反映了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家在Agnes Heller美好生活三维度之“正义”维度上所感受到的中国情境内的无法消解的痛苦。
我们结合《中国社会科学》的几篇文章来具体分析。程恩富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一文中表达了他所感受到的“中国人所感受到的痛苦”——“四大理论假设”。第一个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即企业家不创造价值，如果企业家劳动那么他创造价值，否则就不创造价值。第二个假设，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既有利己经济人，也有利他经济人。第三个假设，资源与需要双重约束假设。不能无限发展，因为受到资源的约束；同时，资源也受到需要的约束。第四个假设，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同向变动假设（对于这个假设，我有疑问，既然公平和效率是冲突的又如何能同向变动呢？）。此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并引发了争论，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方兴起方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对程恩富教授‘四大理论假设’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8，（2）．和许兴亚许兴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如何看待“经济人假设”——与程恩富同志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2008（2）．针对程恩富的观点提出异议。从这一方向中涌现出的较好的作品还有孟捷孟捷．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7，（1）．的“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篇分析见地很好的文章。
第三类是经济学之外诸学科（如社会学等等）用其特有的语言所表达的中国的问题的文章。如李忠杰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的“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就是一篇运用了法学、工程学、系统学等学科的语言来表达的很有见解的文章。
（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概述
1．经济学（此不赘述）
2．社会学
社会学家拥护一切经济学家所反对的问题，如“中国意识”问题什么是中国意识？参见林毓生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意识危机》。。社会学家的研究最富有“中国意识”，但受限于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总给人以“支离感”。
从学术评述的角度看，很有“中国意识”的文章，如赵旭东的“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是探讨知识或思想、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其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相互间的作用关系的一门社会学学科，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等等。1924年，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M．舍勒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书中首先提出“知识社会学”（这里的“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伦理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和《知识形式与社会》被视作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学转向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系的结果。张东荪是将知识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先锋，也是中国“知识社会学”的创建者。其《思想言语与文化》（《社会学界》第10期，1938年6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社会学”。反思”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8，（3）．一文，表达了对梁漱溟等学院派在30年代用出家的精神走入中国乡村作农村建设举动 “晏阳初模式”是晏阳初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进行乡村系统改造，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平民教育推动乡村建设的科学化。梁漱溟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解答中国社会发展这一难题。他认为伦理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认为文化失调是中国积贫积弱之病根，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组织建设提出了“合作社理论”、“政、教、富、卫合一论”等乡村建设理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即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卢作孚以实业模式推动了北碚地区的乡村建设。三者引领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批评与作者本人的无奈。赵旭东指出，梁漱溟等学院派学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乡村的落后，他们认为是中国乡村出了问题所以要改造乡村的落后状态。而以“知识社会学的反思”进行研究，是因为赵旭东认为梁漱溟等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学院派的无奈，是应当批判的（当然梁漱溟等人的这种以出家的精神作农村建设的行为是高尚的，其人格是伟大的）。即赵旭东认为，中国的落后不在于农村的落后，而是在于知识分子没有反思至足够深的程度。当然他并非赞同乡村应保持落后的状态，对于这个问题，他也很无奈，很彷徨；但是此文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反映出很强烈“中国意识”的一篇典型文章。
此外，请注意，由于受制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即便是中国社会学家也是西学的，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最乡土味的书”，但此书仍然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框架。
但是西方社会学的整体状况是支离破碎的，“支离感”（fragmentation）反映了西方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即意义的破碎。社会学不似经济学帝国主义有统一的原理，它是大致分为五六个不同的学派，每一派都坚信自己这一派反映了西方人生存的基本状况或最重要的意义，并据以相互批判。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的“群性”，韦伯所谓的“社会”是“集体行动及意义”，其中，“行为”是可实证研究的，但“意义”只可“神入”或“同情”地理解，这是韦伯社会学的复杂性。韦伯说，上帝死后，西方人的社会就陷入了“诸神之争”。 所以，“支离感”是西方“群性”的现状：意义的破碎导致群体文化认同的支离破碎以及社会内的冲突，价值观冲突使社会学研究日益远离“科学”。
应当注意，中国意识反映了中国人的意义，西方意识反映了西方人的意义。当中国社会科学家特别富于中国意识时，实际上他们也特别远离了西方社会科学，这也使得他们越发无法实证，这是一个困境难题。
3．法学
中国的法学几乎完全是在本土政治土壤内生而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称为“法理学”，而只是“法条学”。
什么是法理学呢？想要理解一门学科，关键是抓住其基本问题。
“法理学”（Jurisprudence）的基本问题——群体共享的“正义感”参见1976年Glasgow出版的Adam Smith六卷本之卷四的讲解。如何外化为“规范” （当群体有共享的“正义感”时它未必是法律，必须是外化为规范时才能成为正当的法律）？其根本议题（issue）是当群体共享的“正义感”外化为行为“规范”时，可能会压抑群体内不同个体的创造性。
奈特（Frank Knight）在194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
这是西方法理学（中国没有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即，在不压抑自由、不压抑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前提下，正义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社会行为规范？或者正义感在多大程度上不可以转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这是法官主要处理的问题。
所谓黑格尔的“法权”是“法律的权利”（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就是这个法权）。德文是“Recht”，英文“Right”。“ Recht”和“Right”在印度欧罗巴语系中共有同一个词根“Ritam”。“Ritam”被吠陀学派（the Vedas，古印度最深奥的一批哲学家）用来表达对宇宙本质的洞悉吠陀学者致力于认知宇宙的终极真理——“Ritam”，然后便可以从心所欲而天然有道德。这一认知终极真理的过程被置于道德行为之后，后来演化为两大派系，一派“穷理”，一派“体认”。有观点认为“体认”一派传到中国成为“禅宗”。，认为只有当你洞悉宇宙的本质时你才获得行动的权利 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上篇）［M］．《公共论丛》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96。“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新版本的解释，Ritam在吠陀学派思想体系中相当于老子和孔子所理解的“道”。人必须通过对宇宙的道或Ritam的“格物”式的理解，方能领悟人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和意义，方能把握住“德”——正确的人际关系。这是我们能够从现存文献中找到的人类最早的“格物、明德”的道德哲学。对于吠陀学者来说，如果你理解了“Ritam”，你就有了权利去行你要行的事，你就有了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所以，理解世界比改造世界更为重要。这是“Right”一词的古印度词根的解释。
后来，Right一词由古印度词根“Ritam”衍生而出到现代成为“权利”，是从词源学的历史角度让整个学术界公认“任何权利必须先正确（这是周其仁的一个重要观点）”。故，所谓“right”（法权），必须“right”，即应具有韦伯的“确当性”（legitimacy）。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发表文章的共同领域是产权领域，这三类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接近产权问题。“产权”是一种法权，它应该是确当的才可成为较少被压抑的，但这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Pro-market，如盛洪 盛洪．一个跨时代的谎言［J］．读书，2002（2）．提倡鼓励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认为“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易……这个世界就美好了”。
社会学家——如孙立平认为所谓的产权不过是拥有政治特权的“全能集团”，不是阶级，而是集团；不是特权，而是全能。
法学家——法学权威（authority）是逐层传递的。例如消费者权利，当发生医患纠纷时，患者究竟有没有把医疗服务当作消费品的权利？卫生部立场上的法学家认为医疗服务不能作为医疗消费品。这种观点完全是从宪法条文中推出来的法条学的体现。现在有一派年轻的法学家试图通过“法学阐释主义”把宪法条文阐释成为他们想要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改良。这是法学发展的现状。（有法学家认为法学的不发达受制于其研究学者的能力，这是弗农•史密斯的三个圆圈中的一个错误的model，也可以说是一个“有雨才有云”的理论，但这就是这位法学家看问题的方式。）
4．政治学
在中国几乎是“政治思想研究”而不能成为“政治科学”。
政治学类似于法条学，目前只是一门政治思想研究的学科而不能成为政治科学。政治学家对于政治学不发达现状之原因的看法不同于法学家，即认为不发达的现状不是因为受制于其研究学者的能力或智商（政治学家的智商普遍很高，如崔之元 崔之元，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崔之元参与了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著作的早期翻译，1984年崔之元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顾准著<希腊城邦制度>述评》是当时国内为顾准作评价介绍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而是这一学科长期遭受迫害导致的结果，这也与我们《财经》编辑部曾经做过的对中国社会学家现状调查分析的结论相一致。
5．教育学
教育学我之所以有资格谈教育学，是因为我早在2001年就对教育学状况有深刻的感受。参见汪丁丁．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1，（1）．在中国发展的很早，但一直都呈很弱势地发展。当然有内因影响——中国有更强大的教育传统、如儒家传统。而西方的教育学类似于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学科，这一点是不同于经济学的。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增加人的收入、研究人的财富的行为，是间接面对人的学科。从事中国教育的学者对中西教育的本质差异有着很痛彻的感受。中国资深的老一辈教育家们对中国教育学的现状是无奈的，因为要用西方的范式来表达中国教育家最痛彻的感受，是很难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在他过去的十几年中接受的都是中国教育传统、是中国文化产物的中国孩子而不是西方传统熏陶下的西方孩子，现在你用西学的方法来教育他，势必是会失败的。所以，中国教育的失败是双重的。首先是“五四”以来西方新学制度造成的失败，这是原生的失败；其次是中国教育学从传统到现代化转型的失败。中国教育学的弱势是因为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太尖锐，中国教育学者们既不喜用西方的表达，又不得不用西方的表达，这让他们无所适从。
中国的教育学研究中只有教育史的研究可以得到“211项目”。例如郝大海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6）．的“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此文研究对象的时间窗口为1949年到2003年，是长时间的历史研究；并采用了最具合法性的计量方法来表达中国的城市教育在各阶层之间的分布与变迁，指出教育分层最小化政策失败及分层趋势转强，扩大了社会两极化。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分层是西方的理论。在西方，贵族有贵族的教育，贫民有贫民的教育；黑人有黑人的教育，白人有白人的教育；社区都是由“Tiebout Theorem”（梯伯特定理）定义而来的。用Netlogo仿真演示谢林模型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与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同获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早在1994年，谢林就成为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约翰•豪尔绍尼(John Harsanyi)、约翰•纳什(John Nash)和莱因哈德•泽尔藤(Reinhard Selten)三人分享）的热门候选人。谢林将宏观的集聚行为解释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的非合作博弈均衡解(MPD)，被理论界视作谢林模型，用于城市、区域和种族隔离等问题的研究。著有《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冲突战略》，《武器与影响》等等。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书中谢林展示了个体动机和个体行为（即微观动机）所带来的总体结果（或宏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个体行为所导致的宏观结果以及宏观结果中所蕴涵的个体动机或行为，并探讨了是否可能从观察到的宏观行为中推论出隐含的微观动机，即谢林模型。的运转原理，我们可以观测到社区是如何在用脚投票之后自动分成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的。黑人社区的学校是黑人学校，白人社区的学校是白人学校，双方的价值观、行为等等是显著不同的。这是教育分层理论，是教育学的显学。
三、结 语
近年来在国内大学兴起“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其中，“社会仿真”与“实验室社会科学”或许最有潜力。目前最严重的阻碍来自社会科学内部，即急功近利的市场化倾向与科研管理的官场化倾向，构成“最坏的组合”，可能使国内学术停滞或后退两代人。
（责任编辑：杨全山）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生物学导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培养模式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一项重大的教育改革项目，同样对推进我国跨进工程教育强国的目标实现具有深刻意义。哈尔滨工程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于2011年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展“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具有工程实践能力的相关专业人才。
一、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是“十二五”全国特色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黑龙江省重点专业。依托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导航、制导与控制”及博士一级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在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同时，承担推动社会进步发展，担负着为国防建设提供保障的重要责任。本专业自1953年设立以来，培养本科生近3000人。下设“导航工程”和“测控技术”两个方向，多年来坚持并发展“以测控技术为基础、船舶导航技术为主线”的专业特色，以培养船舶导航技术人才和测控技术人才为目标，努力把本专业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船舶导航及测控技术人才教育及培养基地”。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科学实践能力，具有测控技术与仪器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国民经济、国防和科研部门的测量与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及其他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与信息利用等相关领域的系统研究、开发、运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本课题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为依托，旨在探索具有测控技术主业特色的教育教学培养模式，以此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构建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创造性“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体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工程师教育培养现状分析。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注重实践教学，都较早开始工程综合训练，通过实践课程或项目开发，将工程实际问题带入课堂，并且让学生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这对我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以能力为基础教育的工程型人才培养模式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模式，其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胜任岗位要求为基础。近二十年来，美国的工程教育逐渐融合了技术取向和科学取向，开始重视工程教育的实践性和创新性，改革的重点从注重科学和工程基础教育转向工程实践；从关注工程教育本身转向强调影响工程教育的哲学、教育学和文化学基础，高等工程教育的内涵得到新的诠释。许多一流大学都从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强调产学研合作教育和创造力、领导力培养。
2.国内工程师人才培养及现状分析。近年来，中国的工程教育也越来越强调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且开始了有益的尝试。但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題，其中工程教育改革理念缺乏、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工程实践教育缺乏长效运行机制等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高等工程教育存在的不足固然有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观念等方面的问题，也跟企业对工程人才不够重视、主动参与不够有关。因此，“卓越计划”的开展，迫切需要企业的参与，以实际工程为背景，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
三、培养模式构建
基于卓越工程师的“面向工业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工程教育理念，以及哈尔滨工程大学“三海一核”学科专业体系的特色，以及我校在测控技术与仪器方面的专业优势，联合相关企业，着力培养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卓越工程师，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建设具有专业特色的教育教学培养模式。
1.确立培养目标。我校工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面向社会、面向工程界、面向国家发展需要、面向科技进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知识、能力、人格协调统一，知识面宽、基础厚、能力强、有理想抱负、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操守的高级工程专门人才和工程领域的创新人才。为了满足我国测控技术与仪器行业发展要求，着重培养学生的工程认识与实践能力、专业综合实验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工程应用与创新能力、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能力、团队协作和交流能力、人际交流及工程表达能力及获取知识及终身学习能力。在这种要求下，培养的学生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基础，宽阔的视野，较强的实践能力，并且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人才。
2.构建培养模式。2011年12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分别与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船重工368厂）、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共建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完成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累计1年时间在企业学习和实践，完成企业实践、课程设计、专业实习、毕业论文等内容，达到卓越工程师培养对工程实践的要求。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是经国家计委批准创建于1963年，现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直属企业，通过了中国新时代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国家一级计量单位，具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制资格证书和一级安防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联营企业，中国船舶行业协会和造船工程学会的理事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一级供应网络成员和美国PHILLIPS、英国BP公司认可的合格供应商，是大连市高新技术企业，是一家集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船舶制造和海洋石油工程的专业配套企业公司2009年开始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与哈尔滨工程大学针对船舶导航仪器需求，开展光纤陀螺罗经民用船舶应用研发与推广，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试验，配合中国船级社进行民用光纤陀螺罗经的资质认证工作。
3.重构培养方案。在自动化学院的“宽视野、厚基础、能力强、素质优”的具体要求下，以美国工程与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认证标准为参考，在学校新修订的2009版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基础上，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共同制订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工程型人才培养的校内培养方案和企业培养方案。本培养方案包括基础教育课程平台和专业教育课程平台。涵盖本科生必须学习的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和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及本专业培养要求必须掌握的专业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本专业“卓越培养计划”学生的毕业标准必须修满176学分，其中基础必修课131学分，实践教学环节29学分，专业任意选修课6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10学分。
4.改革培养方式。①学员录取。根据我校教学特点，全校学生在入学完成3个学期的学习（即大类培养）后都可以重新选择专业。测控专业“卓越班”采用面向本专业全体学生，依据双向选择的原则方式，自愿报名参加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每年招生60～90人，在完成大类培养后，学生可以自愿报名。学院根据学生的报名情况择优选拔。2012级专业招生89人，卓越培养报名56人，最终学院择优选拔30人参加卓越培养计划。2013级专业招生90人，卓越培养报名51人，最终学院择优选拔30人参加卓越培养计划。②产学研合作教学。产学研合作教学是实施“卓越计划”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我们创建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教学资源，将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在实际系统中对学生开展教学，让学生直接面对实物，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了帮助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建立了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基地，安排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进行指导，提供必要的场地设备等物质保障。同时学校设有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为立项的科研训练计划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本专业学生在参加的各类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表明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取得了实效。③实行双导师制。为了保證高质量完成我院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制定，保证其能够顺利实施，成立了本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由企业专家、自动化学院院长、教务办主任、试点专业资深教授组成，负责制定培养方案，指导课程建设，推动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结合。“学校导师+企业导师”的双导师指导模式，充分发挥了校内外导师各自的优势，共同对学生进行指导，培养了学生独立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科技开发及组织管理能力。
四、结束语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推行，是高等工程教育的深化改革。本课题的研究旨在深化对卓越工程师教育的认识。同时，要进一步对卓越工程师的内涵进行挖掘和拓展。第一层次的内涵是知识；第二层次的内涵是技能；第三层次的内涵是品质。我们在强调卓越工程师的知识内涵和技能内涵的同时，加大对品质内涵关注和投入，完善对卓越工程师的理解。通过“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使测控技术专业对学生工程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全面提高，测控技术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EB/OL].
http：//www.gov.cn，2010-06-23.
[2]林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学校工作方案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5）：30-36.
[3]林健.谈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引发的若干变革[J].中国高等教育，2010，（17）：30-32.
[4]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工作进展交流会会议资料[C].北京，2010-12.
生物学导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学;诗情儒学;诗性伦理
〔
一、情感儒学
蒙培元先生曾指出：“儒家的情感哲学如果能够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仁’。儒学就是仁学。”而“为仁之本”在于如孝悌这样的真实原始的情感。〔4〕儒学是奠基在本真的情感之上的，一切主体性或本体论的建构，都不能离开生活情感的本源。唯在此本真的领会中，人才得以成人，“真”与“善”才得以可能。
“善”的来源是哲学与伦理学追问的目标，性善论向来是儒家的主流解答。而自思孟后学以来，传统的“性善论”总是建立在“性-情”的架构上，即从形而上的“性善”发出了形而下的“情”;但在孔孟儒学那里，“性”却是以本源的“情”中确立起来的，这就有了更为先在的“情-性”架构。“性”的确立是个言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个绝对的主体性会将自我扩充为形而下的主体个人，并通过个人情感叙事构建起伦理话语的体系，由此才有了“性-情”的架构。
(一)儒家“博爱”论
儒家的情感通常包括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其中“欲”的出现最为频繁，在《论语》中有44次，《孟子》有96次，《荀子》里有244次之多。相比之下，“乐”在《论语》中作为欢乐的情感使用，大约出现了十几次，“爱”出现了9次，“喜”仅有5次。
《论语》中“喜”往往有直接的对象，也正因此，这种物欲化的情绪并不为孔子所提倡，如“哀矜而勿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克制自己对物欲的喜好，甚至成为境界高低的判准;“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孔子仍然不称其为“仁”。(《子张》《里仁》《公冶长》)既然对欲望如此贬低，为何“欲”的出现又极多?先秦儒家对欲既保持着极大的关注警觉，也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层次;一部分是形而下的欲求，而另一种欲则是绝对的主体性意志。比如：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欲仁而得仁，又何怨?(《尧曰》)
通过“欲”“我”和“仁”的距离消失，主体汇入了仁。而仁往往与另一种“乐”的情感相关。从“贫而乐”“不改其乐”来看，“乐”不会因个人在俗世中的处境而改变，因而是先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又喻示着这是与天地共在、与万物一体的本源情感。而从“乐而不淫”可见，乐又不是无所关注的沉浸，而是有着确切的指向，对形而下的规范话语有清晰的把握。(《学而》《八佾》《雍也》)或许恰恰因为“乐”包容了在场和缺席的存在者全体，消除了主客的对立和人际的界限，才能使存在者的界限敞显出来，并在回归乐的情感中保持其澄明和充盈。因此，乐是动态的，蕴藏和发动着去“爱人”的主体之“欲”，而主体同时在此欲求带来的愉悦中而返归“乐”本身。换言之，乐就是爱人之乐，正如仁是爱人之仁;乐与仁可以互换，都是韩愈《原道》中的“博爱”(“universal love”普遍之爱)这种前主体性的情感。从仁而乐到“爱人”，是由主体性的意志——“欲”来体现的;欲包含了对所有人的爱，主体因这种爱欲而起，又在此爱欲中重新融入了无对待的本源之仁。仁因欲而彰显，主体性正是以欲的方式由本源的仁所给出。
从仁乐之情开显为“我欲”的主体性，欲的目标依然指向爱人之仁，就在主体的爱欲——“我欲”发生的瞬间，仁-欲-仁形成了一个轮回。立足于主体向前、向后观照，其终点都是空无一物的仁;因其既无物我的对待，也无时空的始终，仁也是永恒的本源。当把这种爱欲向前观照，就映现出自我对他者的爱，通过“立人”并“立己”的方式言说出来，人、我的对待就在这种爱欲的话语中产生了。“我欲仁”“己欲立”是在行仁的驱策中实现的，行仁是欲的目的，也是欲的应然性之所在，只有以行仁为目标的欲求才是善的。“我欲仁”就是把博爱落实到与人交往的行为中，使自己的爱推及所有人，让每个人得其所宜，也即韩愈的“行而宜之之谓义”。这种普遍的适宜，也就是“欲”的价值——善的普遍性所在。
居仁由义就是这样的主体化过程：从仁爱的情感中，通过“我欲”，分化出人、我的对待。仁-欲的转换，在《中庸》里用“不诚无物”来表达;假如没有诚恳的情感，就没有任何存在者的存在。诚既是成己，也是成物，他人与自我共同出现在“欲仁”的情感转化中，也就是从“博爱之仁”到“行宜之义”的过渡。主体由此具有了终极的价值性，这是情-性架构的前提。
(二)儒家“情性”论
随着仁爱之情感转为主体之欲，普遍的善就成为了绝对的主体性——性善论。这个绝对的人性是伦理善恶的依据。主体性的爱欲会落实到形而下的相对主体上，形成人们相互的谦让、尊重以及角色规范;然而君子不器，相对主体又会从自我中绽出，回到“仁-欲”的主体性重建。在这个往复中，普遍之爱得以推行下去，那么这样的相对主体可以在持续绽出中保持善的人格。如果相对主体滞迷物欲，偏离了绽出于器用的君子人格，就形成了伦理的恶。传统的“性-情”架构讲的是人性的善下贯为伦理的善，然而情善的根据并非什么纯善的天理心性，因为性理本体的善也是在“博爱”-“欲仁”-“行义”的流转中获致的，这个流转的实现就在于不断回归本源的仁爱。
①“诗”在早期常与“辞”通用，似乎专指诗歌的语言文辞，而并非后世所指诗歌的全称。如《诗经·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诗作为一个整体，最初被称为讴、歌，或诵;而“诗”仅指其辞句，后逐渐衍为诗的全称。诗发乎质朴的语言，旨在表达诚恳的情感，如《六艺论·论诗》：“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六艺论疏证》，〔汉〕郑玄撰，〔清〕皮锡瑞疏，《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影印本)，第1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80页。
②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等。多以“诗言志”出自尧舜之时，也有观点认为，出自《虞书》的这句话是战国时期的拟作，参见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4-40页。
③正义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虽有所適，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於言，乃名为诗。”《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页。
④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梁〕萧统编：《文选》(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240页。
⑤上博简《孔子诗论》，一说为子夏所著，见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54页。另一说为子思后学的作品，见陈桐生《〈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李存山《〈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无论出于哪种孔门后学，可以承认的是，《孔子诗论》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继承和阐发。
⑥《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朱熹注：“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宋〕朱熹集注：“孟子集注”，《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340-341页。因此，“性-情”架构源于“情-性”，如果把这两部分合而言之，就是本源之情—形上之性—形下之情的结构。第一个情是本源的仁爱情感，从中确立起绝对的主体性，即性善的本体论;再将主体的性善充实为人伦日用中的善的情感，从而建立起了伦理的善恶规范。
这个“情-性-情”的架构如下图所示：
二、诗情儒学
在本源情感中确立形上的主体性和形下的主体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兴于诗”。因为在孔子看来，诗只是本真情感的显现，所谓“诗情”(poetic emotion)也只是由诗歌所表现的本真情感。而这正是儒学的基本特征：本真的情感是一切事物的本源，而此情感由诗来表现。《易·乾》“文言传”中的“修辞立其诚”①，讲述的正是以语言的形式，将诚挚的情感抒发于笔端，并建构起主-客对待的人伦体系。
《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这句话同样流传于诸多先秦文献中。②《诗大序》对此进行了阐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③陆机《文赋》也指出：“诗缘情。”④无论言志还是缘情，诗都是本真情感的显现，表达着主体的情感志意;从“情动于中”到“在心为志”“而形于言”，主体心性是在情-志的转化中，通过诉诸诗的语言而确立的。而孔子的“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孔子诗论》)⑤，则指出了做诗不能遮掩本真的情感、偏离主体的意志，而务必保证主体性的言说充分而畅达。因此，孔子从《诗经》删去了对主体性有所蔽塞的修辞表达，确立起“兴观群怨”的诗学理念，作为儒学的主体性话语的表率。
主体性是从诗的言说中兴起的，由此才能在主体的观照中构建群体的世界，并产生个人的诉求、感怀，甚至怨叹。做诗是这样一个由情入理、创造意义的过程，而评诗则从诗的文字返归作者的情感，并在诗句的分解与重构中体会作者的主体性如何建立。孟子认为，评《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⑥，作者之志与评者之意，只能通过与文本间的交谈“逆”向返归两者交融的本源情境，从中把握主体性的植根所在，以此托付诗的旨趣所向。在孔子的诗论中对原文的“吾信之”“吾善之”，其实就是以“逆”向的交谈托付主体的“志”意，也是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和价值的再次判断。例子集中体现在《孔子诗论》中，如：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鳲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简21)又如：《兔置》，其用人，则吾取。(简23)换言之，在对原诗的文本的重构中，主体“吾”与客体“之”通过交谈得到了相互的确立，以主体对客体的肯定判断为终点;这个判断既是主体性的汇通，也是对诗旨的重新认可。《孔丛子》中的“于……见”句法中有很多例子;如“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有学者认为，这与《孔子诗论》的“以……得”相似，表达的也是对诗旨的解读。〔5〕而这种解读也就是通过文辞的解析，还原到共通的本源情境，将诗旨托付在一致的主体性上，从而达到主体对诗旨的肯定。这种肯定是读者主体在重诠中的判断，而其所认可的诗旨也就是历史的、延宕的重塑。
无论做诗还是评诗，都以文本为门径，这与诗的“修辞以立其诚”的特点有关。其中的“立”与“立己”“立人”是同一个过程，即主体性的确立。在诗的表现手法中，“立”是借助“兴”来表达的。孔子说诗，经常提到兴的手法。《论语·八佾》中，子夏从“绘事后素”的情境中引发出“礼后乎”的问题，孔子赞他为“起予者”;这里的“起”即有起兴的意思，也是启发意欲、立己立人的开端。主体意欲是从“绘事”的本源情境中兴起的，在诗的文辞中被具象化，并延拓为理性的思考。《毛诗正义》解“诗有六义”，孔颖达引郑玄注：“兴者，托事於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诗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也有类似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周南·关雎》)然而这种解读却偏离了兴的本义，即从本源中兴起主体性。参见王坤儿(王堃)《比兴：诗学与儒学之本源观念——朱熹〈诗集传〉再检讨》，《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十五辑)韩国成均馆大学，2011年。兴同样可以用在做诗和谈诗中：当用于做诗，兴是在诗的情境中用语言构筑起主体的心性，并展开相对的情感和意义空间;而当用于论诗，兴是在交谈中建立起共同的主体性，再以此主体的目光和言行展开人我对待的世界。
儒家诗学中另一种重要修辞方法是“比”，与“兴”合称为“比兴”。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描述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他认为相较于兴，比更切近实事，在事理的类比中讲求精确。朱熹对“比”的定义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周南·螽斯》)比连缀起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概念范畴的依托。然而，比还有一种前主体性的意义，即本源的“相与”、亲密之情。许慎《说文解字》：“比，密也”;“‘比’从二‘匕’”;“匕，相与比叙也”。《周易·比象传》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正是在“比”的本源诗情中“兴”起了主体性，由此产生当下的价值判断——诗旨，并构建起概念的逻辑关系。例如《孔子诗论》22简：“鳲鸠曰：‘其仪一兮，心如结也。’吾信之。”在与鳲鸠面对面的诗情中，确立起一个稳固的主体性，并自我充实为仪表专一、内心“固结”君子;这既是君子之“兴”，也是与“鳲鸠”之“比”。读者则重构比-兴，从比于诗境的诗情中建立起“诚”“信”的绝对主体性，以此托付对原诗旨趣的历史性肯认。就像程子所说的“主一之谓敬”，评诗是在诚敬的情感中逆向解构原诗的修辞，还原到诗的原始情境;同时在解构中建构，即“先立乎其大者”，重构唯一的主体性，并对原诗旨进行判断。程子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这是对“曲礼”中“毋不敬”的解释，参见《礼记·曲礼上第一》，〔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页。“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取自《孟子·告子上》。
比既是返溯诗情，也包含从情感的本源中主体的重兴，以及重新审视修辞的构成。修辞以确立诚、敬的绝对主体性为旨归，否则就是坏的修辞。《论语·八佾》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好的修辞典范。“淫”或“伤”的个人感受，不应掺杂进本源的诗情，也不宜置换入主体性的确立中，这是诗之“比”的修辞应遵守的原则。只有持守着仁而乐的本源情感，才能兴发对所有他者的爱欲，以此托付着立己立人、切象比义的目标。在诗的特定情境下，表征着绝对主体性向相对个人德性下贯的诗旨就成为了这个目标。《孔子诗论》10简中的“关雎之媐、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都用一个字概括了诗中相对主体的意义世界;而这个字之所以成为诗旨，因其蕴含并扩展了绝对的主体性的意涵，凝聚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修辞中，以充盈着相对的人伦空间。在理学家看来，诗的兴观群怨不过表达着符合形上心性的“中节”情感，殊不知绝对的主体心性恰恰是由诗给出的。诗情藉由诗句的修辞，感发起绝对和相对的主体，从而建构了情理交汇的世界。
①时间性(Temporality)被海德格尔定义为此在的性质，它体现于此在的情感唤起对未来的筹划之中。这里援引了时间性，也在表达儒家情-欲结构的未来指向，时间性就体现在欲对将来目的的筹划中。下详。
②一般认为，中国诗歌的萌芽产生于甲骨上的卜辞，《易经》中的卦辞也包含这种古歌的形式。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做诗与说诗是在诗情中建立主体性的过程，主体的爱欲和由此生发的个人情感和理性，都不能离开诗情的本源。情-性-情的架构在诗的语言中往复生灭，源于诗情又归于诗情。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即是诗学，诗学即是儒学，故可统称为诗情儒学。
三、诗性伦理
伦理学往往是关于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的表述，也就是“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但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往往是由某种“形而上者”直接给出一套规范;而在这种“形而上者”遭遇危机的今天，伦理规范也在另寻建构的蹊径。既然儒学可以看作诗学，那么在诗性的建构中，儒家的社会规范——礼，也可以得到重新的阐释，从而发展出一套“诗性伦理”的叙述。
(一)“诗性伦理”的观念
以理性主义为背景的德性伦理，和以家族纽带为核心的血亲伦理，一直充当着儒家伦理的主流，然而二者在当今各自面临着质疑。血亲伦理以父系血缘关系为伦理的起点，但这种关系只是在一种特殊历史境域下的建构结果。德性伦理预设了人的心性中都具有契合天理的能力，以陆九渊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为例;人都有心的事实，并不能推出“心皆具是理”的事实，这两句不是类比的关系，那么后者只能作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天理作为形而上的价值，被摆放在不可质疑的地位。而回到孔子的“我欲仁”，主体心性只有在“欲仁”的意志中才能确立;也唯有在诗情-爱欲中起立的绝对主体性中才有了善的普遍性，是诗情给出了人性、天理，而非性理反过来塑造了情感。反观血亲伦理所注重的亲情，倒是诗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呈现，只不过随着生活样式的改变，诗情的表现也就不再局限于孝慈了。总之，伦理价值以诗情为本源，而非依据某个形而上者或形而下者。
诗情是境域化的，“入则孝、出则悌”就是诗情在不同情境中呈现的各种样态，从中可以树立起诚而敬、“谨而信”的绝对主体性;绝对主体以“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为欲求目的，希望把爱欲推及所有，让每个人各得其宜。在孔子看来，孝悌的情感是本源的，而在不同场合践行孝、悌的则是各个相对的存在者，“欲仁”则是绝对主体从相对主体中的绽出。在相对主体看来，“仁”的目标似乎是瞻之在前又不可触及;而“欲仁”把相对性消融在“仁至”“亲仁”的诗情本源，并重新开显出绝对的主体性。绝对主体与仁的亲近，就在“欲”的绽出拉力中，那么绝对的主体性就是拉动所体现的时间性。①以“去实施普遍的爱”为目的，在“欲仁”的时间性筹划中，绝对主体观照出“万物皆备于我”的时空维度，由此把爱欲向前推向每个相对的存在者，这正是善的普遍性之所在。换言之，善是由绝对主体意欲的时间性决定的。
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诗总是表达着普遍的事物;而普遍性在于即将发生的可能中，那么诗所关乎的是未来的可能。〔6〕而未来的可能性与其说在修辞(rhetoric)的推理中得到，不如说与辞句背后的情感和想象更为切近，这在亚氏诗学有关或然性、隐喻等诸多研究中表现得很明显。相比古希腊的修辞学，中国的早期诗歌以易经古歌的形式出现，而后才继以《诗经》。②与其说卦辞与卜筮方法有关，不如说是以诗的语言表达着守仁行义、居仁由义的德义，即以推行仁爱为目标、以道义立足于世的主体意欲。在最早的诗中，无论诗经还是易经，都是通过表述这种意欲来喻示普遍的价值追求的。
诗所要揭示的是普遍的善，这个目标在主体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意欲中，而这个捉摸不定的欲求目的是通过诗的语言来表达的。从格律化的诗句中探寻这个难以把握的普遍性，就注定了诗的困境。①而如果回到孔子诗学的“思无邪”，(《论语·为政》)则有助于超越这个困境。诗思之所以“无邪”，因为在诗思中没有主体与客体的距离，“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②随着距离感的消失，形而下的相对主体不复存在，融入了诗情的本源;同样在诗思中，绝对主体重新切合着无邪的诗情而诞生。思而不远，如同欲仁而仁至，同样表述着从相对主体的绽出，和绝对主体意欲的时间性发端。将诗思形于言辞就成了诗，诗以音律的抑扬揭示着主体性的隐现。诗的语言就是朱熹《诗经集传序》里讲到的“咨嗟咏叹”：
①关于诗的这个困境，最经典的表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7-68页。
②《庄子·齐物论》：“吾丧我。”《论语·子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③海德格尔：“胡塞尔与黑格尔如出一辙，都按同一传统而来，这个事情就是意识的主体性”;“从黑格尔和胡塞尔的观点来看，哲学之事情就是主体性。”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5页。
④Parmenides： “What there is to be said and thought must needs be： for it is there for being， but nothing is not.” Kirk， G. S. et al.，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riticai History with a Sélection of Texts， 2d é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p. 247.
⑤“being as being”不应译为“存在之为存在”，而应译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意指作为众多相对存在者背后的终极根据的那个绝对存在者，亦即所谓“本体”(noumenon)(希腊语onta)——“形而上者”。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2卷第4期。
⑥《论语·先进》：“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7〕
从“有欲”“有思”到“有言”，主体性的意欲通过诗的“音响节族”兴起、呈现;同时也在这些节奏中，绝对主体借助诗的意象将自己相对化，以“比”的格式形成诗的主旨。当诗的情境借助诗句而具象出来，普遍的善就凝聚为一诗的主旨。如果伦理学是关于善的讨论，那么诗学既是儒学的话语样式，同样也是儒家伦理学的阐述方式。因此，儒家伦理可称为诗性伦理。
(二)诗性伦理的构成
若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的事情就是主体性的事情③;同样，伦理学的问题首先就是主体性的问题。只不过相比较哲学意义上的“绝对主体”，伦理主体是具体而形下的，讲述着规范的建立和持守。也正因如此，伦理主体需要哲学上的绝对主体的支撑，而绝对主体又依赖诗情的奠基。根据诗情儒学的情-性-情的架构，在诗情的本源之上，依次建构绝对主体和相对主体，从而可以为儒家伦理提供一套诗性的诠释体系。
1.兴于诗：绝对主体性的确立
帕尔米尼底斯(Parmenides)曾说：“被说和被思者必须存在：存在者如是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④不论是“真”还是“善”，绝对形而上者就是被说出的存在者，只能在诗的语言中得以存在。帕尔米尼底斯的诗所创造的存在者是当下的、无时态的(tenseless)，这一绝对的形而上者是诸多形而下者的终极依据。⑤而从儒家的“思无邪”可见，诗情同样是超越了时空的。在诗的吟咏中，诗思不断从其所描绘的意象中绽出，在新打开的时空维度中再度描画。诗思就是主体的爱欲，在其不断趋前的时间性中，超越有限时空的普遍的善成为主体的目标，而此主体也具有了先于时空的绝对终极性。
绝对主体不同于无时间(timelessness)的绝对空间存在物，它并不是一块寂静不移的石头，其超越性恰在其具有内在的生长性。这个生长性就是超时间的时间性(Temporality)。新旧时空切换的节律是由主体爱欲的时间性给出的，当这种节律以诗的格律凝固，主体就依格律的咏叹感兴和筹划着人伦化成的样式;“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孔子与曾点的默契就在这种“咏而归”中达成。⑥在儒家的诗论中，诗的格律映现出主体性的朗现，给出了价值的层级和人伦的次第。由于主体的时间性是超越而绝对的，故成为伦理价值的根据。
绝对主体性恰如王夫之的“日生日成”，在流俗的时间里似乎是屡迁的;但主体性不随流俗而沉沦，而从中绽出并重生。因而对流俗之物而言，绝对的主体性如僧肇所说的不迁之物。荀子常引《诗》证之：
《诗》曰：“鳲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荀子·劝学》)
《诗》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子·不苟》)
在诗书礼易的诵读修习中，君子使心志凝结于“一”，即独立不迁的主体性。而主体性在于“唯其时”而“当之”，依时间性而将爱欲推及世间万物，使其恰如其分、左右皆宜。俞樾认为，毛传以阴阳之道解释“左右”失于狭隘，而称荀子“以柔而立说”，以柔的方式“自立”，从而“不为物倾”;因而，《诗》中的“左之”“右之”不过是富有柔和节律的话语样式，表达着一种分寸感的把握，而此分寸感正是时间性的所在，即绝对主体性的基础——“维德之基”。〔8〕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的“自然之音响节族”〔9〕，就是主体时间性的体现，荀子称之为“中声之所止”，而《大序》将此描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荀子·劝学》：“诗者，中声之所止。”《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刘师培认为，《大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与荀子“中声”句同，且列出荀子与《大序》多处关联，似于《毛诗》与荀子的师承之说有所印证。参见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不过在朱熹的解释里，情、欲是形而下的“人情”并从属于性，那么“自然”也就沦为一物。其实荀子的“性之质”是本源的诗情，由情-欲转化中树立的主体心性，是通过“直而温，宽而栗”的“自然”节奏抒发出来的，这个节律就是“中声”。诗的节律中，蕴含着绝对主体的超越性和价值的普遍性;只有在诗的言说中，才足以移风俗、厚人伦，诗既是绝对主体的给出者，也是形而下的伦理主体的终极奠基。
2.立于礼：伦理主体的建成
当诗的语言连缀成完整的意象，绝对主体在意境中现身，充实为相对的主体，与其面对面的世界也显现出来。相对主体与客体世界一旦照面，就在相互交往之中;而交往需要遵循着“行而宜之”的“义”，以及依据“义”而因事制裁的“礼”。礼规定着个人的行为仪则，只有立足于礼，才能使人性普遍的善落实为伦理价值和个人道德。
孔子的诗论其实就是关于各种伦理价值的界定，一首诗的旨趣就是一个相对的价值。《关雎》的诗旨是“改”，这意味着这首诗的现实指向是，从“闻关雎”的本源情境中树立起“君子”思改的伦理主体，并建构出一个礼法的世界。而《樛木》所突出的相对主体性是“时”，《甘棠》所给出的是“报”，这些诗都在表达着与诗的特定情境相关的伦理价值。从绝对主体的兴起到相对诗旨的凝固，也是藉由修辞格律而完成的。例如，关雎与男女之别、君子之改的隐喻，就是“比”的修辞格律的体现;而“比”本身蕴含着主体性挺立的整个过程，即“相与”比叙的诗情-绝对主体的起兴-相对主体的价值。因此，个人化的德性与礼义可以通过修辞的方式阐述出来。
在特定的意境中，由绝对主体所充实的伦理主体是形而下的。比如《孔子诗论》由《甘棠》讲到“敬”“报”的德性时，也留意到“民性固然”，敬爱一个人，必尊敬其身份、喜爱其行为。《孔子诗论》第二十四简：“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民性中既含有普遍而形上的善，也有着势所必然的情性，因而，民性代表着形而下的相对主体，在群体中有着世俗的交往，呈现为有限时空中的性格特征，如“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又如“币帛之不可去也”。《孔子诗论》第十六、二十简。民性需要礼尚往来的交际来构筑，而诗的对仗、反复等修辞格正是这种构筑的模式。
绝对主体先于有限的时空维度，独立于其所筹划和构建的对象，不会在流俗时间中逐物而迁;而相对主体是物理时空里的存在者，因而是随时间空间的迁转而流变的。比如，《关雎》之“改”的德性，对应的是和乐恭敬、谨守容仪的伦理主体〔10〕;而这个相对主体未必固定在文王一人，而应举一反三，推及所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行为。荀子常引《诗经》里的“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毛诗》也有“仪，义也。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①从心结于一到执仪如一，德性与仪则并具于伦理主体一身，《论语·学而》的“三省吾身”就是依据德性自我检查。但这并非根据一定规则进行封闭的自查，而是在顾及周围的他者中，对亲近者“狎而敬之”，对位尊者“畏而爱之”，直到行为使自己心安为止，这就获得了“迁”“改”的德性。(《礼记·曲礼上》)因此，合礼的行为在细微枝节上是可以有所出入的，而并不违反总体的德性与仪轨。②简言之，符合相对的伦理价值的礼仪，是在交往行为中求得心安的过程，比如从“愠于群小”的忧心、临深履薄的审慎中，才得到了“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的伦理准则。③而这个由危而安的迁改过程，也是思安而得安、欲仁而仁至的绝对主体性的确立;换言之，绝对主体性就是在相对主体言行的绽出中得以确立的，这个确立也是绝对主体充实为伦理主体的过程。
①荀子与《毛诗》的文本，都引自《曹风·鳲鸠》中的“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参见李学勤《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76页。
②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③《诗经·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荀子·臣道》：“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焉出涕。”
④《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⑤〔明〕王畿：“‘克’是修治之义。克己犹云修己，未可即以‘己’为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义。”《格物问答原旨》，《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六，明万历43年刻本。
⑥〔明〕罗汝芳：“‘能己复礼，则天下归仁。’能复，即其生生所由来;归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近溪子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0，280页。
⑦《论语·宪问》：“(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绝对主体的言说是温顺的诗性，左右宜之、节律柔和;而相对主体的话语则需要“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荀子·性恶》)，因而对应的是严谨的诗性。柏拉图的修辞术以辩证法为依托，而儒家诗学则以严密切实的赋象比义来应对德义的要求。但严谨的逻辑性依然奠基在温柔敦厚的诗情之上，只是以赋辞的外表连缀起比-兴的节奏。孔子所谓“立于礼”，就是在礼义的言行中树立起温恭而审慎的伦理主体，作为“兴于诗”的绝对主体性的下贯。从诗情本源中树立的绝对主体性，在伦理主体的话语中得到了扩充;而伦理话语也只是以一种缜密的修辞技术，保守着君子人格的诗情奠基。
(三)诗性“正名”：诗性伦理的两个维度
儒家伦理可以用诗的修辞来阐述，而修辞本身也是“正名”。诗性的正名体现为“克己复礼”与“礼有损益”两条线索，前者是伦理体系的规范性维度，后者是其时间性维度。规范性维度是一根横轴，关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既定时空中的展开;时间性维度则是根纵轴，围绕着它，主体性随诗情流转径自呈显与隐没。这两条轴线是相互交汇、互为支撑的。
1.克己复礼：诗性伦理的规范性维度
孔子有关伦理的学说，以克复之道为核心，克己复礼是“为仁由己”的方法。④复礼的目的是为了“天下归仁”，把普遍的爱辐射到世界中去，这是通过“克己”实现的。在程朱理学的解释中，克己就是克制私欲，但这个观点遭遇了阳明后学的反对。王龙溪指出，“克”有修治的意思，克己就是由己、修身。⑤罗近溪则认为，“克己”就是“能己”⑥，就是在遵循礼的言行中，敞开自己的全部可能，挺立自己的主体性。当今儒者杜维明也认同，克己就是修身。〔11〕其实，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首先，“己”是有私欲的，并且情欲有逐利趋恶之势，即《诗论》中的“民性固然”，这是需要克制的。然而“己”的另一面是主体性，在礼的言行中完成自我充实，以此节制前一个自己。“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如果把“克”解为克制，也并非孔子所反对的“克伐”⑦，而是节制与运化。节欲是通过视听言动完成的，在与人交往中时刻省察，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塑造出端悫温恭的君子人格。复礼就是制定名约，使自己和他人都手足有措，这是孔子与荀子“正名”的初衷;而名约本身也是在日常的言行中约定俗成的，并且行为也可以化约为语言。奥斯汀认为，一切言语最终都是行为。芬格莱特引用了他的观点来解释孔子的“正名”思想，指出语言是礼仪的本质，并以“仁”为“在‘礼’中塑造自我”。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11，42页。那么，约定俗成就是以话语建构主体性的过程，既是克己也是复礼。
在绝对主体性的确立中，一切行为、意象、包括音乐和画面的上手印象，都可诉诸超越的诗性叙事。而当上手态充实为在手态，行为被界定为仪式，节奏感形成了诗句的修辞格，所有的意象与主体性本身一道被对象化为有限存在者，绝对主体的诗性话语就相对化了。当语言从上手的意象转为在手的摹状，一个有形态、有方所的个人存在者也随之出现;其所居处的空间形态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决定了它的行为延展的方向。《荀子·正名》：“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方所固定，性状随时间改变者为一个实体或个体，这是“正名”元语言中的一条。不过，行为的方向虽是多样的，但并不偏离“执义如一”的君子风范，只是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诗性和声。如《荀子·不苟》所描述的：“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这是对其所引《诗经》中的“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君子人格的充实，也是对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理念的充实。从形而上的心性人格，到形而下的行为规范，约定俗成就在不断返归本源的诗性叙述中重建主体。因此，外在的话语规范、修辞格律，都以温柔的诗情为本，以诗性的克复为道。
孔子与荀子的诗教，都常引用诗来讨论政治伦理的建设。例如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学诗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政事需要，而非仅止于陶冶性情，这喻示了绝对主体向相对主体充实的必要性。荀子也批评“《诗》《书》故而不切”，而只有践行礼义的师法操持中，才能落实诗书的教义。否则，“不道礼宪，以 《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飡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荀子·劝学·礼论》)这再次申明了，复礼、正名都是以诗为奠基的，而诗的言说必须和礼义的行为相结合，始于诵诗，进而“道礼宪”，伦理主体才能得到充实。从“诗无隐志，乐无隐情”到“文无隐言”，也就是由“默语”到“辩言”，由“道言”到“人言”的转化。《中庸》：“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行之有出处，言之有默语，依时而定。”《荀子·非十二子》：“言而当，智也;默而当，亦智也。故知默，犹知言也。”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常被称作对道的言说，或“道言”，形而下学则为“人言”;人言不能越界入于道言，而道言可以充实下贯为人言。因此，“克己”就是“成己”“能己”，同时也就是“复礼”。简言之，克己复礼就是从诗性语言中建立绝对主体，并在礼义论辩中将其充实为伦理主体的话语建构。
2.礼有损益：诗性伦理的时间性维度
绝对主体向相对主体的下贯是通过诗性语言的对象化实现的：先从诗性的道说中成就了“大人”，这个大人又会在自己的话语中，自我充实为身心并具的个人，也就是形而下的“小人”。《孟子·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如果把绝对主体的“道言”作为元语言，那么由元语言给出的对象语言就是相对主体的伦理话语——“人言”，孔子和荀子的“正名”所要给出就是这样的语言层次。〔12〕如上文所述“克己复礼”，正名同样既是正人之名，也是正礼之名;换句话说，正名就是在道言向人言的转化中，不断重建着礼的规范，从而推进礼的沿革，这就是《论语·为政》中的“礼有损益”。《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虽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其实他不但删订六经，自己也有创作。他注重从文本的沿革中把握意义的损益，而对这种损益的判断不以某种静态的形而上学结构为中心而展开，而是将意义在文本延续中的彰显当作一种诗性的历史书写。从文本延续的差异中，他不是要去还原一个最初的本源在场者，而恰恰是在现下的文本中把握本源存在。“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郁郁乎文”的诗性意象洋溢中，伦理主体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郁郁”的这种充实是立足于“监于二代”的绝对过去之上的，同时又作为孔子当下的本源体验，并在新主体的充实中再度成为绝对过去。当下“郁郁乎文”存在者在回归诗情和主体重建中隐藏为绝对的过去，主体才能立于全部历史踪迹之上，作出未来的筹划并进行自我的充实，这就是“述而不作”中的“作”。
“吾从周”是基于文本痕迹的阐释，这种阐释既是“述”也是“作”，意义在述与作中完成了创造中的延续。述作除了是与历史文本的交谈，也可以是当下与人面对面的言谈和行为。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乡党》：“入太庙，每事问。”，并非因为孔子不懂得礼，而是他认为，礼就是在问答的交谈和行为中被构建起来的。主体性在对谈中失而又得的逆向重构，是诗之所以“起予”的时间性体现，伦理主体因此得到充实，礼也因此而得以损益。
孔子论诗的时间性，在荀子的文本中表现为从法先王向法后王的过渡。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的一以贯之是通过“径易不拂”来表述的，而径易不拂正是从言谈上对约定俗成的历史性展开。从约定到俗成，儒家诗性伦理跟随诗性的节奏，沿着“径易不拂”的轨迹，趋于“稽实定数”的规范制定。约定俗成、径易不拂、稽实定数是《荀子·正名》中列举的三条制名之枢要，也是“正名”元语言的主体。参见王堃《自然语言层次的伦理政治效应——以荀子“正名”伦理思想为中心》，山东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这三条制名之枢要构成了儒家诗性的元语言，以此成为每个新的历史情境中伦理话语沿革的根据。无论“克己复礼”还是“礼有损益”，都是从不同侧面描述主体性的充实和规范的成立，而这是在诗性的修辞中构建出来的。儒家伦理就在这个诗性的话语系统中得以成立，故可称为诗性伦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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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杜维明.建构精神性人文主义——从克己复礼为仁的现代解读出发〔J〕.探索与争鸣，2014(2).
〔12〕王堃.自然语言层次的伦理政治效应——以荀子“正名”伦理思想为中心〔D〕.山东大学，2014.
生物学导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科导论;教学;电子工程
电子工程基础作为电子信息类课程体系中的一门基础性课程，隶属于学科导论范畴。主要是通过学科发展历史、现状、前景的介绍，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就业前景。通过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及前沿技术讲座，传授学习方法，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培养学习兴趣，为学生日后成为合格毕业生并走向社会成为祖国的栋梁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教学目的
我校的学科导论课程安排在大一新生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本着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教授学习方法的原则，我们用心开展了电子工程基础的教学工作。大一新生入学后，面临着从紧张备战的高中生活到轻松愉快的大学生活之间的关键过渡，能否做好这个过渡将会影响学生在整个大学阶段甚至涉及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引导者的身份，需要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引领学生适应大学里的学习。而电子工程基础作为一门引导性的基础课程，在此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传授专业基础知识。据调查了解，大多数的大学新生在步入大学校门的时候对于自己所选报的专业都是知之甚少。电子工程基础作为电子信息类学科导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向本专业的学生传授专业基础知识，让学生知道这个专业有什么、大家可以学什么、将来能够做什么以及大家应该怎样学。
2.培养学生专业兴趣。美国的心理学家布鲁纳曾说：兴趣是认知事物和探究知识的心理倾向，是求知的先导。兴趣能够激发学习的动力，引领学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驰骋遨游。专业兴趣能够带动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主动性，促进形成专业创新能力。尤其在电子信息这样涉及科技最前沿的专业，更需要学习上的积极主动及研究上的自主创新。电子工程基础为大家提供专业基础知识和前沿技术讲座，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引起学生对于这些知识的好奇心，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
3.指导转变学习方法。从高中阶段家长老师严格监管的状态到象牙塔般的大学校园里自由快乐的生活，大学新生的学习状态自然由紧张步入轻松，相应的学习方法就需要从被动到主动的改变。主动、独立、自主成为优秀大学生的代名词。在大学期间，大学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培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电子工程基础作为引导性基础课程，为教师指引学生、改变学习方法、适应大学学习环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应用平台。
二、教学方法
在现代教育中，学生是主动学习者，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出于传授专业基础知识、培养专业兴趣、指导转变学习方法以及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的教学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设计了一套与传统教学方法(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地听)不同的教学方案。该方案采用“以课下自由学习，课堂教学为辅”的模式，分为两大主要模块。其中第一模块以教师为主导，主要是向学生讲授本课程涉及到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前沿技术课题，阐述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就业前景，激发学生的专业热情，引起专业兴趣与思考。第二模块则是以学生为主导，主要是由学生通过自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在自由组合的学习小组内讨论确定最感兴趣的课题，并围绕课题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最终以PPT形式向同学和老师宣讲。为了检验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每个小组的宣讲都由老师和同学提问与评分。最终的考核成绩由平时课堂表现、PPT宣讲评分以及期末小论文按照一定比例组成。
三、教学效果
在实施上述教学方法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担心是否能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特别是第二模块的教学，对于刚刚迈入大学校门，几乎没有一点专业知识的大一新生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为此，在学期期末，我们设计了问卷调查，考察了同学们对课程教授内容以及本专业的了解程度，搜集了大家对于该课程的教学意见和建议。结果发现，尽管前期专业基础知识的讲授所占课时并不多，但教学内容涵盖了学科发展历史、现状和前景的方方面面，对于学生后期确定课题、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和制作PPT并进行宣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表1列出了同学们的部分宣讲题目。
表1中的题目充分体现出了学生对本专业的热情。实际上，第二模块的教学，特别是宣讲题目的确定、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及PPT制作宣讲过程，使同学们对所感兴趣的问题加深了了解，锻炼了同学们主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同时提高了同学们的文字组织能力和演讲水平。通过导论课程的教学和实践，我们发现只要教师教给了他们正确的方法、明确了具体的任务，给他们充分的信任和自由，大多数学生都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多数学生对课程持满意甚至非常满意的态度，并建议这种教学模式继续下去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这次教学方案的实施效果总体上是比较好的，但仍旧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面向大一新生所教授的课程以理论知识为主，学生在课堂上介绍的内容以当前的先进技术为重点，这样容易造成“理论囊括专业”的印象，对此，有很多学生建议在课程中加入动手实践操作的环节。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尽最大努力向学生传授知识，进行课业介绍，但是鉴于教师的身份，我们并不能完全做到以学生的视角思考问题。因此，有不少学生建议在课程中加入学长的亲身经验讲解，以便为大学阶段以后的学习生活做出更切合实际的规划。针对学生提出来的问题和建议，我们将会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慎重考虑，完善教学方案，并落实在教学过程中。在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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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导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测控技术与仪器;入学教育;专业导论课;实验室
1 引言
经过了高考的洗礼，许多学生如愿进入大学校园进一步学习。和其他专业学生一样，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新生对本专业了解不多，很多学生对专业很陌生，特别是对于调配志愿的学生，如何引领新生完成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过渡，开启专业认识的大门，建立专业的启蒙教育，建立团队工作的概念，是高校学生工作者和专业任课教师等多数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为了促进新入学学生对专业进行有效认识，和许多兄弟院校一样，兰州工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为新生开设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导论课程，以期提高新生对专业的认知，以便更好地进行后续专业学习，尽快融入大学生活，建立团队协作完成复杂项目的工作意识。本文是在参考兄弟院校和总结兰州工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导论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入学教育、专业介绍、专业导论课教学、微型科技作品引领四个方面，对有效提高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导论课教学质量进行探索。
2 入学教育
大学入学教育是专业教育和开启大学生活之前的重要教育活动，也是结束高中学习和高考假期状态，正确开启大学学习生活的重要教育环节。作为大学教育的开端，特别是对2018级的新生，入学教育对大学教育回归本质，特别是强调本科教育质量对国家整体教育质量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严抓本科教育质量的教育部精神指引下，在本科教学回归人才培养，回归专业高水平建设，改变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况这一前提下，通过大学入学教育，使新生收心，结束高考之后的假期状态，摒弃“混”大学的不正确思想，重新认识大学是为国家培养相关人才的地方。入学新生虽然通过了高考的选拔，但是不认真对待大学的学习生活，也最终将被大学淘汰。
入学教育的目的是使新生能够顺利、平稳、有效地实现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进一步树立和巩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以后的大学生活打下坚实基础。并且在讲述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入学教育要强调良好的生活作息规律、良好的学习态度以及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对大学生活和专业学习的重要性，帮助新生进行前期的学业规划，从大一开始就进入紧张的学习状态。
3 专业介绍
新生入学报到后，经过入学教育的短暂状态调整，军训前即安排进行专业介绍。兰州工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介绍由三部分组成。
首先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培养目标，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测控技术与仪器工程方面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能在测控、机电行业及相关领域从事精密机械设计、智能仪器仪表设计、传感器应用开发，能在测量与控制设备产品和系统设计制造、应用研究、生产组织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具体培养目标为：掌握一定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掌握信息获取、信息处理的基本理论和控制应用方法，掌握测控技术与仪器工程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具有测量、测试与测控仪器和系统开发设计能力，具有测控系统设计与集成、运行维护和技术改造能力;掌握精密机械设计的基本方法，具备设计专用传感器的基本技术和技能，具有使用现代化工程工具的能力;了解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与本学科领域相关的国家政策与法规，能够阅读本专业的英文书籍和资料，具有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专业信息的基本能力;具有一定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团队合作、组织管理、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
学生毕业时应在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问题研究、使用现代工具、工程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职业规范、个人和团队、沟通和交流、项目管理和终身学习方面达到学院培养方案的要求。
其次是专业师资及实验室建设情况，通过介绍，使新生对接受专业教师的培养有信心。本专业内容涵盖了精密机械、工程光学、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专业学习较为困难，要求师生的综合学习能力要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专业学习中需要新生特别重视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重视机械制图等基础课程。
最后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研究生招生情况，为有继续深造的学生提供指引。
4 专业导论课教学
鉴于入学新生特点，学院设置16学时，安排专业教师和班主任辅导员组成导论课程教学团队，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方面完成专业导论课程教学。
理论教学 在入学教育专业介绍的基础上，较详细地介绍专业的来源以及专业的内容和课程体系，主干学科包括仪器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和控制工程，主要课程有工程力学、工程光学、电工技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控制工程基础、精密机械设计基础、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测控信号分析与处理、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传感器原理及应用、测控电路、检测技术、精密仪器设计等多门类的主干课程，专业课程对应工业生产的多领域。因此，导论课程理论课程安排自动化生产线认识、测控技术实现途径、工业机器人技术和数控技术，共八个学时;介绍其中的传感器、测控技术及仪器仪表的应用，了解相关课程涉及的基本概念、分类以及性能指标等，了解数据处理涉及的课程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等学习内容，了解课程体系，理解课程的前后衔接关系。
实践教学 理论教学比较生硬，学生不便理解。因此，在导论教学中安排八个学时的实践教学，将课堂设置在专业实验室中，通过对机器人实验室、数控技术实验室、测量实验室、三坐标测量机、疲劳试验机等的现场教学，使学生理解仪器仪表使用环境、寿命、精度、厂家、成本以及后续处理的要求。在实践教学的同时，就学生感兴趣的技术的背景问题进行讨论和解答，议题涉及仪器仪表的应用、就业、学科在社会上的作用、专业、工作、前景等。在讨论中加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明确学习目的。实践教学现场如图1所示。
5 微型科技项目引领
项目设置 不管是理论教学，还是实验室中的实践教学，学生都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被动地理解。鉴于入学第一学期专业知识涉及不多，在响应教育部提出的大学生合理“增负”的前提下，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在导论教学后，对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学生分组安排涉及专业知识的微型科技制作，進一步加深对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认识，为相关课程的后期开展进行预热。
由于新生对专业所学知识了解不足，在开展科技小项目时，对项目的复杂程度要严格把握。项目复杂，新生开展过程无从下手，难以融入，会严重打击对专业学习的信心;项目过于简单，新生将对专业发展缺乏信心。因此，选择适合新生开展、可以引领专业学习的题目，需要专业导论团队认真讨论和选择。
学院在认真分析新生兴趣和学习情况的基础上，选择设置霍尔转速传感器的制作与调试、土壤湿度传感器的安装与调试、简易酒精检测仪的制作与调试、压电式简易门铃的设计与制作等题目，由学生自由选择组队完成。
团队精神培养 新生进入课程学习时间较为紧张，在小项目的引领下强化学生的团队意识，强调项目不是由个人单独完成的，需要项目组每位学生都付出相应的努力。项目虽小，也要做到任务明确、目标明确以及规划路径明确，并依据项目进展安排分类进行，遇到问题分组讨论;按时间节点进行检查，定时与专业教师进行沟通，寻求指导;在专业教师的引领下更深入地探索，希望通过人人参与的方式，在思考题目的同时理解专业。
项目验收是重要环节。虽然项目验收时不是所有组队全部完成，但是经过一学期的努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学生加深了对专业、对项目工作方式的理解，大大提升了对专业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创新精神，确立了学习目标。项目分组讨论和分组指导现场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
6 考核方式
专业导论考核与课程考核有较大不同，课程考核需要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而专业导论考核主要是为了解学生对专业的认识，也无法进行量化的处理，仅仅反映学生对专业认识的理解程度。兰州工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导论课程考核方式，由课程论文与科技作品中的工作总结两部分组成，形式不僵化，了解学生对专业认识程度的同时，帮助学生初步建立良好的科学工作态度，在不唯分数论的前提下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使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建立相应的知识体系，投入对专业的理解和对四年学习的规划。
7 结语
专业导论课对很多新生来说是专业学习前的启蒙课程，是大学四年学习以及将来职业规划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入学教育，专业介绍、理论和实践课组成的专业导论课教学，以及科技小项目在内的引领，使新生竖立了正确的大学学习生活态度，建立了学业规划，初步建立了专业知识体系，了解了课程先后衔接关系，对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来源及发展前景也有了专业认识，了解了一定的专业内涵。专业导论课为新生未来四年的学习提供了规划意见，提出了建立学习目标以及继续深造的建议，也解答了学生对未来就业职位的困惑。
参考文献
[1]施昕昕，黄家才.跨专业选修课“机器人学导论”课程建设与实践[J].科教文汇，2018(12)：68-70.
[2]王平.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导论教学分析[J].中国电力教育，2013(35)：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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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光明，于斐，周雅，等.大学低年级课程中开设专业导论课的探索[J].高教论坛，2007(1)：37-39.
生物学导论论文范文第6篇
感悟,并分析其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财务管理
(一)财务管理学科简介
财务是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形成与发展而产生的本金投入与产出活动。按学科分类来说,财务管理是会计专业主干课程,财务管理属于第一层次学科,它与会计学是两门并列的学科。它的发展与金融市场学、数理经济学、投资学的关系密切。财务管理是对企业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财务关系所行使的直接管理,它的主要目的是优化财务状况和提高财务成果,属于理财学的范畴,是组织财务活动的一项工作,是研究有关资金的筹集和有效使用的学科。简单地说,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现代财务学是建立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基础上,重点探讨在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下,如何对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进行预测、决策、分析。按照财务管理对象,财务管理学可分为筹资管理学、投资管理学、营运资本管理学、收益分配管理学等。财务管理环节一般分为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等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
(二)财务管理的起源与发展
早期是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诞生的,它是属于微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应用学科。企业财务管理大约起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其演进分为萌芽时期、筹资财务管理时期、法规财务管理时期、资产财务管理时期、投资财务管理时期、财务管理深化发展新时期。
一、西方财务理论研究现状:1.围绕资本市场展开研究。2.未从总体上研究理论结构。3.未涉及财务制度建设。4.重视实证研究。其中,西方财务学主要由三大领域构成,即公司财务、投资学和宏观财务。其中,公司财务在我国常被译为“公司理财学”或“企业财务管理”。
二、中国财务理论研究现状: 1.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重视制度建设。 2.重视引进国外理论。 3.从总体上研究理论结构。4.着重规范研究,引进实证研究。
(三)财务管理的特点、地位与职能
财务管理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资本的融通(筹资)和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是基于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
一、财务管理具有以下特点:1.财务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财务管理主要是运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实施管理。通过价值形式,把企业的一切物质条件、经营过程和经营结果都合理地规划和控制,达到企业效益不断提高、财富不断增加的目的。因此,财务管理既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独立方面,又是一项综合性的管理工作。2.财务管理与企业各方面具有广泛联系。在企业中,一切涉及资金的收支活动,都与财务管理有关。每一个部门都会通过资金的使用与财务部门发生联系。每一个部门也都要在合理使用资金、节约资金支出等方面接受财务部门的指导,受到财务制度的约束,以此来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3.财务管理能迅速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财务是企业正常经营的命脉,它的运作状况即各项财务指标可以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二、财务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它通过对资金运动和价值形态的管理,像血液一样渗透贯通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等一切管理领域。从财务管理在企业的的地位上来说,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企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之中。财务管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务管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三、财务管理的职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财务保证职能;二是财务调节职能。所谓财务保证职能,即指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货币资金需要的职能,或者说,财务保证职能的经济内容,就在于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货币资金周转各个阶段上的屋子运动与资金运动的充分一致性。从企业管理系统上看,企业的管理系统包括生产管理系统、营销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公司财务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公司的任何时期都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管理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财务管理专业培养目标
作为一名财务管理专业的本科生,我们应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夯实专业知识,为以后的实际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归纳,财务管理大学本科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一、掌握管理学、经济学、财务与金融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财务管理既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独立方面,又是一项综合性的管理工作。财务管理工作与管理学,经济学、金融学密不可分,是经济领域综合知识的运用。
二、掌握数学、金融管理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效用理论、线性规划、对策论、概率分布、模拟技术等数量方法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与日俱增。财务风险问题与财务预测、决策数量化受到高度重视。
三、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以及分析和解决财务、金融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其根本的工作性质是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管理工作中,人与人的沟通必不可少,语言文字交流能力直接影响财务管理工作的结果。
四、熟悉我国有关财务、金融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企业在国家宏观环境中生存,国家的政策法规必须遵循,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财务人员必须熟悉政策变动和法规调整,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财务环境。
五、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同时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态势是必要的,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前提下,综合财务实践,培养财务管理能力才是最终目的。
(五)财务管理就业前景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更应将课本知识联系实际,将理论结合创新,认清当前形势,为未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好转做好准备。据调查,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定位,主要是企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理财负责人,与同一层次其他相关专业人才相比,其专业知识与技能面临着高一层次的要求。因为现代企业要求财务管理人员不仅仅承担传统会计的记账、内控、预算等基本职能,而且要更多的承担企业投融资决策、利用金融工具实现风险规避和企业理财、完成企业兼并收购重组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重要责任,从问卷调查结果看,企业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实际操作能力要求较高,我们学生也希望能在学校学到更多的财务管理实践知识,。因此,财务管理专业的知识结构需要优化,我们需要在课程学习中综合更多的实践,从而达到财务管理的综合目标。
【参考文献】
[1]黄菊波 《新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发展史》(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5
[2]郭复初《现代财务理论研究》(C),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
[3]彭韶兵《财务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