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源权投资影响论文范文第1篇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卢欣雪，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中央财经大学；邮编：102206；E—mail：34683716@qq.com。 赵 康 摘 要 在次贷危机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影响下，企业信用风险评估的研究日趋重要。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是风险评估中最有效、最常用的定量工具。本文对四种现代风险度量模型进行梳理、评述和比较。同时指出在评价指标中，回收率对于违约概率有重要影响，为我国商业银行运用数学模型度量企业信用风险提供了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信用风险模型 比较分析 回收率 违约概率
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人们迫切希望金融改革来改善当前经济环境，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在2010年9月12日的会议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宣布要加强对现有资本金要求的持续监管。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是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风险度量模型正是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企业信用风险的度量一直是商业银行乃至我国金融行业的核心问题，而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的评估和管理能力是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信用风险模型是预测企业信用风险的有效工具，随着公司债券市场的迅猛发展、抵押品价值降低及其波动性增加，信用风险模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目前主要的四个新兴风险度量模型为：KMV公司的KMV模型、J.P摩根的Credit Metrics模型、瑞士信贷银行的Credit Risk+模型和麦肯锡公司的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本文对四种模型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探讨了回收率和违约率之间的反向关系，并指出对回收率的具体分析对商业银行准确评估企业信用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国商业银行增强信用风险管理、建立中国特色的信用风险模型提供了合理的借鉴。
四种模型的优势与不足
1 KMV公司的KMV模型
1993年， 全球闻名的美国穆迪KMV公司以Merton（1974年）开发的期权定价模型为基础，以公司资产为基本变量，将期权定价模型的原理应用到贷款和债券的估值，通过对上市公司股价波动进行分析来监控公司发生违约的可能。
KMV模型的优势在于：第一，在计算股票回报率的关联矩阵时，运用企业、国家和行业、全球三层经济指标建立多因子模型，综合考虑了企业微观发展、国家宏观环境和全球发展因素。同时，KMV模型将违约关联度和公司的股票价格联系起来，不仅能够全面地分析企业的目前的信用状况，还能合理地预期未来风险。第二，KMV模型在Merton期权定价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红利支付、违约提前发生等可能性，对于企业负债变动的情况也能计算其违约率，扩大了Merton模型的适用范围。第三，KMV模型根据市场价值、到期时间、无风险利率等计算资产波动率和根据违约点计算违约价值的方法，适用于所有数据公开的上市公司，能广泛应用于公开交易的上市企业。KMV Corporate. Credit Monitor Overview.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1993：6066
但KMV模型也存在不足之处：KMV模型预测企业预期违约概率，是建立在资产回报服从正态分布的基础上的，而现实中，企业的资产回报很难满足正态分布的条件。其次，测算预期违约概率的数据包括股价信息、负债价值、到期时间等，增加了统计数据的难度，限制了KMV模型的应用。最后，该模型只考虑了一些简单的指标（股权价值、波动率等），忽略了企业资历、抵押品等反映企业复杂特征的指标，降低了预测结果的准确度。
2 J.P摩根的Credit Metrics模型
1997年，JP摩根与KMV公司合作开发了Credit Metrics模型，通过模拟信用资产组合信用质量的变化来估计资产组合价值的变化，进而以该资产组合价值大小来确定信用风险的大小。
Credit Metrics模型优势在于：该模型具有普遍适用性，计算方法简单易操作，也是最早应用于投资组合的信用风险管理的模型。Credit Metrics模型综合了国家各项经济指标和行业指标，根据企业在行业中市场份额赋权，能够高效地计算各个贷款企业之间的相关性。
但是，Credit Metrics模型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探讨：第一，模型中违约率的计算值是企业过去年份违约率的算术平均值，考虑到了宏观环境对于违约率的影响，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违约率应赋予不同的权重，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Credit Metrics模型忽略了市场风险。模型假设无风险利率是固定值，因此市场风险对于投资组合的市场价值没有影响。而市场和宏观经济水平影响信用质量，从而改变企业的经营收益，改变企业的违约风险。第三，建立模型的基础是企业的资产价值服从正态分布，严格的数据要求和现实数据的实际分布有一定的区别，影响了Credit Metrics模型模拟结果的准确度。
3 瑞士信贷银行的Credit Risk+模型
1997年，瑞士信贷银行的产品部研发出Credit Risk+模型，运用了保险业中的精算方法，不分析违约的原因，同时只针对违约风险，而不考虑转移风险，这种简化使得将损失分布规范为一种方便的限定形式成为可能。
Credit Risk+模型优势在于：Credit Risk+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容易实现。由于该模型不考虑企业降级的风险，只关注企业是否违约，因此涉及到的指标数量少于其他模型。Credit Risk+模型在分析问题时，只需处理集中风险问题，且只考虑违约发生一次的概率，简化了分析过程，节约人力、物力。
该模型的不足之处有：第一，正因为Credit Risk+模型只考虑企业违约风险，忽略了信用风险降级的情况，因此每个企业的风险敞口是固定不变的，不考虑企业历史信用等级，也不用预测企业未来收益变化。第二，Credit Risk+模型只适用于线性模型，对于复杂的期权定价和外汇互换等非线性模型并不适用。第三，在运用该模型计算企业的违约概率时，违约率的波动性不能够直接计算，而要通过其他模型计算，数据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4 麦肯锡公司的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
1997年，麦肯锡公司开发了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以宏观经济情况为基础，主要考虑的宏观经济因素有GDP增长率、失业率、汇率、长期利率、政府支出和储蓄等，用于分析贷款组合风险和收益，该模型认为宏观经济因素的改变是导致信用质量变化的原因，对公司特殊数据不进行分析。
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优势在于：充分考虑了全球经济、国家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在企业中的作用，打破了用企业历史违约率的平均值测算企业违约率的模式。其次，把宏观影响因素加入到信用风险的评估中，并提出了宏观经济发展对信用级别转移的变化。然而，如何获取宏观经济发展的可靠历史数据，并准确地反映到单个企业的信用评价中，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四种模型比较分析
1 建模方法不同
KMV信用风险模型和Credit Metrics模型均以Merton模型为理论基础，Credit Risk+模型借鉴了保险精算行业的计算方法，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是以宏观经济为基础的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具体是指：KMV模型以Merton期权定价模型为基础，根据企业负债变化测算预期违约概率的原理。Credit Metrics模型通过改变信用质量来观测资产组合价值变化，根据信用回报的分布预测企业未来风险的方法。Credit Risk+模型是假设每笔贷款均服从泊松分布，根据企业违约概率计算金融机构违约损失概率的模型。
2 存在违约相关度
KMV模型具体分析单个企业的预期违约概率，以企业历年资产回报的分布函数作为参考，因此认为企业违约是具有相关性的。Credit Metrics模型也是以信用级别变化为基础，预测企业远期价值分布，认为企业违约概率具有相关性。Credit Risk+模型虽然不考虑转移风险，但相关性和违约率的波动性是密切相关的。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为分析背景，计算企业概率密度函数分布，因此认为企业违约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这四种模型的建立均表明企业违约相关度是存在的。于立勇.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预测模型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3（10）
3 风险来源不同
在KMV和Credit Metrics模型中，企业的资产价值及其波动性是企业风险的主要来源。KMV模型根据企业的股权价值估计企业的资产价值，而波动率与企业负债密切相关。Credit Metrics模型根据企业历史数据确定位移矩阵，结合企业资产价值的评估从而计算在风险价值。Credit Risk+模型中的贷款违约概率和违约概率波动是风险的主要来源。而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中违约风险与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密不可分。
4 回收率不同
在最初的KMV模型中，回收率一直是一个固定值。但随着KMV模型的不断完善，回收率随机分布，可服从β分布。Credit Metrics模型也认为贷款后的回收情形是可变的，在模型服从正态分布的条件下，计算在风险价值时，应当计算回收率的标准差；若不满足正态分布，则认为回收率满足β分布，通过蒙特卡罗模拟法计算在风险价值，这也是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预测回收率的方法。曹道胜，何明升.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模型的比较及其借鉴.金融研究，2006（10）
回收率和违约率的关系及其影响
传统模型重点分析了违约率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却忽略了回收率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和违约率与回收率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评级机构对于回收率如何影响债券的信用评级问题持不同的观点。Bakshi（2001）基于评级机构的实证研究，采用3B等级公司债券的数据分析了回收率与违约概率之间的反向关系。Jokivuolle和Peura（2003）使用期权定价模型，把企业资产价值和抵押品价值联系起来，认为违约事件与企业的总资产价值有关，但回收率只由抵押品价值决定。Frye（2000）理论模型表明，如果贷款企业违约，银行根据贷款抵押品的价值回收资产，而抵押品的价值与当时的经济环境相关。经济衰败时期，回收率下降，导致违约率上升。Altman E. Default Recovery Rates and LGD in Credit Risk Modeling and Practice： An Update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NYU working paper，2006
企业信用风险的评估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但我国对于回收率与违约率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定性研究的层面。刘志刚（2007）采用近几年银行不良贷款的数据分析了回收率对于违约风险上的影响，提出了修正数学模型的初步设想。陈浩（2008）采用支持向量机的原理对于企业违约与回收率是否相关进行了探讨，并建立了合理的模型。陈暮紫（2010）采用LossMetrics数据库的两万笔不良贷款数据为基础，建立回收率的量化估计和预测框架，并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回收率与违约损失率的关系。
巴塞尔协议Ⅲ提出，需要对监管资本水平和回报率的影响重新进行评估。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协议Ⅲ将围观监管和宏观审慎结合，强调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有效结合。协议提出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资本协议风险的权重方法存在缺陷，表外风险反映不充分，复杂结构化产品交易的透明度不高，因此需要修复新的资本协议，扩大风险覆盖范围。
KMV、Credit Metrics 、Credit Risk+、Credit Portfolio View四种模型在评估企业的信用风险时，均把回收率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忽略了回收率与违约率之间的反向关系，导致信用风险被低估。在不同的回收率假设下，回收率与违约率的相关性影响了银行损失的变化。因此，银行评估企业的信用风险时，应当在传统的评级模型基础上，加入违约回收率这一系统性风险指标，因为回收率容易导致风险溢价，从而导致企业的信用风险评估准确度降低。如果忽略违约概率与违约回收率负相关的关系，造成银行的资本储备不足，将对金融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金融市场将逐渐接受考虑违约回收率的信用模型，金融机构决策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会逐渐考虑回收率的影响因素。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October 1998：7182
模型在中国应用的缺陷性及改进措施
1 对于现代模型的运用还处于尝试阶段
在国外，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Credit Metrics模型应用广泛，而我国仍采用结合企业财务报表中各项财务比率的定性分析方法。我国之所以没有广泛采纳Credit Metrics模型，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1）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对风险种类、来源和防范问题研究分散，缺乏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深入的模型研究，没有建立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在风险测量体系问题上，我国还没有风险报告系统，管理人员不能及时掌握企业的信用风险情况，不能合理、准确地判断企业信用。因此，只有建立健全宏观的金融监管框架，完善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体系，增强资本流动性，才能为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提供有利条件。
（2）信用风险防范意识不足。目前，商业银行尚未意识到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重要性。我国大多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忽略了现代信用风险模型的优越性，以短期的经营效益作为银行贷款业务的目标，忽视了运用现代风险模型准确评估企业信用度的重要性。
（3）缺乏完备的数据库。完备的数据库是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信用进行分级，建立信用风险度量体系的基础。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管理的探索只有十几年，统计数据较少，很难对企业信用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目前我国风险管理、计量模型、风险评估数据库等技术不发达，信息系统及专业技术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 改进措施
（1）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库。完备的数据库是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建立的基础。我国应当注重企业信贷交易资料的统计，通过资产负债、经营能力、现金流等财务指标和其他非财务指标统计信息，同时考虑宏观经济、行业特点、竞争压力、管理能力、资产结构等多个方面评价企业的信用等级。建立客户信用档案，做好客户信用信息的管理工作，保证企业贷款资料的完备性，建立完善的数据库体系。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系统，学习国外先进的数据管理技术，为信用风险数据库的建立提供技术支持。
（2）建立完善的信用风险评价体系。为了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全球竞争力，全面贯彻巴塞尔协议Ⅲ的重要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的信用风险管理系统，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挑战，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自己的信用风险评价体系。国外的评价指标以地区、抵押品和行业分类为主，结合我国企业发展速度快，信用等级稳定性波动较大等特点，我国的企业风险评价应当重点考虑企业资产的处置方法、股权转让方式、运作模式、经营状况等特色指标，再结合KMV、Credit Metrics、Credit Risk+、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综合考虑。当然，目前我国的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先进的银行内部风险度量模型可能不适用于我国的国情，先进模型是否能准确地反映我国企业的信用风险等级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国外先进的模型研究思路和理论基础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因此，应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特点和风险管理的现状，充分考虑我国改革利率市场化、金融衍生品发展缓慢、风险意识薄弱等特殊因素，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修正和完善，建立适合我国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3）提供政策支持，加强金融监管。信用评级是保证金融市场合理运转的重要方面，通过对企业信用风险的评估和防范，降低经营风险，保证金融体系能够健康、高速发展。我国应当大力支持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体系的建立，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积极促进信用风险评价体系的发展。同时，监管部门应当积极参与到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开发建设的活动中，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提供可靠的指导意见，引导我国的信用风险评价体系能够积极、健康地发展。
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日益扩大，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KMV、Credit Metrics 、Credit Risk+、Credit Portfolio View四个现代企业信用评级模型为中心，从指标选取、样本数据分布、适用范围等方面指出了四种模型的优势与不足，并从建模方法、违约相关度、风险来源和回收率四个方面对模型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商业银行建立中国特色的企业信用评级机制提供了合理的借鉴。其次，我们探讨了在信用风险模型中回收率与违约率之间的反向关系，并指出在传统模型中，把回收率当做一个外生变量，忽略了回收率对违约概率的影响会导致企业的信用风险被低估，对金融市场造成不利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在分析企业的信用风险时，应当收集大量不良贷款清收的历史数据，在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和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础落后、不良贷款形成原因特殊等国情，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模型，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固发展。
（责任编辑：张晓薇）
农业资源权投资影响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文章以行为金融学典型的反向投资策略和动量投资策略为依据，构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模型，并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进行研究，在此研究基础上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策略提出操作上的建议。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 反向投资策略 动量投资策略
近年来，证券投资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基金采取什么投资策略逐渐被理论界和投资者所关注。现代金融理论对证券市场出现的许多与有效市场理论相悖的市场异象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而行为金融理论则通过心理学与人类行为学等研究，对这些市场异象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对处于逐渐向弱有效方向发展的我国证券市场，借鉴行为金融的理论和投资策略更具现实意义。
一、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策略
基金投资策略作用于基金运作的各个环节，是决定基金业绩的关键性因素。策略的制定是整个投资过程的起点，策略的实施体现了基金的投资理念，作用于投资收益，决定基金的业绩。
行为金融学认为资本市场并非有效市场，认为市场中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会存在不同的认知与行为偏差，利用市场中其他投资者的各种行为偏差而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就可以获得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行为金融学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反向投资策略和动量投资策略。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动量投资策略即购买过去表现良好股票、卖出过去表现较差股票的追涨杀跌策略。
二、构建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研究模型
笔者借鉴Grinblatt、Titman & Wermers(1995)研究中提供的基金投资策略理论，设置以下用以检测基金投资策略的衡量指标:
其中:
wi,t:第t季度某基金股票投资组合中股票i的市值占投资组合总市值的比例，以该指标的变动衡量基金对该只股票的买卖方向；
Ri,t-k:第t-k-1期末到第t-k期末期间i股票的投资回报率；
n:基金投资组合中持有的股票个数；
Ti:i股票在基金投资组合中出现的次数；
Mi,t:股票i第t季度的投资策略衡量指标；
M:基金采取的投资策略的综合效果。
在笔者的模型构建中，分别选取k=0和k=1。k=0时，M反映基金基于本季度股票回报率所采取策略的综合效果；k=1时，M衡量的是基金整体根据上一季度股价波动所作的反映。
对于k仅取0和1两个值是由笔者研究对象证券投资基金本身特点所决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场所进行申购和赎回，这使得基金的份额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尤其是当发生巨额赎回甚至连续巨额赎回时，往往会对基金的正常运营以及基金自身的形象造成相当大的危害。因此基金经理为维持乃至扩大基金规模，在建立投资组合时，必须更加注意其所关注股票的近期表现，因而基金经理更关注上一季度和本季度股价波动采取的投资策略。
当Ri,t-k>0，即i股票在第t-k季度到第t-k+1季度期间的回报率为正时，若Wi,t-Wi,t-1>0，即基金增持i股票，则Mi,t>0，说明该基金对该个股采取“追涨”的投资策略；反之，如果Wi,t-Wi,t-1<0，则Mi,t<0，该基金采取的属于“高卖”策略。当Ri,t-k<0时，如果Wi,t-Wi,t-1<0表明基金对i股票采取“杀跌”的投资策略；反之，如果Wi,t-Wi,t-1>0，说明基金采取的是“低买”策略。
三、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策略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面的模型设计，本文选取14家证券投资基金当期和前期的操作策略指标值以及对应的买入、卖出值，揭示了证券投资基金在2005年1月至2008年6月所采取的投资策略的综合效果。
从上表可以看到，各只基金除在依照前期股票收益率情况采取的策略上有较大分歧外，其他策略指标都显示基金的投资策略存在明显的趋同现象。
从基金依据股票当期表现所采取的操作策略来看，14只基金的M0都显著为正，可以认为本季度股票收益率的变动(k=0)作为决策依据时，基金明显倾向于买入当期表现优异的股票，采取追涨或杀跌的投资策略。进一步分析买入和卖出策略指标，14只基金的M0全部显著为正，说明对于当期表现好的股票，基金具有明显的买入倾向；而未表现出杀跌的倾向，更多采取了高卖策略。
同时，根据上一季度股票价格的变动，基金采取的策略却有很大分歧，有二分之一的基金倾向于采取追涨或杀跌策略，而另一半倾向于采取低买或高卖策略。这反映出基金就股票前期表现对其以后价格走势影响的看法并不一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进一步从买入、卖出策略指标来看，对于前期表现好的股票，基金的追涨倾向较强；对于前期已经上涨的股票采取了绝对的高卖策略。
从投资策略的综合效果来看，基金根据本季度股票价格的变动情况，倾向于采取追涨却不杀跌的策略。基金基于上一季度股票价格变动，同样倾向于采取追涨而不杀跌的策略，但追涨趋势有所弱化，而高卖趋势有所增强。反映了基金对于本期表现好的股票继续走高更有信心，而对前期表现良好的股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追涨的同时，更明显地表现出高卖的趋势。
四、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和监管机构操作上的建议
根据前面的研究成果，笔者对证券投资基金和市场监管机构提出具体的操作建议。
1.对于证券投资基金来说。在投资过程中，可以根据本季度股票表现采取适度的追涨但不杀跌的策略，而对上一季度投资组合中的股票不能采取追涨杀跌的策略，而应该考虑采取低买高卖的反向投资策略。
2.对于市场监管机构来说。由于我国证券投资组合是每季度公告一次，两个公告期间基金的行为完全处于“暗箱”之中，为了让投资者及时、全面的了解基金的投资状况，我们建议市场监管机构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频率和详细程度，同时缩短基金披露的准备时间。
笔者通过对基金投资策略模型的研究和行为金融学理论在解释过度反应、反应不足方面的系统应用，扩大了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应用范围。对于丰富和扩展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推动证券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阳建伟.行为金融及其投资策略[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2）
2.Grinblatt,M.S.Titman,R.Wermers.a study of mutual fund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
3.天相投顾网www.txsec.com
4.湘财证券网www.xcsc.com
（作者单位：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责编：吕尚）
农业资源权投资影响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结合营改增的实施中的现状，对营改增对工程造价控制和工程承包模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对建筑行业的冲击，对工程造价控制和工程承包模式中的项目、成本的控制、资金的流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营改增引起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广泛关注，也相应的对营改增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此提高了对工程造价的整体控制，改变的工程承包的模式，促进了我国工程建筑行业的发展，也使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关键词】营改增；工程造价控制；工程承包模式
营改增的提出，对于工程建筑行业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早在2011年，我国有关部门就颁发了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法规条例，其实也就是营改增，有效的拉开营改增税收的帷幕。同时对我国的工程建筑行业的整体造价、承包的模式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工程建设单位在承包的过程中，要想提高提工程的经济效益，就要对工程中的整体造价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改变工程陈承包的模式，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工程中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的工程建筑行业的承包的中进行了一定的改变，紧跟着时代发展的脚步，这样也有效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一、营改增对工程造价控制产生的影响
从工程建筑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工程中的整体造价是指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开支、施工材料开支、交通费用等，其实也就是工程在建设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在某种程度上讲，工程的造价就是在工程施工中的费用，其实也就是工程中的固定资产。在营改增的提出对工程造价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影响，就从工程造价的角度进行分析，营改增的改革对逛工程项目的投资和工程施工单位的资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都造成了影响，下面以营改增对工程造价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第一，工程中的固定资产。 营改增与工程中的总造价相比，营改增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工程项目工程中的各项税收，将项目工程的投资金额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营改增对工程中的造价造成了巨大影响，直接降低了工程施工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工程建筑行业领域也到了有效的发展。当工程投资等行为得到重视时，营改增对工程在购买新得施工设备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将税收的金额降低，正也可以是工程施工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税收，这样对较小的施工单位老说，通过营改增税收制度，可以使施工单位的规模一定程度上扩大。另外，企业在工程投资的过程中，受到营改增的影响，施工进度明显缩短。同時我国为营改增对工程造价的影响，提供了先进的设备，以此促进营改增税收制度的进程。通过营改增对工程中各个项目的税收降低，并且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规定，也对工程施工单位在工程项目投资的过程中更加完善，不仅仅将施工的进度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也使工程建筑行业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对工程设备折旧产生的影响。在营改增改革后，将企业在在工程各个项目的造价税收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导致企业在固定资产等方面也随之降低，一般情况下将企业的固定资产减少到751129元。例如：某工程施工单位的设备折旧的年限以10来计算，利用营改增对设备折旧的费用进行计算为10万元。并且在计算的过程中，营改增对工程施工单位的财务管理你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了财务计算的比例，像是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创收、固定资产回报率、利润率等，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工程施工单位的经济利益。
第三，对工程造价中流动资金的影响。从工程施工的流动资金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实也就是工程造价中的活动资金，然而在营改增的提出，有效的将工程施工单位的流动资金进行一定有所改善。在营改增税收的背景下，工程施工单位不能将原有固定财产营改增的税收收入原有的税收方面，以现金的流动的频率对工程造价的流动资金进行分析。在营改增的改革后，工程施工企业在进行上交营改增税收的过程中，工程施工单相对于传统的税收制度减少了流动资金，避免了流动资金的经济利益受到税收制度的限制，其实营改增税收制度也在原有的流动资金税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革，这样不仅仅环节了工程施工单位因为资金不足，出现，工程施工中流动资金不足的现象发生，也有效的增加了工程施工单位的经济效益。
二、营改增对工程承包模式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工程建筑行业也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工程的施工环境和人工程的成本而言发生的变化。随着我国税收制度的不断的改革，营改增成为一种新型额定税收制度。不同工程项目的承包模式对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的中造价也有直接的影响，根据施工的材料、设备、人员等来源、供应的方式的差异性，可以将工程施工分为包工包料等形式将销售行为和核算货物进行了混合，从而提高了营改增的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工程承包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从甲方供料的角度进行分析，工程施工单位仅仅出施工人员和设备等辅助材料，对甲方的税收应该按材料、工等营改增税收。尽管如此也要承认甲方供料，在程度上减少了甲方和工程施工单位的矛盾。
三、加强营改增对工程造价和工程承包的策略
（一）、加强工程施工材料的质量
在工程施工的过程中，施工的材料是尤为重要的，所使用的材料、水、设备等一系列工程施工物质，都要设置专门的采购人员，同时也要具有营改增税制度的供应单位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尽量不要从较小规模的企业进行采购。但是在工程施工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一些工程施工单位从一些较小的供应单位进行采购，在这样的情况下。，工程施工单位就应该考虑营改增的税率，一般的情况下为17%和13%的税率，但是对于小规模的企业税率一般为3%，这样可以是工程施工单位对营改增的水费进行急计算，以此来选择合适的材料供应商。
（二）、完善工程承包模式
在工程项目承包的过程中，应当对工程承包进行明确的划分，并且留有一定的空间，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了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风险。在工程承包的过程中，要选择具有一定优势、适合工程项目的承包模式，这样可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甲方和工程施工单位的经济矛盾。可以将包工包料的承包模式转化为甲方供料的承包形式，或者在工程承包的过程中，双方达成一定的协议之后，签订良好的合同，并且要盖上各自的公章等，这样可以使工程合同、协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益、另外工程施工单位在施工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政府等渠道进行购买施工材料，或者利用政府的威信和一些较大的泗洪材料供应商进行良好的沟通，最为一种保障的平台，这样可以将营改增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也有效的保证了工程施工单位的经济利益，也避免了甲方因为施工材料和承包模式的不恰当产生没有必要的纠纷，也有效的保证了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整日质量。
结束语：
综上所述，营改增在工程造价和工程承包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中对营改增对工程造价和工程承包的影响进行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此促进营改增在工程项目运行的过程中的运行，也在的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工程施工单位的经济利益，也有效的促进了工程建筑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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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改增”对工程造价及计价体系的影响[J].中国招标，2014，17：30-32.
农业资源权投资影响论文范文第4篇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的新兴产业。其战略性的重要地位和新兴的产业特征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要的资金数额巨大，融资难度较高。电信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实现行业收入的正向增长；移动互联网、云计算、M2M等新业务的发展轨迹日趋清晰，市场规模初步形成；宽带网络等核心基础设施加速发展，社会信息化水平持续提高，这些都为行业未来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电信业作为典型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面对资本领域的全面竞争及电信行业的快速发展，融资效率就成为决定投资效果、价值创造和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中国电信业融资现状
（一）融资规模大，呈现“上升-下降-平稳”的趋势 我国电信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自2006-2011年电信投资呈现“上升-下降-平稳”的趋势（见图1），2008年起首次超过3000亿元规模，巨额投资支出规模必然会加大电信业资金筹措的压力，摒弃以往单一、保守、规模较小的融资方式，并把企业的融资行为迅速转变为适度多元化的资本运作行为。目前在基本完成3G网络在全国范围的部署之后，电信投资逐步走向平稳，因此对于资金有持续巨大的稳健需求。
（二）境外股权融资占比较高，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随着1997年中移动的境外发行股票上市，我国电信业的融资方式从单一依赖债权融资向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相结合的融资方式转变。开始关注融资战略与资本运营，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特征凸现。股权融资（尤其是境外股权融资）是筹集资金的一种高成本方法，因为从长期来看，权益持有者总是期望得到较高的回报以补偿收益不确定的风险。股权融资成本主要包括发行费用、股利支付、信息披露成本等，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股票发行费用占到筹资额的10%左右，导致国外发达国家电信企业股权融资的成本高达12%-15%，我国电信企业纷纷在港美上市，所以也不例外。
（三）融资结构与资本结构向合理区间趋近 在西方的融资结构理论中，比较经典的是MM理论，揭示了融资方式构成的意义及在融资结构中债务融资的价值所在，基于此梅耶斯提出了最优融资顺序理论，认为如果存在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其融资应先通过内部资金（留存收益与折旧）进行，然后是低风险的债券，最后才采用股票。上述理论在国外发达国家电信业得到了实践的验证。我国电信业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融资结构持续优化，也在逐步实现内源>债权>股权的最优融资结构。另外，我国电信业在境外上市后，受制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压力和国资委的要求开始运用EVA进行绩效考核，使资本结构持续不断优化，资产负债率逐渐趋于45-50%之间的合理水平。
（四）资本市场融资机制亟待加强与完善 我国电信业资本市场融资的特点是：融资地点和方式单一；投资者与消费者分离，难以实现电信企业经营价值与资本价值的有机统一，不利于长远发展；境外上市平价或者折价发行现象普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受到一定的挑战。
二、电信业融资机制国际经验比较
世界电信业的融资机制较为成熟，典型融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证券主导的英美融资模式，要求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完备的法律法规与之配套；另一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德日融资模式，适应于庞大的银行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较强干预（韦秀长，2009）。企业融资按照来源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其中内源融资主要源自企业内部正常经营形成的现金流，在数量上等于净利润加上折旧、摊销后减去股利，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电信业融资机制的构成如表1所示：
（一）电信业外源融资机制的国际比较
（1）政策性融资机制。电信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电信企业的经营要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管理，在市场准入、股权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都遵守国家政策的规定，这样，势必在融资方面也要受到国家政策的管理。世界各国都在通过制定税收优惠、提供信用担保或政策性贷款、以及制定其他扶持政策等途径为电信业提供融资支持。例如日本、德国、美国等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包括的电信业给予政策性贷款和利率方面的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电信业发展的负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国政府对所提供资金的投资回报率和管理控制权的要求往往比其他投资者低，所以政策性融资机制对电信业发展具有较强的扶植力。
（2）市场性融资机制。在大多数国家，电信业的外源融资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包括传统市场融资方式和新兴市场融资方式。
一是传统市场融资方式。借贷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是世界各国电信业常用的市场融资方式，但资本结构和融资结构却不尽相同。西方发达国家电信企业普遍认为，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应介于45-50%之间。但是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20家电信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62.10%，相比2009年57.59%的平均水平有所提高。其中欧洲和美洲的电信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偏高，大都高于60%，亚洲的电信企业举债相对比较谨慎，大都保持在40-50%的合理区间内（如图2所示）。自本世纪初始，所有欧洲电信企业为了竞得3G牌照都背上了承重的债务包袱，加之受到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得以完全缓解，而美国电信企业尽管在通过股票回购等多种方式调整资本结构，仍未达到合理水平。另外，由于美国证券市场比较发达，电信企业在外源融资结构中符合“先债券后股票”的融资顺序，债券融资在债务融资中比例高达60%。德国电信企业在外源融资结构中债务融资占82%，股权融资占18%，并且在债务融资中银行借贷融资占60%、债券融资占35%、商业信用融资占5%。
二是新兴市场融资方式。融资租赁、风险投资、资产证券化融资、项目融资和供应链融资等是世界各国电信业正在尝试使用的市场融资方式。融资租赁是一种通过短时间、低成本、特定程序把资金和设备紧密结合起来的融资方式，包括直接租赁、杠杆租赁、转租赁、售后租回等主要方式，能够减轻电信企业巨额资本开支的压力，加快网络建设的步伐，降低融资成本，节税收益非常明显。从目前世界电信业来看，20-30%的设备采购是通过直接租赁方式进行的，相比之下，美国电信企业融资租赁方式使用更加普遍。风险投资对于世界各国的增值电信企业来说是可选的融资方式之一，根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中的一种股权资本。它集融资和投资于一体，集供应资本和提供管理于一身，是一种全新的投融资方式。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和融资方式灵活等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从国外风险投资领域看，主要集中在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两大领域。电脑、通信、微处理器、互联网等成为投资热点，造就了20世纪末一大批巨型公司，这其中尤以美国最为明显。创投研究机构ChinaVenture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6年至今，中国增值电信领域共发生风险投资案例25件，投资总额高达数十亿人民币。部分电信企业由于技术实力、市场前景、产权等自身问题，对风险投资缺乏了解等原因未能获得风险投资，部分企业担心控制权分散和引入成本过高而未能获得风险投资。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收入的资产，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以获取融资，并最大化提高资产的流动性。通过电信资产支撑证券化可以将电信企业中流动性低的交换、传输、管道、网络、建筑物等非流动性资产变为流动性高的现金；将未来预期的资产收益转变为当前实现的现金收入；通过资产负债表外融资，可优化资本结构。英国沃达丰、日本软银等电信公司在过去的几年里尝试推出资产证券化产品，据统计，国外电信业资产支撑证券化的融资成本比传统融资方式至少下降0.5-1%。世界电信业的发展在历经全行业垄断、私有化浪潮之后，公私合作共建已成为多国电信业的共识。公私合作经营（PPP）作为新兴融资方式更易带来低成本、高效率和满足特殊服务质量要求的特征。其中公共合作伙伴是地方或国家政府，私营合作伙伴则包括私营企业、国营公司或特定专业领域的企业财团。公私合作经营模式将宽带基础设施供给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作为结合点，宽带网络投入在政府掌控的公共部门和已私有化的电信公司之间进行，如荷兰、意大利、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高速宽带通信网建设中纷纷采用公私合作经营（PPP）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吴洪等，2011）。供应链融资是将融资服务潜入电信公司供应链业务流程，把电信、供应商、银行三方业务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供应链融资业务闭环，实现数据的快速、无缝化交互共享，达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商流的统一。这种融资方式在欧美日韩等国的电信企业正在逐步推广和应用，既保障了电信企业供应链的平稳运作，又提升了供应链整体价值，实现“银行-电信企业-中小企业合作共赢”的产业链良性发展。
（二）电信业内源融资机制国际比较 与其他诸多行业相比，电信企业的利润率和折旧、摊销比率较高，所以内源融资能力较强，加之内源融资相比外源融资的明显优势，发达国家电信企业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以提高内源融资的比例。自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发达国家电信企业内源融资占全部融资总额的比例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德国由53.2%上升到65.5%，英国由58.4%上升到68.3%，美国由61.3%上升到82.8%，即使在实行主银行制的日本，这一比例也由29.7%上升到49.3%，而中国则相对较低，由27.8%上升到36.7%左右。发达国家电信企业提高内源融资水平的主要方法包括内部挖潜和资本运作两类。
（1）内部挖潜。世界各国电信业通过内部挖潜提高内源融资能力的主要措施包括：通过提高经营效率来提升利润水平、通过提高折旧和摊销比率来增强内部融资能力等。电信企业衡量内源融资能力的指标主要包括：人均EBITDA、折旧摊销占EBITDA的比重、股利占股权资本的比率、内部融资额等（肖云，2004）。仅以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20家电信运营企业人均EBITDA为例，如图3所示，可以发现日本电信企业（如KDDI、软银）人均运营效率（2.94）远远高于1.35的平均值，处于最高水平。美国和欧洲电信企业的人均运营效率大致相当（1.1），中国处于较低水平（0.67）。再以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20家电信运营企业内源融资额为例，如图4所示，可以发现日本NTT、美国AT&T、中国移动、英国沃达丰远远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处于前四位，但四家公司折旧摊销占EBITDA的比重分别为60%、47%、36%、54%，所以相比于世界领先的电信企业，中国电信企业内源融资的意识和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2）资本运作。世界各国电信业通过资本运作来提高内源融资能力的主要措施包括：股票回购、资产剥离、外包等。股票回购作为现金股利的替代发放形式有提升公司股价、改善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控制权等重要作用。在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股权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债权融资成本，所以公司分红派息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股票回购减少股息支出增加留存收益，从而提高内源融资水平。自2003年以来，世界发达国家的电信企业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股票回购，包括英国沃达丰、英国电信、日本NTT、美国AT&T、澳大利亚电信、西班牙电信等等。另外，资产剥离和外包带给各国电信企业（如英国沃达丰、和记电讯、日本NTT）的是专注于核心业务的经营，同时扩大内部融资规模和改善财务状况。
三、我国电信业融资机制完善建议
融资行为是为投资需求服务，所以必须在时间、金额等方面同投资需求相匹配，投资拉动融资是资本市场永恒不变的准则之一。电信业对融资效率与投资效果的追求表现在持续优化资本结构与资产结构，实现价值创造与可持续发展。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电信企业主要分布在美洲（6家）、欧洲（7家）和亚洲（6家），其中亚洲电信企业的整体财务竞争实力和价值创造能力超过美洲和欧洲的电信企业。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20家电信企业中有6家EVA率为正值，14家EVA率为负值，平均EVA率为-0.83%（如图5所示）。而2009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前20家电信企业中有5家EVA率为正值，15家EVA率为负值，平均EVA率为-1.41%，说明整个行业还处于毁灭价值的状态，但是已经呈现出良性发展趋势。
电信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性的重要地位和新兴的产业特征决定了所需资金数额巨大，融资难度较高。所以亟待借鉴国外电信业融资经验，完善融资机制需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同时着手进行。
（一）优化电信业融资的政策机制 为了促进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电信业的融资方面，国家层面的肯定和扶持会给社会各界的融资主体更多的信心和投资偏好，并且政府的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也会给电信业的发展注入活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电信业发展的负担。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如对电信业低碳经济投资项目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予以优惠和支持，以降低企业成本，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最后，从电信业法律法规、定价机制、风险分担模式、参与者合同标准等各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并完善具体的操作规程，使得公私合作经营（PPP）等新兴融资方式逐步得以采用。
（二）完善电信业融资的金融支持体系 在电信业的融资方面，与美国和英国相比，德国和日本的金融体系贡献很大。德国的金融体系不同于其他国家，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支柱，包括全能银行和专业银行，其中全能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日本的银行体系对电信业的支持则体现在融资金额、贷款利率等方面，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电信业融资的金融支持体系，以商业银行作为主渠道，为电信业融资提供便利和支撑。
（三）强化电信业资本市场融资机制 我国电信业资本市场融资的特点是：股权融资地点和方式单一；债权融资中企业债券发行不足，银行贷款比例过高；投资者与消费者分离，难以实现电信业经营价值与资本价值的有机统一，不利于电信业长远发展。因此，为了对不同规模和发展阶段的电信企业形成资金支持，应积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开辟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为不同阶段的电信企业融资提供便利；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推进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债和中期票据的发展，拓宽企业债务融资渠道，并建立相应的融资监管体系；积极尝试使用新兴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使得电信业融资方式日益呈现出市场化、多元化、国际化的特征。
（四）提高电信业内源融资的能力与水平 梅耶斯提出的最优融资顺序理论，在国外发达国家电信业得到了实践的验证。我国电信业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融资结构持续优化，也在逐步实现内源>债权>股权的最优融资结构。尽管如此，与国外发达国家电信业相比，仍然存在内源融资能力不强、内源融资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就需要通过产品经营和资本运营的联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把企业的融资行为迅速转变为适度多元化的资本运作行为。
参考文献：
[1]吴洪等：《国有垄断—私有化—公私合作：国外电信业体制变革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社会体制与比较》2011年第4期。
[2]韩素芬、李蕾红：《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优化探析》，《金融与经济》2009年第10期。
[3]卢闯等：《导入EVA 考核中央企业的公平性及其改进》，《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6期。
[4]肖云：《对我国电信运营商融资策略的思考》，《世界电信》2004年第10期。
[5]张先治：《基于价值的管理与公司理财创新》，《会计研究》2008年第8期。
[6]韦秀长：《中国电信运营商融资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7]汤谷良、杜菲：《试论企业增长、盈利、风险三维平衡战略管理》，《会计研究》2004年第11期。
[8]刘淑莲：《企业价值评估与价值创造战略研究》，《会计研究》2004年第9期。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302124）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编号：2012RC1013）资助]
（编辑 杜 昌）
农业资源权投资影响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立足国内农业发展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现阶段正处于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最好的时期。但与此同时，中国粮食安全面临农业资源和生态的约束日益增强，受市场与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中国迫切需要建构新型大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全局观、可持续观和全球视野：即以“全局观”协调好坚守粮食安全底线和推动大国农业转型的关系，提高粮食供给体系质量、竞争力和适应力;以“可持续观”指导好促进粮食绿色增长与农业资源永续利用的制度安排，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实施农业资源休养生息、生态修复治理系统工程;从“全球视野”构建开放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障体系，切实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全面提升中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关键词：粮食安全战略;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全局观;可持续观;全球视野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仅关系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稳定，也是国际粮食供求与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而在全球范围备受关注。1994年，莱斯特·布朗曾提出“谁来养活中国”，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中国用事实给出了回答：中国立足国内农业发展不仅养活了自己，解决了13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实现了食物供给的丰富化和营养化，大幅提升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中国不仅没有威胁世界粮食安全，还为世界粮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 477万吨稳定增长到2015年的62 144万吨，人均粮食拥有量也由319千克增长至453千克。2016年和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然较上一年度略有下滑，分别减少了0.8%和0.1%，但已连续5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这为有效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发展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是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供给对消费需求的变化不能有效匹配，粮食供给体系质量有待提高[1];二是农资价格、土地成本、人工费用的持续增加或轮番上涨推高粮食生产成本，导致其高出国际市场，进而抬升了粮食价格[2]，同时也侵蚀了中国粮食的竞争力;三是粮食生产成本增加迫使最低收购价格连续上调
2008—2014年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连续提高，2015年维持在2014年水平不变，2016年和2018年先后开始调低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而国际粮食价格持续低位徘徊，加之受汇率和海运费用等影响，引起国内外粮食价格严重倒挂，并由此引发了粮食政策性收储增加、进口增加、销不动、储不下等一系列突出矛盾[3];四是粮食生产投入品使用不合理，特别是农业化学生产资料过量施用对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形成巨大压力[4]。新时期中国需要新的粮食安全制度安排[5]，需要新的粮食安全观[6]。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有效保证了粮食供给的数量安全，但供给质量和效益仍有待提高，需进一步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中国依靠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有力促进了生产，但市场机制配置农业和粮食资源的作用亟待进一步加强。中国有能力立足国内保障当代人的粮食安全，但也要认识到立足国内的必要性及其局限性，以及它对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对子孙后代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可能影响。新时期中国需要建构大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全局观、可持续观和全球视野，即协调坚守粮食安全底线和推动大国农业转型的大局观，促进粮食绿色增长与农业资源永续利用的可持续观，从全球视野构建开放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障体系，并以此指导建立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续性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支撑体系，全面提升中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二、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境况及其可能挑战
（一）粮食供给数量安全保障能力与质量安全保障能力
从国家粮食供给总量、城乡可达性、家庭可获得性3个维度考察，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最好的时期：一是实现了粮食由过去长期供给不足向当前供需基本平衡乃至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的重大转变。其中，稻谷自2006年起已连续12年产大于消（即国内生产量大于国内消费量），小麦2014年以来再次呈现产大于消的格局，玉米2012年以来供给过剩的规模仍在不断累积扩大。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实现了价格由市场决定，引起玉米产量的下滑和消费量的增长，使其产消结余由2015年的5 020万吨大幅缩减至2016年的1 726万吨;但稻谷和小麦仍分别结余2 612和2 539万噸，未有明显变化。二是提高了粮食的城乡可达性和家庭可获得性。特别是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实现了中央储备粮权属清晰、职责明确、管理统一，并利用垂直管理体系覆盖全国的购销网络和仓储物流等优势，实现了中央储备粮“管得好、调得动、调得快、用得上”，对粮食市场供需和价格的异常波动起到了有效调节作用[7]。这从全国、区域和居民家庭不同层面上全面提升了粮食可达性和可获得性的保障能力。
当前有两类较为流行的观点需要进一步辨识：一类观点是“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重大威胁”。究其原因：一是将大豆计入粮食的范畴。2016年和2017年，中国进口大豆分别为8 323万吨和9 554万吨，由此引起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但它与“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型粮食安全战略没有必然关联。若依此判断中国粮食进口突破亿吨、粮食安全面临巨大威胁，有失公允，也不能客观反映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二是近年国内外价格倒挂引起谷物（包括大米、小麦、玉米和杂粮）进口增长。这一情景引起粮食自给率的下降，蕴含了粮食安全面临新形势新挑战的逻辑演绎。直接表现是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下滑，深层次原因则包括了由农业禀赋条件决定的竞争优势不足和粮食政策的干预扭曲效应。另一类观点是“过去中国粮食处于产不足需的不安全状态;现阶段粮食过度生产、超期储备，则是新的不安全状态”“粮食过度进口也是一种新的不安全状态”。观察真实经济世界，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波动是一种常态，产需不均衡亦是常态。若产不足需为不安全，产过于需亦为不安全，那么是否还有所谓的“安全”状态？此外，如何辨识过度进口的“度”？这都要深入研究，更要清晰地界定和准确地表述，否则，极易造成战略判断的失误和引起公众的误解。但不可否认，现阶段在粮食数量安全保障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譬如，高成本引起粮食经营效益下降，高价格导致国际竞争力下滑，同时出现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的悖论……
从粮食供给质量看，一是粮食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体现在：（1）主粮供给阶段性过剩，大豆供给严重不足。原因即在于，与竞争性作物相比大豆缺乏比较优势，农民种植意愿较低;（2）常规品种多，市场畅销的优质品种少。国内优质强筋麦、优质弱筋麦市场紧缺，稻谷优质达标率皆未超過60%[8]，玉米籽粒蛋白、脂肪、赖氨酸含量偏低，高油、优质蛋白专用品种少[9]。主要原因或可归咎于良种研发与推广不力，政策性扭曲导致优质不优价。如何引导结构调整和品种优化，改善粮食供给体系质量，提高对农产品需求变化的适应力，是新时代需要研究的新课题。二是受制于土壤和水体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国内部分产区农产品面临质量安全风险，如湖南、江西“镉超标”大米事件。2014年公布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中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19.4%。其中，中度以上污染点位比例2.9%，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10]。这或是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之一。这也意味着，加强土壤和水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全面提升“地”“水”对粮食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保障能力，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
（二）依靠补贴支持政策与依靠市场机制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2004—2015年粮食“十二连增”是“人努力、政策好、天帮忙”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全面取消农业税，大幅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直接补贴农民和农业经营者，由大豆良种补贴拓展到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对主产区的稻谷和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玉米、大豆、油菜籽等采取临时收储措施;对大型水利骨干工程、小型农田水利田间工程、农业科研创新系统、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体系等建设给予项目或资金支持。已有研究表明，一系列补贴支持措施对于调动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11-12]。
近年来，国内外粮食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的外部性日益突出：第一，推动区域种植结构调整，使其呈现“趋同化”和“单一化”发展。玉米临储政策改变了作物之间的比价关系，推动东北产区玉米对大豆、杂粮、瓜果等的替代。最低收购价政策起到了收益保险作用，引导规模经营主体转向种植受国家支持保护的稻谷和小麦;第二，易让农民形成政策路径依赖。有了政策性收储的兜底，农民锁定了最低托市价格，只要高产、不求优质，进而忽视了农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特别是托市价格过高、优质优价难以通过市场交易有效体现，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第三，面临财政负担快速增加的风险。国内粮食连续供大于求，国内外粮食价差大，下游产业不景气，粮食大量涌向政策性收储，导致库存高涨“销不动、储不下”。这一方面引起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另一方面粮食陈化风险也在快速上升。不仅用于粮食收购、保管和利息费用的补贴大幅增加，而且用于仓储建设投资、新陈价差损失、调运补贴、陈化处理等支出也大幅增长。为了加快库存消化，甚至采取了降价销售、加工补贴等政策。第四，削弱粮食竞争力，加大粮食进口压力。对粮食生产、流通、加工等环节施以支持和保护，削弱了国产粮食的竞争力。近年因粮食进口配额内完税成本低于国内价格，粮食进口快速增长。对稻谷、小麦、玉米实施关税配额管理，也引起了非关税配额管理的替代性产品（如高粱、酒糟蛋白饲料等）进口大幅增加。受利益驱使，边境大米非法走私也越来越多。第五，面临WTO黄箱补贴“天花板”约束趋紧。2016年，美国向WTO提出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称中国对小麦、大米、玉米实施的国内支持政策与其加入WTO相关承诺不符，违反了WTO《农业协定》。尽管存有争议，但也表明WTO黄箱补贴“天花板”上限约束日益趋紧的现实。
中国粮食连续增产、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依靠强有力的补贴支持政策的激励作用，而市场机制在粮食资源配置等领域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当前国内外粮食供求关系和比价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引发了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国内国际价格—原料成品价格—产区销区价格“三价倒挂”等突出问题，补贴支持政策的可持续性正面临巨大挑战。为此，2014年，国家对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试点目标价格制度改革，将临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定价+目标价格补贴”;2015年和2016年，又分别将油菜籽和玉米临储政策改革为“市场定价+生产者补贴”;2016至2018年，又先后多次调低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这些改革都是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是有成效的，玉米和大豆改革初步实现了市场定价。但也应注意到，无论是生产者补贴，还是目标价格补贴，都仍然具有生产激励和资源配置扭曲效应。今后，如何尽可能减少干预和扭曲，更多依靠市场配置农业资源，调节主要农产品供求，这种市场机制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迫切需要加强。
（三）粮食当期产量保障能力与可持续产能保障能力
从粮食当期产量和短期生产动员能力看，中国有信心和能力保障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家粮食安全，这已经为实践证明。但过去几十年，为增加粮食供给、保障粮食安全，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巨大，若不及时做出改变，中国粮食安全的可持续产能保障能力将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水资源短缺可能加剧。中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且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最近20年，中国粮食生产“南粮北移”，但北方是传统的资源性缺水地区。西南和东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则分别面临工程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问题。华北平原特别是河北，因地下水超采形成巨大的漏斗区，已经对粮食种植乃至整个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东北平原（尤其是黑龙江）也开始大范围开采地下水用于发展水稻，其地下水位较此前已有明显下降，尽管这种影响短期内不会显现，但必须高度重视其对中长期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影响。
二是耕地质量面临下降风险。根据国土资源部2015年全国耕地质量评价，中等地
国土资源部将耕地质量分为1～15个等别。其中，1等最好，15等最差;1～4等为优等地，5～8等为高等地，9～12等为中等地，13～15等为低等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2.8%，低等地占17.7%，二者合计超过了70%。其中，作为粮食优势主产区和最大的粮食调出地区，东北地区的耕地平均等级只有11.25等（为中等偏下地）。2014年，全国被占用耕地的平均等级为8.6，以6～10等为主（占68%），其中高等地占到40%;而新增耕地的平均等级为9.88，以10～12等为主，显著低于被占用耕地的质量[13]。
三是农业面源污染加重，耕地可持续产出能力面临挑战。化肥农药的施用虽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水平，但不合理地施用和利用效率低，将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营养比例失衡，以及土壤和水体污染等生态问题。2016年，稻谷、小麦和玉米每亩化肥施用量（折纯）分别为23、20和25千克，大幅高于15千克的国际安全施用标准。若考虑复种指数，粮食主产区多以两季作物为主，单位耕地承载的化肥施用强度更大。2017年，3种主粮的农药平均利用率提高至38.8%，但农药残留仍通过水体造成面源污染的扩散;农膜使用量持续增加，其残留率约40%，已成为重要的白色污染源。若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农业资源、环境和生态遭受不可逆的损毁，将严重透支中长期的粮食生产潜力。
（四）依靠国内资源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中国依靠国内资源、立足国内生产实现了主粮的基本自给，稻谷、小麦、玉米供给充足，目前出现了阶段性和结构性的过剩。但不可否认，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和国际农产品市场，为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以2016年为例，中国农产品进口1 550亿美元，仅次于欧盟和美国 WTO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1—2015年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均超过美国，仅次于欧盟（28成员国），是世界农产品进口第一大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为1 106亿美元。
。油籽油料是主要进口农产品，2016年进口大豆8 391万吨（340亿美元，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22%），进口油菜籽和食用植物油分别为357和688万吨。其次是谷物，进口2 200万吨，其中大米、小麦和玉米共约1 000万吨;高粱、大麦分别为665万吨和500万吨。此外，还进口畜产品887万吨、食糖306万吨。仅是大豆进口量，若按国内平均单产折算，即利用了6.95亿亩的境外耕地资源，相当于中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7.8%;2017年大豆进口进一步增长到9 554万吨，折算利用了7.91亿亩的境外耕地资源，相当于中国耕地总面积的39.1%。若这一部分转由国内生产，必将对国内粮食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换言之，今后为保障谷物基本自给特别是口粮绝对安全，其他农产品进口则不可避免，即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全球农业资源不可避免。
现阶段，中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正不断增强，但不可回避的是：一是进口产品相对集中，由此导致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由于尚未建立持续稳定的全球农产品供应网络，因此，进口的可获得性、进口成本以及其他不确定性风险持续增加。二是国内企业开展境外农业投资与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全球化视野和国际化经营能力还有待提高;企业投资能力与人才支撑较弱;仍缺乏必要的、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
三、新型大国粮食安全观建构：新理念与新路径
最近十多年来，全球粮食市场和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迫切需要以新的理念和新的思维建构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续性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一）建构中国粮食安全的全局观：坚守粮食安全底线与推动大国农业转型
1.坚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粮安天下”，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对此必须有大局意识，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中国政府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是中国农业发展转型必须长期坚持的底线。
2.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推动粮食和农业转型升级
增加有效供给，扩大优质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中国粮食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新时代人们对粮食生产的生态化和安全化，产品的多元化、优质化和品牌化，供给的智慧化和便捷化越来越关注。为此，必须提高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力：一是调整粮食品种结构，优化品质结构，引导发展市场紧需品种、优质畅销品种;二是推动粮食加工升级，增加中高端供给和优质供给;三是既要注重保障供给数量，更要注重品质与质量。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化解现阶段粮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四是促进粮食及农业由拼资源消耗、拼农资投入、拼生态环境的粗放型增长，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发展的重大转型。
3.完善粮食支持政策，构建绿色化、可持续型粮食产业支持制度体系
其一，推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按照“稳定框架、增强弹性、改革机制”思路，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即：保持最低收购价政策构架稳定，给种粮农民吃“定心丸”;粮价既可升，也能降，政策既能及时启动，也要适时退出，增强弹性和灵活性;改革最低收购价的功能与机制，由目前既保供给又保增收的托市机制调整回归至兜底保障，解决卖粮难的托底机制[14]。其二，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基本利益。农民种粮积极性是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一旦损害到种粮农民利益，挫傷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想再次恢复粮食生产则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更高的代价。因此，在改革进程中绝不能损害种粮农民利益，对农民因改革遭受的损失必须配套补偿措施。其三，从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视角完善粮食产业支持体系，推动农业政策转型。在生产环节，逐步由现阶段“增产导向”的政策向“竞争力和质量效益导向”“绿色生态导向”的政策转型。要探索对环境友好型、绿色可持续型生产方式给予补贴;加强对农业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风险管理、农业创新系统、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的支持;在加工流通环节，加大对产区粮食加工产业的支持，支持产区发展粮食经济，延伸粮食产业链。
4.需高度重视中国粮食竞争力问题
只有提高粮食竞争力，才能减轻进口压力，有效防范出现大量竞争性进口对国内粮食的替代和冲击。而日益增长的粮食生产成本和不断强化的农业支持保护，一定程度弱化了中国粮食竞争力。今后围绕提高粮食竞争力，一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基础竞争力[3]。例如，通过规模化、高效率的农业机械化作业替代劳动以降低人工费用，通过土地托管、代耕代种、股份合作等模式使土地成本隐性化以降低土地费用;二是提高粮食经营的整体效益和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一种方式是鼓励发展综合种养、立体种养、生态种养，提升品质、塑造品牌，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促进粮食提质增效;另一种途径则是支持粮食种植与特色种养、农业休闲体验、乡村旅游等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功能性竞争（即开发农业多功能）促进转型增效和提高综合竞争力[15]。
（二）建构中国粮食安全的可持续观：实现粮食绿色增长与资源永续利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历史赋予当代人的责任，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重任。因此，在有效保障当代人粮食安全的同时，需要注重农业资源的节约化和集约化利用，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特别是，近年全球粮食处于供应充足、粮价低位运行周期，国际粮食贸易环境相对宽松，国内粮食供应充裕，这是中国实施农业资源休养生息、生态修复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应采取积极措施，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保障粮食安全积蓄能量。为此：
1.坚持绿色兴农，推动粮食绿色发展
一是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农业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二是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生物有机肥替代化肥、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病虫害绿色防控，加强对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监测与监管，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三是开展农田残膜和农业废弃物回收行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综合治理;四是探索生态循环粮食生产新模式，促进粮食绿色发展、生态友好型发展。
2.全面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并改善耕地质量，切实保护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加快推动粮食科技进步和信息化水平。其核心要义在于，现阶段无需把所能动员的资源、所有的潜在产能全部转化为现实的产量，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确保急用之时粮食能够产得出、供得上。
3.加快实施农业资源修养生息和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充分把握住国内外粮食供给充裕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实施农业资源修养生息和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其关键措施在于：一是按照粮食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要求，严格控制华北地下水超采漏斗区和东北超采地下水生产粮食，积极引导南方重金属超标地区种植结构调整;二是全面加强水土污染防治和土壤改良，推动地下水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综合治理，加大对东北黑土地保护的支持;三是盘活存量补贴，创新增量补贴，引导农民实行保护性耕作、轮作休耕和替代性种植，有效保护好粮食潜在产能，增强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能力和粮食安全的可持续保障能力。这既是粮食安全战略可持续观的直接表现，也是全局观的重要体现。
4.应重新审视粮食“去库存”策略和农产品出口鼓励措施
当前中国粮食供需“失衡”只是阶段性和结构性的。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推动了国内外玉米价格逐步接轨。在玉米国内价格下滑和镰刀湾地区种植结构调整等共同作用下，玉米产量将自高位回落。伴随国内饲养业回暖（通常表现为周期性波动）、替代性产品进口减少、深加工产业扩张和区域性加工补贴政策，玉米消费则会持续回升。“去库存”进度可能因此加快。而且从中长期看，中国人均农业资源异常紧缺，主要农产品供给长期偏紧，“去库存”只会是短时期内的阶段性任务。那么，当前是否需要通过支持发展燃料乙醇来加速玉米“去库存”，再度让国内玉米价格回升和生产者补贴刺激农民继续种植玉米？如此循环。从战略上看，中国尚不能以消耗地力、牺牲耕地可持续生产能力来种植玉米，然后再支持燃料乙醇发展来“去库存”。此外，从中国国情看，农业资源的禀赋条件难以支撑大规模种植用于出口的农产品。发挥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补贴支持获得的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基础，实现农产品贸易的正常往来，是一种可选路径。而加大对农产品出口的支持，可能引起农业资源的错配和过度开发，进而影响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建构中国粮食安全的全球视野：建立开放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相对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现有农业资源禀赋明显不足，迫切需要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以缓解国内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应从融入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出发，积极参与全球农业资源开发，合理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建构具有全球视野的开放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1.实施农产品多元化进口
如上分析，对中国而言，农产品进口不可避免。进口产品单一，意味着进口来源地集中，进口风险增加;反之，进口品种越多，则意味着进口渠道和来源就越多，进口风险就会降低。实施多元化进口，就是通过多品种、多渠道、多区域进口所需农产品，综合考虑替代性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制品进口，用以分散进口风险[16]，这是今后中国更加灵活利用全球农业资源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基本方向。如，增加部分肉类及制品进口，即可以减少饲料粮进口;增加多种植物油脂进口，就可以减少油籽油料进口。为此，应与世界主要农产品供给国签订贸易与合作的“国家协定”，与跨国企业等签订农产品贸易长期契约，建立稳定可靠的战略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国内供需缺口较大、需求持续增长的农产品进口货源。根据农产品进口现实需要和国家战略需求，减少农产品进口壁垒，同步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
2.鼓励“走出去”实施境外农业投资
把握好“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支持有条件的涉农企业“走出去”。“走出去”的区域应以农业开发潜力较大、农业跨国公司布局尚未完成的地区为重点，如东南亚、非洲、黑海地区。投资方式可灵活选择股权投资、合资、合作、独资等。主要任务则是参与东道国的农业综合开发、仓储物流建設、农产品加工、农资购销与农产品收储、国际贸易等，自主建立或参股融入农业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供应链。以此为依托，探索建构全球农产品及粮食进口供应网络。应该注意的是，支持和鼓励企业“走出去”成为农业产业链的境外投资商和国际粮商，不提倡其成为境外农民，尽量避免直接购买土地从事农业生产，避免受东道国政治纠纷、国际舆论炒作等影响。对此，一要减少政府干预，放宽各种限制，简化审批程序与手续。二要从财政金融、风险管理、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境外农业投资支持。如，建立境外农业投资建设基金、境外农业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设立针对境外农业投资与合作项目的专项险种和重大险种，承保可能发生的因不可抗力因素引发的经营风险损失;避免双重征税。
3.加强新型农业国际合作
一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周边国家发展农业的投资援助，良种良法等技术援助，支持其发展农业生产，帮助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自给能力，增加全球粮食市场供应，改善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双边和区域性FTA磋商，深化农业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合作。积极推动WTO多边农业谈判，深度参与全球农业规则的改革与制定，完善全球农业治理机制，逐步构建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农业贸易与投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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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昭会）
农业资源权投资影响论文范文第6篇
为进一步促进俄罗斯奔萨州与我省的合作，加深我省企业对奔萨州农业相关情况的了解，2011年12月21日，奔萨州农业投资环境说明会在长春市举行。俄罗斯奔萨州第一副州长沃尔科夫、副州长诺戈耶夫、奔萨州发展集团总经理罗曼诺夫出席会议。吉林省政府副省长王守臣、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延春以及省农委、省外办、省水利厅、省林业厅、省畜牧局、省农科院、吉林农大等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校领导参加了会议，吉林森工集团、长春皓月集团、长春高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省农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近30家农业企业的50余位代表应邀参会。受奔萨州第一副州长沃尔科夫委托，会议由吉林省农委副主任于文波主持。
王守臣副省长首先在说明会上致辞，对奔萨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省农业基本情况，回顾了两省州间的友好往来历史，同时，对下一步开展两省州间农业合作提出意见。他指出，开展农业合作，最关键的是要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要将我省农业科技、农产品加工、特色农产品及劳动力优势与奔萨州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优势相结合，开展多领域的农业合作。
奔萨州第一副州长沃尔科夫在致辞中详细介绍了奔萨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表示，奔萨州政府对与我省开展农业合作有着极大的诚意和信心，将尽力为我省企业赴奔萨州考察、投资创造条件。奔萨州发展集团总经理罗曼诺夫在会上介绍了奔萨州拟对外合作的项目情况、投资环境、税收制度、投资优惠政策等。
省农委于文波副主任在会上进一步介绍了多年来我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情况、农业对外交往情况及与俄罗斯尤其是奔萨州合作项目的具体情况。近年来，我省在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同时，积极认真地组织开展了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其中，与俄罗斯（前苏联）的农业合作已有20余年的历史，我省曾多次组派政府、企业、专家代表团赴俄罗斯，卓有成效地开展各类农业合作交流和项目推介活动。目前，已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奔萨州、伏尔加格勒州多个地区开展了农业合作。2007年开始，在中国农业部支持下，我省承担了在俄罗斯奔萨州建立中俄农业合作示范园区任务。几年来，在奔萨州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双边合作规模得以不断扩大。2011年我省赴奔萨州人员已由2007年的10人增加到101人，蔬菜种植面积也由2007年的20公顷增加到118公顷。
这一期间，我省领导与奔萨州高层领导也有多次交往。奔萨州农业代表团于2011年5月和8月分别派代表团来访，我省政府王守臣副省长2011年10月也曾率团访问奔萨州，并与奔萨州政府签订了《中国吉林省政府代表团与俄罗斯奔萨州政府关于开展农业合作的协议书》，双方在林木加工、饲料加工、肉类生产、蔬菜种植和建立中餐企业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目前，协议中涉及的几个具体合作项目正在积极地推进中。
2011年12月16日，俄罗斯已正式加入WTO，这意味着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为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极大的助力，也将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和多边贸易机制建设创造契机。入世后，俄罗斯总体关税将从2011年的10%降至7.8%，农产品总体关税将从目前的13.2%降至10.8%，这将对中俄双边农业合作产生极大影响。我省与俄罗斯的农业合作也必将进一步扩大。此次奔萨州代表团选择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访并召开投资环境说明会，将对两省州密切关系，增进友谊，拓展合作产生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也为我省企业下一步进入奔萨州，拓展农业合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吉林森工集团、省农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吉林省海外农业投资集团公司等多家企业在会上与俄方代表互动发言，针对以往对俄合作中存在和需要俄方尽快帮助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进一步增进了我省企业对奔萨州相关情况的了解，也将对下一步促进的两省州间农业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省农委外经处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