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媒介集团化是世界媒介发展的大趋势之一，中国媒介在集团化发展上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媒介集团化发端于西方国家，因此，要了解媒介集团化这个问题，西方媒介的集团化发展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西方媒介的集团化
报业集团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讲，主要是媒介外部成长的需要。关于西方媒介的许多调查报告指出：同一报业市场的竞争，最后必然导致少数竞争者主宰市场。有个“拇指定律”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态：20%的产品占了整个市场销售的80%。
从西方媒介集团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某些规律：
1、兼并、联合、重组，走集团化道路，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壮大的主要途径。
综观当今世界传媒集团的发展态势，不难发现几乎大的传媒集团都在实施吞并中小传媒公司的战略，以迅速扩张自己。导致媒介集团化迅速发展的原因，诚如约翰·勒文等言，“最根本的原因是媒介公司赢利极为丰厚。”①媒介经济的丰厚利润像磁石一般吸引着财团的投资，而媒介集团本身对利润的追逐使兼并进一步加剧。由此可见，媒介集团化趋势的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在1999年的总收入是360亿元人民币②，约45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及六大跨国媒介公司中排在末位的新闻集团在2000年中收入的三分之一！难怪有学者形容这个现象为媒介产业中“在全球范围内被少数几个媒介集团支配的趋势”③。
在六大跨国媒介集团的发展历程中，兼并和收购是重要手段。在美国和欧洲，媒介兼并与收购案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总的来说呈上升趋势：
2、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西方媒介集团不仅在推行多元化的产业运作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在推进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形成上中下游紧密联系的产业价值链条上，其成功的运作模式也令人折服。信息资源的一次、两次乃至多次的开发利用在其产业运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它们都加紧了跨国经营的步伐，以实现其规模经营的目的。诚如学界所言，“当今西方各国，新闻媒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纯粹是本国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只在本国经营，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⑤
3、传统媒体与网络的结盟，向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是当前西方媒介集团发展的主要潮流。
在多媒体时代，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信息，一经数字技术的处理，都可以整合为同一的数字化信息，过去不同形态的媒体信息的壁垒已被打破，各种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了整合，传媒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媒体之间的融合得到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4、政府主导、政策扶持、法制完善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壮大的制度保障。
西方媒介集团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集中化变革，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本国传媒企业扩张，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关。欧美发达地区的媒介集团化趋势是媒介业发展成熟之后的产物。在媒介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对公众负责之后，政府方开始对其撤销管制，使其过渡到市场化，造就了如今风起云涌的巨型媒介集团扩张格局。
我国传媒产业的集团化现状
综观当前中国的大型媒介集团，基本是以行政手段组合集团，缺乏集团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可以说，如今在国内的媒介集团并不是完全出于需要才去组合，而是一种扩大的行政手段，他们也并不完全自负盈亏，从而造成了目前我国媒介集团的市场化运作并不成熟的现状。因此，培育和建立市场机制，是我国传媒集团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首要任务之一。
1996年，中宣部批准《广州日报》挂牌作为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试点，从而拉开了媒介集团化的序幕。媒介能够集团化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体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广州日报》为例，1981年发行量是20万份，1996年是61万份，1990年经营利润2000万元，1996年是3.6亿元。但是，像《广州日报》这样具有集团实力的媒介毕竟不多，从现有的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的组成、批准过程来看，政府在媒介集团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我国已组建了26家报业集团，无论是在发行量还是在广告经营额上，都占据了中国报业市场的半壁江山。2001年4月份后，上海、北京也先后成立了广播影视集团。这些媒介集团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组织建设上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我国媒介产业在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和外来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方传媒集团化发展的启示
1、“内容第一”是永远的真理
“内容第一”始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传媒产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发展应该视为是一个趋势，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做强，后做大 ；或者为了做强而做大。而“做强”的第一要义在于内容的打造。⑥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数字、互动媒体，其本质都在于以品质的提高来吸引观众。
２、受众至上，服务第一
中国的媒介产业应该越来越明确服务至上，服务也是可出售的商品这样的概念。
事实和数据都表明，一个服务产业做得好的媒介集团，他们的受众忠诚度和满意率往往也比较高。
注释：
①转引自彭彦．美国出版业透视（三）——美国期刊．J.http//www.culindustries.com/news/displaynews.asp?id=181.
② Zhou(ed.), Media Industry in China(Beijing: Guangming Press, 2002), P33
③Herman, Edward S. and Robert W. McChesney, Global Media, Cassell 1997
④ 曾华国 《媒体的扩张》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 P94
⑤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⑥数据来源：BBC.BBC annual report 2002-2003 A
参考文献：
①支庭荣：《媒介管理》
②《中国出版》2001年
③《中国报业》2001年
④（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⑤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⑥蒋继春：《迪斯尼帝国》，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⑦曾文经：《传媒的魔力》，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⑧张正焉、孔岩、尹少文：《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电视音乐节目是消费文化语境中经济发展渗透于传媒影视行业的产物。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其所呈现的电视音乐节目的同质化倾向、大众文化特性和娱乐性为基本导向的文化特质，快餐式的点阅需求，在塑造中国电视音乐节目基本面貌的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电视音乐节目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借鉴。
【关键词】电视音乐；同质化；大众文化特性；娱乐性
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社会现象，其影响面逐渐从较少人群表达自我价值的物质形态拓展至全民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电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造就的“互联网+时代”在压缩传统电视节目生存空间的同时，客观上发挥了强化电视节目消费化倾向的引导作用。电视音乐节目作为其中的代表，越发显现出以节目表现流程同质化、大众文化特性塑造节目核心价值理念和娱乐性为导向的电视音乐节目特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建起以电视音乐节目同质化为基石，以大众文化为导向和娱乐性为整体态势，体现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电视音乐节目的发展潮流。
一、电视音乐节目的同质化倾向
现代电视音乐节目可以追溯至早期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音乐剧等多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本质是根据“所使用的不同的特殊程式（convention）来进行划分的”[1]节目类型。中国学者也指出，电视节目在自身的发展、演进、变化过程中不断丰富，使得电视节目的类型、元素不断增多，并呈现出日趋细化的发展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为满足特定受众欣赏习惯的音乐、娱乐类节目开始出现。“音乐和娱乐两档节目相互交融形成音乐娱乐节目，生活和娱乐节目融合为饮食娱乐节目，以旅游为主题的节目升华为旅游娱乐节目……使得节目的类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2]目前，音乐娱乐类的节目在学术界还没有进行一个统一的类型划分，但丝毫不妨碍以电视音乐节目为代表的相关节目的蓬勃发展势头。因此，就已经出现并表现出良好发展势头的电视音乐节目展开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它将帮助研究者梳理我国电视音乐节目的发展脉络、厘清电视音乐节目的基本特质，从而更好地认识电视音乐节目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青歌赛”理应被视为当代电视音乐节目的开端，其所具有长久发展历程、较为专业的评价机制奠定了“青歌赛”在专业领域的认可度。但“青歌赛”的正统地位和极为专业的类型划分使其与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不能被认定为符合消费文化基本特性的电视音乐节目。学术界普遍认为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级女声》应被视为当下电视音乐节目的开端，它以遵循商业化运作模式的基本特性，通过电视等平面媒体传播平台、在近乎无门槛的选秀方式下，让社会大众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众声喧哗”的电视音乐节目发展的新纪元。但随后由各大卫视相继举办的各种名目的电视音乐节目越发呈现出“同质化”倾向，其内容也表现出媚俗、恶俗的倾向，逐渐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批判。
电视音乐节目的本质是选秀，作为一场为博取观众眼球和收获经济利益为直接诉求的电视节目，它在根本上无法摆脱真人秀节目的本质属性，所谓真人秀是指“组织真人秀活动的项目负责人制定出与节目相对应的规则，真人秀参与者参加节目的录制，在录制过程中，参与者要按照规则录制相应的节目参与游戏竞赛、展现真实的自我，并对艺术进行升华”。[3]从这一角度来说，电视音乐节目就是以歌曲演唱为主要内容，通过选手展现自己的才艺并根据相关的设定以决出名次的最终方式在衡定其内容水准的视觉呈现。真人秀的精髓在于“秀”，是由英文的“show”一词翻译而来，强调的是视觉呈现的真实，而非内涵层面的真实。因此，参与者本人的专业素养并非是决定其名次的核心要素，而是根据节目组制度的预设目标为基本前提来呈现自我。受其影响，名目繁多的各类电视音乐节目逐渐朝着共同的模式发展。以《超级女声》和《中国好声音》为例，两档节目均属于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电视娱乐节目。前者实则脱胎于2003年的《超级男声》，后又借鉴了《美国偶像》的大赛运作模式。而《中国好声音》则是由浙江卫视从英国购得版权，加入“导师制”、大众评选、媒体评选等多元化评价渠道，共同组建起具有广泛社会参与度的电视音乐节目。但二者都在发展中面临了发展的困境——同质化倾向，具体表现为参与选秀选手的重复出现、个人才艺展现的模式一致、提问环节的高度雷同。
电视音乐节目同质性特征的形成是消费文化语境中，商业利益作为优先导向下电视传媒忽视自身利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今社会当中，消费者占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媒体机制需要变革，才能在快速发展变化的媒体中得以生存，目前，电视媒体的定位是高收视率才能带来高的收益率，电视台的资金注入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型。”[4]电视节目制作方在逐渐摆脱体制内供养模式的同时，也确立了以商业性广告收入为主、行政拨款为辅的自负盈亏模式。商业利益的获取主要依靠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和知名度，为了能够在市场经济模式下获得更多商业性收入，电视节目制作方先后采用了贴片广告、植入广告、标牌广告等多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商业价值。电视音乐节目作为其中的构成元素之一，必然要遵循商业利益的运作模式，努力使电视节目朝着吸引观众、引导观众和培育观众的方向发展。同时，当某一档电视節目的运作方式取得了市场认可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节目借鉴这一模式，从而强化了电视节目同质化的整体态势。
二、电视音乐节目的大众文化特性
电视音乐节目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它的诞生、发展和转型始终笼罩在大众文化的文化场域中。陶东风先生指出：大众文化应该被理解为“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大众社会文化开始衍生并初步形成，此时加以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大工业、大规模生产文化就此形成并完善。这样的现代文化具备了商业性、标准化等特质”。[5]具体来说，大众文化从技术性、商业性、娱乐性三个层面塑造了电视音乐节目的基本特征。
电视音乐节目的快速发展始终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紧密相关，工业文明提供的技术性手段和信息传递模式改写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也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提供了文化基石。人们看到《超级女声》和《中国好声音》在社会上掀起的热浪和互动网评时，技术手段是其背后无法被忽视的存在因素。“大众文化之所以具备大众媒介性，主要原因是其宣传的技术手段。现代的大众文化都是基于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和制作，所以它具备其相应的特质。”[6]前面提及的电视音乐节目的同质化倾向主要是由于背后的经济元素在发挥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将其总结为大众文化时代的“商业性特征”。《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等电视音乐节目都应被视为大众文化产品，它与用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产品并无本质差异，也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但这并不妨碍前者成为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二者之间的互渗共融正是在大众文化的时代场域中造就的。大众文化赋予电视音乐节目的第三种属性正是极易被人所认识的“娱乐性”，“娱乐性是大众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大众文化具有强烈的感官娱乐性。追求身体感知的娱乐性是其必备的特质，其受众群体的年龄、爱好、学历层次、感知水准均有一定的差异化，而我们的大众文化的特质是具备商业性质，把握其根本性质就得吸引大量的观众，以便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才需要具备娱乐性”。[7]
在上述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之下，我国的电视音乐类节目快速发展起来，表现为生产模式、传播方式和社会效果的多元化。脱离传统的电视频率传播之后，电视音乐类节目现在越发喜欢在移动终端播放，由大数据筛选出的对应受众来点播，不再追求片面海量的收视率，转而精准、更有效能地推送至有效受众。在媒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前提下，媒体和记者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随着“反馈”概念的日益普及，受众作为传播效果的评价者，其重要性渐渐为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所重视。随着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受众找到了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和看法的空间，“受众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8]
早期的《超级女声》在充分调动电视观众、选手歌迷的同时，还适度融入了女性参赛选手个人的中性风格，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赢得不同层面受众的关注。但这一模式存在的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某一类型选手的“问鼎”导致了后续赛事中大量涌现出相似类型选手的效仿，进而使得《超级女声》以张扬个性、展现才华为主要特征的营销策略受到了负面影响。同时，2007年之后在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娱乐选秀节目进行治理之后，相关的音乐电视节目的发展进入低谷时期。2012年浙江卫视引进版权推出了《中国好声音》（2016年改版为《中国好歌曲》），标志着电视音乐节目的发展进入到了全新阶段。《中国好声音》在延续海选式选拔歌手模式的同时，采用“导师”背对歌手的考核模式，强化了节目内容的参与性、娱乐性。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无论是何种模式的电视音乐节目，其大众文化属性的特征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变。“电视媒体想要在淘汰机制的市场环境下得以生存，就必须满足其利益充分的需求，获取利益最快的方式就是提高收视率。只有收视率提高才会增加其广告收益，广告收益是其商品价值的体现。”[9]
三、娱乐性带给电视音乐节目的双重影响
同质性和大众文化赋予的基本内容使得电视音乐节目的内容朝着日趋娱乐性的方向不断发展，而娱乐性的本质并非是单纯地让受众群体在观看电视节目的过程中获得感官刺激。任何形式的感官刺激始终围绕着提升电视音乐节目的观赏性服务，而观赏性的提升则为电视音乐节目带来了双重影响。
就其积极性一面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使得我国电视音乐节目的商业化特征未得到全面应用。而政府相关机构的文化管理部门也在节目制作、节目审查和节目播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我国消费文化时代的电视音乐节目很好地保留了个性化特征。以各类电视音乐节目中逐渐增多的原生态唱法为例，作为一种不以遵循学院式演唱技法和流行音乐表现手法为主要呈现方式的演唱方式，正在各类电视音乐节目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我国的当代大众文化的大众性也是不能完全否认的，大众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其受众群体，对于优秀健康的文化在我国是优先推崇的，文化传播的环境越来越健康，国家对净化文化环境的政策对于受众能够接受健康的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10]
就其消极性方面而言，我国电视音乐节目的制作、传播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采用吸收、借鉴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节目制作经验来吸引观众。但大众文化所赋予的商品性特征已经使其摆脱了以“青歌赛”为代表的音乐节目的模式，日渐呈现出非专业化和艺术性特征缺失的发展趋势。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所有的电视选秀节目采取了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相结合的赛程模式。观众通过观看经过海选方式选拔的“学员”以展现自我才艺的方式实现明星梦时，实则是将自身转换为拟态环境中的草根选手。同时，现实环境的生存状况又迫使他们要遵循现实的生活逻辑，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形成的张力为观众提供了高度拟真的情景体验。媒介的宣传标语为：“你有梦想，我有舞台，给你勇气，你就是明星。”大众传媒片面地夸大了电视音乐节目选秀选手个人的成功，却有意识地规避了向受众群体呈现万人参加海选的客观事实。使得观众群体迷失在节目制作方拟定的真实状态中，其叙事线索在淡化背景真实的同时，让很多观众只去追求不切实际的个人梦想。大众文化的崛起对传统主流文化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对于主流文化中的教化引导功能逐渐削弱。我国的大众文化商业性低于西方国家，而且我们在文化传播的技术手段中还保留了其相应的文化性。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毕竟摒弃了传统文化传播中的教化功能，这对于主流文化是一个巨大冲击。
四、结语
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了中国电视音乐节目的整体状况，采取一定的手段顺势而为，才是真正提升我国电视音乐节目制作水平的关键。正如研究者所强调的：“随着文化全球化以及多元化的崛起，中國电视音乐节目需要迎合中国的国情，适应本土化的发展和改造，在保留社会应具备的价值形态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其收益获利情况。中国电视音乐节目的发展改革必须和中国的民族特色相结合，打造出属于中国民族特色、国际视野的一流节目。”[11]
参考文献：
[1]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4.
[2]宗匠.电视娱乐节目理念、设计与制作[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54.
[3]尹鸿.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6.
[4]杨智馨.消费文化语境下中国电视音乐节目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4：44.
[5]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
[6]谭爱芳.大众文化视角下的电视选秀节目研究[D].广西大学，2014：8.
[7]谭爱芳.大众文化视角下的电视选秀节目研究[D].广西大学，2014：9.
[8]毕林.电视媒体如何把握娱乐与舆论[J].新闻爱好者，2010（17）.
[9]齐晓芳.消费文化视阈下我国电视音乐节目的创新策略[J].传媒，2016（1）.
[10]谭爱芳.大众文化视角下的电视选秀节目研究[D].广西大学，2014：36.
[11]杨智馨.消费文化语境下中国电视音乐节目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4：49.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学院）
编校：王 谦
媒介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职业教育即将进行新一轮变革。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教师形态重构，提出未来课堂将变成“AI+教师”双向赋能的“新双师课堂”。通过对“新双师课堂”模式的优势分析，从系统环境、学习环境以及教学设计三个角度提出模式的构建策略，最后形成模式的理论框架，以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 键 词] 人工智能;“新双师课堂”模式;构建
随着人工智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未来职业教育教师即将从“双师”向“新双师”转变，而课堂也即将从“双师课堂”转变为“新双师课堂”，这就迫切需要构建相应的模式。本研究在人工智能环境下构建“新双师课堂”模式，以适应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教学，并为职业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教师形态重构
（一）双师型教师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院校对特定教师的一种称呼，这类教师往往需要具备“双证”或者“双职称”，比如说“双证”就包括教师资格证和某专业方向的技能证书。但是双师型教师不仅仅局限于有双证，在未来的职业教育中，理想型的高职教师应该达到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的整合和统一。高职院校应该不断提高高职教师的各方面素质，加强师资培养体系的内涵建设。
（二）机器人教师
对于机器人教师的研究，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已经有相关的经验，本研究主要探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实体教育机器人。对于教师来说，机器人教师可以为其提供课前准备、课堂巡视、课后辅导等服务;对于学习对象来说，机器人教师可以支持远程学习，为各个年龄阶段的学习者提供一对一的学习支持。通过文献调研笔者发现，大部分研究认为机器人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主要担任导师的角色，可以履行教师的职责，但对人机关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机器人教师是在智能化的教学环境下，与人类教师协同教学，对教学过程进行组织和实施，并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从而培养人工智能时代具备智能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者。[1]
（三）“AI+教师”双向赋能
这里的“AI+教师”指的是以AI（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机器人教师与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共同合作实现的人机协同教学，即“新双师”。一方面机器人教师可以代替人类教师完成重复性的工作，如批改作业、提供反馈等。重复性的工作会消耗人类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部分工作可以交给机器人教师来完成。机器人教师利用设计好的程序和规则，根据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可以迅速、高效地完成任务，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类教师的工作负荷。另一方面机器人教师无法对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验做出准确的分析，因此难以对学习者进行精准解读，而人类教师可以发挥对机器人教师的指导作用，将AI作为助手，通过教育智慧，增强机器人教师的教育性与智慧性，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教学效率。[2]
二、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优势
（一）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
这种模式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双师课堂”，它特指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中，双师型教师的比例非常高，在未来职业教育中，这种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师与机器人教师将进行协作教学，也就是本研究提出的需要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这种模式对高职院校的教师、学生以及教学环境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具有较大的潜能和优势。
（二）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优势
1.可以吸引学生，丰富组织形式
在传统的职业教育课堂教学中，多采用教师讲授、学生学习，或者教师演示、学生实践的模式。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中，机器人教师和人类教师双向赋能，共同协作进行教学。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智能化环境中有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另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对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可以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中，机器人教师拥有海量的数据库，它可以从与学习者的交流中获取学习者专业方向的信息，從而将相关的知识和信息推送给学习者。机器人教师可以为学习者的课堂知识提供个性化的指导，而人类教师可以在学习者的情感认同以及创造力培养方面提供支持。在人机协同工作下，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帮助不同需求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3.可以提高师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知识已经不是衡量学习者的唯一标准，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者的创造性、身心健康等即将成为人类教师工作的重要方面。但很多复杂问题的背后可能涉及社会学、生理学等教师无法解决的领域，这些领域超出了教师的认知能力。在“新双师课堂”模式中，机器人教师可以根据人类教师设置的数据模拟人脑处理复杂问题。而人类教师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设计和指导者，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者通过与机器人教师的深度互动，可以提高自己的高阶能力，其中就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构建策略
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构建需要考虑系统环境、学习环境以及相应的教学设计，笔者分别根据各因素对“新双师课堂”的影响形成相应的构建策略。
（一）系统环境策略
在系统环境中，首先需要利用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处理各种数据。在智慧校园中，依托这两个平台可以使学校教学更加智能化。其次，系统环境有赖于网络系统、计算机系统和各种存储应用系统协同工作。最后，还需要一些采集设备。例如，VR眼镜等可穿戴设备以及IPAD等移动终端设备，都可有效辅助课堂教学。在“新双师课堂”模式中，机器人教师获取并存储课堂实时数据，然后向云平台发送服务请求，获得许可后分析处理数据，并将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后呈现在师生面前。在这样的系统环境支持下，可以确保课堂数据的精确性和有效性。
（二）学习环境策略
首先，在“新双师课堂”模式的学习环境中，机器人教师需要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由人类教师指定。其次，在学习环境中，机器人教师可以通过与学习环境的深度融合为人类教师提供相应的教学资源。学习者在学习环境中可以直接将信息反馈给机器人教师或人类教师。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机器人教师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支持服务，人类教师可以减轻重复性工作的负荷，从而更加注重学习者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此课堂环境中，网络将机器人教师与教学媒体相连接，还有助于学习者及时反馈信息。[3]
（三）教学设计策略
在“新双师课堂”中的教学设计具有数据化、精细化和协同化的特征。首先，机器人教师可以为人类教师提供包括教材、学情等在内的数据信息，方便人类教师提前掌握课程和学习者情况。人类教师要在教学设计中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班级学生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其次，在学习活动中，机器人教师会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并将反馈信息发送给教师，这些信息可以具体到作业、测验、讨论等相关数据，精细程度较高。最后，机器人教师与人类教师在“新双师课堂”中协作配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四、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理论框架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职业教育从传统模式向“新双师课堂”模式转变，对职业教育的课程、教学、评价、管理等都产生深远影响。下面就从课程、教学、学习等方面来探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理论框架。
（一）课程模式
首先，线上线下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大规模开放课程融入学校常态课程。学习者可以在云平台获取各种资源和信息，使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其次，跨学科整合课程。以智能技术为媒介，课程呈现出跨学科整合的态势。课程的实施空间不断拓展，课程结构从分散到集中。最后，智能化课程。课程的组织实施呈现智能化的特点，分工更细，教师将承担教学设计、技术应用等多种角色。
（二）教学模式
首先，智能化教学。在“新双师课堂”模式中，智能技术的应用尤为重要，师生双方只有掌握了先进的智能技术才能顺利开展教学。其次，注重学习过程设计。在智能化課堂中，更加注重学习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学习者的学习体验等学习过程。再次，智慧教学。在智慧课堂中，学习者可以进行深度学习，实时互动获得丰富的学习体验。最后，新型教学方法。随着教学模式的转变，移动学习、在线学习、整合学习等教学方法将相应出现，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
（三）学习模式
学习模式包括：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并互相补充，带来学习方式的变革;创新型学习方式的出现，使学习者的学习具有情境化和社会化;智能技术可以优化学习方式，使学习者的学习具有个性化;学习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学习具有泛在性;学习者可以利用移动设备等智能工具，把自己的创新想法创造成作品，进行众创学习。这些学习模式发挥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学习者素质的提升。
（四）环境模式
首先，智能多元服务。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下，形成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教育。智慧教育将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环境模式。其次，智慧课堂。智慧教育环境促进智能技术融入职业教育的各个领域，将促进职业教育的智能化和数字化，使学习者的学习全程互联化，并能感知学习者的学习情境，为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提供精准的支持和周到的服务。[4]
（五）教师发展模式
首先，群体协作。在“新双师课堂”模式中，人类教师要与机器人教师协同教学。教师由传统的个体单独工作转变为群体协作模式。其次，以学生为中心。由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发展为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再次，主动建构。在智能化环境中，教师要促进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建构知识转变，促进学生由被动适应学习向主动参与学习转变。最后，多元学习共同体。在智慧课堂中，一方面教师要创设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师自身也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和教学水平。
（六）评价模式
首先，过程性评价。智能技术的发展，使评价方式、评价主体等方面发生了转变，教育评价由原来的总结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转变，重视评价过程的诊断与改进，更加关注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其次，科学性评价。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评价手段具有智能化和多元化的特点，评价更具科学性。最后，适应性评价。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可以真实测评学习者的认知结构、能力倾向等，并根据学习者的个性特征进行评价，使评价具有适应性。
（七）管理模式
首先，管理渠道更宽。网络将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主体联系在一起，共同参与职业院校的学校管理。其次，管理可视化。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可视化管理成为可能，可以通过可视化界面呈现具体数据，为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持。再次，管理动态化。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实时、全方位的监督与管控，动态掌握学校情况。最后，管理智能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分工更为精细，可以提升职业院校内部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使管理更智能化和专业化。
（八）组织模式
首先，网络化。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基本流程，学校的组织形式向网络化发展。其次，核心要素重构。政府、学校、企业等核心要素在互联网模式下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承担起知识的传播、转化等任务，促进学校组织体系核心要素的重构。最后，智慧校园建设。推行线上线下混合育人的模式，实施一体化校园网络认证，共同推进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5]
五、总结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新的职业教育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本文针对职业教育教师的特点提出“新双师课堂”模式，以期为职业教育的变革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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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胜泉，王琦.“AI+教师”的协作路径发展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9（3）：14-29.
[3]汪时冲，方海光，张鸽，等.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支持下的新型“双师课堂”研究：兼论“人机协同”教学设计与未来展望[J].远程教育杂志，2019（2）：25-32.
[4]丁彦.智慧学习环境下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策略研究[J].知识窗（教师版），2017（11）：4-6.
[5]董文娟，黄尧.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变革及模式建构[J].中国电化教育，2019（7）：1-7.
①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20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构建及其伦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1308）;常州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面上（指导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常州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基于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视角”（项目编号：CR20210008）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丁彦（1985—），女，汉族，江苏常州人，硕士，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
媒介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文章从对世界传播技术发展的新趋势的梳理人手，论证了电视媒介在今天和未来的表现形态、特性及其生存状况，认为几乎所有的技术发展都被电视媒介整合进自己的发展中，从而带来了电视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嵌入”，造成了电视媒介对人类生存生活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传播技术；发展；新趋势；电视
1964年，麦克卢汉在他的成名作《理解媒介》中提出了著名论点“媒介即讯息”，他说：“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南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他又指出：“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过程。”麦氏的这些表述清晰地表明了传播技术或曰媒介技术的重要意义：新的传播技术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存生活环境，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整个生存方式。当前，世界传播技术正在飞速发展，出现了种种新现象、新趋势，而几乎所有的技术发展都被电视媒介整合进自己的发展中，从而带来了电视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嵌入”，造成了电视媒介对人类生存生活的深刻影响。
其实，对于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的影响，麦克卢汉也早已有了清晰而高度肯定的评价。麦氏认为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尤其是机械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借助于电子媒介，我们可能回到部落人的状态，达到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过程——电子时代来临之后，人再不能只专精一门，人的感知系统不再只偏重视觉：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只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那么，可以说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子媒介中，唯有电视或者说唯有和网络、手机媒介等新型媒介融合的新型电视，才能真正实现这种“重新部落化”，因为只有电视“是一种触觉一听觉媒介，它使我们的一切感官深刻地相互影响”，而且只有这种新型电视才是“给予我们视通万里的整体场知觉媒介”。
但是，麦克卢汉的理论似乎让人感到对技术的过分强调，对此，“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著名的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提出了自己的媒介演化理论：“补救性媒介”理论和“人性化趋势”的演化理论。按照这个观点，一切媒介都是“补救性媒介”，补救过去媒介之不足，使媒介人性化，人具有能动性，能够主动去进行选择和改进媒介。即新的媒介技术会进一步满足人的生存和传播交往需求，不断出现的新媒介必将逐渐实现对人类媒介需求的全面满足。据此，我们认为今天和未来的电视——不只是传统的电视——比起其他单一的媒介，恰恰最能满足人们全方位的媒介需求，是最为人性化的。
一、信号传输和接收：任何时空皆可观看
20世纪90年代，尼葛洛庞帝就借用全球电话业的口号来描绘电视，他说用“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来思考电视的新境界却很不错。今天，他所设想的电视新境界已经实现，人类在任何时空任何活动状态下都可收看电视。
传统的观看电视是以家庭为单位，无线、有线、卫星三种方式传输的信号被接收者以无线天线、电缆、光纤、卫星接收天线等接收到家中的电视屏幕从而实现观看。这几种接收和观看方式不仅将观众牢牢地限制在室内，而且观众只能被动地跟随电视的线性播放模式进行顺序观看。于是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媒介期待：电视能否想看就看?能否移动观看?能否伴随观看?能否主动选择地观看?能否让人在观看中随时反馈意见?
当前，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等新技术的支撑下，各种新型电视一一实现了这些期待，补救了传统电视的不足。公交移动电视、地铁移动电视等已满足了人们在乘坐交通工具时的收视需求，楼宇电视、广场户外电视、卖场电视等让人在工作间隙，购物、休闲时也能观看电视，它们共同实现了对人们非家庭收视时间的多种零碎时间的占领。但是这几种新型电视的传播方式仍是传统电视式的点对面的传播，不能满足受众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在这几种电视收视中，电视机的位置仍然是固定不变的，人们要想能够观看到清晰的画面、听到清楚的声音，就必须在以电视机为网心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活动——人仍然被电视机限制着。
网络电视中的网络直播、网络点播、网络下载等，以及传统电视机构经营的VOD(电视点播)业务等，已经让观看电视成为个性化的行为，观众不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点播和下载，而且可以在观看过程中同步发表意见、参与节目互动。和其他正在观看这一节目的人士交流。但是这些电视服务仍有缺点——虽可自由选择与互动，但却很难移动收视、伴随收视，因为“和传统的电视、电话一样，互联网也要求使用者静止不动”，即使是通过安装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电脑看电视也不行，因为“笔记本电脑过去和现在都扎根于室内，就像盆景里的花扎根于盆内一样。或早或晚，它总要落定在一个房间内的某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笔记本电脑犹如围绕房间转动的特殊卫星，必然要回归房间。”
而小巧便携的手持电视，如增加了CMMB移动电视功能的手机、MP4、PDA、GPS、数码相机等，虽然实现了人类在各种活动状态下的伴随收视，人类尽可一边自由活动、移动，一边尽情享受电视大餐，但是仍然不能反向地传回信息以实现与电视节目生产者、传播者的互动。
此时，融合了电视、手机、互联网三种媒介为一体的手机电视弥补了上述几种新型电视收视的不足，它既能满足人们个性化的收视需求，能够在收视时参与互动，还能够方便地进行室外收视、移动收视、伴随收视，是目前所有“电视”中最能满足人们各种媒介需求的，因而是迄今为止最为人性化的“电视”。莱文森说：“手机完全斩断了把人束缚在室内的绳索。……从长远来看，互联网可以被认为是手机的副手。身体的移动性，再加上与世界的连接性——手机赋予我们的能力——可能会具有更加深远的革命性意义，比互联网在室内带给我们的一切信息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目前世界上的手机电视从技术角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蜂窝移动网络，即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服务和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在手机上观看电视和视频节目：一类是通过卫星或地面无线发射电视、广播、数据信息等多媒体信号的无线数字广播网络，像观看家里的电视机一样用手机直接接收电视信号——相应地在我国也存在着国家广电总局的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和三大移动运营商的3G手机这两种手机电视技术模式，但是两种手机电视技术的合作也并非不可能，事实上二者的合作已有动作。现在，只要愿意，只要所在城市的电信、网络运营商或电视机构开展了手机电视业务，人们就可以享受手机电视服务。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两种手机电视技术合作的深入，人们更是可以只需要
一部小型便携的手机进行随时随地的电视观看，并且既能享受电视点播、参与电视互动，也能够直接接收传统电视信号。
不仅如此，这些移动媒体更在深层上改变了“时间”本身，使得时间有可能从空间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时间空间得到延展。
因而从理论上说，传播技术的发展正在使人类做到在任何时空都能收看电视——由于经济水平的因素、政治的原因、认识的问题等，世界上还有一些贫穷偏远地区不能做到，但是这不是传播技术的问题，故本文不予讨论。
二、信息采集和制作：任何场景皆可被看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时间、空间、人群、领域的影音素材采集、制作、传送都很方便。首先，现实世界中各种真实存在的形象、事件、思想都能被摄像机记录或通过其它视听手段得到表现，从而能够被视听。当今为电视提供影音素材的摄录设备同时沿着不同的方向向前发展，一方面是摄录器材的全时空化，具有了能够进入所有空间状态的各种摄录器材，满足了影音记录的全空间要求，如水下摄影、远红外摄影、卫星遥感摄影、显微摄影、航拍摄影等需要的摄影机和配套设备的齐备已经让各种自然空间的呈现成为现实。现在，它们经常在考古题材、自然题材、科普题材、重大社会题材纪录片和其他纪实节目中大显身手。又如航拍小飞机的发明和应用，它在空中适宜高度对于被拍摄景物的追踪拍摄所呈现的俯拍大场面镜头，能同时满足影音记录在空间的高度、广度和运动方面的要求，已经让不少电影大片实现了视觉奇观。当然，目前世界上的航拍小飞机为数极少，其应用也只是在电影大片的拍摄中，但是随着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成本下降以及人们观看需求的发展，其在电视节目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综艺节目中的普遍运用将应不会太过遥远。
另一方面，摄录器材越来越小型化、便携化、智能化。当前出现了各种微型摄录器材，它们可以安置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和佩戴在人身上，满足了偷拍的需要，使难以获得影像的场景也能被人们观看。各类带有摄像功能的数码产品如DV、手机、MP3、MP4等的小型化、智能化、家庭化及其价格的下降化趋势，使影像记录越来越方便，从而出现了民间影像的繁盛——民间影像既包括个人使用各种影音记录设备摄录自己和家人朋友生活的“自拍”，也包括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生活的记录。民间影像的普及让电视记录的触角进一步突破了时空、人群、技术的限制。使人类生活的平凡领域、难以预料的场景也能被记录进而被观看。当前我国各类电视节目，无论是新闻节目、教育节目还是生活服务类节目、娱乐类节目中都有民间影像的运用，这丰富了电视节目的内容，展现了媒体专业视角之外的现实与美学风格。民间影像及其在电视媒体的播放也让普通百姓的生活得以展示，为电视新闻的理念变革推波助澜，平民化、生活化、人性化等日渐深人人心。其中意义更大的是民间影像对新闻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摄录。如我国汶川地震报道中，正是身处震区的民间影像才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珍贵影像：而正是民间影像才记录下了伦敦地铁爆炸案和美国9·11事件中大楼被撞第一时间的影像，等等。
此外，各种场所的监控录像系统——如居民小区、银行、学校、商场、写字楼、交通路口等场所设立的——也为电视节目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素材，今天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生活服务类节目等经常运用这些监控系统摄录的素材。
各种电视摄像机的运用和摄录活动的方便让人类看到了自身肉眼无法抵达的各种空间的景象，极大地突破了人类感官在距离和空间方面受到的限制，电视摄像技法的创新也向人类展现了全新的世界——或使时空人性化，或揭示了完全未知的事物等。“帕斯卡尔说得好，我们真可怜，我们和宇宙的比例失调，不仅是大小的比例失调，而且是速度和节奏的比例失调——以我们平常的生活节奏，即使近在咫尺的事情如雨点的下落、花的开放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我们是来不及充分感受的。由此可见，电影和录像之类的动态表现，使我们能够细微调节这些事情，调节到我们可以感知到的速度。因此，动态摄影的办法使时间人性化。”
而唯有电视包括一切新型电视，才能将动态摄影的这一切尽数融进自身的节目中，比如它通过慢镜头、快镜头、定格、特写镜头等技法使人类对这些节奏、速度等时间层面的感知得以物化。而且，正如本雅明所说，“特写镜头延伸了空间，而慢镜头动作则延伸了运动。放大与其说是单纯地对我们‘原本’看不清的事物的说明，毋宁说是使材料的新构造完满地达到了预先显现。慢镜头动作也不仅只是使熟悉的运动得到显现，而且还在这熟悉的运动中揭示了完全未知的运动，‘这种运动好像一种奇特地滑行的、飘忽不定的、超凡的运动，而不是放慢了的快速运动。
其他各种不断出现的电视摄像技法也已经或正在使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和表现逼近“零距离”。如全息摄影技术，它是匈牙利科学家丹尼斯·盖博于1948年发明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全息图像就是把一个情境中所有可能的景象聚集在一个光调制模式下的单一平面上。随后，当光束通过这个平面、或被这个平面反射的时候，原先的景象会在空间中以光学方式重组，成为立体影像。也就是说，这种摄影技法如运用在影视中，观众无论朝什么地方看，看到的都是在空间浮动的三维像素，所看节目和现实世界似乎融为一体。目前，这一摄影技法在一些科幻电影大片中经常出现，但在常规化的电视节目中还几乎没有使用。
而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但无法用具体的影音素材展现的内容，电脑绘图技术、数字特技等也让它得以呈现，从而让人们能够观看。如汶川地震报道中需要对受灾地区的总体地理分布情况、对某一地区地形地貌构成进行展示，这时就运用了电脑绘图技术。对于真实存在的心理活动。电视摄影机也可以利用对面部、身体部位的特写镜头，利用对镜头的特技处理和蒙太奇手法等来加以展现。此外，虚拟演播室、虚拟主持人、数字特技等技术的使用，更是突破了人力的局限，给观众带来更多视听盛宴。
其次，历史、未来、虚拟时空中的事件、形象、思想也能够通过种种视听手段呈现出来，从而被观看。在新技术和新理念下，久远历史中的真实事件、思想观念变迁、人类生活不仅在历史题材电视剧中通过演员的表演得到充分展示，也通过“情景再现”(包括影像再现和声音再现)和数字特技，在人文历史题材等纪录片和纪实节目中广为展示——如在纪录片《圆明园》、《故宫》、《新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幼童》以及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放的大量人文历史类纪录片中——于是，历史和现实个人逐渐“零距离”。而在科幻题材影视节目、科学探索类纪实节目中，数字特技广为运用，关于未来、虚拟时空的畅想也以活生生的影音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如美国历史频道2008年的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再次，素材信号的传送也毫无障碍。现在，卫星传输和互联网传输已经成为电视信号传输的
重要方法。卫星直播车、小型卫星工作站、海事卫星电话等让影音素材能在第一时间传回，而卫星双向传送也让多点多向传输、多点直播节目日益普遍。用连上可视电话和卫星的手机武装起来的前方记者、“嵌入式”记者，使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报道几乎在第一时间直接进入全世界的起居室、卧室和酒吧。而2005年以来不断更新的带有强大功能的智能手机还可以直接和电视转播室的电脑相连，将记者在新闻现场摄录的视频即时传回，从而进行无线直播。这些就不仅使任何场景皆能被看。还最大程度地提升了电视节目的时效性。
最后，在电视节目的编辑制作方面，得力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摄录机、存储介质的数字化、编辑软件的智能化、非线编辑等一系列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电视媒介制作节目的常态。于是，任何场景的被看已了无障碍。
三、节目呈现和观看：如何欣赏任由选择
众所周知，人们收看传统电视只能按照电视媒体的节目单进行共性化的顺序收视和被动收视，然而各种新型电视主要是手机电视、网络电视让观众进入了收视的极乐园。在公交移动电视、地铁移动电视、广场电视、卖场电视等公共场所收视环境中，观众如果愿意可以自由地交流收视意见。在基于移动网络的手机电视模式和网络电视点播中，观众可以自由控制播放模式，可以从任意节点进入收看，可以随时喊停和继续，并可以参与评论以反馈意见或影响他人的收看。在OOLIVE式的网络电视中，观众或网民可以边看电视边与他人聊天，电视成为了论坛，网络电视成为了“公共领域”。如果观众觉得必要，还可以方便地将节目下载或收藏在手机、网页或其它存储器中以反复收看。
手机电视和网络电视的互动性也让互动(交互)电视有了更为扎实的现实基础。借鉴网页的超链接式编排，融手机、网络、电视于一体的新型电视可以在屏幕上设置超链接，比如在体育赛事节目、重大新闻节目中，在某个人物画面中设置了超链接，观众(同时也是网民、手机用户)只要轻轻点击该处，就能进一步了解该人物的相关背景资料：在教育节目中，只要点击某一名词就能进一步查看相关的专业知识，等等。当然，如果你没有兴趣，就无需点击这些超链接。在新型电视中也可以设立专属的论坛、参与按钮，观众在观看节目时可以随时点击进入，发表意见、参与节目。将个性化、互动性、参与性的收视进行到底。
事实上，人们对电视的新服务也确实充满期待。“2007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由于新媒体的发展，超过1／3的观众通过其他途径收看过电视节目(具体情况见下表)。有24.64％的观众希望通过移动媒体随时随地点播和收看电视节目；有一成的观众希望能够通过手机等移动媒体，随时随地收看电视节目。只有6.79％的观众表示“现在就好了，对新服务没有特别要求”，3.16％的观众表示“对以上服务都不感兴趣”。但是，对新的电视媒体的接触并没有影响观众在传统电视节目收视上的时间投入，相对没有接触过其他电视媒体的观众，他们的传统收视时间反而更多。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年12月发布的中国手机媒体研究报告指出，手机电视(此处指的是移动网络传输模式的手机电视)的最大优势体现在移动性和互动性，并且由于移动性产生了传播速度上的优势：互联网电视相对于传统电视的优势在于其内容的互动性；传统电视的优势主要是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目前仍然是人们首选的电视节目载体。而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调查数据也纷纷显示，新型电视力量日益强大，但传统电视仍然是人们的重要选择。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1月、2009年1月、2010年7月15日分别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网络影视发展速度较快，网络影视观看比例达到76.9％，1，6亿人曾经通过网络欣赏过影视节目，有40.5％的网民表示半年内下载过网络影视。虽然相对而言，以高中和大专学历的网民最为热衷网络影视观看，学历较低或者学历较高的网民观看率都要低一些，但总的来说，不同学历的网民观看网络影视的比例都比较高。尤其是学历最高的人群“硕士以上”的网络观看率竞也高达72.4％。在下载情况里，网民学历越高，下载网络影视的比例越高。
2008年底相比2007年底网络视频用户只有轻度增长，净增4000多万用户，达到2.02亿。网络视频的用户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群。
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持续上升增至31.8％；手机网民成为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半年内新增4334万，达到2.77亿人：大约有4914万的网民只使用手机上网，占网民总数的11.7％，移动互联网展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2010年4月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2009年中国网民网络视频应用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到2，4亿，其中近4000万用户为只在网上看视频，成为网络视频独占用户。
这些不同调查目的下的调查结果说明了一个共同的现实：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车载)电视、手持电视(手机之外的各种便携式视频播放设备)等新兴传输、接收技术(终端)，不仅已经成为人们收看视频节目的重要方式，而且其用户数正在逐年增加。
看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型电视世界传播技术发展背景下电视的生存空间论析和传统电视并存、观众自由选择电视接收方式进行视听的时代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也就决定了电视或者说视频的强势地位。
四、结语
保罗·莱文森说：“媒介革命的下一个阶段——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的阶段——使我们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获取一切信息，既包括真实的形象和声音，也包括抽象的语词。”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传播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影响了电视的生存。让和手机、网络融合的电视成为能够完成媒介革命任务的担大任者。但是新的电视要想真正成为媒介的王者，还必须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要始终秉承开放的心态，不断融合其它媒介的长处。这就需要电视不再是电视，一切是电视，电视是一切，即电视媒介管理者、经营者应该更新观念，从传统大众传播式电视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发展模式中走出来，打破一切媒介壁垒，将其它媒介中有利于电视发展的东西拿来以促进自己的发展。比如电视屏幕应该借鉴电脑界面的经验——互联网上丰富多样的应用程序的界面给网民的媒介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那么电视也可以通过各种符号的设计搭配让电视屏幕成为“宽屏”，使电视屏幕成为多种介质信息的复合呈现平台，让体现不同拍摄方法、景别、角度、反映不同形象与关系的画面，包含了不同字体、颜色、大小、位置、内在关系的字幕，以及各种声音和超链接按钮，共同营造视听盛宴。而网络电视、手机电视更是可以将手机、互联网现有的界面设计经验直接拿来运用。
二是要真正发挥互动性和参与性的优势。互动性和参与性是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的重要优势，而传统电视也正在通过让手机、固定电话、网络成为让观众参与节目、了解观众意见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民间影像的吸收而逐渐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是互动和参与的极端化形式——个人电视台、视频博客播客给有关部门的“把关”造成了冲击，此时，在发挥优势和处理可能的思想失范方面，电视该如何做?结论是我们必须发挥优势，同时尽可能地采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
三是坚持“内容”发展路径。新型电视以观众或手机用户、网民的“拉”电视代替了传统电视的“推”，此时大众传播靠售卖收视率盈利时代的黄金时间不再重要，节目自身的质量是观众“拉”与不“拉”某一节目的根本。
媒介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平面视觉呈现作为城市形象的视觉表现之一，在城市营销、城市管理方面有重要作用。在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的平面视觉呈现的生产方式、呈现方式、应用领域都发生了变化。城市形象的平面视觉呈现应符合使用者情境而设计版式、图形和文字等，整合城市线上、线下空间中的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元素，优化新媒体环境中的城市视觉信息建构。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哲社羊城青年学人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广州城市景观的多维视觉呈现模式研究”（18QNXR62）研究成果。
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1]。城市形象的视觉呈现作为城市形象的表征，具有鲜明直观的吸引力。城市形象的平面视觉呈现作为城市形象展示的主要渠道之一，在城市管理与城市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城市形象的平面视觉呈现相关的已有研究聚焦于城市特征形象系统、城市宣传海报、城市摄影照片等，关注城市VI、平面广告、摄影照片的文本叙事方式、符号象征体系等。其内容的发布主体主要是政府、商家、媒体。在新媒体技术加持下，作为空间主体的人成为城市形象的观看者、体验者和生产者。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的观看者成为了生产者和发布者。作为空间主体的人穿梭于城市的线上线下虚实空间的动态交错中，这是本雅明时代不可能具有的新型体验[2]。在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的平面视觉呈现的生产方式、呈现方式、应用领域都发生了变化。
一、新媒体环境下广州形象平面视觉呈现的变化
（一）平面视觉呈现的生产者多元化
传统媒体时代，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的主要生产者是政府、传统媒体和文旅集团。其内容主要是城市营销推广、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导向系统完善等，通过调动和整合各项社会、经济、文化资源，有规律地进行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的大中型平面视觉呈现生产。新媒体环境下，平面视觉呈现的生产者更加多元化：与城市文商旅相关的商家、企业，城市本地居民，城市旅游者在社交网络、线下店铺等空间展示城市摄影照片，中小型活动海报等。
多元化的生产者生产了海量的城市平面视觉呈现内容。多元化的生产者作为城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其生产平面视觉呈现的目的和方式各有侧重。政府、传统媒体和文旅集团是城市形象塑造的规划者、主导者和引领者，根据城市建设远景规划打造和管理城市形象的平面视觉呈现，提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培育城市文化。城市本地商家、企业、居民作为城市形象的受益者和塑造者之一，根据本地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形成城市形象的日常化、社会生活化的平面视觉呈现，为城市形象提供生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为政府、传统媒体和文旅集团所生产的宏大叙事提供城市形象的延展和补充。外来旅游者作为城市形象的认知者和参观者，通过游览场所、纪念品等形成对城市形象的休闲、娱乐、文化、商务等平面视觉呈现，为城市形象提供解释性的认知。
（二）载体空间扩展，平面视觉呈现内容规则变化
城市形象可依托的平面视觉呈现越来越多，独特的城市VI形象、生动的城市卡通形象等都被用来提升城市形象的唤起率，以此在众多的城市形象中脱颖而出，获得最大的吸引力。新媒体环境下平面视觉呈现是动态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平面视觉呈现的重点会在传播、再生产、传播的过程中被调整、修改。原来的平面视觉呈现会组合形成复杂的城市形象。
这个过程贯穿在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的使用过程之中。以城市旅游者对不同载体空间中城市平面视觉呈现内容的使用过程为例，政府、传统媒体和文旅集团推出的城市形象平面广告，一般刊载在传统媒体、户外广告牌等载体空间，平面图像多为广州有特色的目的地图像。这些城市平面广告作为第一阶段的诱导性图像，其主要突出的是城市可供游览的特色景点。当城市旅游者选取了城市中某一特色景点，通过媒体平台如小红书、马蜂窝、去哪儿等深度了解景点，能看到这一景点附近的商家、居民、已经来过的旅客对景点的介绍。这些平面图像多为目的地的某一处景色、特色商品等，目的是详细介绍特色景点的商业、环境等。当城市旅游者来到这一景点打卡，拍照上传到朋友圈、微博等社交网络，这张照片作为旅游者的再生产内容，呈现了他对这一景点的认知、情感与互动的图像。在旅游的决策过程中，广州城市形象的平面视觉呈现也在不同载体空间中变得更加复合化。
（三）平面视觉呈现从文化领域拓展到城市服务、城市经济领域
新媒体环境下，广州政务服务微信号、南方+客户端、本地生活号等都会推出各种题材的平面视觉呈现。新媒体环境使城市服务、城市经济能以直观化、视觉化的平面视觉呈现形式展现在用户面前。政务通知、法律法规、政策解读、商品服务、商品促销等文本信息开始被提炼、整合、再创作形成平面视觉呈现，平面视觉呈现可以通过信息数据图表的形式一目了然地呈现信息要点，也可以通过手绘插画的形式轻松明快地解读时事政策等。
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从塑造城市文化，拓展到城市服务与城市经济。平面视觉呈现让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以更视觉化、直观化的方式展现在用户面前，并赋予城市服务、城市经济可感知的形象。这些平面视觉呈现突出了城市形象特征，让城市形象更生动、更亲切。这能帮助城市本地居民、城市外来人口、外地旅客等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有效提升他們对城市形象的理解，提高城市生活的幸福感。
二、新媒体环境下广州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的建议
（一）平面视觉呈现要符合使用者情境的版式、图形和文字等设置
平面视觉呈现作为城市形象的载体和展示渠道，以图形、颜色、版式和文字的形式赋予城市形象可感知性。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承载了城市推广、城市管理的功能，帮助不同情境的使用者了解城市形象，领会城市历史文化、城市精神，提升其城市认同感;了解城市空间的特征、构成，提升城市空间中使用者行动的高效性;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指引和行动规范，更好地使用城市资源，融入城市生活。
城市形象信息从文本呈现转换为视觉呈现时，平面视觉呈现的构成元素和元素之间的构成方式就被突显出来。平面视觉呈现提供二维码等作为线上线下空间穿梭的“门”。作为空间主体的人成为城市形象的观看者、体验者和生产者，动态穿梭于城市线上与线下虚实交错的空间中。在不同空间中，主要的视觉元素的统一性、规范性，能保证人们在不同空间穿梭时获取信息认知的一致性。同时，不同空间中平面视觉呈现的版式、图形和文字受空间使用主体的行为习惯的制约，所以编排方式、图形选择、颜色使用等需要相应调整。在使用情境中，观看者对平面视觉呈现的图形、颜色、版式和文字进行理解时，城市形象的意义就完成了视觉呈现的信息传达功能。
（二）整合城市线上、线下空间中的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元素
媒体环境改变了人们观看、认知城市的方式。麦奎尔指出当前电子媒介尤其是新媒体与城市的互嵌，媒介再也无法与城市分离，构成了城市的一个部分。城市形象逐渐演变为各种媒体渠道的视觉信息集合。无论何种内涵，城市形象至少存在以下两点特征：第一城市形象与视觉呈现关系密切，是一种视觉化形式;第二，其是一种“观看方式”。
城市形象载体空间的扩张提供了使用者在不同情境下对视觉呈现的观看行为。使用者在不同情境下会形成的复杂的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已经在旅游经验的研究中获得了解释。有学者提出旅游所历经的阶段构成了城市平面视觉呈现的积累，旅行者的前期经验如所受教育、媒体新闻等形成了目的地图像的基本认知，在旅游决策过程中通过搜集信息修改目的地图像，前往某个目的地通过亲身体验解释之前的认知内容，返回家园后在回忆中和再次展示中调整以前的旅行经历[3]。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不停穿梭于城市形象的线上、线下空间，城市形象在线上空间的平面视觉呈现需要延伸到线下景点，让城市形象的实体空间呈现出统一性和可参观性。
（三）优化新媒体环境中的城市视觉信息建构
卡斯特指出，各种媒体使用的增长，与城市大都市化有密切关系，媒体不是削弱而是促进城市的发展。新媒体环境通过整合各种媒介，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传播融汇在一起。学者看到了媒体与场景连接产生的可能性，媒体可以重构地理、空间关系[4]。新媒体不仅仅是传统大众媒介功能的加强版，还可以实现城市群各类场所、空间的新连接，从而创造出新型社会关系。新媒体环境也给城市形象通过平面视觉呈现进行城市信息建构，为城市文化、城市服务、城市经济提供了支撑。
海量、鲜明的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运用在城市文化中，能为城市居民、城市外来人口及旅游者提供认知城市的渠道。统一、规范的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运用在城市服务中，能为城市居民、城市外来人口及旅游者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引。丰富、多样的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运用在城市经济中，能为城市居民、城市外来人口及旅游者提供城市消费和游玩的思路。这些城市平面视觉呈现能体现城市的经济面貌和消费行为方式，赋予线下空间更多视觉化感知，塑造出良好的商业氛围，为城市的文商旅融合提供良好的视觉环境。
三、结语
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的生产者更加多元化，呈现内容与规则都发生了变化，应用领域也拓展到城市经济和城市服务等方面。结合使用者行为、使用情境设计城市形象平面视觉呈现，能优化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服务的呈现效果和运作效率，提升城市居民、城市外来人口、城市旅游者等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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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玮.从再现到体验：移动网络时代的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J].探索与争鸣，2017（9）：38-41.
[3]GOODRICH J N.Book Reviews：Vacationscape：Designing Tourist Regions By Clare A.Gunn[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88（2）：59-60.
[4]李源，李险峰.“作为景观的媒体”与“作为媒体的景观”：论媒体对当代城市景观的重构[C]//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6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12-16.
作者簡介：
周文娟，博士，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
媒介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相关的社会管理责任，在很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结合我国社会管理与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阐述了社会组织承担社会管理责任的必要性，并剖析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困境，最后提出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责任实现机制，供社会各界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社会组织 社会管理责任 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基本制度还不完善，难以应对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如：社会结构变化，阶层利益冲突，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开放性、流动性问题增加；社会价值扭曲，社会风险增大等等。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社会问题凸显，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两者交织在一起，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极易引发社会系统性风险。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管理自然而然被提出并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
2011年7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文件，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其中，社会协同强调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把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中。作为核心主体，政府主导着社会管理的发展。但社会管理涉及诸多方面，主体多元化是未来社会管理的趋势。在社会管理新格局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社会管理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社会组织的成长又进一步推动社会管理的长足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截止到2013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0.1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7.2万个，民办非企业22.6万个，基金会3076个。”因此，在认识到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基础上，需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活动，实现社会管理有序开展，最终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社会组织承担社会管理责任的必要性
进行相关社会管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组织的责任。因为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可以有效连接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实现相互之间关系的平衡，同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弥补政府失灵的需要。在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失灵”指的是政府在干预经济、社会生活过程中，受自身局限性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甚至导致效率降低。由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缺少竞争、政府干预时间滞后及信息不对称等，常出现政府决策失效、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及政府的寻租活动等政府失灵行为。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无法承担所有活动，需要将部分社会治理功能赋予社会组织。以公共物品为例，假如政府为社会提供全部公共物品，单一的公共物品无法完全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而各类社会组织能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众各式各样的消费需求。同时，如果政府全权管理社会，一方面是社会成本的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有研究指出，社会组织在香港社会管理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提供了85%～90%的社会事业及社会福利的服务，而政府只提供了10%～15%的相关服务。
社会组织与政府有一致性的利益动机，能做好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克服政府失灵所带来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有效供给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利润低、风险大及周期长等特点，一般私人部门不愿生产公共产品。而如果全部由政府生产公共产品，存在效率低下、供需不平衡等问题，而社会组织能克服这些缺陷；二是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市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了解相关的市场信息，较好沟通和协调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时，社会组织还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三是分化政府职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能起到市场监督的作用，减轻政府监督的压力。此外，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加快实现社会自治的步伐。
防范市场失灵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或帕累托最优状态，称为“市场失灵”。受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常出现收入分配不均、外部负效应、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过剩、失业及区域不协调发展等市场失灵问题。社会组织在参与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可以完善市场机制，有效降低市场失灵的概率，实现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运行。而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如下：一是打破市场的垄断。一般而言，政府应该退出私人产品市场。但在现实条件下，为了避免市场垄断，政府又必须从事生产部分私人物品，但又存在市场效率低下的问题。如果把该类私人物品的生产交由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具有利益一致性、公正性等特点，能为市场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二是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市场信息存在不对称问题，加上企业存在决策失误、效率低下等行为，不能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各类社会组织（如证券机构、信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及代理机构等）掌握了大量有效的信息资讯，为企业应对市场变化做出决策提供依据，提高市场效率；三是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现代市场系统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子系统构成，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可以发挥媒介作用，实现商品市场的沟通及要素之间的充分流动，最终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多元并存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推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活动，实现社会组织的慈善、帮困、扶贫等理念与诉求，有利于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带动就业、增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等，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和谐社会就是要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各方利益平衡、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通过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功能，实现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各方利益诉求。
作为市场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民间资本提供了特定的投资渠道，增加社会就业，提升社会服务的质量，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同时，社会组织的发展为社会孕育了新的社会部门，有利于化解社会各方矛盾，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与优化。此外，社会组织被赋予更多社会治理职能，减轻政府负担，缓解政府的社会管理压力，使政府能投入更多精力到制度建设、法制建设、民生建设等方面，实现政府职能转型，推进服务性政府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困境
社会管理需要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但受各类主客观因素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面临诸多困境，严重制约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效果。
社会组织自身的问题。一是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足。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直接决定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足，将严重制约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有学者就指出，资金匮乏、人才缺失、社会支持欠缺及公益腐败等因素制约社会组织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组织缺乏资金支持。政府财政补贴、民间捐赠及自身的服务性收入是社会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其中，政府财政补贴及自身的服务性收入占社会组织资金的绝大部分。而在现实情况下，政府给予社会组织的财政补贴极为有限。同时，各个社会组织带有较强的公益性，自身的服务性收入也较少；其次，社会组织人才缺失。目前，社会组织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社会责任理念缺失、管理混乱、薪资低下等，导致社会组织很难招到优秀的人才，即使有优秀人才，也很容易流失；再次，我国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不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时间较短，社会组织体系还极不完善。虽然社会组织能提供一定的社会公共服务，但在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影响政府执行力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小。
二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不完善。目前，管理体制问题是社会组织存在的较普遍问题，如：不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混乱的财务管理制度、不科学的决策程序、必要监管机制的缺失，导致社会组织中以权谋私现象时常发生，严重损坏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以社会组织的监管机制为例，众多社会组织缺乏长期、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受行政因素的影响，部分社会组织有一定的监督行为（如企业的“年检”行为），但缺乏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更少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管。
社会组织外部的问题。一是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存在误区。最初，社会组织是为政府提供服务的。很多社会组织依靠政府的力量发展起来，有些社会组织甚至是由政府职能派生出来的，导致诸多社会组织带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严重影响社会组织职能的发挥。同时，受其他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很多社会组织职能定位不清，不能辨别是为政府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某些政府机构把挂靠的社会组织当成附属机构，利用自身职权，随意插手社会组织的管理事业，紧抓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放。归纳之，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存在误区，导致社会组织不能发挥好自身的职能，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重主导、轻多方参与。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不认可甚至排斥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往往主导社会管理工作，社会组织的参与严重缺失；二是政府重应对、轻规范建设。当出现重大社会事件，政府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修补漏洞，但缺少对社会管理的顶层设计，如：怎样发挥社会组织的职能；三是政府重管控、轻服务。政府比较重视控制社会，以此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但部分地方政府把管理与服务对立起来，出现社会管理僵化、社会服务扭曲等问题。
二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前提条件。但目前为止，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国务院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政部颁布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缺乏一部统一的法律（如《社会组织法》），没有规定社会组织的审核资格、法律地位、行为规范及权利责任等。有些法律法规只是特定的规章制度，缺乏法律的权威性，还有些法律法规缺乏协调性甚至相互冲突。同时，现行的法律法规还停留在行政法规的层面，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此外，法律法规的内容上存在较大的欠缺，我国在公益性组织、境外在华社会组织、特定中介机构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
三是社会管理的体制不健全。传统观念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主导着社会管理的发展。从现实情况看，传统观念制约着社会管理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在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上，我国实行的是“双重管理”制度，即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管理机关共同管理与监督社会组织。这种制度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环境，保证了社会组织的平稳发展。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系列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社会组织急剧增加，它们的活动领域、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双重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责任实现机制
为了破除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困境，推进社会组织积极参加社会管理活动，构建完善的社会管理格局，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发展相关社会组织。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发展各类公益性组织。鼓励成立各类公益性组织（如慈善基金会等），扶持基层公益性组织，构建种类丰富、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社会服务体系，积极引导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参与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同时，重点培育一批典型示范性的公益性组织，给予相关优惠政策，探索公益性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及机制；其次，规范各类中介服务组织。采取规范组织章程、健全组织治理结构及完善组织管理体系等手段，培育一些管理规范、体制完善、社会影响力强的中介服务组织。以行业协会为例，在实现行业协会资格认证的基础上，强化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提升行业协会的业务能力；再次，培育基层社会组织。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准入门槛高，同时存在复杂的登记程序。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培育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如基层社区服务组织、农村服务组织等）。
推进社会组织的制度建设。社会组织需要完善自身制度建设，建立行之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管理的职能。首先，加强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组织章程，保证社会组织的活动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有序开展。同时，完善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理事会、管理层及监事会等的职权，并建立合理的问责机制，避免社会组织活动偏离既定的方向；其次，推进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在披露机制上，根据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活动，积极探索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机制。在披露方式上，可以有重点、由点向面、分布推进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再次，推进社会组织评估体系的建设。建立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的综合评估体系，实现社会组织的市场化运作，强化社会组织的绩效考评，激励社会组织加强自身能力与作风建设。
完善社会组织的外部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外部机制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活动、为社会优质服务的关键环节。因此，要为社会组织提供特定的平台与机会，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及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同时，改进社会组织原有的双重管理制度，可以适当缩减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的限制，除特殊社会组织外，允许部分社会组织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此外，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制定一批专项法律法规，包括公益性组织、境外在华社会组织、特定中介机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覆盖全面、协调统一、结构合理的社会组织法律体系。其他，可以积极推动政府制定利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规则与程序，完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
（作者分别为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本文系川北医学院重点培育项目“我国医院管理与发展问题研究”和四川省基础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基层医院医患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CBY12-B-ZP06、SJWF1338）
责编/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