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投资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的20多年中，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的实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本文选取1985—2009年间我国FDI、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增长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观念里，FDI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外来资本流动方式，通常认为通过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FDI会给东道国经济带来正的外部性，比如高额的研发支出、规模经济、更好的公司治理、增强竞争、基于知识的资产转移以及促进国内储蓄等（英国经济学家梅尔，1995）。 世界银行（1998）认为FDI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挤入国内投资等方式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并且如果伴随着以良好的国内政策和更大的对外开放度的话，这些诱导经济增长的因素给东道国所带来的好处会更多。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吸引FDI，美国经济学家德斯卡特和瑞特（2000）认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市场以及寻求比在工业化国家投资更高的长期收益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对流入该国的FD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英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兹（1991）的研究也表明国内经济基本面与FDI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同样资本外逃也与国内经济基本面密切相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88）。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198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版）。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实际利用外资额为准，并以当年的汇率（汇率选取当年汇率的加权平均数）折算成人民币计算。
2、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检验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的长期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增长，这两个因素都被认为是外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产出增长仅仅具有短期效果。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传导机制。英国经济学家邓宁通过对国际投资分布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量的大小与他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一个地区能否持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关键在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活力等因素，其中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产出外溢，将导致东道国产出收益的增加，有利于东道国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理论学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有着共识，而对于经济增长能否引起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却说法不一。下面从实证角度来分析FDI与GDP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本文选取1985—2009年的FDI和GDP的数据，运用Eviews进行了相关系数分析。从表1中可以得到变量GDP和变量FDI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345>0.8，故变量GDP与FDI之间高度正相关相关。
3、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相关系数说明FDI与GDP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但是相关关系不能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两者到底是谁引起谁增长，或者两者互相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Granger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采用1985—2009年数据对GDP与FDI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使用Eview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因果关系模型中的滞后期数取2、3、4。表2给出了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
从表2我们可以观察到：滞后期数取2时，P＝0.17958＞0.05，滞后期数取3时，P＝0.10329＞0.05，接受原假设，因此FDI与GDP不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当滞后期数取4时，P＝0.03382＜0.05，拒绝原假设，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FDI流入量的增加能引起GDP的增长。但滞后期取2、3、4时，其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也就是说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GDP的增长不能吸引更多的FDI流入，所以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概率程度上认为FDI流入量的增加引起GDP的增长的因果性较强。
结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分析，从1982年开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一段迅猛发展的时期，1992年GDP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41.2%，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大多是规模很大的跨国公司，他们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既带动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出口。综上可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的因素除了经济增长外，政策性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
4、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上面已经详细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有着相互推动的作用，它们之间不但存在高度相关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因果关系。对1985—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运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假设FDI为X（自变量）；GDP为Y（因变量）。表3就是分析计算结果。
结果说明：其一，显示决定系数R2=0.8733，调整决定系数=0.8666。决定系数代表了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模型的决定系数很高，拟合了86.66%的原始数据，说明这个模型具有比较好的现实使用效果。其二，检验统计量F=130.9011，检验P=0.0000<0.05，则拒绝零假设：X与Y之间无线性回归关系，接受备择假设：变量X和Y之间具有线性回归关系。这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着一元线性回归关系。其三，显示了回归分析中的系数，常数项=5501.315，X的系数即回归系数=26.1437，X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11.4412，P=0.0000<0.05，即认为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意义。
可得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5501.315+26.1437X，方程的意义：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时，GDP有5501.315亿元，这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共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元，我国的GDP就增加26.1437亿元，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巨大，这也是我国政府长期来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甚至给予很大的政策和税收优惠的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面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两者存在高度相关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正向的因果关系，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相应增长。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FDI的大量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地促进了中国经济诸多方面的发展。从现有情况看，FDI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环境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必然还会在今后较长时间里对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发挥强大的促进作用。针对此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把握机遇，大力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跨国并购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和跨国公司发展壮大、实施全球扩张的重要途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5年至今，跨国并购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10000亿美元，其中以并购方式进行的有8000亿美元，占总额的80%。然而1999年我国吸引外资总额中跨国并购只有22亿美元，仅占5%。因此我国应积极改进引资方式，以适应跨国公司的全球并购浪潮。我国应充分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机遇，认真学习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提升我国在亚洲产业布局中的地位，利用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转移效应，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使北京或上海等有条件的城市成为世界级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管理与研发中心。
2、转换政府职能，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规范市场及法律体系
首先，要加快政府机构的改革，尽快转换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清理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行政审批制度，清除妨碍市场效率的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扫清体制性障碍。其次，在未来各国引资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应建立和完善与市场开放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加大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治力度，优化投资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努力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形成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管理体系，以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外商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将大幅下降，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就会增强。
3、培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配套产业群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有完善的相关和支持产业。同样地，一国要取得FDI的区位优势，也要有配套的相关和支持产业为FDI提供上、下游服务。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要求其在世界范围内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这就需要东道国有配套产业满足其质量、时间需求。同时我国建立自己的FDI配套产业，可以使国内众多中小企业加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提高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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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投资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风险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为了帮助风险投资者管理和控制风险以获得期望的投资回报，论文讨论了风险投资与传统投资的差异，进一步重点分析了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环境特征和心理行为特征，最后总结了现有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研究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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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投资;传统投资;心理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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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各國经济的竞争已跃升为高新技术创新的竞争，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智能资本，深入通讯、制药、能源、航天航空等高新技术领域，提供财力和技术支撑，使科技研究成果市场化的周期由20年缩短到10年以下。风险投资机构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创新技术企业的高速成长，孵化成功的创新成果，成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1]。据清科研究中心报告，2019年中国风险投资金额达1577.8亿，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风险投资金额同期下降34.57%，疫情期的投资风险攀升。
面对众多提出融资申请的风险项目，风险投资者为了保证获得期望的投资回报，需要考虑投资对象的发展前景，关注产业本身的爆发力，更需要对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特征进行分析。只有科学准确的特征定位，才能对筛选决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和管理，并进一步构建切实合理的筛选决策模型控制风险降低融资成本，因此进行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特征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风险投资与传统投资的区别
欧洲风险投资协会（ECVA）认为，由专门的投资企业向未上市的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称为风险投资[2]。全美风险投资协会（NVCA）将风险投资定义为，一种由职业金融家为新兴的、具有较高的潜力、发展迅速且处于创业初期的企业提供资金及其他支持的一种行为。风险投资一般偏好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运行机制尚不健全，需要面对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技术淘汰风险等，因此，风险投资与传统投资在投资对象、投资依据、投资方式、投资目标、投资管理上有明显区别，如表1所示。
3 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特征
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客观的决策环境和主观的心理行为两方面。
3.1 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环境特征
3.1.1 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高风险性
风险投资机构寻找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的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帮助，以促成企业产品的市场化，最终获取丰厚收益回报，与高回报密切相关的是高风险。风险投资偏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多经营历史短、无形资产多和信息披露不健全，市场、产品等发展并不成熟，而且风险项目投资者和项目企业之间具有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性，未来的政策、市场、金融等社会因素亦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趋势，风险投资项目的决策者不能对此进行准确预测，只能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信息储备，进行概率化的预估，因此，风险投资项目的筛选决策是典型的风险型多属性决策问题。
3.1.2 风险投资决策信息的不确定性
风险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历经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多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运行机制均具有较大的差别，因此，风险投资的决策信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同时，风险投资决策问题大多包含难以量化的定性指标（属性），如“可靠性能”这一属性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决策者对此定性属性的评价往往带有主观因素，偏好以“满意程度或不满意程度”的形式对项目进行评价。在某些不擅长的专业领域，决策者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犹豫情形，甚至选择“弃权”方式，因此，投资信息的不完备性、评价信息的模糊性和决策主体的知识局限性，造成风险投资决策信息的不确定。
3.2 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在不确定或风险型的决策环境下，风险投资者或风险决策高层团队的人力资本特征，会影响着战略投资决策的制定及实施，例如，投资者会将教育背景形成的显性因素，以及性别情感等隐性因素，映射到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估过程中，导致风险投资者产生一系列心理行为[3]。事实上，人是具有创造性的有血有肉的人，人们并不只是追求物质收益，还追求友谊、安定、尊重等心理的满足，因此，人们的风险投资决策行为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结合，这使得人们在信息认知判断上，会放弃遵从贝叶斯均衡法则，表现为参照依赖、风险偏好、框架效应、羊群效应等心理行为。
3.2.1 参照依赖行为
风险决策者在未来发展趋势具有多种方向的风险型决策情景下，通常会对多种情形进行对比分析，一般通过选择一个预期的参照点进行收益或损失的判断和评估，最终的认知结果是基于与参照点的比较而非价值总量，因此，筛选决策的结果会随参照点选择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表现出显著的参照依赖行为特征。例如，在期货交易中，决策者会根据不同时期的价格、利率或汇率波动，对期货合约投资的持仓量、盈利值、现货企业运营风险等属性预设期望。
3.2.2 风险偏好行为
决策者通常有三种投资偏好：风险规避（Risk-averse）、风险中性（Risk-neutral）和风险追求（Risk-seeking）。“认知闭合需求”心理学理论认为，当风险投资项目的决策信息不确定甚至缺失，决策者会启动认知闭合需求机制，转而依靠直觉思维进行应对，以尽快结束模糊或混沌状态。例如，决策者表现出对确定信息的偏好，面对模糊不明的信息，存在不安和焦虑的情绪，对不确定信息会做出悲观的判断并高估不良后果出现的可能性，表现出风险规避的行为特征。而在时间和决策压力下，决策者可能会依靠加速策略、过滤策略等来简化任务进行决策，表现为某种形式的风险偏好行为。
3.2.3 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是“风险选择框架效应（Risky choice framing effect）”的简称，即人们会对同一选项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这种现象违背了效用理论之中的不变性原则。框架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决策者的参照依赖行为，框架的改变使决策者感知收益和损失的参照点发生了变化，因此，决策者采用不同的价值函数进行判断，导致得出不同的项目筛选决策结果。
3.2.4 羊群效应
在信息不确定和存在交流途径的情况下，风险决策群体中的决策个体彼此相互影响，一旦发觉自己与群体持不一致意见时，会怀疑甚至于失去自身的理性判断，出现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而做出相同或者相似决策结果的现象。这样的行为表现被称为羊群效应或者从众心理，其源自一种在群体中寻求安全感的主观愿望。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信息模糊不清的情形下，决策者更易出现羊群效应。
另外，風险决策者在筛选决策过程中还容易诱发出多种即时情绪，如焦虑、欣喜、困惑、内疚、愤怒等，大量心理学实验表明，在风险型的决策情景下，情绪经常与认知和判断产生分歧，情绪做为非理性的心理行为，往往能直接驱动决策，影响决策结果，脑神经科学运用ERP（事件相关电位）技术，通过研究杏仁核、前额叶、下丘脑和大脑皮层等情绪和理性认知的脑反射区，也证实了情绪会参与个体的决策行为，影响决策过程和结果[4]。
4 现有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研究的不足
经典投资决策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基础，发展出众多风险投资理论，预期效用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给出了投资理性行为的精确描述;有效市场假说是现代金融学理论的重要基石，阐述了价格对各种因素的反应能力，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的基础;证券组合理论在组合资产最优化模型基础上发展而来，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同时，学者们利用DEA（数据包络分析）、ANP（网络分析法）、ISM（解释结构建模）、模糊TOPSIS等方法，构建了一系列风险投资的筛选决策模型。然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经典风险投资理论常常无法解释金融投资市场中出现的异象，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风险项目的筛选决策方法大多建立在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要求信息准确、决策主体认知无偏差、环境确定，但显然这在风险投资实际中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并不符合风险投资高度不确定和复杂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经典投资决策理论普遍忽略了对决策者心理行为的考量，在信息判断上易于出现认识偏差，导致决策结果与实际的偏差。
事实上，风险投资项目的筛选决策不应视为单纯追求最大期望值的理性逻辑推断过程，而应该被认作隐含投资决策者行为特征的复杂认知过程。现有对风险投资项目决策的研究大多处于经验管理阶段，风险投资项目的筛选决策方法存在对初始评估信息处理简单化的缺陷，亦缺乏对心理行为特征的刻画和有效处理方法，难以对风险投资项目实践进行指导。因此，需要将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特征反映在决策模型中，才能克服经典投资决策理论及模型的局限。
5 结论
文章讨论了风险投资与传统投资的区别，分析了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决策的环境和心理行为特征，并进一步总结出现有风险投资项目决策研究中，普遍存在缺乏对不确定信息的有效处理方法，以及对心理行为特征影响的反映，这导致经典投资筛选决策方法应用于投资实践会产生不合理决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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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投资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3篇
研究结论
通过利用投资乘数法和生产（投资）诱发系数对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及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初始效应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较高。
2.房地产部门增加投资所带动的产业内部收入增加较小，其产业收益的增加具有滞后性与分散性的特点，故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较小。
3.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大于其初始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总和，所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较大。
4.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要在固定资产总量平衡的前提下，调节好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二）房地产投资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前向关联产业来看，房地产投资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邮政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14个产业关联程度较高。
2.从后向关联产业来看，房地产投资与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邮政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和教育等13个行业关联度较大。
3.房地产投资对关联部门的投资和产出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即房地产业的需求项目（如投资、消费）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社会需求）时，带动相关行业相应增加的生产额均超过1。
4.房地产投资对第二产业的部分，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行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诱发程度高，房地产投资对这几个行业的产出存在放大效应。
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房地产投资是推动房地产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与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保持房地产投资的稳定增长，对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和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有很大作用。但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其他产业的促进并非都是正向的。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过大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贡献；从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看，如果房地产业过快发展，容易导致其他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或过热增长，为国民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领域与规模，使房地产投资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是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调节投资来稳定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第一，通过改善房地产投资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入新世纪后，面对世界能源的有限性，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即从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逐步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迈进。这种趋势预示着，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将继续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型逐步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在这一条件下，房地产投资传导机制也面临发展变化。而当前，我国房地产投资主要流向商品房领域，商品房价格高又使得居民购房负担逐步加重。在这一情形下，许多居民消费被抑制，不利于我国实现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新转型。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房地产投资应改变过去通过投资于商品房带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方式，而应通过投资于社会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廉租房）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以此来扩大居民消费。
第二，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规模平抑经济增长波动。根据我们的研究，房地产投资能够导致经济波动，过度的或者被压抑的房地产投资都能够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而且，由于房地产投资涉及行业部门众多，且行业关联性强，按投资乘数原理其作用将会被放大数倍，在短期内影响经济正常运行，使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产生巨幅波动。其中，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经济波动给经济带来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而且在产业结构上都会导致大的衰退。在这一情势下，应当通过调控房地产投资规模平抑经济增长波动与行业过热。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确立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规模平抑经济波动和行业过热的调控思路。二是逐步探索和分析房地产投资规模对经济波动和产业过热影响的传导路径，通过模型分析传导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小及调控方式。三是国家应当建立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规模平抑经济波动及行业过热的长效机制。要在改革与完善现行房地产行业投资统计体制的前提下，测度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波动及行业过热的诱发程度，做到提前预警，提前调节。
第三，通过完善房地产投资统计指标体系更准确地反应宏观经济走势。首先，在房地产投资统计中，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指标较少。目前，在日常房地产统计工作中，计划总投资、本年完成投资、商品房建设投资、土地开发投资等投资指标涉及较多，房地产企业经营状况的统计指标如收入、利润、税收等经营指标涉及的较少。这不利于把握我国房地产企业的经营发展情况。其次，尚没有反映二、三级房地产市场的统计指标。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还残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烙印，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日趋复杂、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实际不符合，特别是对二、三级市场中的房地产投资行为统计不够，这也是目前房地产投资统计指标体系中缺少的内容。最后，某些指标被明显低估，统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现在随着经济增长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升温，土地价值被不断抬高，其资产效应日益明显等，这些目前都没有通过统计指标反映出来。
第四，通过完善房地产投资统计指标体系更准确地反应宏观经济走势。由于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不断加大，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特别是金融等行业的关联效应日渐增强，房地产投资本身存在风险，因此，可以建立房地产投资预警系统，通过跟踪投资规模、投资增速、投资结构与投资方向，了解房地产投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其他产业的影响效力，并于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前及时预警，避免整个行业及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因此，建议统计部门将房地产投资作为切入点，通过科学、正确地投资数据获取与分析来监督整个国民经济及产业发展运行情况，及时就房地产投资规模及速度变动情况作出未来预测及情势判断，为中央政府更科学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基础性资料。
电信投资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1994年分税制以来，财权向上集中,事权不断下移。为了维持日常运转，地方政府将资金缺口诉求于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也就成为地方政府权衡之下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分析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发展时以江苏作为研究对象,提出解决“土地财政”问题，首先要改革目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划分制度；其次要改变目前各级政府的人事权管理机制。
关键词：分税制；地方政府；收支
一、中央、地方财政收支概况
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财权向上集中, 而事权不断下移。1994——2009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6% , 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7.7%。而同期, 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平均为47.4% , 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为72.3% 。地方财政巨额的收支缺口决定了地方政府必须寻求新的收入渠道来平衡收支。
而且，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成制度主要适用于中央和省两级之间的分配，省市之间、市县之间存在更多的分配盲区。虽然，中央、省之间，省、市、县之间都存在制度上的转移支付，但这种非法定化和带有临时性质的分配制度，远远无法满足地方政府日常的运转需求。地方收支赤字占地方收入比重在1994年分税制之后迅速达到74.7%，2009年达到87.2%的最高点。
为了维持日常运转，地方将资金缺口诉求于预算外收入。这一部分非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虽然游离于国家财政核算体系之外，但由于其满足中央财权上收需求的同时，也弥补了地方收支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央的默许。但是，随着财政改革的日趋推进，为了保证资金收支的合理、规范，中央逐步调整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制度，将其纳入预算管理，成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组成部分（这也就是后来的非税收入，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预算外资金未纳入预算管理）。
二、地方政府应对策略分析——以江苏为例
在分税制度和唯GDP论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地方财政收入提升、支出压缩和经济总量的上升，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以江苏为例，试图通过分析江苏省的财政收支情况的调整来分析分权制度下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博弈。
（一）江苏省地方财政收支情况
从（图一）可以看出，1978-1994年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财政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的被社会分享。1994年分税制之后，江苏财政总收入占比逐年上升，在2009年达到1978年的最高位24.5%，社会对经济增量的利益分成逐年下降。
从江苏财政分类收入情况可以看出，一般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收入的增长曲线吻合度特别高，基本保持一致。较大的差别出现在2006-2009年之间，江苏一般预算收入增速超过上划中央收入,主要原因是2006年之后将非税收入（部分预算外收入）纳入一般预算收入范畴，如果剔除这部份影响，江苏一般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收入保持一致性。也就是说在分税制实行之后，江苏作为地方政府并没有针对分税制的税种划分调整自己的发展策略，并没有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地区发展方向来提高地方独享税种在总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情况。（原因之一就是税制划分并没有体现对地方政府制度激励）
如何实现这部分收支缺口的弥补？从地方财政收入构成可以得出答案：首先，上划中央的税收结构和收入无法调整，剩下的只能在政府基金收入和预算外资金两种方案。这也就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第二财政”。第二财政的资金来源非常广泛，包括土地出让收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部分后来纳入预算管理，成为基金收入和非税收入）。
（二）土地财政——进入历史的舞台
地方政府的自发选择催生了“土地财政”可能，中央的政策指导更助推了这一转变。
首先，中央与地方在土地收益方面的分配政策提高了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兴趣。从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制度的变化来看（如表一所示），地方政府始终可以通过出让土地来实现自己占优均衡。
其次，中央政府关于房地产业的政策定位加剧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促发展的经营模式。国发[1998]23号：“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具体时间、步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职工购房资金来源主要有：职工工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以及有的地方由财政、单位原有住房建设资金转化的住房补贴等。”所以，从1998年之后，经营土地不仅是地方政府缓解收支压力的方法之一，更是执行国务院关于住房改革政策的必然选择。国发[2003]18号：“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是提高居民住房水平，改善居住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基本要求；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措施；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扩大社会就业的有效途径。实现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务院首次将房地产业明确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最后，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从法律角度支持了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合法性。在2004年之前，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之后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至此，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商业行为具备了法律上的合理性。
（三）江苏省土地经营的运转情况
考虑到1998 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引发房地产市场化，本文分析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发展也主要以1998年后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土地出让情况暂以江苏2004-2009年的数据为依据。
从（图二）江苏的土地出让情况来看，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投资收缩导致地价下降，2004-2009年招、拍、挂土地出让面积的供应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基本保持一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单价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
结合（图三）江苏房地产开发来看，房地产投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面积的增长幅度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所以单位土地面积的房地产开发成本并没有大幅增长。从地方政府2004-2009年的土地运作来看，不存在主观抬高地价的预谋；从房地产开发商资金运营角度来看，不存在开发成本的上扬；地方政府的土地运作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弥补收支和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行为。
从（图四）可以明显看出2005-2007三年，契税和住房销售增长基本一致，单位面积住房价格并未出现大幅上升。但到了2008年之后，销售面积下降而契税大幅上扬（考虑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住房销售萎缩，2008年住房交易主要发生在上半年），说明房价在2008年上半年已经开始大幅上升。而2009年之后的房价飞速增长更是有目共睹。所以，虽然地方政府并未在地价供应和房地产开发上提高成本，但房价的飙升却在2008年之后日益凸显。这种上涨的原因有很多种，一是股市2006-2008年暴涨带来的大量流动性，二是2005年汇改之后大量涌入的国际游资累积在股市和房市，三是城镇居民面对物价上扬和股市暴涨带来的货币资产贬值压力。
（四）结 论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分税制带来的中央、地方经济分权制度和一直以来的政治集权制度最终导致了居民生活负担的加大。一方面体现在越多越的的收入增长被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分成，另一方面表现为“土地财政”导致住房价格对居民日常消费力的影响，居民收入越来越多的被房价所消耗。从目前的地方收支压力来看，地方不可能自主放弃经营土地带来的房地产相关税收的上升和土地运作带来的城建资金流；经营土地的行为则直接构成地方的GDP增量。而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考核主要侧重于财政收入和地区GDP两个方面，所以地方政府必然要发展“土地财政”。
所以，本文认为“土地财政”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政策博弈下的最优选择，它的优劣与否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操作方式和给居民带来的收益。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江苏土地财政的弊病更多地体现在2008年之后。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后的地价、房价增长走向了明显的非理性。而且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到2009年的税收情况来看（如图五所示），江苏省的土地类独享税只在2005、2006年，2008、2009年出现特别增长。从长期数据看，江苏省作为地方政府并没有主观上提高独享税的动机和行为。所以，“土地财政”并不是地方政府刻意运作和有意拉升的政策实施，目前的分税制安排没有提高地方政府发展自身特色经济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如果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可以带来创业、就业环境的改善并最终实现企业税收、个人所得税、居民满意指数的不断上升，则走向了土地财政的成熟阶段——企业税收财政。
三、政策建议——构建合理的中央、地方分权制度
第一，改革目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划分制度。财权划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普遍的税种划分，二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划分。从目前的分税制划分方式来看，中央占据五大税种的大部分，增值税的75%，企业所得税的60%，个人所得税的60%和消费税的全部；地方只占有增值税的25%，企业所得税的40%，个人所得税的40%和营业税的全部。
从国企利润分成来看，目前的不同行业国企上缴利润仅占其总体利润的5%—10%，绝大部分截留在企业内部，成为单位福利和运转开支。政府在给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让利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却忽视了如何惠及到更多人的问题。国企的利润主要来源于资源的垄断低价和产品的垄断高价，本就应该返还到地方具体承担成本的消费者。所以，对于国企自身消化的巨额利润可以通过征收高额资源税或者大幅提高红利上缴比例来进行调整。最好可以将提高后资源税划归地方独享税，或者将国企上缴的部分利润划归地方政府。
第二，改变目前各级政府的人事权管理机制。地方官员特别是省、市级地方政策制定机构的官员管理方式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目前，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权主要表现在对地方官员的任免、考核，如对省级干部甚至是市级干部的任免；地方官员缺乏对地方负责的自主性。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中央无法具体了解地方官员的表现优劣，只能通过一些量化的指标来进行政绩考核。政绩考核的普遍性和通用性，决定了指标设定必然符合普遍适应的角度，如目前通用的GDP总量、财政一般预算收入、FDI指标等等。
第三，规避土地运作可能带来的房价飙升，提高地方发展自身的自主性。分税制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土地财政的副作用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如何降低土地财政的负面效应是目前工作的重点。就目前而言，地方政府更多采取的是限购、限价措施，通过短期内抑制需求、压缩供给来压低房价。从本质来看，属于一种短期内压低住房经济指标的逢迎行为，并不构成真正的标本兼治。应针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和个人征收房产空置税，适时将遗产税的征收纳入改革议程。
第四，调整各级政府的部门设置和事务支出，降低地方财政支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是按照一个高度复制的体制建立的。省级政府依照中央部委构建，省级以下的政府部门则比照省级政府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中央、省、市、县、区（镇）五级政府存在严重的机构重叠。如何减少这种重复、冗余的机构设置，消化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基数是进一步政治改革的重点之一。
参考文献：
[1] 黄佩华、迪帕克.国家发展与地方财政[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2] 贾康、白景明.关于中国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思路[J].经济学动态，2005，(02).
电信投资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5篇
自我国经济正式进入新常态以来, 如何推动经济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出口、消费、投资是经济发展的3种主要影响因素。其中, 投资作为一种关键性因素, 其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发挥建立在投资企业受益的基础上。因此, 为了提高企业投资的有效性, 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应加强对地区差异、企业投资及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2 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分析
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为: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经济增长 (GDP) 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原因为:当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时, 企业的当期经济效益也会发生相应增加, 这种变化可对当期GDP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进而提高GDP增长率。虽然企业的投资行为伴有一定的风险, 但企业整体投资趋势将促进企业经济利润增加, 因此其与当期GDP增长率逐渐呈正相关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讲, 可认为, 企业新增固定投资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3 基于地区差异的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对基于地区差异的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分析。
3.1 地区制度差异方面
地区制度的不同会对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变动产生影响。根据我国当前实际状况, 可将地区制度分成民营制度、国有制度2种基本类型。这两种制度对应的企业投资、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分别为:
就民营制度而言, 民营经济、制度是基于市场经济背景形成的。作为一种新兴力量, 这种制度、经济在规模、发展基础等方面具有天然不足, 同时, 这些不足决定着民营经济可于我国当前市场背景下得到快速发展。如企业的目标投资对象为经济发达地区, 由于这些地区的就业市场、经济发展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当企业针对当地民营企业进行投资后, 民营企业及当地经济市场受到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此时, 经济增长质量欠佳。相比之下, 如企业的目标投资对象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当企业针对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后, 当地人力资源流动率将发生显著提高。同时, 企业的这一举动可缓解当地就业市场的压力, 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进而获得优质经济增长质量。
就国有制度而言, 国有企业在政策导向、发展经验等方面, 较民营企业具有明显优势。当企业的目标投资地区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时, 与国有企业建立投资关系后, 当地不完善的交通体系、物流体系等可能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负面干扰, 导致投资成效不明显, 此时, 当地经济增长质量颇为不乐观;当目标投资区域为经济发达地区时, 当地的优质发展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有助于国有企业发展速度的提高, 加之地方政府的倾斜性政策, 当地的经济状况将得到良好改善, 此时, 企业投资可获得良好的经济发展质量。
3.2 地区经济差异方面
企业投资主要包含无形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2种基本类型。这两种投资类型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
就企业无形资产投资而言, 这种投资行为具有长期性特征。当企业针对人力资源、信息或生产技术等方向进行投资后, 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后, 企业的经济活动将获得一定的动力支持。从企业角度来看, 基于无形资产投资的特殊性, 其在投资前的决策过程将决定企业能否从投资行为中获益。通常情况下, 若企业无形资产投资的目标区域为经济发达地区, 这种环境在发展空间、发展速度、基础设置等方面的完善程度较高, 可间接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带来各种益处。当企业通过系统的评估考察, 制定无形资产投资方案并进行投资时, 无形资产投资可为企业带来较多经济利润, 这一过程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相反, 如企业无形资产投资的目标投资区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则该地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外部支持作用相对较小, 当企业确立无形资产投资决策后, 基本不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增产状况产生影响, 此时, 经济增长质量偏低。
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 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为:企业面向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固定资产投资, 由于当地基础条件相对完善, 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利润, 还可能导致当地市场秩序变更, 基础设施建设重复, 形成资源浪费, 严重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有效性, 甚至可能出现投资失败等问题。这种状况不利于当地经济增质量的提高。如目标投资区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则可快速取得成效。投资后, 这一行为可在为企业带来诸多经济利润的同时, 促进或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 进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 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地区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均可导致企业投资效果及当地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针对这种状况, 企业应该全面掌握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 根据三者变动的原因、变动方向, 制定最佳投资方案, 确保投资行为可为自身带来丰富的经济利润, 并为企业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摘要：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影响自身经营发展状况及市场经济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此, 本文主要针对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分析, 并分别从地区制度差异方面、地区经济差异方面, 细化阐述基于地区差异的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变化, 以期提高企业投资行为的可靠性, 为企业的良性发展及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地区差异,企业投资,经济增长质量
参考文献
[1] 吴文杰.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J].低碳世界, 2017 (36) .
电信投资经济增长论文范文第6篇
重庆由于历史条件以及地理位置各方面的原因, 各个地区不仅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教育发展状况也有很大的差异。据2010年数据统计, 重庆42个区县中, 财政教育支出总额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江北区、綦江县和万州区, 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排在前三名的是江北区、南岸区、渝中区, 人均GDP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渝中区、双桥区和大渡口区。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最多的是江北区, 是人均教育支出最少的忠县的4.4倍。重庆市的人均教育支出是727.91元, 全市达到平均水平的区县有28个。各个区县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和人均GDP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 人均GDP越多, 相应的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也越多。从整体来看, 重庆市经济较为发达的主城区在各个方面都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郊县地区。由此可见, 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很大程度依赖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
2 理论基础
最早就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量的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在1961年发表的《教育与经济效益》一文中, 他用增长因素分析法 (或称余数测量法、余量法) 计算出美国1929~1957年间整个国民收入增长额中, 教育投资的收益占了33%的份额, 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为17.3%, 从而开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先河。
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森在他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我们的选择》一书中用系数法测算了美国1929~1957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 在此期间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 若考虑知识增进的作用, 则同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的建立与变量的选取
回归模型以菲德模型为基础模型, 菲德模型的构建方法是将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两个部门, 使整个经济领域的生产活动都是在这两个经济部门中进行, 并且假设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不同, 由此分别构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生产函数:
式中:N——非出口部门的产出;E——出口部门的产出;N——非出口部门;E——出口部门;kn, ke——分别投入到两个部门的资本;Ln, LE——分别投入到两个部门的劳动。
在两部门不同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推导出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计量模型如下:
借助菲德模型的分析思路, 把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类同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并把国民经济部门划分为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两大部门。并得到假设:1.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2.教育部门的经济产出在同期发生, 即没有滞后性。
引入的变量为Y、I、L、E, 其意义依然分别代表GDP、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口和财政性就业投资。
Y1、L1、I1、E1分别表示经济发达地区的GDP、就业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投资;Y2、L2、I2、E2分别表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GDP、就业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投资;Y3、L3、I3、E3分别表示经济欠发达发达地区的GDP、就业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投资;α1、β1、γ1、α2、β2、γ2、α3、β3、γ3均为待估参数。
为较科学地对省内各地区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进行归类, 按2010年重庆市各地区人均GDP将重庆市40个区县划分为三类, 将人均GDP大于重庆市平均GDP的区县化为一类, 其中包括渝中区、双桥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江北区、南岸区、渝北区、沙坪坝区、涪陵区、北碚区、长寿区、巴南区、万州区、合川区和江津区;将人均GDP低于重庆市平均人均GDP且高于一万元的地区化为一类, 包括永川区、荣昌县、黔江区、万盛区、武隆县、潼南县、铜梁县、璧山县、綦江县、梁平县、石柱县、秀山县、忠县、城口县、大足县;将人均GDP低于一万元的归为欠发达地区, 其中包括奉节县、彭水县、南川县、丰都县、开县、巫山县、巫溪县、酉阳县和云阳县。
在具体的样本区间和样本数据的选择中, 将重庆市按GDP总量划分的三个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教育较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 取这三个地区所包含的所有区县的2003年~2012年的教育投资总量的平均数。同样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获得三个地区2003年~2012年间GDP、固定资产投资量和就业人数方面的数据。
3.2 回归分析
对重庆市内按经济发达程度所划分地区的地区进行多元线形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
通过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教育对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0.412, 已经超过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突出。教育投入增长1%, 则经济产出就会增长0.412%。相比较而言, 欠发达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是最小的, 为0.201%, 欠发达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在三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也是最小的, 为-0.121%。
4 结论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 在1997~2012年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中, 经济发达地区产出弹性最高, 比欠发达地区高约0.211个百分点, 比较符合重庆市实际情况。
通过对重庆市经济的实际考察分析发现, 重庆市发达地区主要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而在欠发达地区则以第一产业为主, 欠发达地区产业化水平低于发达地区。三类产业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的要求也不同。目前重庆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要求不高, 主要以体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数量投入为主, 科技含量也较不高, 因此即便劳动者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 由于受到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限制, 其知识对经济的增长效应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而在发达地区, 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而这两类产业对劳动者的技能素质要求较高, 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的科研、金融、通信、信息等行业, 由于它们的技术含量较高, 所吸纳的主要是脑力劳动者, 由此教育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作用更为突出, 其边际产出贡献也更大, 因此相较于欠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对教育增长的贡献就更大。
摘要：重庆直辖十多年来, 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但重庆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的地区, 教育的发展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发展也非常不均衡。本文按经济发展水平将重庆市划分为三个区域, 分析三个地区的教育投资状况, 并借助菲德模型和回归分析方法测算出各个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得出在目前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下, 教育投资侧重于哪个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关键词：重庆教育,教育投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财政司.中国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1997-2010) [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2] 重庆年鉴编委会.重庆市统计年鉴 (1997-2010) [Z].北京:国统计出版社, 201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7-2010) [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 王善迈.教育经济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