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国文人范文第1篇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宦游的文化情结
摘要
文章对“宦游”这一中国旅游文化中的特殊现象的定义、特点、类型以及其出现的思想根源分析了“宦游”对中国旅游文学的影响，肯定了古代宦游文人性格中坚韧和积极乐观的方面。
关键词：宦游 旅游文化 诗歌
从《诗经》中的远游思念到《离骚》中屈原的故国之思，从李白的“不知何处是故乡”到刘禹锡、柳宗元的“二十三年弃置身”。那份离乡的哀怨就一直萦绕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从马致远的“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刘长卿的“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再到李商隐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这份哀怨愈加直白明显。
中国历来讲究安土重迁，然而当古代文人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后，他们注定有朝一日将毫不犹豫地远走高飞，去历练，去宦游。他们游学、做官、升迁或者被贬流放„„历经沧桑，从此，故乡成为他们永远的牵挂，庙堂之高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他们伤感、哀怨、游移„„然而，他们的一生，最终将由他们的诗词记录，让世人来见证那段有他们参与的历史。
何谓宦游?由先秦的游说之旅复兴流变而来的宦游是指士人为谋取一官半职，离乡去国;或奔赴京都;或直谒宫门，毛遂自荐;或拜谒权贵，借力晋身;或广交朋友，沽名钓誉所形成的旅游。我国古代的宦游历史悠久，有官吏依赖就又关于宦游的记载。《诗经》所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实命不同。”古代宦游目的明确，虽为游历，但是中心目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游记文学中，往往以优美的文字描述自然风光，游赏之乐，但在其结尾处往往明确的表明心中抱负或借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渴求被重用的心情。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
为什么宦游?什么样的信念使着这些多愁善感的文人倔强的抑制自己还乡的冲动，是什么样的力量阻挡着他们回乡的车船?正如高适在《送蹇秀才赴临光朓》中所云：“帐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犹思阳谷去，若厌陇山高，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料君终自致，勋生在临朓。”又如李白曾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或许还如辛弃疾说的那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天下需要每一个读书人的才华和力量去治理，为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可以供人瞻仰的名字。在他们心中，自然分得清个人愁苦与天下兴亡孰轻孰重，可是，他们又是如此多情。家乡的温情，父母的叮咛，还有妻儿的期盼，尤其当他们遇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他们被打击，被贬谪，被流放„„所有他们的经历，他们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得他们的“宦游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力度放异彩的一支艺术之花，而那些他们用生命谱成的无韵离骚则为中国记录了点滴。
宦游的产生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经时济世，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和道家“无为”、“逍遥游”思想共同的结果。孔子在《论语》中谈到士子应该“学而优则仕”，提倡士子积极入世，为辅佐君主，匡扶社稷做贡献。同时，孔子本人历时十余年率弟子游历齐、魏、郑、曹、宋、陈等多个国家，对后世的文人宦游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道家学说提倡“无为”、“逍遥游”的观点。道家思想认为旅游是不带任何功利意味的游戏游乐，旅游者应该以从中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为目的。这一观点，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宦游活动影响也十分深远。当他们仕途失意的时候，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他们会追求率性自由，参悟人生真谛，化解心中的郁闷无奈。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写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带着这种心境，他才能在黄州的人生低谷时唱出“羽化而登仙”“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昂扬的调子。可以说，文人的这些羁旅诗歌不仅是他们人生的写照，更是当时所处时代的投影。
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学因为文人宦游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历代名人的宦游使得此后旅游主体以及旅游观念有了变化和更新。人们开始承认旅游具有个人审美和调适的功能，具有文化色彩的文人宦游还发展了游览艺术和旅游审美意识。旅游文学愈加丰富多彩，如王维“空山新雨后”、“山色有无中”的虚实写法，“声喧乱石中，色静深山里”的动静写法，“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的光色的细致体察和描述。旅游文学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而这些名篇游记更是将名山明水推向大众。
品读中国文人范文第2篇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一本正是我们华夏子孙五千年历史巨著，它的作者就是司马迁。司马迁，他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嗜血的汉武帝，他留下的文脉也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期汉武帝的统治下，受到汉武帝的压迫，但他并没有对这种压迫所屈服，能受侮辱，也要完成《史记》揭开历史的真相。《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我被司马迁不屈不饶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他不怕被汉武帝杀头，敢于揭露事实的真相。虽然他最后被奸人所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他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钦佩与憧憬。
品读中国文人范文第3篇
在刘小川作家写的这些故事中，让我了解了中国文人过着别样一精一彩的生活，和留下异彩纷呈的文章，这些都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我很喜欢男作家的书,因为他们所写的都是血性的文笔.正如此书,血液与灵魂穿梭,文学与哲学交融,把人文艺术拉向一个新的高度。文人的世界,有道不完说不尽的美.这美,暇思无穷…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去向他们学习的。
翻看历史长河,多少杰出文人的光彩是无法掩盖,每一个文人都有自己的棱角,都有自己的艺术,影响着华夏人民千年的艺术.
文人就是河中那翻滚不停息的波浪。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司马迁则是最惊人的那颗骇浪,当科学家们拿着尺子衡量着长江与黄河的源头,司马迁则在几前年前就拿起了尺,量下
了华夏人民的源头,秦始皇创下了万里长城,而汉武帝培养了大史学家司马迁.近来在杂志看到了一句这样的话,南唐后主李煜,是失败的皇帝,又是失败的男人.我不禁有点吃惊,
李煜是失败的皇帝,可是,又有谁可以写出像<虞美人>这样的千古绝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古今,谁有?在政治上失意,是古代文人的通病,李白,杜甫,苏东坡,谁没有?只是李煜文学上的成就远远胜于政治上的成就。
说李煜又是失败的男人,那更是大错特错了!大周后与小周后,两位绝代佳人,人称东吴时的二乔.大周后与李煜灵与肉的结合,可畏是人类情感的颠峰,小周后得知李煜的消息,被气的溢血而死.那个跳着金莲舞的绝世美人,调戏着皇帝赵光义,大力的挥霍着为之建金莲台,等到七月七之日,赵光义垂涎已久的日子,窅娘翩翩起舞,在无比风光的金莲台上,跳起了金莲舞,她娇娜的身姿始终是背对着赵光义的宫殿,绝世的容颜面向着南方,心里默默的念道,今天国主四十一岁大寿,窅娘为你跳金莲舞.好感人的一刹那,原来七月七日是李煜的生日.她得不到李煜,她的心却这般忠贞李煜,放着大宋江山的娘娘不做,七月七日,她香消玉损.所以李煜,这不是文人的魅力,又是什么的魅力?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魅力，就是在刘小川作者笔下写出的中国那些古代文学大家的魅力，品中国文人如品一杯茉莉花茶芳
品读中国文人范文第4篇
一、文人阶级的起源于界定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 “阶级”的意识使得人们社会地位有尊卑与高下之分, 中国古代文人可以勤学知识, 或入朝为官, 或与贵族交好, 或广纳贤士结党, 成为文人阶级。古代文人阶级最早起源于“士”, 关于“士”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殷商, 在《尚书·洪范》中:“汝则有大疑, 谋及乃心, 谋及卿士, 谋及庶人, 谋及卜筮”出现“卿士”一词。章太炎认为“士、事、史、吏”同一回事。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推断“史手执简形”是最早垄断文字的人物。他还认为在殷商, “巫、尹、史虽是统治阶级中一批积极, 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 但是带有浓烈的宗教巫术色彩, 只能看做是文人最早的萌芽。到春秋初期, 《管子·小匡》书:“士农工商四民者, 国之石民也, 不可使杂处, 杂处则其言哤, 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 处农必就田野, 处工必就官府, 处商必就市井。”体现出社会阶级分化。四民所指国家的柱石, 同时还按读书之士为先, 农次之, 工再次之, 商人地位最低。《汉书·食货志上》书:“士农工商, 四民有业, 学以居位曰士, 作巧成器曰工, 通財鬻货曰商。”清楚指出学居高位为“士”及“士”“商”区别。西周、春秋时代, “士”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 处于贵族的最低层。士大夫的称谓是战国中叶才流行开来的, 是指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自春秋后“儒者”“文官”“诗人”三位一体, 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特征。至北宋, 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得到天下文人回响, 文人们不止埋头读书传教而开始积极参与到政治中来。所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以说是北宋后文人们的共同心理写照。但是, 作为社会阶层的文人, 其个性与人格的选择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而是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 尤其是统治政权的政策的限制。或者说, 作为历代文人在以真理化身自居的“道统观念”和对其限制的封建统治政权的“势统”之间关系的天平上摇摆, 是历代文人个性形成与人格走向的根源所在。文人在这天平中失去平衡后, 会中产生特殊的矛盾心理, 出于“仕”的渴望, 又显露出对“隐”的追求。综上所述, “文人”称呼由“士”起源发展而来, 多指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
张修林在《谈文人》从文化层面对“文人”给出定义:“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文人应为有文德之人, 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 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在社会生产中文人士大夫阶层应属于中产阶层, 有一定的社会财富与地位。”这段描述说明, 文人不仅在常规学识方面要有深厚基础, 在审美情趣中也要富含创造性和艺术价值。在普性又个性中追求具有“文人特征”的审美价值。
二、古代文人独爱的审美意象
雕刻, 绘画, 音乐, 文学都是古代文人重要的表达途径。而“梅兰竹菊”的形象大量出现在这些艺术门类中。明代黄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 从此, 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梅兰竹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君子的代言者。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君子的特质与美德。梅以“清雅俊逸”、“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儒雅文德的象征, 为世人所推崇。兰, 中国兰花简称国兰, 古代称之为兰蕙, 文人墨客们常把诗文之美喻为“兰章”, 把友谊之真喻为“兰交”, 把良师益友喻为“兰客”, 更显其若谷幽兰之雅致。竹, 竹茎多节, 中间空, 四时青翠、质地坚硬, 在风霜的侵袭下, 仍保持其亭亭直节。这被古代文人认为是虚心、有节制、宁折不屈的象征, 因此倍受文人喜爱, 更有“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一说, 另还有“岁寒三友”之一的美称。菊花在深秋盛开不与百花争艳的隐士风范也标榜着不同的高尚品德, 古人以菊名志, 往往以此比拟自己高洁的情操, 淡泊名利的心性以及隐忍的精神。文人雅士借“四君”来作为自我心灵情致的表现, 一是情有所寄, 二是托物言志。这些审美意象不仅在文人装饰中成为主流, 在市井文化中也备受推崇。各阶级纷纷效仿, 从餐具茶盏装饰、刺绣印染、发冠步摇都喜爱用“四君子”作为装饰, 还加入了民俗吉祥如意的期盼, 使文人装饰得以延续发展。
三、古代文人对书房文具装饰审美的重要影响
文人士大夫对于书房的陈设布臵格外重视, 他们崇尚高雅, 讲究品位, 将自己的居所赋予一定的建筑名称, 比如室、堂、轩、居、庐、楼、馆、斋、阁等, 在这些文辞中一定意义上感染到主人的性格特质。从清代郑板桥诗:“茅屋一间, 新篁数千, 雪白纸窗, 微侵绿色。此时独坐其中, 一盏雨前茶, 一方端砚石, 一张宣州纸, 几笔折纸花, 朋友来至, 风声竹响, 愈喧愈静, 家僮扫地, 侍女焚香, 来往竹林中, 清光于画上, 绝可怜爱。”还有明代李晔所著的《紫桃轩杂缀》的理想书斋环境是“在溪山纡曲处择书屋, 结构只三间, 上加层楼, 以观云物。四旁修竹百竿, 以招清风, 南面长松一株, 可挂明月。老梅寒蹇, 低枝入窗, 芳草缛苔, 周于砌下。东屋臵道、释二家之书, 西房臵儒家典籍。中横几榻之外, 杂臵法书名绘。朝夕白饭、鱼羹名酒、精茗。一健丁守关拒绝俗客往来。”可以看出, 古代文人已经有相对成熟完整的自成一套的生活场景营造。精神愉悦是文人的重要追求, 因此在装饰设计时会将他们的思想与喜好融入装饰设计中。因所处社会地位、眼界的不同, 文人装饰设计较之工匠之作更典雅、端庄, 更具有神韵。器物设计和装饰艺术发展高潮在明代中晚时期时, 随着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的兴起和程朱理学的衰落, 文人一改重道轻器、重文轻技的传统思想, 更多的文人参与到了装饰设计中。文人的装饰设计构思巧妙, 力求在体现自我的同时满足舒适、便利的需要。因材制宜、契合自然的制器思想, 使得装饰艺术愈加璀璨。
与文人最接近是装饰设计便是书房的珍品那些文房用具的设计。《红楼梦》第四十回描写探春房中摆设, 皆是文房长物。“凤姐儿等来至探春房中, 只见他娘儿们正说笑。探春素喜阔朗, 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 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 并数十方宝砚, 各色笔筒, 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 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 左右挂着一副对联, 乃是颜鲁公墨迹, 其词云, ‘烟霞闲骨格, 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右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 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大白玉比目磬, 旁边挂着小锤。”贾探春是《红楼梦》中一个精明有才的女子, 诗社发起者, 还给自己起名号蕉下客。为了与她气质相符, 作者曹雪芹把她房间写成了文人房间的样式, 对其中名贵文具还做了重点描写。
明代屠隆《文具雅编》中逐条介绍了除文房四宝以外的43种其他文房用具, 有的一直延用至今, 如笔格、笔筒、笔洗等;有的今天已经稀见, 如贝光、廖、韵牌等。书中对文房用具皆做了详细描述, 精妙细致到令人惊叹。这也体现出文人阶层对所用器物的装饰性的追求。下文略书三例:
砚匣, 用来保护砚台的盒子, 它的形制随砚形的不同而不同。砚匣多为漆匣、木匣, 但也有用金属制成的。《砚录》提出:青州红丝石砚用银匣为好, 用锡匣也可以, 因为锡匣能润砚。《文具雅编》则说砚匣:不可用五金, 盖石乃金之所自出。若同处, 则子盈母气, 反能燥石。以紫檀、乌木、豆瓣楠及雕红褪光漆者为佳。单一个砚台的外匣, 古人文人尝尽当时可用材料, 在多种材料与砚台使用中的磨合感受“润”与“燥”的内涵体现, 这不仅与古传统中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有关, 更是古代文人对物, 境, 情细微感受的体现。
笔筒, 属常用文具之一。材质不一, 形状也无定制。屠隆介绍说:“湘竹为之, 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 余不入品。”这是从所用材质说的, 由此可以看出文人爱好美材, 对材料的选择尤为挑剔。紫檀静穆庄严, 色沉如漆, 符合文人墨士沉稳之态, 符合追求高雅气质、以物寓德的文人的审美情趣;其实, 今天所见到的笔筒多加雕饰, 尤其是雕竹笔筒, 或雕梅兰竹菊或雕松下居士或雕龙画凤, 或雕文人诗词。朱彝尊还写有《笔筒铭》:“笔之在案, 或侧或颇, 犹人之无仪, 筒以束之, 如客得家, 闲彼放心, 归于无邪。”
香具, “点茶、焚香、挂画、插花”称文人四趣事。香具作为文人书房中典型的陈设品, 有重要地位。宋代陈去非的诗作:“明窗延静书, 默坐消尘缘;即将无限意, 寓此一炷烟。当时戒定慧, 妙供均人天;我岂不清友, 于今心醒然。炉烟袅孤碧, 云缕霏数千;悠然凌空去, 缥缈随风还。世事有过现, 熏性无变迁;应是水中月, 波定还自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对装饰文房环境的态度。书房环绕青山绿水, 余烟袅袅本不可强求, 但文人借用香具把“云缕”带到了室内。文人对香的痴迷使得焚香之道远超焚香制品本意, 焚香在各阶级得以盛行,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文人墨客们的影响。香具在日常装饰应用中已经是一个思想大于形象的器具。
古代文人参与到装饰艺术设计中, 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为装饰艺术不断提供新活力。古代文人用普性又个性的审美情趣在装饰艺术中发挥了自身价值, 将自己的文化学识、审美喜好、思想追求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融入装饰设计中, 装饰艺术中的“文人特征”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风格的重要特征。现如今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装饰艺术设计体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鲜明特色, 在装饰艺术的设计中, 我们也要“寻根”, 寻找我们古代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
摘要：文人阶层作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装饰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本文通过分析装饰母题、文房陈设、器物使用等方面情况, 论述了文人思维的主要特征及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