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正名思想启示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儒家道德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对于它的功过得失历来众说纷纭，文章力求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反思，以现代人的视野辩证地看待儒家道德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探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标准衡量儒家道德思想哪些值得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哪些该剔除舍弃的。
关键词：儒家；道德思想 ；现代转化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巴黎宣言》：“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截至2014年9月，中国国家汉办已在全球122国合作开办了457所孔子学院和707个孔子课堂，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1]。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至今还有那么大的魅力，到底他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呢？
一、儒家道德思想几次大的衍变
儒家有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先秦时期，西汉时期，宋理学时期，明心学时期。
春秋末年、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但思想却得到最大的释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有士人都想为诸侯国争霸天下出谋献策，孔子无非是当时最积极的一个。以后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都纷纷登场，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法”，它们形成了先秦时代儒家一整套完整的学说体系。他们主张自我修养，以达到以仁德为主，辅之以“法”治理天下的治国境界。儒家虽然在先秦形成一整套的治国理念，但在战乱的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特别孔孟的仁治学说并不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以后，才真正奠定孔子和儒家崇高的历史地位。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三纲”成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纲领，“君权神授”、成为统治阶级专制独裁的理论依据，“天人感应”更是愚弄百姓的玄学。但是，董仲舒改造的儒学迎合了汉武帝统治集团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从此被合理化、制度化，成为封建统治集团御用的工具，于是儒学几乎成为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正统思想。到了宋代，宋儒更缜密地构建了儒学完整的思想体系，宋以来学者几乎都承认程朱理学是儒学的集大成，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气论”，哲学认知方法的“格物致知”，它们对近现代新儒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朱熹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假道学温情脉脉的烟雾弹，使宋以后的统治集团变得更加保守、封闭、禁锢和虚伪。明代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 “求本心”、“致良知”、“知行合一”，虽然提出一些与宋理学针锋相对的理论，但并没有改变腐儒空谈误国的局面。怪不得这些“儒学大师”的思想救不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命运。原因是：空谈的儒学已成为一种愚弄人民的假道学，（明代思想家李贽、王夫之等以及现代的鲁迅都有论及）其结果是：一方面统治阶级荒淫无度，残暴专制；一方面是劳动人民保守愚昧，被欺压被摧残，到了清末，这种社会现状达到了极点。
二、用辩证眼光看儒家道德思想的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无疑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反思儒学，它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反而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先秦的儒家学说不被诸侯国王看好？为什么唐代儒学并不时兴，而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却达到鼎盛的时代？为什么中国历代的贪官污吏如此之多，儒家道德却起不到应有约束的作用？元、清这么小的国家却可以用铁蹄征服数亿的中国民众？为什么日本占领东三省不费一枪一炮，溥仪甘当傀儡皇帝，一百多万中国人甘当伪军帮日本侵略者效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虽然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坑蒙拐骗偷、贪赃枉法的人何其之多？我的回答是，两千多年的中国，虽然受儒学的影响很深，但是儒学主张内圣外王，在人性恶的方面缺少惩恶的约束力，特别对皇权无能为力，在暴力方面它又过于仁慈懦弱，开国皇帝没有一个儒士。所以儒学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是统治阶级的“敲门砖”，成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奴役百姓的御用工具，如袁世凯想复辟帝制就祭起尊儒的大旗。当下如果将儒学当成救世的灵丹妙药是不现实的，如果将它作为百无一用的垃圾抛弃也是不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毕竟它能流传两千多年就说明它有存在的价值）。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扬，关键是态度的问题，是选择的问题。我把儒家道德思想归成三类，一种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可作道德修养；一种可以学习并能付诸行动；一种就是糟粕必须摒弃。
第一种情况，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可以作为道德修养
孔子、孟子都认为：“仁者爱人。”爱人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很好的治国和人与人交往的理念。儒家认为“忠恕”是实现“仁”的途径。忠恕用孔子的话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但是，历代统治集团把儒家的忠恕思想歪曲了，认为忠就是忠君，不忠就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轻者坐牢，重者杀头。所以，不管皇帝做得对不对，臣子只能愚忠，虽然有不怕死的大臣敢于苦谏，但关键取决于皇帝要不要接受，历史上忠臣被皇帝冤杀不计其数。既然实现仁治的途径错了，仁治也就谈不上了。虽然儒家极力主张仁治，但是历代统治集团几个会真正实行仁治。因此，孔子仁治的思想也只能算是理想主义的提法。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历来为士人所称道。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我们看到的却是颠倒的次序，“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民从来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孟子崇高的理想历来都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真正的兑现。如果按照当下理念，孟子的提法也要修正，应该是社稷为贵，它是承载君与民的载体，没有国家哪有君民的存在，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历来摆在我国品德教育的首位。有人也许会说，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就是对皇权的约束，因为皇帝做不好，老天就会降罪，用天灾人祸警示皇帝。这种天真的想法难不倒“聪明”的皇帝，他会向天下人昭示这是神怪作孽，或奸臣作乱，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得一干二净。所以，“皇权至上”、“君贵一切”才是封建社会真实的写照。因此，我也将孟子的民本思想归入理想主义的范畴。
孟子还提出“舍生取义”的观点，这一点对我们国民来说非常重要，现代人见利忘义的事例太多了，历朝历代那些贪生怕死出卖民族大义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例如，鸦片战争期间，封疆大吏——琦善、奕山等人，主降求和，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利益；甲午中日战争，平壤守将叶志超、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旅顺守将龚照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弃民族大义而不顾，有这样的无耻的将领带兵，甲午战争全面溃败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抗日战争时期，像溥仪、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也是一批为人所不齿的民族败类。当下要对中国将领和士兵必须加强“舍生取义”的教育，抗美援朝志愿军小米加步枪打败美韩联军的飞机大炮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因为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但和平时代对“舍生取义”应该要有新的理解，如何理解社会上见义勇为的现象，这是值得探索的课题。如取义一定要舍生吗？取义与珍惜生命该如何取舍？这些都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中小学生守则》最近将“见义勇为”修改成“会自护懂求救”。因此，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孟子提倡的舍生取义。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十二）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并教诲颜渊“非礼”不能耳闻目染、口传身授。当今信息传播处于非常发达便捷的时代，孔夫子的这些教诲虽然很对，但显然不合时宜。如果勿言勿动做得到，那么勿视勿听也不可能做到。我觉得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更切合实际，提高内心对善恶的分辨能力才是对待现代信息传播的有效教育方法。因此，我也将孔子的“四非”归入理想主义的教育范畴。
第二种情况，可以学习并能付诸行动
不管是孔孟，还是荀子、朱子，他们提倡的道德行为可以说多数是好的，而且大家都做得到的。孔子是一个道德家，他提倡道德行为大都是他亲历亲为的言行记录，我下面着重以孔子为例归纳5种观念现代人可以做到的。
（一）立本观。《论语·学而篇第一》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强调对父母孝顺、敬爱兄长是仁爱的根本，也是为人的根本。我觉得现代道德教育应该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提倡。但现代对孝悌的理解应该与时俱进，如父母死要筑庐守灵三年，“父母在，不远游”的旧礼节是不切合时代的。等等。
（二）道德观。孔子的忠恕思想是道德教育的核心，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出自《论语·学而》）这里讲的“忠”是指人与人交往要讲究诚信，具体体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一句被写进《法国人权宣言》[2]和《世界人类义务宣言》[3]。它们是儒家为人处世的道德水准，具体揭示和阐释“忠恕”思想的内涵和行为准则。孔子教育弟子子贡要用一生做这件事，可见难度之大。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当今坑蒙拐骗成为荼毒社会的怪现象，所以现代人应将它们作为道德标准加以实行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种提倡已得到现代人类的理解和重视。
（三）交友观。在《季氏篇第十六》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认为与正直的人交朋友，和诚实的人交朋友，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便受益了。与逢迎谄媚的人交朋友，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朋友，和华而不实、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害了。他老人家的教诲对我们是有启示作用，他教会我们如何去辨别、选择朋友。在《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老人家教诲我们在交友中如何受益。这些箴言历来被人们所珍惜。
（四）财富观。有的人也许认为孔子是君子恐怕不爱财。其实孔子也不回避功利，在《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认为，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拿着鞭子做市场的门卫，我也去干。”孔子财富观是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跟我们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利益观是相符的，它对社会上哪些靠坑蒙拐骗、权力寻租的逐利者是一剂良药。
（五）为政观。孔子主张以德治国，在《为政篇第二》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用道德来治理政事，百姓就会拥护他。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认为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百姓就顺服了；否则，反之。孔子的治国理念和选拔任用人才的观点对现在还有借鉴意义。
孔子主张为官者要具备良好的品德。《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孔子说认为要施仁政为官者要具备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的良好品德，孔子树立为官的人格标准是现代为官者的一面镜子。
在《子路篇第十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为官要以身作则，才能令行禁止，这种深刻的见解对现代为官者照样有极其重要的鞭策作用。
第三种与时代不合拍，应该扬弃的思想
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还没有真正把人等级化，到了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以及“君权神授”的思想，已经彻底将人与人等级化，它为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至于“五常”（仁、义、礼、智、信），我们现在也要重新定位。孔子的仁是与礼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说明孔子的“仁”与现代人的仁爱思想是有区别，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恢复的是周礼，包括宫廷的祭祀和君臣之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繁文缛节，有些礼节，在现在看来是非常荒唐迂腐、不可能做到的。（如父母死，要筑庐守灵三年，若是当官的要三年丁忧；父母在，不远游；男女授受不亲。宋代司马光著《家范》，家庭内男女之间接近都有严格的约束。）所以对“礼”的理解我们现在可以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0个字来实行，具体到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扩充内容，对于那些迂腐、过时的繁文缛节必须坚决摒除。
还有义与信出发点是好的，但统治阶级处于利己的需要，把它与“忠”连在一起，如忠义（《水浒传》的梁山伯好汉就是因为讲忠义后被朝廷招安）、忠信（北宋的抗金英雄岳飞就是因为太讲忠信，后被朝廷十二道金牌追回，被奸臣秦桧谋杀。）歪曲了儒家原意，所以必须认真甄别，有选择的继承。
宋儒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成为宋以来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理论依据，更是将儒学推向伪道学的邪路。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的观点，但先秦另一位儒家代表荀子却提出“性本恶”的相对观点，我认为人之初，人性没有善与恶之分，之所以后来有善恶之分是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后产生的结果。“养不教，父之过。”（第五章）让教不好子女的罪过归于父亲，也是不合理的。孩子的教育，不但是家庭的教育，而且包括学校和社会的教育。现在许多孩子早恋和犯罪，与网络和媒体的一些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三字经》“孝经通，四书熟。”（第三十四章）其实《孝经》里的一些理念与当代是格格不入的。
《孝经》：“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这种保守、禁锢的理念，使整个封建王朝因循守旧、夜郎自大，特别清代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封建社会不断走向腐朽，跟统治阶级一直宣传愚忠很有关系，如忠义、忠信、忠孝等，臣民什么都要忠于皇帝，唯独皇帝不受监督，形成皇帝的专制独裁，历代忠臣被冤杀，虽有奸臣诬陷，但主要责任在皇帝本人，如岳飞被杀。皇帝将社稷作为自己的私产，“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甲午战争之前，“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4]恰恰相反，“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5]据王道成《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描述慈禧六十大寿庆典，“前线的将士们和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紫禁城里却忙于为慈禧太后祝寿，歌舞升平。特别是初九、初十、十一三天，‘听戏三日、诸事延搁’。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领导一场胜利的战争。据户部奏称，这次万寿庆典，各衙门承办工程差务等项共需银五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五钱六分二厘三毫。而在战争过程中，户部给前线的两次筹款却只有二百五十万两。”[6]
先秦的儒家思想最开放，不受权力的污染，充满人性的光辉；汉代儒学虽然地位最高，但这时的儒学已沦为统治集团御用工具；宋代程朱理学虽被称为儒学的集大成，但并没有跳出儒学的窠臼，没有明显的思想创新，于世无补；明代的心学表面上与理学唱反调，实际同源同流，并没有思想突破，只是做些方法论的探究。儒家思想作为社会进程的主流思想，维护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但最后也成了阻挡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封建社会能存在两千多年，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学说也证明它存在的价值，特别它强调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对维护社会秩序是起到巨大的教化作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吸取儒家哪些道德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载体，它融合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是新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儒家思想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哪些可以与核心价值观相承接呢？
核心价值观主要从国家、社会和公民等三方面来要求。
国家层面，先论富强民主。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在他的《牵牛章》（齐桓晋文之事章）里就为我们描绘当时富足社会的美妙图景：“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当然，现在的富强标准已不一样，但也可以作为借鉴。比如社会文明安定，生活康乐富足，老有所养，教育普及等愿景跟现在是一致的。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主，是舶来品，“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民主的革命口号的延续，中国社会主义就经历了新民主主义运动。因为它是外来的思想，要真正融入中国百姓的灵魂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受君主专制的统治，民主意识淡薄。儒家虽然也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主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但他们是站在统治集团的角度为民说话，目的是“保民而王”，与现代的民主政治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主政治，公民必须拥有人权，必须有选举权、参政权和监督权等。宋明理学虽然对皇权专制有过批判，他们认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孟子集注·万章上》）但朱熹的提倡并没有得到统治集团的响应，“家天下”照常是宋元明清王朝的统治理念。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国家文明、和谐，历来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价值理念，它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为“礼”，礼在《四书》《五经》包括《孝经》都有体现，连启蒙读物《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幼儿琼林》《增广贤文》等启蒙教材都很完备。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令世界瞩目、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也创造出享誉世界、绚丽多彩的精神文明。在古代中国，“礼仪”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社会到家庭，从宫廷到民间，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敬老爱幼等，无不体现着礼仪；但儒家提倡的“礼”跟现代的文明礼仪还有很大的区别。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提倡现代文明礼仪，目的就是使社会健康和谐。所以，对儒家提倡的繁文缛节之礼应该摒弃，对有利于现代文明建设的礼仪礼节，我们必须继承并发扬光大。
社会层面。自由平等思想是在美国《独立宣言》中被首次提出，后来风靡全世界，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吸收国外的先进思想，又增添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丰富的内涵。自由的定义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历来与儒家的等级观念，与帝王的专制独裁是格格不入，为官受君权制的约束，官宦言行没有自由，为人妻和子受夫权、父权的约束，妻子、子女言行没有自由，所以自由平等在封建社会是得不到提倡的。《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的婚姻，《牡丹亭》柳梦梅与杜丽娘的婚姻，《红楼梦》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婚姻都没有自由可言。当然，自由的内容不单纯是婚姻，还有其它人身的自由。现在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儒家虽然也提倡“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礼不下（卑）庶人，刑不上（尊）大夫”（《礼记·曲礼》）的做法，但在具体的操作中，百姓根本没有自由平等可言，就是皇帝对大臣的处罚也没有平等可言。作为饱读诗书的儒学派文学家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虽也警醒“官不扰民”，让百姓更多自由的空间，但离现代自由平等的理念还相差甚远。公正、法治，孔子虽然对法治没有什么阐述，但是他在鲁国当大司寇行摄相事时，曾“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鲁国形成“涂不拾遗”良好民风[7]。荀子发展了孔孟的儒家学说，他不但继承了孔孟的修德学说和仁义的治国理念，而且将法治结合仁治形成新儒家学说。他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弟子，如韩非子、李斯、蒙恬、张苍。荀子说：“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儒效》）“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王制》）荀子虽然提出公正、法治的主张，但是缺少一套制度的监管，根本就没有很好的执行，全凭执法者的良心来处置，酿成百姓怨声载道：“衙门八字开，没钱别进来”贪赃枉法的司法腐败局面。现在的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与儒家的提倡是一致的，但要从古人中吸取教训，没有充分而严格监管的法律制度收效甚微。
公民层面。爱国、敬业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儒家文化崛起于乱世，所以对国家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不仅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还主张文人学士要积极入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是历代士人的座右铭。在积极入世的同时，儒家文化还主张救世，像孔子、孟子，他们一生都在积极投身于济世救民的事业上，游说各国国君，希望他们能够实行他们仁政的主张，而后代也有很多士人秉持这一信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已道出儒家的人生理想，非寄于一己之身性的安稳与圆满，而在于天下的治平，即济世安民。孟子的“舍生取义”、岳飞的“精忠报国”、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都是爱国主义的思想精髓。孔子认为：“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宋朝大儒朱熹也说，“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至于诚信、友善更是儒家极力提倡的为人之道。儒家将诚信列于五常之一，可见儒家对道德中的诚信是很重视的。孔子说：“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曾子杀猪”的故事，古人说的“一言九鼎”、“一字千钧”、“一言为定”、“金口玉言”都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当下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坑蒙拐骗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文化层次较低的，这也印证儒家提倡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荀子认为：“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说：“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从现在看，讲诚信我们不如古人，要向古人学习。
对于儒家思想的态度，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救世良药，就像有人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8]；（林駧（dòng ）撰《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也不能把它看得一无是处，甚至把封建社会灭亡、中国落后都归罪于儒家文化。一种思想、学说都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一成不变，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封建社会之所以灭亡，本身其制度的缺陷，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现代文明如何从儒家文明中吸取营养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值得我们认真去筛选。我觉得对待儒家思想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就像毛泽东讲的“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参考文献：
[1]百科百度.《孔子学院》，http：//baike.baidu.com.
[2]百度百科.《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http：//baike.baidu.com.
[3]百度百科.《世界人类义务宣言·人道的基本原则（第四条）》，http：//baike.baidu.com.
[4][6]王道成.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M].北京：清史研究，1994.4：52-54.
[5]百度百科.《甲午中日战争》，http：//baike.baidu.com.
{7]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国时代出版社，2001.11：258.
[8]百科百度.半部《论语》治天下，http：//baike.baidu.com.
（责任编辑：尹俐）
Key words： Confucianism； moral thought； modern transformation
孔子正名思想启示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孔子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有明显的宗教性成分。孔子认识到人精神活动对信仰的需要，有自己的宗教观念，在其情感和行动方面都有宗教性表现。
关键词：孔子：儒家；宗教
文献标识码：A
儒家与儒教经常相提并论，且往往混为一谈，不做更细致的区别。1979年，任继愈先生在《儒家与儒教》一文中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命题，阐述了儒教的本质及其特征。一些西方学者更是习惯于从宗教的角度来认识与思考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从他们的一些著作标题上即可见一斑：如德国马克斯·韦伯的《论儒教与道教》，美国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学者也有这样的著作，如刘小枫著《儒教与民族国家》，李湘等编著《儒教中国》等。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著《生命的底色》，强调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精神寄托性，也就是宗教的功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一般百姓以及帝王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把儒家创始人孔子当成圣人，把他的言论奉为人生的指南和治国的要义，是各种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两千多年来民间和官方祭祀礼拜的香火绵绵不断。这正是西方学者从宗教的视角来考察儒家思想的重要原因。但儒家与典型的宗教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相比。在许多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如儒家一般不信鬼神，无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无彼岸世界等等。所以也有学者一直否认儒家是宗教。本文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非常丰富深刻。除了有关修身养性、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等，也有宗教的追求。本文试图从宗教的本质人手。来探讨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什么是宗教?为什么要有宗教呢?随着对自身的认识的深人，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即人是有宗教的精神需要的，正如人有爱情、求知、审美的精神需要一样。宗教感对于人生有重要的意义。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谬勒认为宗教具有先天的自觉性、普遍性和不可人为压制性：“那里有人类生活。那里就有宗教，而哪里有宗教，由宗教产生的问题就不可能长久地隐而不露。”宗教的本质在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解决理性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常常用理性来反对宗教。但其实，人类正因为其理性的无力，才有宗教的需要。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并不能给人类的生存提供绝对的根据和保证。对人类的理性进行深入研究的伟大哲学家康德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了“物自体”与“现象”的概念，明确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人只能认识“现象”的世界。无法认识世界本身。即”物自体”。而这也就给信仰留下了位置。而且单纯从理性来看，人生是悲剧，是苦难。如朝露一样短暂，如草芥一样微不足道。
人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人生有何意义?纯粹的理性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理性越深究。越发看到人生的渺小、苦难、虚无和荒诞。所以，在理性所不及的地方，人需要给自己的生存找一个获得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要给人生以温暖、安慰、依托，使人生充实、温暖、超越乃至崇高。宗教就有这样的功能。给人以终极关怀。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中说：“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原始宗教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活动形式。也是人类最重要最基础的精神活动。人类的认识、审美、道德等都发源于原始宗教。在人与动物相揖别的时候，人首先寻找到的是神灵，借助于信奉神灵，人类逐渐走向了文明的繁荣昌盛。借助于宗教，人们超越了有限的现实生活，而进入到一个永恒的世界中；借助于宗教，人能认识到自己，认识到同时也克服了卑微渺小的感觉。从而体验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伟大和崇高，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宗教使人生充满着温暖、热情，克服了孤寂冷漠的状态，让人得到情感上的安慰和寄托。
孔子的儒家思想关注人与社会，特别是对人的本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孔子认识到人的理性的局限。也认识到人有信仰这一精神需要。“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神”，人们一般理解为鬼神，孔子对鬼神避而不谈。人们常常把这一句话用来证明孔子的无神论的观点，认为孔子思想的主导倾向是“人世”。倡导实用理性，对于“鬼神”之类玄虚的问题不予考虑。这固然是一种理解，但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孔子的这句话是在向人们指出语言、知识也就是理性的局限：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不可用理性把握的“鬼神”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世界。关于鬼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对于这句话，同样可以有上述的两种理解，一般理解为对现世的重视，强调“人事”，忽略“鬼事”。而且还会援引孔子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的话来做实用主义的解读。但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话。更有深刻道理。更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孔子说“鬼”与“死”不可知，强调“人”与“生”的重要性，但前者与后者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相对比而鲜明，前者不正是因为后者的严肃崇高而愈显严肃崇高吗?孔子强调“人”与“生”，不也正是突出了“鬼”与“死”吗?况且崇尚“礼乐”的儒家，不正是以郑重的“祭礼”来维护崇高的精神领域，也就是宗教信仰的追求吗?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他相信有“鬼神”世界(信仰领域)的存在，而且要“敬”要“远”。要郑重崇敬，而不能“近而袭玩焉”。“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种“不可得而闻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孔子对信仰领域的维护。在其他的宗教那里，也正是利用信仰对象的这种不可知性，来显示其神圣神秘、崇高威严，如基督教中上帝是灵，是无限的，没有形象。给上帝设像是罪。孔子还明确地把精神的信仰与祷告神灵获得实际效益的迷信进行区分。以维护信仰的纯洁性。《论语》记载孔子重病。弟子子路向神祗祈祷，希望孔子早日病愈。孔子说：“丘之祷久矣。”可见孔子对有病祷神的消极态度。《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有疾，既不祭河，也不祷神把疾病移于令尹、司马。孔子赞扬说：“楚昭王知大道矣。”
从文化的历史传承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儒家的宗教性。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以传承古代思想文化为己任。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周朝以及商朝的文化无疑首先是原始宗教文化为主，对神灵的信仰、崇拜、祭祀、祈祷等活动在人们的精神生活、社会事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青铜文化是商周时代非常有特色的精神创造。青铜器主要是用作礼器，来祭祀神灵，而猛兽食人的饕餮图案是典型的装饰图案。威武凶猛、残忍嗜血的兽口中含着表情肃穆惊恐的人类头像，这正表现了商周时代特别是商代人们对神灵的恐惧和崇敬。为了礼拜神灵。人们经常以人献祭，求得神灵的保佑。史书记载天大旱。成汤祷于桑林，欲焚身献祭，求得天降甘霖。周代较商代进步，人的理性能力高，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识到民众的作用。虽然对鬼神“敬而远之”，但周王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神灵
崇信。而且还要借助神灵的力量来进行统治。周王和商王一样，是有与神相通的本领的天子。周公制礼作乐也是要借助于祭祀等活动来巩固自己的神权，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
孔子“克己复礼”，不仅是恢复那些周朝的礼乐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礼乐制度背后的精神内涵的追求，其中有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更有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对神灵的敬畏。孔子曾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只是玉帛钟鼓等的外在形式，更要寻求礼仪规范之后的精神内涵。而商周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原始宗教，是对某种最高意义的追求，是与神灵的交流沟通。不过。与商朝相比，周朝提高了人的地位，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是人的因素更加突出的时代，诸侯争霸，兼并攻伐，以力争胜，弱肉强食。在这个时代，随着人的思想的活跃，欲望的增加，人也就离神越远，离心灵的慰藉寄托、安宁平和的状态越远。人离开了神灵庇护的精神家园。走上了一条在现实欲望的驱使下疲于奔命的征途。失去了身心的安宁。无法超越现实的喧嚣纷乱，迷失了寻找生活最高意义的方向。无所顾忌，亦无所依傍；无比强大。亦无比脆弱。野心勃勃而又倏忽即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重视人们的精神追求，为人们的生活寻找神性，为现世寻找彼岸的希望和关怀。他重视人的日常生活，更坚守崇高的精神追求。饮食男女是肉体生存种族繁衍的要求，是人的动物性本能：伦理道德规定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指导人们的行为，谋求社会群体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方面人类虽然比动物聪明了许多，但仍离现世不远，无法获得超越和永恒。人必然要努力摆脱动物的状态，去达到超越、自由、永恒和无限的精神存在状态。
孔子看到了人的信仰的需要，维护精神的神性，给人们划出了宗教信仰的领域。他还有自己的具体宗教观念。在宗教体系中“处于基础层面或核心层的是宗教观念(主要是神道观念)”。在不同的宗教中，有不同的信仰对象，如上帝、佛、真主等。这些信仰对象在宗教学上来说就是“无限存在物”、“精灵实体”、或“超世的”、“超自然的存在”之类抽象的哲学概念。孔子儒家的信仰层面的具体宗教观念是他的“天命”观。
孔子的“天命”观反映在他以及他的弟子的言论之中，在《论语》中有多处记载。“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是伟大的。圣人顺从天的意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决定着四时运行。生命的生存繁衍。“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得罪冒犯了天，就必然受到惩罚，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孔子周游列国，遭到匡人的围攻和拘押，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则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决定着人事，世人无法违背上天的意志。他病了的时候，“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说：“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旧天不可欺，做人要诚实，自欺欺人实不可取，因上天自有明鉴。《论语，颜渊》中有“子夏日：‘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说：“莫知我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天决定着人世的一切，人生在世都负有上天的使命，要努力去认识和完成上天的使命。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叫他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可以说是孔子的宗教情感的体验，内心有信仰，就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进入到无限的领域中。所以忘记了生死，获得永生的满足。而这种永生不是肉体的长生不老的幻想，而是精神上有了归宿和依托。有了这种信仰。就有了精神的保障，短暂的世俗人生就可以让人感到无限永恒、崇高神圣。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是指道义，而道义的最深层根据在孔子那里则是“天命”吧，是所信仰的冥冥中的主宰。孔子心中是有这种受命于天的宗教性崇高神圣感的，如前所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所以虽屡遭困厄，但无所畏惧，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将他怎么样。即使是在当政者面前，孔子也并不卑躬屈膝，有时甚至当面教训他们：“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不禁令人联想起西方基督教《圣经》中诸多先知的形象，甚至耶酥基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老百姓也都知道这句话：“头上三尺有神明”。相信上天的力量。相信神灵就在眼前，监督着自己，所以才不做亏心事，要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神灵要有敬畏之情。要庄重严肃。神灵的崇高伟大，也正是人的心灵的崇高伟大。在世界各种宗教文化中，都强调对神灵要有敬畏之情，敬畏的心理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心理，孔子非常重视这种情感。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其“畏”字，有人释为惧怕，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等。有人释为敬畏，如钱穆《论语新解》等。李泽厚《论语今读》释“畏”为“惧怕”，记中却说：“此处三畏似均宜作‘敬畏’之‘畏’解。”“在孔子的时代，‘王公大人’虽已没有德行，但还是一种似乎是‘天’授予的崇高地位，赋有神圣的职责任务。从而足可敬畏，这是巫政合一的传统。”闭我们认为“畏”主要是“敬畏”，惧怕或害怕常指对某种具体的威胁或打击而产生的心理，敬畏则主要指对某种观念或精神的崇敬。在西方的基督教中，强调人们对上帝要有敬畏之情，而不是仅仅对之产生恐惧或害怕。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很明显不是简单的害怕或恐惧，更多的是一种严肃崇敬。从而才事事认真，不轻慢狂妄，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许多言论和日常行为，处处都都表现出他的这种严肃认真、慎重崇敬的心理。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要坚强有毅力。因为“任重而道远”。“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死生固然大矣，对精神的追求却超越生死。《论语-乡党》章中有许多文字记载表现出孔子庄重敬畏的心态：“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等等。可以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细节，孔子都内心恭敬，严肃认真。这种态度让日常的生活有了充实沉重的意义，使得平凡庸俗的生活变得高尚乃至神圣。所以李泽厚说：“儒学伦理之所以总具有某种形上的深沉宗教意味，即来自此‘畏’。‘敬畏’则排除了原始巫术、奇迹、神喻等具体仪式活动，而留下其严重深厚的‘宗教’情怀。这是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重要特征之一。”
超越现世的精神信仰领域、崇高绝对的“天命”观念、庄严敬畏的情感体验，这些都表明了孔子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的本质特征。正是因为这种宗教性，孔子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才更显伟大，被后世尊为“圣人”，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话，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在孔子思想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宗教性的体现，如对人的情感关怀、伦理道德的教化、四海皆兄弟的社会理想等等。这些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和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很不一样，但宗教性的本质相同。对于宗教，鲁迅先生说：“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嘲在民族复兴。儒家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的精神生活需要有不蝎的源泉、强大的动力、崇高的追求，使我们的人生成为壮丽的画卷、辉煌的诗篇、宏伟的乐章。这需要从儒家文化中发掘这样的精神资源，而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能给我们以裨益。不过。儒家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怎样处理好儒家的宗教性与儒家的其他思想的关系，另外怎样处理好儒家思想与其他中国古代思想，以及与西方思想的关系，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