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发展特征范文第1篇
-政务微博的意义
名称：政务微博的意义
文章整理：
上海代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 2014 年
0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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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博的意义
政务微博简介
所谓政务微博，主要指代表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因公共事务而设的微博。用于收集意见、倾听民意、发布信息、服务大众的官方网络互动平台。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搭建一个社会化参政、议政、问政的网络交流模式与平台。上海代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专业政务微博构造，取得了辉煌的业绩，2014年特组织员工整理搜集政务微博运营等信息，以使更好的利用政务微博便民，利民，彻底发挥政务微博的作用。
政务微博的建立都有哪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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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取群众呼声更便捷
微博是一个新兴事物，之所以受到青睐，主要是因为它便利了人们与博主的沟通交流。通过微博，已经实现了手机终端和网络的互动，而由于手机终端已经相当普及，所以通过微博就能够非常方便地与人交流。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表示，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最早往往不是靠媒体披露的，而是通过网络才引起了媒体的重视，得到公开的报道;一些最基本的公众诉求通过网络浮出水面，政府才能了解到这些诉求。微博成了代表委员和广大群众“交心”的一个新渠道。同时，微博简明扼要、直奔主题的文风也与简洁的会风高度契合。通过微博，网民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保障了人们的话语权，在民情民意的表达和收集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微博的流行，调动了百姓参与公共事务、共商国是的积极性。
2.开辟了政府发布信息的新通道
微博改变了网民的说话方式，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通过发展政务微博这一举动，不仅有益于政府政策的公开和透明，更加开了一条政府处理紧急事件的信息公开通道，同时也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考验。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政府通过微博可以及时提供准确客观的重要信息。例如，在昆明市螺蛳湾商户聚集事件中，当天在网络上并没有出现以往群体性事件中曾经有过的种种谣言，也没有形成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暴。这都要归功于“微博云南”及时发布的 111 个字的信息。这使得政府改变了先处置、后发布的老套路，边做边说，变被动为主动，从起点就跑在了流言前面。
3.与多种官民交流渠道互补
就民意互动来说，不能指望通过某一种形式解决一切问题。无论在未来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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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传播技术如何发达，微博都取代不了人大代表的提案，再先进的电话会议技术都取代不了每年一次的“面对面”的“两会”。 与传统媒体一样，任何新媒体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不同媒体之间的互补才是解决之道。我们在当下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实现多种表达渠道与表达形式的相辅相成。
我国政务微博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务微博的功能和定位不明确
由于政务微博发展时间不长，对政务微博属性并没有形成统一界定，特别是党政机构微博和党政干部微博之间的定位和功能不清，各微博客网站对政务微博的界定范围也存在差异。目前政务微博的主要功能还是信息发布和互动，实际应用比较少，公众对政务微博的认识
也还处于模糊状态，政务微博的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很多还处于自发状态。
2.部分党政干部对微博的认识不全面
部分党政干部对信息化发展趋势，以及信息化发展对执政能力的影响缺乏全面、正确、深刻的认识，有的重视不够、认识不深;有的反应过度、防范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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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官员认为微博可能迅速传播自己的负面信息，不敢触及微博问政;部分党政干部对微博应用持警惕态度，对微博这一新工具存在恐惧和抵触心理。
3.部分政务微博存在形式化、空心化、名利化现象
4.一些党政机构和干部虽然开通了政务微博，却不见经常更新或缺乏实质性内容;个别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开通微博后就不闻不问，成了“空壳微博”;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和机构为了某种“形象名利”开设政务微博，摆花架子，缺乏实质性内容。多数政务微博仅仅作为单向信息发布工具，而没有充分利用微博客的互动特性，“说”的多，“听”的少，缺乏互动。
4.缺乏统一标志，认证、评估监管和机制保障不足
政务微博的命名不规范，政府机构或公务人员微博的命名随意性较大，导致公众难以辨别真伪，这必然给政务微博的使用带来隐患，有被冒用、盗用制造混乱和谣言的潜在风险。政务微博作为政府官方微博，必须保证所发布和回应的信息准确、有效、及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由众多部门协同配合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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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体
系和运行机制予以支撑和保障。另外，对于如何发布信息、发布什么内容、按照怎样的流程处置，以及如何答复网民、引导舆论等都缺乏制度性规范。
对我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建议
首先看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对政务微博的“品质”的看法 “微博是有体温的一种媒体 ，政府微博要想办好，必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实用，百姓能通过微博获得某种服务 ，第二，必须要有亲和力，因为微博上人人平等。第三，沟通方式要人性化，你必须要用网言网语跟大家沟通。”
具体建议
1.明确目标，准确定位政务微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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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管理方法需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
新要求，微博客特有的及时、互动、开放的信息传播特点形成了“微博问政”式的官民沟通新路径。政务微博作为一种全新的自媒体交流工具，在促进民众信息分享、平等对话、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党政部门和公务人员要增强服务意识，正确认识政务微博的本质，按照社会管理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倾 力。听民众呼声、树立政府形象、有序参政议政等内容确定自身政务微博的功能，促进政务微博的健康发展。
2.实施集群化整合，多渠道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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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政务微博的集群作用，整合区域和部门资源，通过粉丝收听、转发、评论等微博功能实现信息共享。管理和职能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政务微博为民服务功能，同时加强与所在地媒体的互动。
3.建立科学管理机制，促进良性发展
要建立政务微博开设、运营、管理的规章制度。通过建立信息采集制度，及时将有价值的信息政府对舆情的研判和把握能力;从舆情信息综合发现与挖掘、跨媒体与多通道内容的关联分析、舆情安全态势推演等整理报送职能机构和决策者，形成民意直通车，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行政效率;通过建立舆情评判机制， 加强网络舆情掌控能力;通过健全工作机制，明确政务微博的响应时间、处置流程、改进办法，落实责任部门和团队，形成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机制。
4.加强与政府网站的有机结合
政务微博应与政府网站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协同配合功能，对信息公开、舆论引导、政民互动、政策宣传、引导动员、社会监督等内容进行梳理，设计政府内部响应、处理、回应机制和工作流程，与政府网站形成整体性效能统一的运行管理体系。
5.开展微博客应用绩效评估，促进工作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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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管理方法需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要求，微博客特有的及时、互动、开放的信息传播特 核，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及切实可行的政制，促进政务微博健康可持续发展。 6.提升党政干部信息素养，提高政务微博运营质量
党政干部应当了解网络运行规律，提高网上信息的甄别能力、网上舆情的研判能力和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要善于利用网络搜集信息，及时把握社情民意，以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府管理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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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特征范文第2篇
中国电影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曾获得过韩国观众的认可好评。“同属于东亚的中、韩两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再加上中国积极与十几个国家签署合拍协议，推进电影产业国际合作交流，中国电影得以在韩国电影市场进一步传播。”[1]中韩学者就此历程进行过针对性地梳理和探讨：韩国学者朴春植在《华语电影在韩国1977-2008》一文中，按时间顺序阐述了1977-2008年中国电影在韩国市场中的发展轨迹，他研究指出的“电影版权的维护、发展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2]等问题依然是今天中国电影在韩国电影市场传播与推广时需要参考的。韩国留学生李宝蓝博士在《中国电影在韩国的传播、接受与发展》一文中，以时间顺序回顾了中国电影在韩国的传播历程，她的研究跨度从韩国光复时期一直延伸到2017年，再现了不同时期韩国电影市场较受欢迎的中国影片的接受状况。“如何才能让观众去影院选择看中国电影？中国电影怎样在韩国电影市场取得竞争力？答案很可能取决于中国电影未来几年内在韩国积累的品牌价值与发展趋势。”[3]在文章之末，她也对中国电影在韩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和竞争力提升，提出了美好的期许和展望。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延续并回应了李宝蓝对中国影片在韩国电影市场的规律性探寻和发展预期。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团队的《日韩观众电影接触与偏好对其认知中国的影响——2019年度中国电影日韩地区传播调研报告》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就既定的20部中国电影以及30部包含中国元素、展现中国形象的日韩及美国电影展开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并依此来判断日韩观众对于中国电影的偏好及对认知中国的影响。黄先生所做的调研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本文的创作，同时也为基于韩国电影市场主观接受及反馈为主要参照系的研究留下了拓展的空间。本文搜集整理了2018-2019年（2020年没有中国影片在韩国院线上映）在韩国传播的中国影片在上映院线、观影人次、票房收入、网络媒介渠道等方面的重要素材信息，结合韩国专业影评人和大众观影的评论等舆情反馈，将观影人次（票房收入）及观众打分排名前列的中国影片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详细分析近年来中国影片在韩国电影市场的接受与评价情况，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下呈现出的大众观影新特点，为中国影片在韩国的进一步推广，总结提炼可参考的经验建议。
一、2018-2019年中国影片在韩国电影市场的基本接受情况
基于对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数据的统计分析，2018年在韩国电影市场排前十名的中国影片，有八部都是国产动画电影《潜艇总动员5：时光宝盒》《豆福传》《萤火奇兵》《金龟子》《小悟空》《极地大反攻》《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熊出没之熊心归来》，仅有两部爱情题材的非动画电影且都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带我去月球》《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类型相对单一。放映总场次2846场，总票房达到2168.22万元，总观影人次489101人，其中观看动画电影的人数达351625人，占比达71.89%，观看非动画电影也就是爱情片的观众人数137476人，占比28.11%（见图1）。
2019年，在韩国电影市场排名前十的中国影片分别是爱情片《一吻定情》《最好的我们》《超时空同居》、动画片《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神秘世界历险记4》《潜艇总动员4：章鱼奇遇记》《闯堂兔3囧囧时光机》、科幻片《流浪地球》、恐怖片《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文艺片《地球最后的夜晚》。放映总场次2046场，较2018年下降了23.34%;总票房达到2803.14万元，较2018年上升29.28%;总观影人次达到587837人，较2018年上涨20.19%。其中爱情题材影片观影人数累计达470181人，占前十名影片总观影人数的80%，仅《一吻定情》一部影片就有428009名观众，占前十名影片观影人数总比的72.81%。相比2018年，2019年韩国电影市场排名居前列的中国影片中既有爱情片，又有动画片和科幻片，还出现了恐怖片、文艺片，类型相对更加丰富多样。但是，必须看到2019年中国电影在韩国电影市场观影人数与票房收入双上涨，主要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制作的爱情影片《一吻定情》的单片压倒性贡献。中国动画类型影片相比2018年在韩国电影市场的表现各方面出现了大幅度下滑。恐怖片和文艺片各有一部影片上榜，但各自占比才1%，在韩国电影市场的影响力依然非常有限。可喜的是，科幻影片《流浪地球》吸引了17637名韩国观众观影，在韩国市场的影响力虽然没有像在中国国内市场一般，但已经可以视作类型影片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见图2、图3）。
从院线传播层面来看，目前韩国的三大院线由CJ CGV，乐天集团LOTTE CINEMA和Mega Box组成，占韩国所有屏幕数量和影院座位的90%以上。“CJ集团下的CGV、Mega Box电影中心和乐天集团旗下的电影院线几乎占领了韩国院线市场，加上当前许多中国的电影公司在影片的国际发行中缺乏对韩国市场的重视，致使许多中国电影未能进入三大院线，因而只能在一些小规模的影厅放映，很难获得好的传播效果。”[4]基于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数据采集后进行的统计，2018-2019年在韩国电影市场排名靠前的中国影片，都有着被三大院线较高的排片放映量，例如，2018年排名第一的《潜艇总动员5：时光宝盒》在三大院线的放映场次总计达到了4360场，排名第二的《带我去月球》仅在Mega Box的放映场次就达到了6023场;2019年排名第一的《一吻定情》在三大院线的放映场次总计达16957场。虽然韩国现在也有支持独立电影的放映联盟，但在排片量与影响力等方面还无法与三大院线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如果想要促进中国电影在韩国的传播，就必须加强与韩国三大院线的战略合作，加大中国电影在三大院线旗下影院的投放量，才能吸引更多的韩国观众。
二、中国影片在韩国接受的特征分析
（一）中国动画电影在韩国受欢迎
动画影片成为近年来最受韩国观众接纳的中国电影类型，这不同于我们对于韩国观众偏爱中国功夫片或警匪枪战片的固有认知。调研发现，在韩国观众眼中，中国动画电影制作精良，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比如《豆福传》中的场景豆村是典型的徽派建筑，影片借鉴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画面定焦技术，通过对每个画面真实的物理景深研究与计算，开发出了专属于本片“豆福”的景深系统。影片将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曼妙多姿的中国画风，动听的中国音乐和皮克斯、梦工厂的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相结合，倍受韩国观众的好评。《金龟子》色彩明亮，造型可爱，制作精良，从昆虫的视角向观众们展示了保護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影片集可爱的昆虫、勇敢、励志、成长等诸多元素于一身，寓意深刻，受到韩国家长和孩子的喜爱。《萤火奇兵》的故事性强，设定的角色具有代表性，台词极具时尚感;自然与科技、传统和现代的结合非常完美。既有拯救朋友、维护家园的大爱，又有细腻柔情的内心表白，很符合韩国家长和孩子们的观影口味。《潜艇总动员5：时光宝盒》所表达出的感情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父母与子女的相处模式很相似，中韩观众可以获得同期共鸣的观影体验。《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具有科学教育性质，顺带普及地理知识的和超声波、压强等科学知识，激发了韩国青少年观众探索科学的兴趣。
韩国信息振兴院专门就中国动画影片及市场的发展做出过研究分析：“一、中国动画产业的宏观环境优秀。二、进入到稳定成长期的中国网络动画产业指向高品质内容。”[5]由此可见，国产动画影片在韩国的关注度较高，获得韩国电影市场的接受认可。虽然，2019年中国动画类型影片在韩国电影市场的表现相比于2018年差强人意，在放映场次、观影人数、票房收入等方面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见图4）;一方面这主要与动画影片的在韩市场投放量有关，另一方面也源自我们自身并没有拿出令韩国观众和市场较为满意的动画作品。但综合来看，动画影片依然是中国电影制作打开韩国电影市场并获得认可接受的万能钥匙和拳头产品，需要继续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
（二）爱情电影以回忆青春、校园恋爱题材最受欢迎
爱情片是在韩国较受欢迎的类型影片，有其特定的观影群体，在中韩观众之间易引起共鸣。在2018-2019年中国电影在韩国排行前五名的影片中，爱情片占到三部。其中，《一吻定情》在韩国创下了近十年来现代题材华语电影的票房纪录，在韩国电影评分网站NAVER上获得了8.5的高分，超过2000人对影片发表了正向评论。影片的成功，一是有经典IP加持，原漫画《淘气小亲亲》已被改编多次，由金贤重、郑素敏主演的韩国改编版《恶作剧之吻》在2010年热映。因此，对于韩国观众来说，《一吻定情》并不陌生，具有较为广泛的粉丝基础;二是韩国观众对偶像影视作品素来偏爱，《一吻定情》自带偶像剧基因，与韩国同题材作品气质相似。影片的服装、道具、场景设置等符合韩国观众的审美;甜蜜浪漫的故事改编，引发了韩国观众对美好青春校园的追忆和对青涩初恋的回味。
多位韩国影评人对《带我去月球》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知名影评人韩载勋评价到：“利用穿越这一素材，将浪漫和復古结合在一起。主人公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分享着曾经的友情，看着这样的场景就会想起以前的我，想起了过去的记忆和朋友们，不禁微笑起来。”[6]影片中男主角穿越回高中之后的生活——街道、校园、朋友一起去游戏厅、嬉笑打闹——都令韩国观众想到了2015年一部大热的韩剧《请回答1988》。这两部影视剧主题都是回忆友情、亲情以及学生时代那些懵懂而未说出口的爱情，青涩而又美好。音乐贯穿整部影片，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也联系了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带我去月球》是已故歌手张雨生的同名歌曲，虽然韩国观众表示并不知道张雨生的歌，但音乐助推他们更好地感受到主人公们的情感。正如韩国清州大学电影学博士贾静指出的，为韩国观众接受的爱情片，情感表达“要最真实，要最艺术，要最具生命力。”[7]
（三）科幻电影崭露头角
2019年上半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冠军《流浪地球》在韩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收益并不算高，主要因为韩国科幻迷并不多，影片的观影人次和上座率十分有限。但是看过《流浪地球》的韩国观众都纷纷点赞，并主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了评论：第一是有好的剧本;二是特效精湛;三是该片以亚洲人为主角的设定，引起了共鸣，更引起了不少韩国观众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思考。此外，影片中的细节设置也令不少韩国观众颇感亲切，尤其是韩国救援队，当他们在影片中用韩语说“地球都要毁灭了，还怎么回家？”时，更令韩国观众入戏。知名影评人李南珍对于影片中所展现出来的想象力大力赞叹：“在太阳老化，地球没落之际，中国作家刘慈欣想到的已经不是拯救谁或牺牲谁，而是将地球整体迁移到太阳系之外。在科幻圈以英美作家们几乎垄断的漫长的历史中，这是丝毫不逊色的独创性的想象力。更让科幻迷们心动的是，独自飘浮在茫茫宇宙中的地球这种孤独的叙事方式，而且本片优美的概念设计和电影特效成功地向观众传达了这种孤独而迫切的命运。”[8]她对这部电影总体评价很高，认为这部电影应该作为韩国科幻电影的榜样来学习。《流浪地球》在韩国的被认可，一定程度上也开启了中国电影迈进韩国电影市场在影片类型方面的一个新路径。
三、中国电影在韩国传播力提升的可行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于观影媒介的选择。2020年，没有中国影片进入韩国院线播放，仅有少数影片如《公主迷案》《征途》《女鬼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馗降：粽邪2》等，通过WATCHA和NETFLIX平台进入韩国观众的视野，但口碑和反响并不理想。
中韩影业都经历着巨大的发展挑战，一些中小影业公司和院线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中国电影在韩国市场的传播与接受必将遭遇更大困难，在提升影片本身质量，尊重电影发展规律，巩固既有中韩影业合作成果的同时，必须打开思路，向影片宣发与传播推广渠道的扩展，影片播映的多媒介转换，加强互联网影业公司合作等多方面开拓。
（一）类型创新，品质优异
若想使韩国乃至海外的观众认可中国电影，就必须先从电影自身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入手。例如《流浪地球》的成功，与其充满创新与想象力丰富的剧本、精湛的特效技术都是分不开的。对于《流浪地球》，韩国观众表达了较为一致好的好评，普遍认为值得看，特效优良，打破了对中国电影的传统刻板形象。再以2018-2019年最受韩国观众关注的中国电影类型——动画影片为例，大多都画面构图精美，人物形象丰满、场景制作精致，内容富有寓意。因此，具有识别力的影片类型，优异的品质保证，是中国电影源源不断被韩国乃至全球观众接受的根基。中国电影若想进一步在韩国乃至全球传播，必须从影片本身的质量着手，加大创新力度，鼓励优秀剧本创作，不断探索并提高电影技术水平，这也是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在韩国推广的根本保证。
（二）中韩合拍，互补共融
正如韩国学者都性希（Do Seong-Hee）指出的“中韩合拍电影要获得成功，最终需要双方高水平的内容、人才、技术相互融合。”[9]中韩合拍，不是简单的后期制作、共同投资或个别人才的合作;仅仅采用中韩两国的演员或是对经典电影进行翻拍亦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实现两国优势资源的互补共融，需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在剧本情节、故事内容等多方面求同存异，并加以创新化的整合。以韩国2012年度票房冠军，中国香港和韩国的合拍片《盗贼同盟》为例：“要实现合拍片的成功，需要平衡电影中对不同文化的舍弃和保留，通过调整主方文化的话语意义及表达模式，以同时满足本土与异域观众的观影要求。”[10]再如2015年的《重返20岁》，就以“一本两拍”的方式，在保留了韩国创意的同时，又由具备深厚文化背景的中方导演执导，最终两个版本不仅大获好评，票房也都不差。由此可见，中国电影若想进一步在韩国传播并得到接受，可以适当采用韩国的导演和演员，但必须从影片本身的质量入手，从两国观众喜爱的角度去呈现影片内容。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两国之间深化建立起的信任互助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加强中韩影业的合作。
（三）积极参与电影节交流，助力文艺片推广
“电影节能够拓宽电影的市场，充当一个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影片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媒介，促进各国电影在该国的传播及认知度。”[11]在中韩影业的交流过程中，釜山电影节发挥了重要的窗口渠道作用，2018-2019年延续发展了这一传统。2018年《雪暴》获得釜山电影节最高奖项;2019年演员姚晨凭借主演热播的电视剧《都挺好》一举获得亚洲内容奖最佳女演员;演员雷佳音则凭借在《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出色表现摘得亚洲内容奖最佳男演员，进一步促进了这两部优秀国产影视剧在韩国的传播，提高了其知名度。由此可见，积极参与电影节交流，依此为渠道而提升影片尤其是艺术电影、演员和导演在韩国的知名度，对于中国电影在韩国的流通推广大有裨益，这也应是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在韩国推广继续坚持的方向之一。此外，“韩国有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专用影院，独立电影发行公司也与这些专用影院一同发展，像Indiestory、Kino eye等公司。可以通过这些发行商和独立艺术电影专用影院，将大陆电影和通过一般渠道很难进入韩国市场的电影介绍到韩国的电影院和电影节等。”[12]毕赣执导的艺术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在韩国文艺片观影群体引起了较好的反响，也为中国文艺片走入韩国影业的视野提供了范例。
（四）加强院线合作，构建网络传播体系
如上文所述，三大院线几乎占据了韩国电影市场排片与观影人次的90%以上。中国电影要想赢得韩国主流观影人群的认可，疫情过后回归常态下的影片放映渠道，三大院线仍应是加强合作的重点。此外，疫情对人们观影模式的影响和改变势必将延续，IPTV/WATCHA/NETFLIX等网络流媒体方式，在疫情之前，早已成为不少韩国观众观赏中国电影的主要渠道;中国电影主动融入网络传播，建构有自身特色的電影网络传播体系成为必然之势。
通过研究发现，韩国观众对于中国影片的观影选择与我们所想象或期待的差别较大，韩国观众看到的影片并不等同于我们所认为的中国电影的典型代表;而且多数影片的评分在及格分之下，这也反映出中国电影整体上被韩国观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都不高。反而，在本土反响一般或是不太知名的影片获得了韩国观众的相对高分认可，例如建立在二次元IP动漫基础上的《快把我哥带走》和爱奇艺出品的网络电影《江湖英雄联盟之暴走士兵》获得好评;而文艺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倍受关注，这与其受到艺术片特定观影人群的追捧有关。《一吻定情》能在网络传播同样被接受和认可，得益于院线推广成功的联动效应。此外《中国机长》《影》得到的相对高分，还是与知名导演、明星参演，以及影片整体的质量上乘有关。优酷出品的科幻影片《最后的日出》获评分数较高，一定程度也与《流浪地球》所开启的中国科幻类型影片的传播影响力有关。WATCHA网络平台的观众评分与反馈，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与院线传播相似的态势，更进一步折射出中国电影在韩国受众的全景面貌。由此可见，构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网络推广渠道，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尤显重要。
（五）夯实“粉丝基础”，把握市场需求
近年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具有“粉丝基础”的影片，更利于韩国观众接受。中国电影可以继续追寻这个思路，对于在韩国广为流行的经典IP或者受欢迎的中国影片，可以抓住他们已有的“粉丝基础”，进一步推出新作品，吸引韩国观众。此外，及时提取市场信息，抓住韩国观众的观影偏好，投其所爱，看准影片需求所向，推进精准传播。比如韩国观众喜爱的爱情题材电影，倍受好评的中国动画影片，以及新近崛起的科幻影片等，应该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进一步拓展韩国电影市场的重点。
结语
2018-2020年，中国影片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既有基于以往成功经验的延续继承，又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和特点。从院线传播与市场接受反馈层面来看，可喜之处主要体现在韩国观众对中国动画影片的较高观影热情和正面积极评价，以及对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硬科幻影片的认可。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还将在一定时期持续在电影产业内发酵，人们的观影方式已经悄然发生着变化。通过IPTV/WATCHA/NETFLIX等网络新媒体方式观影成为更多观众的观影选择，观影媒介方式的改变，又直接影响到了韩国观众对中国影片的挑选和评判，折射出了跟我们自身期待并不尽相同的观影志趣。不少我们自己所认为的能够代表过去几年间中国电影最高水平的力荐影片，并未进入韩国观众的视野。而韩国观众主动选择观看的中国影片，多数获得的评分较低，这也反映出中国电影整体上并未令韩国观众满意的尴尬现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给中国电影在韩国甚至全球推广提出了需要全新思考的挑战性课题，同时也开启了全球影业重新洗牌的机遇。基于近年来所积累的经验，中国电影在韩国的推广更要有基于韩国市场反馈的类型定位，注重品质提升，演员剧本的精选慎用，院线渠道的通达以及电影节的参与等常规模式的推进;同时也要开拓思路，向着以流媒体为代表的网络传播体系的构建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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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特征范文第3篇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核心理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具有历史继承性、现实发展性、时代创新性等特征。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特征，是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认识的基础，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
关键词：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形成特征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理论，是指导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这一发展理论的形成具有历史继承性、现实发展性、时代创新性等特征。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特征，是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认识的基础，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
一、历史继承性
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十分重视发展问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发展思想和理论。科学发展观汲取了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丰富的发展资源，继承了党的发展思想。
（一）毛泽东：以统筹兼顾为主要特征的“赶超”发展观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从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角度指出了发展的重要性，形成了“赶超”发展观。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再有五六十年，我们应该赶过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在毛泽东“赶超”发展思想指导下，1958年5月，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毛泽东在强调“赶超”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发展中的统筹兼顾，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统筹发展思路。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他系统阐述了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关系。此外，毛泽东还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等一系列统筹兼顾的发展方针。在毛泽东统筹兼顾的“赶超”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建立起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把一个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的新中国。
（二）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观。首先，邓小平把“生产力”、“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反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与此同时，邓小平把全面、协调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贯要求。他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但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注意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在邓小平发展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三）江泽民：以创新为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观
20世纪后期，江泽民站在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高度，始终把发展与执政党建设、发展与中化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紧密结合。一方面，他强调要加快发展，我们才能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他又把发展目标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提出发展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此外，江泽民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矛盾动力和邓小平改革动力的思想，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大力倡导全党和全社会发扬创新精神，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推动国家的各项工作创造性地向前发展，把创新作为２１世纪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核心动力，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增添了新的动力源。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2003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表述。这一发展观，继承了我党的发展理论，吸收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统筹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重要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科学的发展理论的代代相传、一脉相承。
二、现实发展性
理论的发展扎根于实践之中。进入新世纪，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改革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明显。科学发展观适应变化的实际，依据发展的新阶段特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发展理论。
（一）深化了发展本质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放在首位。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具有三层涵义：第一，强调发展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物”，明确了发展与“人”的关系；第二，强调“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明确了“人”是指最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第三，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如果说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其发展观都包含有“以人为本”的思想成分，科学发展观则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本质，用新的语言进一步概括和深化了我们党对发展本质的认识，确认了人是发展的最高目的。
（二）强化了发展要义
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发展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正确道路，强化了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系统化了发展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包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它强调的是处理好“中心”与“全面”的关系，解决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发展进步的问题。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它强调的是处理好“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解决发展的均衡和协调的问题。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它强调的是处理好“当前”与“未来”的关系，解决长期的不间断的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针对新世纪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而提出的解决办法途径，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党在新世纪对发展内涵的深化和对发展要求的系统化。
（四）具体化了发展方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人和自然的发展。具体来说，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就是要不断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使世界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在中国土地上实现最佳的结合，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要纠正和克服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而求得发展的片面倾向，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营造优美、洁净、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时代创新性
科学发展观立足于时代，科学判断国际局势、准确把握历史方位，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了治国理政、内政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创新了党的发展理论。
（一）创新了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党的根本执政理念，这一执政理念的提出，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这一执政理念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辩证统一”上。第一，在认识上，发展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主体是指现实的人，客体是指自然和社会环境。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第二，在实践上，总结历史经验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汲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经验，同时，它又着力解决我国当前和今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第三，在过程上，跨越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统一。我国要在今后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集中力量，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代价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又要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把跨越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辩证统一起来。
（二）创新了发展关系
毛泽东时代，主要的发展关系是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十大关系”；邓小平时代，主要的发展关系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江泽民时代，主要的发展关系是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的“十二大”关系；新世纪新阶段，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的发展关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的政绩观、正确的人才观、唯物的群众观之间的重大关系。发展观、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丰富，是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
（三）创新了发展体系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发展体系。科学发展观是以发展为主题的理论创新体系。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形成了包括指导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展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发展内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发展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手段（统筹兼顾）、发展方式（加快自主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更大决心深化改革开放等）、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谐中国、和谐周边、和谐世界）等层次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以发展观为主线的实践创新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树立、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构建起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体系中，科学发展观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其他方面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子系统，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M].人民出版社,1999.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3.
3、侯远长.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发展思想一脉相承[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社科部。作者为该单位副教授）
产业发展特征范文第4篇
摘 要：论文旨在对汉英和英汉交替传译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进行描述性研究。首先基于吉尔（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做出假设，汉语为母语者，汉英传译比英汉传译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亦即英汉传译比汉英传译口语性偏移更显著。然后确定衡量口语性/书面性特征的10项参数，以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的转写稿为例，通过对各参数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交传方向性与口语性/书面性偏移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了假设。为进一步探究其原因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用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和顺应论等理论给出可能的解释。
关键词：交替传译；方向性；口语性/书面性偏移；描述性研究
1. 文献综述
1.1 相关研究综述
口语性特别强调即席发言的意义，是口译的一个本质特征。口语性/书面性偏移这一现象由Shlesinger （1989）首次提出。口语性偏移是指译语的口语性特征比原语更显著，而书面性偏移则是指译语的书面性特征比原语更显著。本文将口语性-书面性偏移视作一个连续体，也就是说书面性偏移增强就意味着口语性偏移减弱。Shlesinger （1989）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并发现英语-希伯来语同声传译过程中，口语-书面语连续体的幅度变窄。该结果表明同声传译的过程会改变一篇讲话的口语程度，也就是说同声传译会将一篇口语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书面，将书面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口语，缩短其在口语-书面语连续体上的变化幅度。鲍刚（2005）也曾探讨过口译的口语性，他的论点和Shlesinger的口译“中和作用”（equalizing effect）有类似的地方，但没有对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作出区分。北京外国语大学周亚楠（2014）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振兴（2015）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分析不同语料，研究了在英汉同声传译中，口译对译语语篇口语性特征和书面性特征的影响，得出了与Shlesinger类似的结论。
既然同传可以使篇章的书面性/口语性发生偏移，那么笔者借此提出问题：对于交替传译来说，是否存在类似的偏移现象？导致偏移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对此，洪磊，王斌华（2011）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汉英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描述性研究》的论文，论述了汉英交替传译中出现的偏移现象，得出的结论表明交替传译中也存在与同声传译中相一致的偏移趋势，并在结语中提出可以就不同口译方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交替传译录音转写稿为案例，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的偏移与其方向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性研究，并探讨导致此种偏移的可能原因。
1.2 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分析使用的参数
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衡量篇章口语性/书面性的特征参数。Shlesinger （1989）选择了四个参数作为衡量篇章口语性的基础，即计划程度（degree of planning）、共享的内容和知识（shared content and knowledge）、词汇（lexis）和参与程度（degree of involvement）。Shlesinger （1989）提出的参数一是计划程度，一般情况下书面语中高于口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书面语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更高且书面语中不流畅的地方较少，而口语不流畅的地方则较多。参数二是共享的内容和知识，口语的理解对语境承载的背景知识的依赖性更大，而书面语的理解对语境中的背景知识的依赖性相对较小。参数三是词汇，一些词汇口语性较强，多在口语中出现，而另一些词汇则书面性较强，多出现在书面语中，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增强或减弱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在分析语篇的口语性/书面性时也应当加以考虑。参数四是参与程度，如果一个语篇越是强调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其口语性就越强。
而洪磊，王斌华（2011）则选取了十个汉、英语共有的、较有代表性的口语/书面语特征作为衡量篇章口语性的标准。他们将这些特征分为两大类：语言表达类和语法类。表达类的口语性特征包括有：有声停顿（filled pauses）；更正（correction）；冗余啰嗦（redundancy）；语气助词（modal particles）。语法类特征包括名词化（nominalization），从属连词（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并列连词（coordinating conjunction），句子结构破碎（broken sentences），插入语（parentheses）和语法错误（grammatical mistakes）。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以及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现场真实语料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交替传译录音转写材料进行案例分析。交替传译中既有汉英方向的传译，也有英汉方向的传译。译员是中国人，为汉语母语者，是一名职业译员。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列出了10项与口语性、书面性相关的特征，并将它们用作研究中衡量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程度的标准。统计这10项标准在交替传译原文和译文的出现频次，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各项标准在译文与原文中出现的频次，从频次变化的显著与否可以看出英汉交替传译和汉英交替传译中分别出现的口语性或书面性偏移，以期探讨交替传译方向性与书面性/口语性偏移间的关系。
3. 语篇口语性/书面性分析使用的参数
以下10个参数为本研究所选取的作为衡量语篇口语/书面性的标准：有声停顿、更正、冗余、语气助词、名词化、从属连词、并列连词、句子结构破碎、词汇和语法错误。
Shlesinger提到的四大参数包含的内容较多，很难进行量化。另外，各参数之间也存在重叠。不过可以在各大参数的基础上细化成具体的可以量化的参数。洪磊、王斌华（2011）选取的参数是英、汉语中共有的，易量化分析，而且与本文研究的问题相呼应。他们选取的10个参数作为衡量语篇口语/书面性的标准，是英汉语中共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笔者旨在研究交替传译方向性与偏移现象之间的关系，选择的参数应兼顾中英文各自的特点。因此，综合Shlesinger与洪磊、王斌华提出的参数得出本文的10个语篇口语/书面性的衡量标准。
对这些衡量标准做进一步概念阐述。有声停顿，通常被视为言语产出过程中不流畅的一种表现，如：“um”，“那个”等。更正，是因为口译员在很快的时间内作出的反应可能出现偏差，此时译员便会改口进行更正。如：“It helps you to help us to..”冗余啰嗦，是当译员想要获取更多思考或反应时间采取的一种方法或导致的结果。如：“Mr. Salami has made it very clear.”语气助词，译员在口语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语气助词，以表达他们的心情或态度，如“oh”， “呢”等。名词化，书面语中大量的名词化使得书面语具有比口语更高的词汇密度。比如说，“congratulate”通过名词化，可以变得更加书面，即“extend my congratulation to you.”从属连词，一篇明显书面化的讲话通常含有许多从属连词，其作用是使得句子结构更加清晰有条理。常见的从属连词包括“since”， “因为”，“就像”等。并列连词，口语中大多的句子都是由“and”，“so”等并列连词连接起来的，在限时的压力下，大多的讲话人在口语都会更多地使用并列连词连接句子。句子结构破碎和语法错误均是衡量篇章口语性的重要指标。词汇，一些词汇具有较强的口语色彩，而另一些词汇则具有较强的书面色彩，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增强或减弱语篇的口语性。“拿任何一种语言的书面语和口语来比较，书面语总是更精密更丰富的。”（胡明揚，1957：27）所以，书面语要求在恰当传递信息的基础上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而且表达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如：相比于“告诉大家”，“透露给大家”书面性更强些。
本文将以上述特征参数作为衡量标准，通过统计比较各个特征参数在原文和译文中出现频次的分布，考察交替传译过程中译语较源语口语性/书面性是否发生偏移。在这10项特征中，名词化，从属连词和词汇（主要指书面词汇）体现书面性，其他7个特征都是口语性的特征。按方向性分为汉英和英汉交替传译两组，译语与源语相比，如果口语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增加，书面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减少，就意味着交传使篇章的口语性增强，发生了口语性偏移；而如果书面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增加，口语性特征出现的频次减少，就意味着篇章的书面性增强，发生了书面性偏移。
4. 交替传译中语篇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实证研究
4.1 研究假设
Gile （1995）提出的认知负荷模型或称为精力分配模式（An Effort Model），最初是针对同声传译提出来的，之后才发展出交传中的精力分配模式。交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理解阶段，也就是听和记笔记，精力分配模式可表示为Interpreting = L + N + M + C. 二是言语产出阶段，模式为Interpreting = Rem + Read + P + C. 当处理能力（Processing Capacity）中听和分析所需的精力增加时，就需要减少笔记量以腾出足够的精力。也就是说，在进行交传时，每一阶段每一环节的精力分配都会影响到口译效果。总结以上两个阶段的精力分配模式并进行简化可以得出一个公式： Interpretation = L + M + P + C. 其中L指聆听并分析的精力；M是记忆精力；P是产出精力；C是协调精力。延续以上思路，比较交替传译中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口译方向，基于以上提出的10个标准，根据Gile提出的精力分配模式，以汉语为母语者聆听汉语，听取，分析并记忆汉语时分配的精力较少，便可以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产出和协调上。因此可假设同样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在汉译英时可以花费多一些精力修饰自己的语言使其变得更书面。反过来说，在英译汉时，目的语与源语相比变得更口语。总结一下就是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4.2 案例分析
用于本研究的案例为2000年在广东举办的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录音的转写稿。笔者转写时根据本研究特点，尽量还原录音的原貌，把讲话者和译员的语气词都进行了一定形式的标注，以便在分析时能够顺利完整地提取出具有书面性或口语性特征的参数，在进行案例分析时也可以清楚地发现各类偏移现象形成的原因。本文所分析的转写稿一共约20个交替传译模块，每个传译模块均包括发言人和专业译员的讲话。这20个传译模块中，11个为汉译英方向，8个为英译汉方向，一共7000多词。
4.2.1 汉译英
交替传译汉译英方向一共分析11个模块。统计了上述10个口语/书面性特征在原文和译文中分别出现的频次后，得出结果如下：
表1 汉英传译口语/书面性特征参数频次变化①
类别
频次 源语 目标语 偏移趋势 显著水平（P）
有声停顿 67 6 0.000
更正 10 29 0.002
冗余啰嗦 10 10 =
语气助词 25 1 0.000
名词化 4 7 0.366
从属连词 5 8 0.405
并列连词 7 31 0.000
句子结构破碎 5 0
书面词汇 1 4 0.180
语法错误 7 20 0.012
各项口语性/书面性特征在原文中的出现频次和译文中的出现频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从更正，并列连词和语法错误这三个特征来看，译文比原文口语性增强，而且变化也比较明显。而从剩下的特征来看，几乎都显示译文比原文的书面性增强，以有声停顿，语气助词两个特征最为明显。这样一来，整个篇章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许多。从某些特征来看，结论符合之前的假设，以汉语为母语者，目的语与源语相比有书面性偏移。而从另外的一些特征来看，目的语与源语相比有口语性偏移。但是，如果将这些特征分成口语性特征和书面性特征两组，且考虑到各参数偏移的显著水平（P<0.05）的话，书面性特征包括名词化、从属连词和书面词汇，三者偏移均不显著。其余为口语性特征，偏移显著的特征参数在源语中频次之和为116，译语频次之和为87。结果表明，汉英传译方向译语较源语书面性增强，发生了书面性偏移。
接着笔者对偏移显著的一些特征参数进行实例分析：有声停顿，语气助词，并列连词。如：
（1）那么也想请王岐山副省长介绍一下广东省在开展这项合作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And the next question is to Vice Governor Wang Qishan on the Guangdong side， what preparation has Guangdong done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ject for the re-organisation fund？
有声停顿这一特征的书面性偏移最为显著，从（1）中来看，是由于源语中有声停顿非常密集，讲话人即兴发言中带有很多的有声停顿如“那么”等，而译语则尽量避免这种有声停顿。源语的有声停顿“那么”有时也会由译语中的“And”代替，and在本文被归类到并列连词，因此并列连词这一口语性参数的频次增加，减弱整体的书面性偏移。事实上，有声停顿“那么”和并列连词and起着相似的作用，那就是缓和说话速度，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再如：
（2）那么，因为这个um人数呢，我们去年呢，是20位，今年是25位。
We notice that last year there are 20 people advisors， right now the advisory board has been enlarged to 25.
大量语气助词“呢”出现在（2）中文发言中，译语则几乎完全避免了语气助词的出现，使得译语听起来更加顺畅一些。因此，结果使得口语性特征频次减少，出现书面性偏移。其中原因可能是译员为了避开发言人不好的说话习惯，将语气助词剔除，使译语听起来顺畅流利，更容易让听众接受。虽然英语中也有相应的语气助词，如“oh”，“uh”等，但是中文原文中的语气助词主要起到舒缓语气，给说话者提供思考时间和引出话题的作用，译员在翻译时只需要达到促进双方交流这一目的即可。如果译员将这些语气助词一一对应翻译过来，将会耽误很长的时间，在口译活动中，译员应该在促进双方交流的基础上尽可能节省时间。
4.2.2 英译汉
汉译英一共分析8个模块。统计了上述十个口语/书面性特征在原文和译文中分别出现的频次后，得出结果如下：
表2 英汉传译口语/书面性特征参数频次变化②
类别
频次 源语 目标语 偏移趋势 显著水平（P）
有声停顿 34 30 0.617
更正 6 7 0.782
冗余啰嗦 4 5 0.739
语气助词 2 74 0.000
名词化 4 4 =
从属连词 13 3 0.012
并列连词 23 5 0.001
句子结构破碎 2 2 =
书面词汇 5 3 0.480
语法错误 8 4 0.248
同样地，各项口语性/书面性特征在原文中的出现频次和译文中的出现频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有三个特征显示译语相比于源语有书面性偏移，两个特征显示无偏移，五个特征显示具有口语性偏移。整体来说，偏移现象比较复杂。但是，笔者同样将其分成两组进行分析，即书面性特征和口语性特征。就书面特征而言，偏移显著参数（P<0.05）在源语中频次总和为13，译语中频次总和为3。就口语特征来说，源语频次总和是25，译语频次总和为79。结果均表明英汉传译方向译语较源语口语性增强，发生口语性偏移。
接着笔者对偏移最显著的特征进行具体例句分析：语气助词。如：
（3）a. Over the past year， um we have worked with the province.
一年来呢我们与广东省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b. We have had meetings with the Guangdong Development Bank.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项目呢重组基金呢是跟发展广东省发展银行做的。
（3）a和b中，英文发言中几乎没有语气助词，而汉译中则出现了大量的“呢”，这也说明之前发言人说话时带有很多语气助词并不是发言人的个人原因，而是有章可循的，这一现象可以用汉语独有的特点进行分析，因为汉语与英语不同，其表达人际关系的手段更加丰富，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语气助词的使用，语气助词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人际关系。在此汉语译文例句中，可以发现“呢”的频繁使用有其特点，即“呢”一般用于不同的意群之间，因为这样能够让听众更清楚发言人想要传达的信息，更好地促进发言人，译员和听众的人际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何译语较源语发生了口语性偏移。值得注意的是，源语和译语中出现的有声停顿“um”次数相当。这样一来，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汉译的口语性偏移。
对偏移较为显著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从属连词。如：
（4）As province described its plans， um we have a variety of di-laboratory scientists um visit the province and went into collaboration with people in university and in industry.
同时呢我们也协助了广东省的一些项目跟计划，我们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有许多名科学家呢来了广东进行考察，他们与这里的大学和企业进行了合作。
（4）原文中使用的从属连词在译文中并没有直接翻出来，译员根据自己理解的语境意义将其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没有拘泥源语的句式，所以从属连词这一特征减弱。此外，鉴于中英两种语言的区别，英文是一种形合的语言，依靠逻辑联结词形成篇章，而中文是意合的语言，从属连词使用频次较少。原文的主语只有一个，而译语三个主语，可以明显感觉到其口语性偏移。
4.3 研究结果
从以上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研究结果与之前的假设相符。微观上看，本文所选择的10个参数在原文和译文中出现频次发生的偏移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并不是全部往同一个方向偏移。不过总体上来说，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进行汉英交替传译时，译语较源语有书面性偏移；进行英汉交替传译时，译语较源语有口语性偏移。谈到交替传译的方向性与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关系，可以总结出，在书面性-口语性连续体上，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5. 对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的归因分析
结合之前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解释以上研究结果。宏观上来看，上文研究假设中采用了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因此笔者试着用该理论解释偏移的原因。从精力分配模式出发推导出，以汉语为母语者聆听汉语，记忆汉语时分配的精力较少，便可以花费更多的精力在产出和协调上。因此同样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在汉译英时可以修饰一下自己的语言使其变得更书面。反过来说，在英译汉时同理，目的语与源语相比变得更口语。总结一下就是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
微观上来看，分析中提到汉译英中有声停顿在源语中特别多而在译语中几乎没有，或者说是转化成了and这个并列连词。该现象仍然可以用精力分配模式解释：有声停顿与and都能够减慢语速，以提供更多的精力用于产出。译员通过增强译文的口语性特征以获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分析中还提到，汉英交替传译中，语气助词“呢”在源语中普遍存在，而译语中几乎没有语气助词，此现象可以顺应论解释。Verschueren（2000）认为，使用语言就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顺应性就是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源语中的语气助词如果照搬到译语中会影响对话的流畅性，不通顺的口译令听众感到费解。而且，语气助词对发言人来说有舒缓语气，争取更多思考时间和引出话题等作用，而译员需要考虑的是促进双方交流，则不用依靠英语语气助词来达到这些目的。综上，译语将语气助词这一口语特征弱化了。另一方面，英译汉中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语气助词和从属连词，英语中无语气助词，而汉语中聚集了大量的“呢”。同时，汉译英中汉语源语也存在大量的语气助词“呢”。从属连词在英文原文中使用较多，而在中文译文中这一特征弱化了。因此，这些现象可以用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来解释。王力（ 1984： 310 ）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提出意合和形合两个概念：“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联结成分并非必要；西方多用形合法，联结成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但这不是说汉语没有形合，汉语中有的一些形合手段在英语中是没有的，如：汉语中的语音重叠和语气词等。因此英语中较少有各种语气词，而汉语口语中就特别容易带入语气词，从而增强其汉语的口语性。此外，英语更多用语言形式手段显性地连接起来，汉语则倾向于通过逻辑关联和意义关联进行连接。因此英语中的从属连词较多，而汉语中这一特征减弱，从而增强汉语的口语性。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对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口译语料所做的个案分析，在对转写稿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交替传译方向性与的口语/书面语偏移现象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表明，在书面性-口语性连续体上，对于以汉语为母语者，汉译英比英译汉的书面性偏移更显著或者说英译汉比汉译英的口语性偏移更显著。笔者试着用Gile的精力分配模式，Verschueren的顺应论，和王力的形合意合理论来解释该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基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提出了创新性的不同见解。Shlesinger （1989）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都曾证明，同声传译会将一篇口语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书面，将书面性强的讲话变得更加口语。洪磊，王斌华（2011）将这一结论拓展到了汉英交替传译中，证明该结论依然适用。但是前人的研究都是基于口译单向的研究，也许是限于时间与精力的原因，没有对口译的方向性与书面性/口语性偏移现象联系起来分析。本研究着眼于交传的方向性与偏移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了其中的规律，希望能对口译研究有一定的贡献，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但是分析的案例有限，需要今后大规模现场语料的描述性研究加以进一步论证该结论。此外，分析的角度可以更加多样化，就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现象，可以研究对除交替传译以外的其他类型的翻译。就交替传译方向性而言，可以探究交替传译的方向性与某些特殊现象间的关系。研究的方向有很多，这需要我们留心观察，增强对问题的敏感性，以获取更加好的视角。
参 考 文 献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ǎchhacker， Franz.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M]. London： Routeldge， 2004.
Shlesinger， M.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s a Factor in Effecting Shifts in the Position of Texts on the Oral-Literate Continuum [D]. Tel Aviv University， 1989.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鲍 刚.口译理论概述[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波赫哈克.口译研究概论[M]. 仲伟合等（译）.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荣 波.口译方向性对译语非流利产出的影响[J]. 现代外语，2013，（2）： 198-205.
洪 磊、王斌华.汉英交替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描述性研究—以两场记者会现场口译为案例[J].中国翻译，2011，（2）： 73-77.
胡岑卉.Gile 的认知负荷模型对口译质量研究的启示—以物流口译为例[J].长沙大学学报，2014，（2）： 88-90.
胡明揚.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关系[J]. 教学与研究，1957，（2）： 27-30.
门冬梅、王一龙.语气助词“呢”在英汉翻译中的应用研究[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82-86.
王 力.中国语法理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王振兴.英汉同声传译中的口语性/书面性偏移—以联合国会议口译为例[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5.
徐 珺.汉英语篇意合与形合的文化阐释[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 26-29.
周亚楠.英汉同声传译中口语性/书面性偏移的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A Descriptive Study of Orality/Literacy Shift in Chinese-English and English-Chines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Based on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D Province
DENG Shuhui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Key words： CI； directionality； orality/literacy shift； a descriptive study
作者简介：邓淑慧，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通讯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邮编510420
E-mail：dengshuhui2015@163.com
（责任编辑：胡德香）
产业发展特征范文第5篇
一、物流业的特征
(一) 飞速增长的物流业务
据相关的数据表明, 我国的物流业务正在飞速的增长中。物流业在满足电商需求的同时正在逐步的深入到各行各种中, 如传统的工业企业、流通企业等企业对物流的需求变多, 大量的物流需求涌现, 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物流业的蓬勃发展。
(二) 物流规模的扩大与费用的增长
物流业务的不断增多, 使得物流行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相应的企业所需支出的物流费用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 企业为了充分保证所运输货物的安全, 相应的服务费、保险费、配送费以及运输费等附加费用也在不断地冒出, 这些附加费用在满足企业需求的同时, 也加速了物流费用的增长。
(三) 物流企业的水平不一
由于我国市场对物流的需求巨大, 面对这一庞大的经济诱惑, 大大小小的物流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涌现, 其中, 一部分的从业者甚至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直接上岗, 因而导致现有的物流企业的质量参差不齐, 水平不一, 严重阻碍了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与壮大。
二、物流业的创新发展
(一) 建立完善的物流管理系统
物流企业作为我国物流业的主导, 主要从事运输与信息两个方面, 这其中又涉及到了多方面的管理问题, 包括了对企业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的管理。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当下, 物流企业应主动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用到物流业中, 促进物流行业信息化、科技化、现代化的发展。但是当下的物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如运输资源非配不均、运输沟通困难、以及空置仓库浪费租金等问题。此外, 物流企业与货主企业之间也存在许多的摩擦和问题, 这些都是阻碍物流业发展的因素。
为此, 物业行业的从业者, 应从问题的根本出发, 清晰认识物流企业的物流服务和货主企业的物流服务, 区分二者间的不同与相同之处, 准确掌握物流业的服务属性, 加强对旗下员工的管理和培训。同时, 物流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物流管理系统, 可以适当的从已经成功的物流信息平台中吸取有效的经验, 之后再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方向, 以及所踏足的行业特征, 利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来建立符合企业自身发展与市场需求的物流管理系统, 同时还可以有针对性的对物流服务进行创新, 建立“供产销”一体化的新型物流系统, 积极顺应当代经济发展需求和物流业的创新发展需要。
(二) 发展绿色物流
物流运输主要是交通运输, 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产生能源的消耗, 影响周边的环境。因此, 物流企业必须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规定来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并将物流与保护环境相互结合起来, 共同发展。
(三) 重视运输设备
运输设备作为物流业发展的根基, 物流企业必须加大对运输设备的重视力度。物流企业根据企业的发展需求, 选择陆运、空运或者水运, 来配备相应的运输设备, 保障配备的运输设备的专业性, 确保其能够满足企业的物流需求。这就要求企业在对运输设备进行采购时, 必须规定一套详细的采购制度, 建立与运输设备相匹配的标准化管理制度。同时, 物流运输工程中所需的运输设备与相应的硬件配置的调整和处理, 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来执行。另外, 与运输设备对应的物流管理系统, 也必须遵循相应的标准来建立。
(四) 加强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
本文在前面提到过, 我国现有的物流企业存在水平不一, 且从业人员缺少专业培训等问题, 而且与国外健全的物流体系管理相比, 我国并未建立与物流业相关的专业培训课程和从业指导, 加上我国每年从国外回流的物流专业人士较少, 这致使现有的物流专业人才完全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情况, 我国应积极主动从国外引进物流专业人才, 健全物流教育体系和培养体系, 必要时可以与一些高校开展合作或开设与物流相关的专业, 着重加强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进而为我国物流业的长远发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 为了更好地顺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市场物流需求, 我国的物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特征来进行创新发展, 进而有效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带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摘要：随着电商业的蓬勃发展, 与之相关联的物流业也随之不断壮大, 且俨然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 物流业在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时, 也有效的带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 本文从物流业的特征及创新发展入手, 详细分析了物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物流业,特征,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颁奖[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8 (24)
[2] 李静宇.拥抱中国物流40年[J].中国储运.2019 (01)
[3] 魏贵军.高质量成物流业发展的突出特征[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8 (24)
[4] 闻笛.回顾总结展望——物流行业召开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座谈会[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8 (24)
[5] 中國物流与采购[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8 (22)
[6] 狐承志.规范物流法律体系促进物流经济健康发展[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8 (23)
产业发展特征范文第6篇
1.1 勃兴时期
科技历程进步推动的图书馆情报事业源于19世纪, 由于科技的进步、教育的发展, 大学图书馆也纷纷建立, 从根本上冲破了封建社会藏书楼的旧模式, 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
1.2 停滞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 世界图书馆事业进入了调整时期, 由于社会经济与技术的种种因素使得图书事业出现了难以琢磨的时期, 图书情报事业的研究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
1.3 发展与变革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 信息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图书情报事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信息环境发生的根本性变革, 信息存储数字化与信息传递网络化和商业化信息机构的现代信息服务体系迅速兴起。
1.4 进入信息化时代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文献资源走向信息化。图书馆情报演变成了信息资源的建设时期, 被称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2 网络图书情报的特征
2.1 图书馆学情报研究的革新与发展受信息技术影响较大
现代信息技术是电子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等多种技术的综合, 计算机技术大大提高了人类生产、加工、存储和检索信息的能力, 通信技术扩展了人类获取和传递信息的途径;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的信息技术相比它对图书情报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 信息的记录方式不再是模式的和线性的, 而是数字化、非线性的。
2.2 网络情报的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存储与信息组织的网状化
图书馆的基础是书刊文献信息资源, 而网络情报的基础是数字信息资源。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 反之社会的进步又促使信息生产量的飞速增长, 网络的普及和电子出版物等新型手段使得信息的发布和使用更便利。这样的形势对网络图书馆来说, 信息的收集费、外理费和存储费也相应不断增大。从图书存储信息的度量单位由K B、M B到GB、TB至PB就是一个网络图书馆拥有海量存储的好例子。
2.3 信息检索智能化与网络图书情报传播的网络化
目前, 传统的网络图书情报服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图书馆利用因特网为各类读者提供不同的网络化信息服务已成为当前趋势。网络图书馆的信息可用超文本技术使信息互连, 把网络以目录的形式组织起来。使用户更能按目录浏览。而利用传统的方式查询是远远不能解决在网络图书中正确、准确查询信息问题, 只能借信息检索的智能化来解决。
3 网络图书情报的发展趋势
3.1 规范化的受控语言继续存在和发展
当自然语言开始应用与检索的时候, 就有人提出规范化的情报检索语言寿终正寝, 当网络时代到来时, 特别是面对因特网海量的信息, 查全率已不是有效衡量检索的指标, 而检索率却显得无比重要。规范化的检索语言将是保证检索率的重要手段。
3.2 分类语言主题、主题语言和自然语言将一体化
分类语言和主语言作为两大规范语言体系, 结构、功能上有较大差异, 由于检索语言结构功能的优化, 分类语言和主题语言经历了一体化的过程, 称之为分类主题一体化。规范语言和自然语言在标于检索中采用了两个不同方式也各有各自优缺点。实现分类号、规范化主题词和自然语言入口词汇的相互转换, 实现这一目标将有利于推动自动分类和自动标引技术的运用。
3.3 自然语言技术将广泛应用并不断优化
规范化情报检索语言将继续存在和发展自然语言与情报语言的一体化, 但并不排斥自然语言检索技术的优化和推广应用。在一个检索系统中可以并行使用情报检索语言和自然语言, 称之为“混合系统”。也有一些检索系统独立使用自然语言检索, 称之为“自然语言系统”。
3.4 情报检索语言电子化、网络化
情报检索语言利用电子计算机编制与管理技术已发展成熟。如今绝大多数的分类表和词表都利用计算机辅助编制, 实现了编、管、用一体化。即使是传统的情报检索语言都有电子版, 这不仅使情报语言编制与维护的工作量大量减少, 而且更加科学, 更加合理, 更主要是电子版的情报检索语言易于与计算机结合为一体。
3.5 自动标引、自动分类技术不断完善并已实际应用
自动标引和自动分类技术还停留在实验室中。尽管如此, 对自动标引和自动分类的研究却始终没有停止。随着技术的发展又有了更强大的需求推动力, 已有迹象表明, 自动标引、自动分类技术与搜索引擎技术结合将有良好的前景。
3.6 情报检索语言国际化、标准化、兼容化。因特网把世界各地的距离缩短了, 世界变成“地球村”
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已经成为时尚。在这种背景下, 情报检索语言的国际化、标准化、兼容化日显重要, 有利于消除网络信息检索的障碍。尽管如此, 情报检索语言的国际化、兼容化取得了许多不可忽视的成就与进展, 但面临新技术, 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4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发展趋势与对策
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信息需求的特点是:知识信息需求的全方位与综合化, 知识信息需求的开放化与社会化, 知识信息需求的电子化与网络化, 知识信息需求的集成化与高效化。社会的需求促使信息机构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向信息增值型、信息产业化、信息服务化、精密化发展。传统图书馆, 文献收藏的数量, 对图书馆服务方式是以面对面的读者借还图书, 提供口头咨询为主。现代图书馆, 拥有掌握和利用电子技术的水平和专业人员, 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不受馆藏的限制, 对图书馆的服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图书馆的服务已经开始以远程通讯的网络应答式提供。
从总体上, 图书馆的服务模式的转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图书馆的服务观念:从“读者服务”转向“协调、合作、共享”。
图书馆的服务形象:从热情、周到的“服务员”转变到迅速、方便的“信息导航员”。
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发展方向: (1) 利用图书馆的整体化优势进行图书馆网络的优化组织与协调, 使因特网的信息服务功能在图书馆网络化服务中充分实现。促使因特网上的电子信息资源成为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 (2) 强化网络条件下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实现网络资源配置的优化, 网络信息资源的二次开发与综合信息服务。有计划、分期分批建立不同类型的数字图书馆。促使更多的有中国特色数据库在网上服务。 (3) 加强与世界各国图书馆网络化服务的国际合作, 学习先进国家的信息技术, 熟悉和掌握各国的信息资源的特点。加强与世界各国图书馆在信息服务方面的合作, 加快中国信息资源数据库的建设, 向全世界展示中文信息。把世界上更多更好的信息介绍到中国, 更好地为我国的读者服务。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网络时代的到来, 图书情报的工作也步入网络图书情报时代。从网络情报的基础理论来讨论其发展趋势以及在中国的发展现状。网络图书情报是高科技知识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 只有继续对网络情报工作进行研究和深入的实践, 才能使我国立足于信息网络图书情报的强国之林。
关键词：网络,图书情报,信息技术
参考文献
[1] 景海燕.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学的发展[J].图书馆现代化, 1998 (3) :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