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地方产业集群;耦合治理;集群升级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形式，成功演绎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然而，虽然产业集群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产业组织形式，但集群也并非没有风险，一些曾经给地方经济带来繁荣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或后退，我国很多地方产业集群普遍呈现出技术创新能力和动态适应性不足等问题(王云平，2006;胡大立，2007;蔡宁等，2011)。产业集群作为具有多重联结的网络组织或“平滑空间上的粘滞点”(Markusen，1996)，不仅有着自己的效率范围，而且其效率优势的发挥和协同效应的产生只有在有效的治理框架下才能得以实现。集群治理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和产业集群进入新生命周期阶段的实践背景下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现实出发点始于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升级更新的迫切需求。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的现象。集群内外耦合治理是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多层次空间中各类主体联结的结果，由地方生产与社会网络胶合在一起的地方产业集群，面对全球的挑战和机遇，从企业、政府到整个社会力量的动员形成一种合力，构成一定的响应机制，对全球性力量作出回应以及积极的和主动的拓展。从我国部分地区传统产业集群成功升级的经验来看(浙江的拉链和打火机产业集群、广东的家电产业集群等)，集群内外良好的治理条件与耦合以及系统性的创新是不可或缺的。基于以上事实，本文在产业集群治理与升级文献回顾和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遵循集群内外部耦合治理的思路，对产业集群内外部耦合治理的结构维度和演变过程进行深入刻画，并以南通家纺产业集群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来探寻地方(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
二、有关产业集群治理与升级的文献评述
学术界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集群治理。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网络治理和价值链治理两个层面展开。其中，网络治理研究视角偏重于集群区域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协调，强调集群内部治理;而价值链治理视角所构建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框架，则较多地关注地方企业和外部(国际)经济的联系，强调外来力量作用下的集群外部治理。本文也沿用这一逻辑，将地方产业集群治理清楚地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类。
关于集群内部治理的研究相对比较分散，主要包括：(1)集群内部治理的内涵;(2)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比较;(3)内部治理类型与机制等。而集群内部治理与其升级之间的关系则鲜有涉及。最早将内部治理和升级联系起来的学者是Brusco(1990)，他将意大利集群区分为靠自发增长的产业区I、需要地方和区域的公共和私人部门支持创新的产业区Ⅱ，这种区分在20世纪80年代Baden-wirrttemberg地区也得到了实践印证。之后，Meyer-Stamer(1998，1999)比较了巴西Santa Catarina州的陶瓷和纺织集群，发现由于陶瓷集群因加强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克服了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而实现了升级;相反，纺织集群因未联合地方而没能升级。接着研究者们对4个发展中国家(印度，Knorringa，1999;巴基斯坦，Nadvi，1999;墨西哥，Rabellotti，1999;巴西，Schmitz，1999)产业集群的调查发现，尽管面临着不同的升级挑战，但是产业集群中加强了合作的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绩效。换句话说，通过产业集群网络的内部治理有利于其实现升级。李世杰、李凯(2005)提出，集群中具有彼此协商和共同参与色彩的组织间契约是集群治理的主要工具。张杰、刘东(2006)关注了核心企业对本地集群网络治理的主导作用。杨慧(2007)则引入制度变量，试图揭示集群治理机制与其网络结构的内在关系。汪斌等(2008)认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结构对集群的升级有显著影响，即使嵌入同种治理模式的全球价值链，集群所表现出来的升级路径及模式也明显不同。
外部治理主要是指全球价值链(GVC)治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集中，大部分文献都认为GVC的治理结构对集群升级的有重要影响。Humphrey和Schmitz是较早开始研究且影响力较大的学者，他们根据GVC上不同主体间权力对称程度的不同，把GVC治理模式分为市场型、网络型、准科层型、科层型四种类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及演绎推理，总结出不同治理模式对集群升级的影响。Weijland(1994)认为印度尼西亚那些通过中介与外部市场联系的集群比那些没有联系的集群有更高的收益;巴基斯坦和巴西的集群研究显示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产品和工艺升级的重要性(Nadvi和Schmitz，1999);Gereffi(2002)认为，领先企业(主企业)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力能帮助地方产业网络实现阶梯式的“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这四种升级方式也能反映GVC下各类地方产业集群的具体发展轨迹);文嫮、曾刚(2005)的一项实践性研究发现，全球IDM公司的外部价值链治理行为对浦东IC地方集群的显著影响。张辉(2005)依据GVC中行为主体之间的协调能力高低，探讨GVC下的地方集群治理模式，指出地方产业集群是沿着GVC向上升级的。刘志彪，张少军(2008)提出中国要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不能只在既有的GVC中逐步攀升，更应该通过价值链延伸，将GVC转化为国内价值链(NVC)。吴波(2010)基于绍兴纺织集群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GVC嵌入不仅直接作用于企业的功能升级，还通过影响制造能力提升来间接影响企业的功能升级。
目前，GVC的文献重视外部联系而忽视集群内企业之间关系的治理，而内部治理的文献重视集群内企业之间关系治理而忽视外部联系。事实上，产业集群的升级是内治外功共同作用的结果，将两者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升级。然而在现有的集群治理理论建构过程中还没有将GVC理论纳入进去，集群治理的边界及升级大多还仅限于集群内部。从根本上来说，产业集群的升级过程是内部集群的内部治理关系协调和在GVC中向附加值较高的各个增值环节递进。因此，集群内外部治理相结合会形成更加多样化的集群升级路径。目前，中国很多地方产业集群纷纷陷入两难困境：嵌入GVC可以利用国际大买家的部分技术转移获得短期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然而企业间联合行动的缺乏使集群产生集体非效率，直接导致产业集群在GVC中缺乏谈判力量而陷入长期被俘获的境地，缺乏长期的升级空间;嵌入国内(地方)价值链(NVC)则减少了对国际大买家的依赖而有较强的自主性，且企业具有联合行动的激励，然而市场的分割和竞争的激烈再加上产业集群内企业较小的规模无法承担自主创新的风险，因而其升级路径也存在种种障碍。
三、产业集群治理的架构及其升级愿景
(一)集群治理的基本架构
在上述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产业集群治理是集群升级的参与者协调集群内各种组织、整合集群力量，采取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借以形成和维持集群竞争优势，促进集群升级和发展。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是集群内各种行为主体共同博弈的结果，是一个通过各种权力分配和协调机制向良好的治理结构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良好的集群治理结构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的灵活性及集群系统的运行效率(Propris，2001)。产业集群治理结构也决定了集群治理过程的复杂性(朱华友、丁四保，2006)。在借鉴杨树旺等(2008)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构建一个以企业网络、集群代理机构和地方政府为主要行为主体的集群内部治理结构(见图1)。
企业网络治理是产业集群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产业集群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集群企业(包括供需企业、竞争企业、互补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之间的各种协调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Hollingsworth等(1990)把行业协会看作是一种治理方式。一方面由于合约的不完善和法律不完备导致传统的治理成本比较高，而另一方面由于声誉机制造成信息传递和扩散问题，容易导致信息失效。在产业集群治理中，行业协会主要有三方面的任务：一是协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二是“裁判人”，如通过建立正式裁判机制，解决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纠纷;对机会主义成员实行强制性处罚;对违规员工实行行业内惩罚等。三是为集体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法律援助等服务。地方政府治理是指在集群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在约束条件不断改变的情况下，以地方政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体系不断转变政府职能的动态过程。产业集群地方政府治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向行业协会分权，把不应该由政府行使、不适合政府行使的职能交还社会。其次，地方政府治理还可以通过组织开展研讨会、企业家见面会等非正式形式展开。再者，在产业集群升级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治理还体现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维护市场秩序、防止集群内企业恶性竞争和抵御市场风险等方面。
上述集群治理主要指集群自身的内部网络治理，不包括价值链治理。加强集群的内部治理，可缓解集群内同质性企业的无序竞争，加强集群内部企业的合作，这是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重要升级路径。集群内部治理固然十分重要，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单方面强调内部治理，而忽视GVC的嵌入、攀升和外部联系、对促进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都是不够的(应保持集群网络的动态开放性)。我们必须在充分认识两类治理模式差异的基础上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从地方产业集群自身的特性出发，在实现有效的集群内部治理的基础上，寻找正确的路径嵌入到GVC(集群外部网络)中去，并利用GVC治理带来的机会克服其障碍，共同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发展。因此，表现为如下的升级愿景(见图2)。
(二)集群内外耦合治理及其动态演变
地方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网络，结点间的互动是网络产生协同效应的推动力量。网络具有动态演进特性。复杂网络中的局部互动关联性，涌现出网络整体上的动态演化行为模式，而且各种各样的复杂网络相互连接起来，以复杂的耦合方式进行互动并影响各自的行为模式。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要挖掘区域的内部资源和强调内部联系，更要获取外部资源和注重外部联系。在考虑集群网络动态演进的基础上，集群内部和外部治理的耦合不可或缺。对GVC下的地方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不论是外部置入还是本地嵌入，总之进入GVC有利于地方产业集群得到快速的提升，尤其在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方面绩效明显，但在功能升级与链的升级方面，以及对GVC的主导者产生威胁方面，地方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会面临种种外部障碍。所以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内部的“本垒”功能作用将会进一步凸现出来。我们认为，集群内外耦合治理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一般经历三个动态过程：起步与推拉发展、突破与持续成长和成熟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与推拉发展阶段。集群内部的主导企业开始将网络优势和GVC优势相结合，带动集群发展驶入“快车道”：一是GVC的主导者会指导和帮助集群企业在产品质量、从订单到交货的时间周期、运输的及时性、生产弹性甚至创新设计能力等方面迅速提高;二是进入GVC的地方产业集群会在外部治理的压力下作出内部调整和响应，推动集群发展。在此阶段，GVC治理是拉动集群产业升级的主导力量，由于集群内外治理的耦合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和“波及效应”使得集群整体能力得以提升。但当集群真正嵌入GVC后，GVC的主导者会在价值链高端环节或自身核心竞争环节设计种种障碍，阻止来自发展中国家集群内部企业的升级。从产业升级的四个方式而言，一般在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方面设置障碍。这一阶段对地方产业集群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阶段。
第二阶段，突破与持续成长阶段。发展战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厘清外部治理的地域差异，并从控制最为薄弱的地域类型人手——一般是国内市场，也可能是GVC控制较松的国际低端市场，培育集群产业新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与销售、设计与研发环节)和促进集群功能性升级;二是从顺应GVC治理转向主动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网络，并积极实现从内向国际化向外向国际化的发展转型。在一些突破型产业中，地方拥有更多的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机遇，价值链可以由发达国家的买家驱动转向集群生产厂商驱动。这一阶段关键在于扭转集群的竞争机制——是同质化低价竞争，还是差异化创新发展。如果地方产业集群内外耦合治理失败，将面临持续增长乏力或被全球其他集群或生产基地替代的风险。这一阶段对集群而言是压力最大的阶段。
第三阶段，成熟与稳定发展阶段。在经历上述两个阶段后，产业集群通过不断地内外调适和加大创新力度，实现功能和链的升级(OEM-ODM-OBM)，全球化地进行品牌运作，产业集群整体进入高端环节，成为国际化的高端地方产业集群，真正建立起以自己为主导的GVC和NVC双重分工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阶段成为很多地方(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美好愿景，但需突破重重障碍才能实现。尤其是要着重解决好内部网络和外部价值链的交互耦合治理，将集群网络的内生优势融入到全球产业网络的变化中，并保持集群耦合治理的持续性，充分发挥集群内部企业的集体效率和与国际大买家的价值博弈(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机制)，牢牢地把握产业发展与升级的主动权。
四、南通家纺产业集群的例证
南通家用纺织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主要分布在所辖的海门、通州两个县级市境内，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家纺产业目前是南通竞争力较强、发展前景看好的特色板块经济，有着很强的产业集聚度，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从面料到成品生产以及配套产品)，并依靠全球化契机，成功地融入了GVC。经过多年的努力，南通已形成了两个闻名中外的家用纺织品专业市场：位于两个县级市交界的海门三星叠石桥家纺市场、通州川姜镇志浩市场，从起初的农工贸产品集散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国内最大的家纺批发市场。2010年，南通市家纺产业总销售额接近600亿元，生产产值超过800亿元，占到全国家纺行业的10%左右，各类家纺生产、销售企业近2000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1500多家。南通家纺产业在实现外向型发展中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出口规模大，还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300余家，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是南通家纺发展的两大拉动力量。
(一)南通家纺产业集群双重价值链嵌入及其耦合
GVC塑造了市场准入，即使发达国家拆除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也并非可以自动获得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因为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嵌入的价值链往往为少数生产者或购买者所控制。为了达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目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首先需要进入那些领先企业主导的GVC。但作为传统产业集群的代表，南通家纺产业集群也具有典型的同时嵌入双重价值链的特性。
1 进入GVC方式的演变。起步阶段，南通家纺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最初进入全球市场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外贸公司和参加会展，一些能力突出的企业的主要业务是承接国外订单，为国外具有知名品牌的国际大买家进行代工生产。国外一些知名品牌，直接对南通家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下订单，并且在技术、图案等方面进行指导。另外，在环保染料、浆料、助剂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规范，使其达到Oeko-TexStandard100环保质量认证。在参与GVC过程中，通过进行代工，一方面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又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相对于其较低的劳动投入而言)。而且，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家纺贸易中的流通环节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速度大大提高。一时间，南通家纺产品纷纷现身于淘宝网、拍拍网、阿里巴巴网等各大网站。根据对罗莱、宝缦和凯盛等几家大型龙头家纺企业(集团)的调研，企业平均通过电子商务实现贸易接单的比例达到45%～50%，这一比例在众多中小型家纺企业中会更高。因此，GVC治理模式使家纺产业集群重视产品的“绿色”和“保健”功能。
2 南通家纺产业集群实现了GVC和NVC的耦合。这种耦合主要是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环节主要在国内，而其营销环节主要在国外的融合模式。目前，南通家纺年出口规模超500万美元的企业近50家，这也意味着这种耦合正在成为南通家纺产业集群的主要治理模式，其基础是基于均衡型的市场网络关系。然而，面对不同的市场，这种双重模式下的集群(价值链)治理关系和升级方向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从而形成集群内企业的不同内部关系。
(1)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NVC和GVC的融合，其销售市场主要是非洲和亚洲等欠发达国家。这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消费水平和档次都相对较低，因此对产品质量要求也较低，且没有形成任何品牌。国内企业在这种GVC和NVC的融合中，关键在于发挥其规模经济从而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以此来获利;企业较多关注工艺升级，而较少考虑其产品升级问题，从而在产品的面料选取、图案设计等方面缺乏投入，导致家纺产业集群中出口产品成为劣质产品的代名词。
(2)以中高端产品为主的NVC和GVC的融合，其产品主要面临的是高端市场，这种对于高端市场的嵌入，本质上取决于其产品的升级。这一方面体现在其对产品质量的投入，如面料、设计、环保等参数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品牌的经营和建设。目前，南通家纺产业集群虽然拥有“罗莱”、“紫罗兰”、“宝缦”等品牌，然而在出口家纺产品中，品牌优势尚未建立，在国际市场上仍以中低档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较低。长期以低成本作为出口的主要竞争力受到国内要素价格上涨的限制，且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较大的冲击。因此，如何更好地实现NVC和GVC的对接，实现产品和链条的升级，成为南通家纺产业集群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内部治理对外部治理的呼应与产业升级
进入GVC的地方产业集群可以获得快速的提升，但持续的发展仅仅靠外部联系的加强显然是不够的，建立有效的内部呼应机制以及对内部关系的治理一样非常重要，这也是地方性产业集群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并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
1 专业化市场的带动作用。相对于其他传统制造业集群来说，家纺产业集群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专业化市场的带动作用。叠石桥家纺市场、南通家纺城带动了以床品为主的海门三星镇、通州川姜镇家纺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以罗莱、宝缦、凯盛等为代表的南通本土家纺企业也逐步成长起来。由于专业化市场双边交易平台条件下本土家纺企业的市场并不是唯一依赖于来自掌握国外销售终端渠道的国外采购商，很多企业在国内本土市场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专业化市场中的家纺企业具有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切换”而不仅仅是被“锁定”的发展空间。在这种NVC中，企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价格、质量以及交货的灵活性，但创新和设计是其最关注的方面，他们希望自己能提供原始设计和独立的创新，从而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升级。一方面，嵌入NVC主要是企业专注于本国市场开发，从而形成较为均衡的市场网络关系，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从而共享价值链的收益。这种合作不仅仅体现在国内购买者与企业之间，还体现在家纺产业集群内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另一方面，这种NVC还体现在部分企业作为发包者，本身具有更低级的小供应商。这种基于国内循环的NVC虽然部分具有GVC的准等级制的特点，如次级供货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其“俘获”，但由于企业都属于本地企业，在技术指导和溢出方面较GVC而言更为容易一些。
2 产品同质所诱发的低价竞争。一个产业的进入门槛低，容易引起激烈的价格竞争，使产业发生过早的退化。家纺产品由于自身特点，无论是规模要求、资金要求、技术要求等方面都不高，再加上南通的纺织业传统，行业进入门槛非常低。当然，进入门槛低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基础，使众多企业得以出现而形成整体规模，但同样，也是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原因。产品同质化是企业竞争的大忌，同质化必然引发激烈的以成本为基础的低价格竞争态势。目前南通家纺产业的同质化不仅出现在家纺成品方面，在面料生产企业中，相互模仿、复制也同样存在。反映在成品上，样式、花色和面料都大同小异，结果是产品同质性更加严重。当然，有序合理的竞争有利于企业创新和效率提高，但同样存在不利影响，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价格竞争是主要手段，依靠低价格获得市场，在产品质量上没有保证。加上自身没有研发能力，只能模仿同行企业产品，造成产品差异化程度很低，进一步陷入价格竞争的漩涡。
在全球化背景下，集群内企业之间相互压低价格，激烈的价格竞争不利于长期出口。在南通家纺出口的产品中，相当比例的为中低档产品，大多是没有品牌或为国外企业贴牌生产。低价格遭受到反倾销的案例在国内数不胜数，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集群内企业之间价格竞争过于激烈。而且，由于企业间合作少，缺乏协作交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完善，仿制盛行，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差异化发展战略难以施行，集群整体被“低价竞争机制”锁定(张辉，2005)。在融入全球化生产的早期，依靠价格优势打开国际市场是必经的阶段，但要获得长期发展，必须在产业升级方面做文章，在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依靠非价格竞争和企业之间的协作等方面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
3 行业协会维权和政府的守护
面对国际大买家的“俘获”，面对内部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南通家纺产业集群的发展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挑战的成功应战中，有两大主体扮演了重要角色——龙头企业和政府。首先，嵌入GVC获得巨大收益的是集群内部的领先企业，在集群的初始发展阶段，只有少数的领先企业具有达到国际市场各种“门槛”的能力，中小企业分享了参与集群内部分工的部分收益。其次，在仿制和技术溢出方面，集群内部的中小企业是所得利益者，领先企业相反。因此，集群治理所需要采取的集体行动发起者注定是集群中的领先企业，领先企业也往往是集群中的“权威”，所以其能够发起集体行动和胜任起领导的角色。我国的文化传统和转型发展阶段的政府管理，决定了我国当前地方产业集群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动力框架(见图1)：政企互动，企业发起，协会呼应和支持。作为政府和企业的纽带和桥梁，行业协会在南通家纺产业集群的协调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近三年来，南通家纺国内外市场业绩稳步增长，这一成绩的取得与行业协会维权创新和服务引导的力度、政府部门的支持(缓解政策瓶颈和制度约束)和企业自身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南通家纺产业集群的治理是以行业协会为平台，以问题为导向，以媒体舆论宣传形成共识为基础，公共管理的多部门相互协作采取行动。
五、结论与启示
在本文的理论部分，提出了内外耦合治理下集群升级的三个作用阶段。结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南通家纺产业集群已经基本走过第一阶段，正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在第一阶段中，南通家纺(龙头)企业凭借优越的集群环境，获得了产品成本的、即时生产的和初步的创新设计竞争优势，成功进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并在GVC治理中获得快速的产品升级。但由于内部竞争的无序，引发集群内部治理的增强，两者共同推动了产业升级。在针对几家龙头家纺企业的调研过程中，以下调查问题可以作为经验性证据：一是问“进入全球市场后，与地方配套企业的关系(协作与外包)是增强还是减弱”，回答增强的为86%;二是问“行业协会维权后，企业外部合作增加了?”，回答增加了的为75%;三是问“电子商务平台的建立是否有利于企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国内外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作肯定回答的占90%左右。这三方面都表明，在集群内外耦合治理作用下，集群的供应链变得更加紧密，并由此推动集群的升级。集群外部(GVC)治理提升了集群企业的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这一成果通过集群的技术扩散，使得全球采购商的选择范围扩大，集群内部竞争激烈，加以GVC主导者对集群企业在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方面的阻挠，所以在第二阶段中，集群产业升级的动力主要来自集群内部——尤其集群内部的成功治理。南通在2005年8月以来的“行业协会”牵头的集群维权治理，揭开了内部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创新的序幕，集群的进一步治理将在集群更深层次的互动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由“重生产”向“重研发”转向，以及集群内部的领先企业在营销与售后服务功能上的提升。
本文认为，地方产业集群升级需要内、外的双向作用，而这两种力量在产业提升进程中，不是始终一致的。文章提出了内外耦合治理下的集群升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由于案例的发展与研究时间还较短，三个阶段的实证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后续调查研究。但需强调的是，无论集群升级处于哪一阶段以及最终能否成功实现，都取决于集群内外耦合治理的程度。家纺产业集群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很多地方(传统)产业集群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基于GVC和NVC耦合治理来实现集群升级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的不二选择，其实质就是实现这种集群内部网络和外部价值链的有效对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技术水平的提高;第二是区域品牌的建设。㈤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家纺产业集群内充分发挥集体效率。就目前而言，南通家纺产业集群在面对国内外环境快速变化大背景下，首先在内部治理上，行业协会和政府的作用应能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并加大服务创新和支持力度。在外部治理上，集群应加大研发设计和品牌运营，以更高端的方式嵌入GVC，掌握集群升级的“自主权”，并适时把握本行业价值链的动态调整机会，开辟新的租金来源，实现“功能和链的升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国内的家纺需求市场发展前景也很可观，因此对于南通家纺产业集群而言，在注重全球市场的同时，也必须具有动态的战略眼光，注重国内市场的培育，这也正是产业集群内部与外部耦合治理的应有之义。此外，政府应突出生产性服务业等高级要素的投入与市场发展，加大与集群内企业及行业协会的沟通、协调，在对国内外两大市场进行协同定位的基础上，注重双重价值链的市场化耦合与对接，并制定有效的政策促进工具，使得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与治理方向形成动态匹配。
责任编校：一诺
产业集群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从长株潭产业集群生态建设的现存问题,指出发展循环经济对长株潭产业集群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并提出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长株潭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战略思路。
关键词:产业集群;循环经济;生态化建设
随着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正在迅速发展,产业集群的程度越来越高。长株潭城市群有独特的产业集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在长株潭产业集聚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关键。
一、长株潭产业集群生态建设的现存问题
长株潭地区位于湘中偏东,地处我国南方“十字路口”的枢纽位置,是湖南经济最发达、科技实力最雄厚、城镇最密集的地区,素有“金三角”之称。长株潭一体化中产业集群发展保持强劲势头,对在中部崛起中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许多的生态化问题,主要表现以下两个层面:
1.产业集群资源消耗大。资源消耗量最大的是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首先,长株潭地区产业发展目前唯一的水源是湘江及其主要支流,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的需水量的增加。其次,长株潭地区的经济开发区过多过滥,总规模超过投资总需求,引资难度加大,结果造成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据统计,至1998年,全地区14个开发区的总规划面积达287.93km2 ,起步面积72.24km2 ,而实际完成的开发面积只有37.96km2,开发区规模失控,引起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和土地收益的大量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再次,长株潭地区产业发展的能源消费仍将以煤为主,使得这种不可再生资源迅速减少。湖南每万元工业产值耗用钢材、水泥量分别是发达国家的5～8倍和10～30倍。最后,长株潭地区的煤炭、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资源在长期的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大气、水、固体废弃物等环境污染。
2.产业集群统一规划缺乏。长株潭地区出现产业集群缺乏统一规划与协调,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空间布局无序,资源开发过度,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障碍。其主要原因是各级别行政区自上而下形成纵向等级体系,缺乏横向利益协调与互动机制,限制区域内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长株潭产业发展的部门分隔、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问题存在,政府缺乏合理的规划、软设施建设严重不足,成为长株潭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瓶颈。在已初步形成的产业集群中,与集群相配套的社会服务体系如研发体系、行业协会、金融担保体系、信用体系等几乎缺位,存在的也基本上各自独立运行,没有与当地的企业形成良好的配套互动。这使得长株潭地区的产业集群横向链条缺失,产业集群不能快速壮大。如长株潭的重型机械、机电等在全国闻名,但相应的配套的批发市场缺乏,大大减缓这些行业的资金流转、信息沟通,制约了这些产业的集群与壮大。
3.产业集群关联效应弱。首先,长株潭地区产业特色不鲜明,重复建设严重,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区域内引进的项目重复性大,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型材料加工等产业同为长沙和株洲各大园区的支柱产业。其次,相同产业的各企业分布零散、缺乏必然的产业联系。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特色尚不明显,集聚、辐射效应仍不突出,缺少大型龙头企业、著名高科技品牌及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再次,产业集群链条太短,配套企业不齐全,严重影响集群效益。主要表现为区域内企业协作意识差,与本地的企业联系不够密切,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使得产业缺乏竞力。据测算,湖南大型企业主导产品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在当地配套的比例不到30%。由此可见,长株潭地区传统的产业集群模式是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弃物,忽视产业结构内部的有机联系和共生关系,忽视企业生产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物质、能源和信息的传递、迁移、循环等规律,对这些资源开采的企业并没有进行集约型、生态型开采与利用。这种资源耗竭、能源危机、粗放式经营的产业集群模式有悖于长株潭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循环经济理念下长株潭产业集群生态化的重要性
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原则(称为3R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生态平衡。发展循环经济对长株潭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1.循环经济理念是指导长株潭产业集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长期以来,长株潭产业集群建立起以资源为依托的产业格局和生产力布局,对自然资源的超强度开发和低水平利用,使其面临资源危机、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及企业危困的严峻局面。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下进行长株潭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正是要在转变传统发展观念的基础上,以循环经济理念和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效益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以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发展模式,将对促进长株潭产业集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循环经济理念是指导长株潭产业集群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动力。一方面,可把优化长株潭产业集群的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协调发展,避免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减少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另一方面,建设长株潭产业集群需要增加投入,可扩大内需、拓宽市场并促进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为结构调整开辟新的领域和途径。
3.循环经济理念是指导长株潭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手段。长株潭产业集群通过建设生态产业集群,可树立和提高绿色形象,对招商引资、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循环经济理念下长株潭产业集群生态化的实现路径探析
结合长株潭地区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长株潭产业集群生态化路径可以从以下方面实施:
1.建立以生态产业替换生态破坏型产业的产业置换机制。长株潭产业集群的生态化建设必须认真考虑如何解决广大民众的吃饭、增收和富裕,这些实际问题和长远生计得不到有效解决,生态建设很难取得持久的成效。因此,要形成以生态产业替换生态破坏型产业的产业置换机制,推动“生态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构筑高效益的转换系统生态产业,必须是自然物质投入少,废弃物排放少,经济物质产出多。为此,应坚持科技促进经济战略,通过发展高新技术来推动物质的有效转换与再生,能量的多层次分级充分利用和治污新工艺的推广,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大力推广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第一产业则应发展有机农业,以绿色产品和绿色产业为开发重点,使其在农副产品中的比例达到80%以上,并创造条件促使第一产业向工厂化、生态化和观光化发展。
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生态工业园区。首先,随着长株潭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大规模的扩张,城市环境承载力下降,环境污染治理必须考虑区际协作,要求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NGO)、个人等共同协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其次,应构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的建立就是要实施循环经济发展范式,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织,通过产业生态集聚,对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治理,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在整个社会范围形成“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发展路径。再次,应建立污染事故应急处理机制。三市将以湘江饮用水安全为重点,建立湘江流域上下游水环境管理机制,包括建立跨行政区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管理、水环境安全保障和预警机制,以及跨行政区污染事故应急协调处理机制。
3.大力推广各类资本介入的多元投资战略。无论是生态建设还是污染治理, 都需要较大规模的投入。由于污染治理活动的排他性,靠市场机制对其资源配置是失灵的,因此治污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而生态建设可以通过产业置换,带来经济利益的高回报,吸引各类经济主体介入,如配合恰当的制度设计,引导民间资本和外部资本投入生态建设,就会形成可持续生态循环经济。从现实情况看,在继续加大国家投入的同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调动民间及外部资本的投入,是推进长株潭产业集群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互动的重要举措。
4.建立健全有利于长株潭产业集群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要逐步建立健全长株潭产业聚群环境友好的决策和制度体系,研究长株潭产业集聚综合环境与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要建立长株潭产业集群的科学考核指标体系,不仅要考核经济增长、就业、社会稳定、公共服务等经济社会指标,还应考查资源和环境损失的状况,增设一些资源和环境约束型指标。加快工作机制创新,建立主动服务、超前介入、源头参与、全程监督、全过程控制的工作机制,提高长株潭产业集群的关于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水平;加大环境监管力度,逐步建立有利于长株潭产业集群的环境友好型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运行机制,不断促进长株潭产业集群的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天行,等.高职专业设置影响因素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7(4).
[2]邵庆祥.基于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高职专业设置理念[J].中国高教研究,2008(5).
[3]姜大源,李璞.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的理论、策略与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肖杰仁
产业集群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制度理论是当前产业集群创新研究的又一新兴视角。研究在回顾产业集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产业集群创新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理论观点，探讨和分析了产业集群创新过程，对促进产业集群创新行为发生的作用机理进行探索。
关键词：制度理论；产业集群；创新
一、引言
技术的快速变化、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了环境的动荡特性，这对企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Hamel＆Prahalad，1994)。环境动荡的结果使得企业管理者对未来的预测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企业战略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在增大。在这种全新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才能谋求生存与发展。
随着“创新”理念的普遍深入，原来单个企业的创新行为开始走向产业集群式创新系统活动。产业集群是指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Porter，1998)。它是介于市场和科层组织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好莱坞的电影业、美国硅谷和印度班加罗尔的IT业以及我国中关村的电子业、江浙的纺织业与珠三角的电器业等都是典型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在每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当中，集群的发展都异常耀眼，集群的创新能力同区域和国家的创新能力直接相关。创新性产业集群是指以创新为特点的企业按照一定的产业经济联系集中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一个以不断创新为盈利模式推动内生经济增长的企业群落。在这样的产业集群中，到底是哪种作用机制促使企业不断创新，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
创新是企业、产业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独特的创新活动的载体，其创新行为和过程与单个企业相比，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对于产业集群创新行为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制度理论视角来审视产业集群创新机制，对促进产业集群创新行为发生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和分析。
二、文献综述
1、产业集群与创新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产业区理论。此后，与产业区相关的研究主要有韦伯的集聚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波特的集群理论等等。1990年，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钻石理论。至此，产业集群开始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产业集群后续的研究中，创新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焦点。
目前广为接受的创新定义是由Schumpeter(1934)提出的，即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主要有五种形式j开发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引进一种新材料、开辟一个新市场、建立一种新的企业组织方式。产业集群创新有别于以Schumpeter创新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创新范式。由于受地缘因素的影响，集群内的企业间地理空间位置接近、信息交流频繁，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相似，使得集群内企业的技术合作和交流更为方便。这样，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形成了有效的创新网络，从而使企业自身产生了一种内生的创新力，推动着集群式创新的不断前进。
先前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企业集群的创新行为进行了诠释，一些学者从创新系统和创新环境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例如，Lundvall(1992)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交互过程，也是一种社会过程，创新的成功演化需要一种网络环境，集群更适合这种环境。同样，一些学者指出，产业集群有利于促进集群内部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成果的扩散。例如，Baptista＆Swann(1998)的实证研究发现，处于集群内部的企业比外部孤立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产业集群创新具有不同于单个企业创新活动的巨大优势。首先，由于直接面对客户及相关企业，集群内企业拥有识别更多创新机会的“窗口”；其次，集群内企业可以更为便利地吸纳供应商及其他合作伙伴参与创新过程，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快速创新所需要的资源；第三，企业更容易和集群中的其他组织进行协调，集群本身有利于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最后，集群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和模仿学习能够推动企业不断创新(Potter，1988)。此外，Poner(1998)还将集群对创新的支持作用概括为：内部竞争压力和同行间的持续比较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创新激励。正是合作和竞争两个方面因素的结合，促使集群可以长期居于创新中心的位置。
如前所述，典型的产业集群有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中国的中关村等，它们都是集群产生创新聚集发展的成功模式。在这些类型的产业集群中，创新活动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创新生成机制系统是以一种集群网络的形式存在的。创新作为这些产业集群的核心特征，是集群内企业共同信奉和遵守的核心价值观，是生存标准与规范，创新成为一种自觉行动、习惯与制度。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指，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有意义的认知、规范和管理的结构与行为(scott，2001)。制度由三种要素组成，包括规则层面(regulatory)、规范层面(Notraative)和认知层面(Cognitive)。在具有创新性特征的产业集群中，当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企业互动时，他们逐渐形成了“创业”精神，共同推动持续创新行为在集群内的扩散，并确立互动模式，而且这一互动模式会逐步定型化，程序化、模式化，这便形成了创新的制度化。而且，创新行为的制度安排一旦出现，就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化的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创新生存的生态场，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因此，借助产业集群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集群内企业之间也就会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促进创新行为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创新制度环境对于产业集群式创新活动发展的推动非常关键。这样的制度环境会进一步塑造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行为模式。
2、制度理论
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Selznick认为企业一方面被技术、规模等物质资源力量所塑造；另一方面又被规范、文化和信念等社会和文化系统所塑造，企业是嵌入在制度环境中的组织(Selzniek，1949)。随后，在Meyer＆Rowen(1977)、DiMaggio＆Powell(1983)、Scott(1987，2001)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制度理论的研究与组织研究密切结合，逐步形成了现代制度理论，并日益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最为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
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探寻的是社会选择是如何形成、斡旋并通过制度环境传导的(Andrew J.
Hoffman，1999)，它的研究重点是存在于组织边界之外的社会过程领域中的力量(DiMaggio＆Powdl，1991；Scott，1995)。制度理论更为关注组织中的谋求合法化的过程和将组织接受的组织结构和程序制度化的趋势，更多地探究企业间的同质性而非多样化(Oliver，1992)。Abrahamson＆Fombrum(1994)强调在相同环境下所产生的宏观文化给组织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极易产生一种群体思维定式，致使组织采取相似的战略决策。Peng(2003)指出经济制度、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特别是财政、金融、税收政策，对企业组织和战略选择产生影响，这些制度因素设置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或激励方式对企业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促使企业偏向选择某种战略，如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集体采取创新导向战略。
制度的影响会在所有层次上发生作用，许多研究者对组织场(organizational field)层次给予更多的关注。
组织场概念的产生基于制度理论。组织场最早由DiMaggio＆Powell提出，他们认为组织场是由一些公认一种制度化生活领域的组织所构成，这些组织包括关键供应商、原料和产品客户、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和服务的组织(DiMaggio＆Powell，1983)。这一概念描述了组织和组织所嵌入的广泛社会之间的关系。组织场既代表了共同的目标，同时也意味着它是一个战略和冲突的竞技场。除了作为中心焦点的组织外，组织场还包括影响或被企业活动和结果影响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如，环保主义者、工人、当地居民、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少数民族、政府官员和其他所有对组织感兴趣的群体)。因此，组织场的定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系列具有相同职能的不同组织，即组织场内的参与者从事相关联的业务，拥有相似的竞争者，可以相互学习。
组织场的概念超越了先前的一些支持被动构建的概念，例如环境。场的概念从另一个视角阐明了组织的环境不是资源和计划的简单组合，相反，它们是自组织(self-organized)的。组织场的存在使得处于场内的组织行为和结构形态逐渐趋于相似，有利于组织创新行为的扩散。
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在制度理论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带给本文许多有益启示。然而，运用“组织场”视角的制度理论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创新制度化现象，目前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该领域有所推进和些许贡献。
三、基于制度理论视角下的集群创新机制模型分析
制度理论视角下的创新研究关注环境是如何影响组织行为，特别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主导组织的战略选择行为。它主要从制度环境的强制性、规范性以及模仿性角度研究组织的趋同性问题，并试图回答为什么不同企业间会呈现出相似的创新行为这个问题。
Scott(2001)指出，组织场表现为共享的认知、规范的框架或者是一个公共的调整系统，即一个场包括三个体系：认知体系、规范体系和调整体系。处于场内的组织之间的互动比同场外组织的互动更加频繁和重要。按照这种认识，可以将产业集群内的创新互动视为一个组织场，创新场将从事同一或相似创新活动的所有主体都纳入在创新集群内。因此，产业集群的创新场构成一种结构，集群式创新就是一种结构化的行动。对于中国情境下的产业集群来说，由于面临技术与管理创新的不足，就更应关注集群内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对于创新制度化形成的作用。
本文认为，组织场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的创新机制问题。根据组织场理论的解释，在组织场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场内组织在形式和行为方式上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在多个创新性企业共同存在的组织场内，在组织场形成初期，有的企业擅长创新，而有的企业的创新能力则稍显不足。然而，一旦这个组织场逐步完善地建立起来以后，这些企业的创新行为会被同质化。不擅长创新的企业感受到来自于擅长创新的企业的竞争压力以及客户、供应商对创新的要求，乃至政府部门对创新的提倡和鼓励，这些因素形成一股强制性力量，推动企业走向不断创新。
按照制度理论的逻辑，制度性趋同(institufionalisomorphism)可以准确地描述这种同质化的过程。制度性趋同是一种强制的过程(DiMaggio＆Powell.1983)，它使得创新型企业集群中的个体与同样环境条件中的其他个体变得相似。从组织场层面上来看，个体组织的特点被不断修正和转变，从而增加了与环境特点的兼容性。即，一旦许多组织组成了“场”，理性的参与者便会使他们的组织越来越相似。
DiMaggio＆Powell(1983)提出制度性趋同发生的三个机制，这三个机制可以很好地解释产业集群创新机制的形成：
(1)强制性趋同(Coercive Isomorphism)。它源于组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本组织依赖的其他组织，也来源于组织运行于其中的社会对组织的期望。一个组织对其他组织的依赖程度愈高，组织结构与行为规则的趋同性愈高。
在产业集群内，众多企业由于产业的相关性产生相互依赖，地理上的距离集聚也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这为群内企业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机制。
(2)学习、模仿性趋同(mimetic isomorphism)。当环境中创新企业的技术未被其他企业完全理解、环境中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企业就会按照其他创新性企业的样子模仿。一个组织技术或目标越不确定，越可能模仿被认为较成功的组织。
前人的研究也指出，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是在时间上均匀地发生；相反，它们趋于集中或成簇地发生。这是因为在成功的先动企业进行创新之后，首先是场内一部分企业，接着是大多嗅觉灵敏的企业会步其后尘，纷纷模仿和学习那些成功的企业，最终形成创新的风气(schumpeter，1934)。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集群内小企业的技术演变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通过对大企业的跟随和模仿来实现的。
(3)规范性趋同过程(normative isomorphism)。规范性的趋同过程主要源自于专业化，这里的专业化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正规教育和大学专家创造的合法化的认知；二是跨越组织专业网络的成长与细致化，并且创新模式围绕这个专业网络快速传播。
在许多创新性企业集群中都存在着一个现象，即创新显著依赖于基础科学知识的发源地，如大学、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因为各学科的前沿理论是技术、管理创新的重要源泉。在产业集群内，由于这些专业化科研机构的存在有利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从而令场内的企业具有更多的创新灵感和能力。并且，集群内各类优势人才的集聚和不断跳槽，也会促进创新思维的扩散。
在具有代表性的创新企业集群中，制度性趋同很好地解释了企业选择创新战略的机理。在企业集群中，最佳的生存方式就是不断创新，无力创新的企业会被驱逐出场。
四、结论与总结
集群式创新是集群中企业创新行为的一种重要特征。大量集聚的创新企业需要一种促进彼此接触、相互影响与合作的制度环境。制度理论及组织场概念的提出为我们认识和理解集群创新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创新组织场的存在为产业集群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组织场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强化作用。组织场包含的要素有关键的上下游交易伙伴、竞争对手、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支持的政府、特殊利益集团和公众等，这些利益相关方通过强制的、规范的或是认知的方式对处于创新性产业集群这个组织场内的企业产生影响，使场内企业间对创新产生共识。企业认识到要企业生存发展就必须创新，而这种共识能够进而影响到场内的其他要素为企业提供多种支持，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
其次，组织场对企业创新速度的助推作用。组织场内的企业相互之间更加了解、信任，这也促进了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信息沟通，使得场内交易伙伴、金融支持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反馈环缩短，并使大量的创新经验和成果保留在场内，有利于加速企业的下一轮创新活动。若有一家企业将一项创新应用于生产或经营，则相关企业便会考虑该创新对本企业所造成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这个过程中便会引发新的创新。
第三，组织场使企业创新的风险降低。由于组织场的存在，场内成员企业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和知识共享，“知识溢出”效应显著，场内成员可以通过“干中学”提高创新能力。另外，企业还可以从贸易伙伴、政府及各类服务提供者那里得到很多有利于创新的帮助和支持，场内结成的繁复而坚实的创新网络关系降低了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产业集群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重庆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激发城市活力、增强城市魅力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文化创意产业带了历史机遇。重庆文化创意产业自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一种全新概念和产业形态被首次写入以后，有了相当的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区。政府还出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创业产业发展的意见》但是也存在比重偏低，产业重复建设，同质化现象严重，空间布局不合理，融资困难等问题。发展重庆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体对策为，打出巴渝品牌，实施创新驱动，培养创意人才，创建一批有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和品牌。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 西部经济区 对策研究
在市政府出台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创业产业发展的意见》文件中，我们看到，政府将研发设计创意、软件设计创意、建筑设计创意、文化传媒创意、咨询策划创意、时尚消费创意六大门类作为发展重点。并且也做了相应规划与设计，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设有市场前景，关联程度高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培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集中区域和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本地支柱产业。西部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将为重庆文化创意产业带来重大机遇与挑战。
一、重庆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地域优势明显。虽然重庆市目前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处于国内中下游水平，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但经过几年的探索，按照市场运作、突出亮点，在西部经济区的核心地位上，重庆市发挥出了先天优势，在西部地区取得了领先优势。2014年创意蓝皮书中明确指出，重庆市在‘最受关注文化城市榜’中位居第六，创艺产业驱动力指数在国内排名第八。2014年统计数据表明，重庆市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数量为189家，从业人员达到54039人，实现增加值3591187万元。（数据来源：《2015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科技进步为创意设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催生重庆市文创产业发展提供有利土壤。当前，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鎮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产业结构升级为创意设计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重庆市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推动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催生了巨大的创意设计市场需求。业态模式创新为创意设计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依托“互联网+”，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众创空间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有力推动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内容和形式革新。
产业园区较多，各具特色。重庆文化创意产业已经逐步形成依托城市、集聚发展的空间布局态势，截止到2014年底，重庆拥有文化产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数量达142个，全国平均值为275个；文化艺术作品达36288件，全国平均值为29432件（数据来源《2015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企业规模小，带动辐射效果不佳。重庆除了有重报集团、重庆期刊数字出版中心、西南大学出版基地等外，还有黄桷坪艺术园区、金佛山文化创意产业带。但这些企业规模和全国纵向比较普遍偏小，缺乏拥有行业带动效应和辐射的大企业集团，龙头骨干企业，重庆创意文化企业在发展上任重道远。
二、重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对策分析
发展重庆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体对策为，打出巴渝品牌，实施创新驱动，培养创意人才，创建一批有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和品牌。
发扬巴渝品牌优势，发展定位文化+旅游模式。推进文旅融合发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文旅融合、拉动文旅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文件精神。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两个方面的作用，整合文化和旅游两大方面的资源，引导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规划设计、运营管理、文化创新、文创企业孵化、引导营销、达成消费等方面的充分融合。培育一批重点文旅主题企业，推出一批文旅创作、工艺品、目的地等知名品牌，形成业态丰富、特色鲜明、设施完善、服务优良的文化+旅游复合行业。
如何强化文化+旅游两大行业的融合？首先要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挖掘文化产品，促进地方特色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围绕重庆特有的陶瓷、夏布、工艺扇等地方优秀特色产品，鼓励特色文化元素、传统手工技艺与创意设计，积极引导企业和广大市民设计、制作、生产创意产品。借鉴杭州经验，以电子商务为契机，通过产业融合来提升文创产业的附加值。重庆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近百家博物馆、30多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5个历史文化街区（数据来源：2017年智库丛书《重庆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重点助推特色优秀产品进入旅游市场，提高综合效益。
巩固原有六大传统文创产业根基，做好产业转型的文化+制造产业融合角色转变。在传统的新闻出版业、影视动漫业、演艺娱乐业、工艺美术业、文博会展业、文化创业和设计服务业六大行业中，继续发挥文创优势，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拓展覆盖面，提升附加值。加强我市6+1建设步伐，目的是打造高级别的文化+制造融合行业，进一步提升实用性和审美性，将我市传统制造业的汽车、摩托车、轨道交通等工业设计孵化成在国内外具有领先优势的设计产业集群。
实施全产业链协同工程，利用老厂房、旧厂区打造创业设计产业园区，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企业、人才、资金集群发展，加强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的融合，从而引导消费升级。
三、未来的畅想
从重庆市文创产业的目前状况分析，着力壮大原有的新闻出版、影视动漫、演艺娱乐、工艺美术、文博会展等六大传统基础文创行业，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我市从文化资产的总量、从业人员的数量上，都具有不少问题，而采取渐进式改革，也是我们必要的选择。所以，我们走文创融合之路，发展传统旅游和制造业，是未来我们文创产业发展方向的最优选择。
产业集群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制定了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竞争力指标调查问卷，利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出了各个指标所占的权重，并利用GEM模型对基础、企业、市场三个因素对进行了计算，给出了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得分。研究表明，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竞争力处于全国中上水平，但应加强人才培养，加速品牌产品的开发，提高服务质量，促进体育协会、社区、企业和政府共同配合，才能提高集群竞争力。
关键词 GEM模型；产业集群竞争力；休闲体育产业
文献标识码 A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休闲体育产业集群实际上是休闲体育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产品)的加工深度和产业链的延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围绕休闲体育产业链发生作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企业与支持性体系的相结合的具有生命功能的有机体。这里支持性体系主要指科研院所、政府机构、资源禀赋等。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企业既可以是体育服务业，也可以是体育用品业等，既可以是体育类企业，也可以是其他关联企业等等。只有加强对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的研究，增强各企业、机构间的交流整合，提升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集群竞争力，才有可能实现我国休闲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2008年12月29日，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精神，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了《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健康重庆”的决定》。这为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重庆市加强了对体育产业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对现有从业者加强培训，引进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加强与高校的合作，重庆各大高校开设有体育专业的有十余所，致力于培养健身指导、体育经营管理、体育新闻、社区体育指导员等休闲体育产业人才，解决了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人才瓶颈。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市体育健身娱乐业共有从业机构已有上千家，实现体育营业收入1.2亿元以上，主要项目为游泳、登山、乒乓球、网球等。
二、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竞争力的GEM模型分析
(一)GEM模型的概述及应用
GEM模型是一种分析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模型，它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决定于基础(Groundings)、企业(Enterprises)和市场(Markets)三大要素，而每个要素又可划分为两个因素，即一个“因素对”。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研究者在利用政府相关部门、咨询机构和行业协会等途径收集到的资料对相关产业集群进行定性分析后，参照世界评分标准对六因素进行赋值。赋值之后通过计算“因素对”换算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总分。GEM模型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总分量化表达式为：GEM=2.5(IIi＝1，3(D2i-1+D2i))。根据计算结果，GEM得分越高，产业集群竞争力越强。
(二)基于GEM模型的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竞争力实证分析
1 设计指标。根据GEM模型的六个部分结合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的特殊性，设计各项指标，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专家问卷，通过专家评分得到各因素的重要性评价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因素的权重；第二部分为企业问卷，通过收集企业对各因素的评分了解各企业对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现状的评价。
2 收集问卷。第一部分问卷的数据主要来自专家学术界，选取了对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和产业集群都有所了解的专家，一共发放了10份调查问卷，回收了10份，回收率100％。第二部分的数据来自重庆市各类休闲体育企业和体育院校，主要是通过重庆市体育局产业处发放，共发放了60份问卷，回收问卷52份，回收率86.7％，其中健身俱乐部18家，体育用品销售公司10家，体育竞赛表演公司3家，体育赛事组织策划公司2家，体育场馆经营企业5家，体育设施制造企业4家，体育旅游企业3家，体育院校7家。
3 数据处理。对于第一部分问卷的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因素的权重。第一部分资源从A1到A6权重w=(0.2358，0.2667，0.1875，0.0736，0.1654，0.0710)。第二部分设施从B1到B9权重、W=(0.2273，0.0547，0.1298，0.1746，0.0670，0.1410，0.0582，0.0860，0.0614)。第三部分供应商和相关辅助行业因素从C1到C4的权重W=(0.3998，0.1610，0.1700，0.2692)。第四部分为企业结构、竞争和战略因素从D1到D5权重w=(0.2830，0.1500，0.1750，0.1210，0.2710)。第五部分本地市场因素从E1到E5权重w=(0.2612，0.2057，0.1302，0.2367，0.1662)。第六部分外部市场因素从F1到F4权重w=(0.4018，0.2496，0.2170，0.1316)。
通过以上CR的数据，可以得出每组数据都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证明数据是合理的，再结合第二部分企业调查的数据，应用GEM模型进行计算，得出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竞争力的GEM得分，整理数据如表－2所示。
基础因素对得分为：(A+B)／2=(7.1393+7.4120)／2=7.27565
企业因素对得分为：(C+D)／2=(7.1166+6.5493)／2=6.83295
市场因素对得分为：(E+F)／2=(7.2523+7.3135)／2=7.2829
GEM=2.5*{(A+B)*(C+D)*(E+F)}2/3
=2.5*{(7.1393+7.4120)*(7.1166+6,5493)*(7.2523+7.3135)}2/3
≈508
从总分来看，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集群竞争力处于全国中上水平，但是从各个因素的得分来看，设施因素的得分是最高的，说明了重庆市政府在“健康重庆”的影响下，加大了对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力度。企业因素的得分是最低的，说明了在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领域还缺乏大型的龙头企业，缺少品牌产品，整个休闲体育产业还没有形成一个专业分工、共同发展的氛围。
三、结论及建议
(一)加强合作，引进和培养重庆市休闲体育专业人才
一方面，要不断地吸收和引进专业人才来渝发展；另一面，加大教育的力度，培养高素质、高技术的专业人才，充分的利用好身边教育科技资源，为重庆市休闲体育作贡献。
(二)加大宣传力度，创建重庆市休闲体育名牌产品
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范围，不断地吸引广大市民积极地参与休闲体育，使休闲体育的消费需求深入人心，保证有大量的消费者。塑造品牌产品，加大创新力度，以此打造龙头企业，带动整个重庆市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
(三)加强内部管理，提高重庆市休闲体育服务质量
重庆市休闲体育的项目丰富多彩，每一项目都需要一定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只有具备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和高要求的服务质量，才能使产业稳定发展。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休闲体育产业的兴衰。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将会成为重庆市发展休闲体育产业的重要措施。
(四)体育协会、城市社区、企业和政府共同配合
休闲体育的发展与体育协会、城市社区、企业和政府密切相关。体育协会要不断地普及休闲体育活动，提高市民参与休闲体育的积极性以及协会组织、管理休闲体育活动的水平。社区开展的体育活动要突出休闲性，即社区开展的活动主要围绕休闲体育，以此满足市民的精神需求，促进市民的健康需要，进而发展休闲体育产业。发挥企业在休闲体育产业中的作用，就需要公司企业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打造更多的品牌产品，加强其销售的力度等。政府在发展休闲体育产业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视，其决定了休闲体育发展的方向。一系列的政策由政府保障实施，一系列的指标标准由政府制定，市场的健康运营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只有促进集群中各种主体的协调发展，加强分工合作，才能促进休闲体育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提升集群竞争力。
产业集群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有效形式。现实中的大多数产业集群既没有内生型创新能力，也不具备外生型创新条件。如何使创新能力在这些产业集群中成长起来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这是关系到大多数中小企业集群的生存和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府作用、技术扩散、产权保护、专业市场等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路径，并以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的实例验证了笔者的理论观点。
[关键词]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经济增长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姚泽有，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经济与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集群、企业管理。
(广东 中山 528402)
一、问题的提出
遍观珠三角的400多个建制镇，专业镇占了1/4；由产业集群形成的九大支柱产业占广东全省工业比重的73%。广东的产业集群发展状况颇能代表全国水平，那就是仍在初级阶段：一是地域分布不平衡，广东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全国就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广东两省。二是产业集群的载体主要是小城镇，而国际上的产业集群则以市和工业区为载体。三是产业集群的产品模仿多于创新，技术含量低，集群多以获取外部规模效益为主，竞争手段都是低成本和低价，存在着专业层次低、产业链不完善、技术水平不高、仿制现象突出、金融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亟待突破。必须实现产业发展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产业集群的升级，而产业集群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技术创新。
二、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理论分析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ing)是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的地区的一种产业的成长现象，波特(Porter，1998)将之归纳为一组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于某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同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
马歇尔的研究表明了产业集群与外部经济规模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他因此而得出结论：产业集群是外部规模经济所致，并用随着产业规模扩大而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技术信息的传播来解释产业集群形成的现象。此后，经济学界将马歇尔关于产业群集的理论归纳为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性附属行业创新和技术外溢三个关键性因素。
工业区位理论的创立者韦伯从工业区位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群的现象，并将产业集群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本身的简单规模扩张而引起的产业集中化；第二个阶段是因为某大企业出现于某一区域而引发出更多的同类企业的出现。韦伯将产业集群归纳为四个因素，即技术装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和经济性开支成本的降低。
克鲁格曼则对马歇尔提出的技术外溢因素提出了挑战，认为这个因素只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产业集聚中产生作用，并借用萨缪尔森的天使的寓言阐述了产业集群现象，认为各国的贸易优势并不来自于国家之间的产业区别以及由此引起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
波特则从竞争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问题，他认为产业集群更多地发端于一两家创新性的企业，在这一两家企业的刺激下引致出其它同类企业的成长，并认为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是高度重要的。
施蒂格勒等经济学家则对集群内企业的规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产业的区域化程度越高(假定产业规模不变)，则单个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就越高，这在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在施蒂格勒看来，产业集群加强了企业间信息的流动，并增强了企业间的信任，进而使得企业之间签订专业化上下游产业链条之间的合约变得简单。所以，根据科斯理论，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企业内部组织规模因此而缩小。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产业集群作为突破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自身限制的有效组织方式已引起了学术界和经济决策部门的普遍关注，然而这些关注还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所形成的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等传统的研究领域。研究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文献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研究表明：创新能力是内生的。即通过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协同性、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等方面从内部引致创新。在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依托较大企业的技术力量和研究开发能力是中小企业突破创新困境的可行之策；另一类研究表明：创新能力是外生的，即技术能力的引入构成了外生的创新能力来源。从外生创新能力看，一些学者论述了集群与跨国公司等技术领先者在生产链条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从而为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创新模仿和学习的机会。然而内生型创新能力的生长局限于产业集群本身的创新性质或集群内领先的大企业的存在，而外生型创新能力则依赖于跨国公司或跨地区的“巨无霸”企业的进入。
事实上，现实中的大多数产业集群既没有内生型创新能力，也不具备外生型创新条件。波特的大量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内部并不天然地具备创新能力。因此，如何使创新能力在这些产业集群中成长起来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这是关系到大多数中小企业集群的生存和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路径分析
(一)地方政府充当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倡导者”
1.我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地方政府充当产业集群的外部力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我国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表明产业集群在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产业集群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群都能发展壮大。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往往易陷入“囚徒困境”的被动局面。原因有：中小企业的资金规模不足以承担研发工作、研发的风险太大、技术研发过程中的经济外在性、产权保护程度不高和理性经济人固有的“搭便车”思想等。应该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从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和“第三意大利”也许能得到启发：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得益于印度政府的大力支持；而“第三意大利”的壮大则有赖于非政府的公众和私人中介机构的参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第三意大利”的发展模式条件尚不十分成熟，但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模式却对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我国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赫瑞格尔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不可能同时承担自身发展的所有任务。因此，地方政府除了鼓励社会自主型专业化服务机构外，更重要的作用是发挥政府的资源、信息和组织优势，建立政府主导型的专业化服务机构，从而使政府间接进入到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当然，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决定了它在直接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不具有企业所具有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政府介入企业的运作以及产业集群的形成会对市场机制产生扭曲，但与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陷入“囚徒困境”相比，其代价是值得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帕累托改进”的次优选择。而且随着市场化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研发服务的研发机构的日益成熟，政府也要在适当的时候逐步退出，使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创新的扶持政策渐渐消失。
2.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发挥。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携手搭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培育多层次共性技术创新及服务主体，形成完整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整合有限资源进行重点技术突破，减少技术研发风险和不确定性，推动整个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毕超，2006)。政府在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支持产业集群中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产业中的共性技术研究对于集群中的单个中小企业而言绝非易事，其通常需要跨行业、跨企业的亲密协作，另一方面，共性技术相对于企业专有技术而言，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因而更适合由政府或者行业协会来提供，例如广东省南海市西樵纺织产业集群，是全国四大纺织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其产品花色品种单调、产品质量档次低等问题，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而集群中的大部分中小企业靠自身实力又难以解决设备老化和新产品开发率低等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镇政府于1997年投资200多万元，从韩国引进了一套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电脑制版系统，用于纺织中的大提花工艺设计，并高薪聘请了技术人员，组建了一家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的研究机构——制版公司。该公司自1998年5月开业以来，开发了上万个面料新品种，并以比开发新产品成本低300元的价格转让给本地纺织企业，其结果，企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提高了20%-30%，而且新开发出来的品种面料的每米价格平均提高了20%以上。西樵镇以技术开发为主的制版公司的设立，成为西樵纺织业从衰退走向复兴的关键(廖颖宁等，2005)。
(2)支持产业集群中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如提供产品标准、产品测试、实验设备、实验室等带有公共品性质的软硬件辅助设施，降低企业研发成本。
(3)提供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政策导向，将优惠政策由原来的向区域倾斜转为向技术倾斜和产业倾斜，有目标地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以及产业优势和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能力强、技术溢出效应大的项目进入集群，提升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
(4)培养集群和区域的创新文化。创新精神首要的就是鼓励创业精神，这是集群创新文化的重要部分。政府应该引导、培育这样的创新文化，即：专业化、开放性的生产方式；鼓励人才流动；宽容失败；敢冒风险；信用与合作；自主创新光荣、崇高等等，从而形成一种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周晖，2007)。
(5)推动群内企业与群外企业、机构的交流合作，提高集群创新能力。我国现有集群的创新能力普遍不足，群内企业必须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借用外脑和外部技术提升创新能力。地方政府同样可在推动集群的对外交流上发挥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可设立为群内企业服务的公共机构，收集群内企业在生产及产品开发中面临的难题，向大学等研究机构寻求合作，切实推动产学研的结合。这样有利于加速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的过程， 提高创新能力。当区域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较弱时， 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政府可牵头设立适当的组织管理协调机构， 以资金为杠杆， 通过组织和实施一系列产学研合作计划，并设立专项基金， 引导和激励各方之间的合作， 为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实现合作双方的“双赢”。同时， 促进人才流动， 知识流动， 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 支持教师到生产单位兼职， 从而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
广东省科技厅在1998年发起了“广东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申报工作，各个专业镇提交报告，由科技厅组织专家评估，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厅授予某某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的牌子。科技厅拨款30万元，市、镇投入数额不等的配套资金作为建立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的启动资金。从广东的实践经验看，技术创新中心不单纯是作为企业与科研机构联系合作的中介，他更多是作为为群内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主体。技术创新中心为群内企业解决共性技术问题或为个别企业解决具体技术问题，而研发的成本由创新中心负担，成果无偿提供给企业使用，或者只是象征性收取一定费用。技术创新中心除技术开发功能外，还承担信息推广、电子商务、质检认证、知识产权保护等功能。广东的技术创新中心事实上就是政府为集群内企业服务的公共机构(陶融，2006)。
(二)加速技术扩散是产业集群健康发展的关键。创新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加速技术的扩散，这是创新组织得以生存和产业集群技术进步的必然要求。而其中扩大创新组织的有效供给和产业集群企业的有效需求是技术快速扩散的有力保障。所以，一方面，创新组织要加强自己的研发能力、提高技术产品的实用性和改善技术产品转让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创新组织要帮助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加强其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通过各种技能培训增加中小企业对新技术的兴趣，帮助中小企业尽快地掌握新技术，从而增强新技术设备和新产品设计的的深层次开发和应用，并健全创新成果的售后服务以及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再开发项目。
随着创新组织盈利能力的不断增强，产业集群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从而使创新组织的功能发生结构性的调整，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创新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为创新组织带来了“市场”，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与自己单独研发相比，同创新组织合作会使自身的研发成本大大降低。创新组织和产业集群企业的长期互动使创新活动变得日益活跃。因为：第一、当企业家感受到创新成果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观察到创新组织盈利能力不断增强的事实后，将不断加强本企业的技术引进，并随着企业技术与资本的不断积累，企业进一步对新技术模仿产生越来越浓厚了兴趣，由此激发出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某种冲动。第二、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使处于竞争前沿的大企业越来越注重研发出本企业所特有的专用性技术，而以研发通用性技术为主体的中介创新组织越来越不能满足大企业的这种个性化要求，这就产生了大企业试图偿试研发个性化的技术，以确保本企业在竞争中的领先优势。第三、产业集群内形成的技术外溢与信息共享的创新环境也使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比产业集群外的企业更愿意从事研发活动，因为这种环境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随着企业研发活动的不断深入，产业集群内的研发活动就慢慢地从创新组织自觉地转移进企业内部。但是，由于技术创新的高投入、高风险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加上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问题，必然导致企业和企业之间技术创新的合作与协同，甚至短兵相接的竞争对手也可以在不损害各自竞争优势的前提下，结成技术创新联盟。对于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来讲，双方或者多方拥有共同的目标对于确保合作成功十分重要。当然，与竞争对手的合作也可能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客户对品牌创新能力的质疑，和可能发生的专业人才的流失。当各自的利益一致时，合作往往没有问题。但一旦发展到相互交换“企业DNA”的地步，明智的做法就是和对方划清界限。在这个协同竞争的过程中，创新组织将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
总之，随着技术成果和信息资源的扩散，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在接受创新能力的同时，不但产生了对创新产品的更大的需求，而且也以极大的热情直接投入到研发的活动中，这样一个创新组织就带动了一大批企业的研发兴趣和研发热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事本企业特有的专用性技术的研发时，创新组织就慢慢转变了角色——转变成了以传播信息、提供技术服务和深层次科研产品研发的活动组织者。
(三)加强产权保护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有力保证。“当前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由报酬递增模式进入了报酬递减模式，而激活的突破点就在于增强产权保护。”(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金祥荣，2005)以广东企业为例，产业集群得到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企业超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将可分割的功能不断分离出去，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中山市休闲服装专业镇——沙溪镇的企业生产一件衣服，布料、辅料、钮扣有专门供应商，甚至打扣眼都分包出去，包装、运输更是交给专门的服务商。这样的产业集群有利于降低成本，使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衔接更有效率。但是发展到现在，无论浙江还是广东的产业集群都进入了成本上升、报酬递减的阶段。最大的原因是产品差异化程度太低，只能导致恶性低价竞争。由于产品差异间隔小，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普遍模仿，甚至抄袭。走在前面的企业只能不断推出新产品，拉开时间差。但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企业心有余悸，推出的新产品都是浅层开发，做不了长期、深入的研发。
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集群的生产能力已经上了经济规模，比如中山市灯饰之都——古镇镇的灯饰市场占有率2005年在全国达到60%多，但是营销网络仍然没有实现规模经济，这也是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市场势力差距所在。而这一点则与国内市场的交易信用体系建设、产权保护有关。产权保护包括物权、知识产权和债权。只有加强产权的保护，才能满足民营经济包括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需求，从技术创新、拓展国内市场营销等方面培养内生增长机制。
(四)创建产业集群专业市场是加快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有效方式。按照“政府搭台，市场运作，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一个集产品创意、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产业集群专业市场，是加快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有效方式。市场内既有来自国内外的产品销售网点，又有专业化的产品检测中心，还有从事研发、技术咨询和服务、技术交易等的技术中介机构，以及其他法律、会计、管理咨询等中介机构。在这个专业市场内，厂商可以得到全方位的服务，对提升产品的知名度、降低销售成本、增加销售量、获得市场和技术信息、提高技术水平有着重要作用。产业集群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将产生重大的集约效应、联动效应、专业化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和价格趋同降低效应。同时也将成为新理念、新创意、新款式、新设计、新技术的发源地，大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并产生强大的新技术扩散效应，对于加速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地方政府诱导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我们以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为例来分析产业集群内地方政府如何有效地引进创新源、选择创新组织以及促进技术成果的有效扩散，使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创新能力得以提高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山市小榄镇一些具有企业家眼光的创业者抓住了国内市场球型锁制品短缺的机会，从国外采购了各式各样的球型锁制品开始其模仿式生产并赢得了丰厚了利润，由于该行业的进入壁垒很低，小榄镇许多企业很快都加入到了球型锁制品的生产中，于是形成了小榄镇生产球型锁制品的一个高潮。然而，简单的模仿缺乏持续的竞争力，小榄镇以简单模仿为支撑的产品生产遇到了强有力的市场竞争的挑战。90年代后期，小榄镇球型锁制品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特别是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合格率不高，退换率上升，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小榄镇球型锁制品的商誉。面对这种被动局面，当地政府将一些研制金属模具制品的科研院所引入了小榄镇，并从财政中拿出500万元资金，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设备，组建了研制开发各种五金模具为主的技术创新中心，该技术中心通过展示自己研制与开发的新品种的模具样品与设计，承接了大量企业的产品外形设计、结构与功能设计等订单，并以成本价格帮助企业设计各种新型的产品模具以及提供技术服务。在全镇制造球型锁制品的企业中，大约40%的企业从技术开发与设计中心获得了生产模具的新样品和新设计。企业不仅使其产品的质量得以提高，而且企业的年利润率也不断上升。其结果是：一方面与生产球型锁相配套的五金企业、电镀、零部件、包装等企业都相继进入该产业集群中，从而形成了了以生产球型锁具为主的产业链。另一方面，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开始自己设立研发中心，以追求企业个性化的生产和高质量的产品。2001年底，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大多数企业都设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10多家较大企业还与全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共建了技术工程中心。随着研发部门在企业内部的广泛设立，由地方政府支持的技术中心逐渐向技能培训、设备维修以及技术与市场的信息服务转向。
五、结论
现实中的大多数产业集群既没有内生型创新能力，也不具备外生型创新条件。因此，地方政府在如何使创新能力在这些产业集群中成长起来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模式对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创新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加速技术的扩散，这是创新组织得以生存和产业集群技术进步的必然要求；只有加强产权的保护，才能满足民营经济包括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需求，从技术创新、拓展国内市场营销等方面培养内生增长机制；产业集群是一个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创新活动的有效组织机制，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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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一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