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是事关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从动物防疫机构设立、动物疫病防控设施配备、动物防疫队伍建设、动物防疫体系管理、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蔡甸区当前动物防疫工作现状，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质量监管;蔡甸区
动物防疫工作事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事关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为了进一步做好蔡甸区的动物防疫工作，我们深入各街乡（开发区），走访了许多养殖业主、屠宰企业、畜禽交易点和无害化处理中心，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对蔡甸区的动物防疫工作开展了深入调查，并进行了认真探讨和思考。
1 蔡甸区当前动物防疫工作的现状
1.1 动物防疫机构健全，动物防疫工作正常开展
区级动物防疫机构主要由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渔政管理科、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及区畜禽屠宰经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
区级动物防疫机构主要负责畜牧兽医、牲畜屠宰、蜂产品行业管理。负责拟定、实施畜牧兽医、牲畜屠宰、蜂产品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拟定并组织实施动物疫病防疫计划、应急预案和技术措施;拟定并组织实施畜牧业技术措施和标准化生产;指导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畜牧兽医建设项目并組织实施;依法开展种畜禽、兽药、兽用生物制品、饲料、饲料添加剂、兽医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负责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和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的审核报批工作;承担动物防疫、检疫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协调对重大动物疫病、突发动物疫情的综合防治及紧急处置、组织扑灭疫情工作;负责动物疫情的报告和防控监督;指导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负责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兽医医政、兽药药政管理工作;负责执业兽医的监督管理;指导畜牧业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牵头负责农业血防工作;负责畜牧兽医统计工作;负责畜牧兽医相关学会、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工作;承担区人民政府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打击、取缔私屠滥宰，对管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进行督办;负责指导牲畜屠宰监督管理体系建设;负责牲畜屠宰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指导“放心肉”工程顺利实施;负责区牲畜屠宰经营管理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担区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工作。现有工作人员35人，其中正式编制28人，临时人员7人;正式编制人员50岁以上17人，45～50岁6人，30～40岁5人;副高级职称技术人员13人，中级技术职称2人，助理技术职称3人。
13个街乡（开发区）设立有11个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和11个街（乡）动物卫生监督分所。11个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共有从事村级动物防疫和检疫工作的畜牧兽医人员78人，其中综改人员17人，劳动招工人员42人，临时人员15人，返聘人员4人; 50岁以上人员28人，40～50岁人员25人，20～40岁人员25人;有副高级职称技术人员1人，中级技术职称5人，助理技术职称31人。
1.2 动物疫病防控设施齐全，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水平大幅提升
1.2.1 区级兽医实验室建设达标，具备多项疫病检测能力 区兽医实验室隶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2018年3月6日再次通过湖北省兽医实验室考核，获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颁发的兽医实验室考核合格证书。主要负责全区境内动物疫病的实验室监测、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目前已具备开展猪瘟、猪蓝耳病、口蹄疫、鸡新城疫、禽流感等多种常见病毒性动物疫病的免疫学检测及布鲁氏菌病、结核杆菌、日本血吸虫病等多种常见细菌性、寄生虫疫病的免疫学、病原学检测的能力，并建立了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室。实验室建筑面积306 m2，设有更衣室、档案室、接样室、解剖室、流行病学调查室、病原学检测室、血清学检测室、洗涤消毒室、样品保存室等功能室。微生物实验区（包括病原学检测室、血清学检测室、解剖室、洗涤消毒室、样品保存室等）与普通办公区建有隔离屏障，各主要功能室配备有相应的实验台柜，安装了洗手池、紫外线灯及洗眼、防火、应急灯等基础防护和消毒设施。实验室拥有高压灭菌器等仪器设备70台套，有利于免疫抗体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开展。目前实验室人员有5名，其中副高级技术职称2人、中级技术职称1人;大学本科2人、专科3人，为实验室正常运行提供了技术保障。
1.2.2 动物疫病防控队伍健全，动物疫病防控设施设备运转正常 全区有独立的基层畜牧兽医机构和队伍，区政府“以钱养事”经费确保全区11个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工作运转正常。全区11个街乡（开发区）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区、街（乡）、防疫员三级冷链体系完善，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有恒（低）温冷库2个，冰柜4台，疫苗冷藏车1台，11个街（乡）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有冰柜（箱），防疫员有保温箱，同时建立了保温箱保管制度;冷库和冰柜（箱）常年正常运行，并有专人负责管理，有运行监管情况记录。
1.3 严格动物防疫管理，依法依规做好动物防疫工作
1.3.1 养殖环节防疫管理 农村散养畜禽春秋两季集中免疫，新增填笼补栏畜禽每月补防，由村级动物防疫员负责;规模养殖场严格按程序做好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由动物卫生监督所监管，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1.3.2 动物诊疗管理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由区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动物诊疗许可证，严格执行有关动物诊疗操作技术规范，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兽药和器械，做好诊疗活动中的卫生安全防护、消毒、隔离、诊疗废弃物处置及诊疗记录等工作。
1.3.3 屠宰厂管理 区畜禽屠宰管理办公室加强对全区6个生猪屠宰场的日常监管工作，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做好各屠宰厂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办理和屠宰检疫工作，杜绝病死畜禽产品流入市场，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1.3.4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监管 全区在侏儒山街建有一个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为其依法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常年派驻官方兽医监管，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做好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工作。
1.4 加强畜产品质量监管，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2017年，蔡甸区成功创建了省級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2018年至今，蔡甸区继续采取得力措施努力创建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区。一是制定了2018年动物卫生监督实施方案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计划表。二是抓好投入品监管工作。与全区畜牧兽医行业相关企业、个人签订《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396份，明确了企业为畜产品安全第一责任人。三是开展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2018年共采集、送检各类样品325份，合格率100%。四是强化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监管。仅2018年，全区共完成动物产地检疫10.4万头，生猪屠宰检疫5.4万头，发放动物检疫合格证明30 600份，发放畜禽标识11.5万个。屠宰检疫、产地检疫、电子出证率均为100%。五是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共处理病死生猪3.9万头，家禽1.6万羽，羊68只，宠物54只。
2 蔡甸区动物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2.1 畜牧兽医体制建设不够完善
由于机构改革，区原有畜牧兽医体系被打破，动物防疫能力被削弱，人员偏少，经费偏紧，工作偏软。而新的体系正在建设和完善之中。畜牧兽医人员编制不足，使得区原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承担的管理职能大多要由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使得有关工作不能满足新时代新要求，难以在新时代有新作为。
2.2 动物防疫队伍建设力度弱，专业知识有待更新
专业技术人员年龄老化，在编技术人员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畜牧兽医系统自2008年招聘3名大学生以后，近10年没有引进新的畜牧兽医技术人才，加上机构改革造成原有畜牧兽医技术人才分流，畜牧兽医技术人才严重缺乏，不得不一人多岗，且现有技术人员相关待遇不能落实，基层动物防疫人员待遇偏低，影响其工作水平提高，不利于动物防疫工作的现代化与高标准建设。
2.3 执法监管面广，执法人员及经费不足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监管的环节多、范围大，饲料兽药抽检经费及其他工作经费严重不足。
3 蔡甸区动物防疫工作的建议与探讨
3.1 健全防疫体系
要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进一步落实动物防疫责任，强化领导，把动物防疫工作纳入目标管理，严格考核，奖惩兑现。实行“区长、镇（乡）长、村长”和“局长、站长、防疫员”双重防疫责任制，将防疫网络延伸到养殖户、养殖小区，建立起群防群治网络，形成自上而下层层有人管、禽畜疫病能防可控的防疫目标责任体系。
要进一步理顺畜牧兽医系统职能、机构和人员，加强执法队伍和基层防疫队伍建设，完善动物防疫监测预警体系、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体系、动物防疫监督体系、动物防疫物资保障体系;大力开展全区动物防疫工作转型和职业化队伍建设，加强专业人才引进和人员培训。采取优惠政策择优录取业务过硬的人员和本、专科毕业生充实到动物防疫、检疫第一线，全面提升基层动物防疫队伍的素质，每年吸纳一定比例的畜牧兽医专业应届毕业生，用3～5年时间彻底改变目前人员老化、素质偏低的局面，建设“一懂二爱”的畜牧兽医队伍。加强现有动物防疫机构建设，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动物防疫工作理念，逐步健全完善区、乡、村三级动物防疫网络，切实解决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努力改善工作环境，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3.2 确保动物防疫经费
动物防疫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事业，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要根据畜牧业发展情况、物价上升指数和工作的需要及时调整财政预算。区财政应增加动物防疫工作经费年度预算，配备必要的检测仪器和执法设备，落实好动物防疫人员的工资待遇，重点解决好基层兽医站防控工作经费和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劳务报酬，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3.3 广泛宣传发动
随着近年来动物疫情的发生与流行，国内外越来越重视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欧洲各国对畜产品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国内一些大城市实行了市场准入制度，严防有害动物及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要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需高度重视动物防疫工作，克服“重养轻防”的思想，要充分调动全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实行“群防群控”“联防联控”。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动物防疫法》《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提高人民群众的动物防疫法律意识，以法律保防疫，以防疫促发展，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组成完善的疫情监测网络体系，提高疫情快速反应和处置的能力，把动物防疫工作做深做实做细。
3.4 强化综合防控
动物防疫工作需要贯穿于整个动物饲养、经营过程的始终。因此，要切实抓好免疫关、检疫关、调运关、扑疫关、消毒关，强化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严格执行外来动物及其产品的查验和运载车辆的消毒制度。加强对动物所用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监管，加大药物残留和违禁药物的查处力度，严格控制抗生素在动物饲养中的应用，保证上市动物及其产品的安全。加强对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和中小型养殖户的监管，督促指导他们制订科学合理的免疫、消毒程序，抓好封闭饲养、程序免疫、定期监测、严格消毒工作，降低疫病发生风险。抓好免疫抗体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免疫档案及疫苗台账规范化建设工作，为评价免疫效果和疫情预警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立足当前我国林业产业结构，针对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期为生态林业建设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林业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优化策略
1 现阶段我国林业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林业第一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可知，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2018年全国林业用地面积总量与2017年相比，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林业总产值也有所增长。在当前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林业的种植和培育并未引起国家基层产业机构的高度重视，开发力度却在不断增加，长此以往，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生态平衡，同时也将无法满足林产品加工的进一步需求，进而对企业的整体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1]。
1.2 林业第二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产业，林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经大量的科研数据分析可知，在林业的第二产业结构中，并未有明确的主导产业，产业间的关联性也较差，因此其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产业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和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也对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优势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从某方面来讲，在林业第二产业生产过程中，内部的产业状态趋于平衡，即没有明确的主导产业，从而导致各个产业间相互牵制，产业的整体发展缺乏明确性。而与此同时，从林业企业的产品来看，第二产业结构下的林业产品无论是形状还是性能，大多具有一致性，这种产品趋同性，不仅极大地降低了林业在当前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同时也导致林业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破坏，进而对产业的整体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
1.3 林业第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林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其第三产业的结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即专业人员的缺失以及林业旅游产品过于单一。
经大量科研数据分析可知，在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林业产业一直处于任其自由发展的态度和模式中，从而导致产业相关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进而对当前林业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当前林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不便利的条件下，专业人才队伍的建立和完善也将受到一定影响。
根据相关调查数据可发现，作为林业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自身的产业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对于林业第三产业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从目前来看，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相关产业缺乏合理的附属旅游服务，使得旅游的环境和场所大多局限于对森林自然景观的欣赏，从而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其对游客的吸引力，同时对于林业产业的经济效益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 林业产业结构的具体优化策略
2.1 林业第一产业结构优化策略
从目前来看，在林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为从根本上有效地提高林业产业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对森林资源进行栽培是目前实现林业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一方面，在对林业第一产业进行优化的过程中，企业的相关人员不仅要从根本上提高对生态林业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而且要在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居住需求的基础上增大林业种植面积，以期从根本上显著地增加林业资源的丰富度;另一方面，为确保林业第一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产业相关管理人员还应该根据当下企业现状，建立资源培育长效机制，从而对森林资源的栽培技术、栽培过程、栽培方式等进行合理化规定，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森林资源缺乏的局面。除此之外，在林业第一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为实现生态林业的发展规划，产业的相关工作人员还需通过多种有效措施，如合作、租赁等方式，将农民的资金引入到造林、育林中，进而为林业第一产业的优化调整创造良好条件[3]。
2.2 林业第二产业结构优化策略
产品技术相对落后是导致林业第二产业发展一直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因此为从根本上有效地对第二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处理上述两项问题是目前林业第二产业相关工作人员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根本前提。
针对林业第二产业发展过程中缺乏主导产业的问题，经大量科研数据分析可知，在林业第二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竹木资源、林副产品的加工是传统林业第二产业的主要产业形势，而这种产业构成不仅极大地浪费了产业的资源，同时也與当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方针相悖，从而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从目前来看，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上升的同时，日常的需求也从传统的物质需求逐渐转变为精神需求，其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林业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迎合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创意花卉、林果深加工等产业的重要性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及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而将其作为林业生产的主导产业，从某方面来讲，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同时在提高林业第二产业结构的生产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林业第二产业产品结构趋同性的问题，归纳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产品的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产业链的不完善，为此应从根本上有效地规避上述问题，在进行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企业需加强对林业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强对各项技术的研发工作，以期在满足当前人们结构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提高林业产品的附加值，进而为其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在林业第二产业结构中，产业链短、产品规模小等问题屡见不鲜，不仅严重浪费了产业资源，同时也给社会的整体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为规避上述问题，在未来的第二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加强对林业产品的技术创新，为产业链的完整形成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制造出满足当前人们消费需求的多元化产品。
2.3 林业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策略
从目前来看，为从根本上实现生态林业的发展目标，提高对林业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视度，并将其提上日常的工作进程，也是目前林业产业相关工作人员的核心工作发展方向。一方面，企业不仅需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力度，加大对信息化的建设，与此同时，还要深入开发旅游业的前瞻服务，以期在自然景观观赏的基础上，开发出其他具有一定价值的旅游项目，从而在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的同时，为第三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3 结束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业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林业作为推动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其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受到了社会各界及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但从目前来看，其各产业结构或多或少存在一定问题，为从根本上实现生态林业的发展目标，采取合适的措施对林业产业的结构进行优化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 ] 徐若霖，程宝栋.基于灰色关联度的我国林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分析[J].林业经济，2014（12）：111-113.
[ 2 ] 李大伟，翟印礼.辽宁省林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08）：132-136.
[ 3 ] 吕洁华，张洪瑞，张斌，等.基于马尔科夫二次规模模型的黑龙江省林业产业结构的有序度测算与优化[J].林业科学，2014（09）：138-144.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紧迫而重大的任务。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工作，把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的体制机制当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大事来抓。对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类矛盾纠纷的特点，用大调解促进大和谐、推动大发展。全面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协调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有力地维护了藏区、地震灾区和全省社会稳定。青海省根据自身实际，在创新的前提下，在大调解工作机制实践探索基础上，充分借鉴域内外有益经验，完善和推进符合青海省实际的大调解体制机制，促进青海省和谐社会建设。
一、青海省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特点和原因分析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多来，青海省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省份，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的同时，各项社会建设有序展开，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是青海财政收入增长最快、财政实力显著增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明显提升的十年。全省财力总量由58亿元预计增加到580亿元，增长9倍。然而，这十多年也是社会矛盾凸显的十多年。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我省社会矛盾在近十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矛盾纠纷表现为突发性、隐蔽性和反复性，同时表现为主体多元化，客体复杂化。我省在经济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整个社会心态深刻变化中，使社会矛盾纠纷的触发点增多，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矛盾纠纷尤为突出。随着青海省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公民和经济组织参与其中，并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因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的仅限于公民与公民间的纠纷，发展为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基层行政村(居)、公民与企事业单位、公民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纠纷等等。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公民个人，而且还包括了众多的经济个体和行政组织及部门，矛盾纠纷的主体呈现了多元化。同时，因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和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纠纷的成因多，形成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导致的后果严重。矛盾纠纷的演化由直线式变成曲折式，并且在矛盾纠纷的彼此消长的渐进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也已不再简单化。从而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第二、当事人寻求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呈现激烈化，形成群体性事件。矛盾纠纷的受害方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纠纷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基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没有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及时公正合理地解决。当事人往往采取一些过激甚至违法手段，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具体表现为，在农村牧区，由于一些基层行政组织不依法办事而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草山承包、农民负担、不当集资收费等纠纷，众多农牧民成为纠纷当事人；在企业改制中，因职工下岗、企业内部集资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企地纠纷中，因利益冲突，厂矿企业与驻地周围有关群众成了纠纷当事人；在金融兑付、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根据青海省民政厅的介绍，近年来，随着军队安置政策的改革调整，引起部分复转干部的攀比心理和群体上访事件：因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群体化而使其规模不断增大，因处理不当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第三、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多样化和总量扩大化。一方面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承包、草山承包、农牧民负担、企业改制、职工工资、金融风险、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房屋拆迁和退役、复转干部的集体上访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正是这些新型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在基层农村和城镇两大区域，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以农牧民为主体乡(村)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城乡、内外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类矛盾纠纷的总量呈上升趋势，涉及到的当事人大量增多。自1990年以来，青海省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的纠纷总数不断增长，人民法院立案审理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也在增长，根据青海省高院的统计，民事诉讼案件受理案件连续三年以2％的速度递增。
青海省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以上特点，有其深刻政治经济根源和整个社会的大背景，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新时期，青海省的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增强，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我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我省人民生活有了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农牧业基础薄弱、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第二，某些人谋取经济利益意识过于强大。改革开放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解放思想的契机，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以很大冲击和震撼，使他们在思想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青海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例外。尤其是为了实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大开发的二十字目标，我省各级领导全力以赴抓经济，全省人民奔小康，特别是以土地承包、草场承包为重点的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和以企业改制为重点的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使许多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使得单位和个人将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导致出现了一系列违法乱纪情况出现。
第三，干群矛盾日益显化。存在着部分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的基层党政干部基本素质较低，“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不能够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甚至酿成严重事件，特别在计划生育、征收公粮、“三提五统”和集资收费等方面，有些干部态度强硬，作风蛮横。此外，有些政府部门对出现的金融风险、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处理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和怨恨，影响了基层社会稳定。
二、借鉴域内外解决纠纷的经验，青海大调解机制框架基本确立
多年来，域外蓬勃发展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已成为时代潮流，成为与民事诉讼制度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从国内看，江苏南通、浙江诸暨、河北省等地开展的大调解实践比较有代表性。针对原有人民调解机制程序、范围、成员素质等进行改革完善，总体上呈现出传承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民间纠纷方面的优势，另外也超越原有人民调解机制的内涵，在适用性质、范围、程序等方面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包括体现国家政策导向性的同时，体现了党委牵头，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特点：有些调解模式趋于专业化、职业化和社会化，保留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也提高了利用地方资源的能力，增强了调解的权威性；纠纷类型的变化，出现了跨行业、跨区域的纠纷解决模式。近些年来，青海省结合自己的实际，也进行着“警民联调”、“一揽子”调解、“三位一体”、“法院委托调解”等比较典型、影响较大的工作模式，大体上可反映出青海省在各种调解方式衔接与联动上的探索。我省各级司法局和本地区的公安部门联合开展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衔接与合作，同时出现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以及法院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的王作模式，例如2009年6月海南州同德县政法委牵头，组成联合调解小组，联合调解解决了一起双方无证驾驶摩托车相撞后，交警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产生的既有民事纠纷又牵扯行政纠纷的案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2010年7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总要求，积极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处格局，及时化解因道路交通事故产生的民事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事故处理效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省法院、司法厅、公安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处理中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意见》，对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2010年6月青海省高级法院、青海省司法厅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事纠纷的若干意见》，从而形成了青海省实现对纠纷的法律调控与非法律调控、诉讼解决与非诉讼解决的联动与协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该《意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并经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省司法厅同意联合会签的。该《意见》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方法、适用范围、调解组织、委托程序、调解协议的效力、受理费减免、协调保障机制、实施日期”等九个方面的内容，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的10类民事纠纷。为规范民事纠纷委托调解工作，保障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合法、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和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标志青海省大调解机制的工作框架进一步确立和完善。
三、完善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对策
第一、应该建立纠纷调处中心，同时各州地市建立调处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划拨业务经费，保障工作运转。目前青海省各地市区、街道、社区、乡、镇、村都设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协调机构，已形成了上下联动的王作系统，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相应地在区、街道、社区、乡、镇、村设立纠纷调处中心，调处中心的工作由同级政府领导。州地市政法委设立的民事纠纷调处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协调相关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王作，并负责对各级调处中心调解工作的指导和检查，以促进在全省形成民事纠纷调解的工作网络。在司法行政部门要设立相应的民事纠纷调处工作指导部门，负责行政调解与其他调解方式的衔接和配合。
在县级建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可由综治委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大调解领导小组不能有其名无其实，要尽快进入角色，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工作。在公安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对不够治安处罚的民间纠纷，轻微治安案件和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伤害案件，实现警民联调，优势互补，开展便民服务。法院以各派出法庭为主体，形成以“巡回法庭”为平台的联调联系制度，由有关单位人员组成对重大疑难纠纷和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重大矛盾纠纷进行调处。司法所要承担起掌握辖区社情民怨线索的职责，在仔细甄别认真处理各类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的基础上，做好自身不能化解矛盾纠纷的分流。
同时应将大调解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划拨到位，不能随意克扣，保证业务开展能够正常运转，特别是纸、笔、墨、燃油等起码的办公经费必须解决，王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应纳入基层政府统一解决，千方百计改善办公条件，优化工作环境，保障工作运转。
第二、建立科学分流制度，实现三调对接。首先，建立诉前告知调解制度。凡起诉到法院来的案件，在立案之前向其发放《诉前人民调解告知书》，告知其可以先进行人民调解，如果属于行政纠纷可申请行政调解，特别告知申请调解的好处，分析其中的利弊，使其接受调解。之后将案件分流到相关调解组织。其次，各地建立诉中委托调解制度。在人民法院进入审判程序之后，对有可能调解的案件，法院主动跟相关调解组织联系，由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也可在调解组织的参与下共同调解，提高调解成功率。确实将2010年6月省高级法院、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事纠纷的若干意见》落到实处。最后，建立判后参与解释制度。人民法院在送达判决书的时候或者在送达之后邀请有关调解组织进行判后答疑，解释相关的法律问题，使当事人能够服判息诉，同时主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第三、完善大调解运行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和定期沟通制度、联合排查和联合调解制度、信息通报和工作交流制度。各州地市、县、区、乡镇、街道由各级综治办牵头，定期召开由成员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通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和安排，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对涉及范围广、影响大、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和民商事案件，要及时同协调有关部门研究，提出解决意见。同时，既要由各级综治办牵头，组织各部门、各单位开展横向联合排调活动，也要积极做好系统纵向的排调工作，形成排调合力，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法院和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人员要加强对民事纠纷调处中心调解人员的培训和指导，帮助调解员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能力。各基层法院应成立民事纠纷调解工作指导小组，建立调解指导员制度。各高校的相关专业的人员也应该定期到调处中心指导和参与调查中心的调解工作。指导小组与街道、乡、镇调处中心建立指导网络，定点挂钩，落实到人，负责与调处中心的工作协调及对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注意选派业务能力强、司法水平高的审判人员参与对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对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调解人员主动要求法院旁听的，法院指导小组要给予支持。对法院审理的对调处中心调解工作有指导作用的案件，要主动建议调处中心人员派调解人员旁听审理；在巡回审理时，可以邀请当地调处中心人员旁听案件审理，协助调解。同时要建立法院审判与调处中心调解之间的信息沟通制度，通过定期、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交流相关信息，总结协作经验，超前制定工作方案。指导小组要开通咨询热线，面向本辖区的调处中心和民调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确保法院审判工作与调处中心调解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诉讼外调解和法院审判各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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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是在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中实现的，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作为地区发展极的城市圈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领头羊，因此,推动城市圈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对于城市圈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武汉城市圈作为我国中部规模最大的经济区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研究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武汉作为九省通衢，全国交通枢纽，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较一般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要高，而由其带动的武汉城市圈的外贸状况对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近期国家外贸重心的转移对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巨大。武汉城市圈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其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结构近年来出现了趋同倾向，这种趋同在某方面进一步带动了武汉城市圈的经济繁荣，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如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等，这些负面效应会导致经济发展不协调，对武汉城市圈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许多障碍，成为发展的“瓶颈”。国家贸易重心的转移正好给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调整机会，贸易转型主要在引进外资、技术创新等方面对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贸易模式转变能加快引进引资结构，改变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贸易模式转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正成为继珠三角城市圈、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圈之后的第四极，其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研究外贸转向情形下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贸易转型；产业结构；武汉城市圈
【作者简介】汪长球：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宁波大红鹰学院经济管理分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方齐云：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理事，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内部审计师协会副会长，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
1.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以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为主要措施的战略性保护贸易政策一直是我国基本的贸易政策，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消费扭曲。现在这种状况将有所改变，在2010年12月召开的商务部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扩大进口将作为中国2011年推进结构调整，促进中国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中国要进一步完善一些鼓励进口的政策，改善进口产品的结构。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国进出口状况也有所改变，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预计将达2万9000亿美元（3万8000亿新元），同比增30％。而年内贸易顺差则有望降至1900亿美元左右，贸易平衡状况有所改善。中国发出了扭转“厚出薄进”的外贸转型信号。扩大进口对一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一国的经济福利是扩大还是减少？这是一个改变民生的问题。笔者认为扩大进口不仅对于减少外部压力有利，也可促进消费。随着贸易方向的转型，中国的产业结构也要随之改变，资源浪费型的产业面临淘汰和转型的状况，对地区经济、地区产业结构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武汉城市圈的考察，分析外贸转型时期，武汉城市圈经济和产业结构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A.国外学者对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研究
日本学者筱原三代平提出“动态比较费用论”。他认为不能只看到有些产品目前的竞争力情况，应该以发展和动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要从长远和动态的趋势来看产品的竞争力，政府要对那些趋势竞争力强的企业和产品给予政策支持，使其转化为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其提出了动态的比较优势观点，即所谓扶持有潜力的弱势产业的观点。另一个日本学者赤松则提出了“雁行形态论”或称“产业的雁行形态发展论”。赤松解释了后起国优势产业的产生、发展和衰退的生命周期。其用模型来解释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对本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KallR，MendezF和ReyesJ(2007)则研究了贸易结构的特点，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贸易结构能够不依赖于贸易自身的水平而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深远影响。Benedictis和Lueia(2007)研究了2004年前的欧盟十五个成员国中东欧四国之间的贸易模式相似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贸易在解释转型国家出口结构变化方面至关重要，认为经济整合强度越大并不一定引致较大的出口相似性，其主要结论是出口结构具有相似性。
B.中国学者对于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
袁欣（2010）认为对外贸易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因为对外贸易活动的规模经济效应利于积累技术进步，从而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其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没有能够有效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存在对外贸易结构的“镜像”并不反映产业结构的“原像”的问题。王非（2009）通过对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探究了实现二者互动优化升级和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具体途径，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贸易结构均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从历史发展轨迹和基本趋势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耦合性。王晓燕（2006）通过对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现状及演进过程，采用结构效应指标研究了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本期出口贸易结构对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本期产业结构影响不明显，而当期进口贸易结构对当期产业结构促进作用明显。
C.区域及城市圈产业结构与贸易相关性及趋同性相关的研究
程丽雅（2006）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各主要城市从1990年到2004年共15年相关数据计算分析及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状况的定性分析。认为外贸趋同性导致了城市圈产业结构的趋同。于莹莹（2007）对中部六省的研究，认为从贸易、技术方面，需求、供给、历史因素方面，综合效益评价等三方面看，中部地区在这三个方面都是趋同的，中部六省的产业结构具有极大的趋同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六个省份大致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复建设尤为严重。徐健（2007）通过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区域研究，也得出该区域产业结构趋同。
2.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状况
A.产业结构的概念
人类对产业结构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可谓历史久远。理论上来说，产业结构是指社会经济中各类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产业结构演化的过程也就是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并由此推动各种产业协调与繁荣，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历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
B.武汉城市圈的内涵
“武汉城市圈”是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概念早期是以“武汉经济圈”概念提出来的，2002年6月，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武汉经济圈”的概念，提出了依托全省发展武汉，发展武汉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思路，从经济上看，它是以武汉为中心，由武汉及周边若干城市组成的一个经济联合体。现在，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的1+8城市群，指以武汉100km为半径的城市，包括武汉、黄石、黄岗、鄂州、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等9城市，圈内总人口约3141万，国土面积达6万k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3％，提供了湖北省63％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湖北省经济密度最大的区域。
C.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状况
近几年来，武汉城市圈经济迅猛发展，2009年武汉城市圈的GDP总量占到整个湖北省GDP总量的60%以上。2010年武汉城市圈的9市共实现生产总值9586亿元，占全省比重63.5%，占比在不断的提高。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结构近年来出现了趋同倾向。这种趋同在某一方面进一步带动了武汉城市圈的经济繁荣，但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如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等问题，这些负面效应导致了整个城市圈经济发展不协调，对武汉城市圈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许多障碍，成为发展的“瓶颈”。这种弊端主要表现在：
一是圈内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高，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差异程度的指标，计算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后发现圈内三大产业结构趋向现象很严重。许多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9以上，甚至出现黄冈与天门的相似程度基本一致的情况。如此高的相似度，严重影响了其整体优势和综合经济效益的发挥。
二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武汉城市圈内9城市(除武汉外)明显存在着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偏低的问题，主要因为工业对农业支持和带动力度不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其中心城市武汉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东部发达城市来说比重偏小，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法律服务、旅游服务等所占比重低，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心城市对整个城市圈经济的组织、协调、辐射作用，阻碍了整个城市圈的经济持续发展。从2009年武汉城市圈数据看，工业结构中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比重过高,特别是武汉、黄石、鄂州、潜江四城市。城市圈总体的轻重工业比例约为0.385，略优于全省0.332的平均水平，但与全国的0.492，还显得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工业结构偏重，对投资的依赖性较强，影响了产业链的形成和延伸。（见图表）
表1 武汉市圈主导产业对比表
Tab.1 The Contrast of Dominant Industries in Wuhan City Circle
3.贸易转型对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的影响
A.贸易转型对武汉城市圈引进外资的影响
贸易模式转变能加快引资速度，优化产业升级。贸易重心转移，改变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资投资状况，对外资以合理的引导和规划，同时可避免重复建设,保护城市圈的产业生态系统。贸易转型对调整武汉外资思路如下：
一是产业优化引资。
立足于武汉交通枢纽优势,加快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步伐,走农业产业化、科技化的路子,充分利用外商的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附加值。
二是技术创新引资。
通过大力引进深加工工业和技术密集型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业,创造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链。使目前一般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整个武汉城市圈主导地位的局面改变,让新进产业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强劲的新经济增长点。
三是改变投资领域的趋同。
武汉城市圈外商直接投资行业比较单一,投资领域趋同，外贸重心的转移，可改变武汉城市圈目前外商直接投资领域过窄的现状,拓宽外直接投资领域，有计划、有步骤地在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外贸、通讯等高附加值产业提高利用外资比重，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生产性行业和关联效应较高的行业。
四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
贸易模式的改变，必然引来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大公司、大财团来武汉城市圈投资大型项目,尤其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参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因此要合理调节产业的布局和产业合作,优化资本配置的作用。
B.贸易转型对武汉城市圈技术创新的影响
贸易模式转变能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贸易模式转变使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重大改变,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加快了模仿能力。既可以填补国内某些领域技术上的空白,又节约了创新企业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科研经费,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武汉城市圈通过引进新技术,提高整个城市圈的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其一通过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提高了技术外溢效应。
贸易重心的转移，使本地企业有更多机会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本地企业各个层面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本地企业通过进口高技术产品,通过模仿学习就能获得更多技术,而由此创造的新价值就会增加,从而提高投入产出率和内资经济增长绩效。
其二通过改善自身条件,增强技术吸收能力。
受武汉城市圈企业企业技术能力、人力资本存量、内部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模式等条件的影响，武汉城市圈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企业技术溢出的效果也不相同,贸易重心的转向淘汰一部分“吸收能力”差的企业,便于整体产业的升级。
其三将引进与自主研究、开发相结合。
通过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发展突破式的经验。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取得产品的核心技术,确立比较优势,推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发展。
C.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广义的对外贸易结构概念包括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对外贸易主体结构和对外贸易区域结构，这四要素具有层次多样性、技术差异性、体制主导性、区域集聚性和动态演进性等特性，且其影响因素诸多。产业结构受到决定性因素和辅助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其发展具有从低附加值至高附加值的一般规律。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着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两种发展状态关系，以及交互作用的传导机制。进几年来，武汉城市圈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贸易结构发展趋势良好，但是也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贸易商品结构层次不高、贸易方式结构低附加值、贸易主体结构外源化、贸易区域结构过度集中化等方面。城市圈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得以优化，尤其是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迅速:相对劳动生产率日益集中、结构能源效益转向、循环经济的发展等，从历史发展轨迹和基本趋势来看，武汉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藕合性。
4.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的趋势和走向
A.产业结构变化趋势走向合理
武汉城市圈9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上差异明显，第一层次为武汉市，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GDP和人均GDP都远远高于城市圈内其他城市，从产业结构来看,武汉市三业比例为5∶46∶49,产业结构为三二一结构，表现为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升级换代趋势。第二层次为黄石、鄂州、潜江3市，3市人均GDP均超过2.5万元,但与武汉市仍有较大差距,但较其他城市有较大的领先优势，从产业结构均为二三一结构，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三层次为孝感、咸宁等各中小城市,人均GDP也达到1万元，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其第一产业比重偏大（>20%）。从总体上看，城市圈三大产业结构趋向合理。表现在第一产业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步增长，第三产业趋势加快。这一变化基本上符合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的演进规律，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较相适应。
B.产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
首先，从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看，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基础薄弱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发展，农业产量在不断的增加,但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从事种植业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客观上制约了一产业的发展。
其次，从第二产业看，较前几年得到飞速发展，但其内部开始显现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发展低级状态与膨胀状态同时存在,导致其发展潜力逐渐丧失；生产方式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主,使得自然环境为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时在产品的深加工和延伸增值方面做得不够,导致增值空间小,利益流失多,发展困难。
再从第三产业看，城市圈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东南部还比较滞后,第三产业近几年来,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幅始终保持在大于10%的幅度上，但第三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依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在金融、外贸等高附加值的产业上较东南部城市群还有较大的差距，同时，从整个城市圈来看，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只是在38%左右，从而严重制约了城市圈区域经济的发展。
5.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A.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比较优势产业
首先要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来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产业基础比较完备，大学拥有量和在校大学生数量均名列全国前茅，有丰富科技和人力资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武汉是中部的交通枢纽，号称九省通衢，有物流交通等比较优势，可“承东启西，纵南贯北”。区位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应抓住机遇，把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今后武汉城市圈要努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尽量在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布局。对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仍然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但这种引导只能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顺势而导，而决不能凭意愿逆势而为。
B.发展低碳经济，杜绝资源浪费
武汉城市圈内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存在着浪费资源的现象，产业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因此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互补发展的良好格局。产业结构调整要因地制宜地提出调整规划和方案。武汉城市圈内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有的已经步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有的还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面临的具体情况出发。
C.制定措施，扶持优势产业
武汉城市圈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扶持本地区的支柱产业。根据武汉城市圈内各个城市的区位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突出区域优势,重视把支柱产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使其得到巩固、加强，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并将其做大做强，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协调发展。对一产业要进一步巩固基础产业农业的发展,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第二产业是本地区的主导产业,要做大、做强，在加快优势工业发展的同时,应重点考虑向周边地区进行辐射,带动与此相关的工业发展,避免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浪费等现象的发生。第三产业发展是中部地区三大产业发展的重中之中。应当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联合规划加以整合优化,从而带动本地区乃至全国物流业、旅游业、科技服务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是要将对外开放的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积极参加地区间、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努力构建与开放型经济体系运行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拓展经济的成长空间。因此，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要先促进外贸结构的优化，从而提升本地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
三是大力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当前必须逐步扫除那些阻碍城市化过程中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用体制创新来促进城市化的发展，改变重复建设的弊病。
四是要抓住有利机遇，积极主动承接东南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根据我国以往发展经验表明：发达地区与后起地区形成一种梯级的产业转移动态过程，将有力促成地区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武汉城市圈的发展不仅要立足于自身发展能力的培育，还要充分利用其在全国乃至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顺应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规律，立足中部区崛起的新机遇，面向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全面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开展区域合作，积极主动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五是要支持工业园区的发展，积极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增强本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工业园这种形式得到了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我们要充分利用本地区交通便利和资源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外地企业落户，不断拓展招商思路，创新、优化招商引资方式。
六是促进产业集群,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是产业布局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当代经济世界的一个突出现象,在我国产业集群现象也很普遍,其中以浙江、广东一带最为突出。武汉城市圈要建立产业集群，使集群内的企业获得外部规模效应,并催生知识、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提高了集群内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武汉城市圈正面临经济起飞的关键期，调整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关系，武汉城市圈经济将会有实质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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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京津冀区域内高职教育服务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同时亦存在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不高等问题。在理清高职专业与产业协同理论及相互关系的前提下，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调研京津冀高职专业布局与产业发展的匹配程度，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透过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提出优化专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即专业合理布局、专业动态调整、专业设置精准、专业特色彰显。
关键词 京津冀;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产业结构;协调性
实现京津冀一体化是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技术等领域，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文化培育的重要渠道，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协调程度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与速率。
一、理论基础与互为关系
高职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专业是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逻辑起点， 专业规模、专业层次和专业布局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发展相吻合是提升服务质量的必备条件[1]。
（一）专业结构
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中各环节间的内在联系是通过学科专业结构予以体现的。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层次同样适用于相关概念。京津冀区域內高职专业结构是指京津冀两市一省所辖高职院校中具体的学科专业（种类、规模和质量内涵）所构成的比例关系和组成方式，包括数量结构、规模结构、层次结构及区域结构等。
（二）产业结构
能够组织生产或制造某种相对独立产品且相对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叫做产业。当某一产业由于其自身内部结构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他产业，我们将这种条件下产业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称作产业结构。京津冀产业结构可直接反映出区域内资源在产业间配置状态、各产业所占比重、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
（三）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
从劳动力供需平衡的角度分析，教育具有经济效益。产业结构影响着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决定着专业结构和培养规模， 是职业教育专业结构的根本影响因素。专业结构要契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并能够适时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加以动态调整。使受教育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的新价值，使得教育的生产性得以实现，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从需求决定供给的角度分析，教育促进生产力的再生产。专业设置对产业布局具有一定的适应、引领作用。合理的专业设置和规模反过来会助推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又与高职教育专业结构密切相关。高职专业结构只有在设置较为科学、合理的前提下才能提供、储备社会所需的人才资源，进而使生产力得到扩大再生产，促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第一生产力[2]。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职院校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是体现其教育内涵、办学特色、育人质量的重要指标。专业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的生存与发展。专业建设应置于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重要位置，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秉持前瞻性、特色性、市场性等原则，以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对接产业、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高水平专业为目标，主动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养老护理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民生急需的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文献整理与数据处理
（一）文献整理
国内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丰。杨振军（2015）认为，区域内高职院校专业的种类、人才培养规模能够满足劳动力市场的基本需求，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结构匹配，是评估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合理性的重要标准。梁丹（2016）以辽宁省为对象，研究区域内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度，从布局结构、层次结构等多层面提出协调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对策建议。郝琳琳（2016）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对区域内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了分析，以河北省为例提出职业院校需要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新的定位要求，为实现经济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培养人才;注重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培训;为第二产业创新升级提供高技术人才;为拓展第三产业产业链，发展现代服务业培养人才。沈陆娟（2019）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结构协调的重要性。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高职专业数量对接产业发展规划、高职专业布局对接产业集群布局的发展策略 [3]。
（二）数据处理
1.京津冀区域高职专业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协调性
产业和就业数据多来源于2010-2016年的京津冀三地的《教育统计年鉴》《经济年鉴》等，就业结构数据为全口径劳动力，产业结构数据为产业增加值。衡量协调程度的指标采用结构偏离度D，分别计算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度D1和专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D2，将二者取绝对值求和即为总偏离度D，具体计算公式见式（1）（2）（3）[4]。
Dj1=（Sj-Ij）/Sj （1）
Dj2=（Sj-Ej）/Sj （2）
Dj=|Dj1 |+|Dj2 | （3）
Ij—— 产业结构，各产业增加值与产业增加总值之比
Ej——就业结构，各产业就业劳动力与劳动力总数之比
Sj——专业结构，各产业毕业生与毕业生总数之比
Dj1——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度
Dj2——专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
Dj——总偏离度
J=1，2，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表1、表2、表3分别为京津冀三省市2010-2016年三次產业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专业结构数据。图1、图2、图3分别为京津冀三省市近年来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曲线。
由图1可见，北京专业结构介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协调性较好;津冀产业结构高于专业结构，专业设置对当地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有待提高。2010年以来，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下降明显，说明随着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和城镇化的大力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快，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逐年提高。京津冀区域第一产业的整体就业结构下降明显，表明传统农业在京津冀区域内不再作为发展重点，在GDP中的比重和规模正逐步缩减。
由图2可知，区域内两市一省的第二产业的结构和专业结构均高于就业结构，说明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较高。北京专业结构曲线高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专业超前发展、毕业生过剩;天津、河北两地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曲线相近，且大致介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但对口就业不充分，毕业生数量或质量存在短板。
由图3可知，北京第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曲线部分趋于重合，协调性较好。专业结构还需调整进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天津第三产业与就业及专业结构曲线交汇上升，三者协调度较好。河北省第三产业的专业结构显著高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说明第三产业高职人才培养“超前”发展，毕业生过剩，或存在结构性就业困难的情况。
整体来看，京津冀区域内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差系数绝对值高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说明第一产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或人均所创造的产值不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专业结构间的不均衡程度较为严重。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偏差系数为正值，偏差系数的绝对值不断远离零值，说明第二产业的专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性有增加趋势。第三产业的专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偏差程度趋于缓和，且第三产业还有一定的劳动力就业空间。此外，由于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具备很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差不大。
三、现状分析与问题聚焦
（一）京津冀区域产业发展分析
在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中，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其第二产业占比为16%，第三产业占比为80.6%，产业逐渐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发展，这是一个地区产业结构逐渐走向完善的标志。《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明确提出未来产业将聚焦于价值链高端环节，大力促进金融、科技、文化创意、信息、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和高端发展，培育发展新兴业态[5]。
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改革开放先行区。目前处于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阶段，第三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占比不断扩大，2017年第三产业占GDP总值的58%。天津将形成“两带集聚，多级带动、周边辐射”的产业空间布局，构筑以高端产业、新兴产业、优势产业、传统产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新体系，建成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6]。
河北定位为全国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目前，钢铁、石化、建材等仍是河北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新优特产品少，较大比例的企业仍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底层和全球价值链低端。下一步河北省将在降低传统产业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在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上做文章，拓展新型服务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7]。
（二）京津冀区域高职教育资源现状分析
随着京津冀区域内各省市发展定位的明晰，各省市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优化升级的强劲步伐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
如表7所示，京津冀三地高职教育资源不均衡，存在明显差距。整体来看，北京市高职教育优势明显，各项统计数据不仅优于天津、河北，更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北京各类型、各层次的教育资源都较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职教育发展，导致高职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逐年下降，存在资源利用率不足的现象;天津高职教育规模处于北京市和河北省之间，资源比较丰富，办学水平较高，多数统计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生源短缺问题较为突出;与此相反的是，教育资源投入有限的河北却保有着数量众多的高职院校与学生基数。高职院校的数量不少但实力不强，较京津两市高职院校存在差距[9]。
仅从专业设置来看，教育部2017年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结果显示，北京高职院校开设专业211个，天津高职院校开设专业266个，河北省开设专业443个。京津冀区域内高职专业基本覆盖了《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中的19个专业大类[10]。整体上看，三地专业设置都集中于财经、电子信息、制造专业，水利、公安专业设置较少。
（三）专业与产业结构间协调问题分析
1.专业结构趋同
由于京津冀区域内的两省一市在历史基础、资源结构、社会文化、地方制度等决定经济行为的主要外生变量上存在较多的相似性，导致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规模经济不易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进而使得高职专业结构趋同、毕业生就业方向相近的现象存在，相关专业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现象明显，学生结构性就业矛盾和教育资源浪费的情况并存。
2.规模结构失衡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驱动下，产业规划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三地主导产业和重点发展方向各有不同。高职院校反应迟缓，虽专业涵盖广，但学生数量与区域内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与趋势不能同步保持均衡，“冷”“热”专业计划招生数量相差悬殊，专业布局与区域产业的空间布局不相适应，在专业调整及专业群的整合等方面明显存在滞后性。
3.专项研究乏力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弥补了在科研领域开展区域合作的空白，但专门针对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研究机构还没有，专项针对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研究力量比较薄弱，研究人员多为高职院校的一线教师，实践经验足、问题抓得准，但理论深度有限、视角广度不够、站位格局不大。特别是针对区域高职专业建设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的前瞻性和系统性的专题研究成果不多，缺少相关准确数据予以强有力的支撑，缺少行業企业参与教研的工作制度保障，缺少高质量论文，缺少多学科视域下对区域高职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深入研究，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需要。
4.行业作用不足
行业作为高职教育与产业间的连接纽带，肩负着密切教育与产业的联系，确保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教育内容、培养规格、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相一致的社会功能。目前，京津冀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未突显。其自身的专业优势、信息优势、人才优势、组织优势还没有真正得到发挥，服务企业发展、协调校企关系、参与专业建设的职能缺位，搭建合作平台、组织社会资源，把握行业发展的状态和破解瓶颈问题的能力不强。
5.企业热情不高
高职专业（群）建设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有力抓手，是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过程中解决人才紧缺问题的必然选择。京津冀现代制造业职教集团、京津冀“物联网+”职教集团纷纷成立，但由于企业主体地位未明确，造成其在参与高职教育及专业建设过程中的合作形式、各方权责、财税管理、利益分配等方面内容尚不明晰，致使企业参与校企专业建设的热情不高、程度不深、方式不多等问题依然存在。虽《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已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于2018年联合制定并发布，但具体的配套政策和落地的可行举措还需进一步完善。
四、对策建议
（一）专业合理布局
进一步明确、巩固政府、行企、科研机构和高职院校在专业管理中所处的主体地位，站在区域协调发展和供给侧改革的双重角度审视并逐步优化区域内高职院校的空间布局，以政府机构联席会议、高校联盟会议、产教融合、集团化办学等形式，提供政策性保障，完善学科间的专业交流机制，统筹规划、调整现有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和数量，共同制定招生计划、统一执行录取标准、实现协同就业，促使区域高职教育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合理流动。
一是疏解北京教育功能。根据京津冀三地发展定位，按照“北京只减不增、天津只调不增、河北增调结合”的区域专业建设原则，北京核心区不再举办高职教育，既有的高职院校促其升级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天津与河北在承接北京市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外迁的过程中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对专业结构与区域及各自省市产业结构吻合度不高、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协调适应性差的专业进行削减，降低区域专业重复率。天津通过调整现有专业满足新兴行业发展需要。借助京津教育资源的共享与扶持，新增专业原则上向河北进行倾斜。
二是均布重点高职院校。抓住国家统筹推进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的契机，对标雄安新区的建设蓝图，撤销或合并条件差、规模小、无特色的高职院校，迅速形成一批、短期培育一批、长期谋划一批高水平的高等职业院校，形成“以重点带全面”的区域发展格局。高水平高职院校依据自身条件，制定科学的专业规划和专业设置调整的具体实施方案和操作流程，以科学高效的治理水平增强依法依规自主办学的能力和水平，最大限度地持续减少专业结构被动性与滞后性的调整对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三是整合高职教育资源。配合区域产业园的规划与建设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园区的发展。积极利用天津、河北发展空间较大、人口资源相对丰富的优势，在加快已有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河北廊坊大学城建设的基础上，着手谋划雄安新区职教园区建设工作。积极引导区域内高职院校以整体搬迁、建立分校等形式融入职业教育园区。
（二）专业动态调整
区域内高职专业建设紧随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动向，深度融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促使专业的质与量均契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动态调整、统筹定位、错位发展、彰显特色。
一是做好市场预测分析。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完善信息发布和预警机制，定期发布区域人才需求与专业信息，加强对专业设置的监督评估，规范、引导高职教育多元参与主体依据人才市场的需求信号，以详实数据为支撑，探寻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系统分析所需人才的层次、数量、素质等要素，预测人才的需求走向，快速做出专业结构的优化策略，适时调整各项专业建设的配套机制与投入保障。同时，利用财政支持力度等宏观调控政策及手段为高职院校“放管服”改革保驾护航，避免完全依赖市场化运行对高职院校自主设置专业所带来的冲击。
二是优化存量严控增量。区域内高职院校可从办学水平、招生和就业质量三个维度优化、调整专业设置。首先考虑自身现有教育教学资源，优先支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特色专业，积极培育与优势专业群相互依托的新兴专业。其次是紧扣行业产业发展趋势，重点支持服务战略新兴产业的优势专业，持续支持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传统专业。再次是综合考虑京津冀区域内其他同类院校专业设置的情况，逐渐淘汰不符合学校发展定位、专业设置重复率高、市场需求低、专业实力弱、招生就业萎靡的专业。在相近专业开设相关课程应对市场急需的某职业岗位，当市场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时，再正式精准设置对口专业。所设新专业应参照《悉尼协议》等国际化的标准流程进行建设[11]。
三是完善多元评价机制。目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建设和评估多以教育行政部门和高职院校内部审核、评价为主，社会认可度、影响力有限。要积极引入市场要素，构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建设与评估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建立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机制，以对口就业率、用人单位满意度、学生就业满意度等为重点考核指标，自然淘汰经市场考验“对口就业率”等未能达标的专业，倒逼高职院校持续优化专业设置。
（三）专业设置精准
专业设置是一个持续调整的动态系统工程，不仅要满足市场的基本需求，而且要充分兼顾专业的科学性、系统性，使人才培养规格与社会多样需求相契合。
一是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由区域内行企人员和高职专业教师共同组成团队，按照学科专业建设发展规律和产业转型发展趋势，从“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等多个维度进行论证，以产业链工序为参照，科学评估产业关键环节和要素，分析所需专业素質，形成纵向跨越产业、横向跨越区域的高职教育专业链条，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资质对接、学生素养与行业素质对接，形成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的专业链条。
二是精细划分、交叉发展。从粗放式的专业建设向精细化、特色化、交叉型专业设置方向转变。控制重复设置严重的专业规模，对原有专业进行分解、整合、提升，开发形成新专业。设置新兴交叉类专业，新专业的设置按技术领域或职业岗位进行细化，形成专业—产业对口的供给模式。
三是建设高水平专业（群）。依托京津冀功能定位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产业发展趋势、专业资源条件等要素，遵循互补不重构、配合不重合的原则，精准调整、设置专业[12]。通过成立专业联盟，建标准、建专业、建资源、建基地，探索现代学徒制等校企“双主体”育人的新模式，推动成立一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教融合平台、技术技能平台等举措，着力建设一批支撑、推动、引领国家高新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的高水平专业（群），解决高职专业聚集度低，对产业群变化不敏感的瓶颈问题。
（四）专业特色明显
发挥市场在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依托区域产业群发展特色专业，切忌大而全、力求定位准、确保质量优。遵循京津冀区域内两市一省各自的发展定位、利用行业企业所拥有的生产线、设施设备、技术能手等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高职教育资源重组和专业内涵改造。
1.做精第一产业相关专业
就京津冀区域第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整体比较，传统的种植业和畜牧业规模日渐萎缩，就业人数已达饱和状态。第一产业精细、智能、高效、绿色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区域内对生态农业、水产海产养殖技师等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旺盛，可结合区域风土人情、农业特色和现代农业产业链，改造传统专业，拓宽原有专业口径，积极优化先进种植技术、培育技术、生物技术、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提高涉农专业人才的培养层次与质量，推动生态修复与建设力度，助力打造扶贫新产业新业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做强第二产业相关专业
应以《中国制造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为指南，对区域内涉及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耗能高的产业相关专业要缩小规模、减少数量，做强发展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和智能化制造等相关专业。以较强的专业及专业群实力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集群，大力发展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助力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串联起京津冀三地所处上中下游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增强行企创新活力，形成中国更为强大的区域创新能力“龙头”。
3.做优第三产业相关专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综合考虑京津冀三地的具体情况和城市功能定位要求，从产业协同发展的角度考虑，改造、削减社会需求不大，特别是一些通用专业，以及供需基本平衡、布点过多的专业，应将具有较高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含量、能够代表服务业产业升级方向的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健康服务业、信息、金融、科技服务等相关专业予以重点建设、破解服务业生产效率不高、从业人员学历偏低的现实问题[13]。
4.做实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2019年初，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员、物联网工程技术员、大数据工程技术员等15个新职业，其大多来自目前比较新兴和热门的行业。京津冀区域内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应及时调整，具备战略眼光、具有先觉意识，超前规划、提前着手，明晰社会需求、紧扣产业发展趋势，依托自身办学条件，积极更新专业，面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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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津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分析[EB/OL].[2019-04-06].https：//f.qianzhan.com/chanyeguihua/detail/181008-b1d1e2d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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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Coordination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Zhang Qiang， Xing Qinghua， Liu Xiaomei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pecialty se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coordination
Author Zhang Qiang， research associate of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 Xing Qinghua， research assistant of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Liu Xiaomei，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本文就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偏离度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对产业结构偏离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相应解决对策,为西部产业发展提供解决思路。
[关键词] 西部地区 产业结构 偏离度 对策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的有利条件。但如何抓住国家加大调整产业结构力度的契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一、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存在的问题
1.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城镇化相对滞后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度大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过大,说明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效益比较低。西部地区有几个省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农业能否实现现代化直接影响西部现代化的进程,但农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以粗放式经营为主,产品单一、流通不畅仍然是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2.第二产业经济总量不大,企业竞争力较弱
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比第一产业低,说明西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第二产业已初具规模,经济整体素质明显增强。表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猛,自主增长机制逐步形成;各省工业经济全面发展,重点城市支撑作用明显;主要行业经济全面增长,一批优势产品迅速崛起;工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重要骨干企业快速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西部地区工业经济总量仍然偏小,工業企业规模仍以小型化和分散化为特点,行业集中度低,工业企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降低单位成本,产生规模效益,但西部地区企业点少分散,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3.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仍需支持
从产业结构偏离度来看,第三产业的偏离度是最小的,说明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效益是最好的。随着改革后市场开放度的加大,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很快,吸纳了很多剩余劳动力,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在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居于主导地位,而一些新型的产业如金融保险业、物流业、仓储业、教育科研业等发展缓慢。要素禀赋差别新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不仅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要素关系到经济的增长,资本、知识、技术、企业家才能等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而且后者的贡献更为突出。西部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但是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重要资源严重不足。
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应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以科技为动力,紧紧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发展特色农业。一是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区域结构。各地应因地制宜,立足现有的主导产业、区位优势和资源特点,加大骨干品种的开发力度,向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廉的方向发展,筛选出特色产品着力培育,真正形成地方特色;二是提高特色品位,改善品质结构。不要只在产量上做文章,要重质量重效益,加速推进由特色到绿色、由食品向保健品的升级,开发真正无污染、纯天然、高品位、高质量的AA级食品,使特色食品优质化;三是树立品牌意识,调整市场结构。打出一批国内外市场叫得响、喊得亮的优质名牌,让名牌特色把西部农业带进市场,带向现代化。
2.调整工业结构,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现阶段工业的发展应从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从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原材料矿藏部分以贵州的铝磷、云南的锌铅铜磷矿、西藏的铜矿及盐湖、甘肃的镍铅锌铝铁、青海的铝矿及盐湖、新疆的铜、金等最具代表,这些省区应该据此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加工业。中药材为中国独树一格的经济作物,生产加工罕有独特的药材,也是特色经济之一。我们在调整工业结构时,必须牢牢把握其优势所在,从保持和维护地区经济特色的基点出发,强化优势产品、优势产业的发展,保证工业发展的连续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构建新的工业结构的基本框架。
3.重视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快信息网络规划与建设的速度
提高信息化意识,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是西部经济发展地重要一步。信息的交流和利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打破电信网络和有线电视的行业垄断,调整行业政策,提高网络利用率和投资效益;加强农村与贫困地区的信息基础建设,提高广播电视覆盖率,发展有线广播、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电视系统;吸引多元化的资金入股,以提高建设的速度及效率。信息化建设既是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是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4.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综合性交通运输网络体系,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现有交通设施的效率,着重于交通干线的建设,提高运输系统通车率,建立西部地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其中要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铁路、机场、天然气运输管道建设,贯通西部与中部、东部的运输管道,形成全国性的综合运输体系。推动商业化经营,提高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经营绩效,依照具体建设项目的不同属性分别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属于全国性或地区性公共财产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应该由国家投资或国家参与的法人投资。
5.发展新兴产业,实行跨越式发展策略
在重点地区投入发展高科技产业,并建设大型高科技研究发展中心。在重点地区培育竞争优势产业,例如在甘肃和四川建立新的航空器研究制造中心,以配合酒泉、西昌两个卫星发射中心的需要;在云南重点发展生物制药和基因工程产业等。此外,为配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更具弹性的金融政策来支持,引导资金投入西部高新技术产业,扩大西部高新技术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加快制定西部地区鼓励技术企业并购、置换上市亏损企业的产权交易政策和制度。如何使西部地区发挥出良好的经济效应,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和人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总之,调整西部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重视总体效益,要使区域经济总量处在长期持续的较快发展之中,让西部人民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实惠。
参考文献:
[1] 朱玉福:西部大开发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大规模开发刍议[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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