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动员讲话范文第1篇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
“精准扶贫”顾名思义就是要让扶贫工作更精确、更准确，对此王思铁曾下过一个更为详细的定义。他认为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贫困问题不是铁板一块，往往会因致贫原因的不同，呈现出多维度与周期性的特征。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漫灌式扶贫”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其成效已渐显疲弱。早先的贫困大多是因为生产条件落后、地方经济欠发达所导致的普遍性贫困，以保障生活、提高地方经济水平为主的扶贫手段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下，在大规模的“漫灌式扶贫”之后，涌现出了新的问题，由于导致贫困发生原因繁杂多样，从而导致无法彻底根绝贫困的现象出现，这不仅使得返贫压力骤增，还可能导致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难以实现。现在的情况是常规型“一刀切”的扶贫手段在当下也难以继续发挥理想的效果，而扶贫成果在返贫的压力下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亟须注重扶贫工作的“靶向性”，有针对性应对不同的贫困发生原因，更加注重贫困户的个体需求，关注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因地制宜地推行下一步工作，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必然要求。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发展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分批分类的扶贫理念，并概括为“四个一批”，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总体来看，“四个一批”反映了精准扶贫的两个基本面向，即“民生面向”与“发展面向”。前者主要通过政府引导的产业扶持政策，创收增收，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引擎，加速脱贫步伐，也称为“产业扶贫”。后者则通过完善既有的社会救助制度，通过为贫困群体编织社会安全网，保障其生活、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需求，改善其自身的生存环境，通过降低贫困群体所应对的必要支出与健康风险，促使贫困群体拥有能力自发的摆脱贫困，也称“能力扶贫”。
能力扶贫一词源自于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而这套理论已成为世界诸多学者研究能力扶贫时所引用的理论依据。森认为即使在基本必需品集合和贫困线被确定下来之后，贫困的定量化分析似乎也需要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结合起来考虑，绝对贫困度量必须由相对贫困来补充。[3]换言之，即便在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识别标准订立后，仍需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对贫困发生的原因进行甄别和判断，从而达到根治贫困发生的效果。“可行能力扶贫”理论的提出，为分析贫困发生原因及扶贫手段提供了新的方向，传统观念认为，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力的落后，即“外部条件”不足所导致，生存物资的匮乏导致贫困个体无法改善自身生活条件，在他们辛苦劳动后的支出仅能果腹，没有盈余，甚至还可能负债累累，从而导致贫困的发生。近现代大多数的扶贫都在“给予物资救助”这一方向上下功夫，通过满足贫困群体的物资需求以期他们能够逐渐摆脱贫困。然而，扶贫的根本问题不是扶“物贫”，而是“扶人、扶能力、扶创新、扶创造”，[4]“可行能力扶贫”理论更关注的是贫困个体的特殊需求，如求学、就医、工作能力、公平竞争能力等等，这套理论认为，如果无法保证贫困群体的特殊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就很难获得较好的扶贫效果。这就意味着，对于贫困群众的扶助不仅需要关注其“外部”需求，还需要解决其“内部”需求，通过二者的相结合，综合性地解决贫困问题。外部条件可能表现为由地域经济条件落后而引起的贫困，地理位置不佳、自然条件不好而导致的贫困等，这类“外部”条件通常指向贫困的表层共象，即物质资源的匮乏。以“外部”条件作为识别贫困成因与解决贫困的“线头”，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思维，即通过不断增加其物质资源、不断改善其生存条件，通过“给”的方式，就能够彻底摆脱贫困。而可行能力导向型扶贫则与传统的扶贫理论不同，其更为关注贫困发生的“内部”因素，例如，工作能力的有无，受教育权利的有无，生存竞争能力，应对风险的能力有无等等，强调扶貧不仅需要从改善“外部”条件着手，要想彻底摆脱贫困，杜绝返贫现象的发生，更需要的是从导致贫困的“内部”因素着手。通过关注扶贫对象的差异性，针对其特殊需求对症下药，确保扶贫对象拥有实质性的自身权利保障与扶助，有较强的能力应对或抵御各种风险冲击，最终达到帮助扶贫对象拥有内源性脱贫能力的目的。但是，仅强调能力扶贫，则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扶贫资金投放在为贫困户的特殊需求“买单”上，陷入了“兜底买单”的误区，能力扶贫的目的是帮助贫困群体以其自身能力摆脱贫困，而非在政策的投入下减轻负担，仍需要与地方经济条件等因素相结合，地方与地方间财政所能负担的能力扶贫支出并不一样。同样，仅强调产业扶贫，不断提高地方经济条件，增加就业岗位与创收，如不能保障贫困群体有相应的工作能力、公平竞争的能力、解决其就医、求学支出等特殊需求，又可能使贫困群体陷入一个循环怪圈，无法脱贫，也可能导致已脱贫的群众重新返贫。因此，必须注重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相结合，有目的性地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达到“精准”的扶贫效果。
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统计的数据显示，所有致贫原因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42%，整个陕西省因病因残(合并统计)导致贫困的比例也达到48%，特别是患大病和患长期慢性病的人口疾病负担沉重。2017年，陕西省卫计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健康扶贫新规，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新农合大病保险覆盖率均达到100%;对贫困人口住院报销比例在2016年的基础上再调高5个百分点、大病保险起付线由2016年的5000元下调到3000元;为全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重大疾病补充保险;实行贫困人口就医“一站式”即时结算。而在未来的工作部署中，加强贫困地区医疗人才的培养、加强贫困地区医疗人才的招聘，对健康扶贫政策的普及，等等。这些新规进一步提高了陕西省贫困地区医疗保障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提高了贫困户应对因病致贫、返贫风险的能力，以保障扶贫成果与确保如期脱贫。
但是，地方政府在推行精准扶贫的具体过程中，往往不能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重产业扶贫，轻能力扶贫”的工作倾向。究其根本在于“产业扶贫”能够显著提高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便于在短期内“交成绩单”。能力扶贫作为对贫困群体兜底性的权利保障(如健康、教育、公平竞争能力)，以期促使其具有自发型的脱贫能力，呈现长期性、稳定性等特征，对于一项任务而言，效果并不“显著”。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产业扶贫更多的表现为“收入”，而能力扶贫更多的表现为“支出”，产业扶贫与能力扶贫没能打通其中间的壁垒，无法形成对贫困群体有利的扶助循环，能力扶贫的效果在预期上显得更不稳定。“产业扶贫”作为改善贫困地区经济条件、增加贫困群众收入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适用于许多因经济条件落后、收入不足而引发贫困的地区。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产业扶贫”的工作后，不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摆脱了贫困并因此得益，从而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大规模效仿。但是，若仅以经济收入、物质条件保障作为识别贫困的标准，则容易引发“数字脱贫”的风险，效果并不稳定，一旦产业扶贫停止，一切又可能回到原本的模样，而当下的产业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一个典型的现象，那就是扶贫工作对形式重视有余，对效果却关注不足，大家更关注的是将该项目进行落地实施，但是至于项目的最终结果如何，则少有人关心。[5]在产业扶贫所能产生的效益逐渐进入平缓阶段时，单一的产业扶贫所能带来的收益并不如从前。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相融合的必要性
产业扶贫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条件，增加部分贫困人口的收入，却不能增加其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不能惠及所有的贫困人口。因病返贫、因学返贫、因市场风险返贫因、无工作能力无法脱贫等等现象成为了导致贫困发生的新难点、新问题。返贫与脱贫的压力都集中在了一个点上。况且，在实际的产业扶贫开发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如扶贫资金在管理过程中的擅自挪用、漏出率高、效率低下等问题仍旧突出，[6]依然一味地在“产业扶贫”上下功夫，或许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在进入脱贫攻坚战的新时期，能力扶贫更成为不可忽视的扶贫工作切入点，从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到精准甄别贫困发生原因，从注重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到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巩固扶贫取得的成果。将“产业扶贫”和“能力扶贫”二者相辅相成，能有效地应對贫困成因多元化问题，有助于形成长效、动态的扶贫机制，防止返贫现象、数字脱贫现象的进一步蔓延，确保真脱贫，脱真贫。
赋权提能，是基于阿马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强调以“机会均等”和“公平共享”为核心反贫困理念，要求减少与消除权利和机会的不均等，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来治理贫困。精准扶贫政策是对这一理念的发展，强调采取教育培训、产业发展、制度创新等措施赋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个体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发展能力，让贫困人口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实现脱贫致富。[7]近年来，“能力扶贫”即注重加强对贫困群体的人力(健康、教育)保障与建设，日益引起国际政策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拉美地区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中，已通过“综合各类因素识别贫困人群”“根据可行能力的缺失情况进行分类救助”“设置领取救助的附加条件以激励可行能力的发展”等手段展开扶贫工作。[8]在我国，受传统“救济”观念的影响，地方政府长期将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定位在“温饱线”(也称兜底扶贫)的低水平上，忽视了对贫困群体健康与教育能力的保障与投资，也没能重视这方面支出对贫困群体造成的影响，使得贫困甚至非贫困群体的健康与教育支出风险成为诱发“致贫”、“返贫”危机的断层线。
首先，“能力扶贫”不到位会极大弱化贫困群体抵抗“灾难性支出”风险的能力，不仅使来之不易的扶贫成果因庞大“药费”“学费”开支而付诸东流，还会导致贫困边缘群体不断扩大，增加目标人群精准识别的难度，一场自然灾害，一次市场风险，一次疾病支出都有可能导致贫困边缘群体一夜之间回到赤贫状态;甚至可能形成“黑洞效应”，贫困群体将自身仅有的资源、精力大量投入在抵御“灾难性支出”的风险上，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庞大的“生存成本”蚕食着贫困群体、贫困边缘群体仅有的资源，不断削弱其生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最终导致这类群体返贫或阻其脱贫的可能性，使得贫困在代际间流动。
其次，忽视“能力贫困”，会降低扶贫工作目标定位的精准性。以陕西为例，全省贫困户中普通劳动力占绝大多数，达到62.61%，丧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的分别为5.95%、30.53%。其中，对于丧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的群体，可通过既有的低保及社会救济制度“瞄准”兜底，降低他们对家庭的负担和生存的成本。但对于更大一头的普通贫困劳动力来说，改善其人力资本(健康、教育)的投资与保障状况，通过能力扶贫使得这部分困难群体能够有稳定的收入与社会的保障，使其逐渐具备内源性的脱贫及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无疑对于解决此类困难群体的贫困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根据调查经验，在西北落后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很高，陕西省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比重高达40.91%，居各项致贫原因之首。不可忽视的还有部分边缘性群体，如患慢性病的群体，他们长期承受着高昂医疗费用的支出，因病返贫的可能性很高，却难以被精准识别出来。如果在这些地方片面强调产业扶贫，往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后，从长远来看，产业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人的发展，精准扶贫凸显“以人为本”，如果贫困群体自身健康水平与教育水平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与提升，那么产业扶贫就是“无本之木”，扶贫成果也将大打折扣，不仅无法充分调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能动性，且更容易受到贫困群体个人或家庭健康与教育风险的冲击而难以为继。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融合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如下：
首先，增加中央特别是省级财政对“能力扶贫”的支持比重与力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安全网对贫困与弱势群体“灾难性支出”的预防和保障水平。截至2012年，我国已普遍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和社会救济(五保供养)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社会服务体系。落实精准扶贫目标，强化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需要高度重视精准扶贫与既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牢牢锁定以“低保群体”为基础的贫困基本面，完善目标定位动态调整机制，逐步覆盖贫困边缘(脆弱)群体，并通过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灾害救助提升其自身的健康与知识水平以及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在医疗救助领域，一方面要通过资助贫困人群参加新农合(资助参合)的方式，促进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制度衔接，让贫困群体能够享有更好的门诊与住院服务。另一方面，要将精准扶贫救助资金与大病救助有效结合起来，逐步降低或取消大病救助起付线，提高资助水平，增强贫困群体抵御“灾难性支出”风险的能力。
第二，推动“产业扶贫”与“能力扶贫”的有机结合，突出产业培训在整个产业扶贫工作链条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推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动员社会资源，完善管理机制。对于那些产业发展禀赋较好的地区，要结合产业投入、运营、销售等环节的具体需求，建立较为系统的技能与管理培训办法，提升贫困群体的自主意识，增强其产业自主组织与管理的能力，真正让符合地方发展需求的特色产业扎下根去;对于那些自身不具备产业发展条件或产业开发成本过高的地区，可根据周边产业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由政府牵线，有针对性地为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提供技术培训，输出劳动力。另一方面，加强教育救助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对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或在校学生，通过教育救助，资助其就读职业技术学校或高等教育，防止出现代际间的贫困流动。
第三，创新精准扶贫资助与服务递送模式，减少扶贫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福利病”问题。精准扶贫不仅要求对贫困群体实现精准“覆盖”，同时还要形成动态管理，实现对已经脱贫的或自身实际不符合救助要求的群体的精准“退出”。根据调查发现，在很多地区，由于被纳入扶贫范围的“困难户”能够得到来自各级政府及社会的现金资助与信贷优惠，使得扶贫政策成为一种“变相福利”，致使不少人已经脱贫却不愿摘帽，不少家庭將本应履行的法定义务(赡养与抚养)转嫁政府，甚至出现因贫困资格认定不公而聚众闹事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对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完善档案卡登记制度，逐步探索有效的贫困退出机制，对于已经脱贫或不符合救助要求的要及时摘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创新精准扶贫资助与服务递送模式，建立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服务包”制度，即除强化低保兜底功能外，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应减少对直接的无条件现金转移项目，改为按人头补贴供给方(比如公立机构、民营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等)的形式，动员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向贫困户发放服务券，提供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扶贫服务包”(医疗保健、技术培训、信息咨询等)，根据目标群体服务包使用情况及效果，评估其能力贫困状况与脱贫意愿，并作为是否提供进一步救助的重要依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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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邢成举，张森.当前扶贫工作面临的九个突出问题[EB/OL].www.snzg.cn/article/2017/0809/article_41909.html.
[6]徐龙顺，李婵，宋娜娜，黄森慰.精准扶贫：理论内涵、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基于山东菏泽两个村庄的调查[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6)：41-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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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帆，章晓懿.可行能力方法视阈下的精准扶贫：国际实践及对本土政策的启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4(06)：23-30.
作者简介
杨江海 陕西省健康管理协会副会长，西安北大助企商会副会长，陕西爱普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产业扶贫动员讲话范文第2篇
--石人河村精准扶贫产业发展纪实
从昔日精明的煤矿小老板到如今敢想敢做的产业能人，在人们的印象里王大平一直在忙碌操劳着自己的事业。不过在人群中，王大平倒也亲切可爱，身材肥胖的他显得憨态可掬，认识他的人对他无不翘首称赞。王大平说，借着国家精准扶贫的东风在家发展，既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又照顾了家人，也免受奔波之苦，还能惠及乡亲们。
现在王大平的200亩油牡丹育苗基地已绿意盎然，300余亩种植基地早已一片花海，规模化效益十分明显，形成石人河村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不少此轮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流转土地并帮助管理大大拓宽了经济收入来源。据了解，油用牡丹是多年生木本油料作物，兼具食用、药用、观赏等价值。现在王大平正在充分开发利用油牡丹花观赏旅游价值，同时通过养蜂获取蜂蜜、采籽榨油等获取经济价值，切剥根皮等获取药用价值，预计丰产期基地年产值可达千万元。
王大平是郧西县河夹镇石人河村村民，前些年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在山西的小煤矿发展，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淘汰落后产能、传统产业升级浪潮提前到来了，他不得不放弃那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煤炭行业。回到家乡的他总想做点事业，然而面对凋敝的农村现状却又没有任何思路。
2014年底，随着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政策的实施，郧西县发改局精准扶贫河夹镇六个重点贫困村之一的石人河村，这让王大平看到了希望。在郧西县发改局扶贫工作队的悉心指导下，他迅速理顺思路，随同郧西县发改局考察了安徽、山东等地的油用牡丹产业，看到国家、湖北省、郧西县出台的相应政策支持，他随即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一定要把油牡丹产业做大做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为节约成本并最大程度降低经营风险，王大平流转村里一百多户的五百余亩闲置土地注册了郧西县众帮生态农业家庭农场，与郧西县昌晖木本油料专业合作社共建种植基地。合作社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农场具体负责经营管理，双方协议按照实际投入比例分配收益。资金方面，县发改局扶贫工作队主动协调对接银行，帮助农场解决资金难题。
产业扶贫动员讲话范文第3篇
自治县人民政府：
按照2017年11月27日召开的全县农业产业结构督查工作会议要求，结合相关文件精神，全县成立4个督察组，对全县农业结构产业情况进行督查检查，第三组由自治县政协副主席李正超为组长、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督查专员宋志鹏为副组长、自治县委组织部、自治县农牧局、自治县林业局、自治县畜牧局相关人员为成员的督察组于2017年11月28至12月4日，对草海镇、五里岗街道、小海镇、羊街镇、大街乡、兔街镇、云贵乡、龙街镇、雪山镇、哈喇河镇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督查检查，现将督查结果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各乡镇(街道)积极按照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相关安排部署，对辖区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认真研究、精心谋划。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及时成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对辖区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科学安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调减玉米种植，在主要公路沿线、25度以上坡耕地及旅游景点、马铃薯种薯及商品薯板块区、商品蔬菜板块区、中药材板块区合理安排种植经果林、蔬菜、烤烟、马铃薯、中药材等产业。二是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训力度。各乡镇(街道)由农民讲师、
产业扶贫动员讲话范文第4篇
黟县农友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12月，是一家专业从事优质粮油种植、社会化服务、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黟县供销社持股40%，目前拥有社员2473户，优质粮油种植基地2.1万亩，各类农业机械90多台套，实现了山区粮油种植全程机械化，建立了专业的农机社会化服务队伍，形成了育种、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式经营。
一、主要做法
合作社积极实践，探索解决了“种粮如何出效益，山区规模化机械化如何管理，产量与质量如何兼顾，一二三全产业链如何打造”等一系现代农业发展问题，构建了优质粮油产业产销一体化体系。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用工业理念、共享发展的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整村流转“屏山模式”。在屏山、龙江、宏村、横岗等村整村流转土地4600余亩，每年每亩以国家稻谷收购价格乘500斤计算支付农民租金。同时，按每亩60元支付村集体管理费，实现了农民、村集体、合作社共赢发展。土地托管“碧山模式”。由碧山村村集体将2170亩土地全部流转，委托合作社代耕代种，提供从育秧到烘干的全程社会化服务，稻谷按最低高于国家收购价格每斤0.1元进行收购，病虫害采取生物农药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实现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双赢。土地入股“田川模式”。在田川村成立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农民以43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龙头企业以现金、管理入股，村集体以管理入股，村民组以闲置土地入股，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以扶贫资金入股，实行保底分红，发展优质粮油。2016年田川合作社每股分红610元，村集体增收1.16万元，实现了农民变股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并有效解决了土地抛荒问题。2017年对田川模式进行了复制推广，先后在黟县汪村、柏山、湖田、马道及黄山区等11个村建立了分社，土地股份合作基地达6000余亩。在粮油种植的基础上，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中推广效益更高的中草药、菊花等经济作物种植，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二是坚持共享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同当、共赢发展。实现抱团发展。依托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体系，及龙头企业加工销售服务体系，吸纳了26家家庭农场成立“有农优质粮生产油联合体”，实行“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种植安排、统一机械化服务、统一收购、统一品牌销售”。目前共发展优质粮油基地2.1万亩,2017年实现粮油产量1.1万余吨，联合体也被评为全省首批示范联合体。在2018年国家稻谷收购价格大幅下调的情况下，合作社坚持发展优质粮油，抱团取暖，以高于国家稻谷收购价0.1元/斤——0.5元/斤价格回购成员稻谷，保障了成员的种植效益。建立服务平台。组建机械化服务队，制定服务标准和《优质粮油规模化种植手册》，为种粮大户提供从育秧、耕种、植保、收割、烘干的全程机械化服务。2017年开展水稻工厂化育秧、机耕、机插秧、无人机植保、收割烘干等全程社会化服务面积达1.5万多亩。提供社员金融互助帮扶。与黟县供销社资金互助部共同开发有农联合体专项贷款，为联合体成员提供规模化粮油种植专项担保贷款。2017年在柏山分社社员分红大会上，社员将分红存入资金互助部，实现社员互助发展。同时，合作社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实施农民创业接力棒计划，以现金和物资的形式向合作社内20户相对贫困家庭提供总计100万元免息无抵押贷款，每户可获得5万元资金支持。
三坚持差异发展。树立品牌兴企、突出产业融合，提高产出综合效益。在品牌经营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绿色生态为主攻方向，以胚芽米系列为主打产品，严把品质、安全关，精心打造优质农产品区域品牌形象。在产业链打造上。推进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目前合作社已与微笑草帽(上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以农民土地、资产入股的形式，正在计划实施南山小镇项目，发展参与体验游，组织消费者亲身参与粮油种植、生产、收割、加工全过程，感受田园风光，着力打造以休闲农业产业为核心的农业休闲旅游，带动更多的村民收益。。在现代流通体系上。搭建电商销售平台，促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同时，加快农业物联网建设，实现从生产到加工全程可监控、可追溯，让消费者吃上安全放心的优质大米。
四是坚持科技发展。注重科技创新，和中国水稻研究所、安徽省农科院、黄山学院、黄山市农科所等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展技术协作。合作社专门建立了200亩的科技试验田，开展各种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农艺结合等各项试验，召开现场会，向社员推广。不定期召开各项农业种植、管理、农机操作等培训，举办“种粮标兵”、“农机竞技”等各项农业技能比赛，增加科技兴农意识，促进生产发展。
五是发挥基层供销社“为农、惠农、姓农”作用。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土地股份合作社各分社场所、人员优势，正在逐步把基层供销社向各个村发展。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通过土地入股，把土地集中起来，开展规模化经营;在分社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服务场所，提供生产资料统一采购销售、全程社会化服务，技术服务，农产品就地销售，物流代办，电子商务，社员资金互助等一系列服务;让更多的农户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受益，也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二、扶贫模式
一是土地流转帮扶。通过合作社自身产业经营发展，发挥引导带动作用，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化经营，帮助贫困户增收。合作社四年来累计支付田租和分红1325.8万元，农民工工资580余万元，涵盖2854户农户，平均每户每年增收2200余元。其中贫困户 171户，支付贫困户租金 97.5万元，贫困户平均累计增收6600元。
二是帮扶贫困村成立土地入股合作社。帮助贫困村村集体成立农民土地入股合作社，依托全程社会化服务，建立优质粮油种植基地，实现贫困村村集体、贫困户增收。
三是对接慈善基金帮扶。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合作社提供担保，基金会对合作社内20户相对贫困家庭提供总计100万元免息无抵押借款，每户平均可获得5万元创业发展资金支持。
四是直接捐赠。对口帮扶重点贫困村——柯村镇湖田村发展产业脱贫。结合湖田村实际情况，帮助湖田村成立了农民土地入股合作社，发展黄山贡菊和有机水稻规模化种植。向湖田村捐赠水稻秧苗345万株、菊花苗8.1万株、生物有机肥15吨。
产业扶贫动员讲话范文第5篇
实施“支部+产业+贫困户”产业扶贫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在产业帮扶中的组织保障和桥梁纽带作用，结合资源禀赋，通过支部引领，财政扶贫资金直补到户方式，扶持贫困户发展主导、特色产业，配套实施农田水利和基础设施，提升贫困户产业发展能力，加快贫困户脱贫步伐。通过扶持，打造出了澄城县柏门村冬枣产业扶贫园、寺前镇和家楼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吉安城村苹果产业示范基地、段庄村金银花示范基地等。截止目前，发放产业直补资金3063万元，扶贫10000余户贫困户发展苹果、生猪、设施大棚、特色产业等。
实施“财政+银行+贫困户”扶贫模式。成立了扶贫小额信贷工作领导小组，出台《澄城县扶贫小额信贷实施办法》和《澄城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通过财政资金担保，撬动银行贷款，对有劳动能力、技能素质和个人信用良好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发放1-5万元限期三年的全额扶贫贴息贷款。截止目前，全县风险补偿金达到1400万元，累计发放到位扶贫小额贷款资金1.2亿元，扶持和引导贫困户发展苹果、生猪、设施农业等特色产业。
实施“贫困村+互助协会+会员户”互助运作模式。在贫困村建立互助协会，既填充、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又解决了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资金短缺问题，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通过支部引领，协会资金支持，对有劳动能力、需求资金少、年龄偏大、在金融机构贷不到款的贫困户发放5000-10000元小额借款，解决生产发展资金难题。截至目前，全县建立1个县级互助协会和105个村级互助协会，入会农户达7278户，其中贫困户4615户，贫困户入会率达62%。互助资金总规模达到4858万元，累计为4100户会员发放借款7962万元。扶持设施大棚420座，标准化圈舍260座，发展庭院式养殖1840余户，新栽苹果8500亩，杂果5300亩，种植中药材6600亩，有效解决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特别是贫困户生产发展资金不足难题，促进了贫困村产业发展，助推了贫困户脱贫致富步伐。
实施“合作社+银行+贫困户”产业带动模式。按照“政府扶持、企业带动，利益联结”思路，采取贫困户贷款，合作社担保的方式扶持贫困户发展产业。在澄城县新农富专业合作社，选定40户贫困户发展生猪产业。利用贫困户贷款，合作社担保，每户贷款5万元交由合作社管理，合作社一次为其提供30头仔猪(每年二个批次)，同时搞好生猪的防疫、饲料配送、育肥猪保险等服务，确定出栏保护价和保底利益保障(100元/头)，使贫困户彻底摆脱市场风险和疫病困扰，在无需投资的情况下，保证户均最少2万元利润收入，帮助带动贫困户发展生猪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实施“光伏+贴息+贫困户”分红扶贫模式。采取企业贷款、财政贴息、群众分红的办法，投资10亿元建设了拓日新能农光互补项目，对3418户贫困户进行扶持，每户每年可获得3500多元分红。项目建成后，贫困户可以在土地流转中受益，可以得到入股分红，可以在农光互补项目中打工，实现了多层次收益，确保了稳定脱贫。
实施“支部+三变改革+园区+贫困户”带动模式。通过村支部组织村民确定产业，主导“三变改革，成立村级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建扶贫园，吸纳本村所有贫困户入园参与经营。全县共有27个村1082户贫困户依托园区有了增收产业。
产业扶贫动员讲话范文第6篇
编号：
甲方(项目管理单位)：
乙方(项目实施单位)：
为切实落实州委、州政府“精准扶贫，竟进小康”的战略目标，通过生猪养殖产业带动辖区内贫困户脱贫致富奔小康，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共识：
一、产业扶贫项目由甲方负责组织、管理、协调，乙方负责实施。项目实施年限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项目主要实施内容：
乙方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竟进小康”项目，并通过“公司+能人大户(含合作社、小微企业)+贫困户”的模式，在甲方的领导和组织协调下，扶持辖区内能人大户(含合作社、小微企业)、精准扶贫户实施生猪养殖产业脱贫项目，加快推进辖区内贫困户脱贫致富。
三、项目完成目标：
在 年 月--- 年 月期间，甲乙双方本着落实州委、州政府“精准扶贫，竟进小康”的战略，共同完成辖区内本项目贫困户全面脱贫的目标。
四、项目实施地点及扶贫措施。
1、行政村共 个。(详细名单附后，并为本协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贫困农户 户。(详细名单附后，并为本协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扶贫措施。详见恩施华硒正虹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在恩施州实行《公司+能人大户(含合作社、小微企业)+贫困户为模式的生猪养殖“精准扶贫、竟进小康”》的工作方案。以下称《方案》。
五、各方责任
1、甲方责任：
① 甲方应在辖区范围内积极组织贫困户参与生猪养殖扶贫项目，并成立以相关部门、村委会为主体、能人大户及华硒正虹公司参与的“生猪养殖扶贫小组”，专门负责本项目的实施。
② 甲方应严格落实辖区内贫困户的资格审查工作，在贫困户自愿的前提下实施生猪养殖扶贫项目，同时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项目扶贫户名单。
③ 甲方应严格执行国家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专
2 款专用，按照“精准扶贫、竟进小康”的要求，在辖区内全面实行“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建立精准扶贫专项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成立资金使用及监管机构，确保资金高效、合理、准确使用。
④ 甲方应及时足额向确定的扶贫对象提供“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保证提供精准扶贫户3万元、能人大户20万元、小微企业50万元以内的银行贷款，该笔款项必须在项目正式实施前到位。
⑤ 甲方应保证“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专款专用，即10%用于猪栏的改扩建、40%用于仔猪购买、50%用于饲料购买及周转。
⑥ 甲方应协调县乡畜牧兽医部门积极参与生猪养殖精准扶贫项目，为生猪养殖场、精准扶贫小型养殖户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主要是提供养殖技术培训、防疫措施，每年定期举办养殖技术培训会议。
⑦ 甲方应协调保险公司为项目养殖户提供相关牲猪保险，以降低生猪养殖场、精准扶贫小型养殖户的饲养风险，主要是能繁母猪保险、商品育肥猪保险、牲猪价格保险，其标准遵照国家及相关部门规定执行。
⑧ 在项目具体实施后，甲方应建立相应监管体系并负责具体实施，同时协助乙方回购项目扶贫户牲猪，降低项目资金风险。
2、乙方责任：
3 ① 乙方应按照甲乙双方共同确定的能人大户及贫困户名单，并根据《方案》细则为贫困户提供圈舍修建指导方案、组织能人大户提供健康仔猪、会同相关部门提供养殖技术指导、供应合格饲料、落实生猪收购等扶贫措施。
② 乙方在甲方辖区内项目贫困户购买饲料资金不足时，每年按扶贫户贷款额的10%--20%资金予以周转，周转周期为一年。
六、各方应严格执行本合同，中途不得无故撤销或终止合同。 合同执行过程中，如需修改合同内容，甲乙双方共同商定后修改。如确实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甲乙双方不能履行合同时，经甲乙双方告知、协商、同意后，可以终止本合同。
七、为完善本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附件等均应作为本战略合作的有效内容之一，甲乙双方均应遵照执行。
八、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二份。
(甲方) 年
月
日 (乙方) 年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