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 投资规模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加的趋势较为明显。整体规模来看, 从1990年的8.3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298.3亿美元, 短短二十八年规模扩张了150多倍, 增长速度举世瞩目。阶段趋势来看,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04年以前增长较为缓慢。2005年开始, 随着中央政府大力完善“走出去”服务体系, 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强化引导, 有效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 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环比增速高达526%, 其后即使在2007年-2009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依然保持稳健增长。2012年开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沿线对外投资掀起一股新热潮, 2016年达到峰值1701.1亿美元。2017年由于外管政策以及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所下降, 2017年较2016年减少了500.3亿美元。但2018年又逐渐企稳回升, 较2017年增加97.5亿美元。特别是2018年上半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下降至4700亿美元, 同比下降40%以上, 在全球投资规模下降的背景下, 我国对外投资能够取得如此成绩难能可贵。
(二) 投资方式和结构
近年来,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逐渐多样化, 兼并收购、投建一体化、联合投资、股权互换等创新形式层出不穷。2018年, 我国企业共完成405项海外并购项目, 实际交易额达702.6亿美元。投资结构也逐渐多元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等均有涉猎, 其中第三产业流入最多。2018年, 流入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金额达842.5亿美元, 环比增长3.6%, 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69.9%。
(三) 投资区域特色
我国对外投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尚未改善, 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 2017年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额达1100.4亿美元, 虽然增速较上年下降15.5%, 但是由于对拉丁美洲、北美洲等地区的直接投资下降幅度更大, 从而导致对亚洲地区投资的比重上升, 占总投资额的69.5%, 同比上升3.1个百分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 同时也成为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2018年,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继续快速增长, 沿线56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56.4亿美元, 同比增长8.9%。自从其他国家加强了外国投资审查后, 我国对北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大幅放缓, 2017年仅投资65亿美元, 同比下降68.1%, 北美地区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已降至4.1%, 较上年下降了6.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我国加强了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 2017年对欧洲的投资达184.6亿美元, 同比增长72.7%, 占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升至11.7%, 较上年增加6.3个百分点。进入2018年后, 尽管欧洲部分国家加大了外资审查的力度, 但欧洲仍是我国对外投资青睐之地, 前三季度我国对欧洲并购投资额高达608.1亿美元, 同比增长58.2%, 占我国并购规模的近六成, 而对北美地区的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 并购投资额下降三成以上, 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已由北美地区转向欧洲地区。
二、当前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和特征
(一) 发达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监管趋严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的情况下, 投资保护主义日渐抬头, 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商投资的监管。其中, 2018年8月中旬颁布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该法案赋予了该国外商投资委员会 (CFIUS) 更大的权力, CFIUS的审查范围也随之拓宽, 凡是涉及投资到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或个人敏感信息的公司, 不论股权比例是否少于10%均要受到CFIUS的国家安全评估, 同时将审查期限由30天进一步延长至45天, 此外还要求商务部每两年向国会和CFIUS提供一份我国的投资分析报告。我国企业投资特别是对科技领域的并购愈发艰难。同时, 随着我国对欧洲地区投资的快速增长, 部分欧洲国家也开始对外商投资制度进行修订, 以便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力度。其中, 德国已于2017年通过《对外贸易条例》的修正案, 针对非欧盟国家投向国防、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科技行业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 而在最新的法规草案中计划进一步加强监管, 将非欧盟投资者的股权收购申报门槛由25%降至15%。英国也发布了《国家安全和投资》白皮书, 明确加强政府对外商投资的监管权限。欧洲原本相对宽松的投资环境已开始收紧, 未来我国对欧洲部分国家的投资将受到抑制。
(二) 对外投资的融资环境趋紧
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以及物价水平的上升, 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已纷纷调整货币政策, 全球利率水平逐渐向正常化靠拢。其中, 美国于2015年开启加息周期, 联邦基金利率已调升至2.25%的水平, 预计2019年将继续加息三次, 届时利率将达到3%左右的水平, 同时计划到2022年将资产负债表规模降至3万亿美元左右;欧洲央行也在缩减购债规模, 并于2018年底终止购债计划;日本央行虽保持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其购债规模远未达到年度目标, 购债增速逐渐放缓, 从而标志着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出现松动。国外市场流动性偏紧导致我国对外投资的外部融资成本上升。而在结构性去杠杆以及对金融领域监管趋严的背景下, 国内信用环境也逐渐收紧, 企业的融资渠道明显收窄, 截至2018年底,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较上年同期减少3.14万亿元, 新增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以加杠杆形式的对外投资受到削弱。此外, 自2018年4月份以来, 人民币呈现不断贬值态势, 美元兑人民币由4月份的6.29升至目前的6.91, 人民币贬值幅度达10%。随着美元的不断升值, 未来人民币贬值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企业对外投资的短期成本也随之上升。
三、下一步措施和建议
综上所述, 考虑到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时间相对较短, 在贸易和投资规则设置上不具备先发优势, 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强化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指引, 在规则内积极保护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也要求企业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 防止项目半途而废引发损失。主要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一) 企业在“走出去”前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管理能力、人才储备、激励机制等是否足以支撑海外经营扩张, 尤其要重点建设一支具备全球化经验的国际人才队伍, 防止“水土不服”。
(二) 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时, 不仅要考虑项目的潜在收益情况, 更要考虑到东道国的投资环境, 充分考量在司法、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而导致的潜在风险。例如拉美地区国际关系复杂, 其在制度文化等层面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 对同一投资项目的看法也会截然不同, 在这一地区投资项目必须要充分考量这一因素。
(三) 企业在对外投资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居民消费水平, 紧密联系地方政府, 持续优化投资结构, 尽可能符合当地产业升级的节奏和趋势。通过有效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提高地区就业水平, 逐渐增强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 提升本地化经营能力和当地民众认可度。
(四) 注重与东道国的外交关系, 努力建立高标准的双边合作关系, 促进形成互利互惠、长期合作的共同发展愿景。同时充分利用驻外使馆搜集最新的海外投资信息, 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援助。
(五) 协助企业增强风险预测和防范能力, 进一步完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 扩大保险覆盖范围, 为跨国投资活动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
(六) 强化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保护, 努力争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获得优惠待遇。同时通过出口退税、税收限额抵免、税收减免、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 鼓励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企业正迅速适应世界潮流, 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其健康迅猛的发展态势, 几乎与全球主要的对外投资大国并驾齐驱。本文主要就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企业迈出国门, 走向世界。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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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壁垒 企业社会责任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不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不断增加，覆盖的行业和地区也更加广泛。根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蝉联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累计净额（存量）达6604.8亿美元，较上年排名前进两位，位居全球第11位。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看，2013年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看，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五大行业累计投资存量达548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3%，当年流量占比也超过八成。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投资壁垒特点
自2003年中国有关权威部门发布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实现连续11年增长，2002年至2013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9.8%。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每年流量存量的不断增多，以及覆盖行业以及国家地区的不断增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投资壁垒也日益增多。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壁垒的总量仍处于高位
根据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2005年到2014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因遭受投资壁垒而受阻的案例总计发生了130起，其中2005-2011年数量不断增加，近两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高位。其中2005年、2006年分别为1起和9起，2007年以后快速增长，2007年为11起，2008年为15起，到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值22起，2012年后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高频发状态，其中2012年和2013年分别达到16起和14起，2014年上半年年达到8起。2008到2011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欧美经济衰退，中国经济稳健发展，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欧美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使得这段时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遭遇的投资壁垒不断上升。
（二）我国企业遭遇海外投资壁垒呈现区域和行业特点
根据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企业遭遇海外投资壁垒的高发地带，其中又以澳大利亚最为突出。2005年到2014上半年期间，我国企业1亿美元以上对外直接投资因遭遇投资壁垒而失败的案例，对澳大利亚为21起，对欧盟为16起，对美国为19起，占我国遭遇对外直接投资壁垒案例总数的46%。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14个行业。在上述行业中，我国企业在以矿产和能源为代表的采矿业领域遭受投资壁垒的情况最为严重，2005～2014上半年，能源类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投资壁垒39次，矿产类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投资壁垒38次，两者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投资壁垒案例的59%。
（三）东道国政府更易对国有企业设置投资壁垒
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规模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仍是大型国有企业。根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13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434亿美元存量中，国有企业占55.2%，非国有企业占比44.8%，较上年提升4.6个百分点。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927.4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43.9%，有限责任公司占42.2%，股份有限公司占6.2%，股份合作企业占2.2%，私营企业占2%，外商投资企业占1.3%，其他占2.2%。可见国有企业仍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然而，在国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东道国政府更倾向于将投资行为看作是政治化行为而非商业化行为，于是往往以影响国家安全等原因为由对投资活动进行否决。2009年，中国铝业第二次注资澳大利亚力拓集团股份时，因为中铝的国有背景身份，使得澳大利亚方面认为这是带有政治性目的的占有澳方核心资源，最终在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审查拖延下最终失败。
（四）东道国政府审查更加注重投资方的社会责任和利益分享承诺
安南在2000年任职联合国秘书长时，首次提出了“全球契约”的概念，号召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遵守国际行为准则，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公益，从而承担相应企业社会责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外国投资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承诺成为了东道国政府在审查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时重要的考量指标，例如改善当地医疗，提高当地就业，保护当地环境等。另外，东道国政府审查非常注重当地企业与投资企业的利益分享，因此也就更加偏好外国企业合资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独资的方式下，东道国当地企业无法分享外商独资企业的收益，同时也可能引进消化吸收投资国先进技术。因此，相比于强调利益分享的合资形式，东道国政策更容易对独资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设置壁垒。
三、结语
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重要的一环，但是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不断增大，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东道国投资壁垒也日益增多，给我国相关走出去企业带来了损失。为了改善我国对外投资环境，减少对外投资过程中遭遇的投资壁垒，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针对性的引导。一是在投资主体上，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这样更容易消除东道国在政治审查中的顾虑，从而通过投资审批。二是要积极推动以合资形式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相比于独资的对外直接投资，合资形式更有利于东道国企业分享合资企业利益，更受东道国政府欢迎。三是要督促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主动承担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例如积极改善当地的医疗教育条件，提高当地就业，保护当地环境等。
作者简介：戴畅（1988-），男，汉族，湖北武汉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方向：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巨额外汇储备的积累，国际资本的流动，中国迫切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成为在经济领域有真正影响力的强国。
【关键词】坚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一、定义
一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投资者为取得国外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有效控制权而输出资本、设备、技术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的经济行为。
二、现状
1、多地区、多领域“全面开花”
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且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172亿美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覆盖率达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和制造六大行业，这些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2、民营企业大步前进
面对国际产业重组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中国民营企业抓住机遇，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逐步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延伸，通过跨国并购增强产品设计、研发、营销和跨国管理能力，在化工、机械制造、汽车、电子、食品、服装、家电等行业并购交易数量、金额显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产品牌的竞争力，进而对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发挥了推动作用。如2011年9月汉龙矿业以约17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上市企业SundanceR esources Ltd.公司、2010年8月吉利以15亿美元收购沃尔沃全部股权。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新亮点。
3、建立对外经贸合作区
对外经贸合作区是指在境外有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建设或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带动和辐射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工业、农业或服务业园区，以吸引中国或其他国家企业投资兴业。对外经贸合作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内建设开发区的显著成就，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向我国提出建设合作区的要求，目前，我国企业正在13个国家建设16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亚洲6个国家7个合作区，非洲5个国家6个合作区；欧洲1个国家2个合作区；南美洲1个国家1个合作区。通过建立对外投资根据地，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搭建平台，转移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成本。
三、原因
1、充足的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1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而中国2011年中国全年进口约1.7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远远超过了进口的需求，中国完全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基础。
2、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小。截止2011年年底，中国的海外资产达4万多亿美元，对外净资产为1.77万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约3172亿美元，占海外资产比不到10%，占对外净资产比不到20%；而我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1万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34.6%，为对外直接投资额的2.9倍；因此，为了提高中国对外投资的安全性，迫切要求中国从“债权投资”为主向“股权投资”为主转变，积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
3、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小。从投资流量方面看，根据中国商務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但与美国相比较，仍存在巨大差距，201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0多亿美元，比我国全部存量加起来还多；从存量规模上看，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172亿美元，居全球第十七位，然而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中国与传统投资大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为了在全球寻求与中国的GDP相适应的投资影响力，客观上也要求中国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
4、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对外贸易增长密切相关，可以说“入世”十年，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全球对外贸易大国。至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占全球出口约10.4%份额，在世界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位居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975万亿美元，超过德国，全球第二，与居全球第一的美国差距约3000亿美元；2011年的最新数据尚未出来，但根据中美两国政府的统计数据，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差距已经进一步缩小，据美国商务部估计，2011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3.734万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3.642万亿美元，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已经缩小到区区920亿美元。在这一过程中，外贸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意愿不断提高，他们希望通过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扩大市场份额。
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意义
1、可拓宽我国外汇储备利用渠道，有利于减轻我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倚赖，提高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
2、对外投资资源性行业，可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材料等供应。
3、通过对投资国的投资，影响其经济、文化、对我国的外交政策等，有利于巩固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为保障我国的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外部环境。
4、可以开辟新市场、扩大销售渠道、获取先进技术、获取经济信息、提高管理水平等，不断增强我国产品的竞争力。
五、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是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或者说不能获得预期投资收益的可能性。诱发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在两个层面体现：
1、宏观方面
据国际知名金融数据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尚不成熟，投资失败风险相对较高。
2、企业微观方面
对企业自身而言，普遍存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过多考虑短期的价格因素和难易程度，较少考虑投资目标是否符合自身整体发展需要，短视状况较普遍；二是对国际市场的投资游戏规则尚不熟悉，处于摸索阶段，更多的是依靠经验做决策，而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往往不足，导致成功率不高。
六、建议
展望未来，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风险，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这过程中，为了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反辅国内经济发展，保障中国的顺利崛起，需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1、从国家战略上，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一是有关部门对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及市场情况加强风险评估与管理，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险体系与风险补偿机制，从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二是发挥在全球拥有200多个驻外经商机构的作用，为企业多提醒、多监督、多检查，并可必要时代表行业与驻在国有关部门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沟通、协调，协助企业“走出去”。三是发挥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明确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任务，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2、扶持民营企业、个人对外直接投资。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本质是不愿看到中国走出去，与他们的企业在国际上同台竞争，特别是对资金雄厚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是利用种种借口百般刁难；因此，为了更好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因积极推动、扶持民营企业和个人对外直接投资，拓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3、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的法律政策比较成熟、经济总量较大、科技较发达等，投资的政治风险相对较小，因此，今后应加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减少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安全性。
4、采取多种方式对外直接投资。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国家出于各种原因，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刁难、限制，如美国、澳大利亚、蒙古等；因此，为了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只要符合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在投资方式上，可灵活多样，如可实行合资、收购、控股、参股等方式，也可建立生产基地、农业合作、建立研发中心、设立境外设立投資基金等形式。
5、完善金融系统，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6、继续对外经贸合作区，以点带面，不断扩大、深化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和区域。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文章通过构建Theil系数、区位熵等指标体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在三大区域中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最小。从Theil系数的分解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三大区域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均处于不断下降的发展态势，并且组内差异的贡献率高于组间差异。从区位熵来看，北京、上海、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最领先地位，而湖北、贵州处于落后地位。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差异性；Theil系数；区位熵
一、引言
入世后，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加快。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仅有29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045%。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便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到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成为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和中国香港之后的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① ①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三位的是浙江、辽宁和山东，投资流量分别是2621亿美元、1774亿美元和1588亿美元，而排名后三位的是贵州、青海和西藏，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只有510万美元、110万美元和29万美元。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份额的784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1001%、1157%。①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巨大差异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性显得尤其重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构建Theil系数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等指标，在测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总体差异的基础上，将其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从而揭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各自变动的方向和幅度，以及各自在总体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
二、文献述评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日渐丰富，主要集中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目前主要是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和垄断优势理论为框架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如代中强（2008）[1]，崔家玉（2010）[2]等。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并不具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垄断优势，传统用于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如李翀（2007）[3]，李敬、冉光和和万丽娟（2007）[4]等。还有学者分析了中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规模及不同性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如衣长军（2010）[5]，朱美虹和池仁勇（2011）[6]等。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国内不少学者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特征的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类文献多以引力模型或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理论框架展开，如程慧芳和阮翔（2004）[7]，项本武（2009）[8]，陈恩和王方方（2011）[9]等。近年来，国内学者发现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梯度”投资模式。因此，国内一些学者纷纷从制度尤其是东道国制度视角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如贺书锋和郭羽诞（2008）[10]，陈丽丽和林花（2011）[11]等。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如张应武（2007）[12]，俞毅和万炼（2009）[13]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如阚大学（2010）[14]，刘伟全（2010）[15]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如魏巧琴和杨大楷（2003）[16]，常建坤和李杏（2005）[17]，霍杰（2011）[18]等。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成果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总结。但目前还鲜有文献系统地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而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能准确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从而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均衡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三、中国OFDI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
（一）Theil系数分析
Theil系数是研究收入差距及其分解比较流行的方法，其特点是能把总体的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Theil系数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2）式中的第1项表示经济区域的组内差异，第2项表示经济区域的组间差异。其中，g代表第g组经济区；G表示全国经济区域总数；Tg表示第g组的组内差异。Ng表示第g组的省市数；N表示全国的省市总数；OFDIg表示第g组经济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表示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2）式中第1项组内差异的计算步骤为：首先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三大区域，然后利用（1）式分别计算出三大区域各自的Theil系数，即为（2）式中的组内差异Tg。然后将Tg带入（2）式的第1项中进行计算即可。（2）式中第2项组间差异的计算步骤为：首先分别计算三大区域占全国地区数份额与三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份额的比值，然后对此比值取对数后乘以三大区域各自的地区数占全国地区数的比值，然后将三大区域的数值进行加总即可得到组间差异的数值。
根据需要，本文将中国30个省（市、区）① ①由于西藏的数据不具有统计意义，因此不包含西藏。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广西、宁夏、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本文所使用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之所以选择存量数据而不选择流量数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极不平稳，使用流量数据难以准确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性；二是因为使用存量数据可以反映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累积效应。
1三大区域内部差异的Theil系数分析
虽然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划分已经总和考虑了地理、经济、市场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但在每一区域内部不同省（市、区）之间依然在传统习惯、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分别深入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表1和图1是2003—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各自内部对外直接投资Theil系数。
从Theil系数的分解来看，与全国Theil系数的变化趋势一致，除了个别年份外，三大区域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自2003年以来也大多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无论是组内差异还是组间差异，其差异性也都在逐渐缩小。从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占总差异的贡献率来看，2003年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在总差异中的贡献率各占50%，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之后，除个别年份外，组内差异的贡献率大多高于组间差异，尤其在2008年，组内差异的贡献高达6279%，组间差异只有3721%。
（二）区位熵分析
区位熵也是分析地区差异及地区竞争力的常用指标，结合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可以用（3）式表示：
Qi=OFDIi/∑Ni=1OFDIi/GDPi/∑Ni=1GDPi （3）
在（3）式中，OFDIi、GDPi分别表示i省（市、区）某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
区位熵的含义为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与该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之比值。依据区位熵指数的大小可以将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类：如果区位熵大于1，说明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处于领先水平，数值越大，领先地位越强；如果区位熵小于1则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落后地位，数值越小，落后地位越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2003—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如表3所示，自2003年始，中国东部地区中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大于1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和广东，说明2003—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中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福建、浙江、天津、辽宁、海南在部分年份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大于1，说明这五个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部分年份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年份处于落后地位。2003—2010年，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熵大多年份处于080—097之间，非常接近1，说明山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较强的水平。河北、江苏和海南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不仅小于1，并且数值比较小，说明河北、江苏和海南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落后地位。
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的动态变化来看，辽宁、江苏和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总体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说明这三个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在逐渐增强。上海和广东的区位熵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相对优势程度在逐渐下降。而东部其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的变化没有体现出规律性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从区位熵的变化趋势来看，陕西、新疆、贵州和云南在大多数年份区位熵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说明这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在不断累计。其他省（市、区）的区位熵处于上升和下降的不断交替变化中。
四、结论
文章通过构建Theil系数、区位熵等指标体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2003—2010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在逐渐减小，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没有体现出整体性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在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小。
从Theil系数的分解来看，无论是组内差异还是组间差异，其差异性也都在逐渐缩小。总体来看，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自2003年以来均处于下降的态势，并且组内差异在总差异中的贡献率总体要高于组间差异。
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来看，东部地区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竞争力强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具体省（市、区）来看，北京、上海、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贵州两省处于落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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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明明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基于2003-2012年中国与全球在42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发达与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ODI的影响，并与全球ODI所受影响相比较得出结论：因主权信用下降、遭遇全球ODI流出的发达国家反而越来越吸引中国ODI，对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产的寻求驱动我国企业在此时增持资产；中国与全球ODI均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企业也并不偏好主权信用下降的自然资源丰富国。
[关键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主权信用；全球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会恶化当地投资环境，给国际直接投资者带来收益不确定性。但我国作为近十年来新近崛起的资本输出大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ODI）在实证研究中多被报告与发达国家及全球“平均”对外直接投资特征“相左”。因此，考察东道国主权信用对我国及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并分析结果异同的成因，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东道国主权信用与外商直接投资：
影响的机理与效果
1.主权信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
从经济角度分析，主权信用针对的是一国在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境内外企业及居民之间借贷关系中履行偿债额度、时间、方式等承诺的表现。若主权国家对其债务违约，其带来的结果则远非一般公司信用违约可比拟，它连带着影响该国境内甚至区域内所有经济活动。
经典国际直接投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认为，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如稳定良好的政策环境、较高的人均购买力与科技水平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等，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1]。主权信用较好，意味着更优良的东道国区位条件；主权信用出现问题，国际直接投资者则不得不面对波动的经济与制度环境。描述性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危机给中国跨国公司带来复杂环境的研究较多[2][3]，其中蓝茵茵、罗新星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了主权信用违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一般分析框架[4]。
据该框架分析，目前主权信用违约多由政府财政困难引发，政治风险引致的违约在冷战结束后已逐渐减少。具体来说，财政困难引发的主权信用违约通过三种渠道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
第一种渠道，债务国政府往往通过增税、颁布特殊的进出口规定、颁布外汇管制措施对利润和资本汇回实施限制以及通过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本币贬值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减少实际债务水平。这些措施虽然不涉及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但却会损害在该国经营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利润，构成了对投资回报的间接征用。
第二种渠道，债务国往往执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计划，包括削减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公务员薪金和裁撤政府雇员和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措施。财政紧缩使国内需求下降的状况更加恶化，导致经济失去长期稳定发展和增长的驱动力，直接损害其境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盈利基础。
第三种渠道，债务国银行一般因持有大量该国“问题债券”而引发银行业危机。银行业风险增加伴随着信贷紧缩和贷款利率上升，使经济缺乏流动性，境内企业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总之，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违约风险增加将导致境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投资回报降低。长期来看，主权信用下降将导致流入该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减少或撤资。
2.主权信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
外部评级机构最早从1930年开始对主权国家未来信用强度和清偿能力进行评估，但直到1990年早期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获得主权信用评级时，以外部评级度量的主权信用的市场影响研究才开始活跃。
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使研究者主要关注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债务问题频出的新兴市场国家。研究证实，一方面，主权信用违约系统性地导致流入该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国际信贷持续多年地减少[5-7]；另一方面，评级下降对东道国金融市场回报率也有负面影响，从而流入其股权和债券市场的国际证券投资减少[8][9]。此外，新兴市场国家一国主权信用风险聚集对其相邻国家股市也有负面影响[10]。
2011年起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及美国主权信用屡遭调降事件，使人们意识到即便是发达经济体也有出现主权信用问题的可能性。当时涌现的研究均指出，欧盟国家信用评级下降导致其债券收益利差飙升，主权债券市场国际投资流出[11][12]。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蓝茵茵，[美]刘莉萍：东道国主权信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对主权信用的资本市场影响研究开始较晚，但近年发展较快。田益祥等比较了新兴经济体信用评级变动对其境内股市、债市和信贷市场的冲击效应[13]，李建军等检验了部分发达国家评级变动的债市波动效应[14]，管辉考察了欧债五国评级变动的金融市场波动效应[15]。
影响效果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集中在主权信用对国际信贷及证券投资的影响，但本文研究的直接投资与这些金融资本不同，它反映投资者在东道国直接控制、经营企业的长期而稳定的兴趣。目前已知仅有田益祥、陆留存通过研究48个新兴经济体1996-2009年间信用评级变动对境内不同类型国际资本的影响，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受到的冲击程度高于国际银行净资产及组合投资受到的影响[16]。该研究旨在考察新兴经济体信用的市场效应，并不涉及对外商直接投资反应的分析，也未单独考察中国资本的反应。二是大部分研究重在考察主权信用调降的影响效果，少数涉及信用调升的研究也指出：主权信用升与降对资本市场呈不对称性影响，信用调升影响并不显著[8][13][16]。因此，本研究只考查主权信用调降的情况。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平均”
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
21世纪以来，源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我国ODI增势引人瞩目，2013年中国ODI流量更是突破千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大经济体。近年来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开始涌现。
实证检验东道国区位条件对中国ODI影响的研究集中在国外学者的工作中。Buckley等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降低反而会引起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水平的降低[17]。Cheung等学者研究指出，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DI影响并不显著，但非洲国家中低经济风险和高腐败程度的东道国则会吸引更多中国企业[18][19]。Kolstad和Wiig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倾向于在全球以及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同时又法治混乱的国家投资，以获取超额利润和保障国内资源给[20][21]。国内学者王娟和方良静也发现东道国经济风险对中国ODI无显著影响，而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反而会吸引更多中国资本[22]。
上述研究报告了中国ODI一个突出特点，即其不为东道国高政治风险、高腐败程度及法治混乱等恶劣的区位条件所阻碍。这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及实证研究不符的现象，表明我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背景下、尚在崛起中的资本输出大国，其海外投资具有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特点。[23]此外，上述工作中缺乏检验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综合第一、二部分所述，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相对明确，对境内及区域国际资本流动溢出效应显著，其中新兴经济体信用调降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失已证实；但中国ODI被报告具有与全球“平均”ODI不同行为特征，中国资本是否同样对东道国主权信用敏感是个尚未检验的问题。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基于2003-2012年间中国在42国ODI面板数据，分别检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调降对中国ODI影响的方向、时间趋势与程度，并与全球ODI所受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第四部分总结研究结论与启示。
三东道国主权信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中国与全球ODI的实证比较
（一）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及数据选取
本文以2003-2012年间中国对样本东道国ODI流量数据为被解释变量，样本国家中排除香港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及卢森堡四个离岸金融中心以避免对结果干扰。
Brooks等研究发现，市场对标准普尔主权评级的反应最为强烈[8]，因此文中以标准普尔（S&P）评级为解释变量，避免采取其他机构评级可能带来的信息扭曲或损失。标普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结果包括长期外币信用评级和长期本币信用评级，其中后者往往高于前者，因为有些国家可能选择通过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及本币贬值来缓解本币债务压力。Kim和Wu研究认为本币评级应被看作是一个通货膨胀风险指标而非主权信用违约风险指标[24]。所以，本文以标普长期外币信用评级为首选指标，把长期本币评级放到稳健性测试中检验。附表1为标普评级序列结果与量化数值对照表，数值分数越高表示主权信用违约风险越大、信用越低。
根据 Dunning在国际直接投资折衷理论中提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寻求、效率寻求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寻求三种目标[25]，本文以分别反映上述三种目的的代理变量、中国在东道国ODI存量以及东道国贸易开放度作为中国ODI区位选择的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变动可能对我国投资者有不同效应，增加东道国类型虚拟变量OECDDummy，取值1与0分别对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附表2列出2003-2012年间所有变量数据可得的42个样本东道国。到2013年底为止，该42国占我国（除离岸金融中心外）ODI存量超过九成，具有较大代表性。表1是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表2为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性。
2.模型与估计方法
借鉴之前研究者所使用模型[26]，以东道国i在第t-1年的主权信用评级及相关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中国对东道国i第t年的CDI为被解释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CDIit = α + β Controlsi，t-1 +
γ Sovereign Credit Ratingi，t-1 + εit （1）
根据检验结果，本文面板数据选用混合估计模型。
3.初始检验结果及分析
如表3所示，回归1未控制中国在当地前一年直接投资存量CDI Stock（-1），因此回归1是包含历史累积影响的结果，回归2则反映扣除历史影响后样本时段2003-2012年间的结果。
回归1、2中主权信用FCR与发达国家虚拟变量OECDDummy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就整体来说，东道国主权违约风险越高、信用越低则流入当地的中国直接投资越少。回归2中FCR与OECDDummy系数均大于回归1中相应系数，说明随着时间推移，主权信用调降对中国资本的负面影响减弱，发达国家也开始得到更多中国资本流入。
上述检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表2中部分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解决；二是表3中OECD-Dummy的显著性说明中国在发达与发展中市场直接投资情况差异较大，下文将分别检验发达东道国与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ODI的影响。
4.主成分分析
实验发现控制变量提取四个主成分更合适，分别为发达地区特征（包含GDPP和WAGE）、经济规模与科技基础（包含GDP和PATENT）、市场潜力与开放度（包含GGDP和OPENNESS）以及自然资源（FOMEX）。表4为主成分矩阵。
5.基于主成分和发达、发展中东道国分类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如表5所示，将我国对20个发达东道国与22个发展中东道国2003-2012年ODI面板数据基于主成分分别回归后，得到了更加清晰的结果。
就影响的方向与趋势而言，表5中回归3、4的发达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FCR系数不仅是正号，而且在分离了中国直接投资存量CDI Stock历史影响后的回归4中FCR系数更大，说明发达国家主权信用降低不仅不阻碍中国直接投资，反而对其有越来越明显的吸引趋势。就影响程度而言，发达东道国主权评级每下调一级（FCR上浮1单位），下年度流入的中国直接投资将增加105.1611万美元。
这个有趣的发现表明中国ODI独特的一面：主权信用评级遭调降的发达东道国，反而可能得到更多的中国直接投资。一些研究中国在欧盟等发达地区ODI 的学者也曾指出，过去中国投资多为贸易支持型和市场维持型的小规模创建投资，2000年后，兼并与收购（ M&A） 投资增长迅速，并且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对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侵略性较强（自身规模与目标规模之比较低）的并购[27-29]。本文回归3、4的结果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
回归5中发展中东道国FCR系数由显著负数变为回归6中的不显著正数，说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降低仍然阻碍中国投资者，但影响逐渐降低。
表5还反映出中国对发达地区投资兴趣上升显著，尤其是市场潜力与开放度大、发达地区特征（高人均收入与高制造业工资水准）显著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吸引中国资本，而矿产油气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受中国资本青睐。此外，比较回归4与回归6的CDI Stock的系数可发现，前者不及后者一半，表明与在发展中地区投资的谨慎度相比，对发达国家市场与战略资产的追逐让中国投资者在该地区更勇于试水新区域，加大在之前涉入程度较低的发达东道国的投资水平。
6.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果稳健性，用标普长期本币评级替代标普长期外币评级作为主权信用的代理变量后进行回归，结果与表5一致。此外，为检验中国ODI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报告的那样偏好既风险高同时又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20][21]，加入主权信用评级与自然资源禀赋相互关联变量FCR*FOMEX，并未发现其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二）东道国主权信用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全球对发达及发展中东道国2003-2012年ODI面板数据基于主成分分别回归后，结果如表6所示。
就影响方向而言，表6中回归7-10的东道国FCR系数均显著为负，证实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主权信用调降都显著负面冲击全球ODI。就影响趋势而言，比较回归7与回归8的FCR系数可知，全球ODI越来越规避出现主权信用问题的发达国家；而比较回归9与回归10的FCR系数可知，全球ODI对评级下调的发展中国家的规避程度在降低。就影响程度而言，发达东道国主权信用每下调一级（FCR上浮1单位），下年度流入的全球ODI将减少12.4054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信用每下调一级，下年度流入的全球ODI将减少2.358亿美元。因全球ODI组成成分与类型多样，其余偏好特征在表6中表现不明显。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同样用标普长期本币评级替代标普长期外币评级作为主权信用的代理变量后进行回归，结果与表6一致。
（三）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结果比较
比较表5与表6，中国ODI在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调降后的规避表现及发展趋势与全球ODI一致，但对发达东道国信用调降的反应与全球ODI迥异。具体来说，发达国家主权信用下降反而吸引更多中国ODI流入，且随着时间推移，吸引趋势与程度愈加显著与加强，但全球ODI明显越来越规避主权信用出现问题的发达国家。
对上述差异的解释需结合中国企业自身特性与主权信用危机中发达东道国的情况考虑。
第一，国内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使我国企业渴求扩展海外市场和获取关键专利、技术、品牌、管理经验等战略性资产；而信用危机中东道国资产价格下跌、本币贬值，正为我国企业增持海外资产创造了机会。
第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企历史以来的优势地位，央企和国企文中央企和国企分别指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ODI一直占我国ODI存量的2/3以上，是中国海外绝对主力，在平时易导致东道国投资壁垒干扰和涉及“国家安全”“政治风险”问题的猜忌与审查。而危机中发达债务国一般实施大规模国企私有化计划，部分私企也因市场需求减少和流动性匮乏陷入危机，东道国对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态度会变得比较宽松，从而有利于我国央企和国企资本进驻。
第三，中国企业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国内银行贷款进行海外投资，国际融资和东道国筹资比例很低，资本筹措能力较少受东道国及其区域内经济波动影响。
第四，也不排除央企和国企财务预算软约束、部分企业负责人好大喜功等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因主权信用下降而遭遇全球资本大幅流出的发达东道国，反而得到越来越多中国ODI涌入；2）中国ODI与全球ODI均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发展中东道国，敏感程度同随时间降低；3）中国在发达国家ODI为市场与战略资源寻求型，在发展中国家ODI为典型自然资源寻求型。
研究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均带来启示。
首先，主权信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研究，需结合东道国及外商投资者特性加以扩充。虽然机理分析和过往实证研究均认为，东道国主权信用下降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但主权信用下降的发达地区仍有机遇可寻，而具有某些特征的ODI，如母国资本雄厚、又极为渴求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源的中国央企及国企ODI，也可能在其他投资者退出时逆市而上。
其次，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关于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论述还需继续完善。我国向发达国家大举“逆向”投资是21世纪以后全球直接投资领域的新现象，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差异化的国内体制背景更使中国ODI行为一开始就独具特色。而现有的直接投资理论和绝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在发达国家及部分新兴经济体ODI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接运用来解释和预测中国ODI行为并不可取。跟进研究中国ODI实践，是完善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母国的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
最后，我国企业在海外较强的风险承受意愿应引起重视。特别是央企及国企的海外高额资本投入，需要各级国资委、国开行更长周期的跟踪管理。其投资究竟是在高风险环境中，真正达到了合理利用国家外汇储备、开拓海外市场和获取战略资源的预期效果？还是由于政府财政对其预算软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权责不明或国际投资运营经验不足，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有目的的资产转移外逃？此外，我国企业注意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即使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说明其跨国运营表现还是越来越正常化。至少在东道国主权信用风险领域，指责我国是借助国家经济、政治及外交力量为国有资本攫取自然资源开道的“贪婪的龙”[29]不符合事实。
CC注：标普主权信用评级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随时调整评级结果，因此我们把每一个评级的有效天数作为权值来乘以相应评级数值，再将一个国家一年中所有加权评级数值除以总天数来得到该国当年的平均评级，以此使不规律变化的主权评级结果与以年为单位进行统计的直接投资流量及其他控制变量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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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文章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的分析,认为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可以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境外投资。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选择基准 产业选择策略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它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一个整体,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影响到发达国家。
2.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分工更加细化,分工的路径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传统的国际分工不仅表现为垂直分工,而且表现为产业的梯度转移,发达国家将大量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当今的国际分工则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立体发展的方向推进,也就是说,产业的国际转移将突破传统的模式,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也延伸到发达国家,基于此建立起全球性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的国际分工体系。
3.在世界宏观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同时,微观经济组织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驱动下,一些大企业摆脱母国市场的空间束缚,转向全球市场的价值定位,即通过创建一体化的、跨越国界的全球经营网络来提高其国际竞争地位。
(二)国内环境
1.生产相对过剩,贸易顺差持续增高。近年来,我国已告别商品短缺现象,市场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局面。对外贸易顺差持续增高,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额为319.84亿美元,2005年越过千亿大关,达到1018.8亿美元,2007年突破两千亿,达到2622亿美元,2008年是2955亿美元。自2005年以来,外贸顺差的激增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出现的贸易失衡问题,是我国经济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在对外贸易领域作用的结果。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是低水平的相对过剩,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造成的。改变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适当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开拓国际投资的新领域。
2.贸易摩擦形势严峻。近年来涉及我国出口商品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2008年全球有21个国家对我国发起“两反一保”调查93起;2009年我国输美轮胎特别保障案、我国输欧铝合金车轮的反倾销调查、欧盟对我国输欧无缝钢管征收17.7%至39.2%的最终反倾销税、美国对我国无缝钢管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根据商务部的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8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7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9起)。据统计,1995-2008年间,WTO成员向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调查超过800件。纷至沓来的贸易摩擦事件,不但直接导致贸易机会的损失,而且会对厂商和客户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从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3.资源严重短缺,能源危机出现。在一些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同时,我国却存在着资源短缺问题。若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资源丰缺的标准,即资源种类的齐全程度、资源储量的充裕程度和资源品位的高低程度来衡量,我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矿产资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胶、铁和铜铁矿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资源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的速度很快,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559.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其中:新增股本投资283.6亿美元,占50.7%;当期利润再投资98.9亿美元,占17.7% ;其他投资176.6亿美元,占31.6%。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扩大,2002—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7%。截至到2008年底,我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12000家,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1839.7 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
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情况为:商务服务业217.2亿美元,占38.8%;金融业140.5 亿美元,占25.1%,其中银行业132亿美元,占金融业的94%;批发和零售业65.1亿美元,占11.7%,即进出口贸易类的投资;采矿业58.2亿美元,占10.4%,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6.6亿美元,占4.8%,主要是水上运输业投资;制造业17.7亿美元,占3.2%,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和鞋帽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等;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3.1亿美元,占2.3%;建筑业7.3亿美元,占1.3%;房地产业3.4亿美元,占0.6%;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3亿美元,占0.5%,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7亿美元,占0.3%,主要是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农、林、牧、渔业1.7亿美元,占0.3%;其他行业3.6亿美元,占0.7%。
区域分布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中:亚洲435.5亿美元,占77.9%;非洲54.9亿美元,占9.8%;拉丁美洲36.8亿美元,占6.6%;大洋洲19.5亿美元,占3.5%;欧洲8.8亿美元,占1.6%;北美洲3.6亿美元,占1.6%。从境内投资者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投资者占总数的42.7%;批发和零售业占28.2%;建筑业占4.8%;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占4.5%;采矿业占4.2%;农、林、牧、渔业占4.1%。
以上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较快的发展,投资产业分布趋于广泛,结构也渐趋合理。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相比,我国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小;主要以资源开发行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为主,缺乏对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投资;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非贸易型投资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加工制造业。尽管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大,但其中贸易型投资项目占据绝大比重。近年来,虽然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有所增长,但总体上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很低,这不利于推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
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既要遵循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又必须从我国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这一思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考虑以下基准:
(一)产业组合区位比较优势基准
所谓产业的区位比较优势是指投资国与东道国同类产业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在产业选择的框架内,经济优势不是单个厂商优势,而是该产业内各厂商经济优势的集合,其本质是一种组合优势。产业内各优势企业的合理组合,是决定国际投资产业选择方向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首先取决于产业内优势企业的组合状况,只有集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才能不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济空间。
产业组合的区位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全球优势。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并不需要所谓的全球优势,而是需要相对于一定区位的,即母国相对于东道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是在一定的投资区位中产生的,产业选择是将区位选择包含在其中的,选择了不同的区位,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产业。由此可见,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区位选择与投资者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进行产业选择的同时,也选择了一定的区位,产业组合优势要以区位为基础。
(二)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基准
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是指某一产业内部以工程间分工为基础的贸易关系,即某一类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易频度和交易数量。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是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技术发展的带动效应,这种带动效应的大小又取决于海外子公司与国内企业所发生的垂直贸易量。因此,产业内垂直贸易既有利于该产业组合优势的形成,又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内部化。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实质在于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带动效应,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方向,应是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即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大的产业部门。
(三)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
所谓结构高度化同质性,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产业传导机制同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相对优势基准是为了发挥产业的“现有优势”,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则力求培育产业的“潜在优势”。目前我国正加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服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故投资重心应在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技术紧密型产业。这既符合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又能有效实现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还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投资的非选择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对于“非资本过剩型国际投资”来说,其投资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潜在的投资机会日益增加,这种机会成本还会上升。弥补这种机会成本的主要途径,便是在国际投资领域寻找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策略
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下,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时,应根据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结合世界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业链环节迈进,在国际分工中使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从而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一)资源开发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
资源开发业应当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据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在产业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由于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因此,资源开发业应是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点,而且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规律表明资源开发业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的重点投资行业,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此外,针对我国资源缺乏的现实,进行资源开发型的跨国经营可以缓解我国资源的不足,相对提高我国资源拥有量。目前,我国已积极发展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非洲国家等资源较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例如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与澳大利亚合资开采铁矿,每年可运回近千万吨国内短缺的优质矿石。
(二)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产业
根据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可以将一些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在国内己失去比较优势、相对于其他国家仍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这将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过50多年的建设,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虽然我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目前,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所以,这些行业也应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适时地转移国内过时或过剩的生产能力、实现产业国际转换、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延长国内比较劣势产业的经济寿命、增加利润、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三)服务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产业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如今服务业己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在这种国际趋势下抓住向服务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契机,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从现状分析,虽然我国的服务业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存在着比较优势,例如在国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远洋运输服务、人造卫星发射服务,以及旅游服务方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2007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06.43亿美元,同比增长35.5%;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67.67亿美元,同比增长25.9%;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完成营业额4.90亿美元,同比增长48.9%,三项合计完成营业额479.00亿美元,同比增长34.2%。截至2007年底,三项合计累计完成营业额2564.3亿美元。旅游业方面,2007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为419.19亿美元,位居亚洲第一。由此可见,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旅游业等领域,它们应作为是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
(四)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产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的投资热点。由于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比较低,面临着借助对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因此,不可能盲目地要求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应将其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科学技术己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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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太原 030031)
(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