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摘 要：研究性教学是目前国内大学专业课程教学探索的主方向，文章基于高校文科专业课的教学现状，以《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实践为例，在“研究性教学”思路引领下探索高校文科专业课程教学，提出构建“研究&开放&体验”创新教学法。文章认为“探究问题”是创新教学法的核心内容；“开放”是创新教学法的教学原则，教学过程具有方法多样、空间开放、观点争鸣的特点；“科研体验”是创新教学法的特色，由教师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和途径，学生在主动探索、主动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吸收知识、分析并解决问题。还从教学活动设计角度论述了把握创新教学的4个关键点。
关键词：古代汉语 教改 研究性 创新
“研究性教学”观念直接导源于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的大学研究职能论，196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施瓦布在哈佛大学报告时提出了“探究性学习”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性教学”在美国乃至欧亚诸国教育实践中悄然流行。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开始了“研究性教学”的初步探索，“研究性教学”理念作为大学教学改革的新向度日益受到关注。21世纪是一个创造、创新、创业的世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经从规模和数量转变为对内涵和质量的需要，大学传统授受式教学模式培养出的人才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探究同新时代的高素质及创新人才培养相适应的高校文科专业课程教学方法与模式，也是当前教学工作者急需思考与探索的重要问题。文章依托南昌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探讨如何在“研究性教学”思路下构建“研究&开放&体验”的创新教学方法与模式。
一、“研究性教学”思路下高校文科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价值
（一）高校文科课程教学现状决定教改的必要性
目前高校文科传统专业课程大多面临着教师积极教，学生不积极性学的尴尬局面。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为例，这是一门国内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专业课，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和文化等学科的基础。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普遍開设《古代汉语》课程以来，教学目标与课程内容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方法大多采用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相结合讲授法，就当时而言，学生都有较好的语文功底，很易接受传统的学习方法，且这种教学法能尽快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而新时代入校学生从知识结构来看有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讲授方法很难短期内激起共鸣。笔者曾对南昌大学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40份，回收问卷132份，有效问卷129份；调查结果显示学习方法上，学生基本上采用中学应试性传统记忆方式，70%的学生选择平时做笔记，考前认真复习，26%的学生上课只是随意地听听，考前借同学的笔记复习；课程建议调查显示69%的学生希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应多联系现实语言，16%的学生认为《古代汉语》课程如果沿照文字、音韵、训诂相结合讲授法，太理论化，没有兴趣学。教学现状说明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二）研究性思路下高校文科课程教学改革的价值
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主要有教学观念、教师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策略。研究性思路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的作用与意义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分析：
⒈在研究性教学观念的指引下，学生是主动的学习者。结合南昌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近年来本科生培养及毕业论文写作来看，在传统教学方法下培养的学生，存在的问题有“不会查找资料”“不会读书”“不会选题写论文”。学生除了课堂所学教材以外，相关专业的书看得少，既不了解本专业的经典著作、本专业的学术动态，更不了解本专业的学术前沿。笔者曾对201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60位学生，进行“你在课外，在没有老师布置的前提下，会不会自主阅读古代文献？”问卷调查，结果是16位学生选择答案“会”，2位学生选择“不会”，42位学生选择“很少或偶尔”；在指导毕业论文时，笔者还发现大多数学生不会针对选题自主有效地查找文献资料，在写毕业论文时无从下手，期待老师直接命题，深感这样的学生将来很难面对择业的激烈竞争与适应今后工作岗位的要求；新时代的大学生是具有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研究性教学观念引导学生以研究者的身份主动地思考与探究，这必然会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⒉在研究性教学观念的指引下，教师主动构建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搬运工”，他们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课程目标，合理地设计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教师也会主动设计研究性教学的课堂情境，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展开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以渊博的知识和人格魅力打动学生，学生的提问及疑惑也会激发教师的灵感。研究性教学过程中，师生在平等、融洽的关系中互相促进，教学相长，从而大大提高教学质量。笔者组建团队申报《古代汉语》省级教改课题成功后，对南昌大学2014级、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逐步展开推进创新教学的课程改革，从教改后的成果来看，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收获大大提高，如我们曾对2014级65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如答题“你主观上认同本学期《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以下哪一个阶段的学习更重要？”问卷结果显示63位学生选择答案“平时学习更重要”，只有2位学生选择“期末复习”；如答题“《古代汉语》课程采取研究性思路教学，你的收获是？”，问卷结果显示64位学生选择“除了教材知识外，得到相关知识的拓展，带着问题去学习更有效果，同时撰写学术论文，文章写作技巧方面有收获”，只有1位学生选择“课程教学大纲上所要求掌握的知识点”。
⒊在研究性教学观念的指引下，必然形成更为合理的评估体系。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评估体系着重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考核，在“一考定终生”观念下，学生只为通过期末考试而学习，不重视平时学习的提高与积累。如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改前“你的学习精力主要放在哪一个阶段？”问卷调查，65位学生中有32位学生答“快要考试了才在课外学一学”。为了持续有效地展开研究性思路下创新教学，必然要求教学者探索与之配套的教学评价方式，教学评价指标应从学生学习效果与教师教学效果两方面来构建。
二、如何构建“研究&开放&体验”的创新教学方法与模式？
“研究性教学”观念在国外早有发展，但在当前国内高校尤其是文科教学来看仍具有前沿性，下文笔者以南昌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平台，详细探讨在“研究性”思路下构建“研究&开放&体验”的创新教学方法与模式的具体步聚。
（一）建立“研究性教学”观念是创新教学实施的理论前提
1990年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卡内基基金会前主席博耶在《学术反思》报告中指出，学术应包含四个相互区别但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大学教师的教学学术思想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关系重大，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教学相长、创造和扩展知识的过程，大学的教学是学术气质的创造活动，“非经教学学术知识积累，教师就缺乏‘如何教’的知识；非经教学过程的实践与磨炼，教师专业学术就不会有效地表现出来；非经对教学实践过程的潜心研究，教师就难以生成个性化的知识体系。”[3]美国著名学者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详尽地阐释了高校教师学术责任所应包括的内容，即教学的责任、培养的责任，指导的责任，服务的责任、研究发现的责任和学术成果发表的责任等。[4]大学教学在传承知识的同时，通过师生互动实现传递知识、交流思想、教学相长，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无论大学的职能如何变化，高质量的教学是社会对高校教师的首要期望。通过四年的教学研究，我们课题组成员摆脱了“教学不是学术活动”的偏见，积极对待教学，全身心投入，合理运用教学方法，对教学过程精心设计，将提高教学质量做到实处。
（二）明确“研究&开放&体验”的内涵是创新教学的理论基础
⒈“探究问题”是“研究&开放&体验”创新教学方法的核心。“研究&开放&体验”教学法是在研究性教学思路下，以“探究问题”为核心，同时融合以往的“传统型、自主型、合作学习型、体验式、参与式、任务型”等多种教学方法形成的一种创新教学法。“探究”是一个多层面的活动，包括观察，提出问题，通过浏览书籍和其他信息资源发现什么是已经知道的结论，制定调查研究计划，根据实验证据对已有的结论作出评价，用工具收集、分析、解释数据结果，作出解答、解释和预测以交流结果。[1]（P51）我们所提出的“研究&开放&体验”教学过程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图1：
结合南昌大学《古代汉语》教学来看，我们首先根据教材确立教学目标，提前布置学生预习教材内容及相关参考文献，将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部分归纳出16个课题，让学生自由择题学习探讨，具体学习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自主学习法、读书会指导法、合作讨论法等。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展开研究，形成系统的认识及观点，小组每一位成员完成自选小论题研究论文的撰写，在课程进行中，配合教学进度，选取部分研究成果在班内展示，组织全班同学进行讨论。学习小组在取得前期学习研究成果之后，根据老师提出的意见，课堂上学习交流得到启发，进一步深入探讨，撰写学术论文及研究报告。
⒉“开放”是“研究&开放&体验”教学法的教学原则。开放式教学即不局限于一种教学形式或固定的教学地点，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展开教学，教学过程具有学习方法多样、空间开放、观点争鸣的特点。
“研究&开放&体验”模式下的学习突破封闭或规范的课堂区域，根据需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网络平台讨论问题、甚至进行田野调研，开放的教学思路大大拓宽教学的空间。据南昌大学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65位学生的问卷调查，除了传统的课堂学习外，64位学生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小组读书会、图书馆进行《古代汉语》课程的学习。开放式教学思路决定了教学对象与内容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与开拓性；教学内容基于教学大纲，从教材出发，同时不局限于教材所设，学生在前期阅读过程中对教材内容早已把握，同时找到某个具体问题，拓展阅读，接触更多的学习资料，进入更大的知识空间，饶有兴趣地深入研究，一方面学生掌握了远远超出拟定教学目标的知识量，另一方面学生还形成自己对某个相关问题独到见解。以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二册）词头、词尾教学为例，该课题小组学生利用课余实践阅读教师所提供的相关学习资料，根据兴趣点补充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自己家乡话的词头、词尾现象，在老师的引导下深入了解上古汉语的词头、词尾现象及其发展，理解有关词头、词尾的学术争鸣。
3.“科研体验”是“研究&开放&体验”教学法的特色。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能被传播，但传播的知识只有在它被重新構造之后，即得到了解释并且与学习者的已有知识联系起来，才在各种情况下变得可用”[1]（P128）。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仅依靠知识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学生直接经验的积累，所以加强体验教学，就是从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验学科研究方法。大学的教学离不开学术的支撑，大学的学习也应当有学术的参与，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离不开学术的实践。“研究&开放&体验”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和途径，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始终处引领与监控角色，指导学生在主动思考、独立探索、主动实践的学习过程中，吸收并应用知识、分析并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再以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二册）词头、词尾教学为例，学生在自主学习之后，梳理以往学术观点，结合现代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对比研究，经小组读书会讨论之后，形成各自观点认识，等到教师课堂教学环节时，课题小组分享其研究成果，在课堂上组织“学术会议”式的学术讨论，课题小组的分享让课堂生动活泼，全班课堂交流讨论之后，课题小组及全班同学对汉语词头、词尾在汉语史上的发展变化有了深刻的理解与把握，更加可贵的是同学们能够在教师创设的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小组读书会、课堂汇报）中主动去识别与探讨身边语言现象。
（三）精心设计教学活动是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
教学活动是师生为了达到教学目的而采取的行为系统，包括教学活动设计行为、教学活动实施行为和教学活动反思行为，所谓教学设计即基于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预设和生成教学目的、教学资源、教学活动方案的过程。[1]（P4-10）我们将《古代汉语》课程“研究&开放&体验”创新教学预设为五个环节，即学生自由选题、学生自主学习、小组读书会讨论、课堂汇报交流、完善结题。为了保证《古代汉语》研究性教学能够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把握以下四个关键点：
⒈精心设计，把握课题的难度及拓展性。教师首先要对教学材料进行梳理和重新整合，参考学生的现有水平，结合教师的科研，设计难度适当、操作性强的课题。
⒉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能动作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质疑、判断、比较和选择，以及相应的分析、综合、概括等认识活动，学会进行团队合作，包容不同的观点，在多样化的思维和认知中进行观点的碰撞和思辨。
⒊合理引导，明确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分工。教师的角色是设计师、引路人、推进者，教师要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的过程和评估以及非教学环节的学生活动等进行全程设计。
⒋精心策划，把握教学环节的可操作性。制定考核标准，根据学生自主学习参与度、课堂表现等设立考核指标，进行量化考核。
我们曾对201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个教学班（共60学生）进行一个学期的教改后进行问卷调查，问题“你认为《古代汉语》课程有必要采取小组研究学习方法吗？”4人选择“没有必要”，56人选择“很有必要，能提高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真正让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专业学术知识”。同时学生也对教改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整改意见，如“应把研究性教学更好地落实到每一位学生”“组织同学们课余进行拓展阅读，互相分享书目和学习感受”“自由讨论，方法多样”，等等，总结经验进行整改后，我们在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65位学生）进行一学年的教改后再进行问卷调查，问题“你主观上认同《古代汉语》学习哪一个阶段更重要”，4人选择“期末考试”，61人选择“平时学习”；问题“《古代汉语》研究性教学中，你的收获是？”50人选择“学习更加自主、较广的知识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同学与老师交流更多”，8人选择“学习更加自主、较广的知识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5人选择“学习更加自主、较广的知识面”，2人选择“较广的知识面、同同学与老师交流更多”，此外，学生在学校网络对教师的评教评分由85.71分上升至91.22分，从调查结果与评教来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大大提升。
三、结语
综上所述，研究性教学是教师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通过教学过程的研究性，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从而让学生掌握知识，培养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程在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思想品位、人生观等）培养中有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古代汉语》课程应突破陈旧的教学模式，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改革。我们提出的“研究&开放&体验”创新教学方法主张教学者打破以教师为中心，把学生置于被动、从属地位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学者对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评价方式进行思考，从而推动传统教学模式的革新。结合南昌大学2013级至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探索与成效来看，高校教学工作者在“研究性”教学观念引领下对高校文科专业课程教学展开创新教学改革具有现实且深远的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省级课题“‘研究性教学’视角下构建《古代汉语》专业课程创新教学模式研究”[JXJG-14-1-54]研究成果；2014年南昌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研究性教学’视角下构建《古代汉语》专业课程创新教学模式研究”[NCUJGLX-14-1-54]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夏家发，彭近兰.教学活动设计[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2]张安富 靳敏.崇尚教学学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现实选择[J].中国大学教学，2010，（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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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杨.石青.高校教师履行教学学术责任的主要障碍探析[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9，（3）.
[6]徐杰舜.玉林師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3，（2）
（卢继芳 江西南昌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南昌大学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 330031）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摘 要：文本本身在读者接受过程中也会造成损毁、遮蔽、失真、误解、拔高等不可预测的遭遇。反思性阐释的职责是如何去蔽。那些不被理解的部分，通过去蔽、重构、修复、调整，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逐一显现出来。反思性阐释除了反思文本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外部环境的干扰，同时还要反思接受主体在理解时来自权威的引诱干扰和轻率的自我。阐释者需要做到审美超越，在拥有知识的前提下再进行鉴赏能力的培养，摆脱权威，重视自我内心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同时还要将理性精神凌驾于直接性和本能性之上，撇开自己的本真看到某种普遍性。
关键词：阐释学;文学经典化;文化传播;反思性阐释
文本本身在读者接受过程中也会造成损毁、遮蔽、失真、误解、拔高等不可预测的遭遇，对某一篇（章）作品的阅读和阐释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对于因文化背景、生活阅历、情感、知识构成的不同，阐释学把它称之为“前见”。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的感受往往有云泥之别，同一读者对同一作品也因个人阅读状态、成长历程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前见”固然是理解文本的一大障碍，但伽达默尔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人的权威、他人的威望诱使我们犯错误，或者是我们自己过分轻率。”{1}他认为权威是前见的一个源泉。那么反思性阐释除了反思文本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外部环境的干扰，还要反思接受主体在理解时来自权威的引诱干扰和轻率的自我。那些不被理解的部分，通过去蔽、重构、修复、调整，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逐一显现出来。
一、去蔽
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着心理因素、政治因素和地域文化偏见。一些非中心文化地区的文学常常被有意无意地疏忽。在中國文学史上，南北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唐以后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似乎对北朝的文学持有偏见。北朝的文学家和作品数量屈指可数，现当代文学史家在编纂文学史时把庾信、王褒、颜之推都算作北朝诗人。严格来说他们的教育和文学观念在南朝已经形成，成年以后才去北方。也有例外，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所编的《南史·文学传》的序论篇只有《北史·文苑传》序论的十分之一，他是比较少见的重视北方文坛的文学史家。当时被称为“北地三才”的温子升、邢劭、魏收，曾留下丰硕的作品。温子升文集有35卷之多，现存只有11首。邢劭有30卷文集，只有9首诗留存下来。魏收有70卷文集，有16首留存下来。那些留存下来的诗都得益于魏收编纂的《魏书》。《隋书·经籍志》只记录八位北魏作家的别集，而在《文馆词林》中，北魏的诗只有2首，北齐和北周1首也没有。《魏书》编纂者的倾向性给后人造成一种错觉，北方文学更注重政治性和实用性，除了诗以外，赋和其他文类都很盛行。编纂者魏收本人就重赋轻诗，他认为大作家必须是作赋的高手。尽管这样，《魏书》还是保存了北魏王朝一百多年的文学作品目录，成为考察佚失作品的重要文献。初唐编纂史书、类书的文学史家的话语体系设置了一种暧昧的导向，即南方文学是“阴柔颓废”的，北方文学是“朴拙粗糙”的。由于当时由北方军阀统一南北而建立了隋朝，将南方阴柔艳丽文风与政治和军队的士气进行联想，南朝梁的宫体诗受到批判和唾弃。这一诗学思想延续至初唐。由唐代官方编写的《隋书》把南北文风进行一种二元对立，即南方重文，北方尚质。重质者被暗示有粗糙之嫌。《隋书》有一段著名的评价：
然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2}
后世学者和批评家通过文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北方不仅文学作品贫乏，还缺乏文采。北方统治者长于军事，对文化缺乏兴趣和能力。南方文学的文风和文学传统受到追捧，但其阴柔艳丽的做派不利于固国强军。那么，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北方文学显然被遮蔽，尽管后世文学史较多关注文学在历史长河中如何被过滤和重建，但在建立文学谱系，试图将那些偶然性、边缘性、非连续性因素纳入进来的时候，会遇到障碍。一千多年来，文学史家在文献和史料整理方面不断地弱化，要还原其真实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除了文学风格与文学品质的争议，有一点让南北文化人形成共识，即：文化统一。隋王朝的建立，迫切需要语言文字的统一，由陆法言执笔，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八位著名学者参与，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编写完成了《切韵》。文化统一并没有有效解决南北文风的二元对立状况。尽管南朝的阴柔艳丽的文风遭人诟病，唐朝初年，太宗皇帝及其君臣的诗作仍然沿袭南朝宫廷文风，如杨师道、上官仪、虞世南、禇遂良、许敬宗等，他们的诗没有一首被作为经典流传下来。倒是王绩摆脱了这种宫廷文风的话语体系，他受庾信的影响，把简单明快的句法融入精工的对偶句里，留下了一些经典名作。
关于这种经典的遮蔽，南北朝文学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发生在当下的遮蔽情况照样触目惊心。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文学遮蔽，如标榜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多年来颁给亚洲作家的人数屈指可数，总共5位，{3} 即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中国的莫言;非洲、拉丁美洲的获奖者比例也很低。这些地方难道就没有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遮蔽，用萨义德的话说就是通过“知识和权力”。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贝尔福曾经发问：“我们有什么权利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凌驾于所谓东方人的人民之上呢？”{4} 据萨义德说“东方的”一词由来已久，“它曾经出现在乔叟和曼德维尔、莎士比亚、德莱顿、蒲伯和拜伦等人笔下。从地域和道德及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指的是亚洲或者广义的东方。在欧洲，人们可以使用像东方的性格、东方的氛围、东方的故事、东方的专制主义、东方的生产方式这样的说法而不会引起误解。马克思用过这个词{5}。贝尔福现在也在用这个词，人们理解这个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词”{6}。需要说明的是，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的主要是西亚地区。萨义德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他对这个问题格外敏感，道出了政治和东方学之间隐秘的关联，这一重要的极为敏感的事实，迫使人们思考这个由区位和民族及各种复杂的历史关系造成的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黑人问题研究、女性问题研究。东方的或亚洲的辉煌文明引领人类走向更高层级的文明，中国文学、阿拉伯文学、印度文学在以世界性文学面目出现时严重缺位。文学经典化中，由权力和知识构成的遮蔽最为严重。
反思性阐释的职责是如何去蔽，将那些被遮蔽的文本的价值呈现出来。阐释者需要做到审美超越，在拥有知识的前提下再进行鉴赏能力的培养，摆脱权威，重视自我内心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同时又要将理性精神凌驾于直接性和本能性之上，撇开自己的本真看到某种普遍性。教育和培训可能会使人的判断力和趣味趋向一致，构成理性的公共阐释场域共通感，因此，阐释的普遍性也是存在的。依照康德的忠告“大胆使用你自己的理智”，首先自我去蔽，去除由权威干扰和自我轻率造成的遮蔽，只有这样，外在的遮蔽才能被有效解决。
二、重构
经典的重构（reconstruction/renovation）有重建、修复、翻新、整修的意思。由于经典的时间性特征使得经典无法一劳永逸，它不得不面临时间的考验，不断地被检验、质疑，在批评或赞扬中获得新的意义。有些经典甚至不能保留原样，在流传的过程中，按照历史进程和新的历史观被删减、增添、修订、改编。这种通过重构与历史同步的经典化，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比较常见的是经典丛书规模化出版，对篇目进行删减和增添，体现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家的权力。“帕尔雷夫（Francis Turner Palgrave）选编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被看成1本经典诗歌选集，它的1861年的版本里有了新的增补，除了新增坎皮恩10首诗以外，锡德尼（Sidney）从一首诗增添到5首，赫尼克的诗在32首基础上又增添了8首，马维尔的诗从3首增加到4首，莎士比亚的诗从32首增加到34首。与之相比，奎勒库奇（Quiller-Couch）于1951年编纂的《牛津英国诗集》（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不仅篇幅已是前者的三倍，而且收录了许多《英诗金库》没有收录的作家的作品，如收录了田园诗人布朗（William Browne）的7首诗。但是1978年出版的约翰·海华德选编的《企鹅英国诗选》（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Verse），除了刪减了一些诗歌外，基本上没有大的更改。从中可以看出，经典的确认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影响。”{7}第二个层次是作品本身的删减和增添，章节和内容的调整，主要表现以古代文学作品为对象，版权意识还未建立起来的时期。《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经典名著都经历过。经典化过程伴随作品的整个发育和成长过程。一开始就是经典，调整后仍然是经典，经过评论家和读者的共同创造，如《水浒传》的后30回被金圣叹删除后变得更紧凑和完整。
鲁迅曾感叹“明人刻书而古书亡”，是指明代小说的刊刻校勘不精。明清小说刊刻和传播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小说成书过程、经典化过程，评论家、读者特别乐于对文本进行干预，他们表现出极高的参与创作的热情。添加、删改、修订，由此版本众多，最终以质量最佳、学术权威最高者流传下来。以《水浒传》为例，版本之多令人难以辨别。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水浒传》版本做过详解：
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又有一百十回之《忠义水浒传》，亦《英雄谱》本，“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适文存》三）。别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文词脱略，往往难读，亦此类。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候郭勋家所传之本，“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野获编》五）。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及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然今亦难得，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一七二八）翻刻之前十四回及宝历九年（一七五九）续翻之十一至二十回。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正传七十回，契子一回，实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题“东都施耐庵撰”，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嵇叔夜终。{8}
这四种版本每一个修改都有质量上的提升。第一个版本即一百一十五回版本《忠义水浒传》变动不大，第一次修改较为失败，改为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之后，反而“文词脱略，往往难读”。第二个版本即一百回《忠义水浒传》在一百一十五回版本上质量大有提升。虽然少了十五回，除了结构上减去冗余、增添细节外，在文词上改动很大。 第三个版本即一百二十回本， 文字上更注重叙事，去掉诗词的繁芜，另将灯花婆婆的情节删除。第四个版本即金圣叹删节本。金评本书前冠三篇序言：“外加《<宋史纲><宋史目>批语》《续第五才子书法》及伪撰施序，总计近十万言的回前评语及文中评点。”{9}前七十回与百二十回无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二十回有“旧本去诗词这繁累”语。金圣叹一口咬定他所得的七十回本是原本，招安以后乃罗贯中所续，斥曰“恶札”，并“极口诋罗”。胡适认为金圣叹做此修改，出于现实的考虑。金圣叹生于流寇遍天下的时代，又有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因此他认为对强盗应该口诛笔伐，到了清代，世异情迁，虽始行不端，能幡然悔悟，最后向善也是好的，他为了对先前删减进行补救，又“截取百十五回本六十七回到结末，称《后水浒传》”{10}。关于《水浒传》的祖本（最先版本），有学者考证，《京本忠义传》为《水浒传》的祖本。该版本“经古籍版本专家顾廷龙先生鉴定，认为可能是‘正德、嘉靖间书坊的刻本’”{11}。顾先生认为它是繁本系统中较早的一个本子。前几个版本的改动大都出于无名之辈，且参与者众多，作者不可考。在强大的版本证据面前，金圣叹只能以托古作伪的方式对《水浒传》进行干预。
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异文化的传入，对经典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西方现代小说文类观念，提高了以虚构为本质的旧小说的地位，影响到中国旧小说的经典重构，改变了“小说乃文之末事”的看法。在古代，小说分“文人笔记小说”与“行于民间的小说”两种，明清小说起于二者的综合。在宋代，小说还属于“说话”的技艺，没有纳入“文辞”之列。作者自己也有明确的定位，《都城纪事》作者认为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12}，另外三者即“说经”（演说佛书）、“讲史书”（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合生”（比来妖伎，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说话者且用诨词戏谑，或者就是说“诨话”。明清小说成书过程极其复杂，与诗歌散文等古老文体不同，小说发端比较晚，且被文人认为不务正业。小说既是虚构之作，不可太当真，大家都有参与的份。从宋末开始，文学作品的产权归属问题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即由作者和读者共享。文本的创作既属于作者，读者也可以随意介入，因此出现“才子书”现象，“白头本”与“点评本”共存。这就极大地激励了批评者的阐释热情和才情。点评家均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初期点评家为了让读者注意到他们的阐释对象，不惜以惊世骇俗之论推介。李卓吾标举“宇宙间五大部文章”。金圣叹更是别出心裁，谓“天下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毛宗岗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奇书。张竹坡谓《金瓶梅》为天下第一奇书。点评家开通读者与作者心灵交流的通道，在中国阐释学史上前所未有。这种“复式阅读”（杨义）形成阐释学奇特的现象，既有尊重作者意图的本体阐释，又有带领读者共享的认知阐释，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形式的“公共阐释”的实践。
三、修复
不止一个人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的诗歌阐释和整个文学观念的形成有可能起源于《诗经》。至少从《毛诗序》对诗人的认知足以证明这一说明的可信性。《毛诗序·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诗大序》认为音乐与诗歌起源是人类敏感的心灵本能地需要与外部世界对接，将感官世界、超感官世界与外在的东西形象地表现出来，人的知觉是一种感性事物，现象世界也有不确定性，通过内心与外部交互作用，只有以歌咏、舞蹈表达生命及其欲望。这是人类歌咏、舞蹈的生命冲动。这种生命冲动与外部世界对接以后出现不同风格的律动：太平时代是和谐之美;动荡时期，暴戾的情绪表露无遗;国破家亡之时，其诗歌必是表达绝望与心碎。
《诗大序》这一段对诗歌的本体性阐释，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伟大的经典，它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以及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毛诗序》还认为《诗经》记载了政治文化的兴废盛衰，诵诗者只要做出恰当的阐释，便可以道德法官自居。《毛诗序》的小序对每一首诗的阐释，都是一个典型的阐释案例。如《关雎》后妃之德的阐释。孔子却认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详解：“《关雎》以色喻于礼。”另有证据发现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之《郭店楚墓竹简》，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五行》，均为孔子之语。国内有学者从出土的图画“鸟捕鱼”得出男女性爱的结论。《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又有“发乎情、止乎礼”的含义。这与性爱场面是相矛盾的。与这类阐释以及那些批评性的阐释（淫诗）比较起来，《毛传》毫无疑问引入了一种全新的阐释，不仅涉及到《关雎》一诗，甚至包括整个《诗经·国风》，定性的字句训诂、音韵学的考证、语境、创作环境、创作意图等。《毛诗序》在阐释方法论上，创造了一套使《诗经》经典化的可操作的理论。问题出在经典的隐喻所产生的多义性。《诗经》中的《国风》似乎凭空而来，无法确指它的原始语境。它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表达当时的想法。如果假定《汉广》有青年男子向女子表达情爱的原始语境，引用者也可以脱离这一语境，表达求职的决心或者对对方的能力的一种夸耀。还有一些假定是表达青年男女爱情的原始语境的诗，被引征为君臣之间的信任和忠诚。在《左传》和《国语》中可以看到大量地引用《诗经》，除了篇幅较短的《颂》以外，没有哪一首被全部引用，这种“断章取义”的引用法正是《诗经》阐释的魅力。引用者和接受者都能从中得到他们想要的意思。社会上广泛形成共识，把《诗经》做为语料库，随手拿取，用于复杂微妙的政治、外交、唱酬等场合，往往在这种委婉迂回的较量中显露才华、达到目的。
大部分诗歌都不会固定其所指，利用含混的意义灵活运用于各种场景。每首詩歌单一的本义与创作目的可以随着语境的变化派生出新有含义，即后世所说的“诗无达诂”（董仲舒）。对训诂、音韵、修辞的规定性描述又是必要的，它需要固本。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切阐释都是本体阐释，而不是“强制阐释”。
四 、调整
反思性阐释在跨文化传播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跨文化与比较文化对文学经典化始终保持反思和调整状态。在这种跨文化传播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价值的文本因某种原因被埋没，在文化交往过程中被偶然发现，迅速推向经典的宝座——找到它旧有的位置;一种是在异域文化享有很高声誉而在本土仍然不被看好。内部的原因是文本本身固有的价值决定了它的位置，外部原因是与翻译策略有关。
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有“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二者都涉及到对文本的理解问题。“归化翻译”为了照顾目标语读者，采用改写、删减、通俗化等方式，而“异化翻译”尽可能做到原汁原味的转换，使目标语读者感受到异文化的本色。但由于文化和信仰的差异，译者采取哪种方式依情况而定。方法上的问题容易解决，比较难的是观念上的超越。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会促使其调整翻译策略，这就是反思性阐释在起作用。文化传播过程中“交流”是前提，那么“公共阐释与文本对话交流，在交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13}。这种反思性体现的公共阐释中，双方或多方在“交流中不断省思和修正自身，构成新的阐释共同体”{14}。在各种质询中发生多重反思，通过调整、补充、完善，达到最佳传播状态。
《论语》的早期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论语》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已有300多年，迄今为止，《论语》的英译本约有50多个。据学者李冰梅考证，“从1691年第一个英译本至今，期间形成了几个翻译高潮”{15}。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早将《论语》粗略地翻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在教会内部引起争议。他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担心，一是认为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相悖，二是担心译者和接受者受儒家思想吸引而放弃自己的信仰。翻译一度停滞。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英语译本，译本的名称费了一番脑筋，而且很长，有近50个字《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跃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到来的500年前，本书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华》（1691），内容也被压缩成80条干巴巴的箴言。又过了100年，出现了第二个英语译本，同样是截取《论语》的片断。之后又出现若干译本。自理雅阁起，才出现规范的学术性译本，他以“Analects”作为书名{16}，在这本译著上他花费了25年时间。理雅阁也因此获得了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的席位。韦利的《论语》翻译也尽量采用异化翻译，研究和吸收各派的学术成果，做了长长的注释，旨在让目的语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部著作。
再比如，伊斯兰教的广泛扩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古兰经》，它在宗教方面有绝对权威，从文学的角度看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最有影响的散文巨著，是全世界十多亿穆斯林的经典。这部经典的权威性同一般文学作品不一样，它管理统摄着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世俗生活和精神领域。这部经典的流传主要在特定群体，即伊斯兰教信徒。除了学术研究，《古兰经》大多数情况下在信徒中流传。宗教经典的学术研究经常不可避免地出现有意的“误读”。宗教经典的“误读”或者曲解，通常发生在与之对立的另一派宗教那里。为了抨击伊斯兰教信仰，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提供理论支持，12世纪初期，法国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组织译者，首次将《古兰经》完整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这个译本被称之为“罗伯特译本”，“《伪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Lex Mahumet pseudoprophete）由罗伯特执笔翻译，于1141至1143年间成书，是欧洲中世纪乃至早期现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古兰经》西方语言译本。客观地讲，这一最早的完整译本翻译质量超越了多数后来者，体现出欧洲基督教文化精英对东方文化认识的进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译本中对于伊斯兰教信仰及先知穆罕默德的肆意诋毁延续了中世纪宗教论战（polemics）的一贯风格，主观恶意丝毫未减”{17}。这种阐释观念背后包含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长期的恩怨，在这种前提下，译者更需要有超越性阐释的理念，否则这种翻译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而另一部著名的宗教经典《圣经》，其开放性的叙事、故事广为人知，非信徒也把它作为文学和历史书籍阅读。这一方面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崛起有关，另一方面《圣经》故事“成书”过程充分考虑到了传播性。《圣经》的经典化过程很漫长。希伯莱经典是犹太人在极其动荡、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完成的，其中优秀作品被收入《圣经·旧约》，也有相当一部分故事被排斥在外，列入次经和伪经。古犹太宗教从两河流域、埃及、迦南地区的多神论中发育形成，自“巴比伦之囚”事件之后，犹太人在流亡动荡中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看到了他人的富庶和安宁，由此不得不对自身民族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希伯莱文学经典化过程是对整个民族神学、史学、文学的思考和反思。它浓缩了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出于传播的目的，特别注重言说的技巧和叙事艺术。由于它本身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其文本具有很强的可阐释性。它本身包含的三种本质性要素，需要从三个大的方向进行阐释：神学阐释、历史阐释和文学阐释。经典化过程的流变、错位、游移和拓展不可避免。后来者不断加工改造，形成最权威的行动纲领。印度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似乎不考虑影响力。对一种极其艰涩的文本，必然要适当采用归化翻译。中国对佛经的引进和翻译历尽艰辛，比如采取“援儒入释”“比附”“格义”“连理”等多种方法，文化经典在异文化中的经典化过程艰难而漫长，中途须经过不断地反思和调整。
注释：
{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5页。
{2}[唐]魏徵等： 《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 1163 頁。
{3}印度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吉檀枷利》《飞鸟集》（1913年），以色列的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行为之书》（1966年），日本的川端康成《雪国·千只鹤·古都》（1968年）、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1994年），中国的莫言《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2012年）。
{4}{6}Edward.W.Said， Orientalism，Penguin Books，80 Strand， Lon
don WC2R ORL， England，2003，p31、p31～32.
{5}他指的是马克思用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7}参见聂珍钊：《文学经典：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摘自《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注：此段重新查阅文献，该作者也是引用的二手材料。但打开了一个思路，即文学史选编材料的引入可以证实经典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动态效果）。
{8}{10}{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6—90页、第90页、第234页。
{9}崔茂新：《从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11}竺青、李永祜：《<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13}{14}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15}李冰梅：《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对<论语>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贡献》，摘自《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16}理雅阁第一个用“Analects”作《论语》译本名称的。自此，英语乃至许多西方语言中，Analects几乎专指《论语》。
{17}刘旭：《<古兰经>的翻译与误读——以12世纪的拉丁文译本为例》，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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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语文教学大纲中对文学鉴赏阅读提出并强调：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诸多高校语文教学理念的应用，使得古板的灌输式文学诗词鉴赏教学无法达到大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与境界。在这一环境背景下，本文笔者就如何进行文学诗词教学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语文教学 诗词 鉴赏 大学语文
引言
我国高校语文教学中古典诗词一直是教学重点，这些经典作品是以古汉语语言为表现手法为我们提供古典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经验。在高校语文教学中应以诗词文本赏析为主，避免教学形式大于内容。目前，语文课堂广泛应用多媒体等现代计算机技术，这种形式超过内容的模式喧宾夺主，淡化了语文诗词教学内容。教育部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提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在实践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形成能力，避免繁琐的分析和琐碎机械的练习。”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语文课堂上，让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所理解的，才能成为自己的，这才是真正掌握的知识。”因此，高校语文课堂上的文学诗词教学要体现并达到语文新课程的教学理念，要避免授课形式的过分花样化，在基于古典诗词文学教学的根本目的上，应加强语文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自主选择，认真思考，探索创新。以下笔者就高校语文教学中的文学诗词鉴赏教学来具体分析。
一、语文课前预习：知诗人，解诗题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这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对文学诗词创作的一种概括。中国古典诗词创作通常是将自然风光、四季交替与明月阴晴圆缺或周边人事的悲欢离合巧妙糅合，构筑出天人合一的审美意境。诗词常常是作者的经历、思想、情感的外现。因此，在高校语文文学诗词鉴赏课程中，学生在课前要对诗人所处的创作时代、人生经历、诗词精神内涵等“创作背景”有所研究，这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诗歌的内容及所抒发的情感。
一是要在课前查询预习，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主要成就以及一些趣闻轶事，用这种方式来了解诗人所处时代与创作经历。在语文课前，让大学生利用各类学习资源（图书、网络、媒体等）进行了解诗人，通过收集整理作品的背景，培养了学生对资料的整合能力，并且有助于学生对文学诗词意境的理解和对整体感情基调的领悟。二是了解文学诗词的创作背景，解诗题：从《文心雕龙》中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些流传千古的文学佳作都是诗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相对独特的自然环境下、所处事情中等情况下因触动内心情感而创作的文学诗词。例如：唐代诗仙李白的七言绝句《赠汪伦》的赏析中，授课教师可先讲述汪伦用计诚邀李白到桃花潭做客的轶事，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两人相聚临别时，李白即兴写下《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于是这首诗就成为歌咏友情的千古名篇佳作。如此，学生会在兴趣大增的同时加深对此诗题的理解。
二、文学诗词鉴赏要求：抓字眼，明诗意
古典诗词的创作有其独特的特质，作者利用前后字词内容的“对仗” “平仄”“押韵”等文学手法，使作品内容丰富多变并突出了汉语的表现力。文学诗词的前后呼应与内容升华，诗词具有抑扬顿挫的鲜明节奏，回环往复的韵致读来令人豁然开朗，为作品带来诗句的形式建筑美和深刻的内涵。而前后语句的押韵与平仄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带来诗词的音乐律感之美。
古代文人在进行创作时利用词序的倒置、语句的浓缩、前后成分的省略等手法，这成为今天大学生赏析文学诗词的障碍。在这个教学环节中语文教师要运用多种方式，具体的教学方法简称“换、留、扩、补”四个关键点来对赏析的佳作进行解字析句、排除难点疑点，从而达到明意和扫除赏析障碍的目的。1.在赏析文学诗词时，更换一些古今用法、意义存在差异的字词，把这些字词更换为另一个词称之为“换”。如“儿童急走追黄蝶”的“走”古今意义差异较大。但更换的词语通常不及原文中的词语传神，例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更换为“到、过、来、回”等字，与原文比照不能更好地传达作品的意蕴。2.在高校语文教学中，学生在赏析文学诗词时理解文学作品要保留古今通用的人名、地名、词语等称之为“留”。例如：在诗仙李白名作《赠汪伦》中的地名“桃花潭”、 人名“汪伦”和古今通用的名词“岸上”“声”等词语，在解析全文时候中要有所保留。3.把古典诗词中浓缩的词语，按照今译展开称之为“扩”。例如：柳宗元《江雪》中的“孤舟蓑笠翁”扩展为今译： 有一位头戴斗笠、身着蓑衣的老渔翁，在一条孤单的小船上。4.对古典诗词进行补充，来增添诗词中留白成分称之为“补”。如唐代诗人贾岛的古诗作品《寻隐者不遇》中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这句诗词中省略了人物是谁问和问的内容，在对诗词赏析时要给予补充使之意思完整。高校语文教材中选取的文学诗词通常是篇章构思新颖、主题立意高远、语言底蕴深厚的千古名篇佳作。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抓住诗词中生动传神的字词来引导学生在剖析其语言中品味赏析。
三、品读文学诗词：想意境，悟诗情
古典文学诗词往往只有短短的几句，所描绘的内容通常是自然场景、生活场景或表达个人所思所感的情景相融而成的文学境界。文学诗词语句精美的标准是看其内容是否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诗的境界，优秀的文学诗词在字里行间中满是意与境的和谐统一，字句珠玑所传达的感情表达的总是淋漓尽致。文学理论类学者把“意境”作为衡量文学诗词优劣的标准之一，意境之美也是基于通过优美的字词搭配来表达。因此，高效语文课堂中的文学诗词鉴赏的教学难点是对诗词的深层感悟。宋代诗人陆游曾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心中悟出始知深”，这句诗道出了文学诗词鉴赏的真谛——“诗贵悟”。由于优秀的古代诗词本身所包含的语言美、意境美、韵律美等，对于读者的感染力非常强，因此高校语文课堂上，教师要关注引导学生感受诗中蕴涵的情感及对诗中意境的想象与感悟。为了达到这个教学要求，教师要运用多元化的语文教学理念，使语文文学诗词鉴赏教学丰富起来，通过渲染意境让学生入情入境。例如，在赏析诗人陈子昂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这首诗中并没有描绘很具体的场景与人物，但因在诗中表现了“心事浩茫连广宇”的空旷时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词中透露了诗人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壮志难酬的复杂心情，令我们久久回味。
文学诗词鉴赏中意境显得尤为重要，以下笔者以文学诗词中与“秋雨”相关的作品进行说明：伴随着斗转星移与四季交替，走过风花雪月的时空，那些风雨相伴的日子中，触动了诗人细腻多感的心田，吟咏出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今天，让我们品读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流年，感受那时那地作者独特的思绪与感悟。诗人王安石的代表作《江上》：“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风格萧散疏朗，清丽婉约，传达出浓郁的文人墨客的审美情趣。诗人白居易在《秋雨夜眠》中写道：“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秋夜的雨声敲打着人们的心灵深处，在四季的年轮中，秋夜的雨就如同人生的中年后阶段，经历了沧桑，有着人生浮沉后的沧桑之感，然而更多的是岁月洗礼后的沉静。诗人李商隐在《宿骆氏亭怀崔雍崔衮》中描绘了秋雨的场景，“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春天的雨浪漫，夏日的雨倾盆，而秋日的雨淅淅沥沥，点点滴滴地融入诗人的心田。秋雨对于历尽坎坷的人而言，更多的还是惆怅和哀伤。有时候反而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了。王维中年时期的作品大多带有一丝感悟与禅意，在佳作《秋夜独坐》中描写了秋夜的雨，诗人在雨天的孤寂场景中忘怀得失，在灯下心静如镜，悠然听“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山果落地、虫鸣山岩的声音夹杂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像是山林中一首优美动听的小夜曲。此外，宋代诗人文同的《北斋雨后》描写了秋雨之后的美妙场景，“雨后双禽来占竹，秋深一蝶下寻花”。在他们的笔下，秋季的雨天是空旷的、静谧的，带有浓浓的安闲而疏淡的情感，就像生命的自由境界，随遇而安般的自然适意，在宁静淡远之中透出生机勃勃。
有意境的诗，都是有“韵味”的诗。诗人李商隐以《锦瑟》为意境的代表作也值得我们反复细细品读：“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通过既鲜明又朦胧的诗词意象，曲折地表现了作者的感怀情思，可算是韵味之致的典型佳作。因此，一首诗要有隽永的诗味，就不能只有表象的简单含意，而是要有“韵外之致”。
结语
对于高校语文中文学诗词鉴赏的教学，要充分利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之美和作品中所升华的精神意境之美的作用，让大学生在赏析佳作的同时提升个人文学修养。这是高校语文教学大纲的教学要求，也是文学诗词鉴赏教学的“文学属性”所决定的，使得它能够在教学大纲的要求下发挥自身优势，更能够突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诗人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感情是诗歌的灵魂，是文学诗词的生命。古代诗人作诗时的心态与感受我们现代人无法确知，所以语文教师对文学诗词的情感意境与内涵应主张多元化的认知，不仅汲取了古诗营养，加深了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和对诗情的感悟，还促使学生在品读中提高了文学素养。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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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摘 要： 21世纪以来，金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女作家超越男作家的态势。特别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金华女作家的本土写作和域外拓展，形成了基于女作家身份认同的整体影响，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代表作。金华女作家的金华书写和富有文化创造意蕴的尝试，显现出了倡领人文精神、注重生态写作的特征。总体上看，金华女作家创作涉猎面广，发展势头良好；金华本土女作家在儿童文学和影视文学领域成就更高，金华域外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影响更大。
关键词： 金华女作家； 本土写作； 域外拓展； 文化创造； 生态写作； 21世纪
金华虽然在21世纪并没有产生出全国一流的作家，但从女作家的数量和对传统文学创作的持守，以及对影视文学领域的开拓等方面看，金华文学还是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的。特别是在倡导文艺复兴、大力发展文化生态的大时代背景下，更有必要从一个群体类型的角度研究女作家的创作实绩和创作生态。综观整个金华的现当代文学史可见，在现代文学时期，男性作家群体人数更多，创作的影响更大；但进入当代文学时期，女性作家开始形成影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女作家大量涌现，几乎可以与男作家分庭抗礼；而进入21世纪，女作家的创作成就，已与男作家形成并驾齐驱之势，并在小说和儿童文学创作上，形成了“反超”。总体上看，进入21世纪的近二十年时间，金华女作家的表现要优于男作家。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关注的问题，更值得学界深入探讨其中的具体表现和原因，以进一步梳理金华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成长经验，并能为整个金华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目前有关金华女作家研究，如笔者的多篇有关金华本土文化的研究文章[1-4]，虽然没有直接涉及金华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但都涉及到女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已引入了专门的女性文学理论视角[5]；其他研究者也基本为本地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关注了金华女作家的创作和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写作，但都没有引入全面比较的视角。由此可见，对金华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较新的、也很有必要的课题。
一、本土写作与域外拓展
回溯金华文学史，不难发现21世纪之前金华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早已得到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在地域传统文化昌盛、教育发达的历史条件及其传承下，金华古代文学有骆宾王、宋濂、吕祖谦、陈亮、李渔等大家，现当代文学有潘漠华、冯雪峰、艾青、王西彦等名家，相对较为辉煌的历史，再加之有浙江师范大学等重要的高等学府的滋养，进入21世纪的金华文学，理论上说早已具备了获得较好发展的基础。但事实上，进入21世纪，在传统文学乃至全类型文学均发展乏力的大环境中，金华文学发展也较为缓慢，甚至在第一个十年呈现出了衰落之势，文学创作的实绩大不如前。但正是在这种状况下，金华女作家的创作身份就显得特别出彩而且重要。梳理这一时期的金华作家的创作，很容易从整体和影响上发现金华女作家的文学贡献的相对突出性，从某种程度上说，金华女作家，已经成为这一时期金华文学家在身份上的地方认同。当然，要明确一点，要特别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考量作家基于身份的地方认同，梳理金华女作家本土写作和域外拓展。
（一）女作家：一种身份的地方认同
1. “女作家”影响的形成及其程度大小比较。要从影响的形成，特别是影响的大小来比较，就必须明确作为一种身份的地方认同的女作家，主要有三个显在的存在和发展维度，一是读者对金华女作家的认可；二是女作家对家乡金华的认同；三是基于域外学者或读者对女作家“金华”身份的认同。要想获得作为一种身份的地方认同，女作家首先必须形成作为“女作家”的重要影响。当然，进入21世纪，金华女作家的佼佼者，已不在少数。这其中，主要有金华本土女作家（包括寓居金华的女作家）如汤汤（汤宏英）、于雪华、胡毅萍、夏玲、仇若涵等，和走到金华域外的金华籍女作家（以下称域外金华女作家），如李靖、施夏莺、刘玥、郑锦杭、卢文丽等，总体上看，域外金华女作家的影响要大于金华本土女作家。但是，本土女作家在类型写作上的成就，又呈现出高于域外女作家的局面。如在文学的全国性影响上看，虽然卢文丽、李靖等人的影响要更大，但汤汤在儿童文学领域，已经成为全国的知名的代表性作家。
2. 女作家地域身份的差异。如果说影响的形成及影响大小的比较，属于身份的外在比较的话，那么地域身份的差异，就必然会带来身份的内在趋异性。从地域文学的视角考察，女作家自然也会存在本土写作和域外写作两种情况。鉴于文学创作中环境的重要性，寓居金华的非金华籍作家，同样应该视其为金华本土作家。当然，本土写作并不是只写金华，域外写作也并非不写金华。因此，这种地域身份的差异，更主要的是看作者于所在地形成的作为女作家的、又能代表金华的影响。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女作家的域内或者域外身份，主要基于作者在进入21世紀之后，特别在21世纪成名的现居地。整体上看，金华本土女作家，主要分布于金华各区即下辖各县市，如著名儿童文学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汤汤（汤宏英），是武义人，在小说创作上小有成就的于雪华是浦江人，浙江新生代作家胡毅萍是兰溪人，而在都市小说和影视剧本创作上默默耕耘的仇若涵现居东阳，小有名气的网络作家夏玲是金华金东区人。而域外金华作家，主要活跃于杭州，如，诗人兼小说家卢文丽及知名小说家李靖、郑锦杭现居杭州。当然，知名作家或者文坛新秀，也在多地多领域从事文学创作，如女作家施夏莺旅居北京，刘玥求学海外。显然，如仅从本土化写作的角度看，金华本土作家对家乡的描摹会更多，也更细致；但是从域外拓展，甚至从一个作家而成为金华文化的名片，那域外金华作家的影响则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了优势。例如，卢文丽从业杭州，除了有大量歌咏杭州的诗歌作品外，还出版了较有影响的以金华人物为原型的《外婆史诗》，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重视。而赋闲北京的施夏莺，则以一部以金华为背景的长篇爱情悬疑小说《意外结局》，成功引起了读者对金华的极大关注。总之，这些作家的身份认同，正因为他们的创作影响，与金华建立了牢不可破而又充满生机的关联。
（二）代表作：地方文学的积淀与激发
1. 本土作家的“远游”。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地方文学的积淀与激发实际上本身就是文学发展的成就与意义，其直观的获取，来源于作家代表作的集中表现。在中国纯文学创作的表现大不如前，而网络文学又深受吹捧的当下，金华女作家以其女性独有的敏感和细腻，紧跟时代发展，在坚守文学基于类型和传播媒介的传统，创作了诸如《留守女人》（于雪华）、《南方姑娘》（胡毅萍）等不仅能代表作家本人成就，也堪称金华文化代表作的重要作品，继续积淀和团结文学“正统”力量的同时，也不断尝试“远游”，在影视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的成绩，充分体现了地域文化动态发展的成就。在“远游”的作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文学和影视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影响者，这些女作家及其作品如夏玲的网络小说《雨梦传奇》和改编后成为同名热播剧的《萌妻食神》；仇若涵的网络都市情感小说《婚前房后》和改编为同名剧的《婆媳拼图》。正是这些本土作家的精神“远游”，才有了本土作家文学创作的突破。当然，本土女作家创作影响之堪称“远游”者，成就最好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汤汤的儿童文学创作。全面观察汤汤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她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成名，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获得了创作上的大丰收，也收获了儿童文学奖的诸多奖项。可以说，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金华本土作家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实现了提升创作成就和丰富创作手段的双重飞跃。
2. 域外作家的“回乡”。进入21世纪后，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趋同，城镇化建设日益加快，金华也在着力打造浙江第四大都市新区金义都市新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大量本土金华女作家既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发展，勇于尝试，也能持守乡土文学歌咏故乡的传统，创作出了大量的乡土文学作品。特别值得注意是，域外金华女作家在飞速发展的时代性文学潮流中，以难能可贵的炽热情感，深刻地进行着故乡书写。她们以独特的身份（旅居、游子）和视角（逃离、思乡、家国）创作出来的女性文学作品，如《外婆史诗》（卢文丽）、《四十年家国》（李靖）、《意外结局》（施夏莺）等，为展示金华地方文化的传承及其对外交流的脉络、内涵及意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些域外金华女作家的代表作中，《外婆史诗》又因为首刊于著名纯文学期刊《十月》、推出单行本后广受关注、省内相关部门还曾多次组织作品研讨会而成为极具代表性者。2011年8月26日，《金华晚报》刊发了题为《金华文学呼唤“代表作”》的文章，显示了金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界对金华文学发展的担忧和期望。令人欣喜的是，2011年之后出版《外婆史诗》和《四十年家国》两部长篇小说，都产生了一定的全国性影响，更可视为金华当代文学的“代表作”。
二、文学写作与文化创造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基本表征之一就是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持续勃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有繁荣的文艺创作。文学创作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内容，在地方文化发展中起着隐性、长效的作用，地方文化的自信心和创新力的加强，有赖于地方文学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深入比较研究女作家及其作品，有利于金华文学研究的视野拓展、角度创新及深度挖掘。聚焦女作家考察21世纪金华文学史，可以更具体、更清晰、更准确地把握新世纪社会生活大变革状态下的金华文学的创作内容和文学思想，并在比较研究、重点探寻两类作家的基础上，探究促进女作家创作成效的新路径，及以此助推金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基于两个层级比较的研究，有利于从文学发展视角进一步探寻金华文化壮大成果以及引进来、走出去的路径。而从这一点来说，金华女作家在文化文学意象的丰富和地方女性形象的确立两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基于金华写作的富有文化情怀的共同诉求；而本土作家传承经世致用理念、域外作家饱含家国情怀的当代文学进路，又共同形成了基于文化创造的有利于文学价值提升的遐想范式。
（一）金华写作：文化情怀的共同诉求
1. 金华文学意象的丰富。文学意象的选择，或许是最能直观考察作家文学写作的地域特色的。毫无疑问，作为地域文化的影响，金华文学意象自然天成，其来有自。这些意象，有些是金华地区已有的名胜古迹、传说典故，有的如金华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些意象如八咏楼、赤松山、北山、双龙洞等地理坐标，又如黄大仙传说、胡公故事等民俗文化，甚至有些是金华人生活的平淡山水、景致事务的日常写照，如东阳卢宅、金华酥饼等，这些意象的反复出现，积淀和丰富了金华文化和文学传承的语码，会积极推动文学创作的使命感和自豪感的提升。进一步从21世纪金华女作家对有关金华的文学意象的运用可见，金华文学意象不断因作家的努力而丰富，而在女作家的作品中，金华意象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注重日常生活、关照文化传承的特点，诸如东阳火腿、岭下坡阳古街等以前在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的意象，开始成为金华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无疑是金华女作家基于女性感性生活体验的一个表现，对这些意象的反复吟咏乃至创造，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女性视角的文化情怀的积淀过程，这种过程，因为金华这一共同的母体和母题，成为一种能够形成一定文学影响的意象范式。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施夏莺、卢文丽、李靖三位域外金华女作家的几部作品的贡献，这三位作家的代表作分别是《意外结局》《外婆史诗》《四十年家国》，三部小说以单行本出版的時间分别是2008年、2015年和2017年。循着这条时间脉络和文本线索，有琐细的日常景致和普通生活，有典型的金华场景和物象，有宏大的故事和主题，金华意象的丰富性可见一斑。旅居北京的施夏莺，对家乡金华金东区的岭下镇岭五村有着独特的情怀，或许是时空的阻隔带来的无尽思念和对美好事物的自觉遴选，使她的家乡写作，显得深沉而又执着。施夏莺2000年起迁居北京，开始全身心进行阅读和创作，并把对故乡金华的思念之情倾注于笔端，写下了《聆听八咏楼》《远方的陈香》等诸多散文随笔，其中有十余篇都实际运用了金华意象。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诸如《婺城赏雪》《聆听八咏楼》描摹的金华元素，以及《月下的坡阳街》心心念念的岭下情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施夏莺是在相当多的关于金华文化写作的积累后，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的，而其将近60万字的小说《意外结局》（作家出版社，2008年），正是以故乡金华作为小说的主要背景，小说全面展示了八咏楼、赤松山、双龙洞、黄大仙宫等金华重要的名胜古迹和火腿、酥饼、金华酒等日常生活事物，其中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正是在如诗如画的金华风景中逐渐展开的。由此可见，域外金华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大丰富了金华意象的文化表现，必然会在更大的地域引起读者的关注，成为宣传金华文化的名片。
2. 地方女性形象的塑立。理论上说，金华女作家的创作，属于典型的女性文学创作。简而言之，女性文学即“女性们写作的文学作品”，[6]而从更深层面来看，这要求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充分表现女性意识，“女性参与写作、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的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7]由此可以认为，如果说单纯对金华意象的运用，只是作家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写熟悉生活的习惯或选择，那么，在文学作品中，以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金华地方女性的独特文化形象和文化意蕴，则更能够说明21世纪金华女作家创作的重要贡献。在对本土女性形象的塑造中，金华本土女作家和域外女作家都有积极的尝试。从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身上，可以更加明确地体会到这一点。金华女作家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在本土作家于雪华的《留守女人》（大象文艺出版社，2009年）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域外作家卢文丽的长篇小说《外婆史诗》[8]中，也有十分精彩的展现。可以说，两类作家对女性形象的重塑，是一种文化情怀的共同诉求。金华女性形象在本土作家的作品中出现是自然贴切的，在域外金华女作家的作品中出现，是意味深长的，这两种出现，共同形成了内外趋同的经历，使得他们的生活共同组成了女性生活的丰富图景，塑立了真实动人而又富有文化意蕴的女性形象。于雪华小说人物的文化意蕴，在于承载了其家乡金华浦江较有代表性的家族的时代命运的变迁，而这种关于家族的定位，并非读者常见之高门大户关联的大时代格局的命运，而是以小人物为核心的家族命运，以小见大，突出地显现了地方文学家的文化使命感。《留守女人》之前，于雪华还有《那一片遥远的土地》，将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看，其对地方女性形象的塑立的一大贡献，就是将金华乡土女人定格为一类文学形象，这类文学形象，因为作者较高的文学素养而具有代表意义。而域外金华作家卢文丽的《外婆史诗》，则是在时代命运变迁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小说人物形象——外婆。如莫言所说，“小说中的外婆、外公既接地气，又富有传奇色彩，小说画面感很强。”[9]特别是，“外婆”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集中展现出了浙中盆地地区妇女的隐忍而又坚强、质朴、有担当的精神性格，可以视为卢文丽对金华甚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5]67。由此看见，无论是本土还是域外，金华女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立，虽然在表现的方法和角度上各有不同，但是却体现对金华人文情怀的密切关注。
（二）文化创造：文学价值提升的趋同理想
1. 本土：经世致用的当代文学进路。两浙文化传统内蕴的现实主义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两浙史学精神和浙东理学对“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10]。古代金华文化昌盛，属典型的吴越文化，浙江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王嘉良认为，基于吴越文化的不同特质，便会衍生出与此相对应的典型文化区域，产生颇有特色的文化（文学）現象[11]。令人感佩的是，虽然金华似乎从来都不是浙江的经济中心，更不是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却能够形成浙学的重要分支“婺学”。这一方面或是因为金华紧邻江南人文地理的文化中心区域，又在科举和书院教育中成长迅速，表现优异，积淀了在江南文化圈独树一帜的文化基础。如《外婆史诗》，虽然作者创作的重要方向和内容是杭州生活和西湖文化，但是作者作为作家、诗人和媒体人，长期受到浙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与金华文学水乳交融，金华女性文学在江南文化要义的实践和渗透过程中，展现出了与金华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特点，表现为人物塑造上诗性、质朴和自由风格带来的勃然生机。《外婆史诗》又是用金华地区传统儒家学派“婺学”经世的情怀，和浙中地区致用理念之精工善艺的民俗文化精神，历经岁月沧桑打磨而成，以精神回乡的乌托邦式的深化，将金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植根其上小人物的平凡而伟大的生命观，展露得自然生动，因而小说人物展现出了绵绵不绝的文化生命力。由此观之，金华女作家重要创作，特别是基于乡土文学的一种创作表现，如前述金华意象、文学作品大量金华女性形象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既表现了金华人文现状，又展现了当代文学价值提升的进路，也就是依托当代文学创作，搞好金华的文艺复兴工作。当前，金华人文生态建设正在积极融入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要用“两美”金华的目标，实现自然和人文的真正美好[12]，就必须复兴金华文艺。依据“两美”建设规划，金华文学和艺术建设必须促进文学和艺术的创新型繁荣[13]。
2. 域外：蕴含金华文化的家国情怀。金华女作家作品中的，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从真实的历史走进虚拟的文学，从地域文学的角度看，并不是简单的历史故事复写，还是单纯的文学形象塑造，更有一种基于家国情怀的文化诉求。以金华女作家李靖长篇小说《四十年家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为例，可见金华文学意象的丰富。这部小说分上、中、下三卷，共计80余万字，从某种程度上说，填补了金华历史小说创作的空白[14]，写了金华人的“热血、抗争、爱国、信仰”，是一部金华从清末到抗战胜利的金华历史故事，小说写了民国时期铜城朱家的命运变迁，写到了美纶袜厂见证的大革命时期历史风云，还写抗战时期日寇在浙中实施的细菌战，几乎就是整个金华近代史的浓缩，可以说是典型的金华意象书写。小说塑造了金华人朱家的家庭命运，讴歌了方南坡等一代革命先驱，包括方南坡在内的诸多小说人物，如张恭、李宝剑、大开和尚等，都是金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人物。细读小说文本，可以发现李靖实际是在用“金华味”写金华故事。在金华生活过的读者，会很容易从小说读出熟悉的味道，那些地名、掌故，如东百茶楼、火腿、信纸书店、婺剧名段，关涉吃穿住用行读书学习，都是细致入微的描写，再加之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实地考察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充分说明作家具有深切的家国情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家国情怀，才会有作品的广度和深度，也才会有小说中波澜壮阔的浙中金华的地域民俗与文化风情。再如卢文丽《外婆史诗》，除了文本内容凝聚了作家个人的感情和人文情怀外，作者还将人物与时代，生活与文化结合，并寻找到了其中融通交汇的表现点：金华及其下辖县级市东阳为代表的浙中文化，与以杭州为代表的主流江南文化完美结合，以更具整体关照的视角，展现了家庭观念在时代中的变迁，也展示了家族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传承，进而在国家命运的映照下，作者完成了对浓烈家国情怀的艺术升华。从这一点上看，作品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畴，这或许正是这部作品广受好评的原因。
三、视角选择与时代使命
“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法之一”。[15]读者阅读金华女作家的作品，能够获得非常全面而精细的地方生活与文化体验，也更易体会作者创作时的视角选择。金华女作家或从事传统文学的重要样式即诗歌散文创作，用金华文化浸染的纯粹灵魂传承着金华文艺的精神；或从事影视文学和网络文学创作，在发展迅速的传播媒介的帮助下，展示了金华文学紧跟时代发展，积极适应文化变迁的使命感；或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力图用更全面、更广阔的视角关照金华地方文化，传播金华人文精神；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将金华唯美的江南风韵，融入到为祖国未来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中。探究金华女作家的视角选择和时代使命，有利于对金华文学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开掘新思路。
（一）文化传承：浙中生态的守护者
相比较而言，本土金华女作家注重对山水情怀的精心呵护，域外金华女作家则更显露出对故乡情结的唯美张扬。但无论哪一类，都显示了生态问题高度的视角选择与时代实现，是浙江进入21世纪后重点关注的话题，从“五水共治”的全面推进和“绿水青山”理念的深入人心，既是一个政策得到落实的显在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得到彰显的隐在传承。生于本土的金华女作家，以儿女情长般的细腻和敏感，显示了文化传承过程中，女作家对山水情怀的精心呵护。“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16]地域风格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风格，地域性的群体写作和作家文化诉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形成地方流派的重要影响的直接动因。金华地域，在浙江文学史上本身就因发达的教育和兴盛的文风而积淀了人文氛围浓厚的特点。长久以来，金华以其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气格和浙中多山少田的盆地型自然生态，形成了注重文化享受的休闲文化，在浙江乃至全国都享有名气。这种休闲文化浸润下的诗情画意的唯美自然生态，无疑会促进作家创作的欲望。一般来说，浓郁的故乡情愫时常会充盈于一个作家的文字之中。从显在的山川景物、地理环境，到隐在的人文风俗、文化习惯，都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作家的作品中，也深藏于作家的创作理念之中。就这一点来说，金华本土女作家于雪华的小说创作以及大量金华女诗人的创作，是成就杰出的代表。与在本土进行创作的作家不同的是，域外金华女作家的创作，少了一些对故乡人事乃至文化的批判，多了些深情的讴歌和殷切的希望。对域外金华作家来说，对故乡的记忆，多是美好的——因为她来自少年、童年甚至孩提时代，那时候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单纯的，这种纯美，早已在作家心中种下了种子，一直伴随着她们人生的成长而成长。远离和漂泊，让域外金华作家对家乡的书写，几乎变成了唯美的讴歌。这种赞美和怀念，已经超越文学文本的本身，成为一种情结的表征。在李靖的《四十年家國》、卢文丽的《外婆史诗》和施夏莺的《意外结局》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对故乡人文地理、自然风光等的具有生态意义的描摹，不仅仅是一种对美好山水的赞颂，更是一种思念故乡，是一种故土难离的情结的再现。
（二）人文倡领：都市生活的讴歌者
进入21世纪，在整个浙江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大环境中，金华文学随着金华以横店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的形成，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华作家的多部作品，摆脱传统小说、网络小说等的固有形态，进一步寻求产生更大影响的新出路，特别是与地方文化产业的新势力影视产业结合，成为能进一步在全国形成一定影响的作品。这其中，金华女作家的贡献尤为显著。影视文学在当今文学创作的地位，是十分突出而特殊的，特别是随着网络、自媒体等传播手段与影视的结合，影视文学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优秀的作品极容易被影视产业相中，产生协同互利的结果。金华女作家参与影视文学的创作，以本土作家影响为主，其中，两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都是教师，一位来自金华金东区仙桥初中，一位来自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两位女教师，夏玲是典型的网络文学创作者，网名紫伊281，在圈内颇有名气， 2018年在腾讯网热播的《萌妻食神》，就是由其同名网络小说改编。这部小说，除了爱情主题引人入胜外，还融入了美食、宫斗等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元素。这些元素，是将典型的金华都市新区的日常生活元素（浙中美食）、文化热点元素（宫斗影视）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这部作品无论是作为网络小说还是影视文学文本，都是金华人生生态的一个很好的写照。而论及影视文学对浙中人文生态的再现，2012年就凭借同名小说《婆媳拼图》改编成电影而小有名气的仇若涵也极具代表性。仇若涵生活在金华人文兴盛的环境，创作过诗词故事集，成名于都市情感小说。《婆媳拼图》写的其实就金华人的故事，其中所有的故事和蕴含其中的情感，无不显示了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如高房价、婆媳关系等与传统社会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那么，从这个角度说，金华女作家基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视角，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进行的积极的书写。
21世纪的金华女作家，一方面，正在形成一种更为深邃的乡土（本土）写作视野，另一方面，在创作探索中显现了更广阔的域外视野。而对金华本土作家和域外金华作家进行比较发现，作家性别认同和身份认同，都给文学研究带来更多元的视角，更为文学发生提供了不歇动力。金华女作家创作的特点形成和成效取得的路径，特别是其不断在时代变迁、个人发展过程中适应与突破、砥砺与追求的变化，实际是基于发展视角进一步探寻金华文化壮大成果以及引进来、走出去的路径。在金华“本土与域外（走出）”两类女作家的研究的基础上，探究金华人文生态建设的文学支撑路径，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金华文学的历史积淀正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完结的时候，与时代发展的诉求开始了日趋完美的结合，虽然在作品的影响力、作家的持续创作能力等方面都遭遇了一些新的问题，但这两大类型的作家，仍然给金华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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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勇）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6篇
[摘要]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教育的有效载体，其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具有圆通的自洽逻辑。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门有张力、有生命的学科，一方面与育人承诺、时代诉求、人文旨趣相链接，另一方面承接“地气”，从实践维度对古代文学的教学困局进行寻本溯源与理性修复，庶几实现精神成人教育的“软着陆”。
[关键词]古代文学 大学生 精神成人
[作者简介]候海荣，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科研处处长（吉林四平 136000）
培育大学生“精神成人”，这是一个永恒的真命题。能否在教学实践中将人类历史进步的普世价值谱系内化为受教者的精神动力，乃衡量古代文学教学良窳的必要条件。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日趋颓势，“无用”成为其招致攻讦的靶点。在人文精神大讨论尚未谢幕的时代，究竟应该如何审视古代文学在古今对话场域中的文化方位，如何认同跨越千载韦编黄卷留下的精神资源？
一、古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精神成人”的相悖归因
古代文学课堂出勤率超低与其他技能培训班的热情高涨形成强烈反差。大学生一边以淘金的眼神汲汲于名目繁多的等级证书，一边与故纸堆里的“诗云子日”形成难以逾越的心理障壁与文化隔阂。此中揭橥出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不争事实：古老的传统学科已然边缘化甚至“鸡肋化”了。按照西方的“文化记忆”理论，当前大学生对待古代文学的态度可归纳为四种“记忆模式”：冷记忆、零度记忆、反讽记忆、热记忆。
冷记忆即批判视角下的负面记忆，蕴含某种程度的心理阻抗，表现为记忆主体对古代文学呈现一副不悦、不满、不屑的冷峻面孔与反思姿态。零度记忆即秉持一种文化折中与价值中立的立场，表现为缺乏对古代文学的稔熟与尊崇，摒除其中的价值关切与精神诉求，试图在“冷”、“热”两极之间划出一条不甚明晰的归属地带。反讽记忆是思想复杂的一种表征，表现为对古代文学的调侃、嘲弄、揶揄。譬如，2012年，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在微博疯传，且一改历史上忧国忧民的“诗圣”形象，杜甫手握钢枪，坐骑素马、脚踏摩托，甚至还变身为火影忍者、妖娆靓女、暧昧情人……因此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不啻如此，在杜甫“日理万机”的年度，诸多商家瞄准这一契机，京东商城将杜甫的头像用于三星笔记本的宣传代言，广告语堪称点睛：这是“杜甫的选择”。继“杜甫很忙”之后，网友继续创作“李白不服气了”、“孑L子不走了”、“孟母不迁了”等系列。缘于网络低成本、零门槛的亲民性以及网民的广阔性，传播效应快速扩大，引发点击率的一路狂飙与有识之士、无聊看客的群体聒噪。尽管其“恶搞”的创意本身及背后的文化警示不容小觑，对文化名人崇高内核的亵渎，本质上它是原创者在现有认知结构基础上对母体意义的一种颠覆性解构，折射的是精神贫血、人文缺氧的社会怪状。热记忆即深怀对古典作品的温情与敬意，体现为向传统靠拢的一种文化自觉。譬如，超星学术视频涵盖了多个领域的多门专业，云集了海内外一流大家的学术精华，这样一个天下名师皆我师的“永不下课的课堂”，满足了部分受众重温经典的心理渴求，使得曲高和寡的人文国粹借助高端平台恢复了阳春白雪的品位。还有央视以独特炼金术打造的品牌节目《百家讲坛》，主讲者将诘屈聱牙、晦涩深奥的文史内容就熟说生、就近说远。传统文化与现代媒介的成功联姻，同时催生了后续的产业链条：以电视讲稿为蓝本的书籍成为出版市场炙手可热的新宠。鉴于各家观点人言言殊，也招致了学术对垒、集团鏖战甚或恶性围剿，亦有人产生“国学热到底热多久”的隐忧，但瑕不掩瑜，由精英们领衔的文化复苏运动，带动了新时代囊括古代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勃兴。若仅从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视角观之，整体式微亦是毋庸否认。省思这一困局的成因约略有二：
（一）历史归因
按照马克思人的发展“三形态论”，我们跨过了漫长的“人的依赖关系”时期，目前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期待朝着“自由个性”的辉煌终点迈进。因此，教育异化现象是无法规避的历史所然。加之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科学霸权主义统辖主宰一切，所有对象均成为科学视域里所谓的“客体”，人文情怀被科学习惯地驱逐和遮蔽也是全球现象。印度影片《三个傻瓜》评价印度理工学院是批量生产蠢驴的工厂，日本大学培养冷漠的奥姆真理教教徒，德国大学制造出嗜血成性的纳粹分子等等，大学教育出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割裂，呈现出对经济价值的青睐与对精神向度的冷漠，人片面地发展成为单纯技术性和功利性的高级动物，被西方学者称作“单面人”。
（二）现实归因
首先，学科本身的困囧。古代文学的历史间距最长，通常被划分为“三古七段”，90后的大学生需要拥有史学的强劲储备，方能斩断缠绕它的历史藤蔓，对其进行艰难的变焦。当他们步履蹒跚穿越历史的雾霭，在现实参照中又很难桴鼓相应，遂对古代文学萌生悖谬感、虚无感。其次，评价体系的窒碍。古代文学大多为考试课，以学生是否挂科为底线，这样学科本身内蕴的人文属性渐次淡退，教师在受教者中不易找到激发群体关注的节点，人文活性在教育的“紊流”状态下日益消泯。同时，“就业至上”带来社会取向与个体取向的冲突、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错位，大学生备战于国考、司考、会考等等，对于古代文学近乎不痛不痒的学科无心、无暇、无力也无计顾及。再次，客观现实的羁縻。转型期、多元化成为当下社会大背景的关键词，消费主义、娱乐生存、市场、拜金等不同符码充斥于斑驳陆离的社会侧面，精神文明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速度，带来日嚣尘上的物化倾向。急管繁弦之中，一切都在被一种摧枯拉朽之力破解。青年学生突破了原有的知识边界，在物欲的蛊惑下定力丧失，文学作品中的纯粹、理想、美好等被指为乌托邦式的存在而遭致祛魅与质疑。最后，新锐网络的冲蚀。魔幻、仙侠、修真等新生代文学创作膨胀着人性中的不确定成分，并以文化或文学的冠名成为传播的噱头。山寨版、火星文、咆哮体……以自身的平民地位对精英文学进行反拨，运用崭新的文化逻辑构建属于自己的草根狂欢。电子书籍以其巨大的裹挟力异军突起，哪怕是昙花一现的众声喧哗。对古代文学的大话、戏说、乱弹、麻辣、水煮，粉墨登场的系列快餐，赚取着青年学生的眼球，原有的文学领地被瓜分、蚕食、鲸吞。所有这些悄然改变着传统文学的公共空间，青年学子以其稚嫩的文化想象趋之若鹜追逐最酷最炫的文化时髦。
二、古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精神成人”的多场耦合
何谓“精神成人”？若着眼于文化哲学，一个人在现实语境尽管具有成长为人的全部生理机制，但未必由生物层面上的“人”真正转化为文化层面上的价值主体。大学生精神成人，即在何种价值水平上思索乃至践履“如何做人”这一终极命题，能否以合目的、合规律的精神标识实现生命力量的高级诉求。大学时代通常被称作生命史上的“第二诞生期”、“第二危险期”、“灵魂发育的特殊期”，更是精神成人的关键期。因此，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免疫力，注入长效精神“抗体”尤为重要。古代文学课堂应该积极创设一种氛围，诱导他们平衡自身“小宇宙”的“自转”与外部“大宇宙”的“公转”，哪怕仅仅能够优化日常的生存质量，亦应担起精神成人教育的使命及本分。
从世界教育史来看，关涉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教育观薪火接力，余脉不绝。19世纪英国的大教育家纽曼曾宣言，只有旨在陶淑学生品性的“博雅”教育，才能命名为“教育”，其他任何重在培训专业或职业技能的课程，只配叫做“教学”，这就是纽曼“大学的理想”。20世纪初叶，弗莱克思纳与纽曼惺惺相惜，举起“学术自由”的盾牌，捍卫大学的纯洁，这是对“精神成人”理念的现代追认。至20世纪中叶，美国的教育改革家赫钦斯传奇般令“名著阅读”蔚然成风，将纽曼“精神成人”的教育设计推扩为跨时空的人文运动。中国先秦时期儒家的“君子”论、孟轲的“大丈夫”、荀子的“大儒”，皆留意于修养与治学的双轨，初显精神成人的端倪。北朝颜之推提出“德艺周厚”，明代大儒王守仁倡导“学校之中，唯以成德为事”，清代王夫之归纳教育的主要作用是“继善成性，使之为善”，颜元提出培育“实才实德之士”的教育目标。尽管上述内容之“德”难脱封建纲常的窠臼，但已包含精神成人的教育因子。民国初期蔡元培提倡“五育”并举，近代康有为主张大学院应该“育德强体之后，继以开智”，梁启超认为国民教育的宗旨包括“品行、智识、体力”三种要素，严复呼吁培育德智体兼备的真国民，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黄炎培“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教育理念，陈鹤琴的“活教育”等等，皆是立足精神成人进行殚精竭虑的教育探索。建国后50年代的“又红又专”，70年代的“四有新人”，80年代的“三个面向”，21世纪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精神成人的教育追求一以贯之。2002年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明确提出“精神成人”的概念，致使人文精神的总探讨形成一股风暴。
此处需要澄清两个问题。第一，通过对精神成人教育的历史钩沉，发现其在教育大系统中似乎从未缺席。今天的大学生是否存在精神缺失？事实上，大学生精神世界是积极的时代特征与动力不足两相并存的矛盾状态。据调查，成才意识、竞争意识、参与意识、拼搏意识都是与时俱进的高分。有论者将大学生与招致毁誉最多的嬉皮士运动的鼻祖“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甚至“90后”与“农民工”一样成了约定俗成的贬义，大有障目之弊与划一之嫌。精神缺失是对精神本质折射出来的精神现象在“度”上的一种把握，大学生并非集体沉沦，主流态势趋于良好，但对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精神偏差，人文教育者不能熟视无睹。第二，精神成人教育在教育总体框架的位序问题。置于现代教育语境下质问到底是大学生“专业成才”重要还是“精神成人”重要，这样～个具有正方反方博弈性质的辩题，与质问人类是用左腿走路还是右腿走路同样荒诞。因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双翼，二者并非泾渭分明。成才乃安身立命之基，成人乃“人之为人”之本，专业成才是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必由之路，精神成人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生动诠释与最高体现。若拘泥偏执一端，则避坑落井、胶柱鼓瑟了。今天重申教育成人的话题，是因为实践证明，科技只有为人类的发展谋福才能彰显其价值，但它不能解决其本身带来的诸多问题。譬如，当下数字时代大学生由于缺乏“精神膳食”导致的高智商犯罪等等。
那么，古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精神成人”有哪些结合点呢？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术语，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输入输出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叫做多场耦合。开掘古代文学与精神成人之间的耦合关系，立足自身的本位话语，能够发挥建设性与补偿性的双重功用。
（一）本体的维度——基因耦合
任何事物都是本体与形态的有机组合。从哲学意义看，本体是事物的形态掩饰之下的特质，是此物所以为此物的内在规定性。纵观60年来文学性质的再定义，呈现为从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到特殊的意识形态再到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转型。美不是一种事实属性而是一种价值属性。基于此，每个生命个体在走向精神完整、完善、完美的历程中，文学于此间的作用昭然可见。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舍勒曾把人定义为“具有精神能力的生物”③，人们又习惯上把文学拟作人类的精神家园，故此，文学会促使人由“实是的人”升华为“应是的人”。学校作为人类文化传承之地而存在，它令莘莘学子心向往之的根柢在于：它不仅是生命的起跑场、知识的智慧谷，亦是诗意的栖居地、灵魂的蕴育所。换言之，文学已经上升为精神存在的家园之思。人的生活世界起码有三个维度：肉身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前两者所满足的是人的外在功利性需要，具有经验性质，仅涉及人与周围直接环境的联系，我们称之为“在场”存在中的生活或“涵义世界”的生活，是走向“我与它”的关系模式的生活。然而，人还要超越在场进入“不在场”领域即“意义世界”，否则，人就成为盲目的存在，这会使人深感不安。于是，精神生活便成为“人之为人”的重要生活维度。失去精神生活的维度，就意味着人将陷入二维空间成为洞穴中的爬虫④。“人活着不仅需要面包，而且需要阳光和真理”，从文学的本体出发，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可以开拓生命时空，让生命走向充盈、绚丽、舒展、深刻。
（二）思想的高度——价值耦合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古代文学的创作长廊里，荟萃的大批的知识分子群落，一方面以其宽厚的学识素养、救世的风骨气节、个性的批判视角成为“行动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另一方面以其自身的审美眼光、文化抉择、言说方式在各自的文学阵地独领风骚，以“专业知识分子”的身份，一览无遗地将自己至情至性等激情与体认释放在艺术的园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孔孟之道为肇端的原始儒家对“士”的政治使命、文化品格、人伦操守给予了严苛而神圣的规定，并在漫长史程的嬗递中沉淀为评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从横面看有类型的迥异，从纵面看有层次的梯级。这种殊相、共相的思想价值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尽管无法商品化，但如精金美玉，无价可估。古代文学史诸多豪侠贤者、名姝国士、翘楚宿儒，在创作中显示出中国文化尽心、尽性、尽理、尽才、尽情、尽气的丰富多姿，成就一部部凝聚思想光环的睿智宝典，他们的文学生命超越时空而被后世芸芸众生景仰。譬如，司马迁幽于累绁，发愤著书，一部史家绝唱，且不说它在历史学上的空前意义，就是思想容量也是无与伦比。白居易、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等等，以文学熔造信仰，以信仰涵泳文学，把写作冲动、思想奥义斡运为真正的艺术创造。李贽、袁枚、金圣叹、张煌言等等，怀瑾握瑜，踵事增华，一流的大家一流的作品，都是简单的唯美主义文化不能定义的。以此观之，他们是意义世界的阐释者和守护者。“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的教育成就，主要追求人的型塑、启蒙和解放”，古代文学所拓展的“思想宽银幕”，完全能够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搭建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城堡”。
（三）人文的密度——内在耦合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徜徉，就是一场精神的沐浴，在这里能够寻觅民族情感黏合的力量，体察到民族精神固有的元气。譬如，古代诗作不止是吟风弄月，也可是忠膏义血，既见温婉之境，亦见犀利之光。诗歌可以忘我，但不可忘情，更不能忘道，诗歌“外形辞华的美，只是‘应世’的文字；内涵识见的美，只是‘名世’的文字；唯有诗书教化的美，才是‘传世’的文字”。梅的暗香、兰的幽贞、竹的劲节、菊的清癯，通过比物畅德，皆为人格的化身。哪怕诗人随意拈取卑微的花木昆虫，一经触及人生观、价值观，皆能熔铸成惊人伟辞。诗歌创作的原型其实就是作者思维结构趋于联想惯性联接、同化的结果，从中可以洞见人文精神的底色。文本中作者的仁家情怀与深沉眷顾，诗性执著与丰沛覃思，皆可促发接受者灵性的觉醒。若在诗歌的慧心朗韵中作者与读者的心弦真正发生生命的共振，从中能够觇见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心灵密码，发掘出深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中国哲学。诚然，人文精神绝非人文学科的专利，它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根本精神，不仅指向传统的人文学科，还包括科学知识本身所固有的人文价值。文学作品作为作家心魂投射的实体存在，是用文化观照提升每个人的心灵容器，旨在呈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价值坐标与须臾不能离弃的人文精神。大体说来，人文学科的主干可以现成地用文、史、哲来指称，若从人文“密度”观之，文学首当其冲，即与人文化育的契合指数最高。
（四）经典的“硬度”——形式耦合
硬度是衡量金属材料软硬程度的一项重要的性能指标，也是材料弹性、塑性、强度、韧性等力学性能的综合指标。若将这一属性嫁接到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笔者赋予文学经典“硬度”的品格。此种看似毫无新意的言说充满了浓郁的隐喻。它一方面是指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瑰宝璀璨，其魅力在于它提供的不是一次性文化消费，而是无穷次含英咀华后的历久弥新。历经时光磨砺，淘沙见金，作品内含的正能量在历史变迁中具有永不过时的价值；第二是指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还在于其奠立的不可动摇的价值根基千载过后依然可以撼动读者的心旌，带来“足恃于内，无求于外”的灵魂充实。因为，倘若某人不曾读过激荡心潮的书，不曾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不曾得到雄浑博大气质的感染，“他就没有受到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譬如，《论语》的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菁华溶化于人的内心，为现世人生提供一份朴素的真理与温馨的劝导。女诗人巫春玉认为《庄子》就是她的“精神仙丹”，“去翻阅《庄子》，求证最合理的方程式，不断亲自体验着人类光怪陆离的精神磁场”等等。古代文学教学完全能够围绕经典作品这一轴心媒介，进行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接榫与移情。
三、古代文学教学对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提升策略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幸福》中说：“教育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大学生精神成人涵盖诸多内容，包括人类知识的累积扩展、自我意识的觉醒完善、健康心理的丰富饱满、伦理情操的皈依坚守、人际关系的和谐共处、生活态度的达观向上等等。然而当人文学科原本的天职被隐匿，分数作为唯一的评价准绳推至前台，没有谁敢自诩当下的古代文学教学在精神成人教育指向上不是捉襟见肘。如何让古代文学教学走出夕阳向晚的尴尬困境，津瑟一语中的：“真正的学者——如果他是称职的，他一定是固执的——不会仅仅做一个佃户，而会开垦自己耕种的土地”。它赋予古代文学教学论上的启迪是，教学是育人育己、自觉觉他的树人实践。从教学的字源本义来看，先觉传后觉为“教”，后觉效先觉为“学”。一方面，施教者要敬畏课堂，修炼内功，升华自己；另一方面，要帮助受教者在文学期待视野的“召唤结构”下实现精神涅槃，破茧化蝶，撬动情感的支点，回归“精神成人”教育旨趣的本真状态。为了不背离人文学科出发时的初衷，古代文学教学必须遵循教与学又超越教与学。
（一）以生命意识唤醒生命意识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与生命状态结合，涂抹生命的火红天空，让生命之花自由开放”，这句话深刻地诠释了教育的人文关怀宗旨。据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践行生命化教学模式。首先，提高教师自身的生命意识。教育者要将教学过程视为一个愉悦的生命过程，把对教育无疆的爱、对教学不懈的专、对文学赤诚的情、对学生不弃的善贯穿其中，释放自己的生命热忱，向学生传送生命的气息。其次，引领学生的生命意识。《学习的革命》作者戈登先生曾说，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达到三个和谐，首要的和谐即学生与自身生命的和谐。生命意识教育，主要是塑造受教者感受生命之美的心理机制，畅享生命之绚烂，绽放生命之华彩。将生命教育置放于古代文学的情境中，在“醉到落花前，天地为衾枕”中感受萧散之美，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中感受禅意之美，在“愿为春草绿，一路送君归”中感受友谊之美，在“残暑一窗风不动，秋阳人竹碎青红”中感受自然之美，等等。生命教育的目标，基础层面是珍视生命，高级层次则在于教人不停地寻求对于自身有限性的无限突破，赋予单调的生命活动以永恒的价值，类于存在主义思想家蒂利希所说的“终极关怀”。譬如，经过儒道两家的哲学体认，中国先秦时期形成了生命意识的多元文化内涵。儒家重“三不朽”的生命寄托，道家重“逍遥游”的生命淳如，两端互补，中国古代生命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孔子的“逝者如斯”，庄子的“白驹过隙”，儒家强调以生的意义和死的价值超越死亡之痛，道家对待生死则愈加超然。当前大学生自杀、杀人案，漠视自己的生命如鸿毛，毁灭他人的生命似草芥，皆为不能善待自己亦不能拥抱他者之生命意识残缺的惨局。生命教育是惠泽人类的教育，其根本是对大同世界的渴望，体现的是人物共存、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说宗教是神的赞歌，文学则永远是人的赞歌。对古代文学作品无论是鸟瞰全貌抑或俯察断章，都能找到一个全新的省察与思考生命的框架，并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生命旅途找到对自身意义的确证，由此达成灵与肉的统一，实现个体生命的自律、自尊、自期，把生命潜能进发得淋漓尽致。倘若文学教育者能够对受教者进行此种生命意识的自觉引领，对精神成人的意义自然浮出地表。
（二）以人文情怀感发人文情怀
人文精神作为文化的“形而上”部分，是精神成人教育的根本。人文精神不仅是人文学科的内在情志外显，亦是所有文化产品的思想映照。能否把人文情怀与教学实际紧密配合，取决于主讲者的教育理念、专业造诣、精神高度。只有用生命体验来奠基的教学，才是有活力的乃至有原创性的真教学。古典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作家人文情怀的艺术外化，对于大学生的信念教育、励志教育、挫折教育、感恩教育等等，存有不可轻忽的潜在功用。然而，具体的课堂教学往往把知识静态地传授给学生，主讲者与内容似无发生精神上的深刻关联，导致人文意蕴被化简，学生丧失主体性应有的精神庇护。若仅从知识的角度照本宣科，对大学生“精神成人”意义甚微。教育者只有在对文本不落言筌的理解与高屋建瓴的把握中，才能在教育对象中感发情怀，孵化个性。任何人文精神，都只能是一定民族文化传统之下积淀的人文精神。文化元典因其思考的深邃性成为一个民族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每一部文学作品皆是一种接引、一种敞开、一种反观。细者，洞幽烛微；大者，观水观澜。晋初的傅玄将人性譬如水性：“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浊”。耗散理论亦启示我们，只有开放的系统方能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流。这就要求古代文学教育者一方面要以严慈相济的博爱使学生亲师信道，让受教者既与古圣先贤远距离感应，又与教师近距离对话；另一方面，教师要对讲授的内容廓然于胸，烂熟于心，让可以意会的，都可以言传。譬如，对于一首律诗，既要分平仄以辨格律、谙作法以识匠心、知校雠以定是非，还要广学识以明诗义，富历练以察兴会。
（三）以高尚道德导航高尚道德
道德是心灵的契约。在中国古代，文人作为士大夫一种衍生身份，其“文人身份”确立的标志是“文人趣味”的生成，“雅”与“清”共同构成了主导的评价性概念。“雅”超越于“俗”，“清”远离于“浊”，其中蕴涵道德内质的审美取向，成为作家文学观念与做人理想的高标。不同历史形态的文学道德价值在接受中形成不同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转化。统而言之，社会转型期是活跃的道德构建期，道德失准、失序成为此类时期的道德症候，全新的道德尺度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脱胎，这一时期也是文学道德价值格外凸显与充分实现的时期。缘于情感教育具有隐性与非实体特征，欲盘活古代文学遗产中厚重的道德资源，古代文学教育者在实践中有两点必须清醒。
第一，重塑师道之尊。一个教育者“绝不是可以买卖的人，而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若一所学校喻作影响学生心灵的一台精致乐器，则它“是靠教师、教育者的人格来调音的”。言教重说理，身教重示范。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吉诺特博士说，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教师工作后，得出一个令人惶恐的结论：教育之成败，“我”是决定性因素。只有教师本人是“道德贵族”的楷模，通过不言成蹊的“缄默性”传递，才能带来受教者精神上的内在变异。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认为学校犹水，师生犹鱼，教学活动仿佛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育德者若缺乏自身道德光芒的照耀，就如同乞丐传授致富秘笈一样不可思议。
第二，直面道德之莠。继社会爆出“非主流”、“艳照门”、“伤熊事件”、“网络红人”之后，一三年的“垃圾人”、“伪道德”成为与道德最接轨的新兴词汇。网络侵犯、网络违法仍然继续风行，轻者散布谣言、诋毁他人、恐怖教唆；重者传播病毒、网络窃密、交友诈骗。荀况认为教育能够“化性起伪”，促使原始状态的人不断积累礼义道德而“外铄”。这就启示古代文学教师一方面必须让学生在课堂听见人类最庄严的声音，让他们学会体验大爱与和平、诚信与虔敬、仁慈与悲悯，并不断感受和吸纳当代的奔腾与醇美。另一方面必须正视学生的思维流向，让学生在正向的差异化比较中，走向自我完善的法门与正途。譬如，古代文学史塑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人物，伯夷、叔齐、弦高、屈原、苏武、庾信、岳飞等等，文学正是通过有历史深度的现实具体性实施着道德的历史普遍性。但是教师提供给学生把握作品的关捩在于，批判并抛弃其固有的文化沉渣，将古代的道德观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而不是一片混沌。明乎此，学生才能尚荣知耻，对作品的态度亦不至轻佻。道德支柱夯实了，与精神成人就走近了一步。
综上，精神成人问题关涉到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它最终要实现的是一个人在认知层面知情意的统一、信仰层面真善美的统一、情感层面情法理的统一。因为教育的非决定性、非线性特点，精神的东西只能通过精神来点化，精神的东西只能精神自己来创生。古代文学为人师者，务必以德育德、以情动情、以性养性、以行导行。诚然，精神成人并不能在古代文学课堂毕其功于一身，但其职责担当永远不宜降格，并应在教学实践中保持能为、应为的一种常态。
（责任编辑：向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