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不同的一个是范文第1篇
国旗下讲话----做一个乐观的人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做一个乐观的人。乐观是一种态度，而微笑是乐观的最佳展示。在生活中，我们脸上的微笑，就是向他人表示：见到你我很高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微笑是一种力量，而它的魅力是无穷的，它就像巨大的磁铁吸引铁片一样，吸引着你，诱惑着你，让你无法拒绝它。
就像曹文轩笔下《青铜葵花》中有这样的片段：有一个男孩，他不能说话，很渴望读书却因家里没钱而一再耽搁，可他一直微笑着;有一个女孩，她文静善良，却从小没了妈妈和哥哥，在她十岁那年，一场大水夺走了她爸爸的生命，可她一直微笑着;有这样一个家，虽然经济条件不好，经历过水灾、火灾、蝗灾等大灾难，却始终没有抱怨一个字，总是笑着去面对。
此刻，我想问问大家。作为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过程中，你是否有过老师对你的批评而耿耿于怀;是否有过父母对你的责备而暗自抱怨;是否有过学习不理想而害怕家长怪责;是否有过与同学相处不快而感觉心情烦闷，等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平常心。
现在的我们年纪尚小，可能对于许多道理只能感知感悟而无法深入理解，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在面对任何困难困惑时都能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用微笑去面对，那么我们就一定能树立起足够的信心，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同学们，让我们学会用阳光心情拥抱生活，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好好学习;让我们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带微笑，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与众不同的一个是范文第2篇
,今年八岁了,在美佛儿二(8)班上学,我可聪明了,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我身高一米三六,我喜欢穿着一身米色的衣服,既漂亮又大方,脸上贴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尖尖的鼻子下有一个能说会道的嘴。
我很开朗,还是一个活泼的女孩,我既是妈妈和爸爸的开心果,也是哥哥的小帮手:当爸爸妈妈工作很累时,就对他们说:“休息一下吧!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吧!”有时,我哥哥写作业困乏无力时,我就给哥哥端一杯水温柔的说:“哥哥,休息一会吧!”可他每次回答都是:“不用谢谢。”
我喜欢跳舞,学习,来到美佛儿学校以后，我更加的开心，因为我认识了许多的新朋友，我们在一起睡觉、一起吃饭、一起学习。还有想妈妈一样的王老师。长大我要当一名教师,教会全天下的人,让他们掌握到更多的知识。
与众不同的一个是范文第3篇
今天是星期六，天气格外晴朗，一大早我就从被窝起来，我浑身上下武装好准备去自家菜园子里去探险------捉昆虫。
今天爸爸妈妈不在家，去外婆家帮着干活，我被留在家”驻守”,爸爸妈妈说我是勇敢的小卫士，因为我家菜园子常常有邻居家的鸡跑来破坏，所以我得负责保护菜园子。我腰上系着外婆给我缝制的小笼子用来把捉来的“小东西”放在里面，手里还拿着“捕虫器”自家养金鱼用的捞鱼小网子。我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冲进了菜园子，但是不小心踩坏了爸爸前几天新种的蔬菜，可是我没在意，继续寻找着目标，突然叫我看见了，一只天牛我小心翼翼的凑了过去，因为前面的植物很当我视线，所以我都把它们压平了之后凑过去，经过了一番折腾我终于逮到了，然后灰头土脸的从菜园子里出来拿着我的胜利品，开心的不行。最后我把它放在笼子里，去洗脸了。等爸妈回来的时候惊讶的看见菜园子气冲冲的跑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被吓到了，就说是邻居家的鸡，爸爸就去找邻居说这件事，我看事情要变大很纠结，心里壮着胆子跟爸妈承认是我干的，爸爸妈妈也开心的笑了说，没关系，你承认了就是好孩子，我也很开心，和爸爸妈妈一起把菜园子整理好，种上自己喜欢的蔬菜。
与众不同的一个是范文第4篇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大家在自己的长处方面都会表现得很自信，然而，这种自信往往是来自于坚苦的努力。
我的英语成绩很好，我对英语学习非常有信心。但是，我刚刚学英语时却不是这样的。那时，老师上课刚教的东西，下课就忘了，单词也不会读;老师电测时就乱读一气，发音也不标准;随堂小考，考一些最简单的句型、单词，我都不会，而同学们都考得很好，他们就常常笑话我。渐渐地，我觉得英语太难了，我这么笨的人是根本学不会的，也一下子对英语失去了兴趣。上课无精打采，老师讲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爸爸妈妈发现后，鼓励我说：“萱萱，其实英语并不难，只要你多听多读，多下点功夫，就会觉得学英语很容易。”这以后，妈妈每天和我一起听英语磁带，跟我用英语对话，矫正我的发音，还在网上下载英文电影给我看。慢慢地，我的发音变标准了，学英语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试卷上的100也越来越多了。现在，我的英语成绩很好，老师提问题，我总是把手举得高高的;见了外国人，还会主动跟他们说“Hello”!我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自信的孩子。华东交通大学四年级：欧阳益知
与众不同的一个是范文第5篇
大家好!今天国旗下献辞的主题是：做一个孝敬长辈的好孩子。 自古以来，孝敬长辈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做人要从“孝”字开始。
可是现在的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爷爷奶奶的心头肉，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什么是孝敬，怎样孝敬还真不知道。于是一幕幕生活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放学了，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焦急地在校门口迎接着，一看到自己的孩子便马上抢过孩子的书包，将孩子抱上车子，经过小摊前，有的学生叫着嚷着要买这个，要买那个，家长们拗不过，只好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总是很感慨。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现今的孩子对父母的了解却是少之又少的，对于亲情的感悟也有所欠缺。在媒体上我看到这样一项调查，一个班54名学生，知道父母生日的只有5个，知道爷爷奶奶生日的一个也没有，会主动帮助父母做家务的只占4个，能经常与父母沟通谈心的只有1个，在节日时向父母送礼物以示祝贺的也只1个……同学们，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爱，不敬，只知享受，不懂感恩，那他怎么能很好地去爱他人，爱集体呢?更不用说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了。
中华五千年，从古到今，涌现出了很多孝敬长辈的感人故事，他们不仅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啧啧称赞，更是我们这些后人所应该仿效的，如《元觉劝父孝祖》、《汉文帝为母尝药》、《黄香温席》、《毛泽东深情祭父母》等等，现在我就给大家讲述两个古人孝敬长辈的感人故事：第一个故事：汉文帝刘恒是汉朝的一位皇帝，汉高祖第三子，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东汉黄香，九岁时丧母，伺奉父亲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黄童就是指的东汉时期的黄香。 父母之爱是最无私的，他们“施恩不图报”，我们做儿女的唯有好好孝敬他们才能表达我们的这份感恩之情。 “孝敬父母尊重长辈”不是空谈、不是口号。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行动起来，从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做起，比如：
1、主动问候。每天上学前和长辈说声：“再见”，放学到家，说声：“爸妈好!”，长辈为我们做事，要说声：“谢谢!”，不要以为这是应该的。
2、听长辈的话。长辈讲的话要听，不要和他们顶撞，要理解长辈的一片苦心。
3、参与家务劳动。长辈养育了我们，我们应为他们多做事。这是每个晚辈都有应该做到的。家庭中的事也就是你自己的事，要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扫个地，收个碗，抹个桌，端个菜，整理自己的房间等。
4、不给长辈添乱。懂事的孩子是不给长辈添麻烦的，更不能让父母为自己操心担心。比如，按时完成家庭作业，不要老是让父母提醒你;努力学习，让父母为你的学习放一百个心等。
5、关心长辈的健康。一直以来都是长辈关心你们的冷暧，你们听的最多的是，吃饱不?冷不?你们从没关心过他们的健康，我提议，同学们今天回家后可以向长辈说这样几句话：爸爸你冷吗?冷要多穿衣服;妈妈你累吗?累了要注意休息;爷爷你饿吗?我这里有好吃的给你吃等等。让自己敬重的长辈们获得一份喜悦和快乐。
与众不同的一个是范文第6篇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卫生部部长
2011年12月5日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谁也离不开医生。人出生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医生;人临终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医生。从理论上说，医患关系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医生和患者，唇齿相依，难舍难分，堪称生死之交、患难之交。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医患关系失去了往日的纯净与温情，变得日益紧张和冷漠。虽然全球都在变暖，但医患关系却处于“冰期”。一堵信任危机的“高墙”，正横亘在医患之间。患者对医生爱恨交加，医生对患者充满戒备。医患冲突不断升级，血溅白衣事件屡屡发生，中国医生的生存环境日渐恶化。过去，医生常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对病情的谨慎，而今却变成了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如果用两个词语描述当前的医患心态，一个是“忐忑”，一个是“纠结”。医患冲突，成为一场两败俱伤的对抗，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有一个现象似乎无法解释：在抗震救灾等国家危难时刻，医生这个群体不畏艰险，救死扶伤，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然而，一旦回到正常时期，很多医生又变成了“白衣商人”。其实，这正是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般来说，越是严酷的环境，人性的光芒越容易显露;越是温和的环境，人性的丑陋越容易滋长。例如，很多人可以抵御战争时期的枪林弹雨，却无法抵御和平时期的糖衣炮弹。同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医生和普通人一样，都面临着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的生活压力，因此，很多人在现实和理想的十字路口徘徊挣扎，最终为了家庭生计而背弃职业操守。那么，医患冲突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固然可以归于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但这是社会普遍现象，并非仅存于医患之间。除了道德因素，似乎还有更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马克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曾指出：“我们能够获得晚餐，并不是因为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可见，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均存在于人们的利益关系之中。在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医患是一对矛盾体，双方既有治愈疾病、恢复健康、挽回生命的共同目的，又有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在保证诊疗效果的前提下，患者希望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而医生则希望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收益。如果时光倒流30年，医生还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之一。那时，患者对医生虔诚之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医患纠纷鲜有发生。然而，随着公立医院被推向市场，医患之间的浓情日渐稀释。政府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鼓励医院靠自我创收维持生存发展。自此，公立医院的列车悄然驶离了公益轨道，医生由“圣人”变为“商人”，大处方、滥检查等现象随之泛滥，医患互信的桥梁开始断裂解体。医疗消费不同于其他消费，患者属于被动消费。例如在餐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点菜，没钱的点面条，有钱的点鱼翅，丰俭由人。但是在医院，患者不可能讨价还价，医生让花多少钱，患者就得花多少钱。结果，很多患者本想点一碗经济实惠的牛肉面，医生却非要推荐价格昂贵的鱼翅饭。患者心不悦而强忍，气不顺而强咽。因此，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很容易引爆心底宿怨和社会矛盾，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可见，医患信任解体，根源在于畸形的医疗体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医生主要靠技术吃饭，因此都能遵循“合理诊断、合理治疗”的原则。然而，我国医生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开处方和做手术本身不赚钱，只有多卖药、多检查、多消耗，才能多收益。由于居民看病自费水平较高，医生过度治疗，相当于直接剥夺了患者的财富，从而导致医患之间出现严重的经济对立，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医生既是“道德人”，也是“经济人”。过去，我们常常只强调道德的一面，而忽视了经济的一面。事实上，任何一个群体的构成都呈“橄榄型”。医生也不例外，道德水平极高和极低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处于中间水平。我们既不必称其为“天使”，也不必称其为“魔鬼”。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有一个鼓励向善的制度，大多数人就会倾向于向善，反之亦然。一般而言，社会上有四类人：第一类是利人利己的君子;第二类是损人利己的小人;第三类是舍己利人的圣人;第四类是损人不利己的傻子。前两类是大多数，后两类是极少数。一个社会可以提倡圣人精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因为圣人毕竟凤毛麟角。最好的办法是用制度奖励君子、惩治小人，从而让更多的小人变成君子。其实，任何一种制度，归根到底都是收入分配制度。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收入和财富。因为收入和财富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收入分配制度实质上也是激励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输赢论英雄。其实，医患之间也是一种博弈关系。大凡博弈，必有几种形态：一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二是双输的“负和博弈”，三是双赢的“正和博弈”。目前，我国的医患关系基本呈对立状态，属于“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在一个不合理的医疗制度中，医生靠增加患者的医药费用支出获得更大收益，这就是“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而在一个合理的医疗制度中，医患的利益是一致的，患者治病的成本越低，社会的医疗支出越少，医生得到的奖励越多，这就是“正和博弈”。可见，要想从根源上消除医患信任危机，必须改革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医疗制度，让医生靠技术吃饭，而非靠卖药吃饭。同时，建立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即医生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恰好也能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使医猾方成为利益共同体。当然，医生既有“经济人”的一面，也有“社会人”的一面。一个医生在温饱之余，还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拥有尊严感和成就感，获得社会的积极评价。因此，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也是鼓励医生向善的重要因素。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害。医患冲突，既是道德问题，也是制度问题。熟人社会可以靠道德约束，陌生人社会则要靠制度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制度是刚性约束;道德需要长期构建，制度可以短期见效。因此，解决医患冲突，根本出路在于铲除医疗体制的弊端，用“改制”撬动“改心”。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作者
2011年11月医生子女为何不学医最近，一名医生的子女在网上发帖：“我妈妈说了，如果我当医生，就打折我的腿!”据调查，医生不愿让子女学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中国医师协会曾就医生对子女学医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医生不希望子女学医的比例不断上升：2002年为53%，2004年为63%，2011年为78%。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医生既有丰厚的经济收入，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国外，很多优秀人才之所以愿意付出高昂学费、巨大精力去学医，主要是因为医生的投入虽高，回报也高。一旦拿到医师执照，便可衣食无忧，备受尊敬。而在我国，医生的职业光环日渐消逝。不仅医学院校很难招到尖子学生，医生队伍人才流失现象也很严重。有人甚至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叫他当医生。”这一现象发人深省。医生为何不愿让子女学医?主要原因是投入大、风险大、压力大、收入低。事实上，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当医生，往往意味着终生的付出与牺牲。一名医学生，经过5至11年的学历教育后，还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方可成长为一名医生。由于医学技术日新月异，医生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潮流，不被淘汰。其中辛苦，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医生是一个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面对大量的病人，不仅需要超负荷工作，还不能有任何差错。因此，医生每天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即便如此，医生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医疗纠纷甚至“医闹”。可见，当医生确实不易。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医生群体的收入并不高。虽然也有医生靠“灰色收入”致富，但只是少数。如果只算“阳光收入”，绝大多数医生的收入无法体现其劳动价值。目前，我国的药品价格畸高，而医疗服务价格畸低。“看病的不如算命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扎针的不如扎鞋的”，就是最形象的注解。事实上，如果医生的付出长期得不到等值回报，必然导致整个医疗行业的价值被低估。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甚至是名誉委托于律师。在中国，医生究竟该不该拿高薪，社会上是有争议的。其实，只要把医生和飞行员比一比，答案就清楚了。客观地说，医生的培养难度远远超过飞行员，职业风险和工作强度也超过飞行员。然而，航空公司之所以给飞行员高薪，主要是为了乘客安全，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同理，国家之所以应该给医生高薪，也是为了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养家。事实上，让医生有尊严地拿到合理合法的高薪，表面上是增加了人力成本，实际上是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最终减少不合理的医药费用支出。当然，要想让医生成为一个有魅力的职业，不仅需要在收入上尊重医生，还需要在人格上尊重医生。眼下，老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反映强烈，医患纠纷时有发生。其实，很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医生，而在于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医改，解决影响医患和谐的体制问题，为医生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才能重塑医生的职业尊严。如果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就是人类生命的保护神。让最优秀的人呵护生命，是一个社会回归理性的标志。如果一流人才去卖药，二流人才当医生，谁还敢把生命托付给医生呢?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1.医生越干越心寒
2010年底，电视连续剧《医者仁心》播出后，在医务界引起强烈反响。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学生王欢患尿毒症，医生全力抢救，做了两次换肾手术，最终王欢因肝功能衰竭死亡，并拖欠了30多万元医药费。在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家属无法接受现实，怀疑医生有过错，最终选择了起诉医生。类似的事情，生活中并不罕见。北大肿瘤医院顾晋教授就曾写过一篇博文，题目叫《一件心寒的事情》：有一名晚期直肠癌病人，别的医院都不愿收治，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下，顾晋动了恻隐之心，冒着巨大风险做了手术。由于肿瘤太大，病人术后出现并发症，经过再次手术，完全恢复功能。他原以为病人会满怀感激，没想到病人一出院，就以“出现并发症”起诉了他。一位医生冒着巨大风险救治病人，不仅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无情地告上法庭，这确实令人心寒。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科学，虽然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但仍有很多疾病无法治愈。由于医学的局限性，任何治疗方案都不会尽善尽美，总是有利有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尤其是面对危重病人，医生为了抢救生命必须冒险。但是，冒险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柳暗花明，病情好转;一种是险象丛生，病情恶化。而医学就是在一次次冒险中进步的。从长远看，医生越是勇于冒险，病人越是受益。但是，医生敢不敢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态度。过去，在危重病人面前，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就会尽100%的努力。而在今天，病人即便有90%的希望，医生也会犹豫不决。因为有的患者不理解医学的特殊性，动辄闹医院、告医生、要赔偿。一些患者认为，既然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有问题。还有一些患者在术前通情达理，也明白手术的风险性，但一有意外，立刻就翻脸不认人。在经历了一次次的伤害之后，医生渐渐学会了自我保护。面对一名病人，医生不仅要考虑技术上的风险，还要考虑法律上的风险。有时，他们宁可无所作为，也不愿官司缠身，“过度防卫”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医生都开始保护自己了，谁来保护患者呢?当然，患者之所以起诉医生，除了医疗因素之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因素。目前，在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达35%，城乡居民重病经济负担沉重。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重降到15%~20%，才能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从全球来看，每年约有1.5亿人遭受灾难性卫生支出，其中1亿人被推向贫困线以下。可以推算，我国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不在少数，这还不包括因经济压力放弃治疗的家庭。因此，当一些患者无力负担医药费时，自然就会想到诉讼这条渠道。而法院在审理医疗官司时，一般都会倾向于照顾弱者，即便医院无任何过错，往往也要给予“人道主义救助”。因此，在有些时候，患者起诉医生，并非“忘恩负义”，而是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一些患者把疾病的痛苦，连同经济压力、社会不公带来的不良情绪，统统转嫁到医生身上。可见，医患冲突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医患本身，还在于医疗体制不完善。只有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让更多的家庭摆脱灾难性医疗支出，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医患冲突。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2.医生的血不能白流
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血案。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被一名患者连砍十多刀，身负重伤。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淋漓的鲜血，喷溅着圣洁的白衣，令人不寒而栗!作为一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没有倒在山崩地裂中，没有倒在枪林弹雨里，却倒在自己亲手救治的患者刀下。其伤何深，其痛何如!这是文明社会的“返祖现象”，也是法治国家的悲哀和耻辱。近年来，医生频频被害，“小概率事件”逐渐演变成“大概率事件”。虽然凶手都受到了严惩，但医生的心灵创伤并未治愈，医患暴力冲突的社会根源也未消除。因此，在此次医生被害事件之后，医猾方都应深刻反思，避免“血溅白衣”的悲剧重演。从患方来说，需要正确认识医学的风险性和局限性，降低对疾病治疗的期望值。近百年来，现代医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仍处于“婴儿时期”。即便是对于很多常见病，医生也往往束手无策，徒唤奈何，更不必说恶性肿瘤等不治之症。目前，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但能够彻底治愈的仅有少数几种。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医生只是帮助患者缓解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况且，任何治疗都是“双刃剑”，有一利必有一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时，由于人体千差万别，再成熟的治疗技术，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所以，患者不能对现代医学有过高奢望。从医方来说，需要深切体察患者的痛苦，走出“技术崇拜”的误区，让治疗更符合人性。任何一个病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而不是一堆机器零件，或者一个疾病载体。因此，医生理应慎重对待每一个决策。在本次事件中，患者5年前身患喉癌，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患者认为，医生不仅没有治好病，反而致其失声，“每天生不如死”，“变成一个口哑身残的废物”。可以想见，一个人在长期痛苦的折磨中，是很容易产生偏执行为的。这从一个侧面警示医生，手术刀事关性命，重若千钧。做手术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一个好医生，不仅要让病人活下来，还要让病人活得好。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屠规益教授曾对学生说过：“是病人需要做手术，不是医生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据病情决定做不做，做大还是做小”、“不能只讲切切切!外科医生只知道怎么做手术是不行的，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这说明，任何治疗都要“以人为本”，不能“见病不见人”。尤其是当患者无法承受治疗的不利后果时，“少做”也许比“多做”更有益。当然，解决暴力冲突，仅靠医猾方的努力是不够的。当前，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过高，是医患矛盾升级的重要原因。在本起血案中，患者起诉已经三年，却迟迟没有结果。一纸诉状，几年苦等，谁能经得起漫长的煎熬?打官司旷日持久，医疗事故鉴定关卡林立，第三方调解难觅影踪。当医疗维权渠道严重不畅时，患者自然就会采取暴力手段自救，这是“逼上梁山”。因此，在医患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下，急需开辟医疗诉讼“绿色通道”，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增强第三方调解的公信力，从而减少暴力维权事件的发生。医生的血流得太多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血溅白衣”。此次事件，倘能引发全社会对医患关系的重新思考，促使医患之间增加理解信任，促使有关部门疏通医疗维权渠道，让医疗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这血就不算白流。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3.“血溅白衣”为哪般
2009年6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一名“肾积水并尿毒症”重症患者，因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21日凌晨3时，家属拒绝迁移死者尸体，并将泌尿外科封闭，医生和病人都被关在病房里。随后，200多人手持木棍及匕首冲至医院，封锁门诊大楼，摆满花圈，并焚烧纸钱，见到穿白大褂的就打，有一名医生身中6刀，被送进医院抢救，另外有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受伤。22日，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23日，医务人员忍无可忍，自发组织到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市政府作出解释，并严惩肇事凶手。这是一个“黑色六月”。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五起“血溅白衣”事件。其血腥程度，令人惊悚。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居然会发生如此野蛮的“返祖现象”，实在令人惊诧!这些残酷的暴力事件，直逼每一个有良知者的心理承受底线，直逼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几年前，深圳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曾戴钢盔上班，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缩影。然而，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并未引起执政者的应有警觉，很多官员一笑了之，仅仅视为“炒作”、“作秀”。随着时间的推移，医患矛盾不仅未见缓和迹象，反而愈演愈烈。直至今天，靠暴力解决医患纠纷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其实，中国的医生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医生。他们拿着微不足道的报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长期忍辱负重。虽然也有怨言，却从未放弃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守护生命的群体，却连自身的生命安全也无法保证，这究竟是谁的耻辱?应该看到，医患矛盾绝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强烈。同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凸显。而医院作为一个与百姓生命息息相关的“窗口”，自然成为最容易引燃社会情绪的导火线。医学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发生医患纠纷，不足为奇。如果医猾方都能理性对待，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患者往往不愿意诉诸法律，而更喜欢“以闹取胜”。只要病人死在医院，活着的人似乎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不管是谁的责任，医院都要花钱摆平。否则，家属就会和职业“医闹”联合起来，摆花圈、设灵堂、围医院、打医生，仿佛有天大的冤屈。其实，很多“医闹”都是花钱雇来的，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最后，医院迫于无奈，只好花钱买平安。于是，“医闹”和死者家属坐地分赃，各有所得。如此一来，“医闹”成了一个投资少、风险低、致富快的新职业，黑恶势力，趋之若鹜。
“医闹”之所以越闹越欢，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部门的软弱纵容和公安机关的失职无为。很多地方官员认为，患者闹事，肯定是有冤屈，医院是公家的，赔点钱就“和谐”了。然而，正是这种是非不辨、黑白颠倒的“和谐观”，导致了国有资产白白流失，助长了“医闹”的嚣张气焰，使其有恃无恐，肆意危害公共安全。更奇怪的是，很多**看到“医闹”围攻医院，往往“坐山观虎斗”，放任自流。他们的理由是，“医闹”是“和平**”，只要不流血，就没有执法依据。其实，这是为其失职行为找借口。试想，一个街头乞讨者都能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何况一群“医闹”真的干扰公共秩序?为什么有时对待群众上访可以滥用警力，而对待“医闹”围攻却要“慎用警力”?难道法律的弹性如此之大?和谐社会的大厦，是建立在法治基石之上的。依法打击“医闹”，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也是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果总是习惯于“花钱买平安”，换来的只能是表面和谐，其背后往往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因此，作为执政者，只有捍卫法律尊严，才是维护和谐之本。当然，“医闹”之所以猖獗，也与患者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太高有关。打一个医疗官司，往往黑发人变成白发人，却未必能得到一纸公平的判决。因此，从长远来看，政府部门应开辟医疗纠纷处理的“绿色通道”，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把患者的维权行动引入法制轨道，最终让“医闹”无事可闹。 “黑色六月”的五起事件绝非偶然，而是医患矛盾恶化升级的“报警器”，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假如有一天，医生都戴上钢盔、穿上防弹衣，那就真成了国家的耻辱了!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4.医生被刺的反思
2010年6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连发两起血案。凶手在刺杀了肿瘤中心一名医生之后逃匿，次日又将一名护士刺成重伤。据了解，凶手周某系因宿怨杀人，其父13年前患原发性肝癌，曾在该院就医，不久后去世。周某将其父去世原因归结为医生没尽力，长期怀恨在心，最终采取极端手段制造此案。近年来，医生被害事件屡屡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这些事件看似偶然，却又隐含着一定的必然性，值得深刻反思。医生被患者杀害，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悲哀，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耻辱。作为“生命保护神”，如果医生连自身安全也无法保障，又怎能给患者以安全呢?医生是救人的职业，医患关系本应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医患关系为什么如此紧张?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医猾方的原因，也有医疗卫生体制的原因，以及更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从患者来看，对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认识不够，是导致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很多人认为，看病就是“消费”，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医生就是“图财害命”。事实上，现代医学远没有发展到包治百病的阶段，这是由生命的复杂性决定的。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医学上更多的是缓解而非治愈，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医学的局限。即便是对于某些常见病，治疗上也有无效概率。因此，一位西方医学家说：“医学是一种可能性的科学。”医生只能告诉病人成功的概率，而不能保证绝对成功。然而，一些重症患者在家庭花费了巨额费用之后，往往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结果，很容易产生过激反应，这属于对医学的误解。从医生来看，缺乏人文精神、忽视沟通解释是激化矛盾的主要原因。很多医生过分关注技术，把医学的目标仅仅视为“治愈”，而忘记了“帮助”和“安慰”。个别医生态度生硬、冷漠、傲慢，不愿和患者多说一句话。他们认为，只要在治疗上做了最佳选择，技术上做了最好发挥，就算问心无愧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解释，更没有义务解决心理问题。结果，医学越发达，医生越冷酷。其实，人都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心灵格外脆弱敏感。医生的一句解释、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会对病人产生很大作用。但遗憾的是，我国真正具备人文修养、善于换位思考的医生还不多。据统计，在医疗纠纷中，绝大多数是由于医患交流不畅造成的。而纠纷发生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不屑交流、不善交流的医生，或在手术签字时只会说“丑话”的医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仅靠医猾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近年来，由于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百姓的医药费用负担很重，“一场大病，拖垮全家”的现象十分普遍，看病难、看病贵呼声日益强烈。而医院作为直接面向百姓的窗口行业，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喷发的“火山口”。尤其是医护人员身处“前沿阵地”，往往代体制受过，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让医务人员受鼓舞，医患关系的坚冰才能化作春水。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5.警惕另一种医闹
清明时节雨纷纷，四川成都的高速路边出现一则巨幅“广告”。画面上是一名穿着婚纱的女子，旁边写道：“清明痛悼爱妻高德珍，爱妻于2011年2月18日在华西医院附二院手术台分娩时，永远地离开了”。其中，“华西医院附二院”七个大字尤为明显。同时，一条《清明痛悼爱妻》的微博在网上流传，微博上的照片是一名男子怀抱自己女儿，他的身后就是那块广告牌。此事引起了很多媒体关注。据了解，这是当地一家著名策划公司的“杰作”。事情的起因是：某孕妇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分娩，医生发现是前置胎盘，病情非常凶险。医生在术前术中均反复告知风险，并尽力挽救，但产妇终因大出血死亡。当时，家属并无异议。然而，半月之后，死者丈夫突然向医院提出巨额赔偿。在谈判破裂后，该男子聘请策划公司，花15万元竖起了这块标新立异的“广告牌”。策划公司参与医疗纠纷，用“软暴力”逼迫医院花钱平事，这是一种医闹新形式。过去，人们常见的医闹是患者家属雇人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打砸医院。不过，这种暴力手段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容易触碰法律底线，因而越来越难奏效。因此，一些策划公司纷纷瞄准商机，推出医闹升级版，即通过策划公共事件，吸引公众的眼球，引起媒体的关注，再利用舆论压力逼迫医院谈判，最终达到索赔目的。从“武闹”到“文闹”，虽然形式变了，但本质都是医闹。在这起事件中，策划公司可谓用心良苦，在清明节前大打“悲情牌”，确实吸引了不少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其背后，隐藏的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近年来，很多策划公司为了牟取商业利益，不顾社会影响，故意混淆是非，迷惑公众。一位“策划大师”曾经这样描述其“勾引媒体”理论：“最好的广告宣传是新闻”、“勾引媒体的关键是人为制造兴奋点，需要策划人把无化有，把小化大，只要勾引成功，只要记者上钩，他就会添油加醋、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新闻是需要策划的，媒体记者是需要勾引的，勾引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你的‘料’是否吸引他们”。由此可见，这些策划公司并非为了伸张正义，打抱不平，而是黑白不分，见利忘义。所谓成功的“策划”，其实就是设下诱饵，引记者上钩，让媒体成为其牟利的工具。可见，在网络时代，一些看似吸引眼球的“新闻”，很可能是策划公司挖好的“陷阱”。如果记者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盲目跟风追热，很可能沦为别人的“猎物”，最终损害媒体的公信力。在一个法治社会，患者维权应该选择合法的路径，如医疗事故鉴定、诉讼、第三方调解等，而不应靠“闹”来扩大事态，否则就会误入歧途，把合法的事办成违法的事。眼下，个别患者家属以人死为借口，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肆意损毁医院声誉，从而达到获取钱财目的，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维权方式。而一些策划公司充当幕后“黑手”，把医疗纠纷当成“卖点”，制造社会混乱，加剧医患矛盾，实属害群之马，理应受到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医患之间，和则两利，“闹”则两伤。在一个医闹泛滥的社会，医生不能安心执业，患者不能放心就医，谁又是赢家呢?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6.让医院从纠纷中解脱出来
2010年初，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运用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医疗纠纷。这意味着，我国将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呈频发态势，一些地方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干扰了医疗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公正“第三方”，当医疗纠纷发生后，很多患者更愿意选择摆花圈、拉横幅、闹事端等方式维权，通过扩大事态来施加压力。而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往往花钱了事。于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成了一个“潜规则”。事实上，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分清是非，也不利于医院的长治久安。很多医院花钱不仅没有买来“平安”，反而传递了错误信号，引来了更多的暴力维权者。医疗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无论在任何国家，医疗纠纷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很强，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在双方的利益博弈中，医方往往占绝对优势。所以，如果仅靠医患之间协商，很难达成共识。于是，很多患者迫于无奈，只好选择成本较低的“暴力维权”。事实证明，让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纠纷处理，医猾方往往都能接受，很容易达成和解，从而避免了无休止的纠缠和漫长的诉讼，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公共场所，本该是宁静的“港湾”，而不应成为医患冲突的“战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社会公益组织，它由法律、医学、保险等专业人士组成，不向医猾方收取费用，因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处理医疗纠纷，可以让医院从喧闹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从事医疗活动，从而实现“院内纠纷、院外处理”。这既有利于维护医院的安宁，也有利于维护广大患者的利益，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创新之举。有感医生“红黑榜”
2010年，一个关于武汉儿科医生“红黑榜”的帖子在网上流传。上万名妈妈根据带宝宝看病的经历和体验，列出了武汉各大医院儿科的“好医生”和“坏医生”，吸引了数十万网民阅读。如今，这个帖子成为很多妈妈的“看病指南”。那么，一个民间版的医生“红黑榜”，为什么如此受追捧?说到底，是因为真实可信。与很多官方评选的先进榜相比，这个“榜”不教条、不粉饰、不冷漠，都是用真人真事说话，因而更有亲和力和可信度。也有人认为，这个“榜”都是凭个人主观印象给医生打分，缺乏专业视角，很可能有偏颇之处。应该承认，一个由网民口碑形成的“红黑榜”，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是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过去，医生的技术和品行主要靠病人口口相传，传播范围有限。如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每个病人都是“公民记者”，医生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博客、论坛的题材。因此，一个医生要想获得公众好评，唯一的办法就是善待病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它是一种善良人性和友爱情感的表达。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医学求善。自古以来，行医都被称为仁术。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认为：“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所以，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好医生的标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病家谋幸福”。因为，医生本来就是为病人而存在的。如果没有病人，就不会有医生。作家陈祖芬曾写过一篇题为《当看病成为温暖享受》的文章，记录了她在美国哈佛医院看病的感受。由于医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以至于她竟然不愿离开医院，甚至觉得“对医院欠下人情债”。相比之下，中国人到医院看病，谁曾有过这样的美妙感受呢?在很多时候，冷漠与傲慢，成为医生的流行表情。诊室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病人恭敬地递上片子，医生接过片子，眼睛根本不看病人，边看片子边问：“怎么了?”于是，病人诚惶诚恐地叙述病情，而医生则低头开单，似听非听，最后来一句：“先去化验吧。”直到病人离开，医生都没有看一眼病人。一个把病人当成机器的医生，即便有妙手回春之力，谁又能说他是好医生呢?其实，老百姓求医看病，除了希望解除生理上的疾痛，更希望得到医生的情感关怀。哪怕只是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真诚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手势，就足以令人感动一生。对于病人来说，医生虽不可能治愈所有疾病，但至少要有一颗仁慈的心，不乱开药、不乱检查、不胡折腾。然而，就连这样简单的要求，在很多时候竟也成了奢望，这确实是医学的悲哀。事实上，医术固然重要，但由于医学的局限性和疾病的复杂性，患者很难对医术作出判断。这正如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所说：“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再无能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圣贤。”因此，作为病人，往往更看重医生的人文修养。人文修养虽然无形，却隐藏在医生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没有它，医生就成了修理匠，手术刀就成了屠宰刀。一张“红黑榜”，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老百姓对好医生的期盼。也许，好医生的标准有千万条，但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善待病人。
第一章医者的尊严 7.好医生为啥这么缺
最近，一位同事的小孩耳痛，分别到北京多家著名三甲医院看病。结果，专家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中耳炎，有的说是鼻窦炎。有的让吃抗生素，有的让服中成药，有的让用喷鼻药„„几个星期过去了，孩子的耳朵嗡嗡响、鼻涕时常流，吃着喷着各种各样的中药西药，病还是没有好。几家大医院，居然看不好一个小毛病。在医疗资源云集的北京尚且如此，缺医少药的农村又会怎样呢?近年来，老百姓感叹看病难，说到底还是好医生太稀缺，能治好病的医生不多。所谓“全国人民上协和”，恰恰说明了这一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生的数量远远不足。2009年，全国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约1.7人，而美国约为2.6人。同时，我国医生的整体素质也不高。据卫生部统计，在乡镇卫生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不足23%;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足4%。我国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的利用率仅为30%，而国际平均水平是50%~80%。这说明，基层缺乏患者信任的好医生。我国的好医生为什么这么稀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医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高，投入大、产出低，风险大、收入低，这样的职业很难具有吸引力。例如，在每年的高考状元榜上，尖子生几乎没有学医的，医学院校的生源质量呈下降趋势。在我国就业人口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比例不足1%，而英国为6%、美国为4%。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绝大多数国家医生的收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至5倍。这是因为，医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如果医生的收入无法体现其资源的稀缺性，就很难吸引最优秀人才学医从医。但是，我国医生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基层医生的收入还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例如，2009年，北京市社区医生的人均工资是4.2万元，而当年北京市职工的人均工资是4.7万元。为此，全市社区医生流失率达10%。直到2011年，北京市社区医生年薪才涨至5.8万元。同时，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技术收费无法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挂号费不如停车费”、“看病的不如算命的”，就是最生动的注解。同时，医生的形象长期被扭曲甚至妖魔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闹”事件频频发生，医生普遍缺乏职业尊严感。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病人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复杂，医疗需求出现“井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需求的增加可以刺激资源的供给。然而，医疗卫生行业却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的医疗需求猛增;另一方面，人们学医从医的积极性却在下降，好医生的供给量不能有效增加。这说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资源动员能力还很低，一个源源不断“制造”好医生的机制尚未形成。医生是医疗行业的核心，也是医改的主力军。解决看病难，关键在医生。如果不能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医改就很难成功。因此，提高医生的薪酬待遇，尊重医生的劳动价值，是增加好医生供给的重要手段。只有最大限度解放医疗生产力，增强医疗卫生行业的资源动员能力，创造有利于好医生成长的社会环境，看病难才会得到根本缓解。医生最看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