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作为逻辑性的社会性”或“作为合理性的合法性”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内生性原则，而特殊的研究对象使该学科成为了超越一般分支社会学的、具有反身性特点的知识形式，并遵循着一条特殊的演进轨迹。从社会实在论到社会建构论，不同范式下的知识社会学在社会观、知识论、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反身性适用度以及学科本身同社会的作用机理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理论表述。而在合逻辑性等原则下，知识社会学的范式转换是学科各理论维度之间旧有的整合被打破、新的一致性重新建立的过程。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范式 社会实在论 社会建构论 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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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特殊学科的知识社会学
在社会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知识社会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知识社会学在整个社会学中享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所探讨的问题——知识问题——同时也为理论社会学以及认识论所关注，这使得知识社会学超出了分支学科的范畴，它甚至“吸引了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①不仅如此，由于当代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文本是对“社会是人的构成之物”（Society is constitutive of human being）这一基础命题的阐发，因此，该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占据着“元理论”（Meta-theory）的“上位”（Preeminent Place）。②格吕恩瓦尔特（E. Grünwald）认为，作为对“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同时它是知识的科学（Science of Knowledge）”。③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不断地引发怀疑和争议，以至于这个学科始终不能如其他分支社会学那样，藉由若干学者达成某种基本的共识而进入常规化的经验研究阶段，并形成一套成熟的学科知识生产和积累机制。换句话说，知识社会学始终未能摆脱“与其起源时一系列问题之间存在的持续不断的联系”。④
造成知识社会学如此特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取决于它独特的学科定位和抱负，尤其取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知识”概念的宽泛性。当下，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已被其他分支学科，如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社会学等瓜分。这些学科“已把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了对专门知识和信念体系的研究”，而不是“热衷于一般性的分析方式”。⑤因此，知识社会学更多地是在依托其他分支学科来对自身进行说明，体现出元理论的特点。第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应当对“知识与社会二者之间是如何联结的”这一问题进行有效地说明。但如何在“知识”这样一种逻辑范畴与“社会”这样一种非逻辑范畴之间建立联系，在知识社会学发展史的不同阶段，学者给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随着知识问题在理论社会学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社会学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了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论的讨论之中，从而脱离了它原来的分支学科地位。第三，知识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伴随着各种逻辑困境，因此它“始终未能为自己的信念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胡辉华：《论知识社会学的困境》，《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由于要贯彻“反身性”（Reflexivity）的说明原则，知识社会学容易陷入到“相对主义的自我驳斥”的理论困境之中。而这一问题也让学科只能“在社会情境的相对性和真理的超验性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中艰难前行”，从而只能暂时性地放弃常规化的知识积累，而专注于理论问题的解决。[法]卡则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总之，尽管自诞生至今已有一个世纪，对于很多学者来说，知识社会学的整体面貌依然是模糊不清的。在谈及知识社会学时，除了习惯性地将这门学科同它公认的创始者，如曼海姆、舍勒联系起来，学者围绕知识社会学的论争要大大多于已取得的共识，以至于“讨论什么是知识社会学和它应当是什么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大大超出了详细探索具体问题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知识社会学研究仍然停留在一种自发的阶段，“而不是一个持续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领域”。[美]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3页。
二、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诸维度
知识社会学面貌的模糊性，使得以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切入对该学科理论逻辑和演进规律的梳理成为一种必须。而以知识社会学自身为假设，可以提出一个考察该学科的反身性框架。
本文认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从直接性的社会实践中抽身出来，专门从事理论性的认知活动，其合法性是社会赋予的。与此相应，学科也通过一套合理有效的系统性认知规则和认知程序，来发展社会需求或社会期望的“合逻辑性表达”，进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其结果便导致了“合理性”的认知原则成为学科知识累积的首要原则。按照这样一种“作为合理性的合法性”（Legitimacy as Rationality）或“作为逻辑性的社会性”（Social as Logical）原则，任何（科学）学科都要在其知识累积过程中，满足其理论知识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同时保证其理论知识同经验现实的一致性。特定学科的形态特征及演进过程，便可以理解为在上述原则的支配下展开。
因此，作为探讨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学科，知识社会学一方面需要发展出一整套逻辑自洽的知识-社会理论体系，对知识同社会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进行准确而有力地阐释；另一方面，需要对这样一种理论同经验现实的契合度进行检验，这就需要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能够覆盖所有知识类别，对其进行无差别地说明。但是，同其他学科相比，知识社会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知识，而知识社会学本身便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故而，知识社会学所提出的任何理论、观点以及命题都应当而且必须适用于它自身。从理论层面，知识社会学追寻其合法性的努力不仅体现在知识-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更是体现在对于这样一种知识-社会理论能否适用自身的说明。而从理论-经验一致性层面，它不仅要囊括对各类知识形式的社会学考察，同样也要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甚至知识社会学本身进行反思和审视。综上，一个完备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应该包括以下维度（表1）：
第一，知识-社会理论。这是最为直接和明确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形式。历史上，从马克思、曼海姆等先驱思想家开始，便提出对特定知识的社会学解释模式。例如，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指的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结构，而知识则是指受经济基础决定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即意识形态。[美]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页。对于舍勒来说，作为社会力量存在的“现实因素”（Real Factor）是可变的，血缘、政治与经济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对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产生影响。[德]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页。曼海姆则认为阶级并非决定个体思维的唯一因素，为找到和知识相对应的社会基础，应当审视包括代际、地位、派别、群体、职业等综合性的社会因素。[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6页。在涂尔干和莫斯看来，诸如仪式、族群结构等社会事实在人类的分类图式中会留下印记，因此概念、观念中所反映的分类图式实际上是社会分类的对应。[法]涂尔干、[法]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95页。而对于索罗金（P. Sorokin）来说，决定一个时代知识的决定性力量则体现为某种“文化心态”。Maquet， J.，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ts Struc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Knowledge：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ystems of Karl Mannheim and Pitirim A. Sorokin， Boston：Beacon Press， 1951， pp.124～125.
上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建构论学说的提出，使知识-社会理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McCarthy， E.，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12～20.其中，舒兹发展了韦伯的“意向性”和米德的“符号”概念，将其明确表述为一种知识形式（日常知识），用它来分析生活世界中人们所拥有的经验“现实”，并指出这种现实是“生活在社会世界内的个体所进行的意义建立与意义诠释的过程”。[美]舒兹：《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卢岚兰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第283页。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现实建立在人们的日常知识的基础之上，是人们日常知识外在化和客观化的结果。Berger P.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p.13.以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学派也对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创造、维持以及再现社会现实的手段进行了考察。Garfi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J.： Prentice-Hall， 1967， pp.269～277、283.总之，在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史中，知识-社会理论不论具体形式如何，一直是作为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存在的。
第二，社会学知识论。如果说知识-社会理论是一条“明线”，那么，知识社会学还有一条“暗线”，这条暗线隐没在社会学知识论或方法论的表述中。尽管一直试图摆脱认识论问题的纠缠，但历史上这门具有特殊研究对象的学科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曼海姆认为“有可能把知识社会学展现为关于知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的一种经验理论，而不引起任何认识论问题”。伯格和卢克曼则试图把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带来的麻烦的认识论及方法论问题从知识社会学中排除出去。具体参见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6， p.291； Berger P. &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p.26.而社会学知识论的表述中所隐含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能够集中体现知识社会学同认识论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因而构成该学科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学知识论中的知识社会学由于是隐含性的，故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体系，从形式上看，也散落于历史上学者们对科学以及社会学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等讨论中。例如，实证主义者涂尔干在其提出的一套关于如何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叙说中，实际上隐含了对“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之中位置和角色”等问题的回答。[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2～154页。与此类似的还有韦伯在解释社会学中提出的“价值无涉”等概念。而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社会学则认为社会学不应当保持价值中立，而是应当批判性地涉入社会现实之中，并促成社会现实的改变。当代理论视野中，诸如布迪厄、吉登斯以及塞德曼（S. Seidman）、布洛维等学者在其理论以及方法论著作中，都包含了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角色以及定位等问题的思考。
第三，对不同知识类型的考察。在不同形式的知识-社会理论以及不同取向的社会学知识论的表述中，知识社会学也将论证其合法性的努力投向了经验领域，并开始对各种知识类型——从普通人的日常观念、文化模式和规范模式，到文学、艺术，再到科学知识，从意识形态到分类图式等——的研究。由于知识类型的广泛性，使得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往往分散到诸如科学社会学、艺术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以及其他分支社会学之中——对于日常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更是见诸文化社会学，以及所有以建构论为理论指向的一般社会学研究中。超（Leo P. Chall）认为，“知识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其初创时的语言，并成为整个行为科学的隐性部分（latent part）”。Wolff， Kurt H.，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 The Hague： Mouton， 1967， p.10.但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内容取决于相应的理论诉求，在不同的理论关照下，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知识类型会有所差异。例如，知识社会学研究对马克思和曼海姆来说是意识形态分析；对涂尔干、莫斯而言是对初民社会分类图式的考察；在兹纳涅茨基、科塞笔下是知识人研究；对于索罗金，则指不同文化心态同具体知识形态之间的联结。随着知识社会学理论的演进，其研究的知识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建构论立场的知识社会学来说，舒兹等人是从日常知识入手开始其理论探讨的，而伯格和卢克曼的宗教研究，则进一步阐释现实的建构性质。而当代知识社会学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之一，是提出了以强纲领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这极大拓展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并且也对社会知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了科学知识之外，当代知识社会学也将其研究领域拓展至反思社会学的研究（对社会学知识自身展开的研究）。
三、知识社会学中的范式
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历史分期，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看法。例如劳（J. Law）认为，知识社会学的演进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以马克思和涂尔干为其标志，他们分别定义了两种分析社会结构与信念之间关系的传统。这样两种传统则在曼海姆和默顿那里发展成为明确的知识社会学学说。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标志是伯格和卢克曼根据现象学的进路对知识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进行的辩证考察，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人类思维的结构主义分析。第三个阶段则发源于科学研究领域，其标志是库恩学说被用来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审视。John Law，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 Bost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pp.1～2.麦卡锡（E. McCarthy）则将知识社会学划分为以“社会决定知识”（Knowledge is socially determined）和以“知识构成社会”（Knowledge Constitutes a Social Order）为主题的两个时期。其中，前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涂尔干，而后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则是米德、伯格和卢克曼以及吉尔茨。E. McCarthy，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pp.12～20.该观点在黄瑞祺那里也有相似的表述。黄瑞祺认为，知识社会学具有两大基本面向，其中的一个面向强调“社会存在对于观念的塑造作用”；而另外一个面向则强调“社会观念对于现实的创造作用”。参见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尽管不同学者的划分有所不同，但大部分学者都承认：知识社会学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包括理论层面的转换，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形态的变迁。本文借鉴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德]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并认为，知识社会学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成熟”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之为该学科的范式。这样一套知识体系具备一套颇为完备的说理机制，能够以有力的“合理性”宣称，从学科的社会建制内以及从整个社会中汲取合法性资源。根据前文中的学科分析框架，知识社会学历史上的每一种学科范式都要满足学科的逻辑性（合理性）认知原则，即一方面有着自洽的理论逻辑，并能够经过经验的检验——具体来说，每一种范式其知识体系的各维度之间应当互不冲突。而根据前述该学科的主要维度，一个逻辑自洽而又符合经验的知识社会学范式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首先，该范式的知识体系诸维度内部的各命题间应当具有一致性；
其次，该范式中相关的知识-社会理论应当同经验现实中的知识-社会关系相一致；
再次，该范式中相关的知识-社会理论应当同相应的围绕社会学知识论的论述相一致；
最后，该范式中相关的社会学知识论的论述应当同现实中知识社会学同社会的关系相一致。
在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上，尽管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形式，但根据上述指标体系，这些知识-社会学说、社会学知识论以及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成果大致都可以被纳入两种成熟的学科范式中。这两种范式之所以称得上“范式”，是由于他们能够提供关于知识与社会、知识社会学自身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完备的、彼此之间整合度高的回答。本文将这两种范式分别称之为“基于社会实在论（Social Realism）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以及“基于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知识社会学范式”。而这两种范式之间由于所持有的社会观，即对“社会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基本判断不同，导致其理论说明模式以及看待自身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很大程度上，这两种范式彼此之间具备库恩意义上的不可通约性特征。
1.基于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
基于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的理论预设是社会实在论，它假定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外在于人的意志、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往往能够对人的意志起决定作用。持有这种社会观的学者往往将社会以及由社会衍生出的概念，诸如群体、阶级、族群，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相关性范畴，诸如地位、角色、功能、制度、系统等都看成是具有实在属性的。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便是在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下，讨论这些实在性因素对于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持有社会实在论立场的最典型的社会学家便是涂尔干。涂尔干提出了包括将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看待等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原则，而决定知识的社会因素包括群体结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等。[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3～24页；[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20页。而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则将社会看成是围绕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而建立起来的阶级关系以及阶级结构。舍勒将决定知识的现实因素（Real Factor）归结为诸如“种族与亲缘关系、权力结构、生产要素、人口的质与量的方面、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等”。而曼海姆则在对知识进行社会分析时，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拓展为包括“世代、地位群体、派别、职业群体”在内的多样性的社会范畴。③[美]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14～15页。索罗金尽管秉持唯心主义观念，将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归因于某种文化心态，但在索罗金著作中的文化心态却是不依赖于个人意识的客观范畴。
总之，尽管这些理论提出了看待社会的不同方式，但他们的理论都共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些用来对知识进行分析的社会范畴都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实在形式。而默顿作为实在论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将上述论述整合成为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纲领，并用它来对知识现象进行研究。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默顿从“存在基础的类型”“精神产品的类型”“精神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类型”“精神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原因，即精神产品的外显功能与潜隐功能”以及“何时所认为的存在基础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承认”等五个方面，将知识社会学既有的研究模式进行了划分。③他将社会看成是一种实在相对应的知识与社会的二元观。这种观点认为，二者是相互外在于对方的。不论是涂尔干、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还是默顿，他们都将知识看成是外在于社会实在，并被社会实在影响、塑造和决定的范畴。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范文第2篇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审美特征与审美教育功能
审美活动离不开审美对象即审美客体。而日常当人们说到美的时候, 所想到大都是秀美的自然景色、凄美的悲剧人生、优美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以及壮美的历史篇章和英雄业绩……基本上不会或极少会想到哲学。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哲学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 哲学的美根本不同于自然美、艺术美、科学美, 甚至不同于道德美。正因如此“……我们绝不能用哲学不存在别的这些‘美’来否认哲学自身的‘美’……就主要方面而言, 艺术美在意境, 科学美在逻辑, 哲学则美在思想。”与自然美、科学美、艺术美和道德美相比较, 哲学的美是更为深刻的美、是更需要用心灵来体验的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三大科学的概括总结以及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是揭示宇宙人生发展规律和前途的大智慧, 大智慧所具有的美自然是最高层次的美。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不懈追问, 使其具有了精神境界的博大之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智慧的热爱、对宇宙万物追本溯源、穷究会通的思考和高度概括, 使其具有了科学理论的抽象之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以及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敢于直面时代、反映时代的勇气和毅力, 使之具有了思想方法的创造之美。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非同一般的美, 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 这就决定了高校的审美教育不光只存在于美学、文学、艺术、历史等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而且也与哲学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能在真与美、善与美、智与美之间架起一座由此达彼的桥梁, 使学生一方面通过领悟和反思获得真理, 激发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以及对真理与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学习、思考、消化、欣赏来体验思想探索的快乐, 品尝逻辑思辨的审美享受, 以达到提高人的审美能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教化人的高雅情趣的目的。可见, 无论从大智慧所拥有的高层次的审美价值来说, 还是从哲学教学所培养的高品位的审美素养来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的美育渗透都是高校审美教育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渗透审美教育的途径
(1) 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审美要素, 充分展示智慧之学的博大、哲学发展史的壮丽和哲学家的思想魅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美所特有的抽象性、深刻性和内隐性特征使得人们难以直接通过感官而感受到, 而且对于没有经过哲学训练和哲学思想探索的学生来说, 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高雅和美感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快乐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 哲学教学要有效的渗透审美教育, 就必须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审美要素并得以充分的展示。笔者认为哲学理论的博大精深、哲学发展史的波澜壮阔、哲学家的人格与思想魅力等都是极好的审美要素。在教学中适当引入哲学史和哲学家的人生经历等相关资料, 把理论内涵的阐述与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重大意义和思维方式等内容的展开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学生真正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严密的逻辑、深邃的思想、高度的智慧令人赞叹;其空前的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令人瞩目。在史与论结合中, 不仅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 避免了单调、枯燥和照本宣科, 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对哲学探究的兴趣和学习理论的热情,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哲学修养。
(2) 精心创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审美意境, 积极营造活跃的思想氛围和理趣结合的课堂情境。哲学是抽象思维, 哲学教师首先要注意概念的准确性和阐述哲理的逻辑性。然而趣味性和生动性也是同样不能忽视的。哲学教师必须掌握高超的课堂教学艺术并善于灵活运用,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内在美充分呈现出来。教师应具备的教学艺术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生动形象的教学语言艺术, 能使哲理的表达具有情趣性, 把复杂深隽的哲理讲的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教师的教学语言要恰当的反映思想内容, 要清晰流畅、生动优美、妙语连珠、富于感情, 必要时还可运用朗诵和讲演等表达方式。其次, 娴熟自如的教学组织设计艺术, 能让课堂教学过程具有情趣性, 使课堂教学始终呈现出自然流畅、水到渠成般的动态美。这就要求教师既要设计引人入胜的导入以引发兴趣, 又要设计发人深省的问题以引发思考, 还要设计回味无穷的结尾以引发反思。教学流程的环环相扣、自然衔接、巧妙过度, 使五十分钟的时间不再漫长, 也使学生不仅感受了哲学美, 而且还欣赏了教学美。再次, 多媒体教育艺术, 能令课堂教学手段具有情趣性, 让抽象的哲学美在形象化的载体中得以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展示。通过多媒体技术呈现生动的图片、奇妙的幻灯;珍贵的录音以及精彩纪录片和经典影视剧等, 可以产生立体的、全方位的、具有冲击力的视听效果, 从而让学生在为教学内容而感到震撼的同时, 也被其表现形式上的新颖生动所感染。
此外, 教师还可以通过隽秀的板书美、优雅的教态美、真挚的情感美和高尚的人格美来影响和感染学生;可以借助名言警句、神话传说、诗歌成语、名人轶事、笑林趣谈等喜闻乐见的形象思维来帮助学生领悟哲理;可以运用热点话题点评、时事动态解析、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等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总之,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渗透审美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哲学教师要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来实施和探索这项工作, 使审美化的哲学教学在实现情感的升华和心灵的净化, 以及形成感受美、理解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由于审美教育相对薄弱, 大学生审美素养和审美能力明显不足, 高校的审美教育亟待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教育功能, 使其在审美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审美要素、精心创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审美意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渗透审美教育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审美特征,审美教育,哲学教学,渗透,途径
参考文献
[1] 谢维营.哲学的魅力[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2.
[2] 阳作华.哲理与情趣[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1.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范文第3篇
浪漫主义这一词的含义，原来是指用罗曼语书写的故事，进而专指长篇小说或骑士故事，后来也包括传奇小说等。浪漫主义在艺术上的兴起，首先出现于十八世纪的文学中。在作品里，将一切个人的感情、趣味和才能完全不受限制地表现出来。就是说，作曲家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癖好。这与受形式支配的古典主义在理论上相对立。古典主义的音乐是线条式的而且是鲜明的，浪漫主义的音乐富于色彩和感情，含有许多主观、空想的因素。然而，这只是原则上的区别，实际上在古典主义音乐中，已含有浪漫主义的因素，而浪漫派的作品中，也多有古典式的内容。
浪漫主义音乐与古典主义音乐所不同的是，它承袭古典乐派作曲家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也有了新的探索。如强调音乐要与诗歌、戏剧、绘画等音乐以外的其他艺术相结合，提倡一种综合艺术;提倡标题音乐;强调个人主观感觉的表现，作品常常带有自传的色彩;作品富于幻想性，描写大自然的作品很多，因为大自然很平静，没有矛盾，是理想的境界;重视戏剧，研究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学，从中吸取营养，作品具有民族特色。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是继承古典乐派，但内容上却有很大的差异，夸张的手法也使用的特别多。在音乐形式上，它突破了古典音乐均衡完整的形式结构的限制，有更大的自由性。单乐章题材的器乐曲繁多，主要是器乐小品，如即兴曲、夜曲、练习曲、叙事曲、幻想曲、前奏曲、无词曲以及各种舞曲——玛祖卡、圆舞曲、波尔卡等。在众多的器乐小品中，钢琴小品居多。声乐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艺术歌曲，并将诸多的声乐小品串联起来形成套曲，如舒伯特《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等，就是浪漫主义音乐派创新的艺术题材。和声是表现浪漫主义色彩的重要工具，不谐和音的扩大和自由使用，7和弦和9和弦以及半音法和转调在乐曲里的经常出现，扩大了和声范围及表现功，增强了和声的色彩。作曲家创立了多乐章的标题交想曲和单乐章的标题交响诗，这是浪漫主义音乐的重要的形式。
浪漫主义音乐以它特有的强烈、自由、奔放的风格与古典主义音乐的严谨、典雅、端庄的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如果贝多芬的音乐只是黑白电影或版画的话，那么浪漫主义音乐派作品则像水彩画和五颜六色的油画。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浪漫主义音乐流派。一种是以勃拉姆斯为主要代表的保守浪漫主义，另一种是积极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音乐时期也是欧洲音乐发展史上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它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古典主义音乐的优良传统，并有大胆的创新，这一时期的许多音乐珍品至今仍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而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民族性、民主性。反对外族侵略和民族压迫，反对封建统治和民族分裂，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思想内容。为了表现这些内容，为了塑造民族英雄形象，反映爱国主义和民族统一思想，在上特别注意吸收民族英雄的精华。
人民性。浪漫主义音乐家受到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的启示，在他们的作品中力求真实地表现普通人的精神面貌、社会道德、审美观和理想，同时为使作品被人所理解，发展了乐器作品的标题性，创作了大量的标量音乐。
抒情性。它与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不同，浪漫主义崇尚感性，注重揭示人类精神和内心世界，而这些又是通过作曲家个人的感受表现的。因而抒情性的个人心理刻划，自传性，则成为浪漫主义音乐的重要特征，并促进了抒情体裁的发展。
幻想性。这是作曲家为了在他们的作品中解决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理想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手法。浪漫主义作曲家之所以喜欢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选也题材和形象，正是由于从这里可以为他们的想象，提供任意驰骋的天地。
新精神。浪漫主义作曲家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观念上反对因袭守旧，而且在艺术上，在音乐体裁，形式以及创作手法诸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发展和丰富了人类的音乐文化。
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的形成与其当时的社会因素是分不开的，初期的浪漫主义音乐与其它姊妹艺术一样，也是发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思想，它比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要晚数十年。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已成为初期的浪漫主义的先驱，其后的作曲家们皆可归为浪漫派。从时代上讲，十九世纪中叶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全盛时期，因为欧洲通过传教等方式与其他国家进行沟通，促进了浪漫主义音乐派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势力的鼎盛时期，虽然浪漫主意思想逐步衰退，但它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久远的。
在古典派作曲家贝多芬、罗西尼和韦伯的晚期作品中，已经明显流露出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正是他们开创了浪漫派的先河。1800年前后出生的作曲家们，形成了初期浪漫主义的中心。舒伯特和柏辽兹可谓初期浪漫派音乐的代表人物，他们从格鲁克、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传统出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后来，浪漫主义音乐经过门德尔松、舒曼、肖邦和威尔第等人的进一步完善，在柴科夫斯基、李斯特和瓦格纳的时代达到了巅峰，这些作曲家、钢琴家构成了中期浪漫主义的中心。至于马勒、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拉赫玛尼诺夫等近代名家的作品，则归于晚期浪漫主义音乐。
早期浪漫主义音乐派的代表人物舒伯特的创作中心是艺术歌曲，艺术歌剧是诗歌和音乐的结合，这是浪漫主义音乐派作曲家抒发诗情画意的理想领域。舒柏特选用的诗歌范围很广，有歌德、席勒等大诗人的诗，也有它的朋友朔贝尔的作品。他歌剧中的钢琴伴奏，不仅起了陪衬旋律的作用，也是创造特定意境的主要手段。舒柏特的歌曲被称为“艺术歌曲”，但许多歌剧中淳朴的音乐语言，常常接近于民歌，他的《野玫瑰》、《鳟鱼》、《菩提树》等歌曲，后来都成为广泛流传的民歌。民歌常用的分节歌的形式也是舒柏特歌曲创作的主要形式。
李斯特是中期浪漫主义音乐派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匈牙利，他的一生对音乐突出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丰富了钢琴技巧的表现力。
他的钢琴音乐不仅有诗情画意的小品，也有宏伟、辉煌的艺术效果和具有交响性的乐曲，他使钢琴音乐获得了管弦乐队般的效果，气势宏伟，热情磅礴。二是他首创了单乐章标题交响诗体裁。一生中他写了十三首交响诗，以《前奏曲》和《塔索》最为著名，这些交响诗具有叙事性、抒情性、描写性和戏剧性的特点。此外，在李斯特的作品中鲜明的匈牙利民族特色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反映匈牙利民间生活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其中第
2、
6、
12、15首是经典之作。
理查施特劳斯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派作曲家。作为一位作曲家，施特劳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交响诗方面，他完善了交响诗的结构形式，精心创作主导动机以及专门描写人物、地点、情景的音乐片断。他的管弦乐配器方面同样显露了卓越的才能，他的作品线条思绪极尽各种乐器之性能，使他的作品中一个极平常的动机或主题也能发出最迷人的光彩。施特劳斯的歌剧创作主要受瓦格那的“乐剧”的影响，作曲技巧虽然高超，但内容比较苍白，与瓦格那的作品相比较要单薄得多。他的作品有时象一篇充满绚丽辞藻的散文，但却在复述一个空洞无聊的内容。施特劳斯是由古典创作和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综合者，莫扎特的明澈，贝多芬的动荡，勃拉姆斯的结构感，瓦格那的英雄性，李斯特的标题音乐，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他对管弦乐队的熟练把握使他的作品发出迷人的光彩，但世纪末的文化特征，也充分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即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的倾向。他的创作和瓦格那一道预示了二十世纪音乐的来临。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范文第4篇
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马克思完成的.社会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十六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撰写了一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 乌托邦 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 这一简称“乌托邦”著作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莫尔而成为社会主义的鼻祖。，“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2)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定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标志，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本质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来的。他们通过理性地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本质，认为未来社会是个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群体利益为目标，按劳动分配为根本的非个人获利模式，以是否对社会发展有利，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
2、斯大林模式的优缺点
1、积极影响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通过这种建设模式，使苏联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为后来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创立是取决于当时苏联极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可行方式，在苏联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消极影响
但是这种高度集权不仅以自由市场的不发达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且为了保全自身，而通过经济资源的绝对垄断，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来巩固自身。斯大林模式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绝对控制，也就要求空前的国家专政机关作为后盾。于是必然出现出现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与家长制作风盛行的现象，因为这些不过是巩固国家统治的方式而已。斯大林模式和民主、现代法制是完全不相容的。 苏式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区别在于，斯大林模式是在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国家作为后盾的方法来壮大资本，同时资本必须由国家实行绝对控制;社会主义国有化旨在限制和消灭资本，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关系，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逐渐由社会接管，并且这一切建立在资本关系发达并走向衰落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斯大林模式的命运。随着过度集中的体制和日益发展的市场因素的对抗性矛盾走向顶点，斯大林体制最终走向崩溃。
在空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掩盖着经济效率极低的现实，这表现在：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了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第三，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长期停滞不前。第四，经济发展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大量消耗和浪费了资源。第五，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造成国家机关内腐败滋生。所以这种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从长远看，它严重阻碍了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造成了苏联1991年解体。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并具体的表述。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是多重的，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和基本目标，但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为只有搞好经济建设，整个现代化建设才能有物质基础上的保证。另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关键。历史和现实都业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是它的经济实力。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本质特征。在现阶段，虽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可以鼓励并支持多种所有制形式，也就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4. 坚持解放思想和推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法宝。解放思想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必须立足总结党治国理政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理论成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和推进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思想上更加清醒、政治上更加坚定、作风上更加务实，才能不断推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进程。
4.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坚持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顺应世界潮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及科学内涵，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各方面的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指针。
5.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体现为目标和过程的统一。作为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同人类孜孜以求的远大理想相一致的;但作为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是分阶段的、有层次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清醒地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和逐步实现的持续过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相信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定走向新的更大辉煌。 5.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背景是苏联传统体制特别是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此以前矛盾已长期积累，达到只需一根导火线的程度。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因为“左”的路线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以致于能让右倾路线祸国一时。加之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揭露了苏联的一些丑事和不应该让百姓知道的秘密，60年代赫鲁晓夫否定揭露 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及血腥的手段，必然乌克兰大饥荒，大清洗等。使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了大麻烦，东欧小国，对苏联有看法，斯大林不再神圣，他们都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从总结经验教训和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考虑，重点应是分析苏联解体的根源，分析传统体制的弊病，相应对策，确保国家统一和繁荣昌盛。 6.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在国内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意一心谋发展;始终坚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为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实践证明，在这个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是顺应历史潮流，努力反映和代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要求和愿望的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及其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和平崛起终将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二，美国虽然是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以及无数次局部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对战争抱有不同寻常的“积极”看法并且形成了不同于欧 洲等其他世界主要大国的具有战争倾向的军工体制及其军火利益集团，但是从根本上讲，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第三，在21世纪已经呈现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正在崛起的不只是一个中国，而是一个“大国崛起群”。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一样，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新兴大国和主要地区新兴大国，基本上都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以欧洲、中国、印度为代表，21 世纪世界和平发展，已然成为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一个主要内容和突出表现。干扰、破坏、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对所有“大国崛起群”的挑战和遏制。
第四，关注生命与爱好和平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人民所突出强调的核心价值。经过20世纪最后10年的实践检验，尤其是经过2001 年“9·11”恐怖事件，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从一个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不 同的角度，重新认识到和平与生命安全的核心价值意义。
第五，中国和平崛起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位以和为最高价值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宽和处世从而创造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屡遭外来势力入侵和奴役,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弥足珍贵,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渴望和平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象征。有着"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价值取向。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更是记载了先辈们孜孜追求和平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和平崛起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成为每一个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宏伟目标。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但"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仍任重而道远。正如"阳光总在风雨后··，在前进的道路上，仍有很多的挑战等待着我们的克服。来自外部的挑战一，霸权主义的挑战。作为一个新兴的地区性大国，尤其是作为"一超多强=中的一强，"中国威胁论"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几乎相伴而生。作为传统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自然不能容忍一个新兴国家对其霸权的挑战而作为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欧洲国家，尽管"世界中心"己与欧洲渐行渐远，但其所谓的"荣耀"不容许一个曾经自己的殖民地的新兴国家跃于自己之上。
二，与邻国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若是处理不好与邻国的关系，则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将成为空话。其中尤其是历史遗留问题——边界问题更是消耗中国的大量精力。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联系
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统一。中国国情具有丰富的内容、多层的结构和独特的特点,是决定和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所展开的现实运动。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多样性、动态性,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和发展,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和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结果。因此,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一、特殊的中国国情:隐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对此,我们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性方面寻求依据,更要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方面寻找根源。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创,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种客观必然性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其一,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既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又来自于对人类文化的批判继承;它既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基本趋势,也为人们提供了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其二,普遍性,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性,对各国革命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其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其四,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终极真理,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是融科学性、普遍性、实践性与开放性为一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上述理论品质,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广泛的影响力和极强的穿透力,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本依据。
2. 特殊的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化的可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真正意义的中国化,需要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
近代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近代中国社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的五种经济形态之中的完整意义的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利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丧失、领土瓜分、国家动荡、民族危亡。因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为了寻找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先后引进了近代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掀起了洋务运动,搬来了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辨别不清和对社会性质把握不准,他们并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处于特殊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理论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生根、发芽的现实土壤。
特殊的革命对理论有特殊的要求。完成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任务,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特殊的国情下进行的革命,它不仅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大不一样,也与经济文化同样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尽相同。因此,中国革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逻辑上的纯粹推演,也不能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做法进行机械复制。特殊的中国国情,要求中国的无产阶级既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又对中国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并做出合乎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据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逻辑,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全面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前途、革命的道路等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而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是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殊国情的正确把握为前提。所以说,特殊的中国革命对理论的特别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二、多样的中国国情:蕴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涵义和实现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不是概念的推演,而是由中国国情的多样性所规定。
1. 深厚的文化传统: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
从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中国的民族化。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是中国国情中厚重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属于人类和世界。但由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在西方社会特有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人类智慧,必须演变成为具体国家和民族的智慧,才能展示它真正的智慧和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之具有中国的特性、作风和气派。
毛泽东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向。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辟者,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3]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他一方面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实事求是”传统,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方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厚的历史根基。
邓小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容。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继承者,他将传统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主张,升华为全面改革的政策;将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提升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光大为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将传统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的主张,拓展为“两个文明一起抓”;将传统的大同理想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传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与祖国统一的理论联系起来。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枝繁叶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科学发展观更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理论,它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民族化的过程。
2. 特定的历史条件: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从理论内容上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定的社会发展相结合,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在中国的具体化。
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进行的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遇到很多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不到现存的答案,它要求中国无产阶级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发展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体分析了“中国的特性”。第一,革命性质特殊,毛泽东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3]第二,革命对象和任务特殊,毛泽东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3]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3]第三,革命动力特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强大动力。毛泽东认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3] “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3]第四,革命道路特殊,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农村则是其薄弱环节;敌人的力量十分强大,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革命将是长期的斗争过程。基于上述具体分析,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成功指导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同样,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环境中,准确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3. 具体的实践环境: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化
从理论价值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化(或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转化为一整套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整套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毛泽东丰富多样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纲领,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具体实际而提出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的现实写照。
4. 复杂的社会结构: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
从理论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理解、掌握、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4],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
近现代中国社会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农业大国,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5]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推广和运用的主体就是中国农民。为了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和凝聚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中国人民,毛泽东强调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理论的实践程度取决于人民群众对理论的把握程度。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理解、掌握和运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法和具体途径。毛泽东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让人民群众掌握哲学。在毛泽东著作中,随处可见他用非常朴素的人民群众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邓小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工作,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6]所谓通俗和朴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江泽民同志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强调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理论和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7]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任务。
深厚的文化传统、特定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实践环境、复杂的社会结构,体现了中国国情的多层次性,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应用化、大众化等基本内容。
三、动态的中国国情: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什么会不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机制问题。剖析变化发展的中国国情,此类问题也可从中得到合理解答。
1. 实践主题的变迁:标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
从内部要素分析,中国国情的变化深刻体现在实践的变动之中,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实践主题的变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示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历经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围绕中国社会不同的实践主题则展开为四个具体阶段:
(1)毛泽东思想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实践主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结合,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面对“怎样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实践,围绕这一实践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改造道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邓小平理论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整体布局、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阶段。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此时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量增加,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力量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重要的实践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这一实践主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4)科学发展观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改革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实践主题,吸取人类发展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就是实践主题的转换和解答。历史事实表明,适时把握中国社会实践的主题,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才能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前行。
2. 时代主题的变换:显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形态
从外部环境分析,中国国情的变化与时代的变换相牵连,时代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时代主题的变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
时代是指人类社会依据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状况为而划分的某个时期。人类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时代特征(包括时代性质、时代主要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等)和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和时代特征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任务、内容、进程相应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呈现不同的发展形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时代主题经历了“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呈现两种理论形态。
(1)第一次历史飞跃——毛泽东思想。20世纪上半期,“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时代的发展需要回答“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这一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课题,确立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成功地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第二次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世纪下半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正如邓小平分析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6]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形成了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都是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逻辑结论:依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寻求和开拓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注: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09C49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JD710027)。■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有魅力，关键在教师。教师要在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下工夫，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 教学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引导学生开展批评活动，以客观、公正、善意的求是态度去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使学生置身于创造性的学习之中，从而激发学生创造兴趣和创造能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促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而间接地实现更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教学，应该使学生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逐渐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外化为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在教学过程中，大多数学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认为实现中国的快速发展就是要不断地用先进的生产力取代落后的生产力，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他们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他们所学的专业关系不甚密切，学好了也没有多大用处，因而并没有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上升为自己的理想信仰，对社会中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等问题的各种思潮和观点难以分辨正误。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总是以一定的理想引导人，塑造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作为中等专业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教室，首要的一点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只有信仰，才有热爱，才能真情的投入，进而感染、教育学生达到教育的目的。有些教师在讲课时，只是照本宣科应付差事，有的甚至带着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情绪，致使学生马克思主义信心不足，自然没有感染力。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正处在一个由思想上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时期，许多人都没有形成科学的理性思维，在这一思想的塑造下，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事很重要的。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所谓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首先，任何事物内部的不同部分和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其次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再次，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当代中国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里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要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的思考
1.以坚定的信念感染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科学，科学是客观的，而哲学观点常常既无法像其他专业理论那样用经验作确定的证实。当一个哲学家坚持一个观点时候，他所坚持的与其说是一种知识，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离不开信念的。这就要求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坚定的信念，以自己的满腔热情去感染学生。一种理论如果连教育者自己也感动不了，怎么可能感动学生呢？为此教育者必修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因为只要建立在科学基础理论上的信念才是真实可靠的，否则会走到宗教的歧路上去。
2.以丰富的内容去启发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优秀哲学思想的结晶。通过马哲学习，当代大学生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中阐述的哲学理念和思想精华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
意识源于物质，意识具有能动性。俗语道：“思想是行动的先锋。”有了正确的思想作旗帜，当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才能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就有理可依，有矩可循。这就要求在学习过程中勤思考，多动脑去发现其中那些不完善的细节部分，从而达到在批判中学习，在思考中成长。大学生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学会的“否定之否定”的良好思维方式对其人格的健全和思想的解放有着很大的帮助。正确的意识对人的活动具有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人的活动具有阻碍作用。而人的理想即是人的意识的一种，也可以说是一种延伸。每个人都会有意识，当然每个人也会有理想，理想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包括一些精神病患者。正确的理想在人们生活当中起到莫大的作用，小至关系到每天的生活，大至关系到人的一生。有理想的人就如同黑夜里有灯的行人，黑暗中也能够走向远方；也就如海岸上的灯塔，为海船指引方向。所以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意识，才能树立好正确的理想。
学生与学生的价值观，一如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大学生作为客观合理性的存在，决定了价值观的真实性。将辩证思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我，便在人生的矛盾与多样的心路历程撷取一段，解读自己的哲学，探寻我之为我的价值落点，为宇宙的多彩增加渺小又真实的一个像素。这就是当代大学生要积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因。
作为当代的学生，他们努力寻求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积极健康、务实进取。对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充满希望，对火热的生活充满激情，他们的人生观主流趋向积极健康、乐观进取。从他们离开父母的庇护，独自来到学校，准备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到人的价值不仅包括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也包括了个人对社会的负责和贡献。但同时，因为学生年轻，阅历浅，缺乏社会实践经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和固定，对客观世界缺乏全面深刻地认识了解和掌握。用辩证法的眼光看待，因为他们年轻，拥有着最为骄人的资本。因为年轻，有活力，视野开阔，享有更多的机会，富有创造力，能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指引下，快速完善自身。
3.要进行教学手段创新。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吸引力，就要充分利用当代高新技术，及时开拓新兴的教学手段。要努力实现从“封闭型”教学方式向“开放型”教学方式转变；从单纯“说教材”方式向“耐心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并重”的方式转变，从比较单一的教育手段向具有更多科技含量的现代教育手段转变。一方面，可以借助电脑，幻灯，多媒体课件等手段进行教学，把声音，图像，文字同时呈现在学生面前，增大信息量，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如组织学生观看《宇宙与人》这个录像片，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并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与物质，先进的意识对社会存在有促进作用，落后的起阻碍作用这个基本的哲学原理，让学生们真正懂得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正在成为青年学生接触世界，认识社会的主要渠道，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利用网络了解学生当前关心的问题和思想动态，收集与授课内容有关的背景材料和最新的理论动态，以使上课内容丰富生动。例如，当教师了解到学生很关注个人的自我价值时，上课时教师就应把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建立在满足社会和他人需要的基础上这一道理讲清楚，也让学生们从人生价值的角度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教学答疑和辅导，用电子信箱与学生交换意见，学生的作业也可通过互联网批改。
4.把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改革结合起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哲学原理课的教学目标，就是帮助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树立起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真正提高哲学原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必须首先注重把教学形式的改革与教学内容的改革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首先要求理论的准确性、系统性，要在教学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感、历史感、现实感。当然要让这些理论内容为学生乐于接受，增强教学的感染力，就必须用生动、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具备灵活的教学艺术。但要处理好理论性、科学性与生动性和趣味性的关系，要把理论性、科学性放在首位，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强化生动性和趣味性，并把生动性和趣味性作为学生较快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有效手段。但绝不能把生动性和趣味性当做目的，海阔天空地追求所谓的“课堂效果”。这需要哲学教师具备坚实的理论功底和灵活的教学艺术，只有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讲活、讲深、讲透，使学生觉得哲学的浸润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享受。
教师要改变对学生人才的评价标准，宣传和鼓励创造型学生人才，加强对创新教育和创新型人才的研究工作。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兴旺发达、整个社会的进步。而每个人从产生那天起，就是社会中的人，就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就肩负所在历史阶段的使命，现在职业院校的学生无论从年龄阶段、知识基础还是从其机遇上看，其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心该更强。因此，学生应该从对国家、民族和社会负责任的角度出发，更加珍惜自己、完善自己。同时，教师应结合形势教育，加强社会紧迫感的教育，使学生能够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并走在时代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