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经历了多次改革, 对它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尽管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英语课程进行了阐述[1,2,3,4,5,6,7,8,9,10,11], 但却鲜有文章运用课程理论分析其发展问题。Stern[12,13]对课程理论做了完整具体的阐述, 对二语教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内容主要包括课程的组成要素, 即目标与内容, 课程教学和评价
基于Stern的课程理论, 本文从目标与内容, 课程教学和评价这三个要素对近代基础教育英语课程进行对比分析, 目的在于指出基础教育英语课程的发展趋势。“了解不同时期的课程对未来课程的设计具有影响作用”[14], 因此本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当前课程和把握未来课程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2 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发展历程分析
Stern认为, 课程通常包含三大要素, 他们都直接影响语言教学。
2.1 目标与内容
课程首先要回答要学什么, 达到什么目的。Stern的多维课程包括了水平、认知、情感和迁移四个目标。“课程应该提倡目标和内容的多样化”[13:79]。水平目标包括能力, 技能和语言行为, 但并不是语言学习的唯一目标, 应该也包括认知、情感和迁移能力。认知目标既是指对目的语的知识, 文化和社会的知识。情感贯穿于语言学习的整个过程。迁移目标是对前三个目标的概括, 即通过外语学习, 获得语言学习技能, 对语言社会的洞察力以及发展对语言、文化和语言学习的积极态度。与目标相对应, 多维课程也应该包括4个主要内容, 即语言、文化、交际活动和通识语言教育。
通过对比发现, 四项基本技能和语音、语法、词汇的教学内容, 一直是英语教学中备受重视的部分, 而其他三个目标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 外语教学逐渐从单一的知识目标向培养学生语言知识技能、情感和可持续发展的多维目标发展。各个目标的内容, 除水平目标外, 在表述上也逐渐细化;认知目标还逐步包括观察、归纳和联想等技能;情感目标由语言兴趣发展为情感教育, 迁移目标也逐渐着眼于学习者的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 近代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由一维向多维, 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根据Stern的课程理论, 这两个变化都是符合课程科学发展的, 是课程发展的重要一步, 对语言教学以及对教学评价和课程计划具有重要作用。
2.2 课程教学
“怎样教”是课程的第二要素, 包括教学方法、学时、内容的挑选和安排以及教学媒介等。
通过对比发现, 近代我国在英语课程教学方法上有很大的变化。课程从对教学语言, 教学内容的顺序和教法做具体的规定, 到原则性指导, 到最后提出教学建议, 可以看出教学方法逐渐改变过去的硬性, 内容逐渐简化, 实则是充分鼓励学校和教师在遵循教学总目标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开展教学活动, 选择教学顺序与方式的自由。在内容的表述上也体现了: (1) 教学与思想的关系; (2) 语言知识和技能与交际能力的关系; (3) 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转变, 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转变也要求教学要以学生为出发点, 在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认知, 情感和迁移能力。
同时, 英语教学也逐渐借助丰富多样的教学媒介。近代英语教学经历了由教材为唯一的教学载体, 到逐渐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过程。各种现代技术与教育资源的利用, 为语言教学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资源, 也改变了学生学习的方式。
教材的选取与安排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建国后的十几年, 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教材一度是俄语课本的翻版, 内容多以文学原著为主。1978年后, 除采用我国自编的通用教材外也逐渐引进原著。1988年以后明确提出了一本多纲形式, 在选材内容选取上逐渐选取了贴近日常生活的各种题材文章。
在课程教学上, 教学方法、教材的选取与安排由硬性地要求向灵活性和自由化发展, 内容由文学题材转向日常生活题材, 教学手段由单一向多样性发展, 顺应了课程发展的一般趋势。
2.3 评价
评价是对教学是否达到目标的估评。尽管评价手段早已存在英语教学中, 但是直到1988年课程才首次出现“测试方法”, 1992年课程中专设了“考试、考查”部分, 包括笔试, 口试和听力测试。2000年课程对学生的评价采取“形成性与终结性并重的原则, 形成性评价的结果在学业中应占一定的比例, 终结性考试形式包括听力、口试和笔试;主要测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测试从无到有, 从单一上升为关注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多元评价系统, 表明了测试改革方向的新观念和新要求。
课程逐渐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能力, 加强课程内容与社会发展的联系, 教学方法更加灵活, 评价系统也逐渐转向综合评价。因此, 这三个要素的改革都体现了我国英语课程向素质教育发展的决心。
3 结语
回顾近代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的发展历程, 这一动态过程中任何环节的变革情况都对我国英语教育持续稳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课程三个要素的变化代表了基础教育英语改革的发展趋势: (1) 课程设置更加完善。课程目标与内容从单一目标向多维目标发展, 教学方法和手段向灵活性和自由化发展, 教材和内容逐渐丰富实用, 评价系统逐渐完善。 (2) 课程教学灵活性与自由性的趋势。对语言内容, 方法和手段等进行适当地取舍和调整, 更有利于做到因材施教。 (3) 课程实施设计朝着“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的趋势。由研究教学方法转向研究学习方法, 培养学生对英语的情感以及跨文化意识, 引导学生学会学习, 掌握终身教育的基本技能。 (4) 评价方式多样性, 将学生的学习结果以及认知情感态度等学习过程纳入评价, 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与自信, 注重发展的差异性、持续性, 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5) 课程个性化的趋势。设计符合中国特色的英语课程, 既立足于中国国情, 又立足于地方和学校特点, 也将成为英语课程的趋势。一本多纲及不同教学媒介的使用都是为课程的个性化而提出的。教师与学生角色的转变要求教师注意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开发潜能。
通过发现发现, 近代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在目标与内容的设定, 课程教学上的安排和评价方式三方面所做的改革, 是顺应课程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教研人员及一线教师在理解和实践的过程中, 结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及发展趋势,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现有教学课程和英语教育未来的方向。
摘要：本文以Stern的课程理论为依据, 从课程的三个基本组成要素对我国近代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发展历程进行了对比分析, 目的在于指出基础教育英语课程的改革趋势。对理解我国现行基础教育英语课程, 把握未来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内容与目标,课程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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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2篇
近代化是表示向近代文明变化、向近代文明过渡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综合变化的历史过程,不能单纯把它理解为工业化。近代化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即手工操作向机器生产的变化;二是在生产方式方面,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化;三是在政治方面,由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变化。近代化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高度的变化。近代化也叫现代化.中国近代化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两易主角和内涵。中国近代前80年近代化的主角是民族资产阶级,内涵是资本主义化;之后无产阶级跃居近代化主角,近代化的内涵也随之而变成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化、社会主义现代化.
近代化发生在封建社会后期,贯穿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机器工厂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为主要标志,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第一部分旧中国的近代化
————道路曲折
一.近代化发展历程和阶段特征
1、起步阶段(1840～1895年):担负近代化任务的主角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主要在经济领域。主要特征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
①政治上: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未将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提上议事日程。
②经济上:洋务派领导了洋务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创办近代工业。
③阶级关系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④思想文化上: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向西方学习;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培养科技人才,派人出国留学。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就此开启。
⑤军事领域: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
⑥外交领域:1861年总理衙门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外交由传统的理藩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
2、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年):担负近代化任务的主角是资产阶级,近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展开。主要特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探索近代化的层次由浅入深——学习西方由“器物”递进到“制度”。
①政治上: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有了重大突破。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想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 从北洋军阀的统治来看,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遇到了逆流; 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来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工农运动,进行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近代化的新纪元。
②经济上: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发展。它分为两个时期:一是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二是辛亥革命后和一战期间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的春天。
③思想文化上:维新思想与顽固派的论战、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新文化运动等,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
3、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几乎陷入绝境。
①经济上,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实行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了经济领域近代化进程,但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垄断,又使民族工业的发展日益萎缩。抗战期间,原有的工业在日本侵略下遭到严重摧残。抗战胜利后,美国垄断资本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结合,又把中国近代化事业推人绝境。
②政治上,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对共产党、工农群众的屠杀影响了民主制度的正常发展;实行保甲制度和特务统治;制定“伪宪法”确认以蒋介石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二.中国各阶级阶层探索近代化的活动
(一)地主阶级御辱图强活动
1.抵抗派(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御辱图强,学习西方——洋务思想萌芽。
2.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近代军事民用工业,以求“自强”、“求富”,筹划海防,培养人才。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第一步。
(二)农民阶级——救国救民的民主运动
1.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天国运动。前期:将从西方学来的拜上帝教与《天朝田亩制度》结合,试图武装推翻清政府,建立农民阶级的理想王国。后期:提出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赋予新时代特征和意义,但均未实现。
2.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提出具有朴素爱国情感的“扶清灭洋”口号——对中外反动势力限于感性认识,拒绝西方近代文明,注定了失败结局。
农民运动的历史启示:
1.充分表现了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2.平均主义和盲目排外的极端性又充分表现了农民阶级保守与落后性——小生产者自身局限性。
3.农民阶级不能担当起反封建反侵略的领导重任。
(三)民族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活动
1.早期维新派——脱胎于洋务派。主张:否定单纯继承洋务派主张——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奠定了康梁维新思想的基础。
2、康梁维新派。 主张: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同儒学思想结合形成较系统的维新理论——挽救民族危机,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提倡西学——以日本为师,超越洋务派“中体西用”。实践: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改良道路行不通,民主政治的近代化理想未实现。
3、资产阶级革命派。 主张: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国情结合提出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武装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美国为师,超越维新派“改良以君主立宪政治”的近代化探索。实践: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法令、措施,但未改变中国社会性质,民主共和的近代化理想破灭。
4、实业救国派(“南张北周”为代表)。主张:在辛亥革命鼓舞下,主张创办实业以振兴民族经济,抵御外国列强入侵而强国。实践:一战期间掀起创办实业高潮,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的“春天”。 结果:民族工业未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未实现国家富强。
5、激进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前期)。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矛头直接指向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实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以美法为师。动摇了儒学正统地位,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但因脱离群众,无法实现。
6、民主党派和中间人士的第三条道路(解放战争时期)。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不赞成中共主张,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果:实践证明走不通,最后转向中共共同反蒋建立新中国
资产阶级探索规律与认识
(1)民族资产阶级克服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取得反帝反封建的一定的成果,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
(2)因其软弱妥协的局限性,未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其政治目标——民族独立与政治民主化不能实现,近代化也就难以实现。
(3)民族资产阶级不能胜任民主革命领导,但因其革命性决定了它是民主革命的团结对象。
三.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因素
(一)先天的不利条件:
1. 资金准备不足,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缺乏资金储备。
2. 技术准备不足,只有手工技术,缺乏机械化操作技术。
3. 人才准备不足,只有经济型的人才,缺乏通晓国际现代化大势和能经营管理大机器生产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
4. 思想准备不足,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重陆轻海、重义轻利等观念,都是发展近代工业的思想障碍。
(二)面临三大政治障碍:
1.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依据不平等条约进行军事、经济、政治侵略,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帝国主义还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使中国资本主义始终得不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
2.封建专制统治的阻碍:中国封建专制统治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的政治制度特别完善,封建的意识形态特别顽强。落后的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当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清朝统治者并没有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清醒过来,反而愚昧无知,不思进取。
3.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在中国资本中,官僚资本占有压倒优势,民族工业无力与之抗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日、美等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的摧残、压迫下,日益萎缩。
(三)缺乏正确的道路、科学的决策和安定的环境。
1.从道路上来看,欧美各国的工业化一般是从轻工业开始,而后延伸到重工业。在工业化的同时,农业都有一个相应的较大变化,给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中国的近代化在从重工业领域中开始后,农业始终没有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拖了工业化的后腿。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工业化开始之前,资产阶级都通过政治革命掌握了统治权,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中国的民主革命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最终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
2.从决策上来看,历届统治者都没有把知识结构的变革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致使中国在长时期内一直是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国家。缺乏现代知识的推动,使中国的近代化一直为缺少人才、技术而困扰。由于历届政府都代表了反动落后的阶级,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可能从发展生产力的主观愿望出发来制定内外政策,因而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近代化的正常进行。
3.从环境上来看,战争和革命不断,使中国政局(社会环境)长期动荡。
(四)推动因素:
1.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带来先进技术、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加速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冲击旧制度和旧观念。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2.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不断探索救国道路。统治者为维护统治,也进行部分改革,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化。
3.中国近代化起步于两次工业革命之交,为较快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四.中国近代化的特点
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总特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与欧美各国的近代化相比,它具有非常明显的具体特征:
(一) 近代化不仅受到内部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强抵制,还不断遭到外部资本主义列强的排斥和摧残,发展缓慢,历经曲折。
(二) 近代化一开始是由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领导的,官僚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化启动时期曾扮演过微妙的角色,资产阶级则始终没有真正掌握过近代化的领导权。
(三) 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它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因此,它不是以民间自发创办近代企业为先导,通过自由竞争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主要依靠政权的力量,以官办军事工业为起点,从军需到民用,从国营到民营,从重工业到轻工业。
(四) 发展畸形。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石油等工业尤为微弱;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
五.中国近代化的启示
(一)中国近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不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要想实现近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后,中国的近代化才迎来新纪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取得民族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实现近代化是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和取得民族独立的最终目的。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近代化就无法实现。
(二)从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也正是对外开放,使中国得以吸收和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使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动近代化的首要条件。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与发展过程,充满着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斗争,每一次斗争都是对封建思想的批判,都使价值观念得到逐渐更新。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顽固地阻碍着中国近代化的前进。清除它的影响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
(四)知识结构的变革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终极源泉。其中,科技和教育水平是衡量知识结构变革程度的基本内容。欧美等国的近代化过程贯穿着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而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一开始就宣布要“求知识于世界”,确立教育作为立国之本的国策。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为日本的现代化源源不断地输送强大的动力。而在中国,直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制,开始建立新式的教育体制。新中国建立前,知识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它仍然是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和现代知识隔膜的国家。由此可见,国家要富强,经济要发展,首先是教育要先行。科教兴国是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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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3篇
摘要：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是英国著名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近代自然科学教育运动的倡导者。著名教育学家杜威称他为“教育史上的一座纪念碑”。其快乐教育理念像一阵春风为教育带来新的生命力，对后世影响深远。并对家庭教育提出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提高家长教育素养、采用合理的教养方式、尊重理解儿童等建议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家庭教育
一、 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概述
十八、十九世纪是近代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斯宾塞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科学教育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他抨击当时英国教育中的古典主义、经院主义，不遗余力，大力提倡实科教育并非常强调实用、自主和兴趣等教学原则。[1]他提出“快乐教育”的理念，认为 “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应当是快乐的”。斯宾塞反对传统教育中的强迫和灌输学习，主张帮助儿童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尊重儿童兴趣爱好，并采用鼓励等方式，引导儿童探索知识，寓教于乐，寓教于“做”，把快乐融入教育过程中。此外，斯宾塞十分注重对儿童的家庭教育，强调家长教养素质的提高。在他看来，对儿童的教育过程本身也是父母不断进步的过程，家长应当像学习工作技能一样认真学习教养子女的知识。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一）快乐的教育胜过一切教育
斯宾塞主张以轻松愉快的手段对儿童进行教育，他认为“孩子在快乐时，学习任何东西都比较容易；相反，在情绪低落、精神紧张的状态下，他的信心会减弱，这时即使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也不会有任何办法。许多被认为没有天赋、天生比其他孩子差的孩子，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教育者的方法不得当而已”。[2]快乐教育理念下，家长充当着引导者的角色，为儿童提供学习的环境和条件，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引导儿童独立探索和推理，摒弃灌输和强迫学习的方式，为儿童营造宽松和谐充满童趣的教育环境。
（二）父母是世上最重要的老师
古今中外很多教育学家都强调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斯宾塞对此用了一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对于孩子的教育，学校好比是白天，而家庭就是夜晚。不要忘记，夜晚会发生很多看不见的变化。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种子总是在夜晚发芽，人总是在夜晚长高的啊”。[3]学校教育以传授系统的知识技能为主，教育过程直观、目标明确、系统全面，有比较科学的评价标准；家庭教育的内容则涉及儿童发展的方方面面，涵盖了儿童一生的所需——例如行为习惯的养成、性格的形成等等，并渗透于日常生活中——家长的一个眼神，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会对儿童产生影响。另外，我们很难像在学校一样用某个客观的标准评价儿童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的成效。家庭教育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特点，使它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也正是这种“渗透”对儿童的影响更为深刻。
（三）多样化的教育内容
作为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科学教育改革运动的领导人，斯宾塞认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他提出的教育着眼于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既有智力和学习潜能的培养，也兼顾儿童习惯和能力的养成以及健康心理、品德等的塑造。
培养儿童的观察力是发展儿童智力和学习能力的先决条件，观察是儿童探索和获取知识的基础。培养孩子的多种能力，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权利，“自尊是什么？就是对自我的认同、肯定，为自己灵巧的手指欣喜，为自己表达情感和思想的语言而高兴，为身体跳跃的能力而自豪……正是这种自我认同，使一个人不甘落后，积极求知”。[4]不扼杀孩子的天赋和权利，才能培养出孩子的能力。培养儿童的多种能力，是家长送给孩子的一笔巨大财富，它们给孩子无穷的可能性，给孩子更有力的臂膀去迎接未来的生活。如果把人生比作一艘航行的巨轮，知识和能力好比是船身，那么积极的情感和高尚的品德就是巨轮的动力系统。没有了动力，也许船能够继续航行，但是走得不远不快，只有拥有了乐观的情感和高尚的品德，人生的巨轮才能破浪前行，所向披靡。
二、 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一）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它是教育观的依据，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儿童教育观。[5]正确认识儿童是进行家庭教育的基础。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很小，错误的习惯和行为不需要纠正，长大了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家长认为跟孩子讲道理没用，只有训斥和惩罚才能起作用；更有甚者，认为孩子只是家长的附庸，任凭父母随心所欲。这些错误观点指导下的家庭教育极大地危害了儿童的健康发展。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把儿童看成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发展潜能的、具有个体差异和个性特点并具有主体性的人。[6]
（二）理解、尊重幼儿
每个阶段的幼儿有其独特的年龄特征，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不一样，面对孩子的问题，不能一味的指责，要理解并尊重儿童的心理特征，尊重儿童的人格，尊重孩子的意愿，不将父母的意愿强加给孩子。相信儿童的发展潜力和天赋，根据儿童的具体特点因材施教，杜绝非打即骂的教育方式，更不能忽视对孩子的教育，要多鼓励、多引导，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在无忧无虑、充满关爱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三）重视家庭教育，提高家长教育素养
家庭教育具有启蒙性，对儿童良好习惯的养成、性格的形成、社会性的发展等等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儿童的影响会伴随其一生。现实中，许多家长缺少完备的知识、充足的准备，也很少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而以经验和情感支配着自己的教育方式。好的家庭教育需要家长深入了解孩子，并保持极大的耐心和信心。家长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素养，才能科学的教育孩子。
1、提高家长的理论素养
理论素养主要指关于教养孩子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例如：儿童的敏感期、每个年龄段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征、如何和儿童沟通等。正如斯宾塞所说“很难想象，一个商人不懂得运算和簿记的后果会怎么样；一个人没有学习过解剖学，就开业进行外科手术的后果又会怎么样。也很难想象，一个对孩子身体、道德、心智方面了解甚少的父母，如何去指导孩子”。[7]家长可以通过阅读教育类书籍、参加家长课堂或听教育讲座的方式，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以此作为指导。
2、完善家长的心理素养
家长要有耐心和信心。教育孩子需要整个家庭付出长时间的努力，教育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许孩子达不到家长预期的水平，也许孩子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也许家长会充满了挫败感……这些都需要家长有积极的心态来应对家庭教育中的种种困难和不易。在遇到问题时多一些冷静思考，少一些冲动；多一些沟通交流，少一些独断专行；多一些鼓励支持，少一些责备惩罚。
（四）采用合理的教育方式
同学校教育一样，在家庭教育中也需要充分发挥儿童的主体作用。多为儿童提供探索知识的工具和条件，对于儿童遇到的困难和疑惑，家长可以引导儿童继续思考，或带着儿童一起查阅资料解答问题，既能让孩子体会到学习的成就感，又能调动起孩子探索知识的乐趣，还可以增进父母和孩子的情感。以斯宾塞的家庭教具为例。为了训练小斯宾塞的记忆力、描述能力、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能力，他制作了“地图纸”，每去一个地方，斯宾塞都会请小斯宾塞把所走的路线和一路上的事物、见闻记录下来画成地图详细标注，并不断完善。他认为，地图和词汇同样具有描述功能，但地图更直观形象更符合儿童认知发展。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家庭中良好的学习氛围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营造。父母不妨每天阅读书籍，陪伴孩子一起学习，潜移默化的创造出看书学习的家庭传统，让孩子不再产生“学习是任务”的心理，而把学习作为一种乐趣和生活必需。
经常与孩子沟通，一方面可以增进父母与孩子间的感情，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另一方面有助于家长走进孩子内心，了解孩子的心理。亲子间的交流应当是平等轻松的，家长和孩子间可以分享彼此的情感、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家长遇到困难也可适当的向孩子寻求帮助和解答。对于教育的问题，家长试着听听孩子的想法，双方共同探讨出一种合适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也意识到学习和生活都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事，增加孩子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三、结语
对于孩子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学校单方面的责任和义务，需要父母和老师、社会和家庭持之以恒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的作用更为深远。在学校教育不断完善的今天，对于家长教育意识的提高和教育素养的提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这样一种场景：家庭科学地担负起了应尽的教育职责，学校、社会和家庭真正实现了教育合力。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作者单位：1. 西华师范大学；2. 日本文理大学）
参考文献：
[1]张焕庭.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赫伯特·斯宾塞，云晓，编译.斯宾塞快乐教育全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5）.
[3]赫伯特·斯宾塞，云晓，编译.斯宾塞快乐教育全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5）.
[4]赫伯特·斯宾塞，云晓，编译.斯宾塞快乐教育全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5）.
[5]丁连信，主编.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
[6]丁连信，主编.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
[7]晨曦.家庭教子经典—斯宾塞教育法[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8）.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4篇
专业：测控技术 班级：测控09-1 任课教师：卢诚 姓名：CHNlyt 学号：090340101YT 成 绩：
近代中国人民的救国探索路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的近代，从治经由乱再到治，这是经历了一个周期的过程，也即所谓“始衷终”的发展变化。中国的近代，又是一个急剧变化加速发展的过程，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即所谓“亘古未有之巨变”。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
1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溃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可是，最终因清政府统治者的腐败和自大、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草草地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改革。
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中国人开始为中华民族的安危奔波。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农民阶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最终，农民阶级探求救国之路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扼杀下以失败收场。
太平天国运动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
地主阶级洋务派
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
由于外国重重阻挠，加上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内部力量的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
2
洋务运动是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 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改良维新思想的产生。他们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
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
3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
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资产阶级激进派
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
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 4
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
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进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取得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接下来，中共创建了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中国工农红军还胜利地完成了2.5万里长征。
同时，日本加紧了侵华步伐，造成中华民族严重危机，在中共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而胜利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在中共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展开了历时八年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 5
反动力量进行大决战，结束了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语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5篇
专业：测控技术 班级：测控09-1 任课教师：卢诚 姓名：CHNlyt 学号：090340101YT 成 绩：
近代中国人民的救国探索路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的近代，从治经由乱再到治，这是经历了一个周期的过程，也即所谓“始衷终”的发展变化。中国的近代，又是一个急剧变化加速发展的过程，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即所谓“亘古未有之巨变”。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
1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溃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可是，最终因清政府统治者的腐败和自大、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草草地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改革。
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中国人开始为中华民族的安危奔波。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农民阶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最终，农民阶级探求救国之路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扼杀下以失败收场。
太平天国运动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
地主阶级洋务派
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
由于外国重重阻挠，加上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内部力量的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
2
洋务运动是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 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改良维新思想的产生。他们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
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
3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
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资产阶级激进派
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
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 4
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
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进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取得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接下来，中共创建了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中国工农红军还胜利地完成了2.5万里长征。
同时，日本加紧了侵华步伐，造成中华民族严重危机，在中共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而胜利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在中共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展开了历时八年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 5
反动力量进行大决战，结束了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语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6篇
中国近代企业是指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人所办的机械化工业企业,也包括航运、金融商贸等近代非工业企业。清朝末期,中国近代工商业开始萌芽。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腐败愚昧的清皇朝统治下的中国均遭惨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挺身而出,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纷纷兴办近代实业,使我国开始迈出了现代化步伐。
那些近代工商企业的创办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在职官员,二是知识精英,三是贫民百姓。
在职官员主要是晚清时期的洋务派官僚。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实业救国”的提倡者和支持者,并借助手中的实权,积极推行他们的主张。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就开始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练兵制器”以“自强”;19世纪70年代又开始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其规模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洋务派的主力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清朝地方大员。其门生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个主要策划者,左宗棠、沈葆桢等封疆大吏也是积极督办者。但他们均非直接从事创业,只有张之洞、盛宣怀、彭英甲等官员亲自创办了一批实业。协助他们具体筹办经营企业的有唐廷枢、徐润、经元善、郑观应等一批实业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民国的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提倡发展实业,也有一批在职官员兴办实业而成为实业家。如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以及万福华等。
知识精英主要是科举人才和留学人士,也包括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买办,还有自学成才者。典型代表就是状元张謇、陆润庠,留日学生范旭东、周作民,留美学生穆藕初、陈光甫,受过高等教育的买办刘鸿生、朱志尧、刘歆生,以及自学成才的朱葆三、卢作孚等。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又有知识和才干,眼界开阔,深切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特别赞同“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并身体力行,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实业。他们中许多人本可以轻松地进入仕途,但为救国救民,甘愿走艰辛的创业之旅。因志存高远而能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是近代企业家阶层中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的民族精英。他们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有更高的目标——实业救国。因为其业绩卓著而为政府所器重,事业有成后不少被委以发展实业的重任。
贫民百姓是指一些出身贫寒、上不起学,早早出外谋生,从学徒干起,积累一定资本后进行创业,成为实业家。这一类创业者数量最多,以荣氏兄弟为代表,乐松生、叶澄衷、夏瑞芳、武百祥、项松茂、陈万运等均属此类。他们创业开始主要是为了改变贫困状况,故以谋利为主。但事业有成后不忘回报社会、恩泽乡里,大多做了不少善事。其中也包括许多回国创业的华侨,主要是东南亚的侨商,如简氏兄弟和郭氏兄弟。他们当初也是一介贫民,为了谋生到海外打拼,创业致富后才回国发展的。
这些创业者,都是中华英才,民族精英。他们开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新时代,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所创的实业涵盖了各个领域。就地域分布来看,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沿江沿海各城市,都有许多创业成功的实业家。南方以江浙、广东、福建为多,北方以京津地区为主。创业地点则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以及天津、青岛等地,尤以长江下游沿线水陆交通发达之地为多。
现在这些创业者均已离世多年,他们所创的实业也大都烟消云散,即使存在的也昨是今非了。在我们重提振兴中华的今天,有必要追思清和民国时期这些致力于实业救国的仁人志士,回顾他们的爱国情怀、创业精神、经营之道和管理诀窍,汲取正能量,并在实践中加以借鉴,以加快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
从晚清开始,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所创的实业涵盖了各个领域。其中主要是工矿企业,即工业企业和采矿企业。工业企业包括钢铁、军工、机械、造船、化工、水泥、电力、纺织(包括棉纺、毛纺、丝织)、玻璃、烟草、火柴、制药、面粉、酿酒等行业。这一类实业最多。矿业以煤矿开采业为主,也有铜、锡、金等各种有色金属矿开采和石油开采业,还有盐业开采;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包括铁路、公路和航运业等。还有金融业,包括钱庄、银行、保险等;邮电业,包括电报、电话、邮政等;还有自来水、印刷出版、宾馆餐饮和商贸百货等行业。除工矿企业外其他都是现在所称的第三产业。这里先介绍四个官办企业,即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和上海织布机器厂。它们都是晚清洋务派官僚兴办的中国近代企业代表,而且都是“中国第一”。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江南造船厂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创建于1865年(清同治四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也是近代最早的一个集军事工业、科技研究和造船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工业企业。150年来,江南造船厂创造了近百个“中国第一”,被称为“中国第一厂”,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饱经历史沧桑,经久不衰,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史,是中国民族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缩影。
东亚最大兵工厂
同治四年(1865年),奉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江海关道丁日昌以6万两白银买下了位于上海虹口地区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的全部设备和库存材料及工具。以此为基础,又并入了上海的2个洋炮局,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从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镇,进入了第一个兴旺发展期: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车床,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推进的军舰“惠吉”号和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研制了中国第一支步枪、第一门钢炮、第一磅无烟火药,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制造局已发展为中国乃至东亚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制造厂,也是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
全局先后建立机器厂、枪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13个厂和1个工程处以及各种配套用房,并建有泥船坞1座,共占地70余亩(4.3万平方米),拥有大小机床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汽炉31台,总马力6316匹。在设备和规模上已具有近代工业的雏型。光绪十七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占地面积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工人由建局初的200多人,增至2900多人,加上管理人员,共约3600余人。到19世纪末,江南制造局一年可以制造子弹9万发,地雷200枚,枪支2000支。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
除了机械制造之外,局还另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以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不仅造就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中国近代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专家,而且成为全面介绍、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对中国早期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868~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以军事科技为主,也涉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其所译书籍的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起了很好的作用。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最高领导是督办,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均曾担任过,晚清主要由李鸿章担任。督办以下为行政主管,早期由李鸿章选任,并由上海道台加以兼督。机械管理方面则聘请西方人负责,如早期的首席工程师霍斯为美国人。操作工均为中国人,因有专业技能,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技术工人。
但是,制造局总体上是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官僚作风,效率低下,贪污成灾,因而制造成本高,产品质量差。每支步枪的成本高达白银17.4两,而外国同类产品仅为10两左右。成本高于直接购买,而且性能不佳,淮军士兵都不愿用。造船的整体生产成本及燃料耗都高,自造一艘船的费用大约可以买两艘英国船。制造局创办的第六年,开始量产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只造了不到五千支,不但造价是进口价的近两倍,而且质量还远不如进口货。李鸿章从国防大计出发,拒用这种步枪列装淮军,而继续进口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19世纪70年代初,制造局只有40个官员管理;到70年代末,就变成80个官员。大家吃回扣贪污成风,连聘用的洋人也入乡随俗吃起回扣来了。李鸿章痛心疾首,专门出台规定,严格报账制度,也无济于事。说明国有企业的体制存在天生的缺陷,尽管最高领导亲自抓也难于管好。何况委托代理?
局坞分家专造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决定局坞分家,把船坞部分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制造局,民国6年改称上海兵工厂,直至1937年停办。
局坞分开时江南船坞的主要固定资产有:全坞地基约60亩;长325英尺的泥船坞1座;机厂、锅炉厂、炮弹厂(后改为机器厂)、打铜厂、翻砂厂、水雷厂各1所,内有大量机器设备及房屋;还有中西式住房14所;另有挖泥船2艘,运泥驳船3艘,小型轮船1艘。按当时价格估计,资产总值约为规银77.3万两。局坞分家后,将泥船坞改建为木质干船坞,并拓长加宽,加深,能适应4000~5000吨船舶进坞修理。民国5年(1916年),进一步拓长坞身,使其总长达556英尺,深20英尺,能容纳万吨以上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坞之一。
船坞分出后,“仿照商坞办法,扫除官场旧习”,采用商务化的经营方针,生产业务大有起色。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而且所造舰船“船式美观,工程坚实”。其中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的“江华”号长江客货轮,船长330英尺,宽47英尺,排水量4130吨,被当时航运界评为“中国所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艘轮船”。在修船方面,业务甚广。1905年至1911年,共修理大小舰船524艘,年均修船105艘。由于经营业务扩大,利润猛增。提前还清了局坞分家时借用江安粮道的库银20万两开办费。这一时期的技术力量也不断增强,局坞分家时,固定工人约60~70人,至宣统三年已增至1000余人。
黄金岁月大发展
1912年,北洋政府把江南船坞划归海军部直接管辖,改称江南造船所,仍采取商务化经营方针。由此开启了江南造船厂随后25年又一个黄金岁月。造船业务逐渐赶上和超过当时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在宣统2年至民国6年间,耶松船厂共造船82艘,总吨位42700吨;同一时期间江南造船所共造船208艘,总吨位38846吨,已相差不多。民国7年,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总吨位增到60373吨,大大超过耶松船厂,居上海造船工业之首。1920年,江南造船所为美国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运输舰“官府”号下水,打破了“中国不能造大船”的说法。连同“官府”号,江南造船所为美国一共制造了4艘万吨级远洋运输舰,震惊世界造船业。被当时传媒评为“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这笔大订单,使江南造船所当年的营业额高达1800万银元,年盈余200万元,改变了以往负债经营的格局。江南造船所达到全盛时期。文革中江南厂造了一艘东风号万吨轮,“四人帮”大肆宣传,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造出万吨轮了,而且一下造了四艘。只不过非自用,而是为美国造的出口货。
1927年(民国16年)后,江南造船所由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管理,委派南洋海军学堂毕业的马德骥任所长。他曾到英国、美国学习过舰船制造,了解西方的管理方法,因而既懂技术又会管理。担任所长后他大量起用本国技术人才,积极推行欧美管理模式,改变了过去由洋人独揽大权的局面。同时,十分注重技术力量的培养。从1927年到1937年间,举办艺徒训练班,招生千人以上,成为技术工人的主要来源,不少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1930年冬,海军轮电工作所并入江南造船所;次年1月,又并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局(今马尾造船厂)的飞机制造处,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造船所按购买的日产轻巡洋舰“宁海”号,仿造出性能相近的“宁海-2”号和姐妹舰“平海”号轻巡洋舰。“平海”号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在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是最先进的,担当第一舰队旗舰的使命。在淞沪保卫战中英勇杀敌,接连击落日机九架后,被炸受重创,于1937年8月23日晚间,搁沉于十二圩浅滩。当时“平海”号在钢板连接中已经使用了新兴的电焊技术,采用铆钉与电焊结合的混合式连接法,这在当时的造船工艺中,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此外,还制造了“江鹤”、“江凤”等水上教练机和侦察机5架。这个时期的海军舰艇修理业务相当频繁,民国17~22年的6年间,共修理海军舰艇271艘次,平均每年45艘次,比前六年增加近四倍。1930年后,江南造船所开建第三座船坞,至1936年全部落成。新坞能容纳2万吨级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坞。
日寇侵占遭苦难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军侵占,陷入了长达8年的苦难深渊。1938年1月,造船所由日本海军接管,改名为“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3月,又委托日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管理,更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仍受日本海军实际控制。日军基于侵略需要,对江南造船所进行大规模的扩张,把相邻的原上海兵工厂的场地全部划入江南造船所,又把南市的3家民营船厂的机器设备拆迁到江南造船所,改陆家嘴的民营鸿翔兴船厂为江南造船厂浦东工场,从事修船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把英商的英联船厂划到江南造船所,建立淑浦船坞和杨树浦工场。至此,日军占领下的江南造船所,已经拥有四处场地。日占8年间,侵华日军以此修理舰船一万多艘,建造各类船舶100多艘,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为其侵略战争效劳。
战后发展成一流
抗战胜利后,江南造船所由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收。1946年2月,马德骥重新担任造船所所长。他积极推广焊接造船新技术,同年为民生实业公司建造了中国第一艘全电焊结构的“民铎”号,开创了由铆钉造船走向焊接造船的历史性转变。至1949年5月解放前,共建造各种船舶34艘,总排水量9557吨,平均每年造船10艘。所属工厂进行了局部扩建,至民国36年底,共新开设了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第二发电厂及汽车修理厂等5个厂,并增添了一批设备。但由于连年战乱的践踏,始终未能恢复以往的生气。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江南造船所由市军管会接管,1953年改名为江南造船厂。从此开始了新的辉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自行研制建造了国产万吨轮“东风”号……十年“文革”动乱期间,仍建造了几十艘多种类型的船舶,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代航天测量船“远望1”、“远望2”号和首艘大型远洋调查船“向洋红10”号等,圆满完成了周总理亲自圈定的“718”工程“三型五船”的建造和部分设计任务。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江南造船厂率先跨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发挥了中国船舶出口主力军作用。1996年企业改制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中国造船(集团)公司。2008年6月,独立建制,入驻长江口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的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该基地占地约580万平方米,岸线长度约3800米,民用船舶年造船能力450万吨,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生产品种最为广泛的现代化造船基地。进入新世纪,江南造船以崭新的姿态,继续弘扬“爱国奉献、求实创新、自强不息、打造一流”江南精神,立志实现“中国第一军工造船企业”的宏伟目标,现已建成包括建造航母在内的产品覆盖最全的海军舰船总装基地。
江南厂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爱国史,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励志复兴的奋斗精神。几代江南人创造的“江南精神”,是江南造船厂一个半世纪屹立不倒的基石,是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也是炎黄子孙共同的骄傲。
点评:一个150年历史的造船企业,虽经风云变幻而能历久弥新,其奥妙就在于始终追随世界先进水平,不断创新。相信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寻找智慧的江南造船将会走得更远、更好!
中国第一家近代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清末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于1872年12月,奏请同治帝获准而办的。开始委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1873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在中国洋务运动所办的众多实业中,这是至今仍保留原字号的惟一企业。它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阶段,至今已有140多年历史,为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竞争中发展
招商局一成立,便与外轮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结成一伙,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结果美国旗昌公司反遭破产,1877年,其所有产业,包括船只、码头和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均被招商局收购,遂成为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这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签订“齐价合同”,议定统一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一折中方案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
在李鸿章的保护下,招商局除了有漕粮专利生意外,还得到政府的贷款,兴建码头货栈所需的土地,而且所承运的货品还免征厘金,因而业务逐步兴盛,先后开通了多条远洋航线。1873年1月,公司507吨“伊敦”号货轮由上海装货首航香港,打通了中国沿海南北航线。1873年8月,“伊敦”轮首航日本的神户、长崎。这是中国商轮第一次在国际航线上航行。1879年10月,“和众”轮首航檀香山,次年开航北美,到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成为中国航海史上一大壮举。1881年10月,“美富”轮装载茶叶首航英国。显示了中国航运业纵横欧美的远大抱负,成为中国民族航运业的象征。
招商局在运营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如第一个发起组建保险招商局,为中国人自办保险业之始;从总局至虹口码头架设中国人第一条专用电话线。1887年在上海开始试办中国近代第一家保税仓栈;1896年11月,投资创设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还投资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其中著名的有: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等等。此外,又投资创设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并附设航海专科学校,为公司培养人才。
经过40年的发展,招商局从成立时只有轮船6艘,主要从事客运和漕运等运输业务,后不断拓展,扩大至航运、银行、保险、实业等多个领域,先后在天津、汉口、长崎、香港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设19个分局,资本达420余万两,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也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成功在于管理
轮船招商局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有李鸿章的顶力支持和庇护外,还在于有规范的管理。在创办过程中,无论在集资、组织经营管理、盈利以及分配方式等方面,招商局都具备了近代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在集资方式上,采用入股形式,即把资本分为若干股份面向社会招股集资;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规定局务的具体管理和实施者是商总和商董阶层;在赢利分配方面,实行按股付息分红,股票持有者凭证取息。这与原始的合伙经营有本质的区别。其股票是唯一的取息凭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抽回性,可以自由转让。还有比较健全的管理制度。开办之初的根本制度是由招商局第二任总办唐廷枢起草,并经李鸿章核定的《轮船招商章程》,包括机构、管理、财务、漕运、保险、轮运等方面,规定了招商局的管理体制和营业方向。盛宣怀接任后又颁布了《用人章程》、《理财章程》各十条,正式确立官督商办体制。这些都已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组织上也比较规范,有股东们选出的经营管理机构——董事会。1909年3月,招商局在上海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732人,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9月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推举盛宣怀为主席。
但在1909年成立董事会之前,李鸿章有委任轮船招商局董事的权力。最初委派朱氏兄弟为总办,由于朱其昂不善经营,亏损严重而被迫辞职。1873年7月,又委派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并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总局。后唐廷枢调任,由盛宣怀接任。由受任者与作为主要股东的商人一起管理公司。股东只能极少量地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1912年3月,招商局第二次股东常委会决定,将招商局更名为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从此进入完全商办时期。
世事变迁动荡多
辛亥革命后,招商局继续运行,并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1927年4月底,国民政府对招商局进行了全面清查整理。次年8月招商局以收归国营为原则,而以官商合办为过渡。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招商局收归国营,更名为国营招商局。
抗战开始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招商局先后三次奉令以“新铭”等11艘轮船和多条趸船分别在江阴、上海十里铺、江苏龙潭、马当沉船御敌。同时将六大江轮撤进川江。1943年4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令招商局在重庆恢复总局。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交通部令招商局等航运企业成立接收敌产委员会,恢复江海各埠分局办事处。10月招商局总局正式迁沪办公。1947年,招商局创立75周年时,共拥有船舶246艘,计25.7万吨,约占全国船舶总吨位的40%,仍为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
1948年10月1日,轮船招商局完成股份化改造,改制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刘鸿生任董事长,徐学禹任总经理。12月招商局产业部奉命派人赴台筹备迁台事宜。1949年3月26日,国民党当局对招商局全面实行军管。4月30日董事会决定在台湾成立招商局总管理处,准备将招商局迁台。但未及迁移,5月27日,上海即告解放,招商局遂回到人民手中,从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香港分局成主角
1950年1月15日,招商局香港分局全体员工和留港的13艘海轮共600余人正式宣告起义,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下属企业。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招商局归总公司领导,但为免法律纠纷,仍沿用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这一决定使“招商局”这个字号得以流传至今。以后隶属关系几经变动。198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组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次年在国家工商局正式注册,成为独立法人企业。1999年改由中央直接管理,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在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仍保留原“招商局”字号、延续招商局业务,但已非原来的招商局架构。
香港招商局从1956年开始恢复业务以来,由于一直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并享受国家诸多优惠政策,经营范围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骄人业绩。1979年在深圳蛇口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享誉海内外。以后又投资建设了漳州开发区。1986年收购了香港友联银行,成为中国首家拥有银行的非金融性企业。1987年创办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由企业合股兴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2002年7月,集团已将所持平安保险的13.544%股权悉数售出。1988年8月,投资1亿港元,建成香港第一家、也是最大的全空调无柱式米仓。1992年,招商局国际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开创了中资企业在港上市的先河,获374倍超额认购,首日升幅超过200%,创香港股市历史最高记录。
进入新世纪以来,招商局屡创辉煌。2001~2003年三年间重整了一个招商局,2004-2006年,又用三年时间再造了一个招商局。现有交通运输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经营与服务,金融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三大核心业务,是中国最大以至世界领先的公共港口运营商,共投资参股20个港口、128个集装箱泊位,年集装箱吞吐量量逾5,700万标准箱,约占中国大陆市场32%。又是全国综合运营能力最强、资源配套最完善、品牌价值最高的第三方物流商之一。公司总部现设于香港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
点评:成功创办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功不可没,唐廷枢、盛宣怀管理有方;历经140多年岁月动荡,世事变迁,而能不断发展壮大,有赖于内部管理和改革开放的宏观环境。
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现代通讯企业——中国电报总局
电报是最早出现的一种远距离即时通信方式。它是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到了1909年,无线电报已经成了全球性的事业。电报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通信联络,因而在工业、贸易、交通运输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于1871年,由英国、俄罗斯、丹麦敷设香港至上海、长崎至上海的水线,全长2237海里。是年4月,它们违反清政府不得登陆的规定,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出面,秘密从海上将海缆引出,沿扬子江、黄浦江敷设到上海市内登陆,并在南京路12号设立报房,当年6月3日开始通报。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一条电报水线和在上海租界设立的第一个电报局。
洋务派先试办
为了抵制西方侵略者在中国领土架设电报线的企图,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正式提出自行敷设电线。1875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员。1877年,又利用去台湾视事的机会,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先由旗后(即今高雄)造至府城(即今台南)。于1877年10月完工,全线长95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电信的新篇章。后来当时的台湾巡抚刘铭传又主持敷设了长达433里的福州至台湾的闽台海缆,于1887年竣工。它使台湾与大陆联通一气,对台湾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借天津鱼雷学堂外籍教习贝德斯的协助,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在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间架设电报线直通天津,长约64公里,当年5月开始使用。虽比西方晚了约三十余年,但这条大陆第一条电报线是中国人自己铺设的。1880年10月,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盛宣怀为总办,同时附设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才。
谕旨准予兴办
天津电报试办成功后,李鸿章便于1880年9月16日(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上奏清廷,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利通讯为由,建议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使南北信息灵通。
当时英、法、美、德等国公使,纷纷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李鸿章认为,“若中国不亟自为,无以杜外人之狡谋,保我自有之权利。”敷设津沪电报线,一方面是为了抵制西方在抢占我国电报事权的图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军事的需要。他特别从军事方面论述了架设电报线的重要意义,指出“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急,亦已迟速悬殊。……现在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李鸿章所奏很有说服力,清政府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谕旨兴办电报,并著沿途各总督、巡抚饬令各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而早在1873年,旅法华侨商人王承荣回国与福州的王斌,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电报机,并呈请政府自办电报。愚昧的清政府却拒不采纳。
兴办电报,李鸿章委派盛宣怀一手操办。他们知道,朝廷虽已下旨,但国库空虚,无力投资兴办,只能募集商股筹资。但商家开始不知电报利弊不愿投资入股,于是李、盛商定,虽是官督商办,先由官本垫入,建成之后电报实现盈利,再募集商股,扩大经营规模,而后分年缴还垫入的本银。
照此设想,1881年5月开始架设津沪线,从上海、天津两端同时开工,至12月24日竣工,全长3075华里,包括天津至大沽炮台第一条军用电报线在内,共动用北洋军饷17.87万湘平银。1881年12月28日津沪线正式对外营业,收发公私电报。沿线在紫竹林、大沽口、清江浦、济宁、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立了电报分局。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如果没有这笔军饷垫入,要在短期内把电报办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李、盛这一违规之招是有利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
改为官督商办
1882年4月,电报局正式改为官督商办,募集商股80万元,当月就缴还垫入的饷银六万两。1883年春开始架设沪粤线,次年夏全线通报。电报总局也迁往上海,在各地设分局、子局、子店、报店四个等级的分理机构。1884年接收华合公司,改为广州电报分局,电线通至九龙。同年长江陆线竣工。至十九世纪80年代末,通往西南、西北、北京、东北的干线也陆续建成,初步形成了贯通全国的电讯网。商线官线遍布各省,殊方万里,呼吸可通。还帮助邻邦朝鲜兴建电线二千余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商线共计41417里,占全部电报线的45.56%,低于官线比例。
正是这种“官”“商”紧密合作的模式,才使电报局成为这一时期发展最有成效的企业。盛宣怀掌管电报总局二十几年间深有体会,他说:“初创电线延绵三省,民知官事,不敢妄动;官知国事,不敢不认真巡守。若尽委之于商,虽出数倍看守之资,而不益于事。”可见当时“官为保护”的重要作用。盛宣怀也因此将“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定为电报局经营的指导思想。
盛宣怀掌管电报总局可以说领导有方,功绩卓著。他始终把“杜外觊觎之心、保电报之权益”视为己任,在二十多年募集商股和建设经营中,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坚拒外资入股。对外商在局部地区私设的电线等设备,后来均逐一购回。二是坚持全国统一。由电报总局总管全局。募集的资本主要用于干线建设,地方官署也直接垫资或募集商股铺设支线,但要由总局统一部署指导,经营也是在总局统一领导下进行。当时不允许设立独立于总局之外的电报公司。这为日后电报总局国有化,打下了基础。三是坚持官商结合。官督商办期间,投资建设电线的经费,并不是单单靠商家资本,“官办者由官筹,商办者由商筹,惟沿途巡查电线之弁兵,口粮皆系国家津贴。”说明电报关系国家的权利,即使是商办,也是靠国家的保护来维持。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一起上,才形成了飞速发展的局面。据统计:1882年,电报费的收入为6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13年时间里,营业收入几乎增长20倍。足以证明,正是采用了官督商办模式,才使电报总局在清王朝走向衰亡时期,得以快速发展壮大。
完全收归国有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2月12日,光绪皇帝根据国际惯例及电报局在国家军事、政要中的特殊地位,谕旨收回电报总局商股,改为官办。谕曰:各国电线,多为官办,凡遇军国要政,传递消息,最称密捷。中国创自商办,诸多窒碍,亟应收回,以昭郑重。著袁世凯、张之洞,迅将中国所有电线,核实估计。奏请筹拨款项,发还商股。这一谕旨马上引起股东们的极大不安,担心股票会被全部没收,但政府实际没有资金回购商股。所以仅隔了一个月,皇帝又下谕旨:“……该局改归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朝廷于维持政体之中,仍寓体恤商情之意。”
盛宣怀奉上谕,于1902年底将电报总局总办之职交予袁世凯,但他仍是电报总局最大的股东。当时朝廷不但没有企业管理机构,也没有能力回购商股。此时电报总局商办改官办,仅仅是换了一个控制人,并没有从股权结构上实现国有化。这期间股东们仍按原有规定得到大量股息。
1906年12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清政府设邮传部,专门管理“路、电、航、邮”四政。次年5月,邮传部正式接管电报总局,才真正实现了由清政府直接管辖。接管后对其所有商家资本进行了重新清查和估值,重提回购所有商家股票问题。1907年8月,在盛宣怀带头缴股下,邮传部赎回电报总局全部商股220万元,结束了持续近30年的官督商办。电报总局才真正成为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完全国有化的企业。1907年,邮传部改中国电报总局为上海电政局。1908年3月,盛宣怀被授为邮传部右侍郎,掌管“路、电、航、邮”四政。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上海电政局移至北京,隶属邮传部电政局,兼办电话事业。原上海电政局改称上海电报分局。
1912年,即民国元年,北洋政府接管清政府邮传部,改组为交通部,设电政、邮政、路政、航政四个司。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陆续开始应用无线电通讯。解放后电讯业由新政府管理,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电话、传真等的普及应用,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电报被各种新型通讯手段所取代,现已很少被人使用了。这是后话。
电报总局始创于李鸿章而终辖于邮传部。开始自光绪五年至八年为官款官办;中间八年至二十八年为官督商办;最后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为商股官办。其经营模式以官督商办为主,即“官”、“商”紧密结合,联手建立企业。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既解决了国库空虚、库银紧缺的困难,又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不失为一种好形式。电报总局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担负了保证国家军政要务信息快捷、灵通的职能。因涉及国家安危,既得到国家特准商办,也靠国家的保护得以维持,与其他官督商办企业有所不同,因而能迅速成长为既拥有基本覆盖全国主要地区并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系统,又掌握近代最先进的电报、电话通信技术的大型企业。是中国早期工业化时代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对于促进经济交往,抵制外商,收回利权以及国防情况的迅速传递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点评:电报总局实际是官商合办,以官为主,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处置得当效果不坏。对今日的国企改革多少有点参考作用。
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的棉纺织品以低廉的价格在中国的倾销,很快占领了中国广大的市场。使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濒于破产。为了抵制外国棉纺织品的入侵,19世纪7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批商人购买机器,投资近代的棉纺织业,但由于规模较小,无法形成竞争优势。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政府中一些洋务派官员提出自行设纺织厂的建议,以作为富国的一项措施。光绪二年(1876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同时还可以解决军事工业中所需要的资金、原料等问题。
一、几经周折,方才建成
1878年,在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授意下,候补道彭汝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委派彭汝综任总办,但他是个贪赃枉法之徒,既缺德又无才。在招股、买机器、买地、建造工厂等环节中,问题不断,还事事独断专行,也无法解决官商之间一系列的矛盾,结果被李鸿章辞退。1880年,机器织布局进行了改组,由龚寿图专管“官务”,由著名实业家郑观应专管“商务”,并委于总办之职。郑重新拟定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商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赢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都作了明确的计划和精细的计算。章程指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同时还规定,该局准备招募股金40万两,分为4000股,其中的2000股,面向市场公开的发售。计划安装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年利润将达7.5万两白银。在郑观应的努力下,织布局几位高管、其他政府企业、地方绅商等先后购买股票达50万两白银。集到股金以后,开始向英、美两国购买机器。大抵依照纺机3.5万纱锭、530台布机的规模配备。
然而,郑观应不会理财。1883年,他挪用股金,经营失当。1884年又私离上海,以致布局筹建工程停顿。当时上海出现了金融的倒账风潮,存有大量股票的织布局出现了危机。1884年中法开战,上海市民纷纷提现避乱。织布局的50万两股银中,有近15万两以股票作为押款;另外35万两现银中也有14万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郑观应过于激进的资金配置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一夜之间,织布局亏银二万两,未开张先破产,这是郑对资本的轻率处理造成的恶果。1887年,李鸿章改派龚寿图接办,重订章程,另招新股。这个郑观应虽是一个才子,曾以《盛世危言》而闻名于世,发议论虽属一流,但办企业可不入流。
费尽周折,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9年12月方建成。直到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1889年12月28日)才正式开工,1890年投产。此时织布局共募股银80万两,雇工约4000人,配了全套的轧花、纺纱、织布等机器。全部设备均从美国引进,并请美国技术人员担任总工程师。为了保护新成立的机器织布局,之前郑观应曾呈请李鸿章,为其奏准了减税和10年的专利,即“酌定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立一局”;织布局生产的产品在上海销售,应该减免所有的税收;如果销往内地,除在上海新关征税以外,其余的税收全免。在这样的优惠条件下,该局的生产的棉纱和布,销量非常广,利润也很丰厚。正当新企业步入正轨时,李鸿章却又选用了一个昏庸之人,将自己的幕僚、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调任织布局总办,又给织布局带来了灭顶之灾。
二、好大喜功,酿成大祸
马建忠是个好大喜功之徒。他到任后,织布局的生产与销售工作连年扩张,当时年产布18万匹,仅相当于进口洋布的八十分之一。马建忠为达“足敌进口十分之一”,借款30万两白银,强行上马新生产线。几天后申请再借100万两。李鸿章感觉不对,质询刚借的30万两的使用情况,马建忠却交代不出去向。李鸿章严厉批评马建忠“汝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
马建忠岂止不踏实,根本就不是办企业的料。他不但好大喜功,而且长期忽视生产安全,结果酿成大祸。光绪十九年九月十日(1893年10月19日)上午9点,一场大火将整个工厂烧毁,损失惨重。大火起于清花厂地板下清花机下面的地沟,当发现冒烟时,工人将地板掀开,火焰顷刻爆发腾起,冒穿屋顶,延及三十余丈外的棉花间,不可收拾。大火从上午9时一直烧到晚上7时,前后烧了10个小时,烧毁清花厂、弹花厂、织布厂、机器厂、生火间(锅炉房)、棉花仓库、棉纱仓库、洋布仓库以及工人宿舍等共计600余幢(间),机器销熔,变成一堆废铁,还烧毁一批棉花,总计损失不下白银70万两(有说150万两)左右。当时《申报》评论: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能不扼腕咨嗟哉。而灾后,马建忠仅受到去职回籍的处理。
三、易人重建,事过境迁
几任总办皆不行,社会各界公认织布局新总办非盛宣怀莫属,只有他堪当此任。盛本人也早想揽办盈利最有把握的纺织工业,并且当时的行情也非常有利。于是盛宣怀大声疾呼“时不可失”,终于如愿。
火灾的第二个月,李鸿章就命令盛宣怀负责重建事宜。盛宣怀是个做事踏实的实业家,不尚空谈。在他主持下,首先解决灾后的赔偿问题。他一改过去先顾官后顾商的结算顺序,而是强调“体恤旧商,方足以招徕新商”,在延缓归还官方资金的情况下,应优先对民间股票给予适当解决。结果不到两个月,就基本完成了100万两白银的新招股计划。
资金问题解决后,盛宣怀又改“局”为“厂”,将织布局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以示商资商办,打消商家担心企业办好后会被政府夺走的顾虑。纺织厂的财务、生产、销售团队基本是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带来,因而运转自如且高效。大火后仅11个月,旧址上重建的新工厂又投产了,再一次奏起了民族纺织工业的交响曲。而且新厂规模更大、设备更好,有布机1500台,纱锭7万枚。此后,盛宣怀还计划在镇江、宁波等地设10个分厂,布机4000张,纱机32万枚,其魄力与能力可见一斑。
盛宣怀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比如,他制订了纺织行业协会的章程,明文禁止洋商进口纺织机器,中国人的纺织厂也不准洋商附搭股份,一旦查出搭股或进口,即刻吊销进口机器的护照,并“罚华商一万两银,以充善举”。为了杜绝徇私,激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盛宣怀做出规定,要求“商本商办,屏除一切官气”,彻底作废旧章程。盛宣怀还瞄准中国进口洋布的规模定生产计划,比如1892年机器纺纱为进口量的七成。
比起前几任总办来,盛宣怀无疑是位称职的经理人。可惜他的时机不好。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外国人获得了在华设厂的特权,纷纷到上海开办纺织厂,从而打破了他的“垄断”梦。不但10个分厂的扩张计划没能实现,总厂还在与洋厂竞争中连连亏损,最终在1900年将华盛全盘卖给了以他为最大股东的集成公司,实际转给了他自己。这一点当然为人诟病。1931年该厂又被转卖给汇丰银行,后几经转手,地基归美商大来运输公司,机器则卖给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公司,申新在原址开工二年后,将机器运到沪西改称申新九厂。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从弹花、纺纱到织布全用机器的棉纺织工厂,当时已有工人数千人。在中国纺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生产的纱和棉布质量大体上和进口纱相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的进口。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中国棉纺织业的局面。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写上了浓重的一笔。但一个现在来看只是中等规模的纺织厂,从建厂开始到建成投产,历经12年之久,大概也是创了历史记录。难怪中国工业化速度是如此的缓慢。
李鸿章一心想办厂求富,发展民族工业,这一点应该肯定。但在清末一无资金、二无技术装备、三无办企业人才的“三无”情况下要办企业,李鸿章只能走官督商办之路,吸收民间资本,并给与政策支持。幸亏当时西方列强对华并不进行技术封锁,不但允许对华出口机器设备,还允许雇请其技术人员,从而解决了技术装备问题。但问题出在办厂人选上。上海机器纺织局先后三任总办均非称职之人,结果都栽了跟斗。用人不当敎训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