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抗战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读《重读抗战家书》有感
它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只有140多页;它又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因为它是用革命英烈的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我细读了《重读抗战家书》，感受了革命年代先烈们的坚定理想信念和浓厚家国情怀，对什么是共产党员、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些家书展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党性光辉，让我感动，更给我很多激励和启迪
这些诞生在抗日烽火岁月里的珍贵家书，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展现了抗战英烈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坚守，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是伟大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的真实写照。笔者在品读中深刻体会到，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共产党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和主心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重读抗战家书，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把坚定理想信念融入到投身改革促进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抗战家书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教科书。敬读这些抗战家书，会体会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同时，更能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道路自信。道路决定命运。在面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抗战方针，将民主革命与民族战争融为一体，将人民利益与民族利益融为一体，将“唤起工农千百万”与动员全体中华儿女融为一体，将人民战争与抗日战争融为一体，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张自忠的“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高捷成的“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的英雄气概。敬读抗战家书，眼前犹如展开一幅共产党人为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的长卷，他们用生命的代价对拯救民族危亡，展现了坚强的党性，让人激情澎湃，我们要把抗战家书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教科书，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获取前进动力，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弘扬爱国主义传统，铭记历史，传承英烈们的报国志向。
敬读抗战家书，传承红色基因。总书记指出，“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革命历史，是一种传承共产党人优秀红色基因的正能量，它能够帮助共产党人明晰自己的历史方位，清醒客观地看待自己，获取深邃的历史智慧，获得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无穷力量。抗战家书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受到革命先烈坚强的党性，这坚强的党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在抗战中凝聚起的抗战精神作用的结果，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就是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敬读抗战家书，要加强对革命传统价值的挖掘，让红色基因世代传承，让我们的根脉永远相通，在思想上筑牢坚固的信仰基础，进而把对英烈的崇敬、对国家的热爱，转化为努力学习、提升本领的动力，激发起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奋发努力的矢志不渝的精神和远大抱负，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团结抗战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 要： 抗战时期，大批高校和人才迁入贵州，使抗战时期的贵州先进思想交汇、先进科技汇集、各类人才集聚，推动了贵州教育的发展。这对于整个贵州，有着深远的影响。丰富的教育发展经验，对当代贵州教育改革发展，仍然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抗战时期 贵州 教育
1912年至1935年，贵州为地方军阀统治，期间军阀混战，政权频繁更迭，经济凋敝，贵州教育受到严重限制，发展极为缓慢。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教育进行了疯狂破坏，给我国教育造成了巨大危机。为了避免敌人毁灭我国教育的前途，延续我国教育的命脉，大批高校陆续迁到西南大后方。其中，以浙江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纷纷迁入贵州，使得抗战时期的贵州先进思想交汇、先进科技汇集、各类人才集聚，推动了贵州教育。抗战时期贵州教育的发展，对于整个贵州有着深远的影响，丰富的教育发展经验，对当代贵州教育改革发展，仍然有启示意义。
1.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发展概况
抗战爆发后，1937年至1944年，私立大夏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7所高校前后迁入贵州，随着大批高校的迁入，许多全国知名的大师专家学者如竺可桢、谢六逸、苏步青、丰子恺等教授，以及充满爱国热情和知识渊博的众多名人名流如闻一多、田汉、徐悲鸿、熊佛西、吴永刚、艾青等在贵州汇聚。高校和人才的迁入，极大地推动了贵州教育的发展，使得贵州的高等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等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档次都得到迅速发展。另外，抗战时期，出于贯彻政令、发动民众起来完成抗建使命等的需要，国民政府广泛开展民众教育馆，设立众多民众学校等进行民众教育，对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贵州教育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抗战时期的贵州教育发展唤醒了民众，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救国大业，促进了贵州教育发展，为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唤醒了民众，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救国大业。抗战促进了贵州教育的发展，贵州教育发展直接支援了抗战。学校经常组织开展歌咏、演讲、话剧、文艺演出等活动，创作抗战文化作品，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如贵州“龙里各学校将星期六下午的教学活动改为抗日宣传活动，并开展以抗日为题材的演讲和歌咏比赛、诗歌朗诵等活动”[1]（20）。他们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主义民主运动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增强了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另一方面，促进了贵州教育发展，为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大批高校和名人名流的迁入，为贵州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科技，带来了优良的校风和学风，带来了宝贵的办学、治学、教学经验，促进了贵州教育传统观念的转变，推动了教育方法的革新，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现代教育师资队伍，改变了贵州教育的历史面貌，为贵州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2.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发展的经验总结
抗战前的贵州教育相对于全国是相当落后的，由于抗战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和歷史使命的需要，贵州教育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契机。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
2.1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把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地处陪都南大门的贵州省，是抗战中受到日寇进犯较少省份之一，也是湖南、广西、云南等进入重庆的必经之地，尤其是滇缅公路开通后，贵州更是通向海外的重要通道，贵州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大批高校和人才迁入，贵州根据时代的特点，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克服困难，抓住有利契机，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发展贵州教育。
2.2政府重视，积极推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意识到教育对巩固统治和组织抗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给予教育极大的重视和关心。当时的贵州省政府深刻认识到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时任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提出：“教育是抗战时期最迫切需要的工作，应积极推进。”[2]并根据贵州省情，积极制定各种政策措施以推进教育发展，先后制定颁布《贵州省家庭教育实施办法》《贵州省中小学附设民众学校办法》《贵州省短期小学协助办理联保民众学校办法》《贵州省建教合作办法》《推进黔东各县民众教育方案》《推进师范教育计划草案》《贵州省师范教育设施方案》《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等。同时，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保证国民教育所需经费，硬性规定它在各县行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为40%”[3]（4）。另外，在高等教育及其他教育发展方面还作出各种指示和要求，重视教材的编订和运用，扩建省图书馆、科技馆等以浓郁贵州文化教育氛围，等等。可以看出，当时贵州省政府对于教育的关心和重视，在贵州教育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2.3吸纳取新，借力发展。随着大批高校内迁，把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丰富的教育经验、先进的教育理论、优良的校风、教风、有益的教学科研、治学管理方面的宝贵经验带到了贵州。同时，大批专家学者、政界人士及工科、医学、哲学等方面的人才迁入贵州，他们在贵州或主持教育行政，或课堂传授，或教育科研，或客串讲座，给贵州带来了先进的主张和理念、民主的空气。贵州积极吸取先进思想和观念，将其融入贵州教育发展中，促进了贵州教育的发展。
2.4形式丰富，手段多样。由于抗战时期教学条件简陋，以及教育承担抗战的历史责任，决定了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开展教育。除了学校教育外，还开展文学讲座会、演讲、话剧、球队、歌咏队、举办民众识字班、夜校等活动。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作为课堂教育的补充，学校寓抗日爱国教育于学习生活中，不但传递了知识，更启迪学生明确感受到了抗战革命精神和先锋精神，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也向群众宣传了抗日救亡的精神。
2.5民族教育，齐步发展。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人口人数众多，根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统计情况，贵州边民（当时的边疆民族教育常称为“边民”教育）人口与总人口的比率比广西云南还要高，“云南为37.5%，广西39.78%，而贵州却达51.59%”[4]（151），而且大都处于边远地方，文化程度很低。有针对性地开展少数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启发民智，增强各族的凝聚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是抗战时期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当时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黄质夫任校长后将国立贵州师范学校迁至榕江，“对少数民族学生，采取优先录取的办法，并对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1.设立车寨侗族教育实验区。一方面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研究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教育的问题。在实验区主张采用‘双语’教学，同时开办预备班，增加侗族子弟進入国师的机会。2.创办山寨小学。国师制订了山寨教育发展计划，深入少数民研究民风民俗。国师还创办了不定期迁物《新贵师》，内容有：民族教育发展的报道，教材的编选、教学法研究及教育学科学习的研究心得等”[5]（146）。此外，还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团、以方言讲习所培训少数民族语言教师等形式大力开展少数民族教育，使少数民族不断增加生产生活知识，树立国家观念，强化民族意识。
3.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发展的当代启示
抗战时期的贵州教育发展对今天贵州教育改革和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示、借鉴和参考价值。
3.1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抗战前后的贵州对比，可以看到贵州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城市风气和人民面貌的巨大转变，凸显了教育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十三五”时期贵州的发展，仍然要突出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和支撑性作用。更加坚定地把教育发展作为其他方面发展的基础放在优先位置，要在推动教育科学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办好贵州人民满意的教育上下功夫。
3.2必须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发展心系祖国，以激发群众思想大声疾呼抗日救国，支援前线抗战工作，把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主线贯穿教育始终。虽然当前我们处于和平年代，但是贵州教育发展仍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将爱国主义贯穿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解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当代贵州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办学中的指导地位，同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办学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3.3必须加强锐意改革。与抗战时期相比，当前我们发展教育的社会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相对于全国来说，贵州的经济发展还在处于追赶阶段，经济条件和教育资源都相对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贵州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锐意改革，解决好农村教育改革问题、城乡教育不平衡问题、师资配备问题、资金保障问题，为贵州教育事业更快更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4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抗战时期，高校和人才的迁入是促进贵州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当前贵州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国际国内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学校先进的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现代化教育技术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同时，创造条件让各级各类的教师，到国际国内先进的环境中领略先进理念，拓宽视野。
3.5必须依托人才强教。抗战时期贵州名人名流汇聚一时，他们新思想、新观念、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使贵州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学术研究水平极高，为贵州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前贵州教育发展先必须把人才强教作为根本依托。一方面立足源头不断优化选才空间，制定利好政策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夯实基础精心打造名师团队，抓好管理团队建设和校长队伍建设。
3.6必须彰显办学特色。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抗战时期贵州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的经验也启示我们，当前贵州教育发展应该针对贵州省情，加强和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彰显办学特色。同时，更应该以教育保护和传承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使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在多彩之地绽放光芒。
参考文献：
[1]中共龙里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龙里县历史（第一卷）（1935-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2]贵州省政府秘书处：吴主席讲演稿存：第2册[M].贵阳：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1939.
[3]贵州省政府：贵州省政府施政报告：教育[R].贵阳：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1943.
[4]中国历史档案馆第二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钱星.抗战时期贵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及特征[J].贵州民族研究，1999（1）.
项目基金：本文系贵州理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问题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GYB201920
团结抗战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甘肃省灾荒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本文通过已有的论著和论文主要从整体上把握灾荒史对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民国时期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专题研究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无疑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民国时期甘肃区域史的发展，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键宇]灾荒研究；民国时期；甘肃省
[文献标识码]A
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社会经济各方面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极少有人对灾荒做专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扩展和深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近20年来，从全国而言，灾荒与社会经济的专题研究成果颇丰。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大热点，但从区域研究的角度看，尤其是处于西北地区的全国灾害大省甘肃，仍显稚嫩，还需要学者们做艰辛而细致的努力。
一、论著
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教授主持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揭开了灾荒专题研究的序幕。1990年，他主持的民国时期灾荒研究(1919-1949)课题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表明学术界对此课题的关注。此后。一系列相关论著逐渐问世。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以1919～1949年的灾荒为基本内容，成为建国以来大陆第一部从整体上系统地反映民国灾荒史的论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其中涉及民国甘肃省就有两次：1920年北方大饥荒及甘肃大地震与1927～1930年陕甘大灾荒。此论著系统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社会经济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发生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袁林的《西北灾荒史》是近二十年来西北地区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最值得一提的论著。与上述论著主要关注点是东部地区相比，《西北灾荒史》主要以陕甘宁青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当代研究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必备的资料集，甚至可以说是现代研究西北地区灾荒与社会研究不可不读之书。
二、论文
近20年来，有20多篇关于民国时期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的论文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现就学者们论述较为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评述。
(一)从整体上把握灾荒史在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于近代灾荒史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人手，说明灾荒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一方面，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戴逸认为。近代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刘仰东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与社会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论。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系统地准确地把握。蔡勤禹指出灾难降临不仅对人民的生存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同时也是对政府应急机制的一种考验。抗战时期。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国民政府在救济目标与原则、救济机构及救济政策上积极应对，力争将这一社会问题转化为抗战的有利因素，将难民转化为人力资源，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推动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刘仰东和李勤从心态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由于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再加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不发达。民众受教育程度低，遇有天灾，人们就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已编织进广大民众的生活，成为潜藏在传统社会里的仪式性、符号性的交往和互动方式；政府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宣传天命论，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杨琪回顾了民国时期的灾害研究，指出从民国初期开始，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灾害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天文、气象、地质、地震、水利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得益于国内科研条件的改善和一批优秀科学家的艰苦奋斗。他们的努力大大地推动了灾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灾害科学研究从传统带入现代，为减灾防灾做出了贡献。
(二)民国时期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专题研究
1 灾荒与社会经济
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吴德华分析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和深远影响，指出灾后人民大批死亡，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市遭洗劫，交通和工程设施遭中断破坏。也强调了灾荒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土地集中越来越明显。袁林㈣分析甘宁青历史饥荒统计规律，指出甘宁青地区饥荒发生一方面固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但人为原因亦不可忽视。由于甘宁青地区灾荒发生频率高于全国平均地区，这也是甘宁青地区社会经济迟滞的一个重大原因。廖建林分析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除了受华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影响外，与当时的社会情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灾害发生后，上至中央，下至民间团体，乃至外国政府与民间都为救灾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国情所限，其成效十分有限。陈晓峰和沈社荣分别对民国甘肃地区1928-1930年间的大灾荒发生的原因以及灾荒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做了系统性的研究。李云峰，曹敏㈣也从侧面分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对灾荒的抑制作用。黄正林旧分析晚清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衰退。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发展不够充分，灾荒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刘进则从兰州城市近代化迟滞得出灾荒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甘肃省城市的发展，兰州最为典型。张奇、杨红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省农业开发对防止灾荒的发生作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支援了全国抗战。向达之指出西北地区气候恶劣，自然条件严酷，历年自然灾害严重(以甘肃为例)，这使民国后期西北地区的金融业出现高度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李云峰分析由于灾荒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西北地区在抗战前期社会生活发展较为缓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开发运动增强了抵御灾荒的能力，这也是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变迁向现代化迈进取得较大发展的时期。沈社荣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的鸦片烟祸导致西北
地区的粮食恐慌，而且使西北许多民众吸食成魔，身心倍受折磨，社会风气因之恶化，到处漫滋着腐朽颓靡的空气。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而中国分裂割据的政治形势、西北地方军阀的残酷税收政策、西北地区落后的小农经济形式、鸦片本身的高额利润以及落后的文化卫生条件等因素也是导致西北鸦片烟祸泛滥的重要原因。方荣提出导致甘肃民国时期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甘肃灾荒频发。
2 灾荒与荒政
荒政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调节社会矛盾的基本国策。但对于甘肃地区，这方面的专论并不多，更多的是针对全国范围稍涉甘肃地区的论文。张明爱、蔡勤禹㈨指出民国时期灾荒频发，为救济灾荒，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传统荒政基础上，吸收外来的救灾制度与经验，在救灾程序、措施、财政、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建设。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制度框架。毋庸讳言，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社会，许多制度具有虚置性，这种弊端政情使救灾制度效能降低，造成灾民风雨霜露、饥寒交迫的事情与民国历史相伴随。莫子刚针对1927-1937年我国自然灾害繁多且严重的情况，认为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赈灾减税、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灾减灾的作用，但由于某些原因并没有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杨琪对民国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仓储建设进行了研究，特别指出近代以来，甘肃省灾害频繁，各县仓储或被挪用或被劫掠，荡然无存，仓库遭到严重破坏，有待修复，1934年积谷也仅有1.85万石，而且谷种庞杂，有小麦、扁豆、豌豆、荞麦等15种之多。抗战期间，农本局在西部地区投入力量，进行农业仓库建设，使西部地区仓储有所发展。
三、分析与评价
近20年来，关于民国时期甘肃地区灾荒与社会经济研究虽然也有一定的著述。但给人留有印象深刻的作品并不多，大部分论著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引用史料单一。大路货居多。史料功底是提高论文水平的关键，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任何形式的历史研究均应以史料为基础。据笔者所知，关于民国时期甘肃地区灾荒与社会经济的史料仍有许多在档案馆中尘封。这需要学者们下苦功夫，一点一滴地收集、整理和挖掘。
其次，数据统计有严重失真的情况。灾荒研究最难的就是数据统计。一方面是当时的地方官员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往往向上级汇报灾情时有意瞒报或者夸大灾害真实情况；另外一方面则是自从民国以来，民间教育日益凋敝，基层统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责任心越来越差，基层方面的统计自身就出了问题，这就使得多个地方的汇总必然会出现严重失真的问题。正由于此，现今关于甘肃灾荒的论著在数量统计上往往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在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时，在引用史料的数据统计，不妨大胆参照民国时期甘肃有责任心的本土知识分子的统计数据。在此方面，大量关于甘肃的私人笔记、游记也可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当时这些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统计相对于官方而言更加可靠。
再次，关于灾荒的理论构建尚未形成，传统的政治套话过多，多学科交叉研究还需继续开拓。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一阶段关于灾荒史的理论构建非常匮乏。很多研究者都有一种感受。看了许多史学论文，但从这些论文中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即使能够看到也只是历史材料的堆砌，没有历史理论的指导。灾荒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建构很有必要，在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研究的今天。灾荒与社会经济史研究必须借鉴社会学、灾害学、经济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这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也是完全必要的。
团结抗战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摘要】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下，促成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呈现出多维的特点，它的出现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其内在逻辑及外来压力双重作用下的结果，留下的启示包括：尊重知识分子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紧跟时代主题之转换，明确文化工作重心；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的领导等。
【关键词】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 文化 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维度
工具的与目的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正是在以上认识及指示的驱动下，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文化工作中的策略和原则，明确了抗战文化的任务、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推动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战文化的开展。
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仅仅将抗战文化视作挽救民族危机的临时手段，而是将之视作社会发展的必要内容。认为战争结束后建立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①。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战争动员的角度强调了文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作用，而且还指出文化是社会有机体三大支柱的一部分，强调了文化对国家、民族发展命运的巨大作用。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是将其纳入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认识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宏观地审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紧跟时代主题的变化，灵活制订抗战时期的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融入世界与回归传统。作为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积极声援国外反法西斯斗争，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抗战，输出了一批如《南京日军暴行》等反映日军暴行及中华民族不屈斗志的优秀影片，加强了与外国在华外交机构、民间团体的沟通，甚至直接派一批同志加入了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争取了大批报刊杂志作为文化输出的媒介，使得国外对中国的抗战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组织还编译了大量反映国外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优秀作品，介绍了国外的最新抗战文化成果。大批国外优秀作品的输入，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使国人及时地了解了世界形势及反法西斯动态，也使中国抗战文化紧跟世界的步伐，进一步丰富了抗战文化的内容并不断对“自我”进行超越。在强调民族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以其开放的视野，顺应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要求中国文化融入世界，同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概言之，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文化，是在强调传承的民族性与强调现代化的时代性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正是在这一主张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飞跃，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抗战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苏区时期，国内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以农民为主要对象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工作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主体。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激化，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在文化政策、理论上也作了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抗战文化应运而生。抗战文化是产生于中日民族矛盾加剧的情况下的民族抗战文化，其主流是政治宣传与群众动员，要动员群众抗战，必然要求加快民主的进程。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专制及腐败危机一再显露，民主建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重视爱国人士的民主诉求，反而妄图加速专制独裁的进程。这就反过来进一步促成了民主运动的高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呼吁政府从速准备政治变革，结束党政进入训政，民主建国问题随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重心逐步由抗日救亡开始转向民主建国，明确将民主建国的诉求融入到抗日文化之中，新华日报的社论指出：“新文化的开展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是有着解不开切不断的纽带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为了要求得新文化的顺利开展，我们实不能不悉力促成民主政治的彻底实现，早日实现”。“实现民主已成为缓无可缓的一致要求的时候，文化工作者，宁能不振臂而起，把实现民主的促成当作目前新文化运动本身的一个主题来奋勉”。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下，抗战文化的主题进一步延伸，后期抗战文化成为对五四及新启蒙运动的延续，促成了新的政治觉醒，人民民主运动日渐高涨。
大众化与科学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针对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的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等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大力倡导文艺创作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
所谓科学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宣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的文化的科学态度问题。五四之后，封建等级观念、愚昧迷信、因循守旧、排斥变革等封建文化的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领导机构通过兴办教育、文艺宣传等手段，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通过科学化与大众化相结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斗争热情高涨，使他们牢牢团结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中，同德同心，更坚强地和敌人去战斗。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启示
尊重知识分子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以其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坦率真诚感染和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革命和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中，充分激发了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作用，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掌握者和创造者，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盛衰成败、荣辱得失。我们必须尊重知识分子，珍惜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文化创造主体的作用，制定并稳定符合长远规划的知识分子政策，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人才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紧跟时代主题之转换，明确文化工作重心。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它随一定时期时代主题的发展而变化，时代主题即是制订文化政策的出发点和原点。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重心是阶级斗争，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国共产党认为“任何阶级欲维持其整个阶级利益只有从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民族解放达不到，阶级解放也无出路”，从而牢牢把握住了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到抗战后期，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和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一再暴露，民主建国的呼声高涨，把民主纳入抗战文化的内容，“把抗日文化升华为抗日民主文化，进而又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上述文化重心的转移、调整，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牢牢的把握住了时代主题，充当了社会转型的先锋。这就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将历史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历史证明，党的文化政策与时代主题相符，就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的领导。抗战文化是在多元政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元民族文化。抗战爆发前，国内存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各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抗战爆发后，各党派暂时抛却成见，在挽救民族危亡上达成了共识，但各自的政治主张并没有放弃。战国策派提出的包含有侵略倾向和种族意识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自由主义者梁实秋提出的与抗战无关论创作主张，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掩盖下的复古主义文化，汪伪集团投降文化政策在抗战期间相继粉墨登场。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要对这种多元文化进行必要的疏导。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领导下，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下，以抗击外来侵略、树立民族自信、动员民众抗日为己任，坚决抵制投降文化和专制文化，批判有害抗战的错误文化理论，保证了抗战文化始终没有脱离正确的方向。
在领导方式上，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制订文化纲领、文化政策，中央领导同志就文化问题发表讲话和演说，亲自参加文化团体的活动，发行报纸等方式来实施对抗战文化的直接指导。通过直接领导，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领导职能；对于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在直接领导的同时，又通过支持民主人士、文化团体、在党外寻找文化领军人物等方式避免直接的干预。这就在阶级矛盾尖锐的复杂环境下，创造了直接领导与间接引导相结合的领导模式。这种模式减少了对文化工作的直接干预，淡化了政治色彩。同时，削减了知识分子潜在的抵触情绪，进一步扩大了抗战文化的阵营，有力地批判和反击了反共反人民的思想理论，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今天文化多元化、价值冲突日益激烈的的环境下，其同样要求中国共产党注意监管、加强引导，牢固树立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指导思想，改革现有领导模式，深化现有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形成完善的文化宏观管理体系、创新体系，保证我国的文化建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前行。
（作者为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SB161）
【注释】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9页。
责编/丰家卫（实习）
团结抗战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贵州省册亨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珠江上游两大支流南、北盘江在县境内奔腾交汇。这里居住着布依、汉、苗、壮、仡佬等20余个民族，其中布依族占总人口的74.15%。册亨民族中学是该县唯一的完全中学，现有学生2346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696人，占学生总数的72.29%。近年来，册亨民族中学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特别是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积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
册亨民族中学高度重视民族团结教育，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在学生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册亨民族中学将民族团结教育分为两个阶段，明确目标，分层要求。第一个阶段以教育学生树立“三个尊重”和“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为中心展开。“三个尊重”即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第二个阶段为“五个一”活动：即学唱一首民族歌曲，学跳一个民族舞蹈，会讲一个民族故事，熟悉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了解一个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
各族学生亲如一家
在班级组建上，学校尽量采取城乡结合、多民族结合的方式，以促进各民族学生的了解和沟通。每年中秋佳节，学校领导和教师都会探望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住校生，给他们送去祝福和关怀。城区学生在和家人过节后，也赶回学校，与住校的少数民族同学共度佳节，帮助他们驱散孤独，宿舍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浓浓真情。城区同学的友善举动，令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学生感动，他们也总是乐于帮助城区成绩后进的同学。周末，有些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学生还盛情邀请城区的同学到家里看看“吊脚楼”，品尝时令水果，聆听少数民族的故事与传说。借助民族传统节庆活动让各族学生加强交流，是该校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当地，布依族的“六月六”、“三月三”和苗族的“八月八”都是盛大的节日，学校鼓励少数民族学生邀请其他民族的学生参与到本民族的节庆活动中来，并向作客的同学介绍本民族的起源、习俗、传说、故事等，促进了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了解，加深了友谊。
借民族传统文化推动民族团结教育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了解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加深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能为民族团结教育营造良好的氛围，奠定坚实的基础。册亨民族中学通过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通过生动的活动形式加深了对少数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了解，进而推动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开展。
学校紧紧围绕民族文学与民族手工艺品做文章，激发学生的兴趣，主张学生到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调查，与民间艺人交流，感受各民族特有的灿烂文化。布依族的文学艺术丰富多彩，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童话、寓言、谚语、诗歌等口头文学，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久负盛名的布依族蜡染品及凉席、斗笠等竹织品，色调淳朴、图案新颖、制作精美，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接触、了解布依族文化中的“八宝”，也是学生们乐于完成的“作业”。“八宝”指布依八音、布依族谷艺(布依戏)、布依“削肖贯”、布依小打音乐、布依铜鼓、布依《摩经》文化、布依戈榜(布依傩仪)、布依族仪式性“前傩戏”———“哑面”。
为了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和传承民族文化，增强团结与合作的精神，学校成立了布依族体育活动小组、布依族服饰和绘画研究小组、布依族歌舞戏剧研究小组、布依族风俗习惯研究小组、布依族民间歌舞队;举办了“我说民族融合”故事演讲比赛和“布依文化知识竞赛”，开展了征文竞赛活动和民族文学文艺创作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布依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增进了其他民族学生对布依族的认识。
该校还以少数民族文艺节目及影视为载体，增强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组织学生观看了“云南映像”、“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多彩贵州歌唱大赛”、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原生态组的比赛以及册亨当地布依戏《光荣应征》、《兄妹学文化》、《三月三》等。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了解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开阔了知识视野，提高了艺术品位。学校还设立了“民族服装展示日”、“民族语言日”、“民族体育活动日”。每周三为民族服装展示日。这天，各少数民族学生身穿款式各异、色彩斑斓的民族服装，形成了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周五为民族语言日，要求少数民族学生在这一天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校园之声”广播用布依语播音，内容涵盖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時事新闻、布依族的歌谣和故事，发挥了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每周六为民族体育活动日。学校结合民族文化、民族体育进校园活动，扩大了活动的参与面。在少数民族学生的带领和指导下，许多汉族同学也积极参与蹴球、押加、高脚竞速、陀螺等少数民族体育项目训练，操场上一片欢声笑语。民族体育活动既增强了学生的体质，又促进了学生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了解，增进了民族团结。
学校倡导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民族团结教育，例如，历史教师可以向学生讲述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和亲等故事，梳理布依族的历史和源流，鼓励学生查阅资料，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音乐、体育、美术学科的教师要研究布依族体育、音乐、绘画、歌舞、服饰的形式和内容。
2006年5月，册亨布依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学校因势利导，结合综合实践课，师生对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进行了搜集、采录、整理、研究，促进了学生间的交流，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和审美能力。
2007年11月，学校举办了民族体育运动会和民族服饰秀。赛场上，少数民族学生生龙活虎，发挥特长，意志顽强，焕发了民族自豪感;T台上，少数民族学生穿上盛装，充满自信地展示民族服饰。两个活动，传统与时尚融合，竞争与合作辉映，魅力与活力绽放，使全体师生领略到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册亨民族中学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生活，陶冶了学生的道德情操，各民族学生形成了“互敬互爱，互帮互学，积极上进，共创未来”的良好氛围，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好评。
(作者单位：贵州省册亨民族中学)
团结抗战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 要：班主任作为一个班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对班级的建设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班主任呢？从以身作则、以生为本、团结合作三方面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班主任；班级管理；班委会
一、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1.班主任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学生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如不迟到不早退、做事认真负责、举止大方得体、积极乐观、为人正直、坚持不懈、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影响学生、感染学生、带动学生、促进学生发展，为学生树立榜样，也有利于自己在学生中树立威信，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2.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可以多向一些老班主任学习，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丰富多样的教学管理方法；也可以通过书籍、报纸杂志、网络等多种方式加强学习，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以丰富自己的学识、开阔自己的视野、陶冶自己的情操，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更好地进行班级管理与教育，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二、以生为本，因材施教
1.了解学生、关爱学生。陶行知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要求教师要了解、关爱学生。学生是教育教学的对象和主体，每个学生又是不一样的，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如年龄、性格、爱好、家庭、成绩等，为做好班级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同时又要关心每个学生，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常与学生交流沟通，主动走近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问题，如学习中的困惑、师生之间的关系、住宿饮食等，让他们感受到老师的关爱、班级的温暖，进而融入集体，树立班级荣誉感，才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学习，为班级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2.尊重学生、鼓励学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待开发的鲜活的有个性的生命体，班主任要尊重学生、一视同仁，按照教育规律结合实际选择教育方法，因材施教。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励志学习、个别谈话等形式，加强学生的思想、心理健康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每个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班级里的一些学困生，由于成绩不太好，比较自卑，而他们对于班级成绩的提高却起着重要作用，所以班主任要做好学困生的转化工作，通过教师单独辅导、小组互补等形式提高成绩，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要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亮点和闪光点，多一份肯定、多一些掌声、多一丝希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与潜能，让他们相信自己、超越自己、发展自己。
三、团结合作，共同促进
1.建立优秀的班委会。一个优秀的班集体，离不开一个优秀的班委会。班干部是班主任的得力助手，班主任要认真选择班委会成员，精心培养好班干部，制订班级规章制度，明确班级奋斗目标，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策划好、组织好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引导班级中的每个成员都来为班级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如通过“一日班长制度”，让班级中的每个成员都来参与班级的管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班级主人翁意识，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从而形成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班集体。
2.协调好与教师之间、家长之间的关系。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仅仅依靠班主任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正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说明了我们要有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班主任要正确处理好与同事、家长之间的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协调好各方面教育力量，共同参与做好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如通过课任教师集体交流会、个别单独交流、家长会等多种形式，及时反映、沟通班级教学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积极研究对策，明确目标要求，团结合作，协调一致，共同构建和谐、健康的班级。
以上就是我在班级教学与管理中的一点个人看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班主任工作任重而道远，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探索，努力提升自己的班级管理水平和能力，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参考文献：
王经忠.浅谈班主任德育工作[J].中国校外教育，2013（13）.
作者简介：袁江永，男，1984年5月出生，本科，就职于江苏省泗阳县致远中学，研究方向：教育教学。蔡同云，女，1985年10月出生，本科，就职于江苏省泗洪县洪翔中学，研究方向：教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