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第三产业范文第1篇
摘要：福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核心区的战略枢纽城市，承担着地方发展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能。其中，推进文化互联互通即是其重要使命。因而，挖掘、活化福州丰富而多样的海丝文化遗产资源尤为必要。但它不能仅仅拘泥于传统模式，需要创新性地融合旅游产业，才能适应消费升级的时代趋势。由此，我们需要正视福州海丝文化遗产旅游的问题，并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构建生活化、沉浸式、政企及社区共参与等的融合模式。这样才能打造塑造福州富有竞争力的“丝文化遗产旅游”的产品和品牌，履行好新时期福州的文化使命。
关键词：生态文明视角;“海丝文化”;遗产资源;融合创新
福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简称“新海丝建设”）核心区的战略枢纽城市，承担着地方发展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因此，福州在大力推动新海丝建设的经济合作同时，贯彻、实施新海丝建设的文化使命亦责无旁贷。显然，挖掘、活化福州丰富而多样的海丝文化遗产资源，创新式融合旅游产业发展，无疑有助福州新海丝建设的文化价值。
旅游能够潜移默化地实现文化交流与传播，乃至产生影响力，这已为各界共识。因而，梳理福州面向海丝沿线国家已有或潜在的海丝文化遗产资源，加以凝炼，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创新性的与旅游产业融合，必将有助于促进福州海丝文化遗产保护和市场化利用。由此推动福州与新海丝建设沿线国家文化、经济的互动，提升和壮大福州新海丝建设核心区枢纽城市的角色和地位。
一、福州面向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文化遗产资源赋存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也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文化交流之旅。商贸裹挟着文化，抑或经济推动着文化交流交融，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绵延不绝。因而，新海丝建设不仅需要重视经济的价值，文化在其中的强大能动性也不可忽视。
福州则因特殊的地理区位，悠久而长远的移民历史和外向型经济传统，使它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延续着海上丝绸之路，并留存有丰沛的海丝文化遗产资源。
（一）商贸文化方面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商品是丝绸、陶瓷、茶叶等。而福州丝织品也由此走向世界。遗存的福州“织缎巷”、“锦巷”、“横锦巷”、“机房里”等街名，见证了当时福州丝织品生产的辉煌。福州怀安窑，闽清义窑、福清东张窑、连江浦口窑等陶瓷制品，也大量通过古代港口跨越海洋，远销东南亚、南亚及非洲。福州茶叶，也一直是福州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并型塑了福州沿线的茶叶港口和茶道文化。因古代海丝沿线国家对这些商品的强大需求，福州近海海域留有大量商品制造基地、古码头和航线沉船，如马尾长柄古窑址、古铁冶场、东岐村码头、快安村磨溪海丝贸易货船粮食补给基地等、连江的沉船遗址、闽安古镇的迥龙桥等即是历史见证。商贸之外带动的人员往来互动，则有了福州台江区的柔远驿（琉球馆）、鼓楼区的闽王祠等。烟台山、上下杭等则记录了近代福州海丝商贸的内外联动，反映了福州近现代闽商的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福州源远流长的海洋商贸文化，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并使得长乐太平港成為郑和七下下西洋的重要集结地。福州长乐也留下不可许多郑和下西洋的遗迹，如三峰塔寺、三峰塔、天妃行宫、三清宝殿、十洋街、天妃宫大井、云门寺、文石天妃庙、太平港、三宝岩、母梦楼等13处。尤其是郑和史迹陈列馆内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详细记载郑和七下西洋经过的碑刻。它是福州价值连城的海丝文化资源，更应该深度利用好。[1]
（二）民间技艺与饮食文化方面
福州的民间传统技艺、体育游艺与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新海丝建设沿线各国有着深刻烙印。如传统音乐茶亭十番音乐、福州疍民渔歌（福州疍民盘诗）、禅和曲、林浦安南伬等;传统戏曲为闽剧、福州评话;曲艺为福州伬艺;传统技艺繁多，包括寿山石雕、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软木画、茉莉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畲族苎布织染缝纫技艺、福州老天华乐器制作技艺、洪塘篦梳制作技艺、罗源角梳制作工艺、池园陶瓷制作工艺、传统竹编工艺、南后街花灯制作工艺、金箔、漆箸制作工艺、木画木雕、油纸伞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则有咏春拳、八井拳、香店拳、永泰虎尊拳、南少林武术、福清的宗鹤拳、仁山拉线狮、长乐琴江台阁、自然门武术、高湖舞龙灯、永泰椽板龙、新厝车鼓舞等。它们在海丝沿线国家也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2]
此外，以烹制海味山珍为主，擅长炒、熘、炸、炖、焖、氽、煨，及汤菜见长的闽菜，也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人员流动，得以在各个国家落地生根，有的甚至融人当地社会，成为当地的名牌小吃。如干拌面、光饼已成为马来西亚诗巫街头的名牌小吃。福州鱼丸、太平燕，以及有“坛起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美誉的聚春园佛跳墙，更成为福州饮食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他还有中国鳗鲡之都、中国鱼丸之都、中国鲍鱼之乡，也都是福州海丝文化资源，可以实现旅游产业化开发。
（三）历史和近现代文化名人古迹
福州自古就有向东南亚移民传统。他们在东南亚国家为当地作出了重大文化贡献，成为福州加强与这些国家人文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譬如，古代越南有原籍福州长乐县福湖乡的郑怀德（1765～1825），是越南阮氏两朝大臣，善文工诗，为“当年嘉定著名诗人”，对越南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马来西亚槟城出生的峇峇文学大师曾锦文。他曾经到中国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回国后一生致力于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向马来文社会推介。[3]马来西亚沙捞越开发功臣、闽清籍的黄乃裳，更是福州人、福州文化在马来西亚的杰出代表。现代则有获印尼、马来西亚政府和民间认可的黄双安、张锦雄、林文光、林文镜以及郭鹤年等榕籍华人，他们在东南亚国家经济活动中蕴含的福州文化特质和精神，值得提炼并加以融合利用。
近代，福州则因深受中西文化合璧的影响。由此孕育了享誉世界的系列名人。如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中国西学第一人及晚清最著名启蒙思想家之一的严复，创办船政学堂、开创我国近代海军和航空事业、推动近代化工业建设科技进步的沈葆桢，中国近代海军将领萨镇冰，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林徽因，被誉为近代史上“小说翻译第一人”的林纾，外交家兼翻译家、作家和文化使者，在近代“海上文化之路”上对“东学西渐”和“西学东引”做出突出贡献的陈季同;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及散文家冰心，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等等。他们是中国近现代享誉海内外的杰出名人，也是福州中西融合、开放文化的象征，是面向新海丝建设沿线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资源。而且，这些历史和近现代文化名人，他们先辈或自身遗留下来的古厝等建筑，是海丝记忆和精神的载体，既有文化宣传的功能，亦是乡村振兴的必不可少内容，可予梳理后融入旅游业中。
二、福州海丝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现状和问题
福州渊源深厚的海丝文化遗产，是链接新海丝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需要加以弘扬和传播。而融合旅游业的发展无疑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但目前来说，两者的融合发展并不算成功，存在问题如下：
（一）文化与旅游融合体制机制改革还有待深化
文化与旅游统筹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够完善。中国文化与旅游部门长期的条块分割，协调合作的机制和体制不太顺畅。文化与旅游融合和生态发展一直成效不彰。历史以来的条块化管理体制，使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与旅游开发难以进行全方位的统筹考虑。对于文旅融合发展的推进，各相关部门充其量仅能做到“有限配合”。但在实际工作业务的开展过程中，各部门就难以做到有效结合，更谈不上融合互动。这使得文化旅游融合的工作运行机制十分不畅。
而且，条块分割的政府部门，对需要跨部门合作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统一挖掘、整理、研究、策划、开发、推广的工作无法有序推进。各文化旅游项目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区域之间、项目之间无法形成合力。文化与旅游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不能形成。这在福州海丝文化的旅游产业化发展中十分明显的存在。许多本来就分布在一条路线，一片区域，但因为保护和开发的条块性、地方政绩和利益考量，使得整体考量不足，遗产保护与利用效果不彰，海丝文化旅游内涵整体上裂解，失去了它固有的价值，也无法实现生态循环。譬如闽安镇、亭江镇、长乐区的有关海丝文化遗产利用即是例证。
（二）资源保护和生态化旅游开发未能充分落实
海丝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保护和生态化开发在实际中未能充分体现。保护还是开发？开发后又如何有效保护？如何实现保护或开发可持续性？在这种犹疑和无措之中，许多海丝文化资源要么是强化保护，但可持续性存忧;或者勉强开发但成效不佳，导致保护和旅游产业化陷入尴尬。
就笔者近距离观察福州闽安古镇发现，景区的旅游开发明显感觉文化内涵挖掘不足，体验感不强，游客鲜少，项目存续堪忧。同样，距离闽安古镇不远的马尾亭江镇侨乡长柄村，也有着不可多得的侨乡建筑群，但缺乏深度开发，配套措施也缺失，门可罗雀，且保护意识基本缺失。另有附近东岐村古码头，矗立有“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石碑，明显缺乏人员持续关注和生态管理。显然，许多海丝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存在匆忙而缺乏论证，生态化环境匹配考虑缺失。不仅如此，已开发项目也缺乏社区生态联动。如2018年开放的上下杭海丝文化旅游景区，与周边的庙宇信仰文化，台江区民俗文化，以及对岸的烟台山景区，历史上都与上下杭具有一体性，但社区、景区与人未能充分纳入开发领域，致使景区的活化不足，社区、人和景区游离于旅游市场之外。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福州海丝文化遗产资源如何可持续保护和利用，如何实现旅游产品的生态化和低碳化设计，以及人、景和社区生态化联动也都差距明显。
（三）创新不足，亮点不足，缺乏具有高识别度的海丝文化旅游产品或品牌
在福建旅游中，因文化旅游氛圍不够浓，旅游品牌缺乏独特性，福州一直扮演旅游中转城市的角色。游客难以长时间驻足。虽然三坊七巷已经成为境内外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但从旅游特色来说，它并不具有福州地域文化的典型性，无法形成差异化。尤其是“海上福州”所蕴含深厚的海丝文化遗产资源，并未很好地融入福州旅游业中，构建有特色的经典产品。
不仅如此，暨有的文化旅游项目也缺乏创新性。活动多数仍以传统的图片、文字及历史故事解说等静态展示为主，缺少互动和参与。游客被动的接受景区文化介绍，对福州海丝文化特色的感染力、生命力和精神价值无法深刻理解，减少游客回头率。有关的旅游产品营销传播创意不足，未能形成具有全国知名、辐射效应好的品牌性旅游产品。
（四）海丝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挖掘不够，旅游产品体验度缺乏深度
海丝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文化，蕴含于福州丰富的海丝遗存之中。它凝聚着古代福建人走向海外的拼搏精神，拓展海丝之路的包容与开放精神，经略海外的冒险精神等。它包含福州人上下几千年的海外知识积累。旅游开发不能局限在简单的观光游览，而是应当深度挖掘这些物质载体背后的精神价值，给游客以深度的情感体验。
但目前来说，福州已有的海丝文化遗产开发，更多注重物质化呈现，文化内涵、好玩有趣的体验严重不足，对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增强游客体验的建设鲜少。且过度注重对海丝历史遗迹的恢复重建，对许多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精神和价值挖掘不够。这使海丝文化旅游无法让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譬如上下杭区域，是福州近现代海丝商贸文化的集中区，调研中却未能看到其深刻的内涵。此外，福州海丝工业文化遗产旅游、侨乡文化价值等体验游基本没有。
上述之中，需要特别要指出是，海丝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足。
我们知道，旅游业相对其他产业来说，资源消耗相对较低，环境破坏相对较小，是典型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但文化遗产资源则存在不可恢复、保护难度高的困境。由此更需要坚持生态、可持续性的利用。否则，无序的开发将导致遗产资源、生态环境被破坏，带来不可修复的损失。
三、生态文明视角的福州海丝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创新模式建议
笔者认为，要求旅游经营者、投资者明确文化旅游的发展方向、目标和方式，遵循生态文明的建设理念，立足长远，将生态的理念融入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整个过程。这既是时代需要，也是产业发展规律，需要生态化、可持续发展的融合模式。因此，福州海丝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业融合的创新策略，具体如下：
（一）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区参与”的融合发展模式
福州许多“海丝文化遗产”涉及到近海渔民生产生活区、人口居住区或者近海水下，如长乐太平港，连江定海的琉球人遗迹及其沉船挖掘处等皆是如此。这些文化遗产所处外在环境特殊，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对它们的保护和开发责任。同时，在发挥企业主导，透过政府引导，强化社区参与，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区参与”的利益共同体融合模式。
该模式强调资源的旅游产业化开发需要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鼓励、引导社会多方力量参与，整合社区资源，实现不同资源的共享互补，并把原本分散、不成系统的社会资源依据市场需要有效地加以集中、提炼和优化，使之形成具有市场价值的海丝文化旅游产品，并将有限的文化资源有效植入旅游活动之中，使其转化为有用的旅游文化产品，包括旅游文化实物产品、文化服务产品、文化表演产品及其衍生形态等。由此建立一批高品位、有特色的海丝文化主题旅游项目、海丝文化创意景区、海丝文化体验街区等，实现社区共享资源，打造生态闭环。
（二）打造海丝文化遗产融合旅游发展的“生活化模式”
生态文明理念的落实需要社区民众或者游客的积极参与。因而，海丝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生活化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融合策略。生活化模式的发展路径为：“凝练——活态——生活化”。该模式强调，文化是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它产生并传承于民众的活之中，有很强的社会性。尤其是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文化类型，如民俗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等。它们在生活中内化，并在生活中展示。因而，需要透过文化的凝练，积极纳入民众生活之中，使民众提高文化的认同度，进而扩大文化传播，实现生活化传承和保护。[4]
具体到海丝文化遗产融合旅游发展的“生活化模式”来说，它强调社区参与，打造生活化、生态式的景区，实现人、景、社区与空间和谐共生，浑然一体，不能只有景，没有人;只有静没有动，体现景区较强的原真性和广泛性。由此落实和践行海丝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使海丝文化内核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形成海丝文化生态式旅游的集体无意识。当然，这需要政府、企业、参与方多方联动，从一开始就立足打造生态闭环，才能实现有机融合。
（三）推进“文化+旅游+高科技+互联网”的融合模式，打造沉浸式的旅游产品
文化、旅游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将成为未来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即“文化+旅游+高科技+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模式。该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表现和传播方式，转变为“高科技+互联网”与文化旅游的创新融合，具备深度的体验。这将成为我国未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因而，高科技与海丝文化遗产旅游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对观众而言，科技赋予海丝文化更多的表达和呈现形式，并依托优秀、有价值的海丝文化资源，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多彩、品质更高的海丝文化产品;对市场而言，海丝文化资源用高科技表达出来的展演，能引发人们对不同景区文化遗产的关注，极大地唤醒人们的求知欲望，激活消费市场的潜力;对海丝文化遗产而言，科技可以让它活起来，甚至穿越，让游客在信息化技术的场景化应用中，获得了充分的交互体验感，建立一种走心的互动连接。而且，结合互联网科技，可以精准地获得海丝文化旅游体验项目的反馈信息，对体验不足之处，不利的因素和行为进行及时处置、改进和创新，从而使文化、旅游、科技与互联网的融合更为有效。但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之路上，创新也要把握好度，不能只为了追求炫酷新潮的表达方式，忽略了海丝文化遗产的本源和内涵，忽视文化遗产的不可逆的伤害。
（四）加强福州海丝非物质遗产文化的创意体验性开发
跨界融合是创意旅游的普遍特性。最新型的旅游产业不仅仅要提供产品或服务，更是要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因而，它不框限于旅游六要素的行业范围，可以用创意吸纳转化各类资源作为旅游资本。这为海丝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与旅游产业的整合渗透提供了新思路。“旅游+非遗+创意”能突破传统旅游业和非遗文化产业的各项要素，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实现奇妙的组合变化，多产业形成合力，创造新经济形态。
为突出海丝有关的非遗文化价值，对其创意性地融入旅游产品的生态化系统中尤为重要。创意旅游，深度体验、寓教育于旅游的发展思路，将为海丝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生态旅游提供借鉴。譬如，福州脱胎漆器的造物精神是建立在福州先民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基础上，是与福州地域的自然、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产物，并经海洋移民流播世界各地。因此，根植于福州文化和民俗的脱胎漆器技艺，若将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设计开发为游客的互动体验项目，能够扩大脱胎漆器知识技能的受众面，不失为非遗文化传播与保护的有益尝试。由此可以设计脱胎漆器生活体验馆，展现福州本土生活文化，从衣食住行体验漆器物质生活，成为旅游看福州的另一扇窗口。又如福州的寿山石雕、福州三宝（脱胎漆器、油纸伞、角梳）等传统手工艺品与现代设计和当代审美相结合，可创意性地打造出具有福州特色的现代旅游纪念品。而久负盛名的福州鱼丸、肉燕、橄榄、茉莉花茶等美食产品，也应作为海丝文化旅游延伸品消费的重要内容，配以创意性包装、储存，成为颇具特色的旅游伴手礼。
此外，非遗项目本身即承载着文化教育的使命。若能结合教育旅游创意利用，则可以实现遗产地与非遗传播对象的对接，可实现海丝有关非遗文化的价值传播和扩散，并赢得市场化收益，一举多得。当然，海丝文化遗产也可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侨乡乡村振兴”;开发线上线下互动的“海丝文化遗产地寻宝”游戏，构建沿海海丝文化主题旅游廊道等。
四、结语
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一直居于中国对外交流、接触的前沿。中外文化在此交流汇聚，奠定了福州海丝文化的历时性和独特性，并保留有大量有形和无形的海丝文化遗产资源。在新海丝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炼、呈现及彰显这些遗产资源的内涵和价值，发挥它们的能动性，践行福建新海丝建设核心区的职责和使命，需要有所作为和创新利用。因而，福州海丝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业创新性的融合模式，并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就成为福州海丝文化价值内涵彰显的重要选择。但这需要突破既有的方式、理念和格局限制，探索各种可能的融合发展路径，保护、利用和发挥好海丝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凸显其时代意义，从而支撑国家和地方的战略需求。
参考文献：
[1]王晓云.论伊斯兰教在闽都社会的传播及影响[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3，5：59-60.
[2]谢颖.福州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J].三峽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S2：71.
[3]杨宏云.海洋文化资源与福州旅游：问题与对策[J].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78.
[4]刘少艾.福州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研究[J].海峡科学，2017，2：61.
福州市第三产业范文第2篇
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政府各部门的重视, 扬州市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补贴, 但目前学者界尚缺乏财政补贴文化产业绩效方面的研究。绩效分析对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的规范和优化非常重要, 所以建立科学的财政补贴政策衡量依据, 对于完善文化产业财政补贴政策, 有效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可或缺。
2 扬州市财政补贴文化产业的现状分析
从《扬州市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发布以来, 扬州市政府、扬州文化广新局、市人才办等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财政补贴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 主要通过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打造文化产业园区、地租优惠、对文化创新人才给予资金资助、低票价补贴或演出补助, 以及政府差额补贴等形式, 扩大文化消费等方式来补助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响应政策支持, 设立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已经推广实行到各区、县层面。“十二五”规划以来, 已有69个文化项目得到扶持, 截至2017年底已有3440万元的国家级资金、9845万元省级资金落实到文化企业以上也突出了政府文化产业财政补贴政策的扶持力度。
3 文化产业财政补贴绩效分析
通过借鉴之前学者们的研究, 并且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研究财政补贴文化产业绩效的依据。
经过熵权法计算得出各个城市在文化产业财政补贴绩效的得分, 详细见表2。
4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 不难发现在发展潜力方面, 扬州市政府在文化企业数量与从业人员方面, 相较于苏州、南京、常州、无锡以及南通还有所差距。对此, 扬州市政府可以多出台关于从事文化行业的从业人员的福利政策, 例如:可以通过对从事文化行业的人员每个季度免费发放演出门票或是为设立人员培养计划的文化企业发放奖励, 从而引导企业多关注文化人员的培养等方式, 通过政策倾斜, 刺激文化企业的从业人员数的增加。在资金利用率方面, 扬州市相较于常州、南通、无锡、镇江、南京, 尚需要进行加强。一方面, 需要扩大财政补贴文化企业的规模, 另一方面, 也不可忽视资金的使用情况, 做好补贴项目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 从而形成资金的有效良性循环。
摘要：扬州市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颇为关注, 为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地方政府投入了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 但就江苏省而言, 扬州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一些城市相比仍有一些差距。本文通过熵权法, 将扬州市与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与镇江的文化产业财政补贴绩效进行对比分析, 找出扬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不足, 以期其能有更长足地发展。
关键词：文化产业,绩效分析,财政补贴
参考文献
[1] 刘鹏, 赵连昌, 杜啸尘.文化产业财政补贴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 (3) .
福州市第三产业范文第3篇
一、广州市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必要性
由于产业聚集、比较优势等原因，产业转移现象时有发生。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加速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转移进程。广州市属于沿海发达地区，虽然作为中国经济的强大支撑力量之一，属于一线城市，但是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产业仍然比重较大，低端的产业链使得成本与收益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因此立足广州现状，实行产业转移刻不容缓。
（一）产业转移坚持合作开放合作共赢，是广州市深度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要顺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要顺应世界经济向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潮流，坚持开放共赢的合作精神，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实现经济互补，开展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产业转移是广州市深度参与和把握趋势的重要抓手。
（二）广州市产业海外转移优势显著明显，与沿线国家产业发展态势较为契合与匹配
广州纺织、服装、电子、摩托车、日用电器等产业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广州市与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别较大，互补性强，有很好的产业转移基础。
二、广州市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可行性
（一）区位与经济优势
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省会，充分享受各种政策和资源的优势，有利于广州市利用税收等优惠政策和港口、人力等资源，实现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效对接。另外21世纪以来，广州市地区年度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图一可以看出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由2007年的7109.18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21503.15亿元。另外图二可以看出广州市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要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小，并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稳步增长。广州市已经进入服务经济阶段，体现了明显的产业优势，适应产业转移趋势要求，为有效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经济支持。
（二）资源互补
从产业聚集性和生命周期分析，部分沿线国家确定是产业转移的理想承接地。例如，老挝、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这些国家处于工业发展的产业成长期，可成为广州市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制造产业转移的理想对接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处于工业的成长期/成熟期，是广州市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理想的备选地。
三、广州市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风险与挑战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差异，广州市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也存在各种风险，这都需要广州市政府和企业等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另外有些沿线国家对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倡议存在警惕和防范心理，广州市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
四、广州市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对策
（一）加强区位合作，统筹协调发展
强化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省会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广州市对粤港澳大湾区周边城市的引领和服务功能，推进与郑州、武汉等中部城市的合作，力争更大地域范围以及更高层次的拓宽广州市产业发展的空间。注重区域互补，强调对省内欠发达地区的“双转移”支撑，在广州市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有效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二）完善金融服务体制，弥补资金缺口
推动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吸纳社会民间资金，积极组建和引进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各种新型金融机构，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投融资领域，推广“广州民间金融一条街”试点经验，加强民间金融试验区建设，创新金融产业，为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渠道，弥补企业资金缺口，实现企业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摘要：本文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视域, 从经济发展对广州市的新要求出发, 首先通过分析广州产业结构现状、归纳总结广州产业发展的特点, 指出广州市产业海外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进一步将广州市产业转移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广州市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合发展对策, 以期通过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广州产业优势, 为广州市经济增长提供新思路、新动力, 促进广州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业转移,对策
参考文献
[1] 杨忠振, 陈东旭.制造业沿海上丝绸之路的转移趋势[J].中国航海, 2017 (3) :124-128.
[2] 马超平, 易露霞.推进广东自贸区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与策略研究[J].改革与开放, 2017 (2) :9-10.
福州市第三产业范文第4篇
自政府将发展大数据确定为国家战略, 中国大数据产业从发展起步时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其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结合对大数据相关企业的调研得出, 2017年中国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236亿元人民币, 较2016年相比增速达40.5%。预计未来几年, 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30%以上的增速, 到2020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586亿元人民币, 将带动中国GDP2.8%—4.2%。
由此可见, 大数据产业作为包括大数据软硬件产品的开发、销售和租赁活动等集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挖掘、数据应用与服务等于一体的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业, 将对促进企业转型及社会创新发展有重大意义。而大数据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将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点。
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及国际商贸中心, 在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信息产业、人才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应用服务具备一定规模, 同时, 广州市信息化产业化融合转型升级加快, 正不断推动着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为此, 应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加快建设大数据产业聚集区, 优化升级实体经济结构, 完成创新型发展的智慧城市建设。
本文意在结合广州的经济发展特点, 深入研究广州大数据产业链发展现状, 通过分析国内外大数据产业链发展情况及相关政策, 为大数据产业链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具体实现路径。这不仅对广州市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同时也为加快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促进工业化和数字化相互融合提供了全新动能。
一、国内外大数据产业链发展经验
在政策环境、市场趋势和人才支撑等多方面的促进下, 我国大数据产业逐渐构成了由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标准与规范、数据安全、数据运维及数据应用七大部分构成的大数据产业链。其大致可分为, 专门应用于运行处理整个大数据生命周期的大数据核心产业, 在大数据应用过程中为其提供基础设施、技术工具等的大数据关联产业, 以及应用于其它行业领域融合产生的大数据融合产业。但目前, 大数据发展仍然存在多种问题, 如何更好地加快建设大数据产业链, 使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国内外各个地区展开了针对各自经济发展目标和差异化特点的各种尝试。
国外方面, 美国作为最早将大数据从商业行为上升到发展战略的国家, 已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战略价值, 从2012年3月29日发布的《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到2016年5月发布的《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已经实施了四轮政策行动。同时, 美国对把握核心大数据产业、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非常重视, 大力促进开源领域企业发展多元化基础技术, 从而形成成熟的产业基础。
随着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大型信息技术公司通过收购或自主研发等方式布局大数据, 以及一大批大数据初创企业如Splunk、Teradata在风投资本支持下快速成长, 美国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已经形成, 同时为应用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创新工具和解决方案。另外, 政府适度公开、有效整合数据, 建立了公共大数据基础平台。据统计, Data.gov共开放原始数据集和地理数据集共计90, 925个, 涵盖了农业、气象、金融、就业、人口统计、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大约50个门类。这为推动大数据的应用, 激发新型市场需求, 加快了大数据市场化创造了必要基础条件。
国内方面, 各省市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为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实力加快建设大数据产业园区。在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推动下,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贵州、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上海、河南、重庆、沈阳、内蒙古八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形成了纵横全境的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的地理分布格局。这些省市在制度创新、开放共享、创新应用、产业聚集等多个方面共同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 对于促进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其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另外, 在京津冀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立足各自特色和相对优势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北京强化大数据创新和引导, 天津侧重于设备制造与集成, 强化带动和支撑, 河北侧重于大数据存储, 强化承接和转化, 形成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武清+河北张家口、廊坊、承德和秦皇岛“1+2+4”协同发展功能格局。在长三角地区, 浙江具有多个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企业, 特别是阿里巴巴系列企业, 例如阿里云、阿里巴巴B2B、天猫淘宝、蚂蚁金服, 在大数据产业中极具影响力。但是, 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数量仍不均衡, 基础架构类企业数量明显高于其他三类, 且数据资源主要集中在IT、金融、电子商务、影视等领域。因此, 浙江省致力于扩大大数据的应用范围, 加大传统企业对于大数据的认识程度。作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中心的重庆, 更加注重数据资源统筹以及大数据产业集聚。早在2013年7月, 重庆市就制定了《大数据行动计划》, 提出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 完善大数据生态产业链。为此, 重庆建设仙桃数据谷, 吸引了亿赞普、宏碁等一批龙头企业入驻。同时, 实施“云端计划”引进了NEC、神州数码、腾讯等一批云计算应用服务龙头企业。目前, 大数据产业成为重庆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来源。
二、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现状分析
目前, 广州市大数据基础设施完善,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 截至2015年底, 全市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超2000G (占全国58%) , 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互联网出口。同时, 广州市拥有着计算能力全球领先的超算中心天河二号, 这使得应用服务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保障。
在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的前提下, 2015年广州市大数据相关企业已约有950家, 总营收达致178亿元。具体各行政区大数据企业收入如下:
其中大数据资源型代表性企业有网易、唯品会、酷狗、欢聚时代、优视科技、微信等;大数据服务型代表性企业有铂亚信息、云从科技、极天信息、互动派传媒、汇量科技、蓝盾股份、佰聆数据、数果智能等;大数据基础设施型代表性企业有鼎甲科技、奥飞数据、巨杉软件、云宏信息、品高软件等。在大数据信息共享方面, 广州市率先出台了《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打破部门“信息孤岛”, 于2016年6月上线了广州市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截至2016年底, 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平台汇集1790类数据主题, 超过57亿条数据, 累计交换数据117亿条, 日均交换数据689万多条, 涉及经济发展、城市建设、道路交通、教育科技、民生服务、企业服务、资源环境、财税金融、劳动人事等14个重点领域。
另一方面, 广州市信息化产业化两化融合加快, 基本形成以“广州农业信息网”、“华南农产品交易网”、“海洋信息网”为核心的涉农信息化服务体系。大数据结合物联网等新业态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 南沙成立“国家物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积极打造我国物联网发展的关键基础平台, 结合大数据技术, 培育了一批大数据服务制造业的整体解决方案等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同时, 广州市建成了广州智能装备研究院等一批国家级智能制造研究机构, 促进大数据产业服务融合实体经济的进程。
但是, 虽然广州市大数据产业发展规模进一步变大, 其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巨大,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大数据产业规模大但不强, 缺少大数据核心企业以及竞争力强的创新能力, 骨干企业总量偏少, 规模偏小, 不如百度、阿里巴巴、华为等知名企业领先地位高影响力大, 集聚效应和产业带动效应均不强。
二是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利用水平不高。当前, 广州市开放的数据量不大仅有3000万条, 数据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 同时, 这些数据资源缺少详细描述和统一格式, 可用性不高。即使广州市具有第三方数据交易市场, 但是缺乏数据共享的相关管理制度和法制法规, 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 广州市数据交易平台广数Data Hub发展受到制约, 数据资源闲置的问题依然存在。
三是信息化工业化融合深度和广度仍然不足。广州市大部分工业制造业企业因装备自动化水平较低、信息系统集成应用存在问题、组织流程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大数据应用基础较差。
四是大数据产业发展不平衡。地区上, 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集中在天河区、越秀区等经济基础和人才储备充足的地区。而大数据产业链中, 大数据融合应用产业较多, 而基础设施类企业较少。
三、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路径与对策
通过以上对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现状的分析, 可以看出广州市在大数据产业链发展方面有诸如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信息经济规模化领先、产业成果显著等许多突出优势, 但同时在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产业融合深度和广度不足、信息化发展区域不平衡及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的发展, 更进一步制约了大数据产业链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进程。
因此, 在对国内外相关城市在促进大数据产业链发展, 特别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相关经验研究基础上, 以生态经营理论为支撑, 通过对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发展现状分析, 可以基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 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思考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具体实现路径及相关对策。具体思路如图1所示:
在此思路上, 我们认为, 要加快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首先需要完善大数据产业链, 形成良好的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其次, 要优化实体经济产业结构, 提升制造业等产业信息化程度, 利用物联网等技术加大数据整合程度。最后, 利用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健全多层次的金融机构, 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 从而使资本在实体经济企业中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因此, 结合此融合路径提出具体对策如下:
(一) 整合数据资源, 平衡产业生态
目前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发展不平衡, 这一现象是因为消费端等市场数据容易产生且与互联网结合起来, 所以大数据产业应用集中在消费端。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之一是促进生产端开始与互联网进行对接, 利用大数据实现垂直数据资源整合。大数据产业结构因数据分布而调整, 因此这一路径可以构建覆盖完整的数据链, 从而促进大数据产业链均衡发展。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得越深, 对存储和分析数据的要求就越高。所以企业需要重新考虑新的数据介质, 对基础设施进行彻底改造, 对管理流程进行优化, 应用传感器等数据采集设备, 部署云计算等存储计算基础设备, 利用物联网将各个垂直领域内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上的数据进行整合, 加快发展工业大数据, 实现生产端与互联网的对接。通过这一数据资源的垂直整合, 在多元场景下提升数据提取能力, 创新数据分析处理方式, 可以进一步产生新型大数据服务产业, 从而平衡大数据产业生态, 大幅度提升产业融合深度和广度。
(二) 立足金融优势, 服务实体经济
广州应立足金融发展优势, 通过跨行业金融服务发展实体经济。广州要发展实体经济, 需要通过数据产业实现跨行业的金融服务, 进而从全产业链角度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为此, 可以利用供应链金融等先进的融资模式来服务实体经济。供应链是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网链结构。供应链金融可以在高信用核心企业与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间实现信用分享。供应链与供应链金融的应用可实现从围绕一个核心企业发展到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而供应链与供应链金融都需要大数据应用作为基础与前提。一方面, 大数据技术可通过数据挖掘等方式精准把握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为其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 大数据技术可以依托动态、可持续的财务数据将风控模式数据化、动态化, 降低信息不对称。因此大数据可以通过促进供应链与供应链金融等金融模式与金融科技的发展, 从而从总体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力。
(三) 打破数据壁垒, 促进数据共享
广州市目前各个实体产业都有一定的数据积累, 但彼此间未实现联通和开放共享, 因此形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岛。为此, 应尽快通过广州市大数据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出台行业数据整合标准, 以及完善大数据采集、管理、交换等标准完善广州市数据共享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业推动和资源协调作用, 健全政府信息共享管理机制, 加快云平台应用, 引导企业、科研机构等组织主动开放数据。另外, 可建立数据资产登记制度, 创建信息资源目录, 在大数据安全保障的基础下探索建立社会数据资产交易方式, 建设大数据交换平台和数据交易市场, 加快数据资源流通及共享共用, 最终帮助打破实体产业中的数据壁垒, 进一步实现大数据产业链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四) 优化发展环境, 加强产业建设
在融合路径明确, 数据收集方式提升, 数据共享开放的情况下, 大数据产业自身仍需要寻求突破, 需要外界环境的进一步促进。因此要健全大数据产业支撑体系。
科研机构方面, 要结合市场应用大数据的需求, 突破关键领域的研究工作, 引导开发核心技术, 支持前沿技术创新, 提升在存储硬件、算法理论、数据模型等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 加速产品研发, 创新大数据应用模式。同时, 人才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 因此院校及研究所应打造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队伍, 开设多种大数据相关学科, 提高人才质量。
结语
随着各国对大数据的不断重视, 大数据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但如何将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需要研究学者进一步思考的重点问题。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各省市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实际经验, 对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现状进行分析, 结合其优势劣势, 提出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发展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路径与对策。主要提出四大具体对策:一要大力发展工业数据, 可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 在优化产业结构基础上拓展加深大数据融合程度, 从而平衡产业生态;二是要通过大数据促进供应链与供应链金融等新金融模式与金融科技的发展, 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三是形成数据共享开放的良好氛围, 打破数据壁垒, 促进数据共享;四是要完善大数据产业链, 优化大数据企业发展的环境。当然, 还应从推进体制变革、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加大扶持力度、建设人才队伍、进行国际合作等方面促进大数据应用发展, 从而加快融合进程。
摘要：近年来, 大数据成为了信息技术发展融合的新动力, 如何将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点问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大数据产业发展进行分析, 重点介绍了美国以及贵州等代表性区域的大数据产业概况, 以及其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的相关对策;在借鉴各地经验的基础上, 对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现状进行分析, 并发现其在产业基础设施、信息经济规模等方面的优势, 以及在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产业融合深度和广度、信息化发展布局及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的问题。最后结合优势劣势, 提出广州市大数据产业链发展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路径与对策。
关键词：大数据产业链,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1]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的通知[EB/OL].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464999/content.html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 (2018年) 》.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18.
[3] 广州市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EB/OL].http://www.gz.gov.cn/gzgov/s2812/201701/2a87dd061b1a490eaa3afaf946103651.shtml
[4] 张影强, 张大璐, 梁鹏.发达国家如何布局大数据战略[J].中国经济报告, 2018 (1) :87-89.
[5] 韦朝烈, 吴畏.美国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主要做法及对广州的启示[J].探求, 2018 (2) .
[6]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5/content_10137.htm
[7] 薄文广, 张琪, 刘仪梅.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经验分析及对山西的借鉴[J].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7 (11) :79-83.
福州市第三产业范文第5篇
扶贫要先扶志和扶智。此处的“志”可以理解为脱贫的志气, 只有脱贫的主动之气“扶”起来, 才能摆脱“等、靠、要”思想, 敢于面对贫困的现实, 敢于利用自己智慧和双手主动去改变贫困的现实。扶智需要把握两个方面, 对于贫困对象, 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 实践证明, 给钱给物的救济式或普惠式扶贫模式可以迅速实现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困人口知识匮乏、文化素养低的问题, 短暂式的脱贫不但不能拔除穷根, 反而会挫伤贫困户的脱贫信心, 甚至助长“等、靠、要”的依赖性。
2 精神贫困的成因
首先, 精神贫困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贫困是长期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 从现阶段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以山区、丘陵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的分布特点可以看到, 这与历史上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持续的落后有一定的关联。
其次, 精神贫困产生有其文化原因。文化学说认为, 贫困人口特有的生活方式容易形成共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即形成贫困亚文化, 在贫困人口中形成精神贫困也必定有它的文化根源。
最后, 精神贫困产生有其环境原因。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环境和个体是相互影响的, 一个地方的社会环境影响着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里的人的生活方式、思想状态等, 社会个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影响行为方式, 进而影响环境的形成, 因此贫困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必然是相互影响的。
3 梧州地区农村精神贫困的问题现状分析
3.1 脱贫的思想动力不足
第一脱贫信心不足。一是贫穷“宿命论”, 将贫穷归于“命运”的注定安排, 祖祖辈辈的贫穷让脱贫致富成为“天方夜谭”, 受自身条件的制约, 缺少致富的技能本领更是加剧了这种思维。二是对政府与政策的不信任, 贫困人口多, 指标少, 评定标准严格, 在有限的贫困户名额中, 贫困的名额“何时轮到我”, 认为扶贫的优惠政策难以惠及到自己个人, 进而对政府和扶贫政策失去信任, 对脱贫失去信心。
第二是懒惰依赖思想。不可否认, “救济式”的扶贫模式能快速解决部分贫困人口的经济贫困, 但这种模式治标不治本, 不仅不能改变贫困, 反而助长依赖政府扶贫的惰性思想。
3.2 脱贫的行为能力不足
贫困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偏低。梧州市范围内的贫困村, 基本都是分布在山区, 师资队伍数量少、质量低;贫困户缺乏自我脱贫能力。贫困户缺少资金、技能、技术和“领头羊”导致项目参与积极性不高, 更重要的是缺乏龙头企业的领导, 大多数贫困户处于分散种植状态, 既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影响收入稳定性, 其抵御风险风险能力也低, 返贫风险增高。
3.3 歪风陋习, 乡村文化风气差
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市场经济不发达使得农村地区的落后的贫困文化的不到改变, 诸如聚众赌博、麻将、六合彩等封建陋习尚存很多农村地区。很多传统落后的地方风俗习惯尚存在贫困的农村地区, 如婚丧喜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讲排场的“面子工程”等不良风气尚存。
4 梧州地区实现精神脱贫的方法探究
4.1 扶志为精神脱贫提升思想动力
首先, 让贫困户看到脱贫的希望是提升脱贫的信心的基础。一是完善基础设施, 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二是树典型激励脱贫, 利用成功脱贫的先进人物、脱贫村, 传授其脱贫的经历与成功的经验, 树立榜样示范标杆, 传递正能量, 让贫困户看到脱贫的“活生生”最好例子, 增强其脱贫的信心。
其次, 提高贫困群众的主动积极性和内生动力杜绝“等、靠、要”依赖思想的有效途径。一是精准识别贫困户缺乏内生动力原因所在, 做到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工作。二是金融扶贫提动力。即金融机构通过对众多的农村地区贫困农户和扶贫项目广泛、大量的资金支持, 激发广大农村贫困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 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
4.2 扶智为精神脱贫提升行为能力
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摆脱贫困的根本手段, 贫困群众接受更多的知识, 就意味着能更快摆脱落后的思想、更容易介绍新事物、渴望改变贫困的意识就越强。梧州目前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技能水平。“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强调了就业对脱贫的重要性, 而技能是就业、创业的关键, 为此, 首先掌握一技之长, 有针对性进行技能培训。一方面是劳动技能培训。二是依托市场组织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是关键, 梧州以扶持地方的特色产业和发展合作组织的方式整合扶贫力量既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收入。
4.3 为精神脱贫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梧州地区首先利用文化宣导和文化艺术形式进行风俗教化的自上而下有目的性进行改变, 以村民自治的方式订立村规民约依靠于民众的实际需求变化而对传统的风俗进行规范与制约, 利用村民的集体“盟约”制约陋习行为的发生, 这种形式既保证了国家能乡村治理的控制, 又能保证村民自治。其次严厉整治乡村的歪风陋习, 对赌博等陋习进行彻底清查, 发现一案严查一案, 倡导农村地区树立健康绿色的乡村文明风气和生活方式。以优良、文明淳朴的村风、民风带动群众思想的转变, 实现精神上的脱贫。
摘要：当前, 我国已进入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 物质已基本实现脱贫, 精神贫困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作为研究范围, 以其精神帮扶模式为研究对象, 首先探讨精神扶贫的内涵, 其次梧州地区存在的精神贫困问题和精神致贫的成因进行分析, 最后总结出精神脱贫的方法。以期让广大贫困地区可以总结梧州扶贫经验, 借鉴精神脱贫方法, 早日实现小康社会。
福州市第三产业范文第6篇
1价值观多元化背景下学校德育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学校德育教育现状及改革研究成为教育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这既源于人们对学校德育长期实效性低下的思考, 也出于新世纪社会发展对学校德育提出的要求。 德育是中小学教育工作的灵魂,它致力于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和人格素养的培养,体现了中小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网络信息时代的不同文化类型和多元价值观影响着正在成长发育的青少年学生,网络疯狂蔓延的负面非主流价值观以及丑陋的审美文化正严重威胁着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并侵蚀书香弥漫的校园。 学校的德育何去何从? 德育主题课应如何开展? 这些课题给广大德育工作者提出了许多严峻的挑战。
1.1学校德育教育目标定位不能满足价值观多元化需求
教育理论界普通认为,学校的德育工作的目标存在定位单一、目标过高笼络、政治化倾向明显等迹象,脱离了学生的生活,与其年龄和成长不相符。 一元化的传统价值观虽然在正面的教育起到积极引导作用,排除了消极价值观的侵蚀,但也把其它合理的价值观排斥在外,忽视了学生个人价值观内容和丰富化,忽略了价值观多元化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片面追求社会价值的理想化,严重束缚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容易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1998年3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明确两个层次:一是“培养学生成长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遵守纪律的公民”,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并为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奠定基础”。 前面部分是一般目标,后面部分是偏政治化价值倾向的理想化目标。 这些目标的设定没有针对学生的实际需要,只是过重强调德育的效果性,缺乏可操作性。
1.2德育教育的内容与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不相符
当前,学校的德育教育过于单一,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内容空洞、缺乏生活性,内容与当前社会经济生活脱节,而学生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便捷,单一的枯燥无味的政治化教育造成学生对德育教育的兴趣不强,使得德育教育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 从而难以对学生实行有效的德育教育。 另一方面,德育教育的内容创新性不足。 德育工作仅仅停留在思想品德课的传经颂道,不搞实践活动,脱离了实际生活。 因此,德育教育内容应摒弃过去传统的教育理念,充分结合时代的特色,导入新颖的知识结构,使德育教育内容与时代和社会生活紧密连接起来,让德育活动回归生活本身,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1.3德育教育模式错位
目前,我国中小学德育教育主要问题是实效性差,缺乏感染力。 学生对德育不感兴趣。 其深层原因是教师的德育观念陈旧, 缺乏理论创新和实践思考,对新时期的德育对象不敏感,没法捕捉他们内心深入的真实思想。 大多数教师还一味认为德育工作仅仅是班主任或者是德育课专业老师的事,与己无关,从而学校无法达到全员育人之目的。 德育教师依然本着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以教材为中心的说教式、灌输式、条款式、训斥式教育模式, 教师在演“独角戏”,不与学生互动。 这种教师角色的错误定位造成了师生关系不平等,遏制了学生的理解力,严重束缚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我说你听”的说教式的课堂模式,无形中形成了教师与学生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即便学生表面赞同某种价值观的德育教育, 但内心深处的不认可最终导致师生关系紧张,形成教育的错位。
2以活动为载体的学校德育模式构建新探索
价值观多元化对学校的德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积极引进先进教学理念,大胆改革德育工作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 德育工作不是封闭的、静止的,而是开放的,动态的,以活动为载体的德育工作模式探索, 就是坚持教师的合理引导与学生的自主构建相结合, 拓宽德育工作内容, 丰富德育工作内涵,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主导,是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推进者;学生是主体,是价值观模式的构建者。
笔者所工作的单位是广东省惠州市第三中学, 学校始终秉承“以学生为本、以育人为主体、以德育为先导”的德育工作理念,全面扎实推进以“教师为主导,以活动为载体”的德育工作模式,取得了德育方法改革新突破。
2.1构建多样化的德育课程模式
学校不断巩固和发展原有的校本德育课、校内专题活动、专题讲座、校外拓展德育基地建设、校内隐性课程德育渗化等德育活动,积极创造新的活动类型,强调实施德育活动的实效性,实施动态的德育活动教学过程模式(如图1所示)。 鉴于当前中学生对事物的态度、情感容易受到表层特征的支配,缺乏对某种事物及其社会意义的深层次认识,盲目性较大,自觉性较差,做事易冲动,缺乏理性。 根据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德育主题教育活动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活动设计具有教育性。 活动是德育的重要途径,但活动不能自发地推动人的思想品德的发展,只有伴之以良好的组织形式和鲜明的教育目的, 才能成为有效的德育途径,使学生从中受到教育。(2)活动设计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设计某一活动时, 切口要小, 与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已有基础相适应。 宜以学生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物作为载体,吸引并组织学生参与活动,在教师有意识的引导下,随着活动的展开,使学生逐步达到预期的德育目标。 (3)活动设计把握教育契机。 生活中处处蕴藏着教育的契机, 学生的一言一行都是其内心思想的反映,因此,教师善于把握教育的时机,充分认识到学生的内部需要,从学生实际中选取主题,有针对性地设计他们乐于接受的活动,从而实现最佳的教育效果。(4)活动设计实现多种形式。对中学生来说,活动要有一定的深度,又要讲究形式的活泼多样。 要创设形象鲜明、趣味浓厚、形式新颖,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力戒枯燥无味的空洞说教和单一不变的程式, 要把健康向上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使主题活动常开常新,多姿多彩;要注重活动形式的开放,从学校走向家庭、走向社区,使学生主动参与,亲身体验,知、情、意、行同步发展。
2.2实施 “教师引导、学生主体活动”模式的德育建设策略与方法
这种德育实施模式包括三部分,即价值引导、自主活动、反思。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强调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坚持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建构相统一(如图2所示)。
价值引导是教师根据受教育者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及受教育者的品德状况,对受教育者价值理解、价值选择进行指导、诱导及帮助的过程。 价值引导即反对传统的价值灌输, 也反对放任主义的选择。 价值引导主要通过目标引导、 言行引导、活动引导、情境与环境引导等方面来实现。 目标引导就是通过制定目标以及实施目标的具体步骤, 引导学生朝这个目标而努力。使学生在完成价值观目标过程中提升主体人格,培养他们的价值选择能力,养成价值实践能力。美国学者麦金太尔和奥黑尔曾经说过:“教师会带着一定的价值观体系进入课堂, 而你的学生也必定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因此,在价值观教育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对学生的指引作用, 并切记将正面的积极言行传导给学生。活动引导方面,价值观教育中的任何教育活动都要体现教育者的教育意图,都要有一定的价值倾向,这些活动的实施对受教育者价值观形成具有指导作用。 情境与环境引导方面, 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情境对价值观形成具有潜移默化作用。 自主活动主要是指学校在德育教育过程中由学生自主参与的,以学生学习兴趣和内心需要为基础,以主动探索、变革和改造活动对象为特征, 以实现学生主体能力综合发展为目的的主体实践活动。 模式中的活动是学生建构自己的价值观的自主活动,它贯穿于价值观教育的内化、外化阶段和检验阶段。 反思深化是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对活动的过程与结果的一种认知加工过程,是对活动过程与结果进行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深入的重新审视过程。 通过反思,可以澄清模糊认识,纠正错误认识,使学生对价值观理解得以深化,选择能力得到提升。
2.3建构四维一体的德育主体联动模式
通过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家长、社会相互联动教育的四维一体化的立体式德育主体模式建构(如图3所示),形成系统科学的德育教学模式和评估框架,调整师生角色位置,与家长和社会互动,在互相尊重、平等、融洽的氛围下,向学生渗透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 使学生从空泛教条的训斥式德育灌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逐渐形成独立思考能力,实现认知、言行的统一。全员育人的德育理念丰富了德育教育的内涵和范围, 让德育教育无处不在,成为常态化常规教育。多元主体模式下的德育互动教育模式实现了德育立体化的沟通框架, 形成统一规范的德育价值观,从而实现德育的根本目的。
3结语
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学校德育教育在内容、策略方法、教师角色定位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为增强德育教育的实效性, 学校必须理性审视当前德育教育的得失, 坚决摒弃功利主义、绩效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思潮,坚持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引导,注重学生个性差异,建构以活动为载体的多样化德育课程模式和四维一体的大德育立体沟通体系,让德育回归生活本身, 不断完善德育制度建设,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特色的教育模式。
摘要：通过强化校本德育课、校内专题活动、专题讲座、校外拓展德育基地建设、校内隐性课程德育渗化等多种类型的德育活动,实施教师价值引导,学生自主实施活动,反思深化的动态课堂模式,建构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校、社会互动的四维一体德育沟通模式,摒弃德育教育功利主义、注重价值观多元化背景下学生个性发展差异,调整教育方法和策略,夯实德育制度建设,不断探索符合时代特色的德育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