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传统的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引起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提升，有利于城乡与区域的均衡发展。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一步探究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方式、途径和结果，本文对近年来国内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如何深化和拓展这一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关系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因素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城市化、城乡二元经济、要素流动与开放程度等方面。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财政分权的趋势，财政分权已经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目前研究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文献还比较少，一般结合经济增长、公共品供给、城市化等问题一起研究。本文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对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数据指标与模型建立
文献大都选择了省级面板数据。丁艺（2009）、赖小琼（2011）、范晓莉（2012）等选取数据的时间从70年代开始；马光荣（2010）、胡月（2012）、李伶俐（2013）选取的数据从80年代开始，其中胡月（2012）是对分税制改革前后的数据作出对比分析；解垩（2007），陈安平（2009），于长林（2011）等选择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的数据。此外，何玉麟（2013）与卢小祁（2012）分别选取广东省和江西省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财政分权指标大多数采用支出分权。赖小琼（2011）、范晓莉（2012）、李雪松（2013）选择了地方预算财政支出占全国预算财政支出的份额，陈安平（2009）、马光荣（2010）、陈工（2012）选择了这个支出分权指标的人均化。许海平（2013）同时采用了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财政收入两个指标。贺俊（2013）在采用人均财政支出分权指标的同时又用收入分权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李雅楠（2011）在文章中采用了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财政收入和地方预算收入占地方预算支出三种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
在实证模型的选取上，解垩（2007）、于长林（2011）、胡月（2012）等选择了面板回归模型，赖小琼（2011）、范晓莉（2012）选择了向量自回归模型，许海平（2013）、何玉麟（2013）及李雪松（2013）分别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和多元协整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陈安平（2009）采用了联立方程，将增长方程、收入差距方程与财政支出方程联合求解。只有陈工（2012）这一篇文章中建立了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将某一区域内的居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时把政府财政支出分为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支出、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产性支出以及提供公共品的支出，分别在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和最大化辖区内GDP的条件下求解政府的支出。
二、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指标、数据选取的不同和建立模型的不同，各文献中得到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解垩（2007）、许海平（2013）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赖小琼（2011）、贺俊（2013）、陈工（2012）得到了财政分权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果，李雪松（2013）、范晓莉（2012）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在短期内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从长期来看却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何玉麟（2013）证实了财政分权本身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然而由此带来的地方官员激励和行为模式的扭曲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于长林（2011）分地区验证了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缩小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却不显著。胡月（2012）得到了结论1994之前的财政分权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1994年之后由于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导致财政分权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陈安平（2009）得出的结论是因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如果在财政支出增加的同时伴随有对科学教育和农业支出的比重增加时，则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雅楠（2011）在文章中得到了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财政分权却不利于这种机制发生作用，以及从地区的角度来看，增加中西部的财政支农支出与科教文卫支出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财政分权同样会影响这个机制起作用。
三、影响机制
现有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本身并不能够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而是通过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而间接起到作用。
解垩（2007）与于长林（2011）认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人才，会改善辖区内的软环境，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相对来说会使城市居民受益比农村居民更多，不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也会改善投资的硬环境，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这会使农村居民受益更多，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使得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赖小琼（2011）认为，财政分权增加了地方政府可控制的财政资源，如果地方政府更多地把这些财政资源用于转移支付、发展农业和科学教育这些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方面，那么财政分权就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地方政府将财政资源更多地用在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上，那么财政分权就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卢小祁（2012）从卢卡斯的增长模型出发，指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是城乡增长之间的差距，进而提出政府对教育支出结构的调整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入增长方程，从而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重要作用；除了增长的差异，能够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的还有再分配的过程，这涉及到政府的转移支付与财政支农支出。
马光荣（2010）与何玉麟（2013）指出，奥兹的分权理论认为分权能够提高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分权确实有利于城乡和区域的均衡发展，与此同时又引入了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锦标赛模式，由参赛者根据组织者制定的标准而竞争，最终根据相对排名来决定胜负。而我国目前是在保持政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将官员的晋升机制由政治挂帅转变为以经济增长为主，这种考核体系扭曲了官员的激励和行为模式，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李雪松（2013）在文章中提出，我国的分权模式是经济上的适度分权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相结合，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和考核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地方政府基于GDP增长绩效考核和政治升迁的双重压力，就会将财政资源投入到周期短收益大的产业，而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从而导致农业增长缓慢，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贺俊（2013）将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一般性支出，其中经济建设性支出和一般性支出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社会性支出能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述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现有的文献在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上，除了提及传统的分权定理中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更高之外，更多考虑的是财政分权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财政支出模式的影响。虽然表述方式略有不同，但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是将政府行为的目标分为经济增长和兼顾公平两个方面，如果政府的目标和财政支出偏重于增长，就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如果政府更多考虑到公平并增加相应的财政支出，就会相对缓和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并不只是政府支出模式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政府行为的变动也会影响相应的政策环境，从而引发投资方向等其他相关因素的变动。在具体机制的分析和探讨中应该全面综合地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大多数文章在理论构建方面并不曾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而只是单纯采用文字性的描述，对于其中内在机理的阐释也是基于常识性的认识，缺乏更为严格的学术推理，相对来说说服力较弱。或者只是进行单纯的实证研究，不涉及理论方面的阐述。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加注重理论的模型化，用更为严谨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
各文章在指标选取和模型建构上大同小异，但由于在数据获取与处理方面存在差异，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而且数据的选择大多停留在省级尺度上，由于各省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在实证模型中未必能将所有相关的干扰因素纳入其中，为了研究的准确性，应该扩展到县市一级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多数文章中都明确指出财政分权是通过影响政府财政支出模式等因素来对城乡收入差距间接起作用的，但在实证模型的建立时却直接将财政分权作为一个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因此，在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过程中，实证模型也应该根据其内在机理做出相应调整，考虑到财政分权在间接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涉及到的中间变量，以更加贴近实际情况。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关于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内在机制研究的深入、理论模型的构建、数据的进一步扩展和计量模型的完善，不断提高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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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梦;传统文化;社会理想;政治理想
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梦反映了国家利益、人民的愿望，符合社会文明进步的趋向，因而一经提出就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中国梦实际上属于社会政治理想的范畴，是现今中国社会政治理想的一种通俗化、形象化表述。“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价值目标和追求，就是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理想前景。”[1]10这一理想的提出既有现实动因，又有历史依据，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反映文化传统。回顾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明中对理想社会政治有丰富的构想和阐述：一方面，众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重要的思想流派都从理论上描述和论证了理想的社会政治图景，如孔子的“有道”、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王制”等等;另一方面，民众也用通俗的形式和朴素的语言表达自己对理想社会政治的愿景。这可以称为传统中国梦。①中国历史上这些对理想社会政治的设想、设计，以及对理想社会政治的不断探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今天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中国梦继承了传统中国梦的精华并实现了时代性、历史性的超越。
一、传统中国梦与当代中国梦的共通之处
同为社会政治理想，当代中国梦与传统中国梦颇有相似、相同之处。主要包括：
(一)秩序井然
秩序是事物的有序状态。有序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对社会同样如此。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社会有序的重要性。荀子就指出了由于人性、人的欲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而导致人类社会存在失序、乃至无序的可能。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而社会的失序、无序意味着社会的混乱甚至崩溃解体，这显然违背社会、人类的整体利益。所以，政治家、思想家、民众都向往有序的社会生活，有序也是思想家在理论上建构的各式各样社会政治理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比如孔子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实际所描绘的就是一个从家族到社会，从伦理到政治都井然有序的情境。其他思想家也都强调有序的价值，只是各自的具体侧重有别。道家所讲的是从宇宙到社会到个人都遵循自然而形成的有序状态。法家强调的是国家严格控制下的有序。墨家强调的是建立在相爱、利益交互基础上的有序。可以说，虽然各家各派的想法或温情脉脉、或冷峻严格、或恬淡自然，但对有序都是高度肯认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梦同样包含着有序性，以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性为追求。中国梦的有序性首先体现在有序是中国梦的当然内容。中国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和奋斗目标，是善和美的统一，而有序正是善和美的展现，所以，有序是中国梦的自然具有的含义。其次，有序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条件。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而这些都必须以中国社会的有序为前提。如果内部混乱、动荡、分裂则社会的存在和正常运行都无法保证，实现中国梦更无从谈起。最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有序是中国社会存在、延续、实现更美好状态的必备条件。中国梦的有序性还体现在中国梦实现过程的有序性上，即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次序、有轻重、有先后的过程。中国梦的实现涉及众多的主体、环节、领域，但并不是一个自发的、任意的、随机的、各行其是的过程，而是一个高度组织、计划下不断推进的过程。近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证明了有序改革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价值，中国梦的实现也必然是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有序过程。
(二)关系和谐
中国传统中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不仅是有序的，而且是和谐的。据称早在西周末期，史伯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充分认识到了和谐对事物发展的重要意义。之后，在社会发展中，人们越来越体会到和谐的意义、对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追求和谐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和谐’是一种不散的精神。”[3]1“‘和’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4]57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的和谐是一种全面性的和谐：从每个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到人我和谐，从社会和谐到政治和谐，从一国内部的和谐到万邦和谐，从人类社会的和谐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社会政治领域的和谐尤为重要。《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强调以和的精神来处理社会政治关系。孟子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老子设想的理想社会中甲兵不用，“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第八十章)。如此种种，人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和谐、相处融洽，没有什么矛盾、纷争、冲突。而和谐的实现，在人们看来主要靠两点：一是合作，二是执政者的素质和觉悟。合作包括君臣合作、君臣民合作。前者如“君臣道合”“君臣同志”，后者如《太平经》所说“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对执政者的要求主要是有以天下为公的政治觉悟，有循治道而行的政治能力。人们相信通过各群体的分工合作和执政者的善治完全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社会政治的和谐。
和谐同样是当代中国所追求的价值之一，是中国梦的内涵之一。中国梦是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以，和谐是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之一。“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其终极的价值追求是实现持久的‘稳定和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5]19中国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全面目标，要求各个领域、各种关系的和谐。只有实现和谐，富强、民主、文明等目标才可能实现，同时，和谐也贯穿于富强、民主、文明等目标之中，是其应具有的特征之一。此外，和谐也是中国梦实现的方式、方法之一，亦即和谐不仅是一种价值目标，也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梦理应在和谐思维的指导下，以和谐的方式来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和谐的水平。要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和谐的水平，则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确立和谐思维方式。”[6]50这符合中国梦的和谐价值取向，也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国梦。
(三)国家富强
传统中国梦也十分重视国家富强。“富强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恒久意义的社会主题。”[7]3富强中的富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经济繁荣，二是国家财政安全。社会经济繁荣主要靠发展生产实现，由于当时农业是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部门，所以发展生产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农业当时被视为本业。所以，民本、重民实际都是重农。国家财政安全主要指国家能够正常支付政费、军费等各项开支。如促成北宋王安石变法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当时的财政困境。强主要指军事、国防方面的强大，能够抵御外侮。富强在中国历史上是人们的基本追求之一，在国家社会经济凋敝、入不敷出、外患严重的时候，富强的要求更是十分強烈。中国传统社会中，历次社会政治改革运动都旨在谋求国家的富强。
富强同样是当代中国梦的基本目标之一。习近平表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8]富强成为当代中国梦的目标的背景：一是中国在清末及近代时期长期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这成为中国人的痛苦记忆，同时也激发中国人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二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三是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人民的愿望和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实现国家的富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之一。所以，富强作为中国梦的基本目标之一，与文化传统、历史教训、现实需要、人民愿望有密切关系。
(四)道义贯彻
中国传统中追求的理想社会不仅仅是国家富强、和谐有序，更重要的是道义得到了贯彻，即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正当原则得到实现的社会。中国文化中对人类社会正当原则的概括通常是道、道义之类。如孔子就以道是否得到贯彻将社会政治划分为两种类型，道得到贯彻的社会就是有道，是理想社会;反之，则为无道，是与理想相悖的社会。《中庸》所讲的中庸之道、道家以自然为本的道、柳宗元所讲的“大中之道”等都是如此。它们都被视为人类社会乃至宇宙的大纲，具有确定无疑的正当性、高尚性，是真善美。所谓理想社会和政治实际就是这些正当性原则得到真正贯彻的社会。
当代中国梦同样具有深厚的道义基础，所追求的也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日常生活的愉悦，而且是也包括高远的精神追求和伟大价值的实现。当然，能够打动人心的社会政治理想总是包含某种独特而崇高的精神价值。当代中国梦与传统中国梦以及其他地域、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区别在于所体现和追求的道义不尽相同。当代中国梦所依赖、所追求的道义是社会主义。当代所说的中国梦实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中国梦符合并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所以，中国梦体现和贯彻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9]15中国梦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一致的。“中国梦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总括和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基本理念、根本目标、价值导向、价值准则和实践要求，两者共同贯穿和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方方面面。”[10]总之，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是中国梦的核心内涵，中国梦是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实践。
中国梦与传统社会政治理想的相通之处说明了，中国梦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联系，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到，今天提出的中国梦不是对传统社会政治理想的重复，而是在现实需要、未来发展趋势之上的新创造。
二、当代中国梦对传统中国梦的超越
以上所述的是传统中国梦与当代中国梦的几个相通之处。当代中国梦与传统中国梦除了相似、相通之外，更多的是差异。由于时代和社会性质的巨大差别，当代中国梦比传统社会政治理想更文明、更先进，是对传统的超越。
(一)中国梦适应了新的形势
今天所讲的中国梦是新形势的产物，适应了新形势的要求。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形势一是现代化，二是国际竞争。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对传统社会的否定和超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清末，至今仍未最终完成，所以，当今中国仍然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这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不同之一。它决定了当代的中国梦必定是以现代社会为追求，以现代化为导向和内容的理想。“由于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和契合，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其内涵和实质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复兴，而是现代化的实现，即经过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所谓后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11](1)国际竞争也是当前中国与传统社会显著不同的方面。中国传统文明虽与其他国家文明有交往，但一直是独立发展的，当时也不存在今天这种国际格局。而且中国传统文明比较发达，并不面临其他文明激烈竞争。当前则不然，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国际体系之中，与其他國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空前密切、频繁。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则更加剧了这种局势。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文明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赶超压力。国际竞争决定了中国必须更快更好地发展，同时，也必须保持自身的特性，反映在中国梦上则意味着，它必须在国际比较中也具有先进性、竞争力，同时，又能体现中国特色。当前，不仅存在着中国梦，还有欧洲梦、美国梦等，这些梦都属于社会政治理想，都反映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具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但它们之间差异是主要的，特别是反映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中国梦必须既保持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也要能让世界接受;既要体现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也要体现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既要吸收其他社会政治理想的有益成分，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并具有竞争力。这也是中国梦不同于传统社会政治理想的地方之一。
(二)中国梦具有新的基础
与传统中国梦相比，当代中国梦所建立的社会基础也不一样。在经济上，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形态，当今中国则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最重要也最受重视，当今中国则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将来第三产业的比重还会继续加大。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中国梦的经济基础。中国梦内在地要求经济方面的发达繁荣，这一方面意味着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优化，另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这是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在经济方面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中国梦的实现也依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2]这表明在未来的发展中，市场化仍然是基本取向。在政治上，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君主制，当今中国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只是工具，有法律无法治，同时，只有民本而无民主，当今中国则推崇民主法治。这是当前中国梦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国梦的基本内容之一。石文龙指出：“法治不仅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13]34黄朴指出：“中国梦就是法治梦。法治不仅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14]26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传统社会自汉代开始，儒家思想一直是治国指导思想和社会主流意识，当今中国则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批判吸收了人类文明成果，体现了社会发展趋向，内在包含了民主法治等理念，具有先进性，是当代中国梦的思想基础。所以，市场经济、民主法治、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中国与传统社会的重要不同，是中国梦提出的基础，同时也规定了实现中国梦的基本方向。中国梦所追求的是当今中国这些基础性条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中国梦提出了更高的追求
传统中国梦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具有明显的美好性、理想性，如此才能够吸引人们追求，对社会发展有一定指导意义。但是，当时所提出的那些理想的要点，在今天看来，则简单粗糙、标准过低。在人民生活方面，传统中国梦中，民众的生活虽然看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只是仅仅达到温饱而已。孔子提出过“足食”(《论语·颜渊》)，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以使人民“不饥不寒”，“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这些都是对理想状态下人民生活的描绘，但仅仅勉强达到不饥不寒的水平。只是由于当时民众达到温饱就很困难，所以温饱才会成为人们的理想，才对人民有吸引力。今日中国，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能成为梦想的只能是富足的生活。在有序和和谐方面，传统中国梦中的有序和和谐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简单的有序和和谐，它的目的主要是缓和等级制下紧张的社会关系，主要靠人们的道德来实现，而且对社会冲突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相应的处理机制，因而缺乏操作性、可行性。梅萍指出中国传统和谐伦理的局限性在于“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制度匮乏性和理想人格与现代化的冲突性”。[15]27所以，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要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进行转换。另外，还应注意到，在传统社会中，和谐一般只停留在愿望、理想层面，并没有在社会实践中真正实现。今日中国所向往的有序与和谐则是建立在人们根本利益一致同时又有利益协调、平衡机制之上的。在今天的中国梦中，和谐既是一种理念、愿望、思维方式，也伴随着相应的利益协调、均衡机制，既用以鼓舞人心，也致力于在实践中实现。在富强方面，中国传统时代，社会发展缓慢，对国家富强的理解，大致是《汉书》所说的“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比较片面，和现代对国家财税和国家经济角色的理解不同。中国梦则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富强。邓乐元认为中国梦要达到三大标准，“生产力的标准，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共同富裕标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占60%以上，基尼系数在0.3以下;民主标准，体制认同度在60%以上”。[16]20虽然在具体标准上，人们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但富强的内涵无疑比传统更丰富，标准也更高。在指导思想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中担负重要角色的儒家思想侧重于保持稳定和不变，缺乏发展意识和变革意识，在发展极其缓慢的传统社会还有其价值，对今日中国则缺乏吸引力。中国梦追求的是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低水平重复和循环，而且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改革、创新。这也是与中国传统理想的一个显著不同。总之，中国梦与传统社会政治理想相比，在每一个方面都提出了更美好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习近平指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實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17]这实际上给出了实现中国梦的具体目标和进度规划。显然，这是一个比传统社会政治理想更宏伟、更美好、更具有可行性的蓝图。
三、善用传统中国梦助力当代中国梦
当代中国梦与传统中国梦具有共通之处即联系性，也具有差异之处即超越性，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梦的宣传和实践过程中既不能无视传统中国梦，也不能混淆两者，或互相替换，而应对传统中国梦善加利用，以助推当代中国梦的实现。
首先，充分挖掘傳统中国梦对当代中国梦的有益之处。基于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传统中国梦对当代中国梦的有益之处主要体现为：有利于人民群众理解当代中国梦;有利于增加当代中国梦的文化底蕴;有利于当代中国梦的宣传和对外传播等。有利于人民群众理解当代中国梦是指：当代的中国梦是新提出的概念，对人们而言是新事物，人们在接触、了解、学习新事物时，总是习惯用已有概念、观念、思维去概括、去描绘新事物，因而，新事物与人们关于已有事物的认知、理解越一致、越协调、越具有共通性，就越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也不容易发生严重的误解、误读、偏差。传统中国梦经过长期的演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之中，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梦与传统中国梦存在诸多契合之处表明它与中国人关于社会政治理想状态的认知和情感具有协调性、一致性，因而，人们可以更容易、更好地接受、理解当代中国梦。有利于增加当代中国梦的文化底蕴是指：传统中国梦所涉及的大量文化元素可以被当代中国梦所运用，从而使当代中国梦具有历史感、文化感。文化元素是文化构成的基本单位，每一种文化都包含大量的、有特色的文化元素。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化中国文化拥有大量具有深厚底蕴又非常独特的文化元素。传统中国梦中“道”“和”“合”“公”“天下”“家国”“天人”等都是重要的文化元素，同时，这些也是为世人所熟知，被认为是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体现中国特色的东西。当代中国梦与这些文化元素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有一定的契合性，因而吸收、提炼、涵容这些文化元素，可以使当代中国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提升文化含量。有利于当代中国梦的对外传播是指：当代中国梦是现今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理想，但是它的提出和实现并非只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意义，而是会具有世界影响和意义。在世界各国、各文明之间联系、交流日益密切、频繁，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的背景下，中国梦不仅需要得到中国人的认可、需要中国人努力，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为外部世界所接受、理解，即需要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如果外部环境不友好、充满敌意，则中国梦很难实现。所以，中国梦需要对外解释和传播，以避免、减弱及消除敌意，争取理解、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影响，以便于世界了解中国梦的真实含义。如传统中国梦对和谐、有序、温情、道德、富裕等的追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外传播，已经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因而，指出当代中国梦与传统中国梦的联系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世界了解当代中国梦。
其次，突出当代中国梦对传统中国梦的超越性。在借用中国传统梦服务当代中国梦时也注重两者的区别，在宣传和使用上强调当代中国梦的超越性。首先，要避免混淆传统中国梦与当代中国梦。传统中国梦与当代中国梦存在一定的共通性，但它们分别对应的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它们存在的社会基础、反映的社会要求存在本质差别。其间的共通性可以实现两者的沟通，可以使传统中国梦服务于当代中国梦，但传统中国梦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因此，在当代中国梦的宣传和实践中，既要利用传统中国梦又要避免将当代中国梦化约为传统中国梦，或将两者混为一谈。其次，要强调当代中国梦的先进性。无论是传统中国梦还是现代中国梦，作为社会政治理想必然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前瞻性。只是，传统中国梦是传统社会范围内的先进性，当代中国梦则是现代化范围内的先进性。因为社会的发展，传统中国梦中的一些基本的向往和追求仍然在当代中国梦有延续，但是传统中国梦的具体内容和指标已经落后于当代社会，也无法满足当代人的愿望，因而，在当今已经不再具有先进性。引领当代社会发展、激发人们奋斗热情的任务要由具有先进性的当代中国梦来承担。再次，要突出当代中国梦的可行性、现实性。社会政治理想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和期待，而理想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的社会条件，也取决于理想内容的合理性、可行性。传统中国梦虽然就其实际内容和指标而言并不高，历史上也有不少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和奋斗，但是，它事实上缺乏可以依托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因而，它在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变成现实，除了偶尔有所谓盛世可以给人一些慰藉外，绝大部分时候，它都只是人们的一种愿望而已。当代中国梦与传统中国梦不同，它不仅具有美好性、先进性，而且其内容具有可行性，同时，它有社会主义作为制度保证，有党的领导，有可以依托的社会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因而，当代中国梦不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也是一份可以操作的蓝图，通过人们的奋斗会转变为现实。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一直在设计、构想理想的社会政治形态，并不断地进行实践尝试。这种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梦继承中国传统中对美好社会生活的追求，并根据新的形势、在新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这一中国梦必将指引、激励千千万万中国人为理想而奋斗。
注释：
① 本文所說的传统中国梦指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政治理想，在时间上对应的是近代以前的时期。中国从清末开始，传统社会逐渐解体，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当代中国梦反映的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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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第五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首期中小学校长生命教育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学术年会暨首期中小学校长生命教育国际论坛”在北京清华大学附属小学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专委会主办，清华大学附属小学、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和华夏行知（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共同承办。首日活动主要包括开幕式、主题报告、观课评课、校长论坛以及工作坊，紧紧围绕会议主题“生命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朱小蔓教授为大会作了题为《缠缠绕绕相表里，尋寻觅觅至如今——情感教育与生命教育之探寻》的主题报告。
（“悦享生命”公众号 2017年10月28日）
中国式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其实，应试教育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深层根源有着诸多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我们可以看到，针对应试教育的诸多弊端，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断推出各种改革措施，但总体上效果不彰。在考核上跑偏的政绩观，在用人上狭隘的人才观，在育人上错位的素质观，都对应试教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专家指出，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当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投射到学校，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大量中小学校忙于“抓分”，疏于“育人”。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撰文指出，现在许多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只围绕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运转。为了增加复习和训练的时间，国家规定的课程结束得越来越早，教学进度越来越快，学生的学习难度越来越大。“以普通高中课程为例，按照国家课程方案规定，15个门类的课程要用两年半的时间进行学习。可目前大多数学校都用两年时间，有的学校甚至用一年半的时间就结束课程，留下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进行复习和训练。这种做法，破坏了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正在制造大量学习困难的学生。”
一篇题为《把孩子们从“教育GDP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新华时评提到“教育GDP”这个概念。文章说，一些教育专家指出，中央提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一些地方则把“人民满意”简单地等同于单一的升学率指标，于是“经济看GDP，教育看升学率”就成了考核的指挥棒。
有研究者指出：在“教育GDP”的带动下，有中国特色的“考试经济”已经形成了一条规模庞大至上千亿元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完全是围绕应试教育而建立的，与现有的应试教育制度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而且日益向规模化、资本化方向发展，其利益关系牵涉到方方面面，给教育改革带来重重阻力。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骨干力量。于是，全力以赴让孩子考上大学，也就被众多家长视为孩子未来寻求就业、成为人才的不二法门。
而实际上，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近年来，大学生已不再是二十几年前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难”现实就反映出这种社会心态。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看来，高校盲目扩招是大学生身价贬值的原因之一，“盲目扩招之后，人家都不相信大专生和本科生，只相信研究生。而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则认为，“盲目扩招”并非教育之弊的病灶，而是整个社会的人才观出了问题——过分强调竞争的机制和片面的人才评价标准，导致只有学历越高、(学校)牌子越亮才能在竞争中更容易取胜的局面出现。
这个观点与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提出的“学历军备竞赛”的观点不谋而合。郑也夫认为，如果社会以学历的高低、学校的好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那么，人们自然会不惜代价去追逐更高学历。
4月16日，《黑龙江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禁补令”惹不满，部分学生家长求“增负”。学生减负为何阻碍重重》的记者调查：“进入2014年，教育部连续发布改革要求，剑指学生课业负担，黑龙江省各级教育部门坚决贯彻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减负新政，在坚决打击在职教师补课、清理不符合要求的民营补习机构的同时，又提出禁止中学超时上晚自习，这些做法得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认可。然而，连日来，黑龙江省部分中学生家长却情绪激烈地要求恢复学校统一补课和加长晚自习时间。”
记者在文中提到哈尔滨市一所重点高中的高三学生小袁，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常常吃过早饭就会呕吐。因为压力过大，他总是幻想一些很暴力、很血腥的画面。这让他感到很不安，曾瞒着父母看过心理医生。当记者将这个细节告诉小袁的妈妈时，小袁的妈妈无奈地告诉记者：“等你当了父母就会明白，与其让孩子上高中时不那么累，不如逼着他上个好大学，让他后半辈子有保障。”
显然，这个学生家长的心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家长之所以怕为学生减负，甚至求学校“增负”，也是被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片面的人才观“逼上梁山”，实属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看，扭转社会上片面的人才观，可谓任重道远。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个观点启示我们，回归本源的教育应该是先育人后育才，通过素质教育铸就人的精神，比单纯灌输知识更为重要。
对于素质教育“推而不进”的现象，教育专家们在梳理原因时大多比较认同这样几点：一是应试教育导致的“分数至上”的教学目的一直在从中掣肘;二是整个社会，包括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并没有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三是各阶段课程设置没有真正体现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而一些教师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不自觉地将素质教育与升学率对立起来。
如果说家长们都无视素质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并不客观，也不尽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些家长所关注的素质教育，往往注重外在、忽略内在。也就是说，除了关注孩子正常的功课成绩，在培养孩子的才艺方面也很投入精力和财力，而在孩子的人格、品德、情商、意志等诸多内在品质的培养上却出现缺失。
2013年，因涉嫌轮奸持续成为舆论焦点的“李某某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素质教育内涵的思考与热议。有媒体评论：“如果琴棋书画等才艺的培养算作素质教育，那么，李某某接受得不少了。仅就他的书法作品而言，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他八岁学书法，师从名家，连续三届荣获‘爱我中华’全国青少年书法大赛铜、银、金奖，并入选2009‘激情奥运，爱我中华’青少年书画双年展。但是，又有谁能说李某某就是成功的素质教育呢?令人忧虑的是，很多家长还是乐此不疲地培养着表面化的素质，而对孩子的人生最为重要的品德等方面教育却无动于衷。”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第一任老师”，父母在孩子的素质教育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网上一篇题为《父母必须给孩子的十种品质》的博文提出，“感恩、宽容、乐观、自信、诚信、勤劳、礼仪、责任、坚强、主见”，应当是父母给孩子的传家宝。
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卸任后出版了一本《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他在一篇题为《素质教育的内涵是什么》的访谈中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相应的条件，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的基本权利，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反观一下素质教育的现实，有多少学校和家庭能深入理解并积极致力于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呢?
中国式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延安时期教育实践的时代背景
1937年1月，红军到达延安，贫苦的环境、落后的文化、零星的学校、憨实的民众，给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据了解，陕甘宁边区文盲占90%，甚至有部分村庄的村民全是文盲。林伯渠于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曾讲：“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二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二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广大民众应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青壮年更应该成为参加游击战争的民兵骨干力量。但当时，由于群众的知识教育严重短缺，使得他们思想政治觉悟低，参战意识不足。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只有抓紧提高民众受教育程度，唤醒民族觉悟和意识，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才能夺取抗战胜利。因此，一种新型的革命教育形式被创造出来。
教育实践扫除“文化荒原”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无一所学校，人民群众中文盲率极高，部分村庄甚至全文盲。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公布，明确提出“发展民众教育，消除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1940年，边区政府相继颁布实施了《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有力地推动了基础教育的发展。
(1)面向少年儿童开办保育机构和小学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3月，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托儿所，收容前方将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婴孩。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着手扩建延安托儿所，接纳更多的前方将士子女和战区难童。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托儿所为基础，创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分设乳儿部、婴儿部、幼稚部和小学部。毛主席曾为延安保育院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又学习又玩耍”。保育院采取“保教合一”的教育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就地取材，教会孩子基本的卫生习惯、文明礼仪、生活技能等，同时灌输抗战建国思想。1938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市区，保育院被疏散到安塞县小草沟;1947年，保育院东迁到山西省王家沟;1948年，延安光复，又迁回延安。1938年至194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共收养幼儿2000多名，被誉为“革命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迁至西安，1955年改称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1944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1945年6月1日，第二保育院在延安枣园附近的小砭沟开园。入院儿童60余人，后增至100余人。1946年11月1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撤离小砭沟。1949年9月25日，也就是开国大典前五天，第二保育院的师生跋涉3000多里，终于重新回到中央身边，136个孩子也安然无恙。迁入北京后，改称北京市六一幼儿园。
除公办保育机构外，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一批由机关事业单位创办的保育院、托儿所，以及群众自发开创的学前教育机构。
自1937年9月陜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45年，各类小学增至1377所，学生34004人，与1937年相比，学校增加了2.5倍，学生增加了3.2倍。在教学内容上，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对小学课程和教学节数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设国语、算术、常识(政治、自然、历史、地理)、美术、音乐、体育、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为正式课程。一节课30分钟，同时开设防空、防毒、反奸等课目。为筹集办学资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办公助”的办学政策，把学校、生产、社会三者有机融合，并在全边区普遍推行。到1946年，边区小学中，民办公助小学占到75%，学生数量占全边区小学人数的一半。
(2)面向青少年发展中等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等。1937年3月，西北办事处在延安创办了鲁迅师范学校，培养边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迫切需要的师资，成为边区的第一所中等学校。1938年4月，边区中学成立。1939年，边区中学和鲁迅师范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师范，即边区第一师范。7月，边区又成立了农业学校。教学内容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抗战需要，一般是政治教育重于文化知识教育或政治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重。学制也是按实际需要灵活调整，有的半年毕业，也有的一两个月毕业。学生随到随考随编班，如果工作急需，也可以随时调出。学生入学不受严格限制，初期很多是部队机关的勤务人员、退伍红军、红军家属、残疾军人等。文化程度高的设中学班或师范班，低的设预备班。学生要参加社会活动，做群众工作，并适当参加生产劳动。
1940年，边区中等学校由2所增加到了8所。成立了关中师范(即边区第二师范)、定边师范(即边区第三师范)、陇东中学，接办了绥德师范(即边区第四师范)和米脂中学，还创办了边区医药学校。1941年又增加了鄜(富)县师范、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农校与边区职业学校合并为职校)，并创办了警政学校。至此，边区的中等学校共有11所，规模基本稳定。其中，师范学校的比例最大，这是同边区培训师资、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相适应的;其次是职业教育，主要为工农业和医药事业的发展培养各类专业人员;最后是普通中学，作为边区小学毕业生的继续教育机构。
中等学校在初创时期修业期限不固定，1940年学制改为“二·二”制，即初师和初中、高师和高中均修业两年。随着青年学生人数逐渐增多，中等学校开始提出培养小学教师和新知识分子的任务，文化教育的内容大大增加。这一时期，一些中等学校如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等还附设了行政人员培训班或地干班，这符合当时边区提高现任干部文化水平的需要。边区政府还对女子中等教育尤其重视，1940年5月1日特别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升学师范学校女生奖励办法》。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中等学校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政治教育重于文化知识教育，到政治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并重，再到文化知识教育重于政治教育。据统计，1945年以前，边区中等学校为边区建设和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了约3000名干部。
(3)面向普通民众组建各类学习组织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确定了发展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方针，并提出培养大量边区知识分子和扫除文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边区政府认为，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救出来，就必须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边区政府开展社会教育的目标之一是消除不脱离实际生产的文盲，主要对象是40岁以下的男子和35岁以下的妇女。采取的步骤是，先重点消灭边区乡干部、变工队、运输队和农村中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中的文盲，然后再普及推广。形式有读报组、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据1939年边区参议会的统计，识字组、夜校、半日校等已达6103处，其中以识字组数量最多，参加的人数为42819人。
社会教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冬学运动。这是在冬季农闲期，由基层政府组织进行的大规模学习突击运动，一般事先经过广泛的宣传与动员，由边区政府或县政府培训出冬学教员，为群众讲课。冬学的目标是识字1000个，即达到能读懂《边区群众报》的程度。一般经过3个月的学习，多数人便可达到能看、能读、能写简单信件和便条的水平。
冬学运动在边区社会教育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从1937年开始，一直坚持了下来，每年都有上万人参加，其中1941年多达2万余人，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扫盲工作。
除上述形式外，边区政府还通过墙报、壁报、戏剧、电影、报纸、秧歌队、唱歌、说书等多种文娱形式，把广大群众组织到社会教育的热潮中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得到大幅度提高，对边区的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坚持抗战走向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干部教育铸就“决定因素”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指导伟大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从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学风建设、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1942年2月，《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又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
党中央确立“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是因为当时党的干部队伍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干部的数量不足，文化水平也普遍偏低，大多数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批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奔向延安，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但是缺乏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和艰苦斗争的磨砺，这就需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以加强马克思列寧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转变世界观，促进他们尽快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自觉为民族革命斗争献身的抗战人才。
1939年春，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1940年6月，与中央宣传部合并，称中央宣传教育部。1940年10月，改称中央宣传部，统一组织领导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主要是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两大方面。
干部学校教育方面，边区先后创办了50余所干部学校，为边区和全党培育了党政、军事、科技、医务、农业等方面的人才。
干部学校有高级和中初级的区别。高级干部学校直属于中共中央，也是边区当时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和专门人才，学校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西北公学、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等。除高级干部教育外，中初级的干部学校由边区政府或教育厅管辖，主要是为边区培养中层和基层干部。这些学校有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延安师范、陇东中学、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子长中学、边区农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校、边区警校、边区医校等。
这些类型不同的干部学校都按中共中央或边区政府的具体规定，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学员学习掌握一定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领会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奠定学员革命的人生观基础，学得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知识，然后陆续分配到各个急需的岗位上去。
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是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且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而变化。1943年以后，在职干部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主要从书本知识出发转而联系具体实际，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有效地满足了边区各项建设的深入开展对干部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
作者单位：延安红色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中共黄龙县委党校
中国式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校外培训 家庭 偏好 管理建议
一、研究背景
“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让我国民众对“读书成才”“教育改变命运”深信不疑。随着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得到改善，家庭相应地对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当资源的有限性使正规学校教育在某些方面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时，校外培训应运而生，在满足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和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69-78)，一定程度上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2)(109-120)。此外，应试导向的考试和部分低质量的公立学校给校外培训的繁荣提供了沃土(3)(68-81)。近年来，许多地区出现了校外培训学生众多、学生投入时间长、培训低龄化、培训种类多样化、培训费用支出高的现象(4)(34-36)。
就K-12(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线下教育培训市场而言，目前我国校外培训机构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以新东方、好未来(原学而思)为代表的全国性教育培训机构，年营收大于50亿级别，校区遍布全国;第二梯队以学大教育、精锐教育等机构为代表的全国或区域性教育培训机构，营收在10亿—50亿元之间;第三梯队以高思教育、龙门教育等机构为代表的区域性教育培训机构，年营收规模在亿级到10亿级不等;第四梯队是规模庞大的单体或小规模培训机构/工作室或私人开办的有偿补习班。其中第一梯队“巨头机构”所占市场份额不足5%，而难以计数的小机构作坊占据校外培训的最大市场份额(5)(23)。校外培训领域存在学生、家长等需求方和教育机构、教师等供给方，以及受到影响的主流学校和承担监督者和制约者角色的政府部门，杨萌、薛海平(2020)认为应该从多方主体入手探究课外补习各方参与者的行动逻辑(6)(50-67)。鉴于此，本研究欲从需求侧出发，了解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探索家长对参与培训机构的态度偏好及权重，寻找优化校外培训机构的路径，以为提高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提出建议，也为主流学校的教学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首先，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校外教育”等主题进行文献阅读，并设计访谈提纲，以面谈或电话访谈的形式，依据理论饱和原则(Theoretical saturation)，对30位拥有较高学历、在大中城市工作生活且子女在大中城市接受基础教育(从幼儿园至高中)的家长进行了1个小时左右的访谈。依据访谈得知的信息，结合相关文献，设计了针对学生家长的“校外培训机构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家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选择偏好三部分，家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选择偏好部分整体上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98，包括硬件设施、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培训收费和培训成效五个维度，各维度α信度系数分布在0.726～0.872，表明问卷内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本研究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问卷的数据采用频数统计、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因素方差检验客观呈示不同家庭参与校外培训行为的情况和选择偏好。
(二)问卷样本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调查从2019年7月至9月，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96份，问卷回收率94.8%。其中，877位被调查者的子女参与校外培训并完成了“校外培训机构选择偏好问卷”。问卷调查对象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的学生家长。其中学生母亲1479人，占比为78.01%，学生父亲427人，占比为21.99%。从地区分布看，樣本分布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十余省(自治区、直辖市)，遍布大小城市、乡镇和农村。
从职业类型看，样本中有国家机关、党政部门工作人员(3.27%)、事业单位人员(17.19%)、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4.75%)、企业一般职员或工人(19.78%)、个体经营者(20.68%)、全职妈妈/爸爸(16.72%)、其他(17.62%)。从受教育程度看，样本中硕士及以上占比3.32%、本科占比22.15%、大专占比17.51%、高中或中职占比25%、初中占比26.37%、小学及以下占比5.64%。总体分布较均匀，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三、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
(一)家庭校外培训参与率与投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孩子参加过校外培训的样本家庭数为877户，占总样本的46.73%。同时，不同居住地区的家庭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不尽相同，总体呈现从“大城市-小城市-县城-乡镇-农村”逐步递减的趋势，详细见图1。
综合所有参加校外培训的家庭中孩子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2019年一年中(非假期时间)，孩子们平均一周上2.398次校外培训课，最高家庭达到8次/周;平均培训时间共计为4.47小时/周，而最高家庭达到20小时/周;平均培训费用为9432.7元/年，最高家庭一年支出120，000元。
在寒假和暑假类长假期，有66.8%的受访家庭孩子参加1～2门校外培训课程，还有20.2%的受访家庭孩子参加3门校外培训课程，以及少数受访家庭孩子参加四门或五门及以上的校外培训课程。在金钱投入上，23.3%的家庭在孩子校外培训上花费在1000元及以下，投入1001元—3000元不等的家庭占比39.9%，金钱投入在3001元—5000元的占比13.6%，还有23.2%的家庭在孩子假期校外培训上投入超过5000元。可以看出，当今家庭对校外培训的总体参与度较高，投入较大。
且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意愿非常强度。49.3%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培训机构的收费略有上涨，我也要让孩子参加培训”，48.2%的受访者认为培训机构的距离远近不会影响他们的意愿，还有31%的受访者对于“孩子的学习和成才离不开校外培训机构”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同意或非常同意)。
(二)家庭校外培训内容及其趋势
调查显示，学生选择频率比较高的培训项目包括英语(40.86%)、数学(37.36%)、书画类(36.46%)、舞蹈类(27.99%)和语文(25.4%)等，详见图2。下面分文化类(主课、副课)校外培训情况和兴趣类校外培训情况具体分析。
1.学生参加文化课的校外培训情况
调查显示1年级—9年级语文和数学校外培训情况呈现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小学三年级是参加校外培训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小学低年级，两门科目主要教授基础知识，学生负担较轻。三年级之后，随着学习难度增加和英语学习的加入，部分家长为了孩子能够“打好基础”，将视线转向课外培训。第二，小学六年级是参加校外培训的第二个高峰期，很多地区的家庭面临孩子小升初的焦虑，语文和数学作为考核科目之一，在经过四、五年级的回落之后，六年级学生对培训的需求开始增加，由于数学考核内容较为适合短期培训，参训比率(72.5%)远远高于语文(47.1%)。第三，为打好初中学习基础，初一年级是参加校外培训的最高峰，随着物理、化学等科目的加入，有限课外时间被其他科目所分担，两门科目的培训热度均有所下降，但数学下降幅度远小于语文学科，依然是重要的校外补习内容，详细见图3。
英语不仅是我国必修课程，还是许多预备留学生的需要，英语校外培训既能满足学生的学业性需求，又能够满足学生的“发展性”需求，机构数量多、样式广。因此，随着年级的上升，英语培训需求持续增加，到六年级时有82.4%的学生参加英语校外培训，远高于语文(47.1%)和数学(72.5%)。初中阶段学生英语培训强度有所下降，但是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到了初三阶段，学生们为中考或出国做准备，英语校外培训强度再次提高。
此外，本研究还就初一至初三年级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政治、历史科目的校外培训趋势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理化生的培训需求相对大于政史地的培训需求，其中，在受访者家庭中孩子的物理培训需求明显较高，且在初中三年持续升高，初三年级达到最高峰(71.4%)，同年，没有受访家庭为孩子补习政治、历史科目。原因主要是理科的思维量与文科相比相对较大，通过解题技巧与思路训练，可以实现成绩的提高。
2.学生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情况
兴趣特长类的校外培训整体趋势是，在幼儿园大班或小学中低年级达到高峰以后逐步下降。具体而言，体育类培训的波动幅度比较大，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三等年级都出现高峰，国家倡导的加强体育在更多地区得到了回应。书画和舞蹈等艺术类培训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在小学中高年级达到高峰以后逐步下降。究其原因，一是伴随学年上升，学业压力增加，牺牲兴趣类课外培训时间完成课业学习和必修课程的校外培训难以避免。二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学生对于兴趣培养有了自己的规划，详细见图5。
3.文化类与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情况比较
为进一步呈现学生及其家庭对文化类与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的参与倾向，本研究选取小学1年级—6年级学生家长，调查其孩子参加文化类和兴趣特长类培训的情况，如表1。随着年级增长，必修文化科目校外培训热度逐步上升，兴趣特长类的培训波动下降。
(三)家庭校外培训形式
根据校外培训的规模，Kwok(2009)将校外培训分为一对一的辅导、小班化、中班化、大班化的讲座(7)(104-114);根据授课形式，Ventura(2010)等人将其分为使用面对面教学、视频录制、互联网直播或其他形式(8)(59-68)。不同的培训模式会对学生的学习、老师的教学、培训成本及政府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9)(62-82)。由问卷调查可知，大多数家庭选择线下大班化(10人及以上)的培训形式(45.6%)和线下小班化(小于10人)的培训形式(35.7%)，还有一部分家长考虑的时间及能力，为孩子选择了托管所(16.1%)。少数家长选择线上一对一、线下一对一、线上一对多以及上门家教(5.4%)等方式。另外，从访谈情况看，江浙地区家庭与中东部地区相比，更加倾向于一对一或者线下小班化教学，认为一方面“老师能够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及时回应和发现问题”，另一方面“有一两个学习伙伴，可以看到孩子学习过程中的优劣势”。
四、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影响因素和选择偏好
(一)我国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影响因素
第一，家庭收入影響孩子参与校外培训。本研究按照核心家庭(仅包括受访者和其配偶)的年收入，将样本家庭分为低收入家庭(2万及以下)、中低收入家庭(2.1万—5万)、中等收入家庭(5.1万—10万)、中高收入家庭(10.1万—30万)、高收入家庭(30.1万—50万)、较高收入家庭(51万以上)。研究表明，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在孩子是否参加课外培训机构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23.871，p=0.000)，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孩子参加培训的比例明显上升。具体而言，低收入家庭与较高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选择与中高收入、高收入和较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较高收入家庭;中高收入家庭与较高收入家庭在文化课(语数外等知识性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3.072，P<0.05)，中低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在兴趣类(美术、体育、舞蹈等学习专长、培养情趣的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1.609，P<0.05)。
第二，家长受教育程度影响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研究表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家长在孩子是否参加课外培训机构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21.975，p=0.000)，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相应从30.2%提高至76.2%，详见图6。
具体而言，家长为初中学历的家庭与家长为大专和高中学历的家庭在文化课(语数外等知识性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1.533，P<0.05)，家长为小学及以下学历和初中学历的家庭与家长为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家庭;家长为高中的家庭与家长为本科学历的家庭在兴趣类(美术、体育、舞蹈等学习专长、培养兴趣的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7.368，P<0.001)。以上结论与其他大量研究结论一致，即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越好、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度和支出水平越高。
(二)家庭对校外培训的选择偏好
本研究《校外培训机构选择偏好问卷》从硬件设施、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培训收费、培训成效五个部分设计，分别列出6项硬件设施指标;4项师资水平指标;4项教学质量指标;3项培训收费指标和3项培训成效指标，要求被试对每一项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其次，运用秩和运算法，先对回收的877份统计量表中每项指标中选择“非常重要”和“重要”两档的人数百分比并进行合计，对于人数合计百分比小于70%的指标予以剔除。经过统计，品牌(69.4%)、连锁经营(63.9%)、培训机构面积(42.3%)、课堂开放性(69.4%)、收费水平(39.6%)、收费周期(52.1%)及学员成绩(69.2%)提升效果7项指标的“重要”“非常重要”两档合计百分比分小于纳入标准，将其删除;其余13项指标的“重要”“非常重要”两档合计百分比达到纳入标准;由此得到优化后的家长选择校外培训机构倾向性指标。最后，利用秩可以定量地分析定性问题的特点，让所有专家对所有指标进行重要程度排序，再综合所有专家的排序确定指标权重(权重是某一因素或指标相对于某一事物的重要程度，在此处指相应指标对家长选择培训机构的影响程度，即家长在选择培训机构时会在多大程度考虑一下指标)，具体见表2。
由上述内容可知，师资、费用、环境、教学质量、教学效果都是家长评价、选择校外培训机构的重要标准。除此以外，在后续补充访谈中有家长提及“同时也需要方便，离家近或者停车方便”“基本上先满足他自己的兴趣爱好，报名他自己愿意去的。”即会考虑距离远近与孩子兴趣两个因素。
五、总结与建议
校外培训教育有着独特的办学理念和优势——教学内容更丰富，既涉及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又包括对孩子文化课的补习或提升、拓展;教学模式多采用一对一辅导或小班制;家校互动通常表现较为积极，会主动就学生一天学习情况或状态与家长进行详细交流，且家长有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针对校外培训教育的上述特点，对培训机构与管理机关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確校外培训机构的功能和定位
认清校外培训作为校内教育补充的定位，培训机构要努力提升机构教学内容与形式的个性化程度和丰富程度。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每个个体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因此对于教育，不应该使用同一的教学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学生，应该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采用个性化教学(10)。但学校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提供主体，为的是满足大多数学生的教育需求，往往更加侧重于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教育服务;居民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由校外培训机构提供。从教学内容上说，一方面，在校内文体课被文化课压缩的情况下，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开设舞蹈、绘画、编程、插花等各类兴趣类课程，开拓学生的爱好特长，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当前的教育教学模式、教育评价形式和考试制度决定了文化知识类校外培训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一种“刚需”，无论是纠正偏科的“补差型”需求，还是增强优势的“培优型”需求，都应该在校外培训中得以满足。从教学形式上说，校内教学大多是大班授课，甚至一师教授多班，教师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习惯，因材施教难以实现。校外培训要抓住并保持这一优势，在小班课堂，特别是一对一教学中，尽力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进行诊断，分析学生特点、“闪光点”，据此制订有针对性的教学辅导方案，并跟踪教学过程，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定期进行反馈。
此外，作为校内教育的合作伙伴，培训机构还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创设具有创新性的教育服务产品。摆脱教育固有模板与纲要，校外培训以资金和自由度优势，可以与新兴的科技手段结合，与一流的教育家、心理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合作，开发创新型的教育服务产品，如：STEAM教育与少儿编程等。据悉，各个国家与地区已有不少大中型培训机构通过研发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个性化教学、教研与测评，一些机构还利用VR等技术手段拓展体验式教学模式。此类探索使培训机构能够尝试引领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成为教育创新的引领者和实践者。在发扬个性化优势与创新实践的同时，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必须遵循教育规律。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校外培训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教育规律，违背教育规律，为整个培训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二)加强校外培训市场的综合治理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从供给侧出发，通过提高培训机构准入门槛、规范培训行为、公布黑白名单等措施实现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但徐西光、衣华亮(2019)在探究教育政策的矫正中发现“教育政策目标的达成度，受教育执行目标群体配合与否的制约。”(11)(10-16)校外培训虽然具有公共教育事业的性质，但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领域，政府终究无法监管到校外培训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过度加大监管力度还可能抑制培训市场的发展，引起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相关行政部门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尊重校外培训领域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适度介入校外培训行业。更多通过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维护校外培训市场的良性发展，并以此激发校外培训机构的内生动力，实现行业自律。在推进初期，还可以借鉴美国、韩国、日本、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经验，模仿成立各地区校外培训的行业协会，了解其让渡行政管理职能给行业组织的方式和程度，为政府和校外培训机构之间增添“润滑剂”。
(三)优化校内教育教学
校外培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者”、学生兴趣的“拓展者”和放学后的“照顾者”(12)(8-10)，其发展态势与校内教育息息相关，双方存在师资力量相依相长、课堂模式的借鉴、教辅资源的共享等(13)合作关系。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校内校外联动十分必需。
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很多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学生为择校而参加各类培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推动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校外培训进一步拉大教育不平等，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弱化校内竞争，改革教育评价方式。校内“超纲教学”“超纲考试”是导致校外培训泛滥的重要原因。学生在校内难以跟上教学进度，只能在校外寻找弥补途径，只有校内教学活动严格按照大纲进行，提高教学质量，扎实推进教学进度，降低考试难度，深化中高考命题改革和招生入学改革，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样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应试教学现象才能得到逐步缓解。
为避免一味盲目“减负”导致的校内教育弱化，还可以尝试“开源”——政府资助校内“放学后教育”的开展。如果家庭和学生能够通过校外培训获得应试技能、占据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有利位置，就会很容易丧失对公立学校教育的信任，家长、学生对正规学校教育的焦虑反过来会加速校外培训的竞争，从而越来越不利于经济社会地位不利的弱势群体家庭(14)(101-108)。美国在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出台了《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要求学校取代家长作为“负责人”为连续三年在提高学业成绩方面没有取得适当进步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教育补习服务(15);在真正的素质教育来临之前，我国不妨可以将“放学后学校”计划作为过渡，通过政府投资和收取少量学费，在学校内建立学生托管、学术性补习、艺术辅导和活动辅导一体化的校内课外培训体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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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
项目名称：《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效果评价及政策优化研究》;
项目编号：202010285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