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生态文学创作热潮，生态文学这一新的文学门类开始在我国图书市场崭露头角。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不少优质生态文学作品。然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短视频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冲击，近年来生态文学市场渐趋衰落。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關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使得生态文学再次被大众所关注。作为出版人，我们要紧跟政策形势，重视生态文学作品的出版工作：一方面要进一步挖掘旧版经典生态文学作品，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另一方面要具备全球视野，重视我国原创生态文学作品的开发，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传播。
[关键词]生态文学;生物多样性;策划与出版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催生一系列呼吁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优秀生态文学作品。以19世纪50年代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的出版为标志，生态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开始出现于较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继而缓慢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的具有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自此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文学创作热潮。最终，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其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落地开花。
这一时期，生态意识觉醒的作家们怀着满腔热情投入生态文学创作，陆续创作了包括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种体裁的生态文学作品[1]，使得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如今，经过40多年的发展，国内出现了以徐刚、张炜、姜戎、郭雪波等为代表的生态文学作家，并出版了各自的生态文学代表作。诸如《狼图腾》之类的生态文学作品，更是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然而，生态文学作为一种较新的文学形式，至今仍没能得到读者的足够关注。
如今，随着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剧恶化，如2021年北方多座城市的强降雨，以及这两年来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的新冠肺炎疫情，无不体现这一矛盾的紧迫性，保护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和独特别致的景观文化……切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该文件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和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也将生态文学这一话题再次引入大众视野。
作为新时代的出版人，我们要紧跟政策形势，做好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工作，扛起引导舆论及出版风向的大旗，重视生态文学作品的策划与出版。在此，笔者仅从策划、出版角度探讨国内生态文学作品出版概况、存在的问题，以及作为出版人，在生态文学作品的出版方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一、国内生态文学作品出版概况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批已在世界文坛备受瞩目的生态文学名作被陆续译介至国内。以1979年《寂静的春天》的译介出版为起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股译介出版的热潮，陆续译介出版了包括《瓦尔登湖》《沙乡年鉴》《敬畏生命》《草叶集》等在内的优秀生态文学著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态思想的觉醒及生态文学思潮的兴起[2]。这一时期，生态意识觉醒的中国作家也开始积极参与生态文学的创作，我国图书市场涌现了一批原创生态文学作品，如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和《江河并非万古流》、李青松的《最后的种群》和《遥远的虎啸》、王志安的《悲壮的森林》等。与此同时，国内还出现了诸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丛书，如中国和平出版社的“人与动物系列丛书”，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生态文学图文作品系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蓝天绿地丛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的“人与自然丛书”等[3]。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关注生态文学的作者越来越多，国内的生态文学创作进入了繁荣阶段，如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叶光岑的《老虎大福》、李娟的《我的阿泰勒》、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生态文学著作。这些作品不仅取得了文学创作上的成功，而且获得了读者的极大关注。这一时期，仍有众多优质的外国生态文学作品被译介至国内，如安妮·狄勒德的《汀克溪畔的朝圣者》、玛丽·奥斯汀的《无界之地》和《少雨的土地》、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爱德华·阿比的《孤独的沙漠》、帕特里克·斯文松的《鳗鱼的旅行》、亚当·尼科尔森的《海鸟的哭泣》等。然而这些作品在中国图书市场上的影响力均不如在20世纪引进的该类经典文学作品。
总的来看，20世纪的最后20年，因为国内的生态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图书市场上更有影响力、更受关注的主要是那些已经过时间和读者检验的外国生态文学著作，国内作者的原创生态文学作品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大多仍局限于纯文学领域，在大众读者市场的认知度不高。到了21世纪，随着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优质作品，我国原创生态文学作品的市场份额明显变大，而与此同时，国外却很少再出现如《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这样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的经典生态文学作品。
二、国内生态文学作品出版存在的问题
（一）精品有限，读者关注度不够，生态文学市场份额较小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生态文学作品的出版取得过突出成就，然而从整体来看，生态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门类，其在图书市场依然是一个不太受读者关注的小众领域。除了《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狼图腾》《我的阿泰勒》等少数精品力作一版再版，其他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大多叫好不叫座，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十分有限。例如，徐刚曾被誉为“中国的蕾切尔·卡森”，其著作《伐木者，醒来！》作为中国生态文学的代表作，经常被与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然而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中，《伐木者，醒来！》不仅没能占据多少市场份额，而且几乎已绝版。如上文所提及的“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等系列丛书也未能突破困局，影响力十分微弱。再加上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文学作品的出版市场受到巨大冲击，生态文学作为一个较小的分支，也受到了影响，其无论是读者关注度，还是实际市场份额，都在持续减少。
（二）版权引进多，输出少
我国的生态文学最早是受西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与西方的生态文学发展密切呼应，这其中重要的一环，即西方经典生态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出版。这决定了我国的生态文学作品市场在初期以引进作品为主。然而，经过了40余年的发展，纵观我国的生态文学作品市场，引进版权的图书所占比例仍十分可观，而能够实现版权输出的图书却寥寥无几。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尚处于起步和学习阶段，不具备版权输出的条件和机会，那么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生态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期，涌现了一批专注于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理应具有版权输出的能力和底气。然而，在这一方面我国目前仍未能实现较大突破。
此外，我国目前已实现版权输出的生态文学作品也存在题材狭窄，在国外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以及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等情况[4]。
（三）生态文学作品大多基调沉郁，以批判为主，市场接受度不高
生态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批判意识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思，不同于我国由来已久的以基调平和、歌咏自然为主的自然文学传统。著名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说：“生态文学关注的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自然背景中的人，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对人的物质和精神影响，与人对自然的认识态度和行为。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致力于传播生态理念，试图用手中的笔唤醒沉睡的大众的生态文学作家们在行诸笔端时，往往表现得“爱之深，责之切”。为了突出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改善环境的紧迫性，他们的作品大多基调悲伤、愤怒，以对人类破坏行径的谴责为主，不知不觉将人架到了自然的对立面，而忽略了“生态文学应有的恢宏气度、诗意气质”，以及生态问题、人类活动及人性的复杂性。这一方面使得生态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文学性存在一定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导致此类作品的市场接受度不高，以及读者对此类题材的天然抗拒。
三、生态文学作品的策划与出版思路
（一）进一步挖掘旧版经典生态文学作品，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1949年，《瓦尔登湖》首次被译介至中国，译名为《华尔腾》，虽然由著名作家徐迟翻译，但是在当时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直到1982年，伴随着我国的生态文学译介掀起热潮，徐迟又对其进行了精心修订，并将其改名为《瓦尔登湖》在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一经典作品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获得广泛关注。此后，国内多家老牌知名出版社纷纷推出各种译本的《瓦尔登湖》，部分节选也陆续被收入各类散文集、名作赏析等，其在中国图书市场获得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与此类似，在中国图书市场中还有一部分生态文学经典作品因为译介时机、出版形式等问题，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作品大多已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拥有较高的认可度，并引起巨大反响，在生态文学研究领域一再被提及，但在中国图书市场几乎不为人所知。如今，随着环境议题越来越受大众关注，在生态文学译作市场式微、缺少大家名著的情况下，进一步挖掘这些旧版经典作品，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成为一个值得我们尝试的出版思路。
以加拿大作家法利·莫厄特为例，他一生共发表近50部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总销量达到1700万册，是近代以来无法被忽视的重要生态文学作家。他的代表作《与狼共度》（Never Cry Wolf）被翻译成俄语在苏联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公众对捕狼行为的愤怒最终促使政府出台了禁止捕杀狼的行政命令。他的《被捕杀的困鲸》（A Whale for the killing）梳理了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捕鲸史，控诉了工业时代人的异化与危机，不仅被反捕鲸组织奉为经典，而且还被改编成电影在欧美上映，引起巨大轰动。
然而遗憾的是，如今在中国的大众图书市场领域，法利·莫厄特几乎不为人所知。因此，重新译介法利·莫厄特的作品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202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到负责法利·莫厄特身后版权事宜的基金会，向对方申请在中国重新出版法利·莫厄特的四本经典著作—《被捕杀的困鲸》《与狼共度》《鹿之民》《屠海》，并成功获得授权。此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联系到一支专业的翻译团队，对四本书进行精心重译。2021年6月，《被捕杀的困鲸》的译作《鲸之殇》面市后获得极大的关注度，入选近十个好书榜，并荣获2021第二届“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入围奖。2022年，法利·莫厄特的其他三本著作也将陆续面市，我们期待这位世界级的作家在中国图书市场被读者重新认识和关注。
（二）重视原创作品开发，致力于我国优秀生态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图书市场归根结底是人的市场。引进版权作品大多与中国的国情、自然环境、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与距离，最能打动中国读者的作品还应是中国作家讲述的中国故事。作为新时代出版人，我们要重视原创作品的开发，多挖掘国内优质作者，尽可能地推出具有高度创新性、艺术性，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学作品。
具体到实际上，我们应摒弃基调沉郁、以批判为主的作品，挖掘既具有足够生态学、生物学知识储备，又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的优质作家，注重作品内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复杂性、丰富性的分析和再现，注重对人性的深入刻画，以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刻联结。只有这样，生态文学才能够走出小众的领域，被广大读者所关注。
此外，出版人作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甚至是连接国内图书市场与海外图书市场的桥梁，理应具备世界眼光与版权输出意识，并自觉承担起作为桥梁的责任。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生态文学的创作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但是我国的生态理念却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老子的智慧。“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是孟子的智慧。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一直保持这些优良的传统。近年来，国家在各个层面不断出台政策，致力于将生态保护落到实处，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讲述的故事和可以吸取的历史经验。作为出版人，我们要善于挖掘这类原创内容，并致力于講好中国生态故事，促进我国先进生态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参考文献]
[1]黄先贵.中国生态文学的现状与问题[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
[2]张志国.经典欧美生态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概况[J].山东青年，2016（05）：106-107.
[3]杨剑龙，周旭峰.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38-43.
[4]朱鸿祥.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学作品译介20年评述（1997—2016）[J].北方文学，2017（23）：34.
生态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2篇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帕特里克·墨菲教授是生态批评界的领军人物，也是该领域最为杰出、多产的学者之一。他是《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ISLE）的创刊主编。在20世纪90年代，他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感受力以及先锋的姿态出版了《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Literature， Nature， and Other： Ecofeminist Critiques），正式开启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与实践。在随后的二十几年里，他又先后出版了《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 Oriented Literature，2000）、《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生态批评探索》（Ecocritical Exploration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2009）、《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以及文化批评》（Transversal Ecocritical Praxis：Theoretical Arguments，Literary Analysis，and Cultural Critique，2013）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Persuasive Aesthetic Ecocritical Praxis： Climate Change， Subsistence， and Questionable Futures，2015）等专著，不断将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推向新的高度和广度，为生态批评在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鄱阳湖学刊》委托，本人于2015年9月在奥兰多就墨菲本人的生态批评理论以及世界生态批评的发展等问题对其进行了学术采访。以下为采访稿的中译文。
李学萍：墨菲教授，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历史，后来改学文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缘由。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毛泽东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代理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发布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第三，生态批评会在复杂性过程中保持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以及深层含义时，我们将考虑越来越多的变量。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阅读大量我们感到不熟悉或有难度的材料，有些材料还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学的知识范畴，这个过程也会变得更有挑战性。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生态批评学者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能对工程、物理、有机化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从而能够对科幻小说和当代现实主义作出评估。
第四，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还要学习使用远程会议及虚拟合作技术。如果我们想要跨越时差和文化及时保持联系和互动，我们就要找到一种替代依靠乘坐飞机来解决距离问题的办法——因为这种旅行方式会加速水力压裂高峰的到来。有一天，我们将可以通过可持续能源发电来支持互动视频会议，我想这会比找到能够替代飞机燃油的可再生资源更容易。
[本访谈受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15YJ020010）。作者简介：李学萍，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讲师（北京 100083）]
生态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网络文学热潮的兴起，我国网络文学作品、作者与读者数持续攀升。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网络文学用户达3.08亿，较2015年底增加1085万，占网民总体的43.3%，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为2.81亿，占手机网民的42.8%{1}。与此同时，仅网络文学头号巨头——阅文集团旗下网站即拥有超过400万创作者队伍，收录作品超过1000万部，覆盖200余种内容品类。{2}网络文学兴盛的势头、海量的规模、巨大的影响力令人无法“选择性失明”，打造与之相匹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势在必行。2016年8月12日-14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湖南省文联主办，《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和怀化学院承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湖南怀化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的主题竞相发言，提出了颇多富有理论价值的观点。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在一代先行者的开拓、努力下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探索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是历史赋予当代文学学人的全新使命，网络文学价值导向的树立、批评标准的创生、文学意义的升华等均有待更多理论先贤与一线网民加以关注和探讨，以推动中国网络文学这一“印刷文明的遗腹子”和“中国特色的文化奇观”呈现健康发展的局面。
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新气象与评价大背景
三十年来，“在线文学”的蛮荒成长为当代文学史写下争议性注脚，在视听文化裹挟下中国网络文学“风景这边独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具有先锋意义的“弯道超车”。{3}从外在形态、技术支持、传播载体，到作品类型、思想意蕴、商业模式，网络文学的变化日新月异，不断刷新和重构着文学研究与评价的背景。
从整体状貌上看，网络文学以其特有手段展现出互联网文化的新风貌，凭借“爆发式”生长改写着文学的发展谱系与时代篇章。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指出，从某种程度而言，没有哪个朝代、哪个语种、哪种文学类型能达到今天中国网络文学这样的规模和巨大影响力，美国媒体称“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新力量”，实为名符其实。湖南省文联陈善君认为，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丰富了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呈现出我国文学的创新活力。衡阳师范学院陈杨、欧卫军认为，网络文艺作为文艺与科技的结合，展现了文艺发展的新前景，激活了艺术民主和大众文艺潜能，甚至对人们的行为、思维方式造成重要影响。安徽大学吴家荣教授以“互联网+文学”来指称网络文学，指出这种文学具有情节发展的不确定性、故事结局的多变性，文学内容的心灵化、主观化，在线交互的游戏性等艺术特征，赞扬其有着令人惊叹的艺术魅力和不可限量的广阔前途。湖南科技大学李胜清教授指出，新媒体艺术不但是一种世俗性的知识形态，且是一种关于人的形而上诉求的价值意向。怀化学院党委书记谭伟平教授则预言，网络文学将会成为今后数十年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热点，甚至有可能带来中国文学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的真正分野。
就具体类别而言，网络文学的裂变式涌现打开了大众狂欢文学的“万花筒”，文学形态改头换面，呈现新风景、凸显新特点。鲁东大学文学院何志钧教授研究了手机文艺引起的当代审美实践的变化后指出，手机在运用中与人互动，不仅形成一种生活化的关系，更形成审美化的关系，且这种审美具有鲜明的数字化、媒介化和消费化的特点。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雷丽平及中南大学贺予飞分别关注着网络类型小说的大众情愫及其审美偏误，前者验证了网络类型小说作为“当代神话和白日梦”对大众心理的满足，后者对模式化、“伪个性化”、技术化的类型写作造成的文学诗性审美的被消解及小说娱乐游戏功能的强化进行了批判。闽南师范大学任毅、戢桂荣及怀化学院潘桂林分别对网络诗歌对文学精神的建构、解构及微信时代的新诗写作境遇进行了研究，任毅、戢桂荣认为，网络诗歌以虚拟空间里的精神自由为旨归，真实呈现出善恶之间人际关系的复杂样态，具体历史地传承着当下的道德伦理状态。潘桂林则指出，当前新契机下微信诗歌写作面临着狂欢化、消费化、圈子化倾向的挑战与诗歌普及、沉淀精品、塑造品牌、保持纯粹等难得的机遇并存的现实。湖南师范大学岳凯华教授、衡阳师范学院讲师文玲分别讨论了网络文学对网络影视的影响和桐华小说的影视改编与艺术特色，指出网络文学的IP价值是网络影视发展的重要动力，桐华的清穿文小说正是将闪回、蒙太奇等电影语言应用于文学，促成网络文学与影视作品联姻、实现双赢的典范。
网络文学的发展并非只有乐观的一面，其同样存在多种不足，突出反映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良莠并存”等问题上，亟待引导。欧阳友权教授将当前网络文学的不足總结为“三个不匹配”：即数量和质量的不匹配，效益追求与人文审美的不匹配，技术强势和艺术优势不匹配。陈杨、欧卫军指出，网络文艺整体质量偏低，作品类型化、同质化，重视娱乐、担当薄弱等问题明显，呼吁要处理好文艺与技术之间、文艺与市场之间、文艺与大众化之间的“三重关系”，不让网络文艺空洞无物、哗众取宠、唯点击率。着眼于现有问题的改进，怀化学院罗先海提出，“文学编年史”是一种介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可利用其对网络文学（含网络文学批评）“入史”以及网络文学学科构建产生积极作用。湖南邵阳市文联主席张千山则提出，文字数据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的背景下，对网络文学应实行分层建设，以实现科学疏导之目的。
二、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探索：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
在当下，研究、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切实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学创作与评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倡培育健康向上网络文化、营造天朗地清网络空间的要求，也是网络文学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基本立场在大会上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关系国家宣传文化战略的落实、大众的文化生活质量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教授认为，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成果、影响都非常之大，在人们的文学生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讨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适逢其时。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目前我国网络文学已成为现象级的文化现象，它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和当代文化建设，关涉国家话语权和新媒体阵地的掌控，关涉大众文化消费、国民阅读和青少年的成长，关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打造和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网络文学并构建评价体系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再到学界、文学界，都既无法忽视，也绕不过的。中南大学聂庆璞副教授从文学网站社会责任的伦理维度亦提出，文学网站作为特殊的企业主体理应承担审美引导、网络空间管理、文化传承责任等责任伦理，政府应积极加以管理和引导，确保其坚守道德底线、多发具有健康审美趣味的作品。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之所以必要，是由于网络文学评价与传统文学评价存在鲜明差异，当前已有评价体系的错乱局面不利于文学批评功能的实现，唯有逐步建立、完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才能推动网络文学学科发展与影响力正确发挥。山东师范大学周志雄教授指出，那些认为原有的文学评价体系就是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不需要另外再建的观点看似不无道理，但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却毫无意义，用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来评价网络文学，难免是隔靴搔痒而不得要领。中南大学欧阳文风教授分析，当前多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正经历着破除与新生的辗转历程，呈现“失联”状况下的漫议与喧闹、热闹表象下的混乱与贫瘠、多元语境下的迷茫与无力三重景象，这些负面影响的消除呼唤文艺评论要利用媒介融合、重塑批评范式。苏州大学房伟教授认为，当下的网络文学批评存在着虚假繁荣问题，无法像经典文学批评一样对传统文学起作用，背后是批评有效性的缺失和混乱，这呼唤着网络文学批评体系的建成，重塑文学批评的尊严和权威性。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之所以可能，建立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思想、理论、人才与资源积累之上，植根于我国网络文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土壤，并非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一方面，随着网络文学的兴盛投身该领域的学者不断增多，人才集聚，本次会议吸引了上百名专家参与即是明证，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者们已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这些研究为接下来的评价与话语体系探讨奠定了基石。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庭戡代表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高度强调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的政治意义，并介绍，中国文联自2014年成立上述一中心一协会以来，开通运营了中国文艺评论网，主办了“中国文艺评论”和“青评”微信公众号，创办了《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6年度又牵头开展了网络文艺评论专题调研，并专门成立网络文艺委员会，以实际行动促进网络文艺评论工作。湖南大学罗宗宇教授指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广大学者正在进行的积极探讨正是该学科领域发展的深入、自觉与反思，也是网络文学学科理论自身完善的需要。网民自发式的在线评价也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中南大学程海威介绍，在网络第一原创网文评论网站——“龙的天空”论坛上，网络文学批评者数量超过万人，原创网络文学评论超过3000篇，网民批评在民间孕育、发展，以网言网语冲击着传统批评专业论述，以网民意志改写着文学评价的价值标准，成为了许多年轻人接触文学批评的第一方式。
三、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困境、原则与路径
网络文学的特性、现状及网络批评的现状决定了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存在诸多困难，这些困难的克服需要相关研究者充分汲取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营养，深入网络文学现场，以合理的方法力求突破。
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概括，我国网络文学评价总体上遭遇着四重困境：一是网络文学作品海量，动辄上千万字，研究者阅读量有限，难以成为合格的批评家；二是网络文学研究成果多通过传统渠道出版，而非放在网络上供网络文学创作者、读者阅读，导致了文学批评载体与对象的分裂；三是网络文学批评的“在场”要求批评者“快跑”，而文学评论本身需要“慢思”，两者构成了矛盾；四是当前的评价机制与网络文学研究与评价相背离，易导致研究者工作与生存要求的相悖。对此，欧阳友权教授指出，推动网络文学批评、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可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吸收更多新鲜力量，包括硕、博士及广大青年教师等加入网络批评阵营；二是建议“学院派”要更多关注网络文学研究与批评，并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三是研究者要密切关注网络文学场的变化，把握好网络文学的过去-现在-未来时；四是以“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为方针，回到网络现场，阅读网络作品，增强发言权。
针对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与路径，学者们纷纷发表了看法。杭州师范大学刘克敌教授提出，网络文学评价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网络文学无论写什么和怎么写，“文学性”是核心。二是无论运用最低标准还是理想标准，都须注意“网络”因素对文学活动的复杂影响。杭州师范大学单小曦教授认为，越是走进中国网络文学，越不能丢掉学理立场和价值评判，从媒介存在论批评视角出发，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应遵循合理的价值预设和历史性、语境化两大原则，把文学批评及其标准看成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存在。滨州学院李盛涛副教授提出了文化生态学作为言说中国网络文学的方法论式的有效理论话语形态对网络文学评价的意义，即文化生态学的整体主义原则有利于发掘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场中的生态位和全面把握网络小说的叙事表征，文化生态学的建构立场与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建构等存在内在呼应性。欧阳文风教授建议，网络文学批评应抓住三个着眼点：一是批评家要积极主动、有深度地走進网络文学现场；二是要做一个普通读者，客观平等地面对网络文学作品；三是要当好精神引领人，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批评实现文学理想。周志雄教授还提出了阅读分析法和系统研究法两种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路径。
四、网络文学评价：主要维度与评价指标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来，而应当是既继承传统审美经验，又结合网络文学独有特性的产物，应具有科学依据与现实说服力。对网络文学评价的维度与指标，与会专家展开了学术论剑，观点碰撞之中涌现出颇多真知灼见。
一是对把已有文学评价标准简单套用于网络文学评价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表达了不同意见。单小曦教授指出，当前学界对网络文学评价存在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中：“普遍文学评价说”视精英文学评价标准为文学的普遍、一致标准，体现的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文化霸权心态；“通俗文学评价说”混淆了印刷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界限，将网络文学混同于通俗文学，拉低了其价值；“综合多维评价说”，试图全面把握网络文学的评价尺度，但隐含着评价尺度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以媒介存在论批评视角建构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应由网络功能发挥尺度、跨媒介及跨艺类尺度、技术性-艺术性-商业性融合尺度、“虚拟世界”开拓尺度、主体网络间性与合作生产尺度、“数字此在”对存在意义领悟尺度、“数字现代主义”美学尺度等多尺度体系整体构成。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指出，“地域性”是文学在地方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传统文学以地域性为主导，但具有去地域性，在地域性与去地域性的矛盾中发展，网络文学以在线性为主导，但包含了地域性，在地域性与在线性的矛盾中发展，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全球卫星定位技术已经为网络文学的重新地域化开辟了道路，网络文学评价应注意文学评价体系基点从地域性、在线性到定位性的变迁，并遵循这种规律。周志雄教授肯定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立足于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之上，同时强调要系统地考评网络文学，建立有相应的价值、理论、审美、文化、技术、接受、市场维度的一种开放的、综合的、多维的话语体系。
二是从网络文学的核心要素与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实践出发，或参考民间网络文学批评现况，探讨具有网络文学特色的评价尺度。如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结合自己作为最早触网的文学从业者之一的经历及与现场专家的思想交流、碰撞指出，网络文学评价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层面，还应与社会学相结合，不仅要抓住网络文学的“网络性”还要抓住其“文学性”，在关注其市场化的一面的同时要回归到人文审美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为资本家说话”。衡阳师范学院任美衡教授认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构建须明确网络文学的评价指标是综合的、新颖的与创造的，坚持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是复杂的、动态的、多层面的、开拓的，认识到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之建构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从网站到社会，从读者到作品，从灌水到改编，从点击率到传统文学批评无所不包，其涉及了众多学科并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网络文学、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加以借鉴。刘克敌教授提出了含四条主要评判尺度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主张通过判别网络文学作品的创新性或者艺术独创性如何通过“网络”因素而体现，艺术想象力的丰富性、奇特性是否合理运用，语言的运用是否既注意“网络”因素和当代日常用语的结合又能从传统文学语言体系汲取营养，对娱乐性、可读性的追求是否与艺术性追求相对平衡和统一来定夺作品的好壞优劣。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在充分利用相关研究文献、开展大量走访调查、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立起包括政治导向、文学生产、文化服务、受众反应、社会影响、内部制度、队伍建设等7个要素层共36个指标在内的文学网站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的开拓为网络文学作品的综合评价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贵州财经大学周兴杰教授，以“更”字为线索阐述了网络文学批评体系构建过程中注重读者批评话语和学者批评话语二者间沟通的重要性。中国地质大学李玉萍将网络小说的价值流变视为网络小说评价的重要因子。中南大学程海威介绍了草根网民原创网络文学评论的发展情况，解读了一些网友提出的由“力量”（表达明确）、“敏捷”（结构清晰）、“体质”（逻辑严谨）、“智力”（理论扎实）、“感知”（观察敏锐）、“魅力”（文采感人）6项指标构成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体系。
欧阳友权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网络文学永远是变化不拘的，一代代创作者作品不一样，模式也是花样百出，探索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构建并非是要建立一个固定、僵死的体系，就可以完成任务、高枕无忧，那是绝无可能的。从传统文学的评价来看，哪怕是精英文学的评价至今学界仍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可见，在文学评价领域，没有一统天下的评价标准，更无恒定不变的评价体系，任何一个真理的追求都永远在路上，人们只能得到真理的颗粒，却不可能到达真理的终点，只能把对“无限”的追求变成“无限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呼吁更多学者加盟网络文学批评实践，是永无止境的事，这一代学人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7月）[EB/O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网.（2016-08-03）[2016-08-25].http：//www.cnnic.cn/gywm/xwzx/rdxw/
2016/201608/W020160803204144417902.pdf.
②轩召强：《阅文集团力推“生态共营”？打造IP商业2.0时代》.人民网，http：//sh.people.com.cn/n2/2016/
0607/c137167-28471415.html.
③李敬泽、邵燕君、陈晓明：《野蛮生长后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世界奇观》，《北京青年报》2016年6月14日。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佘 晔
生态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化的引领和支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文化，提倡用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
关键词：生态文化生态文明
一、生态文化的内涵及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生态文化包括广义的生态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生态文化是以人和自然和谐发展为取向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及心理意识，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及消费方式文化，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文化。
二、辽宁省生态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众参与生态自觉意识缺失。一是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把环保行为贯彻渗入到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二是虽然公众的生态意识逐渐增强，但公众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生态文化建设中，公众没有真正参与生态文化建设的决策和监督。
（2）城市特色文化的生态失衡。当前，我省不少城市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对城市文化的塑造缺乏科学的认识与时代感的把握，重物质建设轻精神建设倾向严重，造成城市特色生态文化发展不足，城市精神缺失现象明显，主要表现为城市特色文化建设体系不健全，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与生活生产行为无法形成科学的规范与引导。
（3）培养人才职能中的生态失衡。文化建设离不开对人的教育。教育是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等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物质主义导致目前人才培养职能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衡。高等教育长期存在偏重技术知识的教育，忽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论的教育。受功利主义影响，高等教育以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致使科学主义泛滥，大学功能趋于技术化和商业化，人文教育重视不够。
（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生态失衡。近些年来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的迅疾改变，影视的普及与流行艺术的影响，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文化生态的变化，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危机。一些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坏，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杂技、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人们经济利益的驱动，外来商业文化的侵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摇钱树”进行商业化运作，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的特质与美感。
三、加强辽宁省生态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努力实现教育生态化，培养生态型人才。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人才培养应着眼于通识教育理念，调整教育结构，尽量将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人才生态化发展相适应。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任的公民，他们能够融入人类活动的各個领域，通过学习适应当前和未来社会所需课程，获得适当的职业资格，包括高水准的知识与能力。
（二）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实现人才文化环境生态化。（1）优化教育结构，改进教育模式，培养多层次创新人才。教育中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搭建校内外实践平台。制定科技人才创新计划，实施高等教育奖学金计划，吸引、培养、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2）突出科技主体的协同效力，优化科技创新团队。辽宁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指出：坚持人才投入优先保障、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制度优先创新，让人才真正成为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第一，要抓住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机遇，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放手让科技人员和企业自主创新，放开让市场自主转化创新成果，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激发科技创新原动力。第二，大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领军型企业人才、创新型科技人才和高素质专家型人才，并积极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和海外留学人员来辽宁创新创业。第三，建立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为代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突出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完善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的对接转化机制和联合攻关的利益分配机制，共同提升重大关键技术的攻关能力。第四，从人才发展的优化性、生态性、可持续性整合、优化科技创新团队。积极引进海外研发团队，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开展高端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第五，高度重视企业家队伍建设。（3）培育自主创新文化，激励自主创新精神。面对文化的多元化和世界范围内文化的转型，在构建自主创新文化时特别需要以辽宁省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基础，提高全民创新素质，实施青少年创新计划，为青少年认识科学、建立创新意识搭建平台。其次，辽宁省要努力培育建设创新型公众素质。要扎扎实实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完善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的长效工作机制，发挥新媒体强大的宣传功能，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生态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体形式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媒体融合已成必然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为古代文学传播提供了更多途径，打破了媒介之间的界限，有利于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文章指出了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社会中的重要价值，从媒体融合视角下，对古代文学跨媒介传播进行深入探讨，分析总结了当前几种常见渠道。
关键词：媒体融合；古代文学；媒介传播；主要渠道
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象征，在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地位时，应尤为重视古代文学的传播。但是当前主动阅读古代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为改善这种现象，便必须从当下时代背景和社会形势出发，采用跨媒介传播方式改变古代文学的传播途径，使其在创新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一、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社会中的重要价值
古代文学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象征和精神财富，在当代文化社会中体现出了多方面重要价值，具体包括文化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首先，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最为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形式，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其所蕴含的文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任何文学都是以现实为依托而创造的，古代文学也不例外，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自然面貌、民风民俗等，是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一种重要渠道，能够提高当代人的认知水平。另外，文学经典具有情感教育的功效，通过阅读古代文学，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还能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有利于高尚品质及健全人格的形成。正是由于古代文学所具有的价值，所以必须结合时代发展形势拓宽其传播渠道，使其在当代文化社会中得到良好传播和传承。
二、媒体融合视角下古代文学跨媒介传播渠道
古代文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当下信息社会中应做到顺势而为，充分利用媒体融合所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通过跨媒介方式进行广泛传播，具体可从以下几种渠道实现。
（一）音乐媒介传播
音乐因其优美的旋律和歌词而深受人们喜爱，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媒介传播方式，而我国古代文学中作为曲谱流传之间的诗词较少，但是当前却有很多歌曲歌词都是改编、借鉴于古代文学作品。如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便是取材于苏轼的经典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如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的部分歌词，便选自李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等。同时，现在很多现代流行歌曲歌词都化用了古诗词意境，包括徐小凤的《别亦难》、王力宏的《花田错》、毛宁的《涛声依旧》、霍尊的《卷珠帘》等。这些都是古代文学通过音乐媒介传播的具体体现，扩大了其在现代社会影响力。
（二）影视媒介传播
电影、电视剧是古代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四大名著都已经被搬到电视荧屏上，并且近些年出现了较多的翻拍版本。但是，当前很多取材于古代文学的影视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商业化、娱乐化特点，夸大、改动、戏说等现象严重，违背了历史规律和文化传统，忽视了艺术真实，这种传播方式是不可取的。而由王竞导演的《大明劫》可谓是对历史的再现，坚持用严肃的笔触书写现实，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细节方面都认真细致，片中的道具，都是利用现有文物文献考察得出，极力做到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在以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中堪称业界良心，在采用先进技术保证制作精良的同时，也包含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
（三）全景媒介传播
全景媒介是现代化媒介的典型代表，在传播古代文学时应将其加以充分利用，让观众在获得全新感官体验的同时，能够感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由谭盾所创作的多媒体交响乐《女书》，便是通过全景媒介传播古代文学的成功案例，所演奏的音乐极具历史韵味，选用与琵琶声音相似的竖琴作为主奏，在变换无端的声乐中，配合13段微电影视频，使人们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四）戏曲媒介传播
戏曲是一种较为古老的古代文学传播形式，在媒体形式日渐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中，不能将其遗忘，应融入时代元素对其加以创新，重新焕发出传统媒介传播方式的活力。如昆曲肢体剧《陀螺》，融合了戏曲、杂技、舞蹈、音乐等多种元素，在视觉效果方面极具时代感，而其中也随处可见古代文学的元素，采用戏曲所独有的寓言内涵，将社会人的无奈、惶恐、抑郁等情绪展现的淋漓尽致，带个人们视觉和心灵上的双层冲击。
三、总结
跨媒介传播已经成为了媒体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的一种必然现象，同时也是媒体行业转型发展的必经之路。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其传播和发展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共存的现状，只有做到顺势而为，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技术优势，在尊重历史规律和传统文化基础上，对古代文学进行艺术加工和创造，用新颖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新媒体文艺作品，实现古代文学的传播传承和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彭金金.网络剧的跨媒介传播研究[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6（1）：48-51.
[2]孔朝蓬.大传媒时代文学的跨媒介传播现象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5（12）：133-136.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生态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摘要】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大氛围下，对于我国的高中教育来说，其英语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日趋加大，也存在很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各学校需要在传统的英语教学理念的基础上，摒弃“经院式”授课模式，借鉴西方国家文学教学的成果，指点高中学生自我构建外国文学知识系统，重点培养其思维能力、鉴赏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实现英语文学教学的突破性改革，最大化体现高中英语文学教育的价值。
【关键词】国际化 高中英语文学教学 改革
在当前国际化的背景下，怎么样有效的改革英语专业文学教学，从而充分将其优势力量发挥出来，为时代培养与时俱进的人才，是诸多学者和英语专业文学教育工作者积极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西方国家文学教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重视文学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对于文学教学来说，其研究和透析文化密不可分，在十四世纪的时候，英文中就出现了Literature这个单词，有着经过阅读获取到的高雅知识之含义。在法文和拉丁文中也有着较为接近的词源，大都有着相同的含义。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lit-tera——意指letter（字母）①。这就意味着，从14世纪开始，英国的文学教学就注重文化的融入程度。因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文学，也是人们内心情感充分表达与对一定时期和地域进行再现的一类社会生活。
“文化折射”理论——由皮尔·布狄厄在其《文化生产场》一书中最先提出。他指出，在文学里的反映上，社会现象不会直接的发生，需要经过文学场而进行相应的折射。对于文学来说，其历史以及特征等能够组成一个文学场，而对于其场外的现象来说，需要经过其折射才能在场内反映出来，而在反映的时候，场外的现象也会因为文学场的存在还伴随一定的转换和变形，所以说，对于社会现象来说，不论是被反映的，还是反映的，都不会一模一样②。因此，中国高中阶段英语文学教学只能以中国人的灵魂去教授西方的文学，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必然会异于西方国家文学教学的研究。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化研究热开始遍及整个世界，影响力辐射至全部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学教学研究也在其中。在1963年的时候，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其创建人为查德·霍加特，创建目的是为了对文化形式、实践等和社会及其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的研究③。八十年代后期，英国的文化研究思路与文学教学相结合的方法传到了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与丰富，随后对西方各国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基于文学的层面对文学教学进行研究，就是将文学看成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分支进行理解，不是仅仅将其作为背景或者基础，而是基于系统论的相关原则，从文化整体出发，对文学教学进行把握，将文学的本质以及功能充分体现出来。
2.理性认识文学教学中的翻译因素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认为的外国文学教学可以看成是翻译的外国文学教学，学生一般阅读到的以及教师讲授出的外国文学作品一般都是翻译为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教学。
意大利梅雷加利指出，对于翻译来说，其首先可以归属于语言范畴，而最终又属于文学区域，因而，翻译行为有着语际性的本质。其是基于自然语言层面形成个各个地域中的人类的桥梁，也是自然语言较为特殊的一类研究对象，而且还是比较文学中处于前列地位的研究对象④。意大利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一方面将外国文学看作翻译文学来教授，注意翻译文学的特征、价值以及其局限性；另一方面，又经常性的把译本和原著进行对比，考查译本中有无增删、更改或者是杜撰，两种文本间有何异同，其间是否出现错讹，分析何种原因导致种种偏差并产生何种结果。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将文学翻译在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及缺陷挖掘出来，进而更好的改革外国文学教学。
外国文学教学并非等于翻译文学教学，但是外国文学的教学当中必然涉及翻译文学教学。由于不同的语言及其文化之间的差异，任何翻译都会于某些地方存在一定程度上原作品不具备的作用与意义。理性地对待外国文学教学中翻译教学的作用，合理利用其“创造”与“叛逆”之处，学生才得以辨析、欣赏不同语言文学中的独特韵味与魅力。
二、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现状及原因分析
在中国，关于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相关研究起始于2003年，主干课程有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英美诗歌/戏剧等，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可以对学生语言训练、交际能力等基本功进行培养，还有利于帮助学生批判的继承西方文化，对其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1.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现状
现今国内高中英语的英美文学教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方面，对语言技能的过分关注导致英语教学界忽视社会文化语境中学生交际能力和文化素质的养成，加之市场经济大潮与西方快餐文化的冲击，当今普通高中学生的英语人文素养弱化，综合能力下降，远不能达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另一方面，英美文学课程在相当一部分普通高中被边缘化，许多教师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把学生当成接受知识的“容器”，采取“经院式”教学方法，导致学生对英美文学失去兴趣，仅仅将其视作获取学分的手段，修完课程后依然不具备欣赏、理解英美文学的基本水平，更谈不上能力的提高和素质的增强了。
2.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现状形成的原因
首先，目前我国高中英语教学为适应高考的需要，过分强调只是的“实用”性，重“语言”轻“文学”，导致英美文学类课程被边缘化；其次，普通高中的学生文学基础知识较为欠缺，视野不够广阔，主动学习能力较弱，学生普遍感到英美文学不容易学；相当数量的学生对文学课程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认识不清，或者未能较好地掌握学习英美文学的方法，学习有较大的盲目性。
还有的学生认为英美文学，尤其是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离现实太远，学习热情不高。此外，英美文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也不够灵活多样，未能与国际接轨，教学手段单一，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来说，有着和当前不一致的期望，其学习状况和需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当前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还和国际水平差一段距离，不能较好的结合培养能力/素质以及国内外的教学模式。
三、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英语文学教学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
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新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指出，文学课程属于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在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阅读下，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也有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学及文化。”专业课程教学是面向全球化，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
21世纪的英语人才应具备国际化的视野、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独立提出见解以及创新的能力。其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但由于我国高中英美文学教学长期实行传统的“经院式”教学模式，忽视了国际文学教学发展的变化趋势，导致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成为多年来教学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而分析问题和独立提出见解能力的培养也是长期困扰学生的难题。
2.英语文学教学改革是体现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结合英语教学的特点和教育部高中英语教学改革的精神内涵，经过反复国内专家的调研以及深入论证，应当以建构主义为指导，围绕国际要求以及高中英美文学教学改革开展行动研究，探索如何把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贯彻到英美文学教学之中，使这些课程体现并达到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
基于建构主义的层面来看，对于学习来说，其是一项较为主动积极的，和情境密切相连的自主操作活动，而学习过程就是在教师指引下，学生将自身知识体系充分调动并和当前信息内容充分结合将知识重新进行构建的过程。据此，以往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的期望与要求，对他们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升作用甚微。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我们将学生看成认知的主体和主动的建构者，将传统模式转化为以学生为主体的任务型教学模式，就可以把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在丰富的具体任务中充分融合，将近似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营造出来，让学生可以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将语言交际能力充分实现，将英美文学的内涵和价值充分把握，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研究能力开发出来，对其人文精神进行培育。同时，在主动体验、探究英美文学丰富的语言形式、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情节的过程中，学生将在心智上逐步成熟，逐渐具备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种种复杂局面的能力，从而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能够尽快地适应并服务社会。
国内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无论是针对英美文学教学现状和现存问题的调查分析，或者是涉及英美文学的教学策略和内容，都亟需一种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有机结合、全面而系统的国际化的研究，尤其是如何通过包括英美文学在内的文学类课程加强对高校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如何探索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对英语文学教学的改革研究将对解决英美文学教学的现存问题，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起到较好的作用。另外，还能推进英语各科课程的改革进度，使得学生更好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教学实践的加强和学生的培养质量。
四、我国高中英语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措施
1.课程设置合理化
创设基于普通高中学生特点的课程体系，使课程设置层次化，课时分配合理化。突破文学课程的传统模式，按照国际化的教学要求，设立英美文学“入门课程+主干课程+拓展课程”的多层课程结构，重视基础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和对文学知识的积累，逐步提高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从而有效解决文学课在英语专业教学中日益被“边缘化”的问题，为英语课程体系面向全球化的改革提供借鉴。
在课程设置上，将英美文学课程层次化、系统化，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地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使学生了解英美文学的源流，熟悉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及其文化传统，提高学生文化综合素质，为以后开设英美文学专业课提供重要的背景知识。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和美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为文学主干课程，旨在引导学生从宏观上把握英美文学发生、发展和流变的历程，同时结合各时期主要文学现象和流派，对具体作品进行创作思想、艺术特色等方面的分析和探讨，提高学生的分析与思辨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文学概论、英美戏剧、英美诗歌为文学拓展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审美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在课时布局上，针对学生普遍反映高年级阶段学习时间紧，内容密度大的问题，突破了文学课程局限于高年级（3年级）的传统模式，将一部分课程延伸到低年级的基础教学中。譬如，在1-2年级开设圣经故事、西方文化入门、英美电影赏析等，旨在从入学之始便培育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使他们具备文学学习的基础知识，为高年级的深入学习搭建一个为较扎实宽阔的平台。
2.创设国际化新型教学模式
对于英美文学新型教学模式来说，要对文学教学的延续性进行强调，将一些相关课程在低年级的基础教学中就进行延伸，如此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对其的学习兴趣，让其从一开始就具备文学基础，也为学生深入高年级搭建了坚实的基础力量；其次，这一模式将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依据建构主义思想，推行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重点探讨如何借助启发式、体验式、交互式和研究式等教学方法，把人才培养目标贯彻到一系列具体任务之中，辅之以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引导学生在主动加工、吸收和内化新信息的任务活动过程之中去探究经典文学作品所蕴涵的人类文明精髓、体验其中的深邃哲理、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建构人生目标与道德价值观念。
这种面向国际化的教学模式坚持能力与素质培养并重的原则，辨证把握语言技能训练、专业知识传授和综合素质培养三者之间、以及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向学生传授了学科知识，培养了他们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和英语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能力，提高了他们的全球化意识以及人文素养和思想素质。再次，国内此前的英美文学教学研究多集中于微观层面，从事英语专业文学教学研究的学者应当从英美文学教学的整体出发、以解决英美文学系列课程现存问题为目的而开展系统性的行动研究。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将英美文学教学置于更为宏观的层面，把具体课程与教育的终极目标、与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目标多样性的国际化要求紧密结合。
将把学生作为主体力量，将现代教育技术作为基础的国际化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设计出来，可以将经典文学的相关学习在丰富多样的课内外具体任务中充分融入，要和动态立体的综合多媒体手段充分结合起来，重视训练英语语言技能和培养综合能力的融合，并且动态的修整这个模式，从而及时的解决当前英美文学教学中伴随的问题。
将丰富多元化的全球化学习效果评价体系创建出来，并且将学生的多种能力也在这一评价体系中纳入进来，从而在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紧密结合的方式下，确保把学生作为主体力量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实践的成效。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把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与高素质人才培养相结合，促使学生在积极自主的学习过程中实现语言交际能力的习得，开发其国际化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研究能力，培育良好的人文素养、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快地适应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注释】
① 雷蒙·威廉斯 著；刘建基 译. 关键词[M]. 北京：三联书店，2005：268.
② 特瑞·伊格尔顿 著；方杰 译. 文化的观念[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0.
③ 曾艳兵. 跨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2006（2）：162.
④ 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160.
【参考文献】
[1] 崔少元. 全球化与文学教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探微[J]. 外语教学，2000（3）.
[2]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3] 张玉霞. 关于外国文学教学的思考[J]. 文学教育，2007（1）.
[4] 纽曼、约翰·亨利 著；何曙荣 译. 大学的理想（节本）[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