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文学精神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外国文学研究是推动文化跨国交流的重要基础，但随着信息化、网络化及全球化的冲击，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面临着研究对象不足、研究对象分布不均以及研究方法偏差等问题，针对此，提出深入挖掘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推动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外国文学;文化研究;研究方法
一、引言
外国文学研究作为一项基础研究领域内的重要学科，有助于培养外语人才，推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促进我国文学发展。新时代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不断发展，在研究方法、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的冲击，外国文学研究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个也面临一些发展困境。文章重点分析了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面对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外国文学研究定义
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外国文学教学中离不开翻译过来的文学，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翻译文学。外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之外的各国文学，遍布世界各地，是各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文化载体，记载着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价值观的演变，与中国文学共同构成世界文学[1]。不同时期的外国文学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由此而形成鲜明的时代性特点。以文艺复兴时期与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对比为例，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受人本主义思想影响，反对神学，提倡以人为本，以人反对神，例如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等创作的戏剧、小说之中，都充满着对教堂的抨击与人性的歌颂;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作为欧洲人的思想解放运动，侧重于歌颂自由、平等与民主，例如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的行为也是人们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的表现[2]。
三、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经过20世纪的发展，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已取得一定的进步，有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项目立项数量不断增加，尽管如此，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在研究队伍、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方面仍有待改进。
（一）研究教师方面
高校教师是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队伍，但外语专业的教师中，多数教师研究领域不固定，有时研究文学翻译，有时研究语言教学模式，研究范围不固定，难以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外国文学的教师，多侧重于英美文学这类通用语种的文学，研究非通用语种的教师数量不多。加之于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导致教师不仅数量不足，学术水平也较为有限，在对外国文学研究中无法达到中西贯通的效果，难以引领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发展。
（二）研究对象方面
首先，当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研究对象分布不均衡现象。目前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多是有关欧美文学或西方文学研究的，而拉美文学、亚非等非通用语种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甚至是无人研究。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下，一些非通用文学的影响力持续提高，亟待引起学者重视。其次，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存在较强的跟风现象。一些学者面对热点话题，断然放弃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了评比职称，跟风研究同一类热门话题，尤其是每年的课题申报中，总难免出现申报成果与课题关联不大的情况。这种跟风、扎堆现象造成一些领域相似成果扎堆出现，一些领域却仍是空白，不利于外国文学研究发展。
（三）研究方法
文学的研究多是以文学文本为基础进行，随着西方批评理论的兴起，为我国学者进行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与此同时，中外文化差异下，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也对我国文学带来一定不良影响。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极端倾向是，以新批评为代表的研究。它将文学作品看作单独的个体，割裂了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背景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3]。多数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基于现实生活而生出的感悟，并通过作品传递出作者的价值观念，因此，文学研究不可与现实割裂。另外还存在一种极端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逐渐产生一种研究文学必须有理论支撑的理念，而一些学者在没有深入理解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就强行套用各种理论，并不能增加文章的文学价值[4]。因此，进行外国文学研究时，如何增加研究方法与文学作品的契合度，也是外国文学研究面临的一大困境。
四、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的出路
为推进我国外国文学领域的研究发展，间接推动我国文学发展，针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从拓展文化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方面提出对策。
（一）跨文化研究
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具有较强的局限性，集中于研究英美等热点文学。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各国文学不断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文学界权威性较强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国籍越来越多。加强不同国家文学作品之间的沟通交流更需要依赖于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而不同国家的文學作品背后都蕴含着本国的文化，因此，为更准确地理解文学作品，带给读者更贴合原著的译本，研究者可以积极拓展文化研究范围，积极探索跨文化、跨国别的外国文学研究新路径，助力文学作品跨国传播。
（二）跨学科研究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各种社会思想和学科之间交流更加紧密，学科之间也包含知识的相通性，为扩大研究范围，创新研究内容，外国文学研究者可以积极探索跨学科研究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探索站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文化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分析文学文本中蕴含的审美价值。推动文学在各国的流通。
各国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深入探索，才能建立完善的外国文学研究框架，推出具有更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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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曼，女，1976-6 汉族，广西北海，北海职业学院讲师，研究生学历，组织人事处处长，研究方向：高职英语教学。
我国现代文学精神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关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其内涵、形成、演变、价值、传承与弘扬等几个方面。由于缺乏对工匠精神、中国传统工匠精神、西方工匠精神三者之间的区分与对比的深入研究，学界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研究还有诸多未洽之处。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形成与演变、衰微原因、当代价值、传承与弘扬，及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等，都还需要更准确、深入的探讨。缺乏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精细分析，抽象地谈论工匠精神，将工匠精神口号化、标签化，是难以提出有效弘扬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具体方案的。
关键词：工匠精神;中国传统工匠精神;述评
文献标识码：A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man Spirit
MEI Qijun， LUO Yuzh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China）
The study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man spirit mainly focuses on its connotation， formation， evolution， valu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Due to the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distinction and contrast among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manship， and western craftsmanship，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inconsistency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manship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man spirit needs to be explored in depth， with a more accurate generalization for its connotation，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its decline， its contemporary value， its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as well as its relation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ack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man spirit， viewing it in an abstract way， sloganizing and labeling it， it is difficult to propose specific plan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man spirit.
Key words：
craftsman spirit;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man spirit; review
自李克強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后，工匠精神的研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相关期刊论文呈现爆发性的增长。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匠精神的内涵、价值和培育上，特别是工匠精神的培育上。相较而言，关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深度上看，都显得非常薄弱。目前关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形成、演变、价值、传承与弘扬等几个方面。笔者拟对此作一个简要的述评，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
研究工匠精神首先要回答何谓工匠精神，即工匠精神的内涵是什么。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研究也是如此。薛栋把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尚技”和“崇德”两个层面，“尚技”包括“按乃度程”的工作标准、“切磋琢磨”的工作态度和“道技合一”的工作境界，而“崇德”则包括“修身正己”的做人准则和“经世致用”的利民情怀。[1]余运德认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是中华文明及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态度维度”上专心致志的心态、“质量维度”上一丝不苟的追求、“技术维度”上精益求精的作风和“道德维度”上爱岗敬业的品质。[2]魏明孔认为，对中国古代工匠精神而言，精益求精是其追求，专心致志是其特点，坚守传承是其灵魂，创新发展是其境界，协作和谐是其风尚，诚信义气是其理念，吃苦耐劳是其前提。[3]宋蕊楠、刘焕明认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拥有专注、求精、坚守、创新四个特点。[4]张文军认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体现在讲实际、重劳力、崇执着、尚精细、要诚信、须担当、求大道、善创新、厚师承等九个方面。[5]
以经典文献为据进行阐述，是研究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内涵的一种思路。彭兆荣以《考工记》为据，认为 “大国工匠”“工匠精神”不仅包括国家建造、圣人之作、百工之业、美用相融、世代相传的工匠形制，还包含天人合一、一点四方、和睦万邦、治理天下的大国风范。[6]潘天波也是以《考工记》为据，从物质和信息两个层面分析了由信念、行为、价值三部分构成的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核心基因。[7]孙晓玲分析了《考工记》蕴含的“技高为尊”“匠活神圣”“敬天爱人”“精细执着”等中国传统工匠精神要素。[8]
少数民族传统工匠精神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组成部分，学界对此也有研究。杨祖华将侗族工匠精神的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忘名忘利、质量为上;敬畏自然、天人合一。[9]鲁班是我国古代工匠界的杰出代表，学界对鲁班工匠精神也有探讨。李国良、周向军认为“鲁班工匠精神堪称我国工匠精神的典范”，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10]此外，学界还有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内涵的某一方面的探讨，如王晓航对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向善性”的阐述，[11]刘宇明的硕士论文从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三重维度分析了中国传统工匠精神蕴含的“诚”“信”“敬”的伦理内涵。[12]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既有一般工匠精神的共性，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要准确地概括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还必须把工匠精神放在不同的文化视域中审视，即对中外工匠精神进行比较。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肖群忠、刘永春将中国文化视域下的工匠精神与西方文化视域下的工匠精神作了一个简要的对比，认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体现为“尚巧”的创新精神、“求精”的工作态度和“道技合一”的人生理想，而“非利唯艺的純粹精神”“至善尽美的目的追求”和“对神负责的精业作风”则是西方工匠精神的特征。[13]徐舒靓在《中国工匠精神的传统》一文中提及，“中国古代的工匠们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以‘学艺先做人’‘德艺兼修、以德为先’‘精益求精、止于至善’为代表的工匠精神”，而“西方的工匠往往依托于严谨的科学知识和精密的仪器仪表，讲求理性”，[14]但他并没有对此展开分析。
由于缺乏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及其与西方工匠精神对比的深入研究，学界在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这一问题上，众说纷纭，未形成共识，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理解。例如，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是“程式化”的，与创新精神相悖，[15]有人则认为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包括“勇于创新”。[16]有的解读传统工匠精神时随意发挥，如认为传统工匠精神包含“科学精神”“崇尚法治”[17]“爱国为民”等内容。[18]这显然不符合史实，名为弘扬工匠精神，实则混淆视听。可见，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还需要准确地提炼、概括。
二、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与演变
关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演变，目前学界只有一些零星的探讨。白云翔对汉代工匠精神的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汉代各种工匠和各级官吏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和严密完整的监督管理体制以及物勒工名的做法为产品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也正是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形成了汉代工匠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19]刘森林在对明代江南造物设计中士匠互动的钩沉、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明代江南造物构建了近世的设计高地，士匠缔造了亘古未有的合作黄金期，共同模塑了弥足珍贵的工匠精神”。[20]张迪将我国传统工匠精神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以注重简约朴素、切磋琢磨为特征的孕育阶段;以崇尚以德为先、德艺兼修为特征的产生阶段;以主张心传体知、师徒相承为特征的发展阶段;以提倡开放包容、勇于创新为特征的传承阶段。[21]这种划分虽值得商榷，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此外，赵琼琼的硕士论文以“青铜器”为例，对东周时期的工匠精神进行了探讨。[22]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历史演变还需要系统地研究。学界在论及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时常常以春秋时期为例，特别是以墨家的言行作为佐证。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对工匠的轻视以及工匠的社会地位低下等都不利于工匠精神的形成，以致于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工匠精神。这就需要揭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机制，需要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氛围等外在因素和传统工匠的生产方式特征、行业情感与信仰、自我实现与精神满足等内在因素对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予以阐释。
虽然中国古代工匠的社会地位总体比较低下，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工匠的社会地位还是有差别的。不同历史时期，影响工匠精神的外在因素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工匠精神并不完全一样，这就需要对传统工匠精神的演变进行深入地研究。
学界虽然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历史演变研究得很少，但对当代中国工匠精神衰微的原因却探讨得比较多。刘立红分析了近代中国工匠精神逐渐淡化的原因，认为传统儒家思想不利于工匠精神成为主流精神，“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消解了工匠精神，而改革开放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畸形的价值评价体系和“快富”“大富”的动机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价值观渗透冲突使得工匠精神进一步遭遇挑战。[23]曾宪奎认为当前工匠精神缺失的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工匠精神传承的社会文化环境;二是传统工匠精神没有与现代工业的有机融合;三是在过分追求速度增长的粗放型经济模式下，企业过分关注短期利润最大化。[24]喻文德从伦理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工匠精神失落的原因：“士”尊贵、“工”卑贱的职业等级观念;“重眼前、轻长远”的实用价值取向;“不敬业、不进取”的职业道德生态。[25]苑利认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衰微的原因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标准、错误的商业评价标准、大机械化生产的迅速崛起、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以及精英教育上的“去技能化”等多重因素有关。[26]张善柱认为，传统技术工人培养体系的瓦解阻碍了工匠精神的传承，“重文化、轻技术”的文化传统阻碍了工匠精神的弘扬。[27]与上述分析不同，闵继胜认为中国当代“工匠精神”的缺失，不能归咎于外部环境变迁、伦理文化的悖论和工匠制度的缺乏，而是收入水平导向下消费者理性选择的结果。[28]与此类似，刘晓认为“价廉物美”的消费观扼杀了“工匠精神”。[29]
上述关于当前中国工匠精神衰微或缺失的原因分析尽管很有启发，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不少论文认为传统文化，如儒家思想、“重文化轻技术”的文化传统、“学而优则仕”和“士尊工卑”的观念等，不利于工匠精神的传承。这些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这些传统文化观念一直存在着，历史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工匠精神却为何并未因此断绝，而是长期存在、传承了下来呢？又如，把当前中国工匠精神衰微或缺失的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的祛魅、资本逻辑的功利主义、[30]大机械化生产的崛起、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价值观渗透等，都是非常片面的，不能解释同样社会环境下的德国、日本为何不缺工匠精神。此外，把当前中国工匠精神衰微或缺失的原因归结为“重眼前、轻长远”的实用价值取向、“不敬业、不进取”的职业道德生态、“价廉物美”的消费观等，也缺乏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可见，当代中国工匠精神衰微的原因还需要系统分析与合理解释。
三、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
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是工匠精神成为关注热点的逻辑前提。讨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也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研究的重要方面。刘焕成、吴婷婷从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型升级、实现物的现代化向人的现代化的转变四个方面阐述了传统工匠精神的现代价值。[31]王国领、吴戈认为，“面对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和人民群众消费需求提升的形势，落实‘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克服当下社会中急功近利的价值追求和工具理性，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都在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32]张吉生阐述了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伦理价值，认为工匠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内在基因之一，“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传统美德的伦理追求”，“引领着时代精神的伦理取向”。[33]吴穹认为，回归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对锻造国民素质有着重要作用。[34]
上述关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的探讨，或侧重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或侧重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工匠精神虽然在传统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但其作用和影响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当然，不少文章还只是笼统地探讨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而不是具体地探讨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这二者是有差别的，探讨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并不意味着认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因为很多文章所探討的工匠精神实际上是特指德、日等国的工匠精神。
四、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工匠精神的培育是目前学界工匠精神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职业教育”“高职教育”“高职院校”“培育”“路径”“培育路径”“人才培养”等是其关键词。[35]正如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不等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一样，工匠精神的传承弘扬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传承弘扬，也是不能混淆的，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实际上，真正探讨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的文章非常少。
段卫斌认为，被“遮蔽”的本土工匠精神的价值和意义需要重新审视，本土工匠精神也需要在“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语境下进行重构。[36]路宝利等人认为，由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在欧洲框架主导的“被现代化”过程中被遮蔽、断裂乃至丧失，职业教育长期执守“能力本位”理念将本已疏略的“工匠精神”进一步“悬隔”，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重建与传承不仅需要通过打破遮蔽、扬弃特质、逻辑始端来回归“匠道”，以清理本土与外来之“边界”，而且需要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道与器”的张力中重建，需要将工匠精神嵌入“课程”以至传承。[37]刘志彪认为，短缺的市场环境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竞争和消费者本位，从而铲除了工匠精神的土壤，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缺乏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因此，重塑工匠精神需要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管理文化、体制文化、价值观文化。[38]
不可否认，众多关于工匠精神培育的探讨，特别是职业教育领域的探讨，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当代弘扬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启示。但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当代弘扬显然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它需要从宏观层次的文化培育、中观层次的制度建设和微观层次的职业教育三个层次进行系统地研究。另外，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如传统工匠精神的存续条件与当代转换，也需要进一步厘清。
五、中国传统工匠精神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承载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传统手工技艺在大机械化生产的今天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召唤工匠精神，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工匠精神的关系也成为“非遗”与传统工匠精神研究的一个议题。周秀梅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非遗”项目之所以能够流传千百年，根基在工匠精神的坚守，“而非遗的保护和命运走向，最终亦取决于工匠精神的重塑”。[39]胡郑丽认为，传统工匠精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因素——工匠精神是非遗传承的核心力量和特殊机制，是非遗品牌的塑造之魂，是非遗之美的真实写照，非遗的传承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40]李斌、袁大鹏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精髓的非物质性包含了工匠精神”，“可以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大好形势培育工匠精神”。[41]刘芹等人从“非遗”展陈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是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灵魂，传统手工艺的展陈设计应该将这一精神展现给观众，激发观众对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42]王焯从企业人类学的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的定量定性分析得出结论：传统工匠精神是老字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价值优势所在，在企业的传承与变迁历程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43]此外，有的学者还以具体个案为例进行探讨。肖凤翔、王金羽以负责清朝皇室建筑设计营造的“样式雷”为个案，分析了工匠世家的工匠精神的培养及其教育意蕴。[44]孙发成、钟宏云对武义大漆髹饰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及实践进行了探讨，认为“工匠精神表现为对技艺传承的使命感、对传统的敬畏与发掘以及对精致化产品的追求”，“它不仅是传承人坚守技艺的动力，而且是产品秉持高品质的保障，更是工艺创新与发展的源泉”。[45]
虽然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一般比较多地关注传统技艺及其相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对工匠精神关注不够，但工匠精神无疑是手工技艺类非物質文化遗产传承的应有之义。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要传承传统技艺，更要传承工匠精神，而工匠精神的弘扬反过来必将促进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五、结语
从目前研究状况看，关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传统工匠精神还需要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首先，很多人对工匠精神存在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有人一谈工匠精神，就言必称“德”“日”，或流连于德国经过宗教浸濡的“职业主义”，或津津乐道于日本的工匠文化。诚然，“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质量毋庸置疑，其蕴含的工匠精神也值得学习，但由此忽视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发掘与弘扬，不仅不利于当代工匠精神的培育，而且蕴含着危机。一篇题为“工匠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培育”的论文，认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技艺经验是工匠精神得以形成的技术前提，中世纪宗教改革的劳动观念转变是工匠精神得以形成的思想条件，手工业行会制度及其技术繁荣是工匠精神得以外化的社会动因。[46]这篇在很短时间里被引三百六十多次的论文仅有一小段文字提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仿佛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工匠精神。学界的这种状况亟需我们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有效地传播，以正视听。其次，对中国古代辉煌的技术文明背后的传统工匠精神进行系统地研究，不仅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于回应全球技术危机的现代性难题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再次，只有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实质、形成及演变进行系统地研究，才能探索出当代中国工匠精神培育的有效途径。缺乏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精细分析，单纯地强调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将工匠精神口号化、标签化，炒作“匠心”“匠作”“匠造”等概念，是难以提出有效弘扬工匠精神的具体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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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英敏）
收稿日期：2019-04-08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国学单列课题“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研究”（18GZGX13）。
作者简介：
梅其君，男，湖南汉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技术哲学与技术人类学。
罗煜中，男，贵州贵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哲学。
我国现代文学精神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为现代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这种新型和谐美的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主体与对象高度和谐统一的社会，从和谐美学看，和谐社会就是更新、更美的社会。本文通过生产劳动、日常生活背后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发展，分析了新型的社会美、自然美、人自身和谐美和艺术和谐美的新特点。和谐精神点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体的美，也点亮了我们社会中一切个体的美。
关键词 和谐美学 和谐社会 和谐关系 和谐人格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这为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机遇，也给和谐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和谐美学认为“美是和谐”，而和谐是历史的、动态的，它由古典素朴的和谐美，经近代对立的崇高美，向现代更高、更新的辩证和谐美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为现代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这种新型和谐美的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主体与对象高度和谐统一的社会，从和谐美学看，和谐社会就是更新、更美的社会。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美的时代”，但那是古代人未充分发展的一种和谐，是一种不完满的完满，是无法与今天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与现代和谐美相比拟的。现代社会主义新型的和谐社会，既超越了古代农业社会田园牧歌式的和谐，超越了历代儒家期盼的太平盛世和大同世界，也超越了毕达哥拉斯数的和谐宇宙、柏拉图的“爱情”世界和“理想国”。这个新的和谐社会，是在现代科技基础上，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过程中构建的,它的形成将意味着从近代开始一直在主体基础上对立、分裂中演进，不断向现代、后现代极端化发展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而新的和谐社会将开辟出一个新的美的时代，它将总结和超越过去一切的和谐社会，它将是一个自觉的充分发展的和谐时代。
如生产劳动过去被狭隘地理解为只是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而从和谐美学看来，它应是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和谐的关系性的概念，劳动实践的涵义非常丰富，它不只是人类创造工具、使用工具，作用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而且是创造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不断发展的活动。但迄今为止生产劳动的和谐却是有限的，原始劳动的和谐是素朴的，是在强大自然威力压抑下唤醒的神话式的和谐。农业社会的劳动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土地、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工业社会的劳动，一方面是异化的劳动，是物对于人的奴役和控制；另一方面是主体的膨胀，借助工具理性粗暴地征服，摧残自然，导致生态失衡与自然的分裂对立。只有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与物、人与工具才逐步走向新的和谐，才真正开始全面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劳动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人们才在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中，创造并感受到和谐，体验到快乐，劳动才超越了生存的需要，升华为一种人生的享受。同样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但生产活动是和谐的，产品的流通、交换、消费的活动也不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同时是一种审美活动。人们购物不但是为了满足使用的需要，同时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审美含量,购物的过程变成一种观照体验快乐的过程。买方与卖方也不单是交易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互助合作的关系，交易的过程也变成在互动中不断提高彼此审美素养的过程。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9年我在《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一文中曾说：“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已逐渐失去作用，正在被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新规律所代替”①。当然，适应不是没有矛盾，不是没有不平衡，而是社会主义社会能自动调控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使之在动态中不断达到新的适应，新的协调，更高的平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实践，必将进一步把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以及一切精神文化生产，在动态中平衡、有序、全面地协调起来。我们更应该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艺术生产、精神生产与和物质生产相互适应和谐发展的新规律，以有力地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而当前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也正在朝和谐适宜、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着。食不只是胃肠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国古代晏子早就有“和如羹”、和五味的思想，并且认为和羹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的作用，中国的饮食文化始终体现着一种中和意识和趣味。现在各种食品更讲究造型的独特、色彩的搭配、口味的调和，使人们吃出一个和谐来，吃出一个美来；衣着不单是遮体御寒，已越来越注重个性化、人格化和亲和力，注意新颖而得体，时尚而靓丽，让人们穿出一个和谐来，穿出一个美来；房屋不单是为了居住，追求实用而美观、温馨而舒适的美化装饰，已渐成为家居的普遍风气，它为人与环境、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和谐创造了更多的物质条件。一位美学家曾形容审美的愉悦像坐在家里那样自由自在，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居正在中国大地兴起，让人们住出一个和谐来，住出一个美来；行也在蕴酿着巨大的变化，不但自行车王国正逐步为轿车所挤占，而且逐步追求快捷、便利、舒适和惬意的出行，逐步让人们行出一个和谐来，行出一个美来。总之日常生活正在审美化、和谐化、人文化。但我这里所说的生活审美化，与有些同志所说的“审美生活化”不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把生活升华到精神的审美的高度，而所谓“审美日常生活化”是让审美与生活看齐，把理性的精神的审美降至感性的物质的日常生活的水平，实是把审美感性化、快感化、生理化，越来越淡化了其人文精神和理性内涵，这是后现代消解和否定审美与日常生活差别的一种反映。审美自然包括感性的快感，但它又必须超越感性，使感性与理性、生理感受和心理体验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审美境界。
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的背后是人与对象、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社会的理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现代和谐，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原始时代也曾产生过一种团结互助的关系，但那是未分裂的、素朴的和谐。我国古代儒家也曾设计过人与社会和谐的方案，如在家庭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在国家讲君明臣忠，将相谐和，君民同乐，长治久安；在社会上讲睦邻友好，交友诚信，“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关系。但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为适应宗族关系和封建等级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主体依赖于客体、个人依附于社会、心理意识服从于道德律条的不自由。古代梦想的和谐社会是片面的、虚幻的，甚至冲淡和掩饰了阶级对立的现实。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突破和扬弃了古代的和谐，把一切社会关系置于利害对立的基础上，二元对立也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一直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嬗变的。荒诞是二元对立极端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把对立推向两极，另一方面又与“无差别”相关联，消解和抹杀一切矛盾、差别，是一个矛盾的悖论。在这个悖论中，前期的荒诞侧重于向两极对立的极端发展，后期的荒诞，特别是其近来的动向，更侧重于走向消解和抹杀矛盾，甚至走向另一极端，否认和消解一切差别。诞生于后现代语境中的生态主义和生态美学（西方称环境美学），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同样表现了这种消解矛盾否认差别的思潮。因为在这种“整体和谐”中，侧重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生态发展的一个环节，人与动物是平等的。在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下，人与自然的差别，人的社会性、主体性、能动创造性消失了，以人为本不见了，而突现出来的实是以自然为本，实是人统一于自然的整体和谐，人与自然无差别的整体和谐。新的和谐社会关系，将结束近、现代的绝对对立，吸收、融合后现代趋向和谐的有益观念，重新创造一种和谐自由的社会关系。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现实的规律性的真实存在，远远超越了古代虚幻、片面、素朴的和谐。它以新的互助互爱、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关系代替利益对立和相互争夺的旧关系，开创了人类和谐处理自身关系的新时代。社会美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将创造一种更新、更高的社会美。
人与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又是人的无机躯体，自然与人的和谐在实践中产生与发展。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没有物质基础，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当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又依赖于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完成，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没有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难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学家诺曼·万尔顿曾说，“只有与地球和谐相处，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而只有人们之间和谐相处，才能做到与地球和平相处”③。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美和生态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人与自然向更高的和谐发展，也将不断促使自然生态日益变得更新、更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落脚点是人，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与核心，只有人与自身的和谐，只有人自身全面和谐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试想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身心畸形、灵魂与肉体分裂、理性与感性失衡，哪里能谈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呢？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人，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构建和谐社会实践要落实到人，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归宿也是人，都是为了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造就，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和谐社会是现代和谐人的摇篮。现代和谐人既富有突出的个性，又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一切社会关系和谐自由的内涵内化为自己的真正的人的本质。他是感性与理性都充分发展，而又和谐统一的人。现代全面和谐的人远超越了古代人，古代人的和谐是原始的未充分发展的，是单纯的、不丰富的、有限的。他也超越了西方近代、现代、后现代人，从近代开始人们就在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二重性格的裂变和斗争中备受煎熬，而随着现代、后现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立的极端发展，一方面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使理性虚构了自我迷信，理性主体的妄自尊大，无度的粗暴的征服和摧残自然，陷于自然的无情报复之中；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丧失，感性主体的膨胀和沦落，人或异化为“甲虫”、非人，或裂变为“单面人”、碎片人，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谐社会为后现代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构建了美好的精神家园，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有家可归了，人类漂泊无依的时代也将成为过去。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是非人时代的终结，将是理性妄自尊大时代的终结，将是真正现代自由人的新生。他把必然升华为自由，把受动转化为主动，具有充分的创造活力，成为最有主体主动性、历史创造性的现代人，成为既有主观目的又合“客观目的”的真正的历史的主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类历史的“目的本身”④，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本身”。现代社会主义的自由人，将是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将是社会美的核心和主体自身，将是自然美的创造者，艺术美的立法者。艺术美源于现实美又高于现实美，艺术和谐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艺术概括和审美创造，是新型的现代和谐自由人，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和谐关系的典型反映和理想的表现，它也将随着和谐社会、和谐人格的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日益走向至真至善至美的境地。
总之，和谐社会的精神是把社会和谐化、审美化，从美的本质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美的社会，和谐的关系就是美的关系，和谐的人就是美的人。和谐的精神照亮了我们社会整体的美，也点亮了我们社会一切个体的美。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现在和这个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可贵的是和谐社会的提出和构建，已朝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个光辉理想一定会逐步变成明天灿烂的现实。
①周来祥：《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原载《文艺报》1959年第2期。后收入《周来祥美学文选》（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3—126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页。
③诺曼·万尔顿：《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美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宋蒙
我国现代文学精神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融资是现代经济运转的必要条件。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融资收缩。这是生产能力阶段性过剩和微观机制变化的综合反映，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负面影响。自1998年以来我国出台的多项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克服融资收缩负面效应的特点，效果是好的。未来一些年份，我们应围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转变\"安排宏观经济调控，既保证经济的较快增长，又不能失之过松。从短期考虑，一要保持较大的国债发行力度，二要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增加贷款的关系；从长期考虑，则应顺应形势发展，搞好财政、金融改革，积极发展金融市场。
关键词 融资收缩 微观机制 宏观政策
作者张新泽，1946年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副司长，高级经济师
我国经济的长足增长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已将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推入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社会融资收缩趋势明显。本文试图通过对融资收缩产生原因的分析，总结1998年以来宏观政策实施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宏观经济调控、克服融资收缩负面影响、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融资原理和融资收缩
(一)融资的一般原理
融资是资金短缺单位与资金富余单位通过建立债权债务关系，使资金短缺单位从资金富余单位取得资金使用权，即资金短缺单位从资金富余单位融入(借入)资金，或者说资金富余单位向资金短缺单位融出(贷出)资金。一般情况下资金借入者借入资金的目的是将其用于投资，也有用于消费的，但目前我国数量还很少。
企业、金融、政府、住户各经济部门的储蓄总和为国民总储蓄，即国内总储蓄，它是在向国外净借入资金为零的情况下，一国资本形成的资金量。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各经济部门投资额的总和为总投资，或称资本形成总额。在不考虑资本向国外流出和从国外流入情况下，一国总投资等于国民总储蓄。若考虑资本流出流入则是，当一国总投资大于国民储蓄时，需要资本流入，以国外储蓄弥补国内投资来源不足；当一国总投资小于国民储蓄时，会发生资本流出，国外利用本国储蓄。
在多数情况下，社会各经济单位和各经济部门的储蓄不等于投资，因而才有了融资。一般情况下住户部门是资金富余部门，资金净融出；企业部门是资金短缺部门，资金净融入；政府部门在多数情况下是资金短缺部门，需要融入资金。
融资是现代经济运转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经济单位借入资金用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因此，社会资金(资本)周转状况影响经济单位融资，决定社会融资状况。另一方面，融资数量影响资金短缺单位投资数量，最终影响总投资数量。如果出现强烈的融资收缩趋势，又没有进行有效治理，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融资收缩和通货紧缩
本文论述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形势，通篇使用\"融资收缩\"一词，而未用\"通货紧缩\"。这是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当前市场和体制剧烈变化中，我国融资领域的\"收缩\"或\"紧缩\"现象形成原因及其特点。
\"融资\"是住户、企业、银行等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收缩\"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取向。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资金融入者融入资金目的是运用资金以取得收益。资金融入者的收益预期决定其对资金的需求。资金融出者融出资金的目的，是在收回本金的同时，还能够得到利息或股息收益。资金融出者的收益预期决定其对资金的供给。社会资金(资本)周转状况和微观经济机制状况影响经济单位的融资，从而决定着社会上是否出现融资收缩；而且，在市场清淡时社会融资收缩趋势的强弱，反映了微观经济机制市场化程度，即融资收缩本身是市场经济下微观经济主体对疲软市场的反映。
目前，我国有很多人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用语\"通货紧缩(Deflation)\"来描述经济运行周期状况。其实，西方经济学者大都是针对某一问题或描述某一时期经济的具体情况时运用Deflation这个术语的。当这个术语与货币政策相联系时，其含义是由于过分减少货币供给而造成了物价下降；而当这个术语与经济周期相联系时，其含义是经济衰退或产出下降、失业增加，或生产者为还债而倾销导致物价下跌；当这个术语与产品成本相联系时，其含义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引起物价下降。由此可见，西方对Deflation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在概念及其涵义上没有权威的规范，因此较有影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辞条。不过各种描述有一点基本一致，即多数人都用其描述宏观经济运行或货币运行状况，而不涉及微观经济机制。
我国将Deflation翻译为\"通货紧缩\"，就汉语文字而言，恰与\"Inflation\"译为的\"通货膨胀\"相对应。于是，许多人便从中文字面上理解其含义，也将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作为相对应的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数量过多引起的物价持续、全面上涨，通货紧缩则是由于货币数量减少引起的物价持续、普遍下降。按照这样一种逻辑，目前我国出现的需求不足、物价下降，就是货币(通货)供给过少造成的。实际上，即使可以用Deflation概括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也并非主要由货币原因所致，即不是通货(货币)供给过少引起了Deflation(不是通货紧缩引起的\"通货紧缩\")！显然，Deflation译法有失偏颇，会误导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形势变化原因的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其实，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从技术上讲，只要有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就可无限扩大。因此真正由货币供给原因造成的Deflation是容易治理的，似乎不需要花大气力进行理论研究。
然而，由于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不是由货币供给过少引起的，因此，必须对Deflation继续研究。我国存在不存在Deflation ，若存在又属什么类型，以及这一外来语如何翻译等，都需探讨。至于当前我国微观经济主体融资行为及其特点，\"通货紧缩\"一词是无法正确表达其义的。
二、 融资收缩是我国经济变化的阶段性特征
从1998年年初开始人们已普遍感觉到，我国融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银行\"慎贷\"，对申请贷款项目的否决率大大提高；二是投资者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融资积极性大大降低。这些现象说明在我国已出现了明显的融资收缩趋势。大量资料表明融资收缩已经成为我国进入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转变\"攻坚阶段后融资领域发生的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
(一) 我国出现融资收缩的背景
1. 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战后各国大多采取美国技术范式发展本国经济，因而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趋同。而趋同的产业结构所依赖的是容量狭小的世界市场。这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缺陷[注解：雷达、赵靖：《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6期，第18-19页。]。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世界范围的结构性生产过剩才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使我国需求不足雪上加霜，我国不能再像前十几年那样继续依赖世界市场来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了。这种依赖性在国内需求不足时最明显，1990年净出口增长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 1997年为23%。但到了 1998年净出口增长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降为3%[注解：《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卷，第67页。]，1999出现逆向变化，初步估计为-5%。
2. 我国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进入转轨新阶段。
经过近20年的经济高增长，我国经济已告别\"短缺\"。目前城镇家庭万元以下耐用消费品已基本饱和，农村家庭大件家电拥有量虽然还较低，并且全国也还有几千万人仍未摆脱贫困，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城乡居民的\"衣食\"问题已基本解决，\"用\"的问题也已解决了一大部分，\"住行\"的问题也正处于解决之中。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生产过剩。据对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286种工业产品的产销分析，1995年182种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80％，占83.6%。这其中，有18种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50%；182种工业品产销率低于95％，占63.6%〖ZW(〗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所：《研究参考资料》，1997年5月14日。]1995年上半年对440种主要工业品排队，供过于求的占22％，供不应求占5%。到1999年上半年，供过于求的占87%，供不应求的工业品几乎没有。这说明我国工业品生产能力闲置状况比1995年更加严重。
上述分析说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我国经济已基本走完了它的外延式、粗放型数量扩张与高速增长的路程，逐步进入一个内涵式、集约型持续增长的轨道，即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注解：参见刘迎秋《中国经济正进入次高增长阶段》，1998年12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个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对企业压力最大的时期。
3.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机制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企业的生产已不再依赖政府的计划而依赖于市场。这种依赖关系可通过存货比率(存货投资占GDP的比例)的变化加以说明(参见图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卷，第67-68页。
在传统体制时期，企业往往特别注重自身生产的运转，较少注意市场。经济景气时，产品旺销，市场物资短缺，企业产成品库存下降，其他存货会有所上升，但存货总量会减少；经济紧缩时，市场清淡，企业照旧生产，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其他存货可能下降，但存货总量会增加。1995年之前即如此，存货比率与经济增长呈反相关关系。1988年9月开始实行的\"双紧政策\"，使当年存货比率比1987年上升了1个百分点，达5.9%，1989年进一步升至10.4%。其后，随着经济走出低谷，存货比率逐渐下降，1992年基本回落到1987年水平。1993年7月清理整顿，经济增长幅度走低，其后三年存货总趋势上升，但升势已经缓慢，1995年存货占GDP比重为6.1%。但是，1995年之后以上规律发生逆向变化，虽然GDP增长增速逐年降低，市场销售空前困难，但存货比率连年下降，到1998年已降至2.8%。
国家银行商业化进程加快。1995年5月颁布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这就抑制了银行的扩张冲动和政府的盲目干预，并出现了\"经济效益好的企业银行争着贷，经济效益差的企业银行拒绝贷\"的现象。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于1999年开展的一次调查表明，商业银行贷款重点正迅速从一般国有企业转向效益好的企业。到1996年，非国有经济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上升为38.9%，1997年进一步上升为40.3%，1998年则达到了41.8%。应该看到，银行机制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对企业行为的约束。
以上三方面便构成了当前我国出现融资收缩的大背景。
(二)融资收缩趋势的形成
首先，在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转换，投资预期收益不确定、并以下降为主的情况下，企业融资必然倾向于收缩。随着我国国有企业向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转变。企业的预算\"硬约束\"将代替\"软约束\"。过去，企业投资可以不计成本，经营可以不讲效益。现在企业投资及其生产的盲目性受到抑制。而在转轨尚未完成的现阶段，由于企业还缺少单独应对市场疲软的经验，面对形势的剧烈变化，有些企业茫然无措，因此必然对投资格外谨慎。
其次，银行行为商业化会进一步强化其风险意识，抑制其贷款规模的扩张\"冲动\"。一是银行风险意识增强后其贷款行为将趋于审慎，企业效益没有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会影响银行融资总量。二是企业信誉普遍较低的情况下，银行为规避道德风险会减少这类企业的贷款。三是银行制度建设滞后，要建立既体现约束又体现激励机制的贷款管理制度，并使之完善也需要时间，这种情况也制约着银行贷款的增加。
第三，各级政府直接干预银行和企业经营现象减少，投资决策权向企业转移，原来由政府运用行政办法连通的融资渠道逐渐被截断，而符合市场规则的融资渠道尚未全面形成，加上缺少法律和担保体系的保证，因此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融资收缩的结果。
总之，在微观经济机制逐步市场化的情况下，如果经济不景气，社会融资就会出现收缩。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用市场观点去分析，就会得出其主流是健康的结论。当然，融资减少必然表现为投资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当前，融资收缩过强已给我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使需求不足加重，也需要加以调整。
我国现代文学精神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万物平等”思想、佛家的生态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对我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学习和思考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能够为我国现代生态理论建设作支撑。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天人合一”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的生态观出发，研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针对我国现在出现的公民意识薄弱、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缺乏国际合作等问题，提出相关解决对策，为我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路径。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
1.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凝结了儒家生态思想的基本原则，属于儒家思想其中的一个基本哲学命题。但是，“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独创的，它是通过历代中国人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所形成的一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
在孔子看来，天是指自然界。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这边所说的“天”就是指自然界。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天没有说话，但是它却主宰着世间的一切，四季照常变化，生物继续生长。所以说，孔子虽然去除了天的人格神的外貌，但是还是认为“天”是具有主宰性的。他还指出“富贵在天”的思想，认为人的贵贱取决于天的“天命论”。孔子认为，人和天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也就是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天地万物与人不可分割，即“天人合一”。关于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主旨是道德境界的问题，是人的道德达到一种高度后，人与天地合二为一的一种精神感受。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是人格神，天创造了人，因此，天是有意志的，天和人是可以相互感应的。
儒家的“天人合一”，是指万事万物的发展和规律，认为人的行为需要符合天地万物的法则。從这可以看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主体是人即以人为主体，通过更加深入的认识天，从而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与统一。
2. 道家老子的“道生万物”宇宙生命观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这句话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一致认可“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并且，老子认为宇宙万物是平等的，人和其它的自然万物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他们都是由“道”而生。
“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与根本规律，贯穿在整个理论体系当中。“道法自然”是指天、地、人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相互依赖而存在。天地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之道，也就是受自然客观的制约。我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做对生态有破坏的实践活动，不能任意妄为，我们应该付诸行动来保护生态平衡。
老子认为“道”是产生万物的根本原因，对待万物应当一视同仁。正因为道家“万物平等”的这种思想，要求我们尊重自然、尊重生命、遵循自然客观规律。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我们也要体现这种平等的观念，把人与自然的平等共存作为首要条件，从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 佛家的生态思想
佛家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提出“万物一体”的主张。佛家认为世界万物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关于万物的生命，佛家认为“众生平等”，世间万物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要尊重万物的生命，拥有慈悲之心。
在“万物平等”的基础上，佛家还提出了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大智度论》卷十三说：“诸罪当中，杀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佛家的第一大戒律就是“不杀生”，佛家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的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爱护，要有慈悲之心，要用慈悲精神感化众人、教导众人。从而，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得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悟。佛家的这种慈悲情怀所强调的是对其它生命体的关怀之情，主张善待世间万物，珍惜每一条生命，所以佛家要求佛徒吃素，也是对每一个动物生命的珍惜。
佛家对保护自然这方面的行动是积极主动的，其“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道德追求，使得人在保护自然时，拥有一种使命感，使得保护自然的行为成为自己的一份责任。
二、“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强调“和合”强调和谐。和合文化对我国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天人合一”是“和合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生态观的重要来源。“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习总书记这是在提醒我们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保护环境，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应同时进行。我国强调可持续发展观，提出高质量发展措施，都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环境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在发展时必须高度重视“绿水青山”的作用。习总书记又说：“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说明习总书记把生态环境放在了经济建设前面，强调了任何经济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大自然为基础而存在，力求人们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们生存的根本。“宁要绿水青山”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了要保护自然的意识。儒家“天人合一”以人为主体，通过人对自然的认识再去保护自然，促进自然的和谐统一。那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结合习总书记所说的“宁要绿水青山”的深刻内涵，是不是可以强调“以自然为主”的观念呢？从自然本身出发，以自然为主体，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共生的境界。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膨胀导致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温饱问题是首要问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时期，谈何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为了发展经济，不断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的耕地面积也不断减少。在当今，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发展还是第一要务，但是，我国现在已经大面积脱贫，生态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
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我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造成了一系列生态问题。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看作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自从有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人类就一直在向自然索取，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的不断索取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循环，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工业革命后，工业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便利的生活，但是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例如：工业废水的不合理排放、工业废气对大气的污染、对原材料的不断需求等等，这都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和合文化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合”思想承认个体差异性，强调差异中的一致、矛盾中的统一。当然，当代的“和合”思想和传统的“和合”观是有区别的，如今我们所强调的“和合”实际是经过“扬弃”后的“新和合”，结合了当今实际情况更具有时代意义。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也必须把经济建设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各方面的发展，推崇发展和保护的步调相一致。“和合文化”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要科学学习“和合文化”，将“和合”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三、“万物平等”观对增强我国公民生态意识的启示
我国以农立国，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深入人心。受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百姓们大都重视生产发展，而相对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问题。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已经在公民们的思想观念中深根发芽，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这是导致公民生态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数字媒体迅速发展，多种多样的娱乐搞笑节目深受公民们喜欢，观看这些节目成为他们休闲的方式，并且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相比这些娱乐搞笑节目，生态新闻报道缺乏趣味性，并且比较严肃，公民们也就不太愿意去关注这类型的节目和新闻，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明显很低。其实，生态环境保护标语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在树木草坪多的地带“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这句标语随处可见，但是见多了大家都习惯了，对于这种环境保护的标语看见了也不在意。
对于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公民可能有所了解，但真正了解又付诸行动的少之又少。因此，在理论和思想层面上，要结合公民实际生活情况大力宣传生态文明保护的重要性，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价值观;在实践上，各地要开展更多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活动，从实际中让公民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实施垃圾分类举措，但是还没有全部普及。相关部门一直都是通过报纸或者节目频道从理论上呼吁公民们保护环境，在实践上的行动还很有限，致使公民们对垃圾分类等等活动的具体做法还很不了解，这也是一大问题，需要重视起来，开展更多的活动使得公民可以理论联系实际，更好的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道家的“万物平等”思想是从老子开始的，老子认为人也是万事万物中的一部分，在道面前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庄子發展了老子的思想，提出了“物无贵贱”的思想。道家的万物平等观是基于“道法自然”的，道家超越了人的自我优越感，对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佛家也提倡“万物平等”的观念，佛家认为“众生皆平等”，强调慈悲怜悯之心，这对增强公民保护自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一定意义。
首先，加强公民的生态意识是首要的问题。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应当理论结合实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开展有关生态的各种主题活动，呼吁大家参与，让公民们从实践中感受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其次，应从青少年抓起，呼吁各大高校创立生态小分队，定期开展实践活动，并组织互相交流的活动，从而增强学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最后，生态文明建设应更加普及，应传达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由党员带头，党组织发布宣传活动，挨家挨户宣传，呼吁广大民众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切实加强公众的生态意识。
道家和佛家的万物平等观强调了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和自然也是平等的，人们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吸取这种万物平等观中优良的部分，并结合实际，切实加强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把理论付诸行动。
四、为全球生态治理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道家的“道生万物”思想强调物我平等即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佛家的生态思想强调的是众生平等以及佛家一直坚持的“慈悲为怀”的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和自然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人离不开自然，没有自然的存在，人无法生存便也不存在了;自然离不开人，人通过实践活动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一旦人不存在了，自然界只能是宇宙中的一个“死体”，没有谁来认识改造它，它也就失去了探索的价值。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和人彼此依存。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为距离而遥远，人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组成部分。通过战略定位、战略部署、法治建设等等，以确保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马克思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概念，主张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交往合作越来越密切，生产不断扩大、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忽略生态环境的问题，那么我们必将受到环境对我们的“惩罚。”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生态环境保护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把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两方面同时推进，并且我们得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在重视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得注意要有生态合作意识，要有全球生态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万物平等”思想、和谐思想都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考价值，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让全球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话。
参考文献
[1]曲文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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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03）.
[5]赵梓博.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生态文明的启示[J].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2011，（11）.
作者简介：
[1]张宇文，（1997-），女，江苏苏州，，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15009，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哲学。
[2]惠树倩（1998-），女，江苏苏州，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项目（KYCX20_2739）：马克思恩格斯居住思想的当代研究价值
（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国现代文学精神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当前，随着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广泛传播，让我国在国际文坛树立了良好形象，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做出不菲贡献。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对话、交流，使中国赢得了尊重与地位。因此，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已成为保障我国强国策略的重要途径。但是从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善，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英语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
当前我国已经将“走出去”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战略，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则对文化传播成果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课题目前受到国内外出版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下将对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发展的优化对策。
一、翻译选材现状与对策
目前英语世界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很多，题材范围宽广，但是普遍缺乏系统性，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选择的作品大多受到作家所处学术地位的影响。例如，夏志清在《现代小说史》中表扬了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具有艺术美感，所以张爱玲作品被广泛关注并大批量翻译，如《金锁记》、《色、戒》等均被翻译为英文版本，知名译者包括Julie Lovell，Karen Kingsbury等；再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对我国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予以肯定，英国国家大量翻译他们的作品；其次，英美出版商大多关注我国被贴上“禁书”标签的作品，忽视了我国文学作品的质量水平。虽然一些作品翻译成英文，但是没能体现出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再有，目前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小说和诗歌为主，剧本翻译较少，究其原因很多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国社会学著作，而真正关注我国文学的读者非常少。
解决翻译选材的问题，应该从改进选题方式着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选题应该着眼于全球目光，体现当今主流价值观，如人性、权利、自由、环保、尊严等，这些能够引起全球读者兴趣的话题，更易产生共鸣。通过选择翻译作品，体现了我国的独特文化，也表现了我国融入世界文化的意识，因此选材要体现我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派。
二、国际市场接受现状与对策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作品在世界的传播效果，而文学作品的销量则是最好的反馈。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我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中鲜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分析原因主要为：首先，大多读者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了解较少，对我国的研究有限，缺乏兴趣；更有一些西方专家学者对我国的文学作品存有偏见，往往以西方国家的眼光评判其他国家作品，认为我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欠佳，缺乏美感；其次，我国本土作家也应针对作品翻译的现状从自身查找原因。过去，我国作家的创作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与制约，始终围绕“服务与政治”展开，而很多作家根本不懂外语，写作时过于随性，没有从国际发展角度选择写作题材，写作的内容不具备国际化视野，写作技巧与国际作品需求不相符，作品略显粗糙。再有，翻译不精准，缺乏专业的汉英译人才，也是阻碍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文学领域的重要原因；即使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无人有能力翻译，影响了翻译质量水平，不仅无法还原作品本意，还可能导致外国读者对我国文学作品产生误解和负面看法，例如，Eoyang认为一些译者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类似于基督教中“说方言”的形式：“scholarly glossolalia or academic speaking in tongues”，认为很多时候翻译并不是以交流为目的，而是单纯的直译。这是由于国外读者本身对我国的文化、政治、发展等不了解，他们只有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中国，如果不能如实翻译作品内容，必将影响我国文学作品的水平。
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走入世界，必须迎合海外读者的风格，适应国际文学作品的接受环境，这就需要针对国外文学环境、国外读者需求等进行深入分析。
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与翻译经过了多年历史，但是西方国家主动翻译我国文学作品却时间较短，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导致西方国家的读者难以接受我国的文学作品。尤其西方国家的普通读者对我国作品的认知度不足，仅能从浅层次了解我国文化发展，对我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程度偏低；过去，西方国家的作品为了迎合我国读者需要，将作品中的很多章节删减、修改，并将小说以章回体的形式表达，便于我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因此，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对外翻译也要考虑西方读者实际情况，不能过于贪婪，而是注重作品的质量。鉴于西方国家的读者对我国作品认识有限，可减少全译本的数量，适当推出改写本、节译本，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全译本，则更利于国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可。另外，我国文学作家也要提高国际发展意识，了解国外的文学研究水平、文学研究方向等，向国外输送更多专业的汉学家，了解国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情况，加强与国外汉学界的合作，翻译出更多适合国外读者的译本作品。
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入世界文化领域，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对外传播，应秉持“润物细无声”的原则，综合考虑国际市场的文化传播倾向与需求，从选材、翻译、出版等多角度优化，与国际市场对话、交流，寻找适应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面推广的渠道，将对我国实现文化传播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骆萍.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出版路径探索——以毕飞宇《青衣》与《玉米》英译出版为例[J].科技与出版，2015，08：118-120.
[2]王建开.走出去战略与出版意图的契合：以英译作品的当代转向为例[J].上海翻译，2014，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