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投资实证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通过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股市与汇市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汇市与股市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相互影响明显：台湾汇市与股市只存在短期的相互效应；香港数据表明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方差分解显示股市变动对汇率波动有一定的冲击效应。
关键词：汇率；股价；协整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汇率和股价同为两个主要金融市场的价格，其基础皆为实体经济，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汇率的波动可能引起股价的变动，反之亦然。
2005年是中国金融市场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相继实施的股权分置改革和汇率制度改革(简称“汇改”)，使中国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时代。此时台湾和香港的汇市和股市保持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台湾实施的是浮动汇率制，香港保持1983年以来锁定美元的联系汇率制。从整体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对美元的依赖都很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不仅是一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纽带，还传递着国际金融风险。台湾1989年由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到完全浮动汇率制，一定程度上就是迫于对美元的升值压力。现在的人民币承受着同样的困惑，2007年4月以来，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金融风险加剧，特别是通过信心传递效应，各个金融子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汇市与股市的关系，对于发现其内在传导机制，寻找当前汇市与股市剧烈变动的原因，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目前，主要有两种关于汇率与股价关系的理论：Dombuse和Fisher(1980)提出的关于汇率波动的流量导向模型(Flow—oriented Models)和由Branson(1983)、Frankel(1983)提出的股票导向模型(Stock—oriented Models)。前者认为存在由汇率到股价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后者认为存在由股价到汇率的单向因果关系。前者强调经常项目或贸易平衡，指出一国货币币值的变化会影响该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贸易均衡以及真实产出，最终影响国内公司的现金流和股票价格。而股票导向模型则强调资本项目是动态汇率的主要决定因素，认为存在由股价到汇率的正向关系，强调资本账户交易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Ab，dalla和Murinde(1997)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简称VAR)、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简称ECM)等多种计量方法，对印度、菲律宾等四国的外汇及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除菲律宾以外存在从汇率到股价的单向正向因果关系。Hatemi—J和Roca(2005)通过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四国的研究发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汇率与股票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但危机后，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联性不再存在。Ming—Shiun Pan(2007)研究发现，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香港、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的汇率与股市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但在危机发生期间七国(或地区)的汇市与股市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张碧琼等(2002)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实证分析得出人民币市场汇率和深沪股市的两个A股综合指数存在协整关系；纽约市场上美元兑日元的即期汇率对中国A股、H股等指数有着显著影响。黄涛等(2003)对台湾证券投资资本净流动和名义汇率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可以认为两者变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陈雁云(2006)通过GARCH和EGARCH模型，得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股价显著正相关关系。邓桑、吴朝军(2007)利用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的实证结果表明，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股市与汇市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股市上扬的单向原因。张兵等(2008)通过对汇改后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汇率和股价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从长期看，上证指数受到汇率长期影响，符合流量导向模型；从短期看，股市和汇市存在交互影响，但汇率变化影响股指变动有时滞。
三、数据描述和实证研究
(一)数据描述
考虑到时间上的一致性和汇率制度的稳定性，采用2005年8月1日～2008年11月21日的上证指数(Shanghai Composite Index)、台湾加权指数(Taiwan Weighted Index)、香港恒生指数(Hang Seng Index)和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台币兑美元名义有效汇率、港币对美元名义有效汇率的日数据，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同时将指数趋势转换为线性趋势，所有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分别记为：LZ、TZ、HS、RMH、TH、GH。剔除其中空缺数据，总共分别有788组、789组、817组日数据。选择上证指数，是因为上证指数是中国股市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之一；选择名义有效汇率是因为虽然实际汇率考虑通货膨胀率，但市场并不能及时对其做出反应，而较易对名义汇率变化做出反应。数据来源于http：／／www.econsmts.com／index.him，计量软件使用的是Eviews 5。
(二)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选用的股价指数和汇率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协整和因果检验之前，必须先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stationary)，即单位根检验。以下对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在水平值序列，ADF检验值都接受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在进行一阶差分序列检验时，ADF检验值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原始数列都是I(1)过程，从而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从检验对象上看，可以分为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协整检验和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虽然由第二种方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强有效性和超一致性，但如果样本量有限的话，估计量是有偏的。因此，选用第一种检验方法，在VARModel中构造协整关系如下：
yt=A1yt-1+……+Apyt-p+BXt+εt (1)
其中，yt-1，yt-2，…，t-p都是代表非平稳的I(1)
变量；Xt是一个确定的d维的外生向量，代表趋势项、常数项等确定性项，反映各个中介变量对汇率和股票价格水平的影响；εt是k维扰动向量。协整检验结果如下表2。
从表2、表3可知，台湾、香港的数据显示两者间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上证指数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在5％置信水平上拒绝了并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接受了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协整关系式如下：
SZ=17.45351×RMH+0.004675×T (2)
其中，T表示趋势项，标准化的协整系数的符号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且汇率每变动1％会引起股价的对数值正向变动17.5351％。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VAR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要求检验的各序列为平稳序列。本文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为平稳序列，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上证指数互为因果关系，即RMH波动是sz变动的原因，SZ变动也是RMH波动的原因。台湾加权指数与汇率存在相互的Granger因果关系，TH波动是TZ变动的原因，TZ变动也是TH波动的原因。香港的数据显示，股指与汇率既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也不存在短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
3、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可以将任何一个内生变量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通过比较不同变量贡献百分比的大小，可以估计出各变量效应的大小。同时，根据贡献百分比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确定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作用时滞。
从图1可以看出，汇率变化在第一期对上证指数波动没有解析能力，从第二期开始对上证指数逐步有一定的冲击效应并增大，因此，汇率变化对上证指数变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在第250期对预测误差贡献度在10％左右；上证指数对汇率变化有较强的解析能力，在第250期对预测误差贡献度达到50％左右。
从图2可以看出，汇率与台湾股指间的相互解析能力较强。汇率变化对第一期的台湾指数开始有影响，其影响逐渐增大且增幅较大，在第250期达到44％左右；台湾加权指数变化在第一期就对汇率波动影响明显，且解析能力呈较强上升趋势，在第175期左右趋于稳定，到第250期解析能力在68％左右。
由图3分析可知，汇率变化对恒生指数波动的解析能力很弱，直到98期才有略大于0的解析能力；恒生指数波动对汇率变化有较强的解析能力，虽然在第一期的解析能力为0，但从第二期开始恒生指数对汇率变化有一定的冲击影响，在第250期恒生指数波动对汇率变化的解析能力达到40％以上。
因此，从整体来看，上证指数与汇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且股指变化对汇率波动的解析能力大于汇率对股指变化的解析能力。台湾指数和汇率相互之间均存在较强的解析能力。香港汇率波动对股指变化的解析能力很弱，但股指变化对汇率波动具有较强的解析能力。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从短期来看，中国大陆股市与汇市符合股票导向模型，长期来看流量导向模型具有一定的解析能力；台湾市场从短期来看既具有股票导向模型的特征，也符合流量导向模型，长期来看两者不具有相关性；香港市场从短期来看符合股票导向模型，不符合流量导向模型，从长期来看两者不具有相关性，这和香港所实行的锁定美元的联系汇率制相一致。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应进一步开放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完善股权分置改革。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两个金融子市场的联系愈加紧密，如果不及时有效的疏导它们之间的传导途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通过非正规途径表现出来，当前股价的暴涨暴跌，与此不无关系。
2、加强台湾外汇市场与证券市场的管理，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台湾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证券市场也很发达，因此很容易受到国际投资资金的冲击，1997年金融危机，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给台湾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当前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台湾经济将受到多大影响，台湾当局的金融管制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3、加强香港和内地的联系，强化市场监管的法制性和灵活性。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令港元有稳定的币值，但同时放弃了确定利率的自主权；香港上市公司中金融股和地产股占比较大；投资金融和地产股，虽然资金回报率大，但风险也大，这些特点都要求香港政府加强与内地的合作，以有利于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
投资者投资实证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一、研究假设与检验模型
(一) 研究假设
H1:风险投资机构的介入可以提高企业价值。
H2:相比于没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创业企业, 有风险投资机构介入的创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更高。
H3:风险投资机构介入企业后, 通过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 进而影响企业价值。
(二) 检验模型
根据上文, 提出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
各变量定义如下, Tobin’Q为被解释变量企业价值;Fsts为企业的海外营业收入与总营业收入的比值, 为中介变量;VC为风险投资机构介入, 为虚拟变量;控制变量PS为市销率、Admexprt为管理费用率、Cash为企业现金流量、Size为企业规模。
二、样本选择与相关性分析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5-2017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电子、医药与生物制药和信息技术业三个行业中的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 运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二) 相关性分析
从样本的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 (表略) , 大部分的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 表明设定的模型是有意义的。
三、实证结果
见表1:
上述结果表明回归显著, 假设得到验证。
结语
风险投资机构介入企业后, 通过影响企业开展国际化战略, 进而影响企业价值。
摘要：本文基于2015-2017年我国创业板企业的财务数据, 选取电子 (C5) 、医药与生物制药 (C8) 和信息技术业 (G8) 三个高新技术行业, 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 研究了风险投资机构的介入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 以及国际化战略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风险投资机构,国际化战略,公司价值
参考文献
[1] 吴超鹏, 吴世农, 程静雅, 王璐, 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12 (01) :105-119+160.
[2] 董静, 汪立, 吴友, 风险投资介入与创业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 2017, 43 (04) :120-132.
投资者投资实证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重庆由于历史条件以及地理位置各方面的原因, 各个地区不仅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教育发展状况也有很大的差异。据2010年数据统计, 重庆42个区县中, 财政教育支出总额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江北区、綦江县和万州区, 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排在前三名的是江北区、南岸区、渝中区, 人均GDP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渝中区、双桥区和大渡口区。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最多的是江北区, 是人均教育支出最少的忠县的4.4倍。重庆市的人均教育支出是727.91元, 全市达到平均水平的区县有28个。各个区县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和人均GDP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 人均GDP越多, 相应的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也越多。从整体来看, 重庆市经济较为发达的主城区在各个方面都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郊县地区。由此可见, 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很大程度依赖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
2 理论基础
最早就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量的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在1961年发表的《教育与经济效益》一文中, 他用增长因素分析法 (或称余数测量法、余量法) 计算出美国1929~1957年间整个国民收入增长额中, 教育投资的收益占了33%的份额, 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为17.3%, 从而开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先河。
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森在他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我们的选择》一书中用系数法测算了美国1929~1957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 在此期间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 若考虑知识增进的作用, 则同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的建立与变量的选取
回归模型以菲德模型为基础模型, 菲德模型的构建方法是将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两个部门, 使整个经济领域的生产活动都是在这两个经济部门中进行, 并且假设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不同, 由此分别构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生产函数:
式中:N——非出口部门的产出;E——出口部门的产出;N——非出口部门;E——出口部门;kn, ke——分别投入到两个部门的资本;Ln, LE——分别投入到两个部门的劳动。
在两部门不同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推导出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计量模型如下:
借助菲德模型的分析思路, 把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类同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并把国民经济部门划分为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两大部门。并得到假设:1.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2.教育部门的经济产出在同期发生, 即没有滞后性。
引入的变量为Y、I、L、E, 其意义依然分别代表GDP、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口和财政性就业投资。
Y1、L1、I1、E1分别表示经济发达地区的GDP、就业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投资;Y2、L2、I2、E2分别表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GDP、就业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投资;Y3、L3、I3、E3分别表示经济欠发达发达地区的GDP、就业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投资;α1、β1、γ1、α2、β2、γ2、α3、β3、γ3均为待估参数。
为较科学地对省内各地区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进行归类, 按2010年重庆市各地区人均GDP将重庆市40个区县划分为三类, 将人均GDP大于重庆市平均GDP的区县化为一类, 其中包括渝中区、双桥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江北区、南岸区、渝北区、沙坪坝区、涪陵区、北碚区、长寿区、巴南区、万州区、合川区和江津区;将人均GDP低于重庆市平均人均GDP且高于一万元的地区化为一类, 包括永川区、荣昌县、黔江区、万盛区、武隆县、潼南县、铜梁县、璧山县、綦江县、梁平县、石柱县、秀山县、忠县、城口县、大足县;将人均GDP低于一万元的归为欠发达地区, 其中包括奉节县、彭水县、南川县、丰都县、开县、巫山县、巫溪县、酉阳县和云阳县。
在具体的样本区间和样本数据的选择中, 将重庆市按GDP总量划分的三个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教育较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 取这三个地区所包含的所有区县的2003年~2012年的教育投资总量的平均数。同样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获得三个地区2003年~2012年间GDP、固定资产投资量和就业人数方面的数据。
3.2 回归分析
对重庆市内按经济发达程度所划分地区的地区进行多元线形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
通过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教育对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0.412, 已经超过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突出。教育投入增长1%, 则经济产出就会增长0.412%。相比较而言, 欠发达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是最小的, 为0.201%, 欠发达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在三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也是最小的, 为-0.121%。
4 结论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 在1997~2012年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中, 经济发达地区产出弹性最高, 比欠发达地区高约0.211个百分点, 比较符合重庆市实际情况。
通过对重庆市经济的实际考察分析发现, 重庆市发达地区主要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而在欠发达地区则以第一产业为主, 欠发达地区产业化水平低于发达地区。三类产业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的要求也不同。目前重庆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要求不高, 主要以体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数量投入为主, 科技含量也较不高, 因此即便劳动者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 由于受到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限制, 其知识对经济的增长效应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而在发达地区, 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而这两类产业对劳动者的技能素质要求较高, 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的科研、金融、通信、信息等行业, 由于它们的技术含量较高, 所吸纳的主要是脑力劳动者, 由此教育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作用更为突出, 其边际产出贡献也更大, 因此相较于欠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对教育增长的贡献就更大。
摘要：重庆直辖十多年来, 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但重庆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的地区, 教育的发展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发展也非常不均衡。本文按经济发展水平将重庆市划分为三个区域, 分析三个地区的教育投资状况, 并借助菲德模型和回归分析方法测算出各个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得出在目前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下, 教育投资侧重于哪个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关键词：重庆教育,教育投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财政司.中国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1997-2010) [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2] 重庆年鉴编委会.重庆市统计年鉴 (1997-2010) [Z].北京:国统计出版社, 201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7-2010) [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 王善迈.教育经济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投资者投资实证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近10年间，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不断变化，其中主要是个人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两部分的投资数额增加明显，投资占比也在不断变化，总的趋势表现为个人投资者投资额占比减少，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占比增加。在投资者结构变化的同时，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也在变化。证券市场的波动性有变小的趋势。由此看来，伴随着个人投资者投资额占比的减少，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占比的增加，这可能会使我国证券市场更加稳定。本文采用上证指数收盘价的年标准差来描述证券市场波动性，使用eview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变化及其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 投资者结构 投资额占比 稳定性 上证指数 eviews
一、引言
近10年间，投资者结构发生了巨变，不仅仅表现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同时也出现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个人投资者不再是国际证券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占据了之前个人投资者所占据的主体地位。近些年来，即使我国的证券市场相比过去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个人投资者的重要地位依然没有改变。西方的证券市场已经相对成熟，与之相比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所占据的份额较小，即使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不断地扩大其投资额，但依旧比不上个人投资者扩大投资额的速度。
二、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
在我国的股票市场上，主要有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除此以外一般法人也是一类持股者。近些年，我国股票市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表现在持股结构上。
（一）個人投资者的数量远超机构投资者
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在股票交易账户数量方面，个人投资者毫无疑问占据绝对的主要地位。据中证登官网可查数据，截至2017年底，在中国的股票市场，投资者账户数量总额为19500.1万户，这么大的账户量中，个人投资者账户数量有19435.8万户，所占比例达到99.67%;相比而言，机构投资者账户数量仅为64.3万户，所占比例仅仅为0.33%。
（二）个人投资者投资额占比下降
统计显示，自2006年至2018年，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额上升幅度都不如一般法人的投资额上升幅度，2018年一般法人的投资额近乎等于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总和。2018年与2008年的数据相比较，个人投资者占比下降21%，专业机构投资者占比下降10%;但一般法人占比却上升31%。其中为何一般法人持股占比上升，据了解主要是由于限售股解禁，这是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后果。限售股解禁的方式一般为3-5年逐步解禁，所以2009年之后占比数据基本稳定，占全部的流通市值一半左右。
（三）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不断多元化
公募基金的重要地位已经逐步被保险公司所取代。专业机构投资者依据账户主体类别来分类，其中比较重要的主体有公募基金、保险公司、银行、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内部结构相比以往有所不同，曾经占额八成的公募基金已经退位，反观保险公司2009年仅仅占比4.08%，2015年第三季度占比已经升至41.38%，可以说增速迅猛，已经成功超越了公募基金的最重要地位。分析保险公司占比迅速上涨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是由于近些年监管部门逐渐放开了对保险公司的投资管制。
三、投资者结构对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稳定性影响的理论分析
为什么投资者结构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呢，接下来进行分析。投资者结构对股价波动的影响机理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信息不对称影响股市波动
准确性、公开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原则对股市价格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可以说很难做到这几个原则要点。国外的证券市场机制更加成熟完善，市场的约束力更强，不像国内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那么常见。信息不对称现象散布在多处，国家政策发生变化，股票在交易时发生的不对称，以及公司上市发行股票时可能会隐瞒自身信息。散户众多是我国证券市场一个明显的特征，其中大多数散户并不了解投资策略，在投资经验和常识方面的知识也相对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投资者明显处于信息获取的劣势。而机构投资者往往很容易在利益的诱惑下进行信息操纵，对个人投资者造成不公平。
（二）机构投资者具有明显的资金优势，影响股市波动的因素显而易见一定有资金运动的不对称
这种资金不对称现象的影响范围极为广泛。相比较国外成熟的金融市场，国内金融基础产品种类和金融衍生工具种类都相对较少，开放式基金本身就是通过对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组合，构建一个可以排除一定风险的投资组合，但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的匮乏，基金很难达到控制风险的效果。虽然资金不对称现象已明显存在，但专门研究股票市场中资金不对称影响的还是不多，主要是由于资金不对称现象有两个特点：一是影响范围非常广泛;二是交易技巧、投资心理等很难测算。基于这两个特点，想要对它进行定量化的研究是难以进行的。
资金不对称的情况往往很少单独出现，常常与其他情况同时发生、混合在一起，例如资金不对称与信息不对称同时发生，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分清那部分是由于资金不对称所产生的影响。出于上述几点原因，对于股票市场中资金不对称现象的专门研究还是较少的，更主流的是对它进行考虑时，把它仅仅当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中的一个因素。
（三）交易水平会影响股市波动
大部分的投资者都喜欢进行短线操作，希望短时间内通过频繁的证券买卖，获得较高的收益，而且总是跟随股市中可能获得短期价差的个股走，明显带有投机心理并且忽视了投资风险，这样会导致基金风险的管理难度大大增加。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投资技能方面有很多的不同，他们拥有高素养的专业投资型人才，拥有更加专业的投资技能以及丰富的投资经验。
四、投资者结构变动对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稳定性的实证分析
（一）设置变量，建立模型
为了探究投资者结构对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稳定性的影响。选取自变量时考虑到不同投资者的开户数可能无法更好地体现不同投资者在证券投资市场中所占的比重，所以选择投资额为自变量，X1为个人投资者投资额在总投资额中的占比，X2为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在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因变量本文最终选择了上证指数收盘价的年标准差作为因变量，来反映证券市场价格的稳定性。
对中证指数的年标准差进行稳定性检验，利用eviews进行ADF检验，得出如下结果：
P值为0.0096，在显著性水平0.01下，因变量中证指数年标准差序列拒绝存在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序列已经平稳，可以为后面建模所用。
（二）建立一元回归方程
利用eviews分别建立Y与X1，X2的一元回归方程，可得出如下结论：
P值均小于0.05，模型通过原假设。可以得出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占比确实与上证指数标准差负相关，个人投资者与上证指数标准差正相关。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额占比增加往往容易导致市场价格的波动性有变大的趋向，而机构投资者正好相反。表达式分别为：
Y=1049.128X1-684.8733
Y=-4049.128X2+3364.255
对结果进行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机构投资者由于人才、信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往往可以更好地控制风险，稳定股市，促进盈利，对股市的流动性有一定增强作用，而个人投资者往往容易做出跟风等不理智行为，就很容易扩大股市的价格波动水平。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不仅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先看积极方面：可以通过市场的价格对上市公司进行督促形成良性循环，使得公司更加努力地经营管理，提高自身企业的盈利能力、管理能力，从而带动整个市场的盈利能力增长等;再看消极方面：大多数机构投资者投资理念相似，投资风格不明显，会对股价波动造成一定的影响。操纵股价侵害中小股民利益。从总体上看，积极方面的影响大于其消极影响，所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占比增加会使得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增加。
参考文献：
[1]王艳霞.投资者结构对我国股市波动性影响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3.
[2]黃斌.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3.
[3]陈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分析[D]北京交通大学.2011.
[4]徐晓鹰：“股票抛售的心理分析”，《证券投资心理和行为分析》，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年第1版.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投资者投资实证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在世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出手快、出拳重”,在提振市场信心,拉动内需的同时,也引起了各方对未来经济可能过热的担心。
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88年以来,每当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12%,经济就会过热。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的总体技术水平不高,企业经营以粗放型为主要特征。这种粗放型的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来维持,必然大量消耗资源。因此,一旦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资源需求量就会快速增长。资源需求大于供给,就会导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生产资料价格节节攀升,并通过成本传导机制,推动最终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引发经济过热甚至通货膨胀。
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彻底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依靠科技创新,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高单位要素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率。开创一种以科技发展为动力,集约化经营,内含扩大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如此,才能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经济过热问题。
但是节能、环保项目不同于一般的投资项目,投资风险高,生产周期长,在实践中,融资难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节能、环保产业的良性发展。这就需要我们突破传统融资模式的束缚,针对节能、环保产业的特殊性,开创新型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尤其在现阶段,把我国的投资重点放在有关技术成果转化上,以期提升我国经济的总体技术水平,促成经济增长模式的顺利转换。
笔者认为,应当以扩大内需为契机,开创新节能、环保产业的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目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追加对节能、环保产业的财政投入。在4万亿全面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中,对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只有3500亿,占比不到10%,应该进一步加大该产业的投资力度。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关系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因此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必须给予政策的倾斜,加大该产业的投资力度。
第二,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实践“绿色信贷”。政府可以通过财政信息手段引导商业银行向节能、环保产业放货。商业银行应当降低对节能、环保产业的贷款门槛,放宽担保条件要求,可以考虑以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节能项目的现金流为贷款审批的主要考量因素。
第三,鼓励节能、环保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对条件成熟的节能、环保企业可以考虑优先上市。股票融资是吸收社会闲散资金进行投资的非常好的手段,拓宽了融资渠道,使节能、环保项目融资走向市场。从1996年沈阳特种环保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募股的环保企业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证券市场中的环保板块,为节能、环保项目融资,打通了市场融资的渠道。
第四,鼓励私募股权基金向节能、环保产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介入节能、环保领域,既可以为企业注入资金,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又可以辅助其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融资,实现节能、环保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第五,考虑发行有关节能、环保的特种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在对节能、环保项目充分调查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根据当地财政状况发行一般债券或者收益债券。对于财政收入比较充裕的地方,可以发行一般债券,通过税收偿还本息。由于收益债券是通过项目收益来偿还本息的,因此非常适合财政收入相对较少的地方。
第六,积极发展地方“中小企业集合信贷”。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引导地方担保公司和地方银行,以产业链为纽带,以骨干企业为核心,对多家中小企业“打包信贷”。这样,一方面发挥了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银行运营成本和管理难度,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的利息负担。
第七,鼓励节能、环保产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手段,吸收民间资金。节能、环保企业作为发起人将能够在未来产生现金收入的资产或收益权出售给特设交易机构(SPV),SPV作为债券的发行人,用发行债券的收入购买要证券化的资产,并利用该资产未来的现金收入向投资者还本付息。这种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不仅为项目提供了广阔的融资渠道,而且由于其具有破产隔离、信用提高等特性,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第八,设立节能、环保政府基金。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专业的节能、环保基金机构,为节能、环保项目提供资本金,并结合资产证券化手段吸引民间资金,充分发挥政府基金的“杠杆”作用。
第九,鼓励节能、环保项目建设的国际合作。由于我国目前投入巨额资金用于节能、环保工程尚有一定困难,政府加强项目的国际合作,吸引国际资金参与国内节能、环保项目建设。节能、环保投资公司既可作为法人吸引外资,也可作为中介人、担保人协助企业吸引外资。
投资者投资实证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返程投资是指一个经济体境内投资者将其持有的货币资本或资本权益转移到境外，再作为直接投资投入该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资本大规模双向流动的格局已经形成，我国返程投资规模呈现快速扩张趋。大量境外资金通过返程新设、并购、增资等方式流入国内。由于其资本运作的复杂隐蔽性，国际逐利资本借道返程投资合法渠道流入国内，极有可能成为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的“跳板”。因而，如何引导与规范返程投资行为，加强返程投资的全程监管，以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成为当前应关注与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返程投资特点及成因
从目前情况来看，阿拉善盟返程投资呈以下三个特征：一是资本的实际控制者均为境内居民；二是返程投资路径是境内的资本通过在开曼群岛避税地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然后以特殊目的公司对境内开展直接投资活动；三是涉及多个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及复杂的资金链。
从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的驱动因素来看，成因有三：一是融资动机，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购买土地、厂房，一般难以从金融机构得到贷款融资，而境外资本市场较发达简便，如香港从向联交所提出申请到获得批准时间短，增强民营企业“境内不贷、转向境外”意愿。若境内企业通过境外“曲线”上市运作成功，除了通过股票发行可募集到大量资金外，还可借鉴吸收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商誉，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二是国际市场的影响。国际资本市场普遍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且国际资本市场资金相对宽裕，为民营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筹资创造了有利条件。据调查，目前境内居民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设立“壳”公司政策宽松，注册手续简便且资本要求低，境内居民个人携带外汇现钞出境即可注册，无须通过银行售付汇。 三是为了套取外资优惠待遇。长期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外资优惠政策，如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廉价的水电土地使用成本、方便快捷的行政手续、便利的借用外债和资本汇出手续。这些优惠政策只适用于外资企业，而本国企业是没有资格获得的。
二、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外汇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返程投资企业资本金来源渠道多，境外权益合法性证明材料审核存在随意性。返程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款，此类资金属于转让股权获利; 二是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取得的过桥贷款，此类资金期限短、利率高; 三是私募为主，主要是境外定向集股募集资金或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 四是国际游资利用特殊目的公司曲线投资于我国资本市场或楼市，加之人民币升值收益，以获得高额回报。而外汇局办理特殊目的公司相关业务时，对于要求外方投资者不属于特殊目的公司，但由境内居民个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返程投资应提供其境外权益形成过程不存在逃汇、非法套汇、擅自改变外汇用途等违反外汇管理法规的证明材料。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收入来源多种多样，随意性较大，如何审核收入证明材料成为难点。
（二）跨界监管协作渠道不畅通，弱化了返程投资管理效果。一是返程投资涉及跨国界监管，远程管辖存在难度。特殊目的公司设立后，其境外融资及上市等运作均发生在境外，欲对其实施监管，需涉及跨国界、跨地区的配合协调等问题，尤其是有关资金交易真实性的核实，更需要境内外畅通的信息共享机制。而由于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差异，跨国界间协调配合往往滞后，给远程监管交易真实性带来了困难。二是返程投资涉及跨部门监管，外汇局处于被动监管地位。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流程中，实际操作中，商务部门多数从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及国家产业政策角度，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实施审查。而对境外投资方的法人或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境内居民等情况一般不进行严格核实。商务部门有关批准手续完成后，外资企业根据商务部门审批文件办理相关特殊目的公司与返程投资外汇登记，明显是一种事后监控，外汇局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约束和限制，两部门相关政策协调性的不足，使得对返程投资实行联合监督的合力作用难以发挥。
（三）返程投资企业资本金管理中存在问题。1.返程投资企业利用关联企业结汇，结汇资金使用用途真实性审核难。返程投资企业境外投资方实际为境内人士控制，此类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内同一控制人名下的关联企业关系密切。返程投资企业资本金以关联公司购买原材料或虚构其他交易为由结汇，结汇资金支付后又原路划回，或将结汇资金无偿转移使用，并按照自己需要随意安排用途，轻易规避了外汇监管。2.返程投资企业结汇资金真实流向及后续监管难。返程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人民币划转关联企业，再由关联企业迂回划转挪作他用或最终流回。在这一过程中，结汇资金与其他资金混合使用、并在多家银行、多个账户间迂回划转，资金来源属性被一步步“稀释”和掩盖。返程投资企业结汇资金与其他资金混合进行自由划转，就难以排除部分结汇资金被用于人民币定期存款、投资股市、楼市、购买土地等非生产性用途。因此，无论是银行还是外汇局，都对结汇后人民币资金真实用途、流向难以实施有效监控。
（四）热钱有可能借道返程投资流入境内。当前私募基金纷纷涌入，多数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融资，热钱注入形势严峻，而对返程投资流入境内的外汇局只能通过对其流入总量及流入频率加以关注，而最终是否有流入到企业正常经营之外的热钱，外汇局难以区分，不能从源头上遏制热钱流入态势。
三、对加强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的监管建议
返程投资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对经济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比如扩展了融资渠道，为创业投资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了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和就业；为合理使用外汇储备提供了新思路，等等。但返程投资也有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流失；人为夸大我国外资引进的规模；为宏观决策提供错误信息；为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转移非法所得提供便利；推动资本外逃,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等负面影响。面对返程投资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必须实施严格的监管，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规范和引导。
（一）明确境外权益合法性证明材料。1.建议明确境外合法收入。以法规形式明确要求特殊目的公司提交融资证明材料，审核其境外融资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外汇局对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的融资活动进行审查，包括融资方式、时间、资金来源等内容。如采取公募方式境外上市的应提供上市批准文件，由交易所提供关于该企业发行股价、股数等资料；对于私募资金，应提供双方的投资协议或借款证明，并要求出资方提供经税务部门确认的相关年度财务报表，个人应提供税务部门确认的相关年度纳税证明，以充分说明出资方所提供资金的真实性与合法性；2.建立特殊目的公司财务状况报送制度。明确规定境内返程投资企业定期向外汇局报送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审计报告与财务状况表，外汇局严格区分利润、红利及资本变动收入，对于资本变动外汇收入实行资本项目核准制管理，对于利润、红利收入方可进入经常项目账户。
（二）加强国际交流与协作，增强返程投资监管效果。应积极参与建立国际间协作机制，通过国际间监管信息交流与共享，延伸对返程投资的监测范围。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协作，尤其应加强与离岸金融中心间的信息沟通与互换,尽可能获得离岸中心注册企业涉及中国境内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信息，增强返程投资的信息透明度,提高返程投资管理效果。
（三）建立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活动的多部门合作监管机制。一是外汇、商务、工商、税务等部门及时反馈返程投资相关信息。及时将外汇部门的外汇登记信息、工商部门的股权登记信息、商务部门的审批信息、税务部门的纳税信息进行反馈与交流。二是对各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异常与违规情况进行定期通报，达成监管共识，形成监管合力，确保境内企业境外间接上市融资和返程投资依法合规有序开展。三是建立融资参与方的诚信档案，形成有效的诚信监督机制。对于部分法律意识淡漠的投资机构或融资企业，如未作外汇登记即进行海外融资并返程投资，一经查实，应列入诚信黑名单。外汇局应对被列入黑名单内的投资机构或融资企业的违规融资行为予以处罚，并严格限制其今后的投、融资行为。四是加强对返程投资对象的监测。建立非现场财务报表监测系统，及时了解返程投资对象企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强对企业资产转移、支付利润、转股等事项的监控，建立统一高效的外汇信息交互平台，实现对返程投资对象的全方位监测。充分利用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及时更新和关注返程投资企业进出资、进出口、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的新信息。
（四）加强对返程投资资本金结汇的监督查处力度。一是强化银行监管职能，改变目前银行因利益驱动而执行外汇政策不力的现状，提高守法经营意识，增强真实性审核的责任感，提高外汇政策实施效果；二是加强对返程投资结汇套利行为的监管力度。加大日常监测力度,通过账户系统、直接投资系统等非现场监管系统,对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行为进行重点监测。发现企业异常结汇的情况,及时反馈外汇检查部门,对其人民币资金的后续使用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对查实的违规结汇行为加大处罚力度,遏制返程投资结汇套利现象。
（五）加大打击热钱流入力度，遏制热钱流入。一方面，积极改进现有管理规定，加大对返程投资外汇行为真实性和合规性检查力度，严惩虚假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加强多部门协作，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定期公布制度，不断提高监测和管理水平，提高外汇局、商务部、海关、税务、公安等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水平，在行政许可、登记注册、生产经营、银行信贷、资金结算、税款缴纳等环节，加强日常监管和检查，从而在打击热钱上形成合力，遏制热钱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