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预警金融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香港;离岸金融市场;风险控制
一、香港离岸金融市场概述
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是在欧洲美元的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市场规模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和美洲。其主要业务内容为国际离岸货币借贷业务、国际离岸债券发行交易业务、国际离岸保险业务、国际离岸衍生工具交易业务等。主要市场类型有内外混合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内外分离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分离渗透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以及避税港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1]。
香港演变成一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香港从一个英属殖民的“自由港”发展成当今亚洲乃至全球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通过外资银行数量的增加来体现，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政府的严格限制，外资银行在香港的发展速度缓慢，到1975年，香港的外资银行只有28家，而到了1980年则上升到了88家，至2007年香港已有138家持牌银行，其中115家的注册地在香港以外。外资银行机构在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带动了香港离岸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香港离岸货币存款量也因此逐年上升，截至2007年底，香港外币存款规模已经达到27 447亿港元。目前，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向世界广泛提供借贷资金的市场，是亚洲银团贷款的中心。
香港离岸金融市场是典型的内外混合型[2]。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是指离岸业务和国内业务不分离，目的在于发挥两个市场的资金和业务的相互补充和促进作用。这类市场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并不严密，可以向国内流入或从国内向境外流出，对从境外流入资金的利息不征收利息税，外汇资金也不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且允许非居民经营在岸业务和国内业务[3]。
二、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
离岸金融市场在运作过程中极易引发金融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离岸金融市场管理不当所引发的风险。香港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督有其独特的模式，香港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长期由银行公会，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承担，政府奉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一系列金融政策只在危机时才实施补救，这在一方面提高了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程度，但另一方面，则使市场显得更加的不稳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的标准税率一直在低水平上涨落，是世界上最低税率地区之一;再加上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亚和东南亚各地交通枢纽，位于亚太地区中心，所有的这些在给它带来便利的同时，无形中也构成了其众多不稳定因素的组成部分。
香港离岸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其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1.信用风险。离岸金融市场最主要的风险形式是信用风险，它是指交易对方违约等导致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给离岸银行带来经济损失的金融风险。传统的信用风险主要来源于交易对手违约造成的损失，即主要集中在离岸银行的贷款业务，但随着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和风险环境的变化，现代意义上的信用风险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与市场风险相重叠部分，即由于交易对手履约能力和信用水平变化而使投资组合中资产价格下降进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另外，交易方的经营能力、资本规模、道德水平、经营的连续性等都会影响信用风险发生的大小。
2.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当商业银行为了向国内企业发放贷款而从离岸金融市场筹措资金时，所在国的外债数额就会扩大，而外债规模扩大的最终结果则会是国内外债规模失控，当大规模的外债到期时，就会引发债务危机并导致本币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而随着外币不断的转换成本币，国内货币扩张的压力就会随之而来，这势必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运行，甚至导致本币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大量举借外债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将不断增大，而贷款过程中一旦出现呆账和坏账，将会导致整个银行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出现问题;另外，国内信贷会随着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而迅速扩张，其结果是国内供不应求，进而引起国际收支巨额逆差，此时一旦资金断流，整个金融系统将会有崩溃的危机，甚至经济也将迅速萎缩，即出现所谓的“过度借贷综合症”，在这方面，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便是很好的证明[4]。
3.流动性风险。离岸金融市场的离岸业务主要以存贷款为主，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两头在外”，这就使得对于贷款客户的负债结构、经营情况、背景等方面的了解困难重重，这无形当中使得离岸银行的兑现能力大大降低，即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再加上有些离岸金融市场的离岸和在岸市场业务不分离，这就可能引起对离岸信贷业务的决策产生偏差，如果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离岸信贷风险管理与监管机制，就必然导致防范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
4.法律风险。当前的离岸金融市场还处在不断的发展与摸索阶段，相关制度规定和法律条文还不够完善，这便给一些不良商人和腐败分子带来了渔利的机会，而他们的投机活动将大大增加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首先，它为不法分子提供了侵吞国有财产的途径并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大规模出逃。这是因为离岸金融市场有着非常便利的资产专业渠道，这极大地方便了不法分子的不法行为。其次，企业可以利用离岸金融市场的便利进行欺诈。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可以利用离岸市场的信息不透明的特点来虚增资产;另外，由于离岸市场的免税待遇，于是企业可以通过在不引起税收成本增加的情况下虚增自己的经营业绩以达到上市“圈钱”的目的。再次，企业可以通过让其控制下的信息披露义务较高的子公司账面债务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企业整体的高负债却不对外公开的方式来转嫁金融风险。最后，离岸金融市场因其宽松的金融规则、自由的公司法和严格的公司保密法等成为一些人的洗钱天堂，他们利用这里的各种保密服务，大肆洗钱，隐瞒或掩饰他们的犯罪收益。
5.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通过离岸金融市场，一国的货币可能在境外被积累起来，而一旦这些积累起来的货币被投机者利用，他们就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操纵来影响该国货币的汇率和利率。当市场上的在岸资金和离岸资金的利率出现较大差别而又不能有效地渗透时，就会引起资金的大规模套利转移。如果离岸利率较高而在岸利率低，则国内资金会外流;而如果离岸利率低而在岸利率高，则会引起大量的离岸资金流入国内。对于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没有严格分开的市场，就可能会出现有限的外汇资源通过离岸账户外逃，从而给自己国家的外汇管理造成极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一国的外汇价格的市场价格和控制价格不同时，也会引起在岸外汇资金和离岸外汇资金之间的套汇行为，从而给国家的外汇管理带来诸多的难以控制的因素[5]。
三、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
1.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针对离岸金融市场容易发生信用风险等情况，建立离岸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审批制度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对想要开办离岸业务的机构要有一套完善的审批程序。视申请人要求的不同、资信状况的不同和资本实力的不同，分别颁发权限不同的牌照，并对它们的业务范围作出相应的规定，同时分别针对持有不同类牌照的离岸银行进行有区别的管理;所有离岸银行都必须以分行的形式建立，以保证每家离岸银行都有各自的总行来作为其最后偿债人，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离岸分行倒闭对所在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对于企图进入的外资银行，我们要着重考虑其总行的资本、信誉、风险控制等是否满足其作为最后偿债人的要求[6]。
2.严格监管离岸业务。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对离岸银行的各种风险实施管理，尤其要重视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流动性的要求。2007年以后对离岸银行风险的监管主要是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来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外资离岸分行的清偿能力监管责任和合资离岸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监管责任分属于不同的监管当局，前者在其母国监管当局，而后者则分属合资方的监管当局。与此同时，要不断地完善离岸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离岸银行的风险资产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进行量化指标考核。
3.严格退出监管。退出监管是当风险发生时的一种事后补救监管，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主要包括：第一，危机预警机制。它是指危机发生之前，有关监管当局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特别关注，防止其进一步扩大的制度。第二，存款保险制度。它是指按照一定的比例向特定机构缴纳保险费，当风险发生时可用其来弥补一定的损失，以此来保障相关机构的安全经营。第三，最后贷款人制度。当出现资金困难时，离岸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可以向金融监管机构借贷一定额度的资金，以度过难关避免破产。就目前的情况表明，许多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对相关的退出监管流于形式，并不像准入监管那样严格，尤其是很多离岸市场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而不采取存款保险金制度，这确实可以促进相关离岸业务的发展，但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市场的风险。
4.加强离岸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合作。离岸金融市场产生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此加强对离岸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合作，实现离岸金融机构所在国与母国的监管信息共享，吸取其他国家对离岸金融业的监管的先进经验显得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离岸金融业的监管水平，使离岸金融风险能够事先防范或及时化解。
参考文献：
[1] 成华军，雷声隆.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J].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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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薛洁.离岸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5.
[5] 鲁国强.加强对国际离岸金融市场风险防范的探讨[J].华北金融，2008，(7)：39-53.
[6] 孙沙沙.离岸金融市场法律监管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1.
[责任编辑 吴明宇]
风险预警金融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在剖析交叉性金融业务变动特点、对系统性风险传导路径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实证分析了交叉性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经历了“N”型变动趋势，2015年以来风险处于持续上升通道，且成为历史高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与资产管理市场下的交叉性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为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穿透式监管，实现银行业务“期限错配”的范围合理化，确保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关键词：资产管理;交叉金融;银行系统性风险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3.014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居民财富加速积聚，资产管理渠道急需多元化发展。同时，国家日益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资产管理业务多元化打开了通道，资产管理行业得以井喷式大发展。原有的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壁垒被打破，各种交叉性嵌套型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和发展，涉及多领域金融业务、综合化经营发展的泛资产管理市场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交叉金融性业务极大推动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丰富了金融业务产品种类，提高了金融效率，扩大了收益空间，但同时一系列潜在金融风险也悄然而至，表现为风险传递日益复杂、交叉性风险逐步凸显。尤其2007年次贷危机引起全球性的系统性风险，各国监管部门将银行系统性风险纳入了金融监管的核心。2012年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对证券公司资管计划进行了规范。原银监会2014年发布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开展同业业务需建立专营部门，其他部门和分支机构不得经营同业业务。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多部门正式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主要针对我国资管行业现状统一监管标准、规范业务流程、防范防控潜藏和现有的金融风险，为其有效回归本源、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做好准备。
与实践发展相对应，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金融风险再次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许多学者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形成的原因、影响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Kaufman（2010）、翟金林（2001）等学者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定义，从风险蔓延、内外环境冲击、系统功能等角度分析了系统性风险的表现和特点。部分学者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如Borio（2009）认为银行系统性风险本身就存在于银行体系内部，随着银行的发展风险逐渐积聚，使得银行系统发生周期性危机。对于交叉性金融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主要对系统性风险的成因、路径等进行了分析研究。Dierisk（2004）主要从银行集团内部角度研究了银行交叉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他认为为了规避高压态势监管，银行往往通过内部转移资产获得监管套利，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曾刚（2016）对交叉性金融业务迅速扩张和风险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要通过强化监管协调、加强对宏观审慎的关注等方面维护金融稳定。叶文辉（2015）认为交叉型金融业务的风险环节主要有通过“通道”业务为一些金融机构提供融资、通过“过桥”方式使得资金在金融体系里流转。
综上所述，在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多从风险形成原因、影响机制、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鲜少有从实证角度定量测度交叉性金融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同时，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分析中，多从传统银行自身体系、外部经济环境因素等方面研究，很少将以跨市场、跨部门为特点的交叉性金融业务作为系统性风险的成因纳入研究体系。交叉性金融业务大多交易链条长，业务模式复杂，期限错配、信用转换、杠杆叠加、风险隐蔽等情况突出，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带来较大威胁，不利于我国金融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在研究分析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和扩散机制的基础上，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进行定量测度，对建立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体系、降低系统性风险、维护我国金融系统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逻辑
（一）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内涵及发展
交叉性金融产品由涉及多类别的资管机构共同创新组合而成，具有跨市场、跨机构的特点。跨市场主要是对资管产品进行资产组合，打破单一市场壁垒，从而使资管领域横跨资本、货币等多个金融市场的子市场，如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跨行业则是不同类别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基金、银行之间相互合作，对资管机构产品发起運作。
近10年来，我国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为银信合作阶段、银证合作阶段、股债市场盛行阶段、债券市场萎缩阶段、资管规范新阶段。为规避监管，2007年银行机构大力开展与信托合作业务，交易结构较为简单，容易穿透底层资产，但是资产管理较为单一，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2012年，《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发布，资产管理业务得以井喷式大发展，银行与证券合作密切，原银监会2013年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资产管理业务加以规范。2014年股票债券市场开始盛行，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十分迅速，由此引发一系列监管套利、期限错配等风险问题。2016年证监会出台“新八条”，对资管业务更进一步规范限制，债券市场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为了规范资产管理业务中普遍存在的多层嵌套、刚性兑付、杠杆叠加等问题，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一行两会、外汇局多部门共同下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迎来了资产管理元年，开启了资管行业的全新格局。
（二）交叉性金融业务结构与银行经营风险
纵观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历程，资产管理参与主体日益增多，交易结构日益多元化，随着经济环境、国家政策的变化亦不断发展、调整、创新。交叉性金融业务主要由三个核心要素组成，分别是资金提供方、投资管理人、基础资产（见图1）。
1. 资金端业务结构与潜在风险。资金端指银行、信托、券商、保险等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根据其收益预期及风险偏好等投资需求选择相应的投资计划。资金端的投资需求及客户群体的融资需求为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了最主要的推动力量。随着客户群体融资需求日益旺盛，更多资金提供方参与到交叉性金融业务中，多元化融资服务发展迅猛，极大地推动了泛资产管理背景下的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目前，银行机构作为开展交叉性金融业务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对促使交易结构持续丰富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银行机构在开展交叉性金融业务时更倾向于通过结构化模式选择投资金融产品。结构化模式是在资金提供方进行优先分级的基础上，对投资产品产生收益进行差别分配。如，希望不承担较大风险同时收益没有过高要求的投资方倾向于选择优先级结构化产品;希望获得较高收益同时可以承担较高风险的投资方更倾向于投资次级机构化产品。
资金端期限错配、刚性兑付、高杠杆等问题突出，易引发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银行在投资时通常采用资金池方式操作资金的流动，在筹集资金时具有长期滚动性和短期高流动性，而在投资时选择流动性较低、期限较长的项目，隐藏风险隐患。一旦理财产品等滚动发售出现问题，流动性风险将会迅速积聚，通过交叉性金融业务蔓延至其他金融机构，最后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暴露。
2. SPV业务结构及潜在风险。SPV即特殊目的载体，它同时连接资金提供方和底层资产，扮演着桥梁作用，是交叉性金融业务的主体。特殊目的载体包括资管计划、信托计划、公私募基金等，种类日益丰富，但是随着多元化趋势的发展，合规风险问题日益突出。目前，主要分为单一载体模式和多层嵌套模式，后者交易机构复杂，资金链条较长，底层资产穿透困难，因此是开展交叉性金融业务较为重要的模式。金融机构在使用多层嵌套模式时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银行与专业管理机构合作拓宽资产配置渠道。银行机构投资资金充足但是存在投资经验不足的问题，于是选择和其他资管机构比如信托、保险等进行合作，通过多层嵌套，拉长资金链条，获得高额收益。银行机构首先将理财资金投向信托机构，然后再投向保险或者证券公司下的资管计划参与到权益类资产投资，从而获得高额收益。
基于当前经济形势，很多资金提供方选择参与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基于结构化模式，因此聚集不同优先级次资金，通过债权或者股权方式投资某些项目进而获得高额收益。监管规定银行机构不得运用自有资金投资产业基金，为了获取高利润，银行机构通过借助特殊目的载体进行项目投资，形成多层嵌套模式。
二是银行规避监管选择多层嵌套结构模式。为规避监管，银行机构倾向于通过与资管机构合作增加资产多层嵌套，对于监管部门有效穿透底层资产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如，银行机构通过打包不良资产转让给资管机构，资管机构进一步投资于券商，同时银行机构和资管机构也可以将资产通过信托机构投向券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嵌套，从而达到监管套利的目的。
作为扮演桥梁作用的SPV，涉及金融交易主体较多，交易环节也十分复杂，极易引发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为规避监管，银行多选择异地资管机构开展交叉型金融业务，跨地区跨机构开展业务增加了操作和道德层面上的风险问题。此外，交叉性金融业务资金链条复杂，每个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主体都有可能存在信用风险隐患，一旦某一个点出现风险，都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银行机构在开展业务时很难准确把握交易对手的风险管控情况。
3. 资产端业务结构及潜在风险。底层资产端是资产的最终投向领域，主要投向货币市场、债券市场、非标资产、私募基金、权益类资产等金融市场产品和工具，底层资产的性质决定了交叉性金融业务的风险暴露情况。目前底层资产种类丰富，风险暴露与多类因素相关。如资产管理者的产品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到资产收益率。此外，资产投资基金类业务涉及主体较多，交易机构复杂，涉及信用、合规等风险。
底层资产端是引发信用风险的重灾区，银行业机构在资产投资时往往把重点放在收益的高低上，忽视资产最终投向领域问题，某些底层资产领域具有高风险的特点，因此投后管理是银行机构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三、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测算和分析
（一）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来源
系统性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金融制度不健全及市场发展欠规范，经济周期、市场投机、资产泡沫等都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而且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往往是各種因素叠加的结果。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现阶段最突出的风险之一是以资管业务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金融业务不断膨胀，资金端与资产端期限错配突出，再加上经济形势不利及外部事件影响，极易产生流动性错配风险及信用风险。因此可以判断当前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来源既有银行系统内部的因素，也取决于外部宏观环境和某些特定因素的冲击。内部因素主要产生于银行间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极易引发银行挤兑风险传染和蔓延。
（二）风险测算方法
比较各种风险测算方法可知，GARCH模型法能较好地运用自身暴露的风险状况测算风险，但是没有考虑外部宏观经济因素带来的影响，因此不适合测算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综合分析法在测算风险时不考虑银行机构之间的业务联系，比较适用于金融市场较为繁荣的国家。只有指标变量方法综合考量内外部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合内外部因素进行数据分析综合测算风险，比较符合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变动特点。本文选择指标变量法测算我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指标变量法的要求，本文将选择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相关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主要指标变量。由于变量较多，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综合性测算，同时考察不同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在选取指标时，选取宏观经济相关指标、国际体系相关指标、银行体系内部指标进行综合性测算。风险测算指标体系见表1。
（四）风险测算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通过分析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提取可以代表整体状况的公因子，通过公因子综合计算风险指数值，进一步分析风险变化趋势。
1. 数据来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的相关指标数据。其中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存贷比、超额备付金率、流动性比率、银行盈利指数、资产利润率、外债负债率从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及原银监会网站获取，GDP指数、CPI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银行家宏观经济信息指数、银行业景气指数来源于万得资讯，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来源于新浪财经网站，短期外债/外汇储备指数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通过SPSS22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方便比较分析，对各个变量序列进行标准化处理。
2. 相关性检验及特征值。通过KMO和Bartlett检验分析，发现KMO值为0.681，Bartlett值小于0.05，达到指标之间相关性具有显著性的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构建工作。数据处理结果表明，影响因素共有4个公因子，其累计贡献率为82.094%，4个公因子贡献值分别为27.575%、23.159%、20.583%以及10.777%。
3. 因子载荷矩阵。表2是旋转后的矩阵，因子载荷的绝对值越接近1，表示变量表达信息量越丰富，贡献率越大。从表中可知，公因子1包括银行盈利指数、银行业景气指数和外债负债率载荷量均大于0.8，其方差贡献率为27.575%，主要反映了银行业经济状况和外在经济环境对风险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资产利润率以及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荷载量非常接近1，表明其盈利水平以及国内收支情况与其风险有非常强的相互影响关系。流动性比率为0.841，充分说明了流动性指标有较大的影响性，这也是关键性监管指标之一。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荷载量达到0.816的较大值，说明银行家对宏观经济信心值占据了一席之地，对系统性风险有一定的影响。
（五）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状况分析
根据4个公因子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指数值，通过绘出指数变化趋势图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段的风险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图2为2010年一季度至2017年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综合指数变化折线图。指数大小代表了测算区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高低，负值说明风险处于安全可控的状态;正值风险处于较高位置需警惕。
从图中可知，2010年一季度至2017年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呈现明显的“N”型走势。2010年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为正，且不断上升。这是因为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恶化，对我国金融市场形成负面冲击，但随着2009年我国推出4万亿刺激政策，国内市场开始回暖，风险指数在2011年年中左右开始回落，风险逐渐下降。
2012年二季度至2015年二季度，指数明显下降，说明这段时间风险平均水平处于较低状态，一方面可能与我国采取的一系列紧缩性财政政策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关系;另一方面我国实施有效监管措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控制较好。
2015年第三季度至2017年第三季度，风险指数值快速上升，说明该期间我国系统性风险上升速度很快。这一时期商业银行风险的上升，除了不良贷款暴露较快外，也與潜在风险较大有关，特别是前期我国资产管理业迅速发展，商业银行通过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交叉业务日渐频繁和增加，链式风险传染、期限错配、套利风险日益凸显，成为导致风险爆发的重要因素。
四、交叉性金融业务对系统性风险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认识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以及交叉性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程度，本文将构建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由于VAR模型参数过多，估计结果往往不能令人满意，本文通过SVAR模型分析交叉性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资产管理规模（AM）反映我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的总体发展情况。每季度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信托机构相互合作的银信合作规模（BTC），较好地反映了泛资产管理背景下我国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及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影响。理财业务情况采用银行理财产品续存资金规模（ BF）来表示，银行理财产品一直占据我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主导地位，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交叉性金融业务，因此把银行理财业务规模作为一项指标变量。银行风险性指数（RISK）即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到的我国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作为衡量标准。
综合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以及实验样本的合理性，选择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三季度我国银行业相关指标作为构建SVAR模型的变量。各指标主要摘取于万得资讯、中国银保监会网站以及各种资管年报等资料。银信合作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托业协会，资产管理规模来源于万得资讯以及我国资管发展年报等资料，银行理财产品续存资金规模主要取自万得资讯。
（二）模型估测结果与分析
1. 单位根检验及滞后阶数选择。由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可知序列BTC、AM、RISK、BF均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变为平稳序列。根据AIC和SC值选取模型的滞后阶数，可知滞后阶数为2。
2. 引入包含4个经济变量的SVAR模型，其中4個经济变量分别为资产管理规模（AM）、银信合作规模（BTC）、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RISK）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资金规模（BF）。为减少异方差干扰，所有数据都采用对数形式表示。SVAR模型可表示为：
3. 稳定性检验。检验可知，单位根倒数全部位于单位圆中，表明模型是稳定的，可以保证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具有可靠性、稳定性。
4.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检验可知，资产管理业务规模、银信合作规模以及银行理财业务是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格兰杰原因，在资产管理背景下交叉性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
5. 脉冲函数响应分析。分析交叉性金融业务发生1个标准单位的冲击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趋势可以发现，0.5—1.5期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有一个正向明显冲击，在1.5期达到最大值，之后直至到第4期冲击趋向缓解，但期间仍有所微弱波动，在4期之后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趋于平稳。资产管理市场背景下的交叉性金融业务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正向的影响，当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趋于稳定区域（篇幅所限，图略）。
6. 方差分解分析。从图3可以看出，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银行理财业务，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仍处于上升趋势。银行理财资金大都投向债券市场、金融债、3A级短融以及其他信用品种，产品跨市场、多层嵌套，信息披露不全，存在灰色操作空间，有些产品较依赖于银行内外部评级，一旦遇有信用危机则收益无法保证。结果同时表明，资产管理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了一些影响;目前银信合作占比较小，对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力度尚小，但是银信合作业务作为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典型代表，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持久性。
五、结论与建议
2010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明显的“N”型走势。系统性风险的变化既与国内外宏观形势有关，也与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密不可分。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带来了一定的风险隐患。
根据本文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加强和完善穿透式监管。资管行业必须实行穿透式监管，尤其针对多层嵌套的交叉性金融产品向上必须核查产品投资者，向下必须识别产品底层资产。一方面严格按照标准核查投资者是否合格，销售的产品是否合适，重点监督监管金融产品的宣传以及风险效益等情况，防止因为信息不对称或存在虚假信息等引起两者不匹配的后果。另一方面准确登记交叉嵌套产品的流转和运行状态，认真分析产品的期限结构和资金源头，防止金融机构产生套利行为。（2）确保“期限错配”的范围合理化，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资管新规中为了降低期限错配风险，明确规定了资产管理产品的期限，对保护资管产品的流动性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基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还不完善，短期内很多融资不可避免地还要通过非标准化债权的方式来完成，资金也不可能单纯来自银行表内资金。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逐步引导市场稳健地度过过渡期。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适当允许非标资产的期限错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比如国家鼓励发展的PPP项目可适当允许非标资产期限错配，对低流动性资产进行合理性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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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警金融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评估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对金融市场监管和深化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MVGARCH模型研究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三个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风险溢出效应，市场之间存在风险传递。由于风险溢出效应的存在，相关部门应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和相关政策的协调性，以金融市场的全局视角进行政策设计，恰当选择政策实施时机，保证政策实施效果。
关键词：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风险溢出效应
一、引 言
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或称波动溢出效应）不仅是重要的金融理论研究问题，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频发等金融危机表明， 金融风险在金融市场间交叉传染， 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充分显现了风险溢出对金融体系的巨大破坏，也给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国对金融行业的股票、债券和期货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在制度层面为金融市场间建立了防火墙，将风险隔离在各个市场内部，市场间的信息和风险溢出能力较弱。近年来，金融创新加快了市场之间的融合，金融产品的投资标的同时覆盖多个金融市场，证券、银行和期货等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出现交叉，信息和风险溢出渠道拓宽。研究我国的金融市场风险信息传递是否出现本质变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当信息传递导致的市场联动性较高时，不同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应加强协调性，避免一个市场的不利信息触发其他市场的风险，预防系统性风险。
二、文献综述
金融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研究不同国家某类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美国、英国和日本之间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间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二是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如股票、债券、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多数研究表明市场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Hamao等[1]采用GARCH模型对东京、伦敦、纽约三大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和市场相关性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纽约和伦敦市场的股价波动都对东京股市有显著的影响和溢出现象，却没有发现东京股市对上述两市场的波动溢出。Koutmos和Booth[2]使用 EGARCH模型研究了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三个市场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坏消息的溢出效应大于好消息。Miyakoshi[3]研究表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股市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但美国股市对亚洲股市的影响和波动溢出较小。Diebold和Yilmaz[4]使用VAR模型和方差分解技术研究并发现了美国、英国等全球19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之间收益率溢出和波动率溢出效应。
Abdalla和Murinde[5]研究了印度、韩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新兴国家汇率和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两个市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多数市场参与者仅考虑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率溢出效应。Maghyereh和AL-Kandari[6]使用非参数秩检验进行了非线性协整分析，研究表明石油价格以非线性方式影响股票价格。Malik和Hammoudeh[7]使用多变量GARCH模型检验了美国股票、世界原油市场间的波动和冲击传导机制，结果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和全球石油市场之间存在明显溢出效应。Park和Ratti[8]使用VAR模型研究了美国和其他欧洲13个国家的石油价格冲击对股票回报的影响，结果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美国的股票回报有很强的影响。Malik和Elwing[9]使用双变量GARCH模型检验了美国5个行业指数和石油市场间的波动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石油价格与某些行业存在明显的波动传导。Ehrmanna等[10]使用VAR方法研究了美国和欧洲地区之间股票、债券、货币和汇率市场的波动传导，结果表明美国是驱动欧盟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也对金融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广泛研究。赵华[11]使用向量自回归多元GARCH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利率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非美元汇率与利率之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陈云等[12]采用BVGARCH—BEKK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且在汇改前后的溢出方向相反，汇改后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从股市收益率到汇率变动率的波动溢出。李成等[13]采用四元VAR-GARCH-BEKK 模型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溢出关系，研究发现，上述市场有很强的波动集聚性和持续性，大多数金融市场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均值溢出，所有市场间均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还发现市场间溢出可能主要来自于市场传染效应。史永东等[14]基于Copula理论研究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表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联动效应总体不显著，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尾部相关性独立。
三、模 型
多变量GARCH 模型由Engle和Kroner[15]提出并给出了估计和检验方法，是目前金融市场间波动率溢出效应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本文使用三变量GARCH模型，该模型比二变量GARCH模型能够更好地在一个完整的框架内同时捕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等主要金融市场的二阶矩关系，将更多信息从波动方程中分解出来。
股票收益率Rs，t、债券收益率Rb，t、期货收益率Rf，t之间的收益率溢出效应方程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选取和来源
本文使用2005年1月4日至2013年12月31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每日价格数据，股票市场价格选取沪深300指数，债券市场价格选取中证国债指数，期货市场价格使用商品期货价格，选取中证商品指数。日收益率采用对数收益率计算，方法为Rt= In（Pt/Pt-1 ），Pt为第t日指数，Rt为第t日指数收益率。指数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金融终端，收益率来自作者的计算。
2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1 描述了样本统计特征：一是股票收益率的均值和方差最高，期货次之，债券最低，这表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和风险相对较高， 期货次之，债券最低，体现了金融市场的高风险高收益特征。二是股票和期货收益率具有左偏特征，收益率分布会较频繁地出现小收益和一些极大的损失，债券收益率具有右偏特征，收益率分布会较频繁地出现小损失和一些极大的收益。三是债券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均具有尖峰特征，债券市场的尖峰特征更强，出现收益率较大偏离均值的极端偏差的可能性更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多变量GRACH方法研究了2005—2013年间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存在风险溢出效应，金融市场间存在风险传递。金融市场联系紧密，稳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发展的政策的实施效果，会受到来自另外两个市场的不利影响的抵销。需加强市场监管和相关政策的协调性，以整个金融市场的全局视角进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单个市场的政策设计，恰当选择政策实施时机，保证政策实施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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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警金融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频繁波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更为突出，对金融风险的再认识已成为利率改革成败的关键。本文以我国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为研究背景，对近代利率理论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观点进行了阐述，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力图构建利率市场化下金融风险内在机理的宏观框架，从而为国内学者的利率市场化风险研究提供理论借鉴，也为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风险防范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资源配置；金融风险；利率理论
一、引言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96年，至此已经历了银行间利率管制放松、贷款利率上限浮动、贷款利率下限浮动和存款利率上限浮动等改革阶段，呈现出“先贷款、后存款”的改革顺序。随着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的提出，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取得了明显进展。尤其是从2012年开始，商业银行在贷款利率浮动权的基础上又获得了对存款利率浮动的权限。2012年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7月6日又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由基准利率的0.8倍再次调整为0.7倍。进入2013年后，市场化改革在贷款利率方面又做出了重大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7月20日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不包括房贷利率）的下限管制。自此，国内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及业务对象开展更为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但是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却更加难以忽视。国外利率市场化的经验表明，市场化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与金融风险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利率管制取消后各类金融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的预警和控制，则很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难以逆转的巨大冲击，最终迫使政府放弃利率改革。通过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序类似的国家比较后发现，美国、日本、德国等均取得了改革的成功，但是也不乏失败的案例，如韩国、土耳其等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金融风险问题，已成为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为了防范贷款利率下限取消后的金融风险，完善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风险预警机制，我国正在加快酝酿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破产条例等政策措施。
利率作为借贷资金的价格在完全信息市场中应由资金供求关系来决定，当金融市场上的资金需求和资金供给达到均衡时，利率水平即为市场决定的均衡利率。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完善一国金融秩序的重要环节，并且就利率市场化的最终目标持积极态度，但是很多学者却在市场化推进速度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形成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加快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例如，Berthelemy和Varoudakis研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后发现，政府对一国金融业的严格管制会使国内产生“贫穷陷阱”，因此主张放松金融管制。Ang和McKibbin通过对小型经济体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后，得到了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国内学者安鑫跃认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机制。考虑到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黄绍进从汇率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完善等角度出发，认为应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步伐。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利率市场化应以金融秩序的稳定为前提，改革过程整体上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例如，Eichengreen和Arterta利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国内金融管制的放松是诱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Bekaert et al.通过面板数据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在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大了经济波动和潜在金融危机的概率。我国学者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如闫素仙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应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由于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后会面临极大的利率风险，李颖采用压力测试的方法分析了利率敏感性缺口，认为利率市场化应在成熟的条件下稳步推进。虽然不同学者对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速度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国外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却再次表明，改革步伐应结合本国国情和内外环境，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改革模式和时间表。例如，日本和德国均取得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但是改革步伐却差别很大，日本从1977年开始到1994年结束共历经了18年，而德国却在1962-1967年的6年时间里就成功地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综上所述，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当前取消贷款下限管制后，已进入了一个较为关键的时期，此时金融风险的合理控制关乎当前贷款利率改革的成败，也直接影响着未来存款利率改革的进程。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过慢会严重制约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过快又会引发一系列金融风险且不利于金融稳定，当前应在金融秩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适当加快改革步伐。本文结合我国当前改革进程，在利率市场化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市场化改革可能引发的各种金融风险，形成了对利率市场化金融风险理论的完善，也为利率市场化下的金融风险防范指明了方向。
二、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
利率市场化以利率长期被扭曲和严格管制为理论背景，认为改革的目标是使利率能够成为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自发调节工具。利率市场化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古典利率理论、马克思利率理论、现代利率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等阶段，其中前三个部分是关于利率决定的理论，后一个涉及利率改革的内容。
（一）古典利率理论
19世纪80年代，古典经济学家在利率是由资本供求所决定的认识上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经济学家西尼尔、庞巴维克、马歇尔、维克赛尔和费雪等人分别从商品市场的角度分析了资本需求和资本供给的决定因素，认为资本的需求来自于投资、资本的供给来自于储蓄。资本的“投资-储蓄的循环”反映了货币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本质上是资金使用权的让渡，而利息是对让渡资金的补偿。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如西尼尔的“节欲论”认为利息是对货币供给者放弃当前消费而节欲的补偿；庞巴维克的“时差论”提出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价值上的时差形成了利息。“节欲论”和“时差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资本不用于借贷且利息不存在时的利率决定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以马歇尔、维克赛尔和费雪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对利率的决定提出了新的观点。马歇尔的“均衡利率论”将利率视为生产要素的价格，资本供给是以等待或延期消费所形成的储蓄所构成，资本需求则是由资本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维克赛尔在马歇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利率的理论，认为自然利率是独立于物价且等于由实物借贷资本供求决定的利率。由于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只有投资和储蓄相等时市场利率才是自然利率。此外，费雪的“人性不耐论”从心理活动特征来解释利率的本质，认为利率是人性不耐程度的一种反映。由于人们偏好当前消费，却对未来消费没有耐心，故在“不耐等待”差异的情况下，不耐程度高的个体倾向于以借款方式来增加当前消费，不耐程度低的个体则倾向于增加资金借出。当不耐程度下的时间偏好重新达到某个均衡区间时，借贷活动停止，此时的利率即为均衡利率。
（二）马克思利率理论
马克思利率理论是在批判和继承古典学派利率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分析框架是以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共同瓜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研究起点。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利息产生的基础。借贷资本实际上同时具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两种属性，借贷资本家在借贷活动中出让的仅仅是资本的使用权，职能资本家通过支付利息的方式来获得资本的使用权。第二，利息来源于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职能资本家利用借贷资本家出让的资本金投入到生产领域，资本运动在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后，获得商品利润并进而支付利息，利息在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第三，利率介于零和平均利润率之间。平均利润率是全社会剩余价值总量与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反映了不同部门利润率的总体水平。由于利息源于利润，故利率一般不会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否则职能资本家会放弃资本借入。利率的下限取决于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博弈，但最终结果都会大于零，否则借贷资本家会停止资本借出。
（三）现代利率理论
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以实物市场为研究对象，强调了投资和储蓄等实物因素对利率水平的决定，认为均衡利率是投资和储蓄相等的结果。马克思的利率理论则是从剩余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且不能高于平均利润率。但是，上述分析均忽视了货币因素对利率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不断完善的经济环境下，货币因素对利率变动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此时需要新的理论来分析利率决定问题，于是以凯恩斯、罗柏森、俄林、林达尔、伦纳、希克斯、汉森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形成了以下理论观点。
1 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利率理论。凯恩斯利率理论的核心在于抛弃了之前古典学派以商品市场为研究对象的思路，认为利率是由货币市场上的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共同决定，经济不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由于货币具有最强的流动性并被社会广泛接受，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相比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因此经济主体会产生一种基于货币流动性的偏好。凯恩斯认为，一国的货币供给是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不随经济变量而变化，出于流动偏好的货币需求则受到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三种动机的影响。关于“流动性陷阱”的分析表明，当利率低到某一程度时，货币需求会变得无限大，此时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会使利率降低，由于货币政策的失效，政府应主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2 新剑桥学派的可贷资金利率理论。流动偏好利率理论的提出，改变了古典学派仅仅从实物因素角度分析的传统，但是其强调通过货币因素来分析利率的观点不免又陷入了局部均衡的分析范畴。可贷资金利率理论认为，利率的决定既有实物因素也有货币因素，应该由这两种因素构成的可贷资金需求与可贷资金供给同时决定。可贷资金的需求包括投资（实物因素）和货币窖藏（货币因素），可贷资金的供给包括储蓄（实物因素）和货币供给增加额（货币因素）。虽然可贷资金供求理论同时考察了实物市场和货币市场，但是当可贷资金需求和可贷资金供给相等时所决定的均衡利率却不是稳定的，并不能保证该利率水平下的实物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
3 新古典综合派的利率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在充分借鉴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和新剑桥学派的观点后，对各派观点的合理部分进行了综合，并在实物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引入国民收入作为利率决定的重要因素，最终形成了IS-LM模型。首先在实物市场上，通过考察投资等于储蓄时利率与收入的关系，得到了反映实物市场均衡的IS曲线。然后在货币市场上，考察流动偏好与货币供给相等时利率与收入的关系，得到反映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当这两条曲线相交时，均衡点决定了实物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国民收入和利率水平。新古典综合派解决了之前利率理论无法同时确定国民收入和利率水平的缺陷，这两条曲线相交的均衡点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IS-LM分析法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利率决定问题的主要分析方法。
（四）金融深化理论
1973年，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研究金融部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阻碍了金融经济的发展，应将金融深化作为金融改革的方向。现代经济社会中金融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和经济之间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相互阻碍，金融深化特指金融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金融业过分管制的市场环境中，存在着市场利率被政策性压低、信贷资金被指令性投放的现象，造成了金融资源无法按照市场要求进行合理配置。同时，由于资金使用效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无法准确、合理地流向经济增长最需要的部门和领域，最终制约了经济增长，并在金融经济反馈机制的作用下进一步阻碍金融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就必须消除金融管制，引导社会资金合理地流向高产出、高效率的部门。麦金农和肖关于金融深化的观点，为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来摆脱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利率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问题
在社会经济中，利率是经济领域重要的调控工具，也是金融领域最为重要的价格指标。关于利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最早可以追溯到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对利率杠杆问题的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利率调整后会改变市场资金的流向，进而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现代货币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反映出利率已成为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微观主体与宏观经济间相互连接的纽带。利率市场化改革会在不同主体间的多个市场形成各种类型的金融风险，但是无论何种形式的金融风险都离不开资金内在的流动性、经济主体间的信用关系和开放经济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故本文以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作为整体研究框架展开分析。
（一）利率市场化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商业银行庞大的资金规模使其成为流动性风险的潜在主体，流动性风险源于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所提供的资金借贷服务，这种服务实际上是货币流动性实现转换的关键。当商业银行将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转化为流动性较高的金融负债时，由于金融负债的变现能力远远强于金融资产，导致了商业银行潜在的流动性危机。
1 基于存贷款利差视角的流动性风险。利率市场化后，由于商业银行获得了存贷款利率的定价权，其在资金借贷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价格竞争的结果是存款利率的上升和贷款利率的下降。而此时，商业银行会同时出现债务成本上升和资产收益下降的困境，流动性风险得到强化。除了利差缩小会使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之外，客户提前还贷和支取存款都会使利率期限结构管理更为困难，当利率频繁波动时，商业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中面临更大的压力。由于“大而不倒”现象的普遍存在，规模越大的商业银行在流动性风险爆发后对经济的冲击作用越大，政府一般会在严重危机发生之前就对其实施救助。因此，小规模银行在取得定价自主权之后，会倾向于制定更高的存款利率来追求资金规模，致使流动性风险问题更为突出。
2 基于资产收益率视角的流动性风险。利率的经济杠杆职能有利于加速资金流转，实现货币资金向生产资金的快速转化，利率市场化后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也会引发流动性风险。以利率风险的概率分布作为量化基础，对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公司股票超额收益率的灵敏性分析后发现，利率风险和股票超额收益率的灵敏性存在非线性关系，并通过数据测算后发现超额股票收益变动水平反映了利率敏感性。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下，其股票超额收益率必将随市场利率波动，进而改变其资金流向，出现流动性风险。同时，基于资产流动性差异的货币经济模型认为，不同资产的报酬差异率正好反映了资产流动性的不同，资产流动性的冲击又会影响到资产价格。总之，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通过资产业务流向了不同收益率的各种资产，这些资产的流动性随市场利率不断变化，最终形成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3 基于金融管理视角的流动性风险。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银行管理者同时要面临诸多风险因素的冲击，且不能完全消除流动性风险。作为微观经济体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商业银行无法直接控制存款者资金供给和贷款者资金需求的心理变化，故常常在业务规模的管理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在利率市场化下，利率的频繁波动及金融资源的竞争都会使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直接暴露于风险之中。流动性风险对经营业务的冲击，要求商业银行应加强对流动性缺口的管理，使流动性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在后危机时代下，我国经济在短暂调整之后得以恢复，但是，危机留下的隐患并没有完全消除，经济整体上仍然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进一步强化，此时如果完全放开利率管制会加剧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并引发流动性风险。
（二）利率市场化引发的信用风险
以BSM模型为基础的信用监测模型的提出，为信用风险的度量提供了技术手段，后经由Longstaff和Schwarz、Dsa和Zhou等学者的修正得以改进。但是，信用监测模型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随后KMV公司与J.P.摩根共同推出了信用度量术（Credit Metries），此后该理论模型经过了Nyfeler、Forest和Marwick、Jones和Mingo等学者的拓展而不断完善。现有研究成果多以上述测量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研究利率市场化所引发的信用风险问题。利率市场化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改革方向，其影响范围涉及每一个经济主体，利率波动改变了企业、商业银行和居民个人的交易策略，最终形成了市场中的信用风险。
1 基于企业视角的信用风险。企业在利率市场化之前面临的贷款利率往往不高，造成了生产经营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且较为稳定，长期以来企业间缺乏经营管理方面的竞争。但是，利率市场化之后，企业融资成本增大的压力立即显现出来，当债务规模无法得以彻底解决时，债务人开始出现违约现象，形成信用风险。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得效率不同的企业面临着截然相反的影响。高效率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是商业银行放贷的重点客户，并伴随着银行间资产业务的激烈竞争获得相对优惠的贷款利率；而低效率的企业则为了取得借贷资金，必定要以高于市场化之前的利率水平完成融资活动，客观上增加了债务成本和未来的违约风险。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不够成熟，很多国有企业存在资产产权虚置、委托代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经济转型期内完全放开利率管制，很可能在企业间引发大规模的道德风险，增加企业在债务清偿中的违约概率。
2 基于商业银行视角的信用风险。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表明，利率变动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从而改变银行的资产组合、信用风险定价和贷款策略。通过运用时变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刻画利率市场化后由利率变动所引发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利率变动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也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对于风险偏好者而言，为了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即使利率上涨也不会改变其融资行为，并且由于自身资信水平较低，其融资活动往往对应着较高的贷款利率。信息不对称使商业银行无法准确区分风险爱好者与风险规避者，只能从整体上将资金需求者全部视为较高风险的经济个体而实施“逆向选择”，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行为又加重了经济个体的“道德风险”，最终增加了信贷资金的违约风险。
3 基于居民个人视角的信用风险。市场化改革对居民个人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利率波动会增加金融市场上个体资金借贷者的信用风险。美国次贷危机印证了利率增加后，次级抵押贷款者大规模违约的连锁反应。在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采用KMV模型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中房价、房价波动率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后发现，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与信用风险具有较强的敏感性。金融市场套利机制的存在使得利率上升后，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同向上升，作为投资品的房地产价格也会相应上升，造成抵押率的提高及违约率的下降。房价的升高在短期内掩盖了潜在的投资风险，甚至出现了抵押物价值高于房贷资金总额的错配现象，资产价格泡沫的非理性膨胀被投资者一再地忽视。从长期来看，利率上升使得债务人被要求支付更多资金以清偿债务，而较为稳定的个人现金流收入和不断增加的偿债资金支出如果无法平衡时，潜在的信用违约行为会即刻演变为现实。
（三）利率市场化引发的汇率风险
开放经济下利率和汇率之间的联动机制是研究内外均衡的重要途径，市场化下利率水平的变动，通过经济主体间一系列的传导作用，最终可能造成汇率的频繁波动。利率一汇率联动机制的M-F-D模型在分析人民币和中美实际利差的关系后，发现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的实际利差和本国实际汇率水平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即在直接标价法下，当外币实际利率不变时，本币实际利率增大，会促使本国实际汇率升值。利率市场化所引发的汇率风险，可以从货币市场上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商品市场上的个体财富变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基于国际资本流动视角的汇率风险。货币的价值可以分为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其中，对内价值是对外价值的基础，作为反映货币对内价值的利率指标和作为反映货币对外价值的汇率指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根据利率平价关系，国际资本会从利率低的国家流向利率高的国家，造成一国金融市场上外汇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产生汇率风险。具体而言，当利率市场化后，国内利率水平出现升高，此时国际资本流入增加，本国汇率出现升值。为了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央行采取买入外币、投放本币的干预措施，增加了本国金融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通过采用VEC模型研究人民币利率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联动效应后发现，联动机制的长期效应远远大于短期效应，人民币利率变动对汇率波动的影响较为明显。当前受到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多采取了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愈发严重，短期国际资本正以更大的规模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套利机会，一旦套利机会被发现，国际“热钱”会迅速地进入一国市场，待本国利率下降后再大规模流出，最终使本国汇率在较短的时期内出现大幅度波动，汇率风险更加难以防范。
2 基于个体财富效应视角的汇率风险。财富效应首先由经济学家庇古所提出，他认为货币存量变化后个体实际货币余额增加会使消费者产生财富增加的心理变化，进而增加消费支出。现代社会经济中，财富效应已不再局限于实际货币余额的单一形式，以证券、房地产为代表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价值变动均会引发财富效应。通过研究消费和不同形式财富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发现，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实物财富效应较证券为代表的金融财富效应更为明显，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效应的影响因素不同。其中，金融财富效应受制于暂时性外部冲击的影响，实物财富效应则由于住房财富具有永久性的特征，故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效应水平。将美国各州数据应用于消息扩散模型后发现，实物财富增加会显著增加消费水平，进一步论证了实物财富效应较金融财富效应更为明显的结论。在财富效应的作用下，利率的变动会改变经济个体财富规模，最终影响个体的消费决策。此外，利率和可支配收入之间往往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当利率上升时，可支配收入往往出现下降的趋势，引发消费水平的下降。如果一国消费水平出现了整体性下降，假设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此时进口规模会随之下降，进口规模的变动又会改变货币市场上的外币需求，使汇率出现波动，产生了汇率风险。
四、简评与展望
利率市场化是一国金融改革的必经之路，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利率管制政策被逐步取消后，金融对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利率市场化将利率的定价权交由金融市场，以市场均衡利率来替代原有的管制利率，最终实现资金合理流动、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后，其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都会增加，导致市场主体现有资产负债的变化和未来经济决策的调整，这种影响作用无论从商品市场还是货币市场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故本文以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为基础，构建了金融风险问题的分析框架，通过存贷款利差、资产收益率和金融管理三个视角分析了流动性风险；同时又以企业、商业银行、居民个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利率变动引发的信用风险；最后通过货币市场上的资本流动和商品市场上的个体财富效应探讨了汇率风险。
虽然利率市场化下金融风险问题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此问题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今后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仍需完善。利率市场化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处于改革进程中的国家还是尚未实施改革的国家，都多以金融深化论作为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使得各国在放松利率管制的同时，不得不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客观上需要有更为完善的利率理论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第二，利率市场化下金融风险的研究手段需要进一步提高。当前关于金融风险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货币金融理论的宏观分析和以此为基础的数据测算，但是不难发现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都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上，其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受到了削弱。随着众多新兴学科的兴起，跨学科研究已成为未来研究工作的方向，因此对利率市场化下金融风险的研究还需要与其他学科形成相互交叉以得到更贴近现实的理论解释。
责任编辑：单丽莎
风险预警金融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我国的P2P平台在2013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后，先后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出现地域性“倒闭潮”，为互联网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而银监会等机构也从2016年开始对P2P行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旨在规范P2P平台的运营和监管P2P平台的业务风险。本文从P2P平台自身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其倒闭的主要原因和对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风险管理上的主要启示。
关键词：P2P平臺；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
一、从P2P平台的特点分析其“倒闭潮”产生的具体原因
P2P是英文person to person的缩写，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种，主要指面向资金需求量较小的个人或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信贷的通道平台，是民间的信贷需求与现实的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形式。一般来说，平台通过对接待人工作、收入和资产等相关条件的认证，给出对应的信用评分，这一指标将直接影响借贷的规模和成本。P2P平台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普惠金融服务，不但能够满足得不到传统金融机构垂青的小微民间信贷需求，还通过互联网渠道的作用挖掘了更为深度的资金需求供给市场，在2013年到2016年期间P2P平台表现出高出15%的综合收益率更是吸引了不少中小型投资者的支持，平台的融资能力和融资规模都在显著提升。因此，在2013-2016年期间，我国的P2P平台出现大规模的数量增长，很多平台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借贷人不惜提高投资回报率和降低资金的信贷利率，从而导致很多平台实际上是靠投资人的资金维持生存，平台本身提供的盈利规模并不能满足其日常运营的开销回收。这样不理性的竞争环境和行业的运营模式为2016年到2018年期间间断性的P2P平台“倒闭潮”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P2P形式的网络融资属于互联网金融的一种，在通过互联网渠道将具有剩余资金的普通投资人和具有融资需求的小额借款人联系起来，提供小额信贷的金融中介服务。P2P网络信贷平台具有服务虚拟性、交易跨地域性和产品多风险性等特点。由于通过互联网渠道直接完成资金的交付，不完善的监管体系成为违约网贷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在交易不受地域限制，各平台为了争取资金规模和交易规模，在对借贷人的信用管理和对平台资金的运营方面存在较大问题，进一步加剧了P2P平台本身的风险性。孙宝文等（2016）具体从网络融资平台的运营基础、管理人员背景和资金实力等方面对P2P平台进行了定量的指标分析，并发现相关指标具有一定的风险预警性，但是具体的预测准确性和风险控制措施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经营范围加以分析。
二、从P2P平台的风险来源分析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控启示
2018年7月有超过99家P2P平台出现问题，遍及江浙沪和北京、深圳等地。在这次的危机之前，事实上P2P行业还有着不少合规经营的企业获得新一轮大规模融资的好消息，人员宜人贷在今年6月获得高盛提供的3.24亿的投资资金。而在这次危机之后，P2P行业将面临着一次较大的“洗牌”，运营平台的数量和资金规模都在锐减。早在2015年，我国的2595家P2P平台中就有超过800家被曝出有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和财务问题，问题率高达25%（陈巧灵，2016）。依据P2P平台的风险按照来源的不同分为政治与法律风险、市场风险、技术操作风险、运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五种（宋飞飞和黄作明，2015）。
从政治与法律风险来看，P2P网贷平台受政策及国内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较大。监管的口径和指标要求将对平台的运营能力和主营产品产生较大制约。而由于行业内对资金和客户的争夺，网贷市场存在较大的规模风险。一些平台自身的技术操作问题将进一步导致P2P平台的管理不善和交易风险。平台管理人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会对平台的运营情况产生较大作用。除此之外，平台资金规模的扩张速度和信贷期限的匹配性都决定了其财务风险的特点和防范方式。
P2P平台的“倒闭潮”一方面是来源于各平台自身的运营和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整个行业的盲目性和高风险性。闫春英和张佳睿（2015）提出了从内部和外部的双重途径控制P2P平台交易风险的监管策略：在内部注重平台自身的产品定位和技术研发等，在外部关注监管体系和自我风险的控制手段等。P2P平台的“倒闭潮”所反映的也是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的集中体现，虽然从金融市场角度上看，货币增速放缓对P2P的投资资金规模产生了影响，但是“倒闭潮”的集中式爆发本质上是平台自身资质和资金获取能力都具有较大局限性的表现。
互联网金融发展建立在信用管理水平的精确性，它直接影响了产品的成本管理和期限管理。近几年来不断发生的集中式的P2P平台“倒闭潮”从本质上是信用管理问题的集中表现，加强网络征信并合理化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交易内容和交易模式。
三、P2P平台的“倒闭潮”对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创新的启示
P2P平台的“倒闭潮”让我们看到不合理筛选信用信息、盲目追求市场规模和忽略监管流程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是毁灭性的。陆岷峰和杨亮（2015）认为资金链断裂是P2P平台崩溃的最重要原因，而资金的断裂主要是源于P2P平台一味追求产品的创新和市场的规模时，对金融价值和期限匹配性的忽视。虽然在《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中，央行已经对P2P平台的信息中介和金融中介的定位加以明确，但是在实际的金融监管中，互联网交易的渠道和特点还是为P2P所提供的服务带来很大的风险来源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过程的不可控性。P2P平台作为一个金融通道的提供商，承担了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风险，而投资者在平台上也难以通过简单的认证信息判断产品的流动性、风险性和收益性是否属实，是否值得投资。
从P2P平台的“倒闭潮”看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创新，应从参与方、市场和监管三个维度评估创新的合理性和预防创新的可能风险。对参与方资格的审查和风险能力的评估、对市场竞争模式和产品规模的理性以及伴随创新而来的“全方位”监管都是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带来积极影响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孙宝文，牛超群，赵宣凯，荆文君.财务困境识别：中国P2P平台的风险特征研究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07）：32-43+55.
[2 ]陈巧灵.基于e租宝案例的P2P平台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D ].西南财经大学，2016.
[3 ]宋飞飞，黄作明.P2P平台风险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J ].商，2015，（47）：182-183.
[4 ]闫春英，张佳睿.完善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风险控制体系的策略研究 [J ].经济学家，2015，（10）：78-83.
[5 ]陆岷峰，杨亮.关于P2P平台风险评估与监管策略研究——基于P2P平台双重属性视角的分析 [J ].西南金融，2015，（11）：45-49.
作者简介：向文韬，四川省广汉人，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风险预警金融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一、金融市场风险的主要成因
（一）金融体系改革缓慢滞后
近些年虽然我国整体金融市场面临着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金融市场的体系和机制正在不断的完善，但是整体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还比较缓慢和滞后，我国很多金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缺乏创新和改革的意识，金融企业的整体业务量虽然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整体的业务质量和信用状况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不仅自身金融体系的机构管理混乱，在管理上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没有正视金融风险因素，面对金融市场风险的灵敏度以及应对能力还比较薄弱，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给金融风险的发生创造了契机。
（二）整体社会信用观念和意识薄弱
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将过多的目标都放在了经济效益方面，整体的社会信用观念和意识还比较薄弱，金融企业在发展和建设中没有树立一定的社会信用意识，在业务服务过程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层出不穷。同时立足于我国社会宏观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整体的社会信用建设也都相对滞后，缺乏系统完善的社会信用评价和等级制度，没有充分落实对金融企业以及金融主体的信用监管，不仅相关的金融主体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影响了金融企业的发展，给我国国内的金融市场增加较大的运行风险。
（三）融资方式和途径单一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正在稳步的前行，但是纵观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企业的整体融资方式和途径还比较单一，目前企业的融资往往只能通过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以及信托贷款等方式，融资方式和途径单一滞后极大地束缚了我国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加金融市场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往往只能通过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来实现，不仅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负担和风险，而民间借贷的方式我国又缺乏正规的监管，很容易引发民间借贷金融纠纷，影响着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规范。
二、国内金融风险的应对和防范策略
（一）促进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为了更好地防范和应对金融市场风险，我国还需要积极促进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带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提升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更好地优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除此之外，需要积极培育优质的信贷金融企业、证券企业等中小金融机构，有效促进金融体系的创新和改革，为金融市场培育更多的新生力量，这不仅可以有效避免金融市场的泡沫经济，同时也大大提升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路径，为众多金融企业营造稳定健康的金融发展环境。
（二）完善金融政策和机制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避免金融风险要素的影响，我国还是要立足于宏观发展的角度上进一步完善现有的金融政策和机制，完善现有的货币政策、税务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例如:我国要鼓励中小金融企业的发展，减少对中小企业的税负压力。在财政政策上我国也需要积极保证汇率稳定，为我国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要积极对金融产业进行有序的规划和调整，进一步优化现有的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提升金融市场的发展力从而更好地应对金融风险。
（三）完善社会信用建设
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以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为前提，面对目前我国社会信用建设的缺失，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对于社会信用的建设和管理。首先，我国相关金融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企业和金融主体的监管，树立社会信用意识，针对企业和金融主体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信用等级。例如:商业银行可以根据金融企业和金融主体的信用等级来决定放贷的期限和具体金额等，这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规避金融风险，同时也会大大提升我国整体的社会信用水平，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积极提升对于金融风险的关注和重视，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策略和应对机制，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稳定。
摘要：新形势下在我国金融市场化发展的过程我国整体的金融体系正在不断的完善，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具有众多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挑战，金融风险是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关键因素，客观正视金融风险采取有效的应对和防范措施是保证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前提。本文围绕国内金融市场风险的应对与防范展开系统的论述和研究，明确目前国内金融市场风险的主要成因，在此基础上给有针对性的应对和防范策略。
关键词：金融市场,金融风险,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 陶雨彤.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及防范策略分析[D].2017,25(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