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 在当前讨论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中，不能够忽略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和本质。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导致了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又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从而引致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这是困扰当前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之所在，也是诱发世界经济危机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
关 键 词 金融全球化 虚拟资本膨胀 资本流动性过剩 全球经济失衡
作者 徐琤，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7）
金融全球化：实体经济的金融化
目前，关于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研究有许多文献和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从金融全球化和虚拟资本膨胀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些分析，以洞察愈演愈烈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趋势，其本质是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突出和重要的部分，是建立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的客观基础之上的，是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内在的动力把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机制融合在一起的过程，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将是一个在范围上不断扩大、在程度上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其对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南北经济关系、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协调机制和当代国际经济关系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换一个角度来理解金融全球化，其本质就是实体经济金融化，即原来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经济运作模式逐步转向以金融活动为中心、金融关系为纽带、金融网络为基础、追求财富增值为目的的运作模式。早在140年前，马克思就指出金融资本经过竞争和积聚，最终必然形成垄断金融资本。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三者中，金融化是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风险，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于是动辄演化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成熟、金融资本雄厚、调控手段完备、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相反，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通常无法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同时还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风险与危机的承担者。
金融全球化导致虚拟资本快速扩张
虚拟资本是用于经营获利的价值，它以实体资本为基础，又独立于实体资本之外，并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虚拟资本经过了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货币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的集成化五个发展阶段，目前虚拟资本的发展正处于国际金融的集成化阶段。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阶段，现在进入产业金融阶段。同时，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等特点，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既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呈强烈的虚拟性。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金融主体越来越多、金融资本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将并存。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多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以逐利为目的的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
金融全球化还使得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变革，人们逐渐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只是自然资源，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许多经济活动可以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存在，即虚拟经济活动正在成为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利润增长的源泉。随着货币的虚拟化和货币价值增值虚拟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这种无形资源；财富创造的方式也从赖以生存的农业、工业转向创造虚拟资产，即财富的创造更加依赖货币和资金的支持。当虚拟资本全球流动和信息全球化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开始有效地配置资源、刺激储蓄与投资，经济增长从而得以实现。经济发展的逻辑也随之出现倒置，国际资本的流动不再以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自然资源为目的，而是以推高目标国家金融资产、支持高增长地区的发展、最终分享高收益为目的。当资本涌向自然资源稀缺的地方并推高资源价格，更多的资本被吸引流向那些自然资源稀缺的地区和国家，导致价格虚涨，再配合相关的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就会进一步虚拟化。
虚拟经济全球化以资本大规模流动为特征，并与当地的虚拟资产价格波动有关。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人们占有的财富多数是虚拟财富，即股票、债券、基金、储蓄凭证等。由于虚拟财富与人们未来的预期有直接关系，虚拟财富对人们的普遍心理因素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当投机行为在国际上引起汇率波动时，资产价格和人们的心理会受到重大影响，从而导致强烈的行为反应，造成资金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对某些货币或其他资产构成冲击，进而可能对某些国家和地区形成冲击，导致全球经济的动荡。
虚拟资本膨胀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
追溯到19世纪，当时大规模工业化变革开始，人类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如何提高社会经济生活质量和如何满足人们更多的物质需要上。由于各区域发展时间与状况不平衡，工业化变革的轨迹先从欧洲大陆开始再到美洲大陆，20世纪初再到新兴的发达国家德国和日本。两次世界大战证明，通过战争来改变世界物质的分配成本太高，于是全球开始努力通过共同发展和互通有无来带动劳动者参与经济建设。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四小龙、拉美部分国家先后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随后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印度的全面崛起和高速发展。全世界物质分配由原来通过军火配置转向商业配置，最终进入金融配置。金融全球化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化 →市场化 →货币化 →资本化 →资产证券化 →虚拟经济 →资本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失衡，其前提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的背景由封闭经济逐步转为开放经济。
通过金融来重新配置全球的财富，运用的方式即国际资本流动。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21世纪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在发达国家中，资本流入欧、日的速度正在加快，而流入美国的速度正在逐步降低，美国经济可能会因此放慢增长速度。二是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短期投机性资本成为主流，流动周期缩短。三是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市场容量和潜在需求比较大的经济体。四是跨国公司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五是国际资本直接投资过程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
那么，为什么说虚拟资本膨胀导致了资本流动性过剩呢？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本身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优势，并意识到金融全球化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最优选择，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成熟的金融工具和娴熟金融运作手段、实体经济的虚拟化，都会导致资本流动性过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承担了世界制造链的最低端，在国际分工中为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缓解两缺口的困境，不得不通过开放市场和引进的外资方式吸引资本；同时调整本国的汇率，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转换，又必然使金融资本的控制国获得难得的机会，使大量逐利的金融资本涌入有发展潜力的国家。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时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当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巨额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致使货币投放增加，最终产生资本流动性过剩。
以中国为例，1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靠消费增长支撑，而是靠贸易部门和制造业的生产扩张拉动，这反映了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并没有更好地拉动非制造业部门的收入增长，却使经济结构的矛盾进一步显现。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高储蓄和高投资并存，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使得国内资本流动性过剩；而资本流动性过剩，国内资金供应量的充裕，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又导致大量过剩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国内股票市值和商品房价格非理性上涨，面临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还引起国际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尤其是在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转型过程中，加大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最终引致开放经济下的本国内部和外部经济的失衡。
资本流动性过剩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资本流动性过剩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目前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内外均衡的重要变量。过剩的流动性势必导致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从而引起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随着流动性过剩逐步传导至实体经济，相关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最终引起整个社会物价的快速上涨，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最初世界的收入差距是生产初级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之间的差距，但随着发展中国家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和本国技术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制造业的发展随着各种自然资源成本的提高，低劳动力成本就成为发展的一大优势。因此，对当代全球收入差距的原因的分析，已不再从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的角度来研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主要是靠观念和资金支撑其价格的经济活动来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靠成本支撑其价格的经济活动来支撑。换句话说，发达国家主要是依靠虚拟经济支撑其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依靠实体经济支撑其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说，虚拟经济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就是资本化定价方式，其运行特征是价格具有更大的波动性或弹性。无疑，虚拟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引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全球经济失衡会导致各国贸易摩擦加剧，对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产生相当不确定的冲击，同时也使各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利率水平在失衡的两极间始终保持可观的差异，为资本频繁且大规模地跨境套利提供机会，进一步冲击了各国实体经济的运行。
从全球经济体系来看，美欧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中心的外围，发达国家掌控货币发行权和市场主导权，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的货币和市场：发展中国家向美欧发达国家出口，换回货币，而积累的贸易顺差反过来又投入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即购买美国的债券；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又靠这些资金流入弥补，从而形成一个循环。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大量购买外围国家的廉价物品，保持贸易逆差，靠金融市场优势回收发展中国家所持有的货币，长此以往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近年美国、欧盟的通货膨胀水平仅超出了历史警戒线，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却达到了两位数。其根源在发展中国家除了要承担来自发达国家转嫁的金融风险，同时倍受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工具和手段的盘剥。国际上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一些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面临着巨额损失，为了能够转嫁风险、弥补损失，它们一方面引入发展中国家主权基金为其注资；另一方面以发展中国家因发展过快对大宗商品需求不断增长为由，通过恶炒大宗商品价格来获取收益，最终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困境。当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与国际资本金融化发展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发展中国家相对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在某种外部扰动的作用下，就会爆发金融危机。正如克鲁格曼在对东亚奇迹质疑中指出的，由于国际金融资本规模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以致其本身已经可以通过在新兴资本市场制造“金融泡沫”的形式来洗掠这些国家的实物经济成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讨论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中，不能够忽略金融全球化的内在因素和本质。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导致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又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从而引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进一步说，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来讲可能是一种“双赢”局面，但不意味着利益是均等的。全球化一方面打开了世界市场的障碍，使得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使得技术、资源和资金更有效地流动，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同时也使得那些弱势的国家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物品、资金、技术进一步被少数国家、跨国集团控制。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两个最基本的矛盾，即实物经济发展与虚拟资本膨胀之间的矛盾，主权国家利益与国际资本形成了超越主权国家运行之间的矛盾。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平衡既严重制约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严重影响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日前，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暴正在横扫全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如何理性地预防和应对随之而来的可能的经济失衡，是亟待审慎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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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阮子瑗
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地摊經济在现代经济模式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新冠疫情期间，迅速形成一股热潮。在单一经济模式已不能继续取得优势的形势下，地摊经济与流动电子商务的结合，正是将这种经济模式中的各种资源优化配置，让地摊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以地摊经济为基础，从不同方面对流动电子商务进行价值分析，更好地将地摊经济与流动电子商务相结合，增强经济活力，是目前必须思考并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地摊经济;新冠疫情;资源优化配置;流动电子商务;电子商务融合
本文索引：时学苹，陆玉婷，常洁.基于地摊经济的流动电子商务价值研究[J].商展经济，2022（04）：-046.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20年1月，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快速发酵，迅速蔓延至全国，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经济的发展。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运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经济下沉，很多企业面临裁员、减薪、停薪留职等方面的压力;大多数个体户关门，越来越多的人失业;2021年我国应届大学生高达900万人，就业压力紧张，基础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2020年5月，为了恢复国民收入、稳定国民经济，中央文明办决定，不将占道经营、道路市场、流动商贩等现象作为当年文明城市评估审查的内容，在推动城市文明化和经济社会秩序得以创建、群众生活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国家解禁地摊文化，各地可以有序开展地摊经营，改善当前就业形势，缓解就业问题。
1.2 研究意义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地摊获得收入而形成的经济形式，是人类最原始、最具生命力的商业活动，可以繁荣经济市场，弥补百姓生活的空白，增添紧密相连的生活气息。政府支持各地规范地摊文化要求，为各区域地摊经济建设相应平台，提供有利条件，将区域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经济要素集中在区域内，对各种经济要素进行重组、支持，以合并为基础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承压的大背景下，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地摊经济因投入成本低和设备小能很快启动，涉及面广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热点。地摊经济的好处很多，以下列举几点 ：
（1）有效满足居民需求，降低交易费用。
（2）有利于激发城市基层创业就业活力。
（3）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4）带动人才要素等。
2 地摊经济发展问题
长期以来，地摊经济既有存在的合理性，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又客观存在。在经济低迷时，“地摊经济”作为一种辅助性经济手段，能帮助失业人员缓解就业压力，随着生活和经济重回正轨，“地摊经济”的热潮也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褪去。但是客观来说，“地摊经济”并不会消失且带来的社会收益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流动商贩数量多、类型复杂，而且地摊选址不受空间限制，环卫系统难以全面覆盖，地摊的卫生问题尤其突出。地摊经济多出现在夜市，营业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杂音等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除此之外，流动商贩会占用人行横道和机动车道，使得道路变窄，严重影响城市交通。
对于消费者而言，流动商贩的商品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售后赔偿等方面不够完善。消费者权益一旦被侵害，就会投诉无门，也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混入其中，违法获利。由于地摊流动性较大，交易过程没有监管部门监督，商品存在安全隐患，难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见图1）。
数据来源：中投产业研究院。
流动商贩数量多且经营分散，与城市管理部门产生矛盾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城市管理部门缺乏系统化管理，无法与多个政府管理部门相互协作，以至于对地摊经济的发展缺乏有力支持。其二则是两者信息不对称，城管依据最新的城市规划目标严格执法、认真履职，而商贩一旦缺少对最新政策的及时关注，没有达到规划要求，就可能被城管罚款甚至没收摊位。
3 流动电子商务对地摊经济的价值分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82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9.1%。
3.1 移动互联网与认知智能技术在流动电子商务中的作用
移动互联网是用户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等移动智能终端，通过移动网络获取通信服务和网络服务，使移动通信和因特网一体化。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流动电子商务两者协调发展、相互渗透， 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也促进了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我国移动互联网技术如4G和5G通信技术的发展、WIFI无线通信的普及及微信、微博等主流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用户层不再局限于青年群体，各个年龄层次的群体都利用移动互联网了解世界热点、畅游网络世界。青年人、中年人是更具消费潜力的群体，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崇尚方便消费，对移动互联网的依赖度更高，移动互联网逐渐演绎成常态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知智能技术是指机器具有主动思考和理解的能力。在认知智能的帮助下，人工智能通过发现海量信息进行数据化分析、应用化及偏好化互动。认知智能技术能根据使用流动电子商务应用用户的需求和喜好实现定制服务，及时获取移动用户信息，利用构筑的网络设施提供各种高附加值服务，使先行引入的用户处于一种相对的竞争优势。通过最新认知智能技术手段和分析数据的方式，可以找到交易流量的规律和特点，深入了解应用流动电子商务的消费者，总结消费特点，科学合理分配流动商贩位置，让消费者能实时获知附近商贩位置及推送的偏好商品（见图2）。
3.2 流动电子商务对地摊经济的价值创造
流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实体经济与互联网经济的结合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作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地摊经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不断上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地摊经济与城市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需要固定平台延展个体能发挥的作用，以个体为单位，充分发挥能动性，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经济价值。流动电子商务作为为平台提供技术的载体，将地摊经济与流动电子商务相融合，为各个主体提供更优质的平台与服务。
（1）以个体为基准，对于流动商贩而言，将地摊经济与电子商务相融合，有利于有关部门对商贩的卫生、质量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为其提供合理合法的买卖资格，保证商贩的利益，便于形成流动连锁经营模式，建立高效的制作及销售体系，为地摊经济形成规范提供条件。
（2）对于消费者来说，地摊经济与流动电子商务相融合，能让消费者发现和了解商贩，并进行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提高地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建设城市健康经济。
（3）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这种融合会带来城市新现象，缓和商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城管真正成为城市的管理者而不再是大众眼中流动商贩的对立者，树立有序的城市规范，建立和谐美丽的包容性城市，缓和城市化进程过快带来的问题。
3.3 流动电子商务对地摊经济的价值传递
流动电子商务是与流动商贩、消费者和城市管理者互相影响形成的，由价值生成到价值分配再到价值转移，最后投入使用，价值网络中的各个成员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流动电子商务价值网络中的参与者通过相互的协作配合，聚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能力和各种资源，实现整个流动地摊经济生态系统的共赢，确定合作伙伴选择机制和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另外，需要基于流动电子商务的资源，合理运用营销理念、营销组合策略及营销手段，形成流动电子商务特有的营销模式，将平台创造的价值传递给客户，由此实现客户价值。
4 地摊经济与电子商务融合的难点分析
4.1 流动商贩产品卫生质量
在地摊经济发展过程中，流动性和便利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动商贩的质量及卫生问题。流动商贩本身的局限性导致缺乏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督，使其存在低规范化、低信任度的问题，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行业或产业链。目前的地摊经济仅是单纯依靠顾客而发展的、离散的个体经营单位，地摊经济要想与电子商务融合，流动商贩的产品质量和卫生是一大难点，而地摊经济特有的流动性决定了其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产品质量和卫生安全得不到保障。流动商贩数量多、类型复杂，售卖的商品缺乏质量检验，若与电商平台合作，平台不仅很难系统管理流动商贩，还难保障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质量安全，消费者多次购买质量不达标的商品，会对平台失去信任，平台将流失大量客户。
4.2 双向流动下地摊经济的平衡
当前的地摊经济模式单纯依靠顾客，但由于流动商贩本身营业时间的不确定性及商贩位置的流动性，使得顾客的流动性成为必然。正是在这种双向流动的状态下，流动商贩与顾客之间缺乏固有的联系与记忆点，加上本身被替代性大，流动商贩缺乏对顾客应有的责任意识，失去挽留顾客的条件，其特性也导致地摊经济难以与电商平台融合，入驻商家不能确定固定的营业时间及产品供应量。消费者购买地摊商品具有偶然性，而且无法为流动商贩和消费者创造一个稳定的交易环境，流动商贩与顾客之间难以从“买卖关系”转变到“服务关系”。在这样的固有模式下，流动商贩与顾客之间很难存在更深的情感羁绊及顾客忠诚度，地摊经济无法长远地继续发展，只能停留在早期的短暂买卖关系，难以向更深层次发展，形成完整的行业或产业链。
4.3 地摊经济经营状态难以改变
通过对地摊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主要的问题是仅依靠单一要素即顾客进行发展，没有并入现行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信息、物流、人员等要素，导致目前地摊经济呈现比较杂乱无序的状态。
在国家提倡发展地摊经济的形势下，地摊经济资金流动和金融服务能力仍不足，还缺乏与资本的互动，缺乏创新技术及与互联网的结合。流动商贩更容易面临资金不够、经验不足、市场发展方向预判不准确等问题，导致经营失败。地摊经济组成要素本就是小型经济个体户，流动商贩的资金条件不允许改变经营方式，他们也不愿意在固有的经营模式下创新改变经营状态，因为变革的不确定性风险不是一个小家庭能够承受的。
5 流动电子商务融合策略
5.1 建立链式管理体系
地摊经济存在的问题即流动商贩与消费者、城市管理者之间的相互矛盾，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系统，对地摊经济系统有效地进行管理。首先，创建网络平台，引导流动商贩自发地进行实名登记，保证管理的有效性，同时对长期商贩与短期商贩进行区分，要求流动商贩信息及时更新，确保信息的时效性，简化办理手续，避免烦琐的程序让商贩产生排斥情绪，保证流动商贩商品的质量与卫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其次，优化网络平台功能，让消费者能够了解和评价各个流动商贩，提高购买体验，加强商贩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最后，划分专门的贩卖场所，使商贩摆摊设点合法化。在网络平台上及时更新贩卖信息，转变传统的城管与商贩之间互不相容的观念，让地摊经济成为城市中合理合法的经济模式，使其规范化、系统化的同时，保证城市的秩序与规则，提高城市包容度与和谐度，创建美丽开放的城市。
5.2 環境卫生精准治理
进行环境卫生精准治理，商贩需严格按照网络平台上的贩卖范围摆放摊位，不占道、不堵道。产生高油烟的餐饮商贩需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登记并安装高效油烟净化器，严格遵守餐饮油烟排放标准，而管理者则定期监督商铺清洗净化器，确保油烟排放达标。居民集中区设定营业时间，网络平台可根据商贩类型、车辆出行数量等数据引导商贩错峰营业，商贩不可在居民集中区过度营业，不可制造杂音、噪声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商贩经营期间产生的垃圾需自行回收处理，确保环境卫生的同时，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5.3 创新要素流动方式
从流动商贩本身出发，整合各要素，让各要素在不同渠道之间流通，创新流动方式方法，将流动商贩与金融、文化、互联网等相结合，形成综合性经济形式，为地摊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实现各要素交错相融发展。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经济，更需要扩大要素流动方式，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中拓展资金、销售渠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增强与信息、环境、文化等要素的融合，实现产品的多层次与高质量共存，加大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结合力度，发展线上线下互动的消费方式，满足企业迎合市场与消费者的核心理念，促进企业高速发展。
6 结语
在疫情常态化的今天，地摊经济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互联网大环境下，流动电子商务与地摊经济的融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解决地摊经济的现实问题，增大地摊经济的发展规模，提供就业机会，建立合理的长效机制，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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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正常的审计关系是审计市场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而现行独立审计中审计委托人身份模糊甚至发生了变异，注册会计师处于依从的地位，严重影响了会计师的独立性。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审计关系进行优化，重新设计审计委托权。本文从为，由证监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委托审计模式较为可行。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将来可采用公司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委托审计模式。
关键词：审计委托人 独立性 委托方式
基于受托经济责任，在上市公司(被审计人)、注册会计师(审计人)、股东(审计委托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审计关系。是审计活动有效开展的前提和保证，审计关系的不清晰以及审计关系中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影响到审计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到审计的质量和审计监督职能的发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上市公司一系列财务造假案件的发生与会计师接受被审计委托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审计委托人制度进行改进。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国外在独立审计委托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由审计委员会来充当审计委托人，行使审计委托权方面。如DeFond＆Jiambalvo(1991)的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成立能降低公司高估盈余的可能性；Dechowet aL(1996)发现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欺诈；Mcmullen(1996b)研究了审计委员会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能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同时，市场对这一可信度的提高做出了正面反应；Beasley等(2001)也发现存在财务欺诈的公司其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较低。另一些学者针对建立审计委员会产生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Sommer(1991)认为还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履行了其应尽职责；Kalbers&Fogarty(1993，1998)、Cohen等(1999)认为审计委员会只具有形式上的管理，并没有充分的实质性效果；Arieh Goldman andBenzionBarlev(1974)还提出了一个较极端的解决审计师与企业契约关系的方案：切断被审计单位与审计师之间的雇佣关系，使审计师受雇于公众，这个方案剥夺了管理当局的主要力量源泉——确定聘用审计师的条件，这样就把审计委托的基础建立在胜任能力方面了。
(二)国内文献萧英达(1991)认为由公司管理部门委托外部的审计师来审计公司管理部门编制的财务报表，审计师要保持独立性很难，解决的办法是严格区分委托人和被审计人，制定法律禁止由被审计公司管理部门充当委托人，规定必须由董事会充当审计委托人，行使审计委托权；余玉苗(2000)通过分析公司治理模式由“股东中心主义”、“董事中心主义”到“经理中心主义”的变化过程。指出在“经理中心主义”模式下，经营者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成了审计人的衣食父母，会计师事务所迁就上市公司，甚至与之共谋几乎成了一种理性选择，因此必须设法改变上市公司审计关系失衡的状况，引入由独立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的制度，由审计委员会充当审计委托人，让审计委员会行使外部审计委托权；祝立宏、苏芝(2009)认为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由于股权分散等原因，审计终极委托人行使审计委托权已经变得不现实了，因此审计代理委托人就有产生的必要，而现存的审计委托权设计不当，则是审计失败的根本原因，提出了由监事会作为代位审计委托人或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作为审计委托人的建议；蒋尧明、郑佳军(2005)分析了现行审计委托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种新的审计委托模式方案，认为证券交易所招投标制度以其高效性和易操作性成为目前可行的改革方案；刘明辉，张宜霞(2002)则认为审计师要为社会公众服务，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服务，单纯依靠市场来保证审计的独立性是不够的、政府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管和干预，通过对审计委托模式的干预促成良好的审计关系模式，以保证审计的独立性。
二、委托代理理论与上市公司审计委托人问题的产生及其危害
(一)委托代理理论与上市公司审计委托人问题的产生 自Coase(1937)《企业的性质》问世以来，A1chian和Demse【8(1971)等人--相继提出了关于组织契约的一系列理论，这是代理理论的起源。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授权代理人为其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代理人则通过代理行为获取一定的报酬。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利益冲突，而又很难监控经营者的活动，因而引发了代理问题，并产生了委托外部独立的第TY作为股东代理人对管理当局编制的财务报告进行审查的需要，而经营者为了避免股东委托人出于合理的预期而对其报酬进行逆向调整也会主动要求独立的第三方对其财务报告进行确认，按照代理理论的观点，审计已不再是财产所有者的单方需要，而已经成为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共同需求。通常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能起到对会计信息的评价和真实性认定的功能，然而，注册会计师同样是“经济人”，自身面临着各种利益冲突，发现侵害行为并进行揭露需要进行利益的权衡。因此，有必要对注册会计师进行监督与激励以确保审计质量，发挥这一功能的机构通常是审计委托权行使人。上市公司审计委托权实际上就是在上市公司中究竟谁有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情况进行审计的权力。由于审计是应公司内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所服务的并不是抽象的公司整体，而是公司内部需要审计监督功能的特定主体，即公司股东。因此真正的委托人应该是公司股东。英国以及英联邦各国的公司法一直要求由股东大会聘任注册会计师，也体现了这一点。现代企业的所有权越来越分散，并且不断地流动着，致使股东委托人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样管理公司的真正权力就掌握在作为受托方的经理层手里。对于公司的经营内幕，真正的经营业绩和未来的发展前景，经理层和投资人之间产生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公司制度，己颠倒了委托人(所有者)和受托人(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对传统的代理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随着证券市场成为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源地，企业的受托经济责任范围扩大，审计信息的需求者呈多元化状态，注册会计师要维护的不仅是股东即所有者的利益，还要兼顾债权人、潜在投资者、政府相关部门等利害关系人的需要，理论上他们都可以作为审计委托人，而由所有的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来共同委托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这一现象的存在导致审计委托人身份模糊，而且力量被分散和稀释。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来看，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形成了第一委托代理关系，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则构成了第二委托代理关系。可见，审计人和被审计人共同处于代理人的位置，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冲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存在着共同利益因而容易产生共谋。从作为民事合同之审计业务约定书来看，由于公司法仅要求公司聘请会计师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在审计约定书上签字的是公司，对会计师的聘任或解聘起决定作用的是公司管理层，尽管从法定审计的目的上看他们本来是会计师进行审计监督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与被审计人具有合一的倾向，审计的“实际委托人”虚位，破坏了审计中三方有序的平衡关系。
(二)上市公司审计委托人问题带来的危害 由于独立审计委托权的行使人发生了改变，导致独立审计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破坏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降低了审计质量：使得注册会计师难以行使对上市公司的审计监督权，甚至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理想的独立审计关系是审计独立性的基本保证，也是审计市场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在众多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因素中，审计关系人问题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以及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审计人在权衡利益得失后往往会违背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出具不实的审计报告。审计独立性的重要一点就是要保证经济上的独立，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来源就是客户，我国目前对审计收费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制度，只是实行政府指导价，会计师的审计收费标准由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另外，审计行业客观上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会计师事务所能否竞争到较多的客户，关系到其生存和发展。据2007年证监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会计师事务所有73家，数量较多，而在美、英、日、德等一些证券市场发达国家，上市公司审计业务都是由极少数几家巨型会计师事务所控制。当前。我国审计市场存在众多规模较小，技术力量薄弱、质量控制投自律机制不健全的事务所，这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往往违反市场规则，支付佣金，低价揽客，有的甚至为了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置客户的信用度不顾，冒险承揽业务。一旦被审计单位财务出问题，会计师事务所很可能因害怕失去客户而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因此，在审计关系中委托人和被审计人合二为一的状况，使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关系中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破坏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不仅直接降低了审计价值，也给投资者的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运作，乃至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2)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质量。作为会计报表的使用者在利用会计信息进行决策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会计信息是否可信?如果会计信息是虚假的，对报表的使用者会产生误导的后果，从而导致其经济利益的损失。因此，他们是审计产品的真正需求者，对审计质量往往会提出尽可能高的要求。然而，上市公司对高质量的审计产品没有自发的需求，而是基于政府管制或法律管制的需要，审计质量的高低对于现实中集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于—体的公司管理层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影响，他们更多地关注审计结论的理想化，如果可能购买审计意见，甚至可以高价求审，对于注册会计师为提高审计质量而采取的行动往往不予积极配合。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审计往往意味着高投入，特别是人力成本的投入，然而由于审计委托人对注册会计师提高审计质量没有实际的需求，使得注册会计师与其在费用方面的讨价还价变得十分困难。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在审计费用难以满足进行高质量审计时，作为经济人的审计主体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会退而求其次，选择降低质量寻求价值补偿。其结果是，会计师事务所无法通过提高审计服务质量赢取客户，而只能以低价取胜或以出具满足客户需要的审计报告取胜。在这种情况下，现行的独立审计委托模式不仅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也损害了审计质量。造成整个审计行业的“价低质次”的恶性竞争。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出现的一系列财务造假案件，一般认为是监管力度不够、处罚不力等，但笔者以为会计师接受被审计人委托不能说不是一个主要原因。(3)产生监督与服务之间的冲突。实践中，注册会计师进行财务审计以与客户签订审计约定书开始，直接表现为会计师与公司客户之间的民事关系。与政府的强制审计不同，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公司有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自由。尽管公司法中规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必须接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但法定强制审计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意味着会计师作为公司财务信息监督者地位的稳固，相反，在法定审计关系下会计师时刻面对着监督与服务之间的冲突。会计师的职业属性意味着受客户之托，为客户服务，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客户的利益。这也与专业人士的传统一致。然而，会计师与律师等其他专业人士最大的不同，在于审计的中立、公正、客观、发挥鉴证和监督作用。因此，传统专业人士以服务为宗旨，以委托人利益为导向的法律关系属性，与审计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鉴证及监督职能之间存在内在的冲。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师可能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严格遵循执业准则，披露企业存在的问题，可能会丧失客户及相应的业务收入；如果在遵循执业准则方面作出让步或者严重违背执业准则，则可能受到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罚以及民事诉讼，加剧了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执业风险。
三、上市公司审计委托方式改革的途径
(一)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委托审计模式这种制度是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设计的，以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作为独立的第四方，在注册会计师与企业管理当局之间形成隔离带。公司必须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其成员全部由独立董事构成且至少有一位财务专家，该委员会主要履行选聘和解除外部注册会计师的职能，可以和外部注册会计师讨论内部控制、审计计划、审计结果等事项，并直接决定会计师的审计报酬及其支付形式，被聘用的注册会计师定期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并对其负。审计委员会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最早出现在美国胲制度在西方国家早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为了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我国从20D2年起逐步出台相关规定，建立和推行审计委员会制度。其职责和其他国家审计委员会有相近之处，即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查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概言之，审计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监督、沟通和评价。其中监督的职责主要是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监督，提高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提高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仅有几年的发展时间，虽然在上市公司中设立已经比较普遍，但还是属于形式设立层面，发挥的作用有限。独立董事能否真正独立、勤勉工作，直接关系到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效果，其有效开展工作的前提是具备相应的独立性。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董事会或董事长聘任，同时独立董事的任免权掌握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手中，从而失去实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独立董事的津贴正在不断被刷新。独立董事是从上市公司领取津贴(尽管上市公司的钱也是社会公众的钱)，从上市公司拿的钱越来越多，是否还能站在独立的立场?对于独立董事目前的履职情况，多数中小投资者认为，独董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发挥的监督、决策作用相当有限。目前，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从而也使得审计委员会无法有效地履行其监管职责，因此，笔者以为在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尚不够独立的情况下，由审计委员会任命和指派会计师，确保审计的独立性条件尚不成熟。将来随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在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可适用该委托模式。
(二)证监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委托审计模式 独立审计由最初的市场选择和行业自律发展至目前的国家强制执行，并不断加强政府监管，说明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其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等优势，有必要代表审计报告使用者的共同利益对注册会计师进行委托，参与审计报告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保证高质量的社会审计服务的有效提供。针对实质上的管理层聘用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委员会在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环境中收效甚微的现状，可以考虑证监会委托审计模式。具体的做法为在证券监管部门下设立专门的审计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财政部、中注协、国资委等方面的专业人士，代表社会公众行使对注册会计师的选聘权和监督权。审计委员会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中标事务所，然后由审计委员会、上市公司和中标事务所三方签订审计委托协议，这种制度是引进证监会作为审计委托关系中独立的第四方，将上市公司的审计委托权从上市公司转移到证监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行使，审计委员会在充分考虑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执业能力和执业记录等因素的基础上，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决定审计人的聘用。上市公司每年将审计费用上缴证监会，证监会根据审计工作实际情况直接向会计师事务所支付审计报酬，从而实现审计人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之间的真正独立。在证监会委托审计模式下要注意的问题：一是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为了避免寻租行为及逆向选择风险，委员会应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在招投标机制的设计中，对投标人数量和质量的控制十分重要，这就要求在招投标开始之前，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限制和预审，剔除不合格的投标人，将参与投标的事务所的数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提高投标者间的竞争。根据参与投标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投标额、实力与规模，确定信誉良好、收费合理、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中标人。同时，为了避免被审计单位以支付非审计服务费用的名义向会计师事务所支付审计费用，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要将那些为被审计单位提供管理咨询、税收筹划等非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排除在外，避免事务所与管理者相互勾结，以保证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独立性。二是信息沟通问题。注册会计师或是负责该项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直接向证监会负责，必须向证监会定时提交报告说明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以便证监会掌握情况及时处理。笔者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由证监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委托审计模式是较为理想的。首先，证监会是制定相关制度，采取相关行政措施以维护证券市场健康运行的权威机构。所有上市公司包括会计师事务所都要受到证监会的监督，如果上市公司的审计由证监会来负责安排会计师事务所，那么这将有效地隔离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而保证其独立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建立时间不长，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数量并不是很多，由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进行严格监管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第三，由于割裂了注册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的经济利益和承接业务的关联，缓解了注册会计师的执业压力，可促进注册会计师职业审慎的加强和执业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审计监督、鉴证功能的发挥。第四，由于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中标事务所，证监会可通过制定相关规定，提高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准入门槛，依靠市场机制促使事务所进行合并和联合，实现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可促进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
(编辑 聂慧丽)
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滞涨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杀手。高通胀、低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的多重压力对经济发展趋势往往造成极为明显的打压。而当前经济发展就面临一个通胀预期和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双重预期压力。
关键词:滞胀 次贷危机 通货膨胀
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其后续影响不断恶化并逐渐波及到世界经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不断上涨,美国证券市场上除了国库券以外的其他证券价格也在上涨。5月份,国际市场上原油的价格几乎上涨了30%。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商品期货的价格一路上涨。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出现,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滞胀已经渐行渐近。滞胀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国家后期的事,是鼎盛之后败落的前奏。20世纪70年代初,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停滞、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出现物价持续上涨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找不到药方医治的顽疾——滞胀。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通常是充分就业,经济高涨时才出现。有数据统计,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都达到了两位数字:美国为15.3%,英国为11.2%,联邦德国为12.3%,法国为16.3%,日本为20.8%;同时,上述几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两位数字:美国为15.3%,英国为43.9%,联邦德国为11.1%,法国为19.1%,日本为32.5%。之后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同样没有摆脱滞胀阴影,滞胀程度较70年代甚至有过之不及。再往后1987年华尔街的金融崩溃及美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网络泡沫,无不是滞胀剧幕下的续集。事实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能找到滞胀的影子。
经济趋于滞胀的原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是由突发地缘政治事件造成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70年代滞胀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由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但此次全球通货膨胀,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实质上是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全球大宗资源商品价格高涨所致。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通货膨胀全球扩散。
(一)石油短缺推动价格上涨
2001-2004年,美国、欧洲等国家为了应付经济衰退的局面大幅降低利率,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石油消费量增加。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奉行“限产保价”策略,导致石油供给短缺,油价持续升高。石油作为全球消费量最大的基础经济能源,位于产业链的顶端,石油价格上涨将会产生高位示范效应,给相关产业带来重大影响,会导致基础资源价格的整体上升,将通货膨胀推向更高的水平。
(二)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
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将该利率从1%上调至5.25%。紧缩性货币政策击破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由于全球性的流动性突然收缩,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信贷短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央行进行降息和注资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紧缩的问题,但降息和注资将使流动性过剩再次出现,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不可避免上涨。而且利差的存在,使国际短期资本将流向新兴国家进行套利,拉高新兴国家的资产价格,催生经济泡沫。2002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作为国际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其贬值直接导致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贬值,不但使得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财富减少,而且,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大多依赖出口,美元贬值使得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国需求减少,导致新兴国家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三)全球性的货币扩张加剧通货膨胀
由于美国必须向海外借款以弥补预算赤字,美元很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疲软。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美元一旦走弱,将引发全球性的货币扩张。金融市场已经发达到只凭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通胀预期,就可以通过大宗商品、工会这两个渠道,彻底打通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传导。首先宽松的银根迟早将引发商品投机活动,导致原油、铜、铁、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后者将迫使劳工组织提高工资需求。通货膨胀的预期刺激了投资者重新重视抵押贷款,这是否有助于房地产的复苏,是否符合美国政府的需要呢?有些分析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负担很重,未来偿还压力很大,唯一可以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就是通货膨胀。由于收入增长低于价格水平增长,民众实际生活水平会降低,但民众一般只关注收入增长,所以接受这种痛苦的可能性就会较大。另外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债务很多,通常是以美元计价,通货膨胀则会通过引起美元贬值从而减轻美国的实际债务,这一点是美国政府不会积极反对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可能性的存在,美国一些证券市场分析家预计,未来美国可能会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果断一致地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实行了超过10年的近零利率政策;英国央行在2009年年初开始放弃传统货币理论,直接购买国家债券和企业短期票据,规模远远超出美国;美国推出了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政府准备直接花3000亿美元购买国债。世界主要经济体罕见一致地大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引发了大家对未来世界性货币贬值及通货膨胀的极大担忧,没有哪一种货币可以成为安全的避风港,这样,减少货币资产、持有实物资产就成为大家的一致选择,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势在难免。全球通货膨胀的加剧,一方面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投资的风险,使投资、信贷活动受到抑制,加上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衰退,全球滞涨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分析
尽管中国尚未出现滞胀,但是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下滑,人民币升值预期并没有改变,通货膨胀并没有明显得到遏制,CPI下降与部分产品价格管制有关。如果不改变目前货币政策,未来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严重下滑、通货膨胀高企的“滞涨”局面。那么未来中国宏观政策如何选择?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稳定汇率
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干预外汇市场,保持目前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即果断停止人民币继续升值。在持外汇收支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加大对海能源、资源类的投资,鼓励有能力企业海外投资,有效利用中国外汇储备。
(二)继续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时防止由于内外利差增加引起的热钱大规模流动
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上要有针对性,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的产业,要采取相对优惠的利率;而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污染严重、资源耗费比较大的行业,继续采取限制性的利率;对民营经济,尤其是出口型、劳动密集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信贷支持。
(三)对外贸易政策要联系到国内有效需求
1990年之前,中国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之后实行“重出口而轻进口”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扩大制成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低附加值的出口严重损害贸易利益。通过增加出口扩大就业的政策,实际上恶化了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在众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对宏观政策的选择必须以调节国内有效需求为核心。由于人民币汇率在目前不能大幅度提高,对进口产品的结构要通过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进行调节。对农产品的进口要进行必要限制,保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非常重要。要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高档消费品的进口。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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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志新.通货膨胀目标制与中国的货币政策[J].金融纵横,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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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建.中国经济需做好防“滞胀”的准备[J].金融博览,2006(4).
6、胡连生.论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从“滞胀”危机到“次贷”危机[J].理论探讨,2009(2).
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全球治理已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可更为立体地观察和理解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认知谱系。在研究现状方面，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所展示的信息反映了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认知谱系方面，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这一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嬗变样态。这种认知嬗变背后的深层机理，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以及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这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此外，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意义不足是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缺陷，未来的全球治理研究应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突破。
[关键词]全球治理；认知谱系；深层机理；知识图谱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治理开始进入国内学界的视野以来，它已成为当前国内学者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著述丰富。已有诸多学者对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作出评述，这方面的文献也不胜枚举。综观国内学界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综述，我们不难看出，近几年的综述性文献甚少，这也意味着近些年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浪潮中涌现出的大量学术成果在已有的综述中并未被提及。此外，这些综述大多为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它们难以对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进行整体的把握。本项研究注重对当前研究的多向度展示与剖析，以期在勾勒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去求得对研究对象更为立体的观察和理解，力图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呈现与解释这一研究策略和表述形式去解读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当下全球治理的实践。本文以近20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889篇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当下中国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及其背后的深层机理，进而为全球治理的本土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一、呈井喷状态的全球治理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热潮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文献数量的持续增长、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主题的逐步拓展。本文选取两个维度来论述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概况，分别是论文年际变化和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论文年际变化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领域的文献在各年份的数量分布情况，方便我们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研究的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变化情况；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献的精髓与核心，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也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通过观察关键词词频的变化，可以分析得出各阶段的研究热点。换言之，借助于CiteSpace软件绘制出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用来确定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和重要主题。
从论文年际变化来看，近些年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呈“激增”态势（见图1）。2010年之前的文献数量总体上是平稳增加的，2010年后开始显著攀升，2010年至2016年的文献总量为665篇（占比75%）。其中，2013年至2016年文献数量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高达478篇（占比54%）。
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与出现频次（见图2），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包括：全球治理（780）、全球化（75）、国际社会（60）、国家主权（40）、国际关系（35）、二十国集团（34）、国家制度（30）、国家机制（29）、经济治理（27）、国际秩序（27）、金砖国家（27）、世界经济（25）、非政府组织（25）、行为体（25）、主权国家（24）、气候变化（23）、新兴大国（23）、G20（23）、全球问题（21）等等（括号内标出的是节点的频次）。为保证图2的清晰度，筆者对图片进行了调整，只标出频次较高的节点，覆盖频次较低的节点。这样可以突出基本节点及其联系网络，方便我们掌握图谱的主要内容。除上文中列出的高频关键词外，比较重要的关键词还包括：全球性问题、世界秩序、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国家利益、国际合作、金融危机、国际政治、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谐世界、联合国、公民社会、命运共同体、经济发展、国际责任、非传统安全、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国家治理、伙伴关系、国际法、民族国家、全球性挑战、国际关系学、国际机构等内容。
这些高频关键词是国内全球治理研究领域中使用最多也是最广泛的专业术语和代表词汇。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的聚类效果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研究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种广泛性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全球治理主体大致可分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两类，前者主要是指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后者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全球化时代造就了以新兴大国和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治理主体的兴起，与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既有治理主体共存于全球治理的格局之中”，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主体的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研究议题而言，议题的多样性反映在内容上，不仅有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探讨，还涉及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描述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全球治理议题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传统的国际外交事务，国家内部治理和国际事务治理的界限已然打破，尤其是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各方面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治理议题的多样性意味着治理实践的复杂化。换言之，研究领域的开放性增加了有效治理的难度，“问题的有效治理领域往往集中在一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共同利益的领域，其中以环保领域甚为突出，而在安全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合作的达成就很困难”。总之，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全球治理问题的复杂化是密切相关的。此外，紧密的知识图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很强，表明该领域中研究对象的相关性也是学者们展开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所在。
二、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
国内全球治理研究主题时区图（见图3）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演化发展及各阶段热点主题，直观地展示出该领域的认知周期与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借助图3所揭示的信息，我们可以将频次变化率较高的主题词大体上分成三个时间段。首先是1995-2000年，在这一时间段内文献数量较少，出现时间最早、频次最高的词包括全球治理、全球化、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等。其次是2000-2010年，在此阶段文献数量有所上升，开始出现大量的新热点，如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非政府组织、全球问题、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等等。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新词汇不断出现，如新兴大国、金砖国家、气候变化、经济治理、命运共同体等等，这意味着全球治理的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种阶段性的主题变迁直观地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基于对这一认知谱系的理论爬梳，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
全球治理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集中体现在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界定时，是将其价值诉求划定为服务于单个的主权国家，还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早期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尚处于理论引介阶段，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普适性解读更多地表现出怀疑主义的眼光，突出强调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政治化工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唐贤兴将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脆弱的概念，他认为，全球治理这种概念表达透露出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它塑造的“治理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对这种“治理社会”的质疑还包括对民族国家主权特性的重申，全球化的加速与治理对一国国内统治的替代无法排斥主权国家的功能，也不可能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这些抱有怀疑主义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的论断无疑都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非理性预设，即单纯强调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性。
然而，全球治理的普适性与全球性问题的广泛性是直接对应的，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理性认知伴随着他们对全球性问题认识的深入。全球治理必然是针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也必须是以全球性问题为导向的。所谓全球性问题，意指当今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与地区界限且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公共性是全球性问题最典型的特征，诸如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与全人类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些公共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层面的对话、合作与协商进而建立有效的机制加以解决，这也决定了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是指其存在的普遍性、挑战的共同性、利益的相关性。”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全球治理的界定应更加强调人类共同体意识，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层面上多主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所作的共同努力，目标是实现全球性的良好治理。蔡拓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彰显了这种价值追求，他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俞可平所作的定义同样表现出全球治理的普适意义：“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总之，从意识形态化到超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界定，反映出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知逐步走向理性化的趋势。
（二）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变迁轨迹，“从最初基于反对霸权主义立场的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的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规则的遵循者，再到国家实力全面提高基础上的倡导者、建构者”，这种角色转变生动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历经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和该理念的塑造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更多的理论诉求。随着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化，他们基于中国视角与中国实践来探讨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的研究逐渐增多，给予了全球治理更多的本土化阐释。比如，庞中英认为，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中国不能仅仅以“被治理”的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而是要重塑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明确自身治理主体的地位，具体而言，中国应当在引导、创设国际规则与国际规制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又如，张宇燕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参考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得知，这类研究在全球治理本土化的认知问题上往往聚焦于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本土化阐释赋予全球治理研究较强的工具理性意义。
全球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解读还体现在对其价值理性的追问上。从强调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利益到提出“和谐世界”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种价值诉求的转移是一种由国家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过渡。石晨霞将这种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描述为“由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层协同治理”，换言之，“在治理主体上，单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在以经济、气候、移民、卫生等为代表的低政治领域的治理已经无法容纳全球治理的现实，同样在治理实践中无法有效应对各类问题，因此需要真正推动非国家行为体的有效参与并发挥各自的功能”。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是国内学者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价值追问和立场表达的主要观点。“自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在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中，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将国家的繁荣与人类的共同福祉联系在一起，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的全球治理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普遍共識。
（三）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
全球治理理论自产生伊始，其有效性就饱受学者的质疑。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效？全球治理理论能否有效指导治理实践？这都是学界争执不下的难题。在概念界定方面，概念的模糊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严密度和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完整度，“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含糊不清，并不精确，更糟糕的是它具有误导性”。但它又是有效的，“因为它能设计出管理共同事务的新技术；它引入了灵活而非标准化的机制并赋予多种理性和不同的合法性以一席之地”。治理概念的模糊性不能遮蔽其有效性，作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全球治理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分也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因为无政府主义至少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表示缺少一个强有力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二是表示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与无序。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背景下，要想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建立长久的互助与合作机制，就对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领域，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如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生态危机、跨国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等，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反映出的治理困境引发了学界对“全球治理失灵”（global govemancefailure）的担忧。秦亚青将“全球治理失灵”定义为“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而出现世界秩序失衡的状态”。因此，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成熟完善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治理的核心不是组织或机构，而是制度，或者更形象地说是‘游戏规则’。广义的治理概念是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机制不只是机构，还包括游戏规则，规定行为体在合作实现社会目标和解决可能出现冲突方面的责任”。卢静将这种全球治理困境归结为制度失灵，一方面，现有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分配和权力分配已无法适应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关联性增加了制度建设的难度。
如何克服全球治理的制度失灵进而实现全球有效治理，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对于全球治理理论适用性的争执已慢慢淡出研究视野，更多的关于全球有效治理的路径分析与对策建议等可操作性与实践性研究陆续产出。蔡拓认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是针对治理的模式和主体提出的，即主体多元、定位准确、尊重现实、提高实效的治理。吴志成等人认为，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塑国家利益中的自我和他者、建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明确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等举措，引导全球治理走出低效困境。总之，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已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化倾向，但对具体领域提供可操作性建议与提出有效对策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三、全球治理研究变迁的深层机理
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理性化、本土化与实践化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那么，这种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深层机理又是什么呢？解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该领域研究嬗变的动因与规律，从而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更科学的指导和参照。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
上世纪90年代以降，因为全球治理实践而激发出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热潮，并逐渐占据学术热点的位置。由于治理理念“大行其道”，在诸多学者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国际层面的样态，它并不局限于作为一种单纯的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论探讨，而且也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也有助于我们在针对现实问题的特定治理场域中去确立相应的理论分析与体系建构。
因此，现实政治的事实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即全球治理的研究应服务或服从于现实政治，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研究日益走向政策科学道路的一个缩影。从作为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复杂且多元的全球治理问题所展现的动态过程中去构建那些在发展中不断嬗变的理论知识和体系，在历史的、动态的全球治理场域中去把握研究对象的因果序列变化，是全球治理理论研究逐渐深入、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必然过程。此外，理论服务于现实，还取决于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功能。这种功能需要通过社会科学工作者借助于自己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基于实验或实践来提出政策建议并参与公共决策。
“政治学研究始终是全球治理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舞台，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的课题之一，国内学者在近20年的全球治理研究中也实现了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范式转换”。在这种思考中，行为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在全球治理研究的场域中逐渐失去了学术表达的场所，并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随着政治生活的不断发展，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否定，‘价值中立’终究还只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美好愿景”。关于全球治理的早期研究多是在相关理论和概念引介层面上去建构全球治理的知识体系，而如若从中国实践的角度去把握作为国家战略的全球治理，则不难发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研究的确与中国现实政治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我们应当承认，将研究焦点置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相较于单纯的理论与概念探究更为合适，因为这契合了中国逐渐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的现实政治需求。
（二）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
就实践层面而言，1995年是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转折点，联合国在这一年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发表了《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lghborhood）的报告，《全球治理》作为专门讨论全球治理的学术期刊得以创刊。自此，全球治理真正进入了国内学界的视野，相关文献也陆续出现。现如今，全球治理已然成为联合国体系下各类国际组织在相关领域中积极推进的任务，并且进入了众多国家、主要的地区性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具体行动和政策倡议之中。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重视，是国内学界全球治理研究热潮得以出现的最关键因素。十八大报告宣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十八大以后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确立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且以此宣告中国迈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时代。可见，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是对全球治理已然成为一项国家战略的理论回应。
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互动直接推动了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在人员、信息、资本、资源等要素快速流动的过程中，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且频繁的关联，国际问题的国内化与国内问题的国际化成为常态”，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各种行为体而言，如何构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更高效妥善地调配资源来解决国内治理难题和全球性问题，对学界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除治理行为体的互动之外，对于共同规范的接受、遵守与内化同样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运行的重要方面。刘兴华认为：“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需要国家内部各种行为体的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性地接受全球治理的规范，并对其加以修正和改造。”可见，治理行为体的多元性与基本规范的共识性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基础。
还有学者对国内治理进行细化，主要从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它们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關系来看，在价值目标层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在理念上提出的‘和谐世界’、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向世界展示了新的治理理念和价值”。由此观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现出共同的价值追求，全球治理的研究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提供着思想养分和理论指引。在治理主体层面，民族国家是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耦合点。高奇琦把国家治理理解为一种“国家自理”，即“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拥有的一种高度自主的治理方式”，其重要性在于：首先，全球治理规范要依赖于民族国家进行落实；其次，全球性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应回归到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最后，国家自理可有效解决失效国家的难题。对于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而言，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在建构良善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同样重要，正如陈志敏所言：“伙伴型的全球治理与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它一方面塑造了有效的国内秩序，有意识地防止对外输出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凭借积极的对外作为，中国不断为全球治理供给增量治理资源，并寻求消解现有秩序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从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来看，日益全球化的地方治理问题与全球性治理问题出现交集，如气候问题、网络犯罪、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求全球范围的合作。同时，全球治理的实施也需要地方治理的参与，“地方治理的参与会对全球治理的内容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是以地方治理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地方治理影响着全球治理的向度”。总之，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双向互动，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成为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强劲动力。
四、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反思与展望
以文献计量及其可视化方法作为研究手段来试图解决对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困难，并克服全球治理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可能是一个易于出新且又现实可行的方案，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综述的局限，有利于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更加完整和整体地理解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研究“场域”，意味着其自身具有某种时空化特征，而前文基于研究主题变迁时区图对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的归纳，正是这种时空化特征的直观体现。在这个场域中，既不排斥基础理论与概念探究的考察视野，又更加强调作为动态过程本身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治理实践相穿插的逻辑展现。因此，全球治理研究就不等同于相关理论或概念的争论，而是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找准切入问题的角度并剖析其主要矛盾，进而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对策。
我们在对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中所反映出的学者们的现实关切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不应隐讳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其一，全球治理研究尚未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造成了研究的泛化，为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框架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另外，研究的分散性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当前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价值、目的及方式的理解上还缺乏统一性。由于缺乏统一的认识，学者们的自说自话很容易使全球治理的研究流于形式而成为“一个崭新版本的乌托邦”。其二，特定领域中的研究实践意义受限。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共同利益的领域，全球治理研究的实践性总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沦为空谈。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无法有效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主权国家利益冲突或国际纠纷等问题，对于国家安全领域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更是如此。
总之，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往往会使概念化的理论解说显得苍白无力，而实践性功能受阻又严重钳制着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我们需要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克服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不足。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政策议题达成共识是有效克服因研究内容复杂而造成研究分散化的前提。同时，应注意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所要面对的多元化的现实问题对理论研究的塑造和影响，还要注意到理论研究对全球治理实践的适用与选择。在构建系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分类，力求得出结合中国实际问题的类型学结论。就研究方法而言，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增加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案例研究，并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是今后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全球经济失衡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本文将重点阐述国际贸易往来产生的各项优、劣势，多方位介绍各国与企业集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国际贸易活动中所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与应对措施。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背景;国际贸易;优势;劣势;应对措施
国际贸易作为促进地区文化交流、市场经济增长的关键性途径，在当前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与过往明显差异下，各时期的国际贸易特征表现不尽相同。自从我国开始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截止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活动的開放性已实现跨越式提升。但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时期、新形势，如今贸易市场的构成情况与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所持有的综合影响力存在部分不契合。对此，应积极透彻了解、深度理解当前国际新态势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以此多角度筑牢我国对外开放方略的实施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往来呈现出的优势与劣势
1优势表现
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市场经济的长足进步，经济全球化迎来了发展新契机。基于此，国际贸易往来将会对全球各个国家形成较为现实的重大影响，促使其跟随国际贸易的新进展做出相应应对举措。而立足于广义角度来讲，经济全球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需求全球化趋势的进展，有效维护了世界发展秩序的有序性与稳定性，这也对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多元化的新机遇与新挑战[1]。
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国际贸易市场中跨国企业占据了核心地位，这样一来，将会直接或无形的助推国际贸易连续达成发展新突破。换句话说，良好、和谐的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方面具有较为优质的天赋潜能，完全彰显出了应有的价值与作用。基于经济全球化发展势头日渐猛烈的国际背景下，我国企业怎样才能平稳、自然的与经济全球化队伍相融合、匹配，国际贸易往来究其根本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哪些方面的的积极影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并进行简要分析。
一是需求全球化。跟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步伐，社会大众对各个国家较为优质、龙头的各类别企业、产品、项目等领域接收到了更多正确性认知，大众对生活、学习、工作的需要逐渐严苛的同时也在向国外延伸、拓展。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走向带动了大众生活质量水平的增高，部分大众对日常必备商品与服务享受不再满足、受限于本国范围内，通过互联网技术、被引进的实际国外商品、旅游等多样化渠道对国外文化、行业加强了认识、了解，致使大众的消费层次与日常需求发生了深刻转变。因此，经济全球化也同样可以作为大众感受、体会世界的有效性途径，且大幅度提高了消费品味。而大众对消费需求与购买欲望的逐步强烈、旺盛，较大程度推动了国际贸易市场的蓬勃发展。二是世界运转稳定。无论在哪一时代中，发展与和平均为世界进步的总基调。总览当下各国局势，再次发生大范围的战争事件可能性较小，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对普通大众带来战争恐慌、战后灾害等无法磨灭的惨痛恶果。而经济全球化可以使世界各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相互制约、制衡与帮扶支撑，对国际贸易活动来说这不仅是进步的巨大优势，也是发展的有利时机。能够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交互、协同合作，在协作搭建的经济桥梁上，会共同为世界经济提供健康、稳定的外部交易空间，维护世界昌盛，促进本国繁荣。三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迎来经济改革新契机。处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环境中，即使部分发达国家的形象长期保持着主导角色，但也不能阻挠、阻止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接收发展新机遇。回顾21世纪初期到今日，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崛起趋势势如破竹，大规模的扩宽了国际贸易的覆盖领域，国际贸易层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加深，使得各个国家的国际贸易状态日趋纵深发展。
2劣势表现
2.1某些国家发展遭受严重威胁
总结“量变引起质变”的客观科学规律，国家只有将所推行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内容陆续丰富后，才可以在国际贸易平台中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但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大有不同，部分经济体系较为单一化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通常以弱势、落后的地位身份出现。尤其是针对性限制政策出台后，诸多国家生产的商品无法出口售卖到国外市场，商品流通受限使国际贸易的往来频率随之降低。虽然一些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可以得到国际贸易市场的另眼青睐，为其单独增添市场份额，然而恶性竞争注定不能长时间延续。因为时代不断推陈出新的发展，结合世界的变局，这种特殊性优势甚至会演变为困扰、阻碍国家发展的严重弊端。此外，就部分国家而言，对进口商品的高度依赖，忽略、无视本国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与自身经济的发展，将会致使国家经济增长方面陷入受制于人的尴尬境界。过度依附于他国，长此以往，在国际贸易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会缺乏话语权、丧失参与资格，深刻危害到本国发展进程。
2.2贸易保护主义牵制国贸发展
当前时代中，众多国家接连制定、颁发了大量对外贸易保护政策，旨在维护、突出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往来利益，甚至以政治频繁压制形式强推贸易战。在短时间内这类出台的政策规章在本国经济保护层面可以充分发挥出显著的作用价值，但并不具备前瞻性与全局性，间接闭塞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之路。一方面，这种保护主义对向外出口的本国企业产品在国外贸易市场中的循环流通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核心地位摇摇欲坠;另一方面，互相组建的贸易防护壁垒会促使贸易往来活动处境艰难，在威胁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地位的同时，也会侵害到本国大众正常购买外国企业商品。以美国部分行为举例，最近几年，美方频频向我国主动实行贸易制裁，贸易战的打响除了为不利于两国维持的经贸和平合作战略外，也为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增设了屏障，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失衡。
2.3严重冲击部分国家国贸市场
经济全球化的深层次实施阶段虽然为市场经济走势带来了良好导向，但也大或小的冲击到了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往来市场。参加国际层面贸易竞争的各个参与方中，某些老牌企业在其中将会面临缺乏时代竞争优势的严酷挑战，一旦无法有效克服企业发展会衍生出生存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传统、平民化的商品被国际贸易市场中逐渐涌现出的新型、先进商品彻底取代。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现象在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且有不断深化的趋势。国家若执迷这种传统行业领域固化发展，不懂自行变通、创新，在国际贸易往来市场中所收获到的实质性经济利益可能会大大减少，对国家、本国企业的发展也会形成较大冲击与严峻考验[2]。
二、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中国际贸易往来的实践举措
1政府部门应增加帮扶力度
政府部门作为本国企业进步、发展强有力的支撑后盾，尤其站在新时期发展道路中，国家實施的有关对外开放政策的放开程度明显提高。面对日新月异、起伏不定的国际贸易情势，政府部门应强调自身带头引领责任与宏观调控职责，助推本国企业在对外开放的大变局下获得健康成长、发展。推出保障机制，完善法律规定，将融洽、良性竞争的国内、国际贸易平台悉数提供于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政策条例方面，政府部门也应给予最大便利，重视维护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往来市场中的合法权益与利益，避免个别国家有意损害、干扰本国企业发展。加强指导，鼓励数量更多的本国企业大胆达成“走出去”战略任务、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升华企业竞争实力。
2有效性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各个企业应依托自身宏观发展战略，细致化统筹制定企业发展决策，注重创造、创新能力的锻炼、强化。以此增长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影响力，实现企业稳定、健康长远发展目标。
一是高新技术研发。企业应按照自身产品结构，在确保产品加工设备、工艺技术、品控把关等生产流程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探究、剖析相关技术操作，通过深度的技术研发、创新，突破部分技术被国外企业的全面垄断瓶颈，做出弯道超车表现。二是建立自主品牌。纵观我国各类别企业品牌建设情况，存在部分中、小型企业的品牌定位相对模糊问题，为了解决“贴牌生产”这类不良问题，中、小型企业还需与时俱进的跟随国际贸易大形势。挖掘企业优势、发挥企业特色，建立起代表性品牌认知。巧妙运用推介与宣传，增强品牌效应，使品牌成为国际贸易竞争中的软实力。只有企业紧跟时代发展走向，灵活应对国际贸易新局面，关注企业创造、创新意识的塑造，增强抗风险能力，才能够在国际贸易往来市场中保持主动身份[3]。
三、总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下时代中，国际贸易往来日渐重要且逐渐密切。就我国国际贸易现状来讲，大量企业勇敢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往来活动组建中，已经成为其中愈发重要的贸易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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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晓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往来的优势与劣势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0，23（02）：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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