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前辈考古学者是把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当做考古学论文的。
前辈考古学者是把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当做考古学论文的。1987年出版的《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收录12篇文章，其中新石器时代的3篇《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雁北三处史前遗址调查》，均为考古调查发掘报告。1984年出版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收录23篇文章，第一篇《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节选)和第二篇《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为考古调查发掘报告。1959年出版的夏鼐《考古学论文集》收录的10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夏鼐先生在《编后记》中讲：“第一部分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遗存的调查和发掘报告”，这一部分共收录3篇文章，为《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临洮寺洼山发掘记》和《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1959年出版的《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收录的7篇文章中，至少《昂昂溪史前遗址》《后冈发掘小记》和《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3篇属于考古报告。
更早的例子可举1946年出版的《六同别录》，此书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庆祝抗战胜利，即将离开四川南溪李庄时石印一部三册的论文集。傅斯年所长在《编辑者告白》中讲：“这一册何以名《六同别录》呢?其实这里面的论文，都可以放在集刊里的，因印刷技术之故，单提出来，故曰别录。六同是萧梁时代的郡名，其郡治似乎即是我们研究所现在所在地——四川南溪的李庄镇——或者相去不远。其他的古地名，大多现在用在临近处，而六同一个名词，颇近‘抗战胜利’之意，所以就用了它。”傅先生在这里除了解释文集名称的寓意外，还讲到收录的文章性质是属“论文”。这些论文如不刊在此“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中，都是可以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发表的。《六同别录》3册共收录27篇文章，于此仅举数例：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属于语言学，张政烺《奭字说》属于古文字学，劳幹《论汉朝的内朝与外朝》属于历史学，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属于人类学，属于考古学的则收入石璋如的三篇：《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小屯的文化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
考古报告完全能够体现考古人的学术水平，也能充分体现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考古报告完全能够体现考古人的学术水平，也能充分体现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读过宿白先生执笔的《白沙宋墓》的人，都不会说此考古发掘报告不是学术著作。该报告内容是1951年底到1952年初河南禹县白沙镇所发掘的三座宋代赵氏家族墓。徐苹芳先生在2002年文物出版社再版《白沙宋墓》之际，写有一篇《重读〈白沙宋墓〉》的文章，客观准确地对该报告作出介绍和评价。白沙这三座北宋中晚期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属于新发现的墓葬类型，在编写报告的时候，没有可资沿用的同类考古发掘报告体例。《白沙宋墓》报告的整体安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资料，一个部分是论述。资料部分以墓葬为序，详细介绍发掘经过、墓的构造、墓的装饰、人骨和随葬品;论述部分包括三座墓葬的年代、三座墓葬的关系和墓主人的社会身份、三座墓葬的墓室构造和布置。这样的结构安排兼顾到考古报告的两大特性——资料性和著述性。历史时期考古学主要方法就是用传世文献解释考古遗存，《白沙宋墓》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的、超出正文字数的文献注释，读者无不钦佩作者在注释中表现出的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将阐释考古遗存的文献从正文中移出放在注释中，徐苹芳认为：“考古报告本身便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形式。为了达到学术研究的目的，我认为只要是符合学术研究的科学准则，有利于阐述论证意见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是可行的。”以大量注释史料方式写成的《白沙宋墓》，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及伯希和《马可波罗行纪》的注释相媲美。《白沙宋墓》使用文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当世文献阐释当世历史，报告引用最多的文献一是讲建筑的李诫《营造法式》，一是讲葬俗的王洙《地理新书》，这两部著作均为北宋时期的著作。
史前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可举张忠培先生执笔的《元君庙仰韶墓地》。《元君庙仰韶墓地》报道的是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于1958年秋至1959年夏，在华县元君庙全面揭露的一处由57座墓葬组成的史前时期的墓地。故宫博物院新编《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收有陈雍先生撰写的《认知“元君庙模式”》一文，该文对元君庙墓地的发掘及发掘报告创建的以墓地材料重建史前社会的模式做出客观准确的介绍和评价。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可以称得上《元君庙仰韶墓地》最突出的体例特点。陈雍以阶梯式的形式表述了《元君庙仰韶墓地》一书的三个递进论证逻辑：“从一种炊器/认识了/一组器物的/演变逻辑/一种文化的/序列维系/一片墓地的/时空关系;从一种墓葬/认识了/一片墓地的/类型含义/一种社会的/组织结构/一种社会的/形态性质;从一座墓葬/认识了一群男女的/生活差异/一种制度的/存在真谛/一种社会/与另一种社会的/内在联系。”第一个逻辑链讲的是报告从弦纹夹砂罐入手，推导出尖底瓶、夹砂罐、钵盆组合的演变，进而认识了墓地的形成有三个阶段，墓地的结构布局是六排两片;第二个逻辑链讲的是报告从合葬墓为家族墓的认定入手，进而得出墓区为氏族墓、墓地为部落墓的人群性质，墓地的人群组织为两个氏族构成的一个部落;第三个逻辑链讲的是报告从M420成年女性与未成年女性的合葬墓入手，看出社会对女性的重视，因男女社会分工不同導致男女的社会身份地位不同，元君庙社会处于发达的母系制阶段。三个逻辑论证链自身是递进的逻辑论证，三个逻辑链之间也是一个递进的逻辑论证，即从墓地的分期认识墓地的布局，从墓地的布局认识人群的组织形态，从人群的组织认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史前时期考古学是最能体现考古学方法的断代考古，《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墓地分期和空间布局是用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得出的，社会人群组织的认识则是用民族考古学的阐释方法得出的。
朱乃诚先生最近在文章中批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的编写体例，认为报告作者出于公布研究成果的目的，将本应写在最后的著述性的《墓地范围、分期与布局》一章放在了《前言》之后、资料性的《墓穴与葬式》《随葬器物》《遗址》各章之前，此与大多的考古报告编写体例不合。资料性和著述性是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的两个特性，两者在一部考古报告中如何安排，是否一定是资料部分置前，著述部分置后?其实，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体例是多样化的，采取何种体例，要视编写内容而定，正像上文讲到的徐苹芳看待《白沙宋墓》阐释文献安排位置一样，“只要是符合学术研究的科学准则，有利于阐述论证意见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是可行的”。
殊不知正是由于人们过分强调考古发掘报告的八股式编写体例——资料在前著述在后，才有了一些人——包括其他学科的人也包括考古学的人——产生了对考古发掘报告的厌读;也正是由于过分强调考古发掘报告的资料性，才有了一些人对考古发掘报告不属于学术成果的认识。
根据田野考古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考古报告包括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
根据田野考古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考古报告包括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我曾写过一篇导读苏秉琦《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调查报告的文章，在此，仅重复一下该文对调查者于开瑞庄北清理的一处剖面的层位学意义：1.继梁思永发掘河南安阳后岗遗址之后，再次发现仰韶、龙山、历史时期的“三叠层”。2.揭示出遗迹堆积与地层堆积在考古层位学上具有相同的意义，两者在遗址的有序堆积中，均属独立的堆积单位，具有相同的分期意义。3.给出在层位堆积中，除叠压、打破两种地层关系外，还存在第三种地层关系——“平列”的启示。
在中国考古学文献中还有一篇经典调查报告，即徐旭生先生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该报告的重大学术意义，当首推揭开了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并且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自1960年代发掘至今，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考古学界大多人认定该遗址就是夏王朝都城的废墟。报告的研究方法是据文献记载确定夏氏族活动的区域，徐氏排查梳理与夏氏族相关的先秦文献史料后，“觉得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颖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 )一带”。这种以文献记载为线索的调查方法，颇类海因里希·谢里曼相信《荷马史诗》寻找和发掘特洛伊城的做法。该报告还使用了一个方法，即考古遗存的“区域认定法”。晚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安阳殷墟所在的豫北，早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郑州二里岗所在的豫中，周代早期文化在丰镐所在的渭河流域，而在商文化和周文化分布的区域之外的豫西寻找夏文化。这种历史时期族文化考古遗存的探寻方法，不同于“系谱追溯法”，即如从商代晚期的小屯文化追溯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再向前追溯先商文化。
考古学业内对考古报告性质的认识。
《白沙宋墓》《元君庙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这样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不仅是学术著作，而且是经典学术著作。
前不久，《大众考古》上发表贺云翱先生一篇讲考古发掘报告的文章。作者从考古学的立足之本、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产生和运用、考古人对考古遗存的认识过程、考古人揭示考古遗存的工作过程、考古报告的成果性质、考古发掘报告为社会服务的属性、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费用等七个方面阐述了考古发掘报告的重要性，认为“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的核心成果。
曾有一个时期，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项目只是资助重要发掘、重大发现的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出版，这说明考古发掘报告在国家项目层面上受到的重视。《六同别录》中收录的石璋如的三篇考古报告，傅斯年将其与语言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论文一视同仁。与此相同，考古报告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享受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相同的待遇。
鉴于文物资源不可再生的特性，有人讲考古发掘也是一种破坏，尤其是那些品质不高的考古发掘和那些挖完以后不报道材料的考古发掘。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和干预下，在考古发掘单位的积极配合下，一些延迟报道的重大考古发掘材料也已陆续以大部头的专题报告形式发表。考古发掘材料未能及时报道的原因有很多，诸如原始记录不存，发掘人过世等。其实，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本应负责报告编写的人对报告重视不够，未能把考古报告理解为学术著作，热衷于写作“学术论文”，考古材料还未报道，相关的研究文章早已充斥纸端;一个是把考古报告的学术含量看得过高，总想把自己负责的考古发掘报告写成像《白沙宋墓》《元君庙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那样的学术经典，却眼高手低，迟迟拿不出来。
张忠培在《还是要向邹衡学习》一文中说：“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所以成为考古学的本质，考古发掘既是对遗存的保护又是对遗存的破坏，所以，考古报告既是检验考古工作者学术研究水准高下的著作，又是保存、保护遗存的必需的重要平臺，也是测试考古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试金石，故入道的考古工作者都将编写好考古报告作为其考古人生最重要的追求。”
中国的传统史学有著史、考史、论史之分，若论重要，当首推著史，次为考史，而论史居后。依此衡量考古学，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性质与著史相同，其重要意义当在编写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之上。对于考古人而言，真正能够传世的著作只能是考古发掘报告。
考古学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1 引 言
马的驯化极大地推动印欧语系人群和文化的分化与扩张，扩大了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范围，并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运输和战争能力。因此，马的驯养和开发被认为是欧亚草原文明快速演进的核心条件，也深深地影响着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1）。世界范围来看，家马的驯化最晚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纪中叶;之后，家马遗骸在中亚草原地带及欧亚大陆地区诸多考古遗址多有发现（2）。大约在商代晚期，家马突然大量出现于中原地区，并被用做牺牲埋葬于高等级祭祀坑及贵族墓地（3）。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作为祭祀礼仪中高等级的牺牲及战争中出奇制胜的法宝，家马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具有极高的宗教、政治和军事意义，对早期家马的研究也成为认识先秦礼制、军事及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5）。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针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马匹的年龄、性别及骨骼形态学等问题，鲜有对家马饲养策略的分析（6）。这一现状限制了对古代家马极其功用的深入了解。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的相关稳定同位素组成的测定来研究动物的食物结构，已经成为研究家畜起源及饲养策略的主要方法之一。利用这一方法，国内学者业已对史前猪、狗、黄牛、绵羊等动物的饲养策略进行研究（7）。然而，一直以来，缺少对家马饲养策略的科技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对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西周中晚期马坑（MK1）出土马骨进行C、N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这些马匹的食物结构和饲养策略。
2 材料与方法
2.1 出土背景概况及样品选择
枣树沟脑遗址位于陕西淳化县润镇乡梁家行政村辖区，以先周文化遗存分布范围最广。2006至2010年，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8）。马坑（MK1）位于发掘区西南部，平面大致呈圆形，其年代为西周中晚期。坑内葬马4匹，编号为马1、马2、马3、马4。此次样品选自这4匹马，包括牙齿3例（均为牙本质部分），骨骼5例，具体取样部位见表一。
2.2 样品预处理
机械去除样品表面污染物，超声清洗并干燥。选取约0.5克样品，加入0.5摩尔/升盐酸于5℃下浸泡，每隔2天换新鲜酸液，直到样品酥软无气泡。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加入0.125摩尔/升氢氧化钠室温下浸泡20小时，再洗至中性。置入pH=3的溶液中70℃下明胶化48小时，浓缩并热滤，冷冻干燥得胶原蛋白。最后称重，计算胶原蛋白得率（骨胶原重量/骨样重量，结果见表一）。
2.3 测试与数据统计分析
样品胶原蛋白中C、N元素含量和稳定同位素的测定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完成，测试仪器为热电公司生产，配备有Vario元素分析仪的Isprime 100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C、N稳定同位素比值分别以国际标准USGS24标定碳钢瓶气（以PDB为基准）和IAEA-N-1标定氮钢瓶气（以AIR为基准）为标准，分析精度分别为±0.1‰和±0.2‰。C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Caroline）白垩系皮迪组箭石（Cretaceous Belemnite）碳同位素丰度比（PDB）的δ13C表示，N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氮气（N2，气态）的δ15N表示。样品的C、N含量以及C、N稳定同位素比值见表一。
3 结果与讨论
3.1 骨骼污染判断
利用C、N稳定同位素进行食谱分析基于一个重要假设，即骨骼的结构和化学组成在埋藏过程中基本未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仍能保持部分生物学特性（9）。然而，土壤的酸碱度、温湿度、微生物活动等相关因素不可避免要改变骨骼的化学组成，从而导致其结构的破坏，造成骨骼污染。因此， 鉴别污染， 筛选出未经污染或污染甚轻的样品并剔除污染严重的样品， 是稳定同位素分析的首要任务。研究表明，骨胶原C、N含量分别在15.3%～47%和5.5%～17.3%范围内，且C/N摩尔比值介于2.9～3.6时，可视为无污染的样品（10）。送检的8个样品C、N含量分别为33.4%～43.1%、11.7%～15.5%和C/N摩尔比值为3.2和3.3，均在此范围内，说明样品中的骨胶原保存较好，可以用于食谱重建。
3.2 马的饲养策略
C、N稳定同位素分析原理，国内学者已曾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11）。4匹马肢骨的δ15N值为4.0～5.8‰，这符合暖温带陆地食草动物的δ15N值为3～7‰的特征（12）。与肢骨相比，马2和马4右上第二乳前臼齿（dP2）均高于相应肢骨的δ15N值，差值分别为1.2‰和2.1‰;而马1右上第三前臼齿（右上P3）则与其肢骨的δ15N值基本相同。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与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食物结构及骨骼和牙齿的营养代谢有关。研究表明，哺乳动物的牙齿本质生长是由齿尖开始，由外向内层层相继地生长，这也被称为牙本质生长线。牙本质生长线一旦形成，其化学组成便基本不再与外界交换（13）;而骨骼在个体死亡之前始终参与新陈代谢，其化学组成也随之变化（14）。因此，牙齿的化学成分记录了该个体牙齿发育阶段的食物信息，骨骼同位素则记录了个体死亡前若干年内的食谱概况。dP2从出生之时已经开始发育，主要记录了家马断奶之前的食谱信息。此时，马驹主要通过母乳获取营养，母乳效应（Nursing Effect）会导致其骨骼和牙齿δ15N值比母马高3‰～5‰（15）。断奶之后（16），小马所采食植物的δ15N值比马奶底约3‰～5‰（一个营养级），这种变化最终会反映在骨骼的δ15N值上。因此，马2和马4乳齿的δ15N值高于骨骼。相比之下，马1右上P3发育的时间则始于2.5岁左右（17），因此其δ15N值与骨骼几无差异。
淳化枣树沟脑遗址所在地属于半湿润气候区，自然景观为森林草原地带（18），这种环境并不利于野生C4植物的生长（19）。因此，野生或放养状态下食草动物的食谱中应基本为C3植物。针对枣树沟脑遗址的农业考古工作虽暂未开展，但据周邻同期遗址的情况可知此处位于北方旱作农业区，其典型作物是以粟和黍为代表的C4植物。如在邻近的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年代为庙底沟二期至东周）的出土谷物以粟最多，达6437粒，占出土谷物的92%（20）。因此，我们可以根据δ13C值来判断该遗址马的食谱已被人为干预，即向其饲料中添加粟、黍及其副产品。
从枣树沟脑遗址马的δ13C来看，分布范围为-17.1‰～-12.9‰，明显大于完全以C3植物为食者的同位素值（如鹿和草兔，δ13C基本在-20‰左右或更低），而又小于完全以黍或者粟类产品为食的动物（如猪，约为-7‰或更高）（21），说明这些马与野生食草动物食谱并不相同，其食物部分来自粟作农业产品。这一结果肯定了其家马的属性，与动物考古研究结果相符（22）。同时，不同的δ13C反映了其生前不同的食物结构和饲养策略。马1、马2、马4的δ13C集中分布在为-12.95‰～-15.5‰，体现出以C4食物即粟黍等为主的食谱类型，饲养策略可能以人工饲养为主;而马3的δ13C为-17.1‰，反应它的食物来源以C3植物为主，含有少量粟类食物，我们据此推测其饲养策略应以野外采食的放养为主，并在冬季及早春等不适宜放牧的时候为其提供粟类食物作为饲养。事实上，这些推测也得到了先秦史料的支持。《诗经·小雅·鸳鸯》：“乘马在厩，摧之秣之”（23）。 郑玄注：“摧，莝也;秣，粟也”。《诗经·国风·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言其秣驹（24）。”可见，粟在当时是饲养马匹的主要饲料。此外，《周礼·夏官·圉师》中也有关于马匹饲养方式的记载，如 “春除蓐，衅厩，始牧”。即春天除去马厩中铺垫的草，行衅礼，然后开始放牧（25）。《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预：“日中，春秋分也。（26）”显然，周代牧马的时间主要集中在草木繁盛的夏季。如此，喂养与放养结合，应该是当时饲养马匹的主要方式。
4 结 论
通过对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西周中晚期马坑1（MK1）出土马骨进行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马2、马4年龄dP2的δ15N值高于其肢骨，这与其断奶之前的母乳喂养有关。
（2） 枣树沟脑遗址马坑1出土马骨的δ13C值大于完全以C3植物为食者的同位素值，表明这些马生前食用较多的C4类植物即粟黍等，它们的食物明显受到人类的干预，这一结果一方面肯定了其家马的的属性，与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相符;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开展中国古代家马起源与饲养策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 4匹马中马1、马2、马4的δ13C值反映出以C4食物即粟黍等为主的食谱类型，其饲养方式可能主要为人工喂养，并辅以放养;而马3的δ13C值表明它的食物来源以C3植物为主，同时含有部分C4食物，因此其饲养策略可能以放养为主。这种情形是否代表了马匹牺牲来源的多元化，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受所选取样品数量和属性的限制，上述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我们今后会继续关注并开展相关研究，以便于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家马起源及饲养策略。
致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对本文予以悉心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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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0年第30卷第2期。b.袁靖：《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载陕西省文物局等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第436～44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4） 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第7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a.王宇信：《商代的马与养马业》，《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b.赵海洲：《东周秦汉时期车马埋葬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6） a.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第30卷）2010年第2期。b.袁靖：《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载陕西省文物局等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第436～443页，2003年，三秦出版社。c.刘羽阳：《先秦时期家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论文，2013年。
（7） a.管理 等：《陕北靖边五庄果梁动物骨的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第四纪研究》（第28卷），2008年第6期。b.陈相龙 等：《陶寺遗址家畜饲养策略初探》，《考古》2012年第9期。
（8） a.钱耀鹏 等：《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掘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24日第1版。b.钱耀鹏 等：《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8卷第4期。c.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陕西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先周时期遗存》，《考古》2012年第3期。此外，马坑的资料尚未发表。
（9） Price TD，Blitz J， Burton JH， Diagenesis in prehistoric bon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2， 19： 513～530. 胡耀武等：《古人类骨中羟磷灰石的XRD 和喇曼光谱分析》，《生物物理学报》2001年第17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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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野马马驹8～9个月龄断奶，现代家马马驹通常在4～6个月龄断奶。Waran NK， Clarke N， Farnworth M， The effects of weaning on the domestic horse （Equus caballus）. Applied Animal Behaviour Science， 2008， 110： 42～57. Drs Jerry、张辉：《养好马驹的措施》，《国外畜牧学（草食家畜）》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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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气象志》，气象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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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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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悦等：《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马坑出土马骨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特刊。
（23） 蒋建元，程俊英：《诗经注析》，第685页，中华书局，1991年。
（24） 蒋建元，程俊英：《诗经注析》，第24页，中华书局，1991年。
（25） 杨天宇：《周礼译注》，第478～4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6） 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第2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考古学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 云南省内有8个人口较少民族，他们都是典型的山地农耕民族，土地是他们的生活重心。从古到今，在对土地的利用方面，他们从生产活动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以基诺族为例探讨了人口较少民族的土地利用智慧，从不同的角度说明生产活动、宗教信仰对约束人的行为、保护土地生态的重要性。
关键词 人口较少民族；基诺族；刀耕火种；轮歇栽培
1 民族概况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是指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云南地区有8个，分别为：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景颇族，总人口42.1万。从地理位置来看，这8个民族普遍分布在边境地区、偏远山区和峡谷地带，有6个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8个民族至今都以农业为主，土地是他们生活的重心。
土地利用是指人类对土地自然属性的利用方式和目的、意图，是一种动态过程。土地利用既是个技术问题，又是个经济问题。因为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土地自然属性的利用方式也不断的发生变化。说它是个经济问题，是指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土地更多的产出和更高的经济效益。云南地区8个人口较少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土地利用方面也一直不断变化。从原始社会的采集渔猎到山地农耕时期的刀耕火种，解放后在国家的帮助下，从原始氏族经济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精耕细作的多种经营模式代替了刀耕火种。在国内各地区的横向比较之下，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但在国内土壤大面积污染的今天，他们对待土地的方式却是值得借鉴的。
2 土地利用智慧
从采集渔猎到今天的现代化经营，这些人口较少民族摸索出一套适合云南山地的土地利用模式，使他们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较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体系。杜玉亭教授和尹绍亭教授都曾经以基诺族为例，指出刀耕火种与毁林开荒是两码事。人口较少民族的刀耕火种，有着比较严格的“轮歇”制，在某些方面已具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1]。尹绍亭教授对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表明，传统基诺族社会的刀耕火种，不仅没有破坏其生存环境，而且形成了生态保护的一整套良性循环机制，是基诺族人民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2]。
2.1 刀耕火种，既利用自然又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
从砍地、烧地、检地到播种、收获，刀耕火种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基诺人适应大自然、敬畏大自然的朴素思想。根据植物的长势判断土壤的肥力，砍地之前先砍伐3～5 m宽的防火带，以防山火过大引发森林火灾。砍地时，要避开珍稀树木，砍掉树干之后，树桩要留的高一些，以确保抛荒后能很快长出新枝。烧地一定要等林木晒透之后，这样才容易焚烧，烧地时有严格的规范和仪式，以防止山火蔓延。焚烧之后还要检查是否烧干净了。根据当地的地理条件，种植适合的农作物，或是茶叶。根据地势。在播种时采取点种或是撒种的方式。使用点种棒时要确保不伤害林木的根部，以利于植被的恢复。收获时一定要举行一定的祭祀仪式，这是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既开垦了土地，又防止自己的行为引发不必要的自然灾害，在能力范围之内提高作物的产量，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基诺族几乎与世隔绝的年代里，他们依靠自己常年的劳作总结出一套适用于基诺山区的土地利用智慧。
2.2 轮歇栽培中的土地休养生息智慧。
轮歇栽培是基诺族刀耕火种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这种古朴的传统文化蕴含着基诺族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土地修养生息智慧。
2.2.1 根据生活需要，把土地划分面积不等的地块，以利于抛荒耕种同时进行
根据杜玉亭等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各村寨的轮歇地都被“规划”为许多块，比如巴亚寨分为13块，每块耕种1～2 a便抛荒，轮歇使用，十几年一个轮回，经过十余年休耕，最先耕种的土地已恢复植被和肥力。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解决了基诺人生活上的需要，又使土地得到足够的修养生息。
2.2.2 根据地力判断土地休闲时间长短
一块土地究竟休耕多长时间，不是随意决定的。基诺族在常年的耕种中获得了丰富的土地分类知识，他们按照林地海拔高低和土壤肥力，把土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土地类型种植不同的农作物。
3.3 采集和狩猎活动中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智慧
以从古到今，采集和狩猎都是基诺族的重要生活方式。不同点在于，原始社会时期，采集和狩猎是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山地农业发展起来后，它是基诺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补充。在长期的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基诺族总结出一套既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又保护了生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方式。
3.3.1 食用植物的鉴别智慧
基诺山食用的植物很多，但山林中有毒的植物也很多，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基诺人民摸索出切实可行的食用植物鉴别方法来。据统计“基诺族采集利用野生食用植物（含菌类）有119种，基诺族常用的野生药用植物种类60～70种。”[3]他们根据植物的生长周期来安排农业活动，既保证了农作物的栽培，有保证了足够的采集时间。
3.3.2 狩猎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智慧
基诺族猎人主要采用烧山打猎和撵山打猎两种方式。烧山打猎与“烧地”同步进行，年长者控制好火候，年轻人狩猎。烧山时获得的猎物较多，但烧山不能随意进行，只有开垦新的土地时才会采取烧山打猎的方式。撵山打猎是经常性的活动，但对动物的破坏力较小，因此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环境不会造成破坏。
基诺族有采食昆虫的传统，“基诺族至少采集食用23种昆虫、3种蜘蛛、4种甲壳动物。”[4]基诺族人民通过采食昆虫，减少害虫数量，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农林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3.4 通过信仰约束自我行为、保护土地的智慧
3.4.1 祭祀活动彰显用地智慧
基诺族的祭祀活动并不仅仅是仪式的展演，还伴随有实际耕作的行为。砍地之前要栽种姜和芋头，因为据说这两样东西有驱鬼辟邪的作用。撒种前由村寨长老先举行祭祀仪式，念祷词，意思是请地神保佑庄稼长得好，请已逝去的父母守卫着庄稼。虽然现在刀耕火种已经退出了基诺族的实际生活，但这些祭祀活动却被保留下来，成为基诺人曾经爱护土地的见证，也提醒今天的基诺人更加珍惜土地、珍惜自然。
3.4.2 日常禁忌蕴含对土地的敬畏
基诺族的很多禁忌习俗无形中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在现代农业发展的初期，国家很多地方的土地被农药大肆污染的时候，基诺山因为这些禁忌的存在，使土地保持了最初的形态。神林是严谨砍伐的，所有的大榕树都是神树，决不能破坏。基诺族的这些日常禁忌看似繁琐，却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当地的土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3.5 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的生存智慧
基诺族历史悠久，刀耕火种占据了其大部分的发展史，但解放后，基诺族在政府的帮助下，迅速从原始社会的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基诺族在20世纪80年代跟随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区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旱稻因其产量过低，种植面积逐步缩小，棉花则早已退出基诺人的农业种植领域，很多村寨从经济效益出发不断扩大茶园和橡胶林的面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4 结语
基诺族从其民族起源的传说中就开启了以土地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他们敬重自然，从自然界中寻找最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他们从基诺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采集渔猎、刀耕火种，满足了基诺族的生活需要，发展出较完整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虽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科学的发展，刀耕火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轮歇栽培作为调节地力的有效方式仍然保留着，并使基诺山区的土壤避免了现代化肥农药的大面积伤害。基诺族一直坚持着他们朴素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进行着他们并不自知的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方式。他们通过原始宗教信仰和日常禁忌习俗约束人们的行为，使基诺山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保留着古朴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又使很多地方片面追求发展的速度，造成环境的进一步污染。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突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重金属超标，在土地问题频发的今天，基诺族对待土地的方式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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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春林，阿部卓，王红，等.基诺族传统文化中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与利用[J].云南植物研究，1999（2）：111-120.
（责任编辑：赵中正）
考古学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摘要:距今8200年至74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是我国北方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文化之一。但大地湾一期文化不是中国新石器农业文化的源头,它处于原始农业向“刀耕火种”农业的过渡阶段,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地湾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也不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唯一起源地,仅仅是黍作、粟作农业起源地带的一部分。不过,从史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看,渭河上游应该是西北地区黍、油菜等农作物和羊等家畜的重要培育地;考古亦发现大地湾农业文明向四周传播的证据。
关键词:农业考古;大地湾一期文化;农业起源
渭河上游地区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考古发现,距今8200年前后,本区就已经出现了以种植黍(糜子)、粟(谷子)和油菜等旱作农作物,饲养猪、狗、羊和鸡等家禽家畜为标志的定居、半定居的农耕经济。大地湾[1]和西山坪大地湾一期新石器遗址[2]230-238,是我国北方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遗址的中的两个,它们的发现,为探索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学术界有人将大地湾一期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的源头[3],这不利于对中华文明源流的深入探索。笔者不揣浅陋,欲对大地湾一期文化(6000BC-5400BC)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及意义进行一番新的检讨,以就较于大方。
一、大地湾一期文化透露的农业信息
1980年,在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遗存H398中,发现了少量人工培养的黍、油菜等植物的种籽[1]。1991年,应用浮选法选取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西山坪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禾本科花粉个体为中等大小,常成团状出现,判定为早期栽培的农作物花粉[4],赵邡先生判定为谷子的花粉。[2]342说明至迟在8200年前,渭河上游已经出现了黍、粟和油菜等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
考古还发现,距今8200-6900年,渭河上游原始先民已经开始了养殖猪、狗、羊和鸡等家禽家畜。在1979年清理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的M15和M208中有猪下颌骨随葬[5];师赵村、西山坪遗址中师赵村一至七期都有猪骨出土。[2]335-339何双全先生认为“当时家庭以饲养猪为副食,而养猪是以农业为后盾的,所以从事养猪证明农业是比较发达的”。[6]尽管当时的农业没有像何先生认为的那么“发达”,但至少说明这时原始畜养业已经出现了。西山坪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中有家鸡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7],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饲养家鸡的最早的年代记录,为探讨家鸡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以及年代依据。在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10多个幼羊头骨,为国内新石器考古中的首次发现。有学者认为,野羊有可能是由大地湾先民驯养的。[8]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和西山坪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5]中都有狗骨发现。[2]333
以上考古发现中,黍、油菜、家鸡和羊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因此,大地湾一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将大地湾一期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的唯一源头,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
二、大地湾一期文化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
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徐旺生先生认为,探索农业起源问题必须回答六个问题:(1)农业产生的原因;(2)农业产生的地点;(3)农业产生的时间;(4)农业发明于何人之手;(5)农业产生的方式;(6)农业的对象,即最初的农业是以什么为种植对象的。他还认为,农业的起源不等于栽培植物起源;某一早期遗址并不能代表农业的起源地,它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农业独立起源包括农耕方式独立起源和种质独立起源,粟和水稻可能分别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但农耕方式可能起源于华南地区。[9]根据徐旺生先生的论述及作者个人的初步研究,对大地湾一期文化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大地湾一期文化不是中国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的源头,它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石兴邦先生将我国粟作农业发展阶段分为五个时期:
1.采猎文化时期。人类不定居或穴居。
2.采集农业阶段或高级采集时期。在生产工具、知识、技术和经验上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准备条件。
3.原始农业阶段。这时初级聚落形成,在聚落或居住地附近小面积点播种植。驯养家禽在这个时候也开始了。
4.锄耕农业阶段或“刀耕火种”农业阶段。前期为初期锄耕农业,后期为发达锄耕农业,间歇性地更移住址,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5.犁耕农业阶段。前期由锄耕向犁耕过渡,后期人们在同一个地方较长时间种植和定居,较大的聚落和聚邑形成,最后进入文明时代。[10]大地湾一期文化经济形态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种植业和家庭畜养业为次[11],耕作方式可能为灰坑点播[12],相当于石兴邦先生所说的原始农业阶段或由原始农业向“刀耕火种”农业的过渡阶段。
第二,大地湾一期文化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黍、油菜的栽培地,但并不意味着是黍和油菜的唯一起源地。研究表明粟类和黍类为原产热带的C4型植物[13]27,可能是在寒冷的更新世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期沿着河谷、平原跃迁至北方;十字花科的油菜为全北植物区古地中海亚区的伊朗—土兰地区的特有种属,为盐生和旱生类型[13]91-92,可能在寒冷的更新世期间东扩至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南沿—蒙古高原中东部一线。野生的粟、黍和油菜在迁入地不是呈点状分布,而是呈带状分布。因此,探索黍、粟和油菜等农作物的起源地不应该局限于个别地点,而应该将目光投向黄土高原东南边缘的沟谷、山前坡地和台地,秦岭山地的河谷阶地,淮河上游山地和平原,山东丘陵南部的河谷和台地等适宜于粟类作物生长和培育的地带;投向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和辽宁中西部等适宜于黍类作物生长和培育的沙性黄土地带。目前,学术界根据原始农业的发现地提出的黄河流域起源说、华北起源说、宝鸡渭水流域起源说、太行山起源说、西辽河流域起源说和关中地区起源说等点状起源学说是值得商榷的。[14]关于羊的来源,郎树德先生认为从中亚传入的可能性更大。[8]家鸡的来源有待继续探索。
第三,大地湾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地区可能不是农耕方式的独立起源地。尽管早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就有陇山以东文化向陇山以西传播的传统,但考古发现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似乎有更加复杂的文化背景。安志敏先生认为,起源于华北、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细石器传统工艺,很可能是陶器产生和新石器出现的基础。不过细石器传统不是唯一来源,“也会有相当于中石器的其它遗存,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索”。[15]位于清水河二级阶地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共发现墓葬15座,这15座墓葬,墓葬头向不同,其中11座头向东北,4座头向西北或北。[16]居民墓向多反映其迁徙方向,大地湾居民分属早晚不同的族群,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从西南、东南或南方温暖湿润地带迁入的。2005年10月,作者至大地湾考察时,有幸见到大地湾二期文化时期的一枚原产华南的钻孔短褶矛蚌骨牌照片,这说明渭河上游和华南地区很早就有交往,其年代不会晚于距今6500-5900年的大地湾二期。从地理分布特点看,本区前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与旧石器晚期遗存的分布区不重合,与后者相比,前者纬度偏南。由此我们推断,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的农耕方式可能起源于长江流域或华南地区,或者至多是北方干寒地带与南方温暖地带两种文化交汇的产物,这与冯绳武先生的本区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源于陇山东侧的推断[3]有所不同。正如徐旺生先生所言,“农业独立起源包括农耕方式独立起源和种质独立起源,粟和水稻可能分别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但农耕方式可能起源于华南地区。”大地湾一期居民可能来源于南方温暖地带,在距今6500-5900年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二期文化层发现的原产华南的钻孔短褶矛蚌,启示我们大地湾一期文化农耕方式可能与华南有密切的联系。
三、大地湾一期农业文化对农业起源的启示
虽然大地湾一期农业文化不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最上源,也不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但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看,可能是西北黄土高原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等作物的培育地。
(一)自然条件
1.气候条件。黍、粟等作物适宜于年积温(≥10℃)1600-3000℃、年降雨量在400-600毫米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今天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10℃年积温在2000-3400℃,年降雨量在400-650毫米,最适宜于喜温凉干燥的黍、粟和油菜等生长。不仅现在如此,史前时期也是如此。早更新世本区气候温暖湿润,以后趋于干燥,至晚更新世更加寒冷干燥。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得温暖湿润,但基本上未脱离半湿润半干旱气候[17],因此适宜的气候条件,为黍、粟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2.植物区系条件。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处于东亚、中亚和喜玛拉雅物种的交汇中心,在全新世大暖期间,这里还处于北亚热带物种的分布边缘。这里是一个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reservoirofgenes),有孕育家庭畜养业和旱作农业的条件,是探索农业起源的值得关注的地方之一。
3.地形条件和土壤条件。与沟塬地貌为主的陇东黄土高原相比,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这里既有土石中山,又有黄土丘陵;既有串珠状的河谷盆地,又有阶梯状的黄土台地,特别是黄土台地,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西北黄土高原旱作农业的摇篮。
第一,河谷阶地地势高燥、排水良好、结构稳定,有利于营建居室。如大地湾遗址位于清水河南岸二至三级阶地,两面临沟,具有良好的排水条件;西山坪遗址位于耤河南岸的黄土台地上,离河高度50-100米,地势高燥,不易受洪水威胁,而且台地结构稳定,不易滑坡,可长期安全居住;师赵村遗址位于耤河北岸二级阶地上,二级阶地之上有更宽阔的三级阶地,且两面临沟,便于防洪、防御进攻和自由迁移。
第二,河谷阶地背倚大山,面临河水、沟溪,宜于采集、狩猎和捕鱼。大地湾遗址背靠长虫梁,面临清水河,当时山坡上草木丛生,野生动物出没林间,河中水生的鱼蚌游弋其间,是一处理想的采集、狩猎、捕鱼的场所;环境考古亦证明,史前时期师赵村与西山坪一带山坡与山地森林茂密,水中鱼、河蚌、龟等生息繁衍,为另一处采集、狩猎和捕鱼的理想之地。
第三,高阶地黄土层深厚,不宜于大面积生长森林,地面被草原植被覆盖,再加上这里土质疏松,因此,在工具落后的原始农业时代,仅仅用简单的工具(如石斧、石铲)就能清除草莽、松土播种。
从考古资料看,早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及后来的众多考古学文化绝大部分为河谷阶级型遗址。而且,原始文化的演进也是沿着河谷阶地展开:在陇东黄土塬区,新石器文化从早到晚,由河谷阶地向塬边、塬面中心推进;在陇西黄土高原,从早到晚,原始文化由低阶地向高阶地推进。
第四,河谷阶地处于山地和山坡林地边缘,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易于杂交,改变遗传性状,因此这里是天然的旱作农业的试验地。
第五,河谷阶地土壤条件有利于旱作农业。研究表明,谷子(包括糜子)最适宜于在壤土、砂质壤土或黏质壤土等土层深厚、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较高和质地松软的土壤中生存;地势高燥,排水良好的土地比地势低湿,积水不畅的土地更宜于种植谷子。[18]在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低阶地广泛分布有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土质肥沃的草甸褐土和淤灌土,高阶地分布有质地疏松、土层深厚、保水性高、土质干燥的黑垆土。所以本区河谷阶地是最宜于从事旱作农业的地方。
正如美国文化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者卡尔•奥特温•苏尔(CarlOrtwinSauer,1889-1975)在他的《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一书中认为的那样,一个地形多样、气候复杂、动植物种类丰富的地方,应该是农业的驯化中心之一。[19]
(二)社会经济条件
1.旧石器时代晚期,渭河上游发达的采集经济,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章钘文先生认为,与黄河中游的山西大同盆地相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泾渭流域植被覆盖率低,前者为森林草原,后者为草原,因此,前者狩猎经济发达而后者采集经济发达。[20]发达的采集经济成为本区原始农业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一。
2.渭河上游原始农业经济产生的另一个历史背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艺的进步和石器类型的多样化。章钘文先生认为,与中国北方总的形势相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泾渭流域亦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传统工艺,石器类型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区域性特征更加明显。[20]如庄浪双堡子地点(2.55万年)打制石器种类达10多种,其中刮削器种类最多。[21]石器工艺的进步和石器类型的多样化,使人类有可能制造出在木柄或骨柄上镶嵌细小石刃的复合工具,而复合工具的出现为原始农业经济条件下砍伐草莽、整地掘土的工具,如石斧、石铲的发明准备了条件。
(三)考古印证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原始旱作农业文明以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为中心向四周传播的证据。
1.向东传播。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前仰韶文化分东、西两大区系,即东为磁山-裴李岗区系,西为白家-李家村区系。后者分布于陕西、甘肃境内,其中白家文化分三期,即早期为大地湾类型(7800aBP-7600aBP),中期为北刘类型(7300aBP-7000aBP),晚期为北首岭类型(7600aBP-7355aBP)。大地湾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北刘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下游地区;北首岭类型扩大到整个渭河流域。另外,在汉水上游地区还发现了与白家文化相似的李家村文化,年代与白家文化晚期类型相同或稍晚。[22]从以上陕甘境内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序列可以看出,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文化年代最早,其次为渭河下游地区,汉水上游出现最晚。由此我们推断,陕甘境内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可能起源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然后沿着渭河谷地和西汉水谷地向东传播,分别进入渭河下游地区和汉水上游地区。
2.向西和向北传播。据研究,仰韶文化中期,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以大地湾仰韶中期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文化开始分为两支:一支为以大地湾F901、F405、F411为代表的大地湾上层文化,另一支为以大地湾九区为代表的石岭下文化。前者以泾渭流域为中心,发展为大地湾上层—常山下层—甘肃东部齐家文化序列;后者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并扩展至西汉水流域,此后向西转移,以洮、湟流域为中心,发展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诸类型—甘肃西部(包括青海东部——笔者注)齐家文化序列。[23,24]因此,马家窑文化被认为是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新石器农业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冯绳武先生推断,传播路线大致西过洮渭分水岭与黄河,再循庄浪河谷至河西走廊与南疆绿洲。当然应该还有进入青海东部和西藏的一条,此处不赘。冯绳武先生推断向北路线大致沿葫芦河北上,经固原、同心的清水河谷至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3]考古已证明,葫芦河上游和宁夏南部清水河流域的农业文化(包括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是由葫芦河中游向北传播的结果;至于冯绳武先生推断的更北的传播路线,还需考古学的进一步印证。
3.向南传播。仰韶文化早期,原始农业文化由西汉水上游地区进入白龙江流域。[25]仰韶文化中期,白龙江(嘉陵江支流)流域的仰韶文化顺嘉陵江南下,进入岷江上游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白龙江流域受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同时影响的农业文化继续南下,与四川盆地的土著文化相混杂,然后南进四川盆地西北部和西部地区,对当地文化造成较大影响。[26]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分两支迁徙,一支东进今绵阳地区,一支南迁大渡河下游地区。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大渡河下游新石器文化南下四川西南、云南西北地区,形成“大墩子—礼州类型”新石器晚期文化。[27]冯绳武先生推断向南传播的路线从秦安南至天水,循西汉水和嘉陵江谷地及綦江谷地,经四川盆地至云贵高原。[3]考古证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原始农业文化是循西汉水和嘉陵江谷地—岷江上游—大渡河下游—云贵高原西北这一条路线传播的,与冯先生的推断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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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实现西部资源枯竭型城市乡村振兴的重要途经。本文以陕西省铜川市为例，分析乡村发展中存在的产业发展困难、环境污染严重、旅游资源亟待整合等问题，提出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及对策，包括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推广瓷器文化、延伸佛教文化旅游产业链条、发展特色工业旅游、借助新媒体手段等，为助力西部资源枯竭型城市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化;旅游;资源;融合;乡村振兴
中图法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 A
资源枯竭型城市是指产业构成中资源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但矿产资源的开采量已超过可采储量70%以上的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面临着资源消耗殆尽、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发展阻滞等问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西部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国家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途径。以农村发展为重心，以文化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作为主要抓手，带动乡村地区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科技等的振兴，积极促进资源枯竭状态下乡村地区的发展，实现乡村现代化，可以为西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陕西省铜川市为例，分析铜川市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为助力西部资源枯竭型城市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启示。
一、铜川市概况
陕西省铜川市位于陕西省中部，关中盆地和陕北高原的接交地带。铜川曾是以煤炭开采为主的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因煤发展、因矿成市是其成长特色。随着以能源和建材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不断发展，过度开采的弊端不断呈现。2009年，铜川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2013年被确定为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城市。铜川市迈入了资源型城市的艰难转型之路。
铜川市具有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基础。铜川地处陕北文化和关中文化交汇处，自古人杰地灵、人文荟萃。以药王孙思邈故里为核心形成的中医药及养生文化、汇聚千年瓷器制造史的耀瓷文化、璀璨绚丽的释教文化、照金红色革命文化、近现代工业遗产文化等，资源汇聚一地，使得铜川借助文化进行旅游开发潜力巨大。文化旅游资源已经成为铜川市除煤炭资源外的第二大优势资源，乡村地区充分利用区位和交通优势进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能有力地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稳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二、铜川市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铜川市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发展弊端不断显现，严重制约了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村产业发展困难
自然条件是农村发展的基础。铜川市乡村地形复杂多样，先天发展条件受限，导致农业生产达不到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农业经济体量在国民经济结构占比较小。农村发展缓慢，本地劳动力技能较为单一，加上乡村地区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度较小，使得乡村可利用人才较少，难以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新鲜血液，难以适应新发展形势要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发展观念得不到更新，又进一步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铜川市农村产业转型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理念思路。
2.乡村地区环境污染严重
铜川市发展长期依靠煤炭开采业，粗放式的开采虽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腾飞，但陷入“资源诅咒”，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过度的矿产开发，破坏了矿产资源的合理布局性，采空区和沉陷区面积扩大。滑坡、崩塌、地裂、沉陷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出现。资源开采造成的污染，既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造成农村劳动力资源锐减，又影响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旅游资源亟待整合
铜川市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较为分散，彼此无紧密联系，没有进行统一品牌推广。对乡村地区优秀资源的推广力度较小，市场知名度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一直不愠不火。对当地文化资源的挖掘程度不深，乡村旅游经营方式滞后于新技术手段的发展。产品规划单一且不完善，乡村旅游发展配套设施也不够健全，不能很好地满足游客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基于当地的文化资源，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亟待整合升级。
三、铜川市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及对策
依托中医药历史文化、制瓷历史文化、佛教文化、红色文化、工业遗址等特色资源汇聚一地，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有利于推进铜川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1.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带动乡村知名度提升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位于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建立的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照金精神是大革命時期西部地区中国工农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和中国革命继续前行的动力源泉，也为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养分，对建设文化强省，提升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深入挖掘陕甘边照金革命历史，通过红色文化与照金香山景区开发的深度融合，形成以照金为主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围绕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提高乡村特色旅游的知名度，带动乡村地区与城市的同步发展。
2. 推广瓷器文化，推进乡村建设深度发展
耀州瓷是中国古代八大名窑之一，陈炉古镇坐落于铜川市东南方向15千米处，其制瓷的炉火一千多年来一直存在且永不熄火，形成“炉山不夜”的独特美景，是特色美景。促进铜川市乡村产业以现代瓷器文化为中心发展，推动当地的进一步发展振兴。深度开发陶瓷旅游产品和文化项目，大力推动特色古镇乡村建设，促进耀瓷文化的传承和兴盛。引导乡村地区居民利用地域优势，创办陶瓷工艺作坊、开展陶瓷制作文化体验，打造特色民宿，推动陶瓷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利用现代的科学与技术促进先进陶瓷产业发展，利用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支持个性化定做，不断完善产品体系。
3.依托佛教文化资源，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条
深入挖掘佛教文化内涵，创造出一系列与当地有关的旅游项目，延长旅游产品产业链，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举办观音文化古庙会、香山寺祈祷拥有幸福等活动，建设香山禅修小镇等，形成以佛教文化为主的金色旅游产业，带动乡村地区商业、饮食、住宿、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多元化发展。大力推进玉华宫考古遗址公园等项目建设，形成以绿色为主线，以春季观赏游、夏季避暑娱乐游、秋季爬山赏叶游、冬季雪上欢乐游等四季主题旅游活动为特点的旅游休闲胜地。
4.加强工业遗址保护利用，发展特色工业旅游
铜川是老工业城市，煤矿、水泥、“三线”建设等工业遗址分布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可以根据工业遗产资源现状和内在规律进行科学保护利用，形成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的工业旅游资源整体优势。乡村地区人民在不改变整体风貌和布局的前提下，将工业老建筑打造成特色博物馆，利用新型媒体打造网红打卡胜地。同时加强当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第二产业剩余资源的利用率，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带动乡村第三产业的逐步前进，促进乡村的产业转型。
5.借助新媒体手段，带动文化旅游业全面发展
利用数字技术，深入挖掘各种信息，扩大传播范围，丰富用户娱乐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媒体发展态势。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新媒体短视频平台的不断成熟和持续发展，给农村产业发展带来了更多更方便的机会。因地制宜，依托铜川市乡村目前的资源现状和国内外旅游市场的需求，打造出一批具有铜川乡村特色的个性化商品和纪念品，培育品牌文化。结合自身资源的个性化特点，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等展开宣传，提高知名度。通过铜川乡村旅游资源的有效传播，形成有个性化特色的乡村旅游形象。同时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功能，营造出便捷、舒心、安全的旅游环境和旅游氛围，给游客带来全新的乡村旅游体验。
四、结语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可以优化当地产业结构，是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增质提效的重要途经。以文旅融合发展助力西部资源枯竭型城市乡村振兴，一定要立足地区资源优势，结合乡村地区地理优势，善于利用各项先进技术。只有适应产业升级发展的要求和趋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地区竞争优势，才能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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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西部资源枯竭型地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课题（ 编号： 2021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考古学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考古旅游;互动机制;发展模式;利益机制;旅游伦理
文献标识码 A
考古旅游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200年西方贵族社会中就已经流行埃及金字塔游。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考古热催生了世界近代考古旅游，发掘后的意大利庞贝城遗址、希腊迈锡尼王宫遗址和克里特宫殿遗址等都很快成为当时的旅游胜地。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对中亚(西域)地区的考古探险推动了东方国家考古旅游的发展。但这些旅游活动属于个体性的偶然活动，其目的是文化猎奇、寻找宝藏，不属于现代意义的旅游。现代考古旅游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旅游者主要来自欧美国家，旅游目的地是埃及、墨西哥、秘鲁等文明古国。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旅游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成为当今世界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兴专项旅游。2006年，欧洲参与考古旅游的人数已经比1999年增加了3倍…。我国考古旅游的快速发展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近几年，我国考古旅游需求扩张迅速，政府、旅游界、考古界共同协作的考古旅游供给水平也显著提高。
国外考古旅游(archaeological tourism或archaeotoufism)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学者迪亚斯·蒙特萨洛(Diaz Montexano)是世界考古旅游研究的创始人。1995年他发表了引起社会对考古旅游关注的《考古与历史之谜》(ArqueologEnigmas de la Historia)和《历史考古学》(ArqueoHistoria)等著作，并于2000年创立了世界第一个考古旅游学会。美国学者对考古旅游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代表性的有摩特森(Lena Moensen)对洪都拉斯库班地区(Copan)考古旅游的研究和缪萨法(Maima Musafa)以约旦为个案对考古旅游者行为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秘鲁已经连续举办了4届考古旅游国际研讨会。国内考古旅游研究还十分薄弱，笔者通过CNKI和万方数据以“考古旅游”、“考古与旅游”、“考古旅游”为主题和篇名进行检索，仅找到相关研究文献5篇(检索时间为2009年5月31日)。其研究内容是地区性考古旅游资源及其旅游开发，如谢崇安对广西考古旅游资源的综论，杨杰和李小波等对考古资源向旅游开发转化的研究。基于此，笔者试图融合考古学与旅游学相关理论对考古旅游的概念与范畴、驱动机制、发展模式、利益机制、旅游伦理构建等进行分析，以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考古旅游研究的关注。
1 考古旅游的概念与范畴
考古是通过田野调查或发掘来寻找、发现、取得古代物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整理、保存、研究和利用的专业性活动。旅游是人们对惯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或熟悉的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体验;旅游的动机主要与游憩(或康乐)有关，还包括商务、教育、健康或宗教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考古旅游定义为：以考古活动、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为旅游吸引物，具有游览观光、学习求知、参与体验、休闲娱乐等功能的专项旅游。作为个体活动，考古旅游是考古活动与旅游活动的互动融合;作为业态形式，它是考古领域与旅游业的互相渗透;作为学科领域，它是考古学与旅游学的交叉领域。
考古旅游资源是考古活动和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考古活动包括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通常分为遗迹和遗物，属于文物的范畴。遗迹是指不可移动的古代城址、宫殿、村落、墓葬、窑址、祭坛、石窟、洞穴等，其中，有一定规模者连同其所存在的空间又统称为古遗址;遗物是指可以移动的古器物，如工具、武器、装饰品等，多以博物馆为媒介来保存和展示。因此，考古旅游的基本类型有考古活动旅游、考古遗迹游和考古遗物游。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考古活动、遗迹和遗物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常是在同一时空内存在;考古旅游还可以衍生出修学旅游、科普旅游、探险旅游等。
2 考古旅游的驱动机制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融合是考古旅游社会化的重要保障，旅游需求升级转型和个性化则是考古旅游发展的直接动力。目前，我国旅游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各个领域延伸，考古的功能也正在不断拓展，考古正在积极地走向公众。我国考古与旅游的互动机制已经形成(图1)，考古旅游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扩张。
2.1 考古的功能拓展
证史是考古的传统功能。但在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考古研究应更科学化和人类学化，考古学当属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考古(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认知考古(cognitive archaeology)、行为考古(behavioral archaeology)、社会考古(social archaeology)等考古新领域快速发展。环境考古强调以人为中心，研究主题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人地关系。它将考古功能延伸到了揭示古代人类与其生活的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之领域。认知考古研究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重视认知和符号信息、社会意识和社会内部冲突。社会考古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重视古代社会组织重构、社会规模、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研究，进而对社会文化变迁进行合理的解释。
近年来，西方考古学的这些新理论陆续传人中国。在其推动下，我国考古的功能快速拓展到了环境与生态、文化与意义、社会与人群、行为与思想等领域。我国考古研究与公众关注间的契合点越来越多，考古与公众间的距离被不断拉近。
2.2 考古走向公众
走向公众是当前世界考古发展的共同趋势，因为“历史不是考古学家的私有藏品，考古学资料是全人类的财富”。
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新博物馆学(newmuseology)、景观考古(1andscape archaeology)在我国的兴起与实践，直接推动了考古走向公众。公众考古兴起于英美，其目标是推动考古的公众化，其核心是考古学家与社会公众的交流(communciation)、考古发现的大众化解释(interpretalon)。新博物馆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强调要重视博物馆的
目的(purpose)，提出博物馆要由物的关注转变到人的关怀。景观考古开始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末，它重视景观的动态性、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景观的符号意义。当前，全球环境保护主义流行、可持续发展主题不断深化，景观考古的价值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在它们的推动下，公众进入考古的门槛降低、通道打开，考古与旅游的融合也就自然而然了。
2.3 旅游者走向考古
旅游者走向考古，可以从两个层面找到答案：一是旅游的因素，主要是寻找见识、寻找真实、凝视差异;二是休闲的因素，指文化资本积累和深度体验。
寻找见识包括个体对客体的认知和个体自身情感的收获两个层面，它是旅游动机的重要部分。考古资源是文化的载体，其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深厚、层次丰富、形式多样，而且是个体在其他文化载体中所难以获得的。旅游者随着个体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为寻求新的见识，流向考古资源就成为一种时尚的选择。真实性是旅游者渴望得到并积极寻求的旅游体验，客观真实(object-related authenticity)是真实性的最基本层次。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是文化的物质形态载体，其所存在的环境也因长埋地下而保持了当时的原态。与历史记载、传说故事等相比，它们提供的是人类所能够取得的那个已经过去时代的最为真实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些真实的要素被发现后是按照“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和原态环境的原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进行保存和使用的。因此，考古领域是旅游者寻找真实的归宿。厄里的旅游凝视理论认为，旅游是一种反向性生活，旅游的目的是凝视与日常生活或工作不同的事物或景观。考古属于专业性极高的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与公众隔离的状态，它对考古学家以外的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典型的“异质领域”。
文化资本是个体在社会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决定性资本。其中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形式存在的具体文化资本能够给个人带来超常的价值(效用)，它是当前个体社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考古资源是实在的、原生的，其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真实性、准确性、直观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对它们的认知会有差异，但他们都能从中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积累。由此，个体的文化资本需求通过“迫使”个体进入“象牙塔”而成为旅游走向考古的动力源。深度休闲的动机在于个体能够通过系统性参与某种活动获得知识和经验，而考古正是其实现的领域。
2.4 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互动
保护是考古研究的永恒主题，模式选择是其核心。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长期以来我们采用的是封闭式的保守保护模式，让考古工作者做资源保护的承担者。但是，在我国庞大的考古资源规模和公众保护意识普遍缺失面前，考古工作者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封闭式的保护一方面使资源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资源的价值不被认可，甚至被所在地居民认为是发展的包袱;另一方面由于公众没有机会参与资源的使用，作为资源所有者的利益得不到实现，直接导致公众资源保护意识一直难以形成。考古资源的所有者是社会大众，缺少了公众的支持，保护是难以实现的。我们过去物与环境隔离、人与物分离式的保护模式，直接导致了考古资源的人脉缺失、传承缺失、环境缺失、文化破碎。我国《“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大遗址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并明确要求设立专门的对公众开放的遗址展示区。2008年10月21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提出：应将大遗址保护同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大遗址保护的成果惠及社会，实现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发展。
2.5 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互动
文化是当今世界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国家发展的支撑力量。丰富和发展国家的文化离不开考古的新探索与新发现，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尚有众多的文化因素需要由考古来揭示。考古能够通过新的发现来验证和扩充文化，推动我国的文化发展。但是考古自身却解决不了文化传播和文化走向大众的问题。长期以来，考古被封闭在“象牙塔”内，其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以少数人能够感兴趣和读懂的研究报告形式对外发布的。而旅游本质上就是公众的一种文化采借行为(cultural borrowing)，文化传播正是旅游的功能优势所在。在旅游过程中，文化的习得性和传承性得到直观的体现，从而文化能够在交流中被广泛的传播。
2.6 媒体的外在驱动
21世纪以来，媒体对考古的热情急剧升温。电视、网络、报纸、电影、图书等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已经成为考古旅游发展的外在动力。1999年3月3日，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进行的埃及金字塔发掘直播，带来了考古与媒体结合的新模式。国内媒体对考古关注的高潮开始于2000年的北京老山汉墓考古发掘。在整个发掘过程中，新华社记者进行了密集的图片和文字跟踪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每天都有5—7分钟的专题报道，2000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对前墓室清理的直播更是激发了观众对考古的热情。到2008年，全国先后进行的考古直播已经有近10次。在媒体的推动下，考古正在越来越广泛地走进旅游者的视野。
3 考古旅游的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考古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博物馆为载体的参观模式。近年来，新的开放型游览模式、多功能型休闲模式、创意型体验模式、考古活动参与体验模式等已经逐步成为市场的主导。
3.1 封闭型参观模式
指依托城市博物馆发展考古旅游的模式。出于保护条件、利用率的考虑，加之某些历史、政治和体制因素的影响，考古发现的遗物或部分遗迹经常被移动到城市内的综合类、历史类博物馆来保存、研究与展示。由此，这些城市博物馆得以依托这些资源来开展考古旅游。从旅游供给的角度，城市博物馆实际上是最早的专业化考古旅游产品的生产者，其展览就是最初形式的考古旅游产品。该模式的优点是景点交通条件好、可进入性强，产品的内涵与城市及其地区的历史、文化结合密切，旅游设施完善。但这种模式中遗物因脱离了原有的存在空间，其价值表达容易被加工且不完整，社会、环境等附加信息严重缺失;橱窗展览式的单一形式、充满专业术语的讲解、处处受到限制的行为、封闭的活动空间等经常会使参观者的旅游体验不足。
该模式的主要客源是文化学习者。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独立地认知和解析考古资源的文化内涵。最近几年，受公众考古、免费开放等因素的推动，该模式旅游产品的创新已经开始。电子导游、多媒体展示、虚拟场景再现、模拟考古等新元素已经陆续进入到参观者的视野。
3.2 开放型参观模式
指依托遗址博物馆发展考古旅游的模式。该模式旅游产品的核心景观包括两部分：一是覆盖遗址的全部或局部，展示考古发掘后遗址原貌的遗址博物馆;二是专门的遗址展示区。该模式最初是以单纯的遗址博物馆旅游形式开始发展的，其较早的实
践者是定陵博物馆、秦兵马俑博物馆等。目前，遗址展示区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该模式旅游产品中最有吸引力的新元素。
该模式使旅游者的参观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活动内容也增加了参观遗址、参观考古现场、模拟考古等新形式，旅游者和旅游对象之间关系也由橱窗式隔离变为多种形式的直接接触。而且遗址博物馆保持了遗迹和遗物的原貌，保留了它们的原态(即最初发现时的状态)环境，旅游者获取的知识实现了由物到环境、社会、人等因素的延伸。但是，该类型旅游产品所依托的资源大都远离地区的交通中心，提供的旅游产品要素构成不完整(主要表现在旅游通达性相对较差和旅游设施不完善两个方面)，历史文化的时间延伸有限。其客源主要是学生和高学历人员，大众旅游者进入的难度较大。
3.3 开放型游览模式
指依托遗址旅游区发展考古旅游的模式。遗址旅游区是指由遗迹、遗物、博物馆及其所依托的设施、空间、环境等构成的旅游区。该模式体现了大遗址(指规模和文化价值突出的文化遗址)的概念，是目前我国大遗址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
该模式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与开放型参观模式相比，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进一步延伸，游览的开放性和自主性得到保障;二是产品的专业性减弱，公众接受程度高，从而极大地扩大了考古旅游客源市场。而且该模式特别注重旅游产品要素的健全和旅游服务的完善，是考古资源真正的旅游化开发模式。以四川三星堆遗址旅游区为例来看，其建设有博物馆、展示区、旅游通道、游客中心、休闲娱乐设施、餐饮住宿设施等，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多样性需求。但是，近年来遗址旅游区外部空间延伸过大、设施过度旅游化、产品功能泛化特别是娱乐化和庸俗化等现象十分突出。
3.4 多功能型休闲模式
指依托考古遗址公园发展考古旅游的模式。该模式是在保持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基础上将考古遗址开辟成公共性、大众性的城市公园。这是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协同实现的新模式，是具有文化学习、文化休闲、文化体验等功能的新型考古旅游产品。国内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北京为最早。1985年北京就建成了团河行宫遗址公园，后又陆续建成元大都城垣、明城墙、皇城根等遗址公园。我国《“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建设殷墟、大明宫遗址、阳陵、圆明园遗址4处考古遗址公园示范区，从而探索遗址公园建设的新模式。该模式使考古旅游拓展了休闲功能，实现了保护、展示、文化、环境、游览、休闲等功能的开放式融合。2006年9月开建的殷墟遗址公园规划有文物区、文化区、休闲互动区、创意区、旅游配套区，其中，包括殷墟博物苑、王陵遗址等的文物区是其核心区，发展定位是成为全国最大的集文物博览与服务、遗址展示、文化休闲、园林绿化和环境保护于一身的古遗址公园。
该模式下旅游产品的细分类型丰富、形式多样，能够满足多层次的旅游需求。其客源既包括文化学习者、文化研究者等高层次群体，也包括游览者、文化娱乐者等普通旅游者。
3.5 创意产业型体验模式
该模式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催生物，是考古旅游发展的新模式。其核心就是运用文化创意来深度开发考古资源，形成深度体验型旅游产品，从而满足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实现深度休闲和体验的要求。2008年4月18日建成的云南“世界恐龙谷”是国内该模式的最早实践者。世界恐龙谷是依托禄丰县恐龙化石遗址创意开发的集遗址保护、科学研究、学习体验、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恐龙文化主题园。恐龙谷的核心区是恐龙化石遗址馆(原貌展示)，外围有入口景观广场、重返侏罗纪、侏罗纪历险、侏罗纪嘉年华、恐龙大本营、阿纳休闲观光带等延伸区。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常州淹城春秋文化体验园是国内首家春秋文化创意主题园。该园计划建设生态停车场、入口服务区、诸子百家园、4D动感影院以及烽火连天和空中看淹城等4个大型文化创意项目，定位是使游客与春秋文化“零距离”交流、快乐“玩”春秋。
3.6 考古活动参与体验模式
该模式依托的是各种类型的考古活动。目前，其形式主要有参观考古现场、模拟考古、实地考古调查或发掘、考古探险。
国外考古发掘现场大都对公众开放。最近几年，国内考古发掘也开始对公众开放，见诸报道的有北京老山汉墓(2000年9月15日)、安徽尉迟寺遗址(2001年10月1-7日)、山东汶上分水龙王庙遗址(2008年5月7日)和陕西周公庙凤凰山遗址(2008年10月25日)等的考古发掘。国内模拟考古开始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目前在城市博物馆、遗址博物馆和遗址旅游区中普遍开展。目前，旅游者独立的实地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一般会因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被禁止。国内旅游者一般是通过参与公众考古活动而进行此类活动，如在陕西周公庙凤凰山遗址公众活动日中，旅游者就可以在专家指导下进行遗址和墓葬的实地发掘;国外一般由非官方机构和专门旅行社组织，如2006年6月英国布拉温西岛维多利亚时代遗址发现后，旅行社就曾多次组织旅游者前往参与发掘。考古探险是国外早期考古旅游的主要形式，目前国内考古探险还处在萌芽阶段。
4 考古旅游的利益机制
目前，考古旅游还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加之我国旅游的经济属性被过度强化，全民旅游热情非理性高涨。我国考古旅游发展中，旅游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娱乐的追求与考古对文化原真的守卫、专业精神的捍卫产生了直接的冲突。我国考古旅游的利益实现正面临着诸多困境，利益机制尚待健全。
4.1 考古旅游的利益实现困境
考古资源的所有者是社会大众，考古旅游发展应保证每一位公众都有机会参与，并获得自己所追求的旅游体验。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考古是以高度专业性而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的，考古旅游也是为满足具有丰富历史知识和较高文化水平的精英群体需求而作为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出现的。目前，我国考古旅游开发主要是以简单加工后的遗迹和遗物为基础的，其产品也通常是只有精英能看得懂的专业性展览和展示。
文化性是考古旅游的本质。但是不同层次旅游者对文化的认知能力是有明显差异的。考古活动、遗迹、遗物等所构成的客观真实性文化往往只能够被具备自我解释和独立认知能力的精英所接受，更多的大众则要求对其进行全方位解释和舞台化展示。目前我国考古旅游开发中虚拟系统(虚拟场景再现、虚拟体验漫游等)开始被应用，传统的社会生活(婚礼、宴饮)和文化活动(祭祀、舞蹈等)的场景再现已经被引入到景区。通过这些手段，大众旅游者既满足了感官刺激，又取得了参与的乐趣。但是，文化性和真实性却经常成为旅游者求乐的牺牲品。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考古进入旅游是“呈现为一件美丽的知识外衣”，给求乐加上了求知的外衣。
考古资源是国家的公共文化遗产。公共性要求
对它们的利用要以实现社会效益为准则，所追求的应是福利大众化。因此，考古旅游应以公益性为属性，以文化传播、社会教育、精神凝聚为主要功能。2008年1月开始的我国公共博物馆免费开放，让我们看到了考古旅游公益性的回归。但是，目前我国旅游的经济功能被过分推崇，旅游更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商业活动。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正是当前我国很多考古资源走旅游开发道路的主要动力。因此，考古旅游发展颇有“知识与商业的共谋”之态势。
4.2 考古旅游的利益机制
考古旅游涉及的利益主体有所在地居民、考古工作者、旅游者、经营者、管理者、其他公众。考古旅游利益主体的地位是多层次的，其利益诉求也是多元化的。在考古旅游发展中不同地位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即使是相同地位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有层次之差异。
具体来说，所在地居民不仅要求资源的直接使用权，更要求参与资源旅游开发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的分配，期望资源开发能够对其个人及所在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考古工作者则首先要维护文化的原真性，捍卫自己的专业精神;其次要通过开发促进资源的保护，希望让自己所掌控的资源在旅游领域实现经济的增值或解决保护经费等现实难题。旅游者追求的则是旅游需求的实现和旅游消费效果的最大化，但是不同旅游者所追求的旅游利益会因其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差异而明显不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精英追求的是文化和精神体验，而大众所要实现的则是物质、娱乐和感官刺激。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要实现的是效益最大化，关注的是投资和经营的效益问题。管理者(即政府)是资源所有者——大众行使管理权的代表，它要对公众负责，对资源负责。因此，管理者一方面要保证大众使用考古资源的权利和机会，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考古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其他公众往往是被看作考古旅游发展的局外人，其利益要求通常被忽视，甚至他们自身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考古资源的属性决定了其所带来的利益是属于所有社会大众的，不直接与资源发生联系的其他公众同样应该分享相关利益。其他公众的利益应该属于考古旅游延伸利益的范畴，其一般体现在经济的关联带动、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精神激励、民族自豪等要素之中。
考古旅游主体的利益诉求是复杂的，要保证各主体利益的有效实现就必须建立健全考古旅游利益机制。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我国考古旅游利益机制构建的原则是以保护资源和以人为本为核心，充分关注资源所在地居民的利益分配，强化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实现，加强管理者的监督管理，保证经营开发的文化性、层次性和阶段性，最终实现福利大众化。具体来看，我国考古旅游利益实现困境出现的最直接原因是旅游景区没有实现合理的功能分区。旅游开发仅仅是依托脆弱的考古资源核心区，从而导致旅游设施大量建设在核心区，大量游客集中进入核心区，其最终结果是资源破坏和旅游者差异性需求难以满足。因此，考古旅游景区合理的功能分区是考古旅游利益机制构建的直接途径。我国考古旅游景区应建立如图2所示的功能分区与利益机制模型，从而保证不同利益主体都能够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
5 考古旅游伦理的构建
目前，我国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被过度调动，加之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伦理脱离倾向，我国考古旅游发展中迫切需要加快旅游伦理建设。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是旅游伦理的基本问题，旅游者和旅游利益相关者是旅游伦理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旅游伦理构建的核心就是在保障旅游伦理主体旅游利益合理有效实现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其在考古旅游发展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利益实现依托的是考古资源，而考古资源的核心要素就是文化。因此，考古旅游伦理就集中地表现为伦理主体的文化资源观、文化保护观、文化认同观。
5.1 文化资源观
文化资源观所规定的是文化经济伦理。其要求是考古旅游伦理主体承认考古资源的经济属性，提高对考古资源经济价值的认可，从而通过旅游开发来满足他们对经济利益的要求。
考古资源是文化的载体，考古活动也是典型的文化活动。在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文化软实力、文化资本等命题的驱使下，文化的资源属性已经形成。资源决定论认为，不完全流动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资源是经济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遗迹一般情况下是不可移动的，遗物的移动也会受到政治、法律和文化认同等的限制，而考古活动更是在原态环境下开展的。因此，它们的流动性弱、差异化明显，具备典型的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旅游伦理主体必须要认识到这些原本脱离公众视野的考古资源正是本地区的竞争优势所在。在资源决定论的引导下，近年来各地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都特别重视名胜古迹和遗址等考古资源的开发利用，以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点和区域核心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考古部门在我国考古旅游发展中不应该仅仅做被动者。他们应该主动将自己所掌控的考古资源推向旅游，以获得必要的经济利益来解决保护经费等难题，从而提高资源的自我保护能力。
5.2 文化保护观
文化保护观规定的是文化可持续发展伦理。其要求是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在使用考古资源的过程中要坚持“保护优先，以利用促保护”的原则，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从而实现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考古资源具有典型的稀缺性、原生性、脆弱性，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考古旅游发展中，资源开发处于粗放状态，急功近利式开发对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旅游者对资源的故意破坏、乱扔垃圾、空气污染等都已经比较严重。从可持续发展伦理要求出发，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应该意识到自己不仅是资源的利用者，更是资源保护的直接承担者。他们必须要做到保护环境、珍视资源。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考古旅游伦理主体在对考古资源的开发、游览、管理以及其他形式的使用中要严格按照景区功能分区的划分，在不同分区采取不同的开发方式和行为方式(图3)，以确保资源保护与他们合理利益诉求的协同实现。
5.3 文化认同观
文化认同观规定的是文化认知伦理。其要求是考古旅游伦理主体要正确地对考古资源价值及其所揭示的文化进行解释和认知，做到尊重、理解、接受并融人文化。旅游伦理主体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特别是旅游者和外来的开发者，要做到全面认识历史，客观解读考古资源所代表的文化;以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不同民族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不能存在文化歧视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按照历史发展观来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历史与现实的差异，避免盲目崇拜思想和文化悲观主义。
对于文化认知伦理，我们还必须要重视对考古旅游符号意义的认知。目前，我国考古旅游的符号意义被严重扭曲，寻宝、掘墓、猎奇等成为目前考古旅游的认知主题。2002年埃及金字塔考古直播前“法老的诅咒真的灵验”、“挖掘神秘的陪葬品”等屡见于各大媒体，当结果是“石门后只是又一道石门”时，直播主持人掩饰不住失望，报纸评论说“没看的遗憾，看了的失望”，网友感叹“被电视直播忽悠了”。笔者收集到2000年8月20日到9月28日间关于北京老山汉墓葬的33条媒体报道中，关于出土文物的有19条，关于女尸(墓主)的8条，揭谜的2条，文化的仅1条。作为一种高层次文化旅游，考古旅游的符号意义应该体现在历史怀旧、求知学习、休闲体验、精神家园等要素之中。正如考古学家齐东方所说“考古发掘绝对不是挖宝……考古的过程中所给我们提供的学术信息，也绝不仅仅是那些精美的东西”。
6 结语
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居民旅游需求将逐步实现理性回归，并呈现出高层次性和多元化，旅游的文化性将越来越显著。作为高层次文化旅游的考古旅游，将会有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从宏观层面来讲，考古旅游也将会在我国文化发展与传播、文化形象塑造、文化软实力提升领域起到关键作用。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张宪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