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科技考古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文博系统评聘职称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有评委不认可考古报告为学术成果的情况。我在选编《三水集——许永杰考古文存》的最后，舍弃了几篇由我执笔的考古发掘报告。原因不是我认为此类文章不属于考古学论文，而是因为发掘报告虽为个人执笔，但却是集体成果。前辈考古学者是把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当做考古学论文的。
第一篇：科技考古论文范文
有关考古领域科技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引言
严文明先生在为陈铁梅先生著《科技考古学》所做的序言中指出:考古学的产生,是在历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寻找新的证据和拓展研究领域的要求,在地质地层学和生物分类学初步形成的学术背景下,借用了二者的基本原理,并且依据人类历史文化遗存的特点而加以改造为考古地层学(或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或标型学),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了测量、绘图和照相等技术,后来又引进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圈理论而改造为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考古学才真正成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而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这说明考古学的产生就是同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分不开的。此后考古学的发展,不但依赖于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资料的积累,依赖于相关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更有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当前,田野考古工作愈来愈追求工作的效率、科学性和系统性,考古学研究的理念也不断更新。田野考古工作不仅能够为考古学家提供系统诠释古代社会和文化的物证,而且为全面评估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护策略,为开展公众教育提供大量珍贵的资料。在这个背景下,需要借入地质学、冶金学、地理与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多学科融合综合研究,诸如3S技术(遥感探测RS、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电子测绘、元素和同位素分析、微观结构分析、DNA分析、数据库、3D演示等各种现代化先进技术得到引进使用。由此带动了考古学从田野考古操作技术到实验室分析技术的全面发展,形成了多学科共同探讨考古学问题的局面。这正成为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趋势。
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公众对考古学关注的热情、对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兴趣空前高涨,如何适应大众的这种文化需求,急需我们作出积极的回应。再者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是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考古学需要以更自觉和积极的态度,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相关成果与技术手段,参与遗产价值评估、保护技术的开发和保护、利用规划的制定等工作之中。
本文主要对国内有关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遗物和遗存的科学分析、资料整理和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研究中各相关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意见。
二.现代科技在田野考古调查、勘探与评估中的应用
现代科学技术在田野考古调查、勘探与评估中起到重要作用。田野考古调查与勘探的目的在于发现古代遗存;通过对这些遗存空间分布的研究,以探索古代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通过对古代遗存分布现状的考察,探索这些遗存的埋藏和保存状况,为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提供依据。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国外的聚落考古得以迅速发展,经过“新考古学”的推动,包括航空和航天遥感、现代物理和化学探测方法等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调查中得到迅速和广泛的应用,由此也引发出“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的讨论。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科技在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中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增加。一方面,考古学的研究开始从对单个考古遗址的研究扩展到“遗址外”(off-site)和“非遗址”(non-site)的范围;从对单纯的人类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扩展到对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景观考古”的理论逐步成熟,并从实践上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的工作所需获取的信息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进入到新的阶段。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的革命,尤其是GIS的发展整合了包括RS、GPS、现代测绘、数据库、空间定量分析等各类现代科技方法,为聚落考古和景观考古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工具。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交叉和整合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应用到了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的各个方面。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环境变化和多极化的趋势,人类文化遗产所遭受破坏和不确定性的因素日趋增加,通过现代科技支持的考古调查与勘探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管理和保护提供依据的需求大大增加,推动了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在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中的应用范围。
现代科技在田野考古调查中的广泛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田野考古调查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即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区域系统调查的理论和实践。自1995年开始,山东大学等开展了日照地区的调查,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完整按西方区域系统调查模式开展的工作。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在赤峰半支箭河中游也自主开展了接近于区域系统调查模式的调查。自1997年开始,区域系统调查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见诸报道的有河南洹河流域、伊洛河流域、灵宝和洛阳盆地、颖河上游、内蒙古赤峰和岱海、山西垣曲盆地、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陕西岐山周公庙、四川成都平原等等。这些区域系统调查与传统的调查方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都整合了一系列现代科技手段,特别是3S技术、抽样调查和标本采集方法的推广使用。在这些工作的带动下,中国的田野考古调查中采用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已有普及之势,2009年新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已明确将区域系统调查作为考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无损勘探技术在田野调查中也得到广泛应用。我国田野考古勘探主要依赖探铲进行钻探,但这种方法可能对考古遗址造成一定破坏,因此如何根据遗址实际情况,在数学统计的基础上,降低对遗址的破坏,提高钻探效率和工作水平是值得重视的。基于这一现状,一些无损探测技术得到了应用和发展,如大地遥感、探地雷达、电阻率法、磁力测量等均有了较多的应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磁光泵技术、瞬变电磁勘探技术、高分辨率的雷达探测技术、超声成像技术在我国其他行业和领域已广泛应用,比较成熟,但在考古勘测方面却鲜有涉猎。此外,放射性分析、中子探针、地球化学分析等方法虽不常用,但是未来可能有应用前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兴的地下探测技术将会不断出现,它们将在我国考古领域的地下遗迹遗址探测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空间定量统计与抽样技术应得到重视。从考古堆积形成的过程来看,无论是田野考古调查还是发掘,抽样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遗存并不是古代物质文化的全体。古代人类活动的物质遗留在经过制作、使用、废弃之后还要经过埋藏的过程才能保留到今天。而埋藏过程是分选的,很多埋藏环境并不能保留某些遗物。通过考古工作所获取的古代遗留本身就已经过自然的筛选,即便将考古遗址彻底发掘干净或将研究区域通过全覆盖式的调查,仍然不能实现对古代文化遗留的全部揭取。因此科学的抽样调查显得非常重要。
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田野考古调查中现代科技手段,诸如3S技术等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还相当散乱,缺乏系统性,制约了现代科技在田野考古调查中应用的深化。利用遥感技术寻找并发现多处遗址,但在利用遥感技术为田野考古调查获取诸如地貌、矿产、水文、植被等信息,并对田野考古调查网格进行精确测绘等方面的工作尚不多见。GIS技术在各区域系统调查中的收集和记录调查资料数据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尚未见有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技术综合遥感等方法进一步研究调查区域的景观,提出遗址的预测模型和土壤侵蚀模型,为该区域遗址的分布状况、保存状况、受破坏状况进行学术和社会价值评估,并提出文化遗产或文化资源管理和保护的科学建议书的工作。在田野考古调查中也缺乏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抽样,因此很难对不同地区的考古调查资料进行共享。这些都是国内田野考古调查中需要引起真正的关注,并逐步解决的问题。
三. 现代科技在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中的应用
考古发掘中考古资料的提取依赖于多样化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考古地层学或埋藏学是田野考古发掘的理论基础,无论是何种的田野考古作业方法,就是要清楚考古地层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人类遗留的物质文化的内涵以及古代人类的文化和社会行为。因此,田野考古发掘的进步首先应该是理念上的变革。由发掘理念上的变革带来了对考古发掘过程本身更细致更准确的要求,同时也要求获取更多的信息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考古学研究的需求。因此新的科技手段被不断地引入,而技术手段的应用又为田野考古发掘获取新的材料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并不断拓宽考古学家的研究思路。从这个角度上讲,田野考古发掘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互动双赢、相得益彰的。
改革开放以后,田野考古发掘的水平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目前,在田野考古发掘理念和发掘技术水平上,国内的田野考古发掘并不落后于西方,甚至一些高水平的田野发掘项目在诸如发掘、测绘等方面又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密切关注田野考古发掘揭示人类行为活动,并提出了“活动面”的概念。90年代后期西方的context发掘法介绍到中国之后,对国内的田野考古发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我国并没有机械照搬context发掘的形式,而是依据其精神,并结合传统的发掘方法进行了改进:一是将田野考古发掘中能够观察到的最小的人类活动遗存定义为堆积单位,二是将具有相同功能的堆积单位进行整合,定义为遗迹单位,并按照遗迹单位进行统一编号。这样既观察到了人类的行为活动,又合理地进行了归纳,其方法尤其适合于土遗址的发掘,优于单纯的context发掘法。新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确认了这种发掘方法。除了发掘的理念之外,大量的高新科技也不断应用在各地田野考古发掘的实践中。包括电子全站仪、高精度GPS和摄影测量等技术都已在国内的田野考古发掘测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也开始进入田野考古测绘领域。各地的考古工作者甚至根据不同的遗址堆积创造性地开发了各种不同的发掘方法,如固沙发掘法即是一大创造。
田野考古发掘科技辅助系统方面,近年来也获得重大的进展。2008年由敦煌研究院等单位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台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车),能将专业化技术装备和专业人员快速地派向现场,可为制定考古发掘预案、考古现场信息的全方位记录和出土文物发掘现场保护提供技术设备保障。该移动实验室已在山东寿光双王城古代盐业遗址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项目考古发掘现场中试用,取得良好效果。
样品采集是田野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作到准确、全面、科学、有效。由于田野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学研究方式的差别,国内普遍存在二者不能有效融合的问题,从而导致所发表的科技考古论文仅仅被当做分析报告而已。鉴于这种情况,在目前条件下,科技考古工作者最好亲自走向田野采样。走向田野并不意味着到田野采集了样品就走,而是要亲身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全过程,在发掘中用各学科优势和独特视角研究地层堆积问题,并与考古学家一起讨论,针对性地设计不同的取样方法和取样内容。这需要科技考古工作模式的改变。
记录是田野考古发掘的重要内容。随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田野考古记录的数字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考古工作单位对田野考古记录的数字化进行过或正在进行着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在新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对考古发掘的记录形式和记录内容进行了规范。近来国家文物局又组织多方面专家对田野考古发掘过程进行标准化研究,相信会提高田野考古发掘记录技术水平。
现代科技在田野考古资料整理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对出土考古遗物的拼对修复、观察统计、测绘记录和对考古遗物以及记录资料的建档存放的各个方面。近年来国内一些考古研究项目中对室内整理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目前现代科技的使用还相当缺乏,除一些单位尝试使用近景摄影测量的方式绘制器物线图和尝试建立并使用田野考古资料整理数据库之外,鲜有其他科技手段应用的情况。与国外相比,国内尤其缺乏对文物分类信息资料库的建设;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尽管也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但因技术缺陷而远未达到考古学研究的实际需求。这些都是亟待提高和发展之处。
四.田野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技术
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有各种类型、不同材质的遗迹和遗物现象,为使这些重要遗迹、遗物及现象不在短期内湮灭,如何保护文物,尤其是做好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成为当前考古发掘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文物在考古发掘现场的安全,而且关系到文物在今后能否得到妥善的保存。作为一项系统工作,它应贯穿于考古田野调查、田野勘探、现场发掘、现场提取、包装运输、室内整理和实验室微型发掘和随后的妥善保存贮藏等各环节中。
发达国家的文物考古人员,在考古发掘的同时,已经开始非常关注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问题。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专业文物保护人员始终在考古发掘现场工作而且也是领队成员之一。而美国学者Catherine Sease编著的“A Conservation Manual for the Field Archaeologist”,已成为指导考古工作者和文物保护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文物保护的基础教材之一。
中国的现场文物保护工作与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而且起点不高,目前在许多情况下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仍处于被动无奈的局面。尽管目前国内在现场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墓葬壁画等方面,探索出了不同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原始信息,以便后期在实验室内细致的清理、保护,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但从目前状况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依然是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相脱离,这是一个普遍而又严峻的现象,尤其是目前考古发掘依然是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情况下,形势更是不容乐观。其原因在于:1.机制与理念问题。国内大部分发掘项目在设计考古发掘计划时,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没有好的联合机制。而在有些考古发掘项目中,更注意短期文物信息的提取,重视修复,而不能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进行保护工作,从而缺少对文物本身的人文关怀。2.知识结构和现场保护技术问题。在考古发掘现场保护中,考古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十分重要,既要提高考古学者的自然科学素质,又要提高文物保护修复专家的考古发掘基本知识。如果文物保护科技人员专业素养不高,就有可能会无的放矢,不仅不能对文物进行有效的现场保护,而且可能影响,甚至妨碍正常的考古发掘。总之,迄今为止,国内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工作的研究和理论水平仍停留在较低层次,而随着老一代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人员的退出,将会出现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技术青黄不接的局面。
五.现代科技在考古资料实验室分析中的应用现状
中国考古学界对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分析考古资料的研究作用相当重视。早在周口店和殷墟的发掘中就开始对人和动物遗骸进行了基础性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上世纪50年代初南京博物院在发掘宜兴周处墓时,对出土遗物的化学元素组成进行了测定。1955年夏鼐在《考古》杂志首先系统介绍碳十四测年并亲自领导筹建实验室,196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建成我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科技考古在中国的真正发展应该始于70年代中后期。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后到90 年代,考古资料的实验室分析研究得到稳步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多学科密切合作的研究模式。利用碳十四、铀系和电子自旋共振等测年技术初步建立起中国旧、新石器时代的绝对年代框架。在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对玉石、陶瓷和金属器进行化学分析和微观组织分析等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成为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模式的范例。新世纪以来,随着“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组织和实施,各种考古资料的实验室分析技术与手段得到全面发展,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各阶段,科技手段的大规模使用及联合研究的局面开始形成。
通过国家持续支持,我国碳十四测年技术日臻成熟,已在建立年代标尺方面有效地发挥作用。现在北京大学购置了一台碳十四专用的加速器质谱仪,并建立相应配套的制样实验室,达到年测样能力2000个以上。另外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新建一台加速器质谱用于碳十四测年工作。实现了中国碳十四年代学上的又一次飞跃。今后应在对碳十四测年可靠性和标准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释光测年技术等,进一步提高测年精确度,提高质量监控水平;进一步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密切配合;进一步建立或完善、细化中国考古学年代框架。
环境考古也取得重大进展,但应该考虑到以下四个方面:1.服务于考古学研究的整体大局,立足于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局限于古环境分析数据的获取;2.加强与聚落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相关领域的进一步整合,在典型的区域或遗址有组织、有计划地付诸实践,为区域人地关系模式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3.对古环境进行系统重建,将遗址范围内进行的古环境研究与自然剖面的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点”的研究与“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将不同的古环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4.根据不同区域或者遗址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考古工作。
生物考古是目前国际科技考古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尽管我国的生物考古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现代人起源及农业起源具有特点。建议在如下几个方向推进生物考古的研究:1.完善考古发掘中收集资料的方法,通过多学科协作以及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加强建设或规范生物考古实验室建设;2.通过土壤微结构、农作物硅酸体和淀粉粒的微观特征、残留物分析等基础研究,加强对农业起源的探索;3.利用稳定同位素分析、DNA分析和年代测定技术,研究人类进化、迁徙和种族分化,以及人群中阶层的出现与分化等内容;4.加强古代DNA测试及其防污染研究。
目前各种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在国内的古陶瓷研究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古陶瓷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结合文献考释、考古研究揭示了印纹硬陶产地、原始瓷的形成、瓷器的起源、南北方制瓷原料的研究、南北方瓷釉的研究、高低温色釉形成机理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外古陶瓷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越来越重视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展开研究,尤其是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虽然我国陶瓷考古研究长期居世界前列,但有关新技术新方法在陶瓷考古中的应用方面,国际上常常走在我们前面。
多年来,科技史专家与文物考古专家合作,开展了大量与古代金属相关的研究工作,已在中国早期铜器起源、商周青铜冶铸技术、铜器表面工艺技术、生铁与生铁制钢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国内冶金考古从总体上呈现出如下趋势:第一,高科技手段在金属文物的检测分析及矿冶遗址的现场调查分析方面的运用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文物的科学研究逐渐成为挖掘各种内在信息的主要路径;第二,对传统金属工艺和古矿冶遗址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将成为该领域新的重要发展方向。
除上述所列主要研究外,还有多种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自然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被引入考古研究中来。考古学的研究越来越向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一些重大的考古学问题的解决无一不需要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就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古文献学、甲骨研究、天文学以及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且有益的尝试,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指南针计划”的实施是更大范围的学科交叉与合作。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六.公众考古及实验考古中的现代科技
注重考古发掘、保护和复原展示,积极开展实验考古研究,推动公众考古的发展,是国外发达国家考古学的真实写照。如日本古代制铁研究会(日本たたら研究会)是研究古代冶铁生产的学术组织,其会员对日本古代炼铁技术进行的系统调查与考古发掘,并对中国和韩国等古代冶铁遗址进行考察。根据这些考古资料,组织完成多次冶铁实验考古研究。从矿石、燃料、鼓风、炉型结果、冶炼流程等多方面,完全按照古代技术状况进行模拟,以研究古代的技术信息,完成多种形式的公众展示,取得较好的学术和社会效果。
中国考古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始终倡导为历史、为人民的价值观。1984 年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考古学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它同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二是它要面向社会。就是面向人民群众,面向未来。”1987年又指出“考古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它将越来越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所以以文物的发现、保护、利用、传播为核心的一系列实践性公众考古学活动,与西方公众考古学理念是一致的。最近几年,考古界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较多,并成立公众考古研究机构,召开相关学术会议,取得较好效果。
目前,国内考古学界公众考古的主动意识有明显增强,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域广泛开展,但有关公众考古理论上的探讨却开展得不多,有关展示、公众宣传等技术方法上还有些滞后。2009年末,因安阳西高穴东汉大墓考古成果的发布,引起关于“曹操墓”真假的争论,则充分体现了公众兴趣和我们对此的准备不足。尽管这一事件的出现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但对于考古界来讲,面对缺乏专业训练的公众,需要让他们知其然,更要让他们知其所以然,要把考古发掘中的困惑、思考和论证过程,用普及专业知识的方法引导公众的认知。当然,如果有好的技术方法和展示手段为支撑,将是最好不过的。
七. 我国考古领域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在国内文化遗产评估与管理、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整理、实验室研究和公众推广等各个环节均得到广泛应用,对提高田野考古工作水平、促进考古学科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无损勘探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信息化技术得到推广;标准化建设得到加强;田野考古装备得到更新;考古发掘记录、测绘和样品采集技术得以规范化和提高;多种理化检测分析方法更加先进;基础数据采集手段多样化;文化遗产管理和公众推广水平得以提高。但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也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需引起充分重视。
考古调查与发掘方面:国内的许多技术装备,如高精度GPS的应用、三维激光扫描等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大遗址的控制测量等方面有较多应用,然而在田野考古取样和记录方面,国内发展还相对滞后。更重要的是国内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大量是抢救性质的,发掘工期紧,工作任务量大,导致发掘过程草率,测绘和记录方式简单,大量样本被丢弃,制约了我国田野考古发掘的深入发展。
田野考古资料整理:多停留在传统的类型学分期排队的层次上,少有深入、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更有甚者,一些抢救性的发掘项目对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敷衍了事,仅发表一些代表性的文物标本,大量被发掘出来的重要信息在室内整理阶段又被丢弃,或者干脆对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不做整理。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国内田野考古发掘水平的进步。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吸收国外田野考古资料整理成功经验,对此有专门规定,可望解决这一问题。
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在现实工作中严重脱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目前考古发掘依然是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形式下,形势更为严峻。即使理想的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其过程也是不可复原的。所以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亟需加强。
考古资料的实验室分析:最重要的问题仍然在于考古研究与实验室分析之间的脱节问题。虽然近年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发掘开始注意获取包括动植物、环境生态、生业经济等方面的样品,制定工作手册和规范,并尝试对田野考古发掘记录进行数字化,但整体来讲,这些工作缺乏系统性,科技考古人员少有下田野,缺乏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
基础性研究工作尚需加强。尽管碳十四和释光测年技术、生物考古、环境考古、陶瓷和冶金考古等研究领域取得较大进展和突破,但原始性创新较少,研究方法需要集成创新。考古学研究涉及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只要不断有新的方法和手段被开发用于研究现代社会,就有被考古学研究所应用的可能性。考古学的研究越来越向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一些重大的考古学问题的解决无一不需要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这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集成创新。
开展文化遗产管理、公众考古所需技术与装备需要较大发展,在虚拟现实、数据库、网络、空间技术与古人类遗址和环境重建等方面均需加强应用研究。实验考古学研究薄弱。
根据考古领域科技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也暴露出很多深层次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着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使得考古学未能在国家重大建设需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基础性、原创性成果少。在我国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整理、现场保护和实验室分析等工作中,除少数为中国学者独创外,大量成果属于跟踪模仿研究,缺少原创性的科学发现,由中国学者首次发现的规律、首次提出的概念、方法、理论与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并进行国际推广还不多见。
第二,学科整合依旧是一难题。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整合方面依然是一难题,两张皮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由于研究机制以及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等原因,这一问题在考古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初步建起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模式,但具体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尚不完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不断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
第三,学科研究队伍建设亟需加强。目前,全国1400多名考古领队,每年参加田野考古发掘的有700~800人,与考古领队相比,专职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即便如此,多年以来,地方考古研究机构一直承担繁重的基建考古任务,不能保证获取考古资料的有效性,也限制了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从而导致科研工作相对滞后。因此,需要营造学术研究的氛围,及时更新考古领队和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培养更多有竞争力的考古和科技考古人才,是极为迫切的任务。
第四,考古学研究硬件建设急需加强。在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现场保护、实验室分析和公众考古中的硬件实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十一五”以来,各考古单位在田野考古的设施和设备上有较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部分考古单位的测绘、记录和实验室分析的硬件缺乏,需引起重视。
第五,检测分析和实验室建设的标准化工作进展不平衡。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研究有关考古学文化的延续时间、地域、发展过程、原因及机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考古学的技术支撑条件。通过与考古学研究的有机结合,深入探索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对考古信息的收集、辨析和解读的有效方法并制订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可切实推进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与国外的差别较大,各研究方向、各单位之间的建设不平衡。
第六,考古学学科普及技术手段亟需提高。随着人民大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文化的需求扩大和品位提高,考古学正日益为社会所理解和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日益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尽管考古科普工作对此已有较多的积极的响应,但关于其理论、技术与方法均需进一步研究。
八.关于考古科技发展的几点思考
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考古科技的发展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建设,以进行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以技术引进与创新、技术规范制定、重点课题引导和人才培养等方式带动考古学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提高考古研究水平。
针对我国考古领域基础性、原创性成果少,检测分析和实验室建设的标准化工作进展不平衡等这些突出问题,应大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整理、实验室分析和公众推广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如物理学与数学新方法的模拟、GIS技术平台三维图像记录、土壤浸蚀模型等、埋藏学特征、实验室建设与检测规范等。通过基础研究,以加快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建设步伐,夯实考古学研究快速发展的基础。
要关注考古学与其他学科融合形成的新的学科生长点,关注可能影响未来考古学发展的一些科学技术制高点,还要关注一些考古学新思想和新概念。考古学的发展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来,考古学亦为各种学科提供可资研究的资料,但如何进行学科整合依旧是一难题。从目前看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指南针计划”是一种较好的形式,建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更多综合性项目,发挥重点项目的引领作用,并通过关键科技前沿问题的突破来带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创新。
要认真研究人才成长规律,侧重打造一个相互衔接的包括考古学各研究方向的人才资助和培养链。应根据当前考古人才队伍建设状况,遵循人才成长客观规律,设计有效措施,加大对真正愿意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才培养力度。国家应加大对本科生、研究生的资助,吸引学生致力于考古学研究。适当加大自由申请课题资助数量并对青年承担者有一定倾斜,帮助有志于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人才的成长。增加高等学校考古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加大在职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通过这些建设,力争培养一批有创新能力、热爱考古事业、有国家竞争力的人才队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培养需引起足够重视。这方面我们同意陈铁梅先生在《科技考古学》中的有关论述:“目前我国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人员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多数是理工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科技考古的实际工作中学习考古学的知识;另有少数人员是科班考古出身,从事科技考古某个专门领域的研究。这两类人基本上都能胜任自已的工作,因为他们或者在自然科学的某个领域、或者在考古学科接受过正规的培养,他们至少在某个学科领域的底蕴较厚,而且有志于科技考古的研究。但是学理工出身的人员必须学习考古学知识,学习考古学家善于联想、对比和综合的思维方法;考古科班出身的科技考古工作者要扩展自然科学多学科的知识面,注意提高重视实证和定量思维方法的素养。”
致谢:本文是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战略研究”中“考古领域科技问题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特别感谢北京大学陈铁梅、赵辉、张弛、吴小红、雷兴山、秦岭;北京科技大学梅建军、李延祥、潜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李新伟、王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马清林;中国国家博物馆铁付德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军昌等诸先生在本文写作中的指导与帮助。
(责任编辑:周广明)
作者：陈建立 张 海 梁宏刚
第二篇：考古报告是考古人的学术著作
文博系统评聘职称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有评委不认可考古报告为学术成果的情况。我在选编《三水集——许永杰考古文存》的最后，舍弃了几篇由我执笔的考古发掘报告。原因不是我认为此类文章不属于考古学论文，而是因为发掘报告虽为个人执笔，但却是集体成果。
前辈考古学者是把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当做考古学论文的。
前辈考古学者是把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当做考古学论文的。1987年出版的《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收录12篇文章，其中新石器时代的3篇《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雁北三处史前遗址调查》，均为考古调查发掘报告。1984年出版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收录23篇文章，第一篇《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节选)和第二篇《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为考古调查发掘报告。1959年出版的夏鼐《考古学论文集》收录的10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夏鼐先生在《编后记》中讲：“第一部分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遗存的调查和发掘报告”，这一部分共收录3篇文章，为《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临洮寺洼山发掘记》和《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1959年出版的《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收录的7篇文章中，至少《昂昂溪史前遗址》《后冈发掘小记》和《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3篇属于考古报告。
更早的例子可举1946年出版的《六同别录》，此书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庆祝抗战胜利，即将离开四川南溪李庄时石印一部三册的论文集。傅斯年所长在《编辑者告白》中讲：“这一册何以名《六同别录》呢?其实这里面的论文，都可以放在集刊里的，因印刷技术之故，单提出来，故曰别录。六同是萧梁时代的郡名，其郡治似乎即是我们研究所现在所在地——四川南溪的李庄镇——或者相去不远。其他的古地名，大多现在用在临近处，而六同一个名词，颇近‘抗战胜利’之意，所以就用了它。”傅先生在这里除了解释文集名称的寓意外，还讲到收录的文章性质是属“论文”。这些论文如不刊在此“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中，都是可以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发表的。《六同别录》3册共收录27篇文章，于此仅举数例：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属于语言学，张政烺《奭字说》属于古文字学，劳幹《论汉朝的内朝与外朝》属于历史学，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属于人类学，属于考古学的则收入石璋如的三篇：《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小屯的文化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
考古报告完全能够体现考古人的学术水平，也能充分体现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考古报告完全能够体现考古人的学术水平，也能充分体现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读过宿白先生执笔的《白沙宋墓》的人，都不会说此考古发掘报告不是学术著作。该报告内容是1951年底到1952年初河南禹县白沙镇所发掘的三座宋代赵氏家族墓。徐苹芳先生在2002年文物出版社再版《白沙宋墓》之际，写有一篇《重读〈白沙宋墓〉》的文章，客观准确地对该报告作出介绍和评价。白沙这三座北宋中晚期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属于新发现的墓葬类型，在编写报告的时候，没有可资沿用的同类考古发掘报告体例。《白沙宋墓》报告的整体安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资料，一个部分是论述。资料部分以墓葬为序，详细介绍发掘经过、墓的构造、墓的装饰、人骨和随葬品;论述部分包括三座墓葬的年代、三座墓葬的关系和墓主人的社会身份、三座墓葬的墓室构造和布置。这样的结构安排兼顾到考古报告的两大特性——资料性和著述性。历史时期考古学主要方法就是用传世文献解释考古遗存，《白沙宋墓》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的、超出正文字数的文献注释，读者无不钦佩作者在注释中表现出的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将阐释考古遗存的文献从正文中移出放在注释中，徐苹芳认为：“考古报告本身便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形式。为了达到学术研究的目的，我认为只要是符合学术研究的科学准则，有利于阐述论证意见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是可行的。”以大量注释史料方式写成的《白沙宋墓》，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及伯希和《马可波罗行纪》的注释相媲美。《白沙宋墓》使用文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当世文献阐释当世历史，报告引用最多的文献一是讲建筑的李诫《营造法式》，一是讲葬俗的王洙《地理新书》，这两部著作均为北宋时期的著作。
史前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可举张忠培先生执笔的《元君庙仰韶墓地》。《元君庙仰韶墓地》报道的是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于1958年秋至1959年夏，在华县元君庙全面揭露的一处由57座墓葬组成的史前时期的墓地。故宫博物院新编《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收有陈雍先生撰写的《认知“元君庙模式”》一文，该文对元君庙墓地的发掘及发掘报告创建的以墓地材料重建史前社会的模式做出客观准确的介绍和评价。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可以称得上《元君庙仰韶墓地》最突出的体例特点。陈雍以阶梯式的形式表述了《元君庙仰韶墓地》一书的三个递进论证逻辑：“从一种炊器/认识了/一组器物的/演变逻辑/一种文化的/序列维系/一片墓地的/时空关系;从一种墓葬/认识了/一片墓地的/类型含义/一种社会的/组织结构/一种社会的/形态性质;从一座墓葬/认识了一群男女的/生活差异/一种制度的/存在真谛/一种社会/与另一种社会的/内在联系。”第一个逻辑链讲的是报告从弦纹夹砂罐入手，推导出尖底瓶、夹砂罐、钵盆组合的演变，进而认识了墓地的形成有三个阶段，墓地的结构布局是六排两片;第二个逻辑链讲的是报告从合葬墓为家族墓的认定入手，进而得出墓区为氏族墓、墓地为部落墓的人群性质，墓地的人群组织为两个氏族构成的一个部落;第三个逻辑链讲的是报告从M420成年女性与未成年女性的合葬墓入手，看出社会对女性的重视，因男女社会分工不同導致男女的社会身份地位不同，元君庙社会处于发达的母系制阶段。三个逻辑论证链自身是递进的逻辑论证，三个逻辑链之间也是一个递进的逻辑论证，即从墓地的分期认识墓地的布局，从墓地的布局认识人群的组织形态，从人群的组织认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史前时期考古学是最能体现考古学方法的断代考古，《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墓地分期和空间布局是用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得出的，社会人群组织的认识则是用民族考古学的阐释方法得出的。
朱乃诚先生最近在文章中批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的编写体例，认为报告作者出于公布研究成果的目的，将本应写在最后的著述性的《墓地范围、分期与布局》一章放在了《前言》之后、资料性的《墓穴与葬式》《随葬器物》《遗址》各章之前，此与大多的考古报告编写体例不合。资料性和著述性是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的两个特性，两者在一部考古报告中如何安排，是否一定是资料部分置前，著述部分置后?其实，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体例是多样化的，采取何种体例，要视编写内容而定，正像上文讲到的徐苹芳看待《白沙宋墓》阐释文献安排位置一样，“只要是符合学术研究的科学准则，有利于阐述论证意见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是可行的”。
殊不知正是由于人们过分强调考古发掘报告的八股式编写体例——资料在前著述在后，才有了一些人——包括其他学科的人也包括考古学的人——产生了对考古发掘报告的厌读;也正是由于过分强调考古发掘报告的资料性，才有了一些人对考古发掘报告不属于学术成果的认识。
根据田野考古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考古报告包括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
根据田野考古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考古报告包括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我曾写过一篇导读苏秉琦《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调查报告的文章，在此，仅重复一下该文对调查者于开瑞庄北清理的一处剖面的层位学意义：1.继梁思永发掘河南安阳后岗遗址之后，再次发现仰韶、龙山、历史时期的“三叠层”。2.揭示出遗迹堆积与地层堆积在考古层位学上具有相同的意义，两者在遗址的有序堆积中，均属独立的堆积单位，具有相同的分期意义。3.给出在层位堆积中，除叠压、打破两种地层关系外，还存在第三种地层关系——“平列”的启示。
在中国考古学文献中还有一篇经典调查报告，即徐旭生先生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该报告的重大学术意义，当首推揭开了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并且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自1960年代发掘至今，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考古学界大多人认定该遗址就是夏王朝都城的废墟。报告的研究方法是据文献记载确定夏氏族活动的区域，徐氏排查梳理与夏氏族相关的先秦文献史料后，“觉得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颖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 )一带”。这种以文献记载为线索的调查方法，颇类海因里希·谢里曼相信《荷马史诗》寻找和发掘特洛伊城的做法。该报告还使用了一个方法，即考古遗存的“区域认定法”。晚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安阳殷墟所在的豫北，早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郑州二里岗所在的豫中，周代早期文化在丰镐所在的渭河流域，而在商文化和周文化分布的区域之外的豫西寻找夏文化。这种历史时期族文化考古遗存的探寻方法，不同于“系谱追溯法”，即如从商代晚期的小屯文化追溯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再向前追溯先商文化。
考古学业内对考古报告性质的认识。
《白沙宋墓》《元君庙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这样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不仅是学术著作，而且是经典学术著作。
前不久，《大众考古》上发表贺云翱先生一篇讲考古发掘报告的文章。作者从考古学的立足之本、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产生和运用、考古人对考古遗存的认识过程、考古人揭示考古遗存的工作过程、考古报告的成果性质、考古发掘报告为社会服务的属性、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费用等七个方面阐述了考古发掘报告的重要性，认为“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的核心成果。
曾有一个时期，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项目只是资助重要发掘、重大发现的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出版，这说明考古发掘报告在国家项目层面上受到的重视。《六同别录》中收录的石璋如的三篇考古报告，傅斯年将其与语言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论文一视同仁。与此相同，考古报告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享受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相同的待遇。
鉴于文物资源不可再生的特性，有人讲考古发掘也是一种破坏，尤其是那些品质不高的考古发掘和那些挖完以后不报道材料的考古发掘。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和干预下，在考古发掘单位的积极配合下，一些延迟报道的重大考古发掘材料也已陆续以大部头的专题报告形式发表。考古发掘材料未能及时报道的原因有很多，诸如原始记录不存，发掘人过世等。其实，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本应负责报告编写的人对报告重视不够，未能把考古报告理解为学术著作，热衷于写作“学术论文”，考古材料还未报道，相关的研究文章早已充斥纸端;一个是把考古报告的学术含量看得过高，总想把自己负责的考古发掘报告写成像《白沙宋墓》《元君庙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那样的学术经典，却眼高手低，迟迟拿不出来。
张忠培在《还是要向邹衡学习》一文中说：“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所以成为考古学的本质，考古发掘既是对遗存的保护又是对遗存的破坏，所以，考古报告既是检验考古工作者学术研究水准高下的著作，又是保存、保护遗存的必需的重要平臺，也是测试考古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试金石，故入道的考古工作者都将编写好考古报告作为其考古人生最重要的追求。”
中国的传统史学有著史、考史、论史之分，若论重要，当首推著史，次为考史，而论史居后。依此衡量考古学，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性质与著史相同，其重要意义当在编写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之上。对于考古人而言，真正能够传世的著作只能是考古发掘报告。
作者：许永杰
第三篇：发挥考古旅游资源优势 推进天津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各地要积极挖掘文化和旅游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全域旅游向纵深发展，持续增长我国旅游消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资源的不断丰富以及市场客群的精准细分，旅游已经逐步告别了“到此一游”的消费追求，取而代之的是更有意义、更具个性化的出游需求。在此背景下，将文化、旅游、考古资源进行有机结合，以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自然风光为主要支点的“考古+旅游”模式越来越受到欢迎。天津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积淀下的遗迹和文物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何将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整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考古+旅游”模式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国内外考古遗址公园的主要特点
考古遗址公园于20世纪70年代率先在欧美等国家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日本模式、美国模式及以英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模式。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崭露头角。2009年，在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文化事业，考古遗址公园由此进入发展快车道，以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良渚文化国家公园为代表的一批体系完备、特点鲜明的遗址公园建设并发展起来。截至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经评定公布了三批共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些公园不仅成为回望中华悠久历史的代表性场所，更通过多种形式为当地文化旅游带来发展契机。
综合国内外具体情况，较为成熟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一般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公园建设以重要遗址为依托，以较成熟的考古工作为基础，遗址选择具有较高历史价值与文化特色;二是将遗址公园建设开发与周边旅游资源做整体考虑，避免遗址公园成为孤立存在，使其能成为区域性旅游开发、主题旅游线路设定中的重要环节;三是遗址公园建设并非单纯遗址展示的简单模式，往往与山水游览、生态体验、科技体验等多种功能相结合，成为复合型的公园开发形态;四是遗址考古文化展示采取多种模式，既有遗址原真性展示，亦有相关博物馆或展示空间对遗址历史文化信息的集中展示，并采取云计算、智慧物联、AR等新兴科技手段对考古现场、过程等进行信息化复原展示，强化游客的互动体验感受。
二、天津考古旅游优质资源发展现状
目前，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2处(蓟州长城、大运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0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38处，其余是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動文物。本文选取其中考古基础坚实、历史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巨大，且具有可持续研究空间的考古遗址作为代表，分析天津域内考古旅游资源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1.千像寺遗址。千像寺造像群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盘山九华峰东麓、官庄镇联合村北。2006年5月25日，千像寺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其优势在于三方面。一是文物价值高、可观赏性强，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源独特性。千像寺石刻不同于龙门、云冈等石窟造像，其在较大地域内以大量阴刻线刻画佛像的形式在北方乃至全国范围内都较为罕见。同时，千像寺遗址范围内存有清代静寄山庄(乾隆行宫)遗址、抗战时期包森养伤处等多处历史及革命遗迹，历史底蕴深厚。二是考古等前期工作较坚实，开发基础好，后期工程建设投入较少、时间较短。自2003年开始，天津遗产保护中心及蓟州区文保部门围绕该遗址进行了大量详尽的调查勘探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材料。2019年，国家文物局拨付专款对该遗址进行全面修缮保护，该工程预计历时两年，在充分体现保护优先的同时，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周边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千像寺遗址毗邻盘山风景区，与北少林寺、蓟州城关独乐寺等相距不远。该遗址区域山水风景宜人，较易与周边资源串接，可开发生态游、人文游等多种主题性旅游线路。其劣势在于：一是该遗址知名度较低，因多年未对社会开放，社会民众对其了解不多;二是遗址位于山区，虽海拔不高，但因多年未正式开放使其在开发建设方面具有一定难度。
2.朝阳洞遗址。朝阳洞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果香峪村西北的小山接近山顶处，是天津地区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朝阳洞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天津地区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考古的空白，初步构建起了天津地区距今10万年前旧石器文化的编年序列，将天津地区早期人类探源向前推进了关键一步，是天津旧石器考古工作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在这里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其优势在于：一是历史人文价值突出，特色鲜明，与北京周口店、福建万寿岩属同类型遗址，在遗址公园宣传方面具有较高潜力;二是前期考古工作基础扎实，相关信息提取完备，所发掘的古人类遗存现已委托吉林大学进行整理，且经初步查勘可确定周边具备古人类生活洞穴多处，具有建设遗址公园所需的持续性考古工作的可能性;三是生态环境优异，具备较好的山林自然景观，且与周边九山顶、梨木台、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相距不远，可实现多类型旅游资源的融合开发。其劣势在于：一是遗址位于山区，山顶与山底相距较远，如建设遗址公园，其展示、体验、服务与遗址区域难以形成紧密呼应;二是遗址本身空间较小，仅一洞而已，可观览性不强。
3.大沽口炮台遗址。大沽口炮台遗址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原置于海河南北两岸，俗称“津门之屏”，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海防屏障。现在大沽口炮台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以“海门古塞”之誉被评为“津门十景”之一，并确定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其优势在于：一是历史底蕴深厚，该遗址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重要意义;二是该遗址开发较早，现已形成“遗址+博物馆”较为成熟开放的体系，具有一定的展示、互动功能;三是该遗址位于海滨，拥有较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且邻近北洋水师大沽船厂遗址、天津碱厂厂史馆等，有利于主题线路整合开发。其劣势在于：一是该遗址靠近海滨滩涂，地形狭长，地域空间相对逼仄;二是该遗址毗邻军事用地，使用开发具有一定难度。
三、天津市开发考古遗址公园的对策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旅游的文化性将体现得愈发明显，再加上旅游市场的不断拓展，考古旅游必然是一种发展的新思路。通过对国内外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思路、考古旅游模式的调研，结合天津市考古文物资源，现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1.加强考古文物资源的基础研究。一是加强对天津地区考古资源的基础研究。对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的考古遗址，开展主动考古发掘，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和详尽的综合研究，系统梳理其历史文化价值。同时，通过多种媒介将其学术研究难点、讨论的焦点和历史上的谜点公布于众，既能营造文化氛围，激发研究深度和广度，也能吸引潜在游客。二是加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选择一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与文化特色的考古遗址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将其嵌入区域性旅游开发、主题旅游线路设定中，与山水游览、生态体验、科技体验等多种功能相结合，打造复合型的公园开发形态。三是培养本土文化旅游人才。培养和提高旅游从业人员对考古资源的认识，不断增强其专业技能，要让从业人员将这些考古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等专业性较强的知识转化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同时培养其对考古资源的保护意识，促进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开发独具特色的考古旅游线路。特色堪比旅游的生命，天津地区的文物考古资源相对文物大省较为匮乏，分布较为分散，且易受到北京、河北同类资源的影响，因而彰显特色对于天津开展考古旅游显得尤为重要。天津地區的考古旅游不应以单纯参观考古遗址公园为主，而应该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周边的旅游资源进行组合开发，扩大集群效应，同时可以将天津地区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到旅游线路之中，增强旅游竞争力。
3.丰富考古旅游产品的游客体验。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过程中，应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游客的体验感，不应只是局限于让游客参观，而应是开辟考古体验区，可开发一些具有探险性和趣味性的以文化考古为主题的模拟考古项目，允许游客亲自动手发掘，体验考古的乐趣;或者经常开展一些以文物修复、陶艺制作为主题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其中。
4.加大考古旅游产品的宣传和营销力度。针对潜在游客在了解旅游产品信息渠道方面呈现出的越发多元化的趋势，应进一步完善天津市的旅游信息网络宣传模式，逐步开拓电视、报纸、网站之外的宣传媒介，如制定在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热点APP上投放宣传短片、进行网红直播等宣传营销策略，借鉴成都、苏州、杭州等地的旅游营销经验，打造一批具有网红性质的旅游产品。
5.推动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天津发展“考古+旅游”，应坚持顶层设计，形成由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的发展格局，在充分借鉴其他省市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天津地方特色的“考古+旅游”模式。“考古+旅游”的产品不应贪多求快，而应从长计议，循序推进，成熟一批发展一批，坚持“发展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发展策略。坚持“保护第一”的开发理念，注意开发的适度性与适当性，防止考古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的变质与退化。此外，还应加大对天津考古工作的支持力度，积极申报“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专项，通过不断系统地开展考古工作，逐步发掘潜在的考古旅游线路，进而充实天津市“考古+旅游”的资源与内涵，推动天津市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59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员，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责任编辑：朱 健
作者：姚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