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定义论文范文第1篇
从国外农村金融体制看,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东亚国家和我国台湾,农村合作金融都建立了自下而上的网络化组织,这些合作金融组织最鲜明的特色是贯彻了合作制的“自愿参与、民主管理、一人一票、服务社员、利润返还”等原则,都是以农户为主体,建立了农协或农会和信用合作社。而这些农协或信用合作社又受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税或再贷款业务等支持。本文在论述国外农村金融体制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短扳——我国农村缺乏以农户为主体的合作金融,这是造成农民贷款难的根源,并相应对我国如何有力地扶持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村合作经济的蓬勃发展进行了探讨。
国外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状况
美国的合作金融发展状况
美国的合作金融是在20世纪初经济大萧条时期兴起的,当时在政府的支持下,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社区内结成了合作性质的信用社,为入会成员提供借款等信用服务,其宗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自主经营和“一票制”的民主管理。美国现有信用社11145家,不仅在农村设置,在城市各社区、企业、军队、学校都可以设置,其会员一般局限于本区域内中低收入阶层,自愿入会者只要填一份入会表,交5美元股金,即可成为信用社的会员,享有存贷款、获利分红和选举的权利。目前,全国信用社共有会员7600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全国信用社资产总额4110亿美元,各项存欵3600亿美元,各项贷款2530亿美元(约占农村贷款总余额的31%),资本充足率平均在11.5%以上。1934年通过《联邦信用社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对信用社的优惠政策,一是建立信用社存款保险,免征各种税赋;二是信用社不交存款准备金;三是信用社可以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在1935年成立的美国信合保险集团,主要任务是为信用社及其会员提供各种保险,如贷款保护险、伤残险、忠诚险、财产险、储蓄寿险等,目前已为信用社会员提供300多保险品种,全国90%以上的信用社及会员都参加了该集团的保险。
日本的合作金融发展状况
日本农协是日本农村中的弱小经济个体(如农民、个体工商户等)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公正、平等作为思想基础,以互助、自立、自愿为原则,以共同富裕为其活动目标,而建立的所有参加者基本利益一致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它以一个地区(市、町、村)内所有农村经济活动为服务对象,围绕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开展多元化、综合性的服务。按照农协的结合方式、业务范围、组织制度等的不同,可分为综合农协、一般农协和专业农协三种,只有综合农协可以从事农村金融业务。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三级机构由下而上参股,均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它们之间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只有业务上相互往来依存关系。第一层次是农协合作金融部共有3564个,开办存贷款、转账结算等金融服务。第二层次是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县信联)共有47个,主要功能是帮助各农协合作金融部进行资金管理,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农业信用资金的结算、调剂和运用。第三层次是全国农林中央金库。日本还建立有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其资金来源中,日本财政出资三分之一,其余由农协合作金融部、县信联、农林中央金库出资,主要对农协经营损失和债务进行补偿,这是目前日本农村信用保险体系中规模最大的保障制度体系。日本还建立有相互援助制度和农业灾害补偿制度。
加拿大的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状况
加拿大是合作社运动较发达的国家,目前共有各类合作社7683个,其中金融类合作社2034个,非金融类合作社5649个;1530万社员,14.6万个合作社企业。金融类合作社,包括信用合作社、保险合作社、信托合作社。金融合作社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社员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从创办到现在,社员人数达1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资产超过1000亿加元,在全国的900多个社区设立信用社,信用社吸收储蓄存款788亿加元,金融类合作社在加拿大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国台湾的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状况
我国台湾的农业非常发达,农会是推动台湾农业发展的农村组织。台湾的农会能够办金融、推广技术、促进销售、维护农民权益。农会设有理事会、监事会、总干事,下设信贷部、技术推广部、会务部、产品营销部、加工厂等。农信部是台湾农会核心部分,台湾农村一直是农会办信用社,一个乡农会办一个乡农村信用社,也是农信部。每个乡的贷款规模,一般在20亿到100亿新台币,贷款利率2.5%到4%之间,存款利率是1.9%。农信部的利息收益很大,用来推广技术、营销、加工农产品、支持农业策略联盟的建设、提高农民素质等。提供了农会组织所需的运作成本,可以说,没有农信部就没有农会。而且,台湾农民的土地、房子都可以在农信部作抵押。现在台湾农民用1甲地,大概15亩,可以贷款900万台币。农会有一个土地估价的职能部门,而不需由政府部门来估价。台湾农业技术推广主要靠农会,按照农会统一标准去组织生产销售,农产品销售靠农会的营销部门。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现状是,成立50～60年的农村信用社几经变革实际已演变成为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也均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是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唯独短缺的是农户为主体的真正合作金融组织,这是造成农民贷款难的根本原因。我国借鉴国外农村金融体制的经验,农村金融体制应尽快补上以农户为主体的资金互助社——这一不可缺少的合作金融组织的短扳。
2008年6月,安徽凤阳县委、县政府召开“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试点工作会议”后,到11月,全县已由45个专业合作社采取“二合一”方式成立了45个资金互助合作社,入社农户1864户,入股资金1155.6万元,超额完成试点工作方案规定的每乡镇组建两家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要求。这么大规模的“二合一”资金互助合作社,在全省是第一家。从凤阳县的农民资金合作组织实践来看,其成效是显著的:一是解决了贫困农户的长期贷款难问题。农户资金互助社核心价值是向互助社成员提供资金支持,互助社成立后,规定凡互助社成员可以免费享有一个月的资金使用权利,资金使用总额超出自己股金的,只要有社员担保即可。二是解决了农村信贷成本最小化问题。过去信用社与农户之间信贷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而今资金互助社不仅没有任何交易费用,连同办公场所都是社员免费提供的。凤阳县41家互助社中,除1家利用村集体办公房外,其余全部利用社员家庭场所,这种高度信任和互助的优势,是任何正规机构都难以匹敌的。三是为农村信用社培养了新型信贷优质客户。凤阳县现有41家资金互助社,涉及农户1811万家,这些农户如果单独与信用社打交道,其成本是很高的。但同41家资金互助社打交道,将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质客户。
2006年11月,山东枣庄市山亭区果品业协会以果蔬恒温库为依托,联合五个储存大户为发起人,吸收56户社员投资入股26万元,总股金76万元,组建了“山亭果菜资金互助社”。2007年6月,店子镇供销社建立了丰源农民资金互助社,发展社员36户,吸收社员身份股5500元,总资本金额86万元。2007年7月,水泉供销社联合樱桃、冬桃合作社组建了“水泉强源资金互助社”,发起人投资15.9万元,发展社员53户,收取社员身份股7200元,流动股89.6万元,总资本金额达106.2万元。利用农产品及农资经营的淡旺季形成的资金余缺,调剂互助资金供社员使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适应了农业专业合作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合作社内部建立了资金的内部循环机制,拓宽了农村融资渠道,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益,提高了社员收入。
河北农合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开展农合工程中,指导各地开展村办信用合作社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到一年已指导成立了40个合作社,每社入社农户200户以上,平均入社股金超过500万元。合作社有了资金实力后,通过建立日用品超市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销售渠道和农业生产合作,使入社的农民得到了销售利润的经常返还,大大增强了农民对合作社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笔者参与了对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考察。该社社员股金64万元,其中240户资格股每户500元,合计12万元;投资股49.13万元。全社1800亩耕田,其中已有近900亩耕田由合作社统一建设成为高效的机械化示范田。合作社投资20万元,购买了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新型播种机、小潜水泵等先进农机具。投资16万元打了一眼灌溉用深机井,铺设了2700米管道。2008年该村小麦亩产800斤左右,2009年这近900亩统一耕种管理的小麦田,由于有深井水泵保证灌溉,小麦长势远比个体承包户的要好,预计亩产能达1000斤左右。它表明,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比个体承包户经营能增产粮食25%。
从2006年开始,由财政部门牵头在安徽、宁夏、重庆、四川、山东等省区改革扶贫模式,以财政扶贫资金“铺底”(一般为20万元),吸纳村民自有资金参与,在一些县建立发展互助资金组织,实行“民管、民借、民用、民还、周转使用,滚动发展”机制,都取得了明显效果。比如安徽省在30个县进行互助资金组织建设探索,农民加入“互助资金组织”的热情高涨,各地互助组织生机勃勃,全省农民互助资金组织已发展到830个。太湖县汤泉乡前畈村互助资金4.4万元,近三年累计发放贷款22.4万元,周转率500%,累计扶助贷款户68户次,产生利息6100多元。贷款扶持种养业,使该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收20%多。有了互助资金组织,农民很方便就能取得贷款。霍山县许多农民抱怨到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申请小额贷款时,“磨破鞋”、“说破嘴”、“还得不断填表格、托关系、送礼”,贷款往往还不及时,常常误了农时。农民既觉得“融资难”、更觉得“融资苦”。而互助资金组织就设在村内,农户间彼此知根知底,相互信任度高,办理贷款手续也简便,真正是“农民自己的土银行”。宁夏、重庆、四川、山东等试办发展村级互助资金组织,对扶贫、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均有大量生动的报道,这些生动的实践案例,使政府决策部门为在农村自然村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资金互助社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依据。
推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八点建议
对我国如何加快发展61万个以村为单位的农民为主体的资金互助社,笔者在此提出了了八点具体看法与建议,其中建议财政部门对全国61万个村,对每个村的资金互助社投资20万元,作为起动的资本金,以有力地扶持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村合作经济的蓬勃发展,拉动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从国外农村金融体制看,国外政府均采取各种优惠税收、利率政策措施扶持弱势群体——农民、个体工商业者等组织合作金融组织进行自助,我国有关部门对农民为主体的资金互助社也要加快出台各种扶持政策。我国有关部门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已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措施。但要知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离不开资金这个生产要素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离开资金这个生产要素是寸步难行。农民为主体的资金互助社,其性质是合作金融,是弱势群体——农民应对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产生的自助、自强组织。在此,笔者建议,财政部门在支持农民发展互助资金组织已取得了喜人的试点成绩基础上,能在全国推广。全国61万个村,如每个村资助20万元作为成立互助资金社启动资本金,全国财政需支出1220亿元。但这1220亿元是财政对农民互助资金社进行资本投资,是会一本万利的,它并不属于财政开支。财政部门如能及时推出这个有力帮扶农民的政策,这必将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并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在农村自然村不仅要鼓励帮助农民发展各类合作社,同时,必须要帮扶农民发展资金互助社。在农村自然村,如果只发展专业合作社,如不相应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真正合作金融组织,专业合作社是会寸步难行的。农村中成立的有些专业合作社由于缺乏抵押担保(农房、农机还不能成为抵押担保物),向银行贷不到款,合作生产经营无法开展。黑龙江双城市周家镇东跃村种粮大户刘彩华,从2001年开始种粮,没有从银行得到一分钱贷款支持。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仅有众多商业银行还是解决不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这也证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必须“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体制和“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是十分正确的。
河北农合信息有限公司牵头开展农信社工程,指导农民开展信用合作,以扶持农民进入消费品供应和生产资料供应领域,获取销售利润,这是符合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条中指出:“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开拓农村市场,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减免运销环节收费…,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保障农用生产资料供应”。河北农合信息有限公司就是从向农民提供信息、组织资金合作开始,进而帮助组织消费品超市和向工厂统一购进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使农民获得了低价的生产资料供应,因而受到了农民的拥护。
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由农会办信用社的成功经验,提倡全国61万个自然村均能尽快组织发展农户为主体的资金互助社,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也才有可能迎刃而解。台湾农业非常发达,是同乡农会可办信用合作社分不开的。台湾农会手中有了信用社这个强有力的金融工具,就能有效地促进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台湾农会还利用信用社的利润用来推广技术、营销、加工农产品、支持农业策略联盟的建设、提高农民素质等。要借鉴台湾农业发达的经验,尽快帮助农民发展合作金融组织,让农民掌握运用金融杠杆,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为了确保以农户为主体的合作金融组织能稳健发展,我国立法部门应加快合作金融立法。从美、日等国家合作金融发展看,都是先有合作金融法,后有合作金融组织。因此,我国立法部门应抓紧加快对合作金融立法工作。而银监会公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示范章程》,是按照商业银行原则进行监管,既复杂又繁琐,没有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管理的内容,应进行修改,明确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性质是合作金融,按照自愿参与、民主管理、一人一票、服务社员、利润返还等合作制原则进行管理。国家对合作金融应采取免征一切税收、免缴存款准备金等优惠政策措施。
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筹建要做到既能有效防范风险,又能坚持勤俭办社。银监会公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示范章程》,要求有专门的会计、办公用房、安保设施等。全国首家吉林梨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按照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示范章程》规定重新组建。重新组建的租房费、水电费、会计工资、安保设施支出等竟花了76000元,而资本金仅为十几万元,这祥算下来一年就要亏损六七千元。农村资金互助社完全按照城市商业银行一套办,是没有生存能力的。还是应坚持勤俭办社、因陋就简的办、采取兼职办为好。比如安徽凤阳县资金互助社办公场所都是社员免费提供,开办费用低,才有竞争力和生存能力。为了防范风险,可采取钱账分开管,账目定期上墙公布,让社员群众监督的办法是十分有效和可行的。
农民能够办好合作金融,不会重犯合作基金会的错误。从现在已办的农村互助资金组织看,《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安徽霍山、太湖县调查发现,村民对互助资金管理很严,设了许多“紧箍咒”:资金只允许在村、组内部借用;只能用于生产发展项目;不得平分给村民;不得用于抵扣往来款项;不得用于公益设施或非生产经营性支出。借款按照“户主申请、抵押或担保人签名、管理小组审查批准、公示、签订合同、放款”的程序予以办理。由村民选举产生的管理小组负责人管理互助资金,形成民主化管理机制。资金实行“由村民民主管理、自主决策、共同参与、相互监督”的管理原则,在村民组内部形成一种利益共管机制。由全体村民大会民主选举公道正派、有能力的管理小组,内设组长、会计、监督员,明确分工,按照程序办事。建议银监会按照农民已创造的互助资金管理经验,重新修订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示范章程》,以指导农民合规地组织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20世纪90年代,合作基金会的混乱违规经营,主要是由于在一些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下造成的,大量贷款被用于地方政绩工程、投资炒卖房地产等,而造成了大量呆账而失败。因此,只要能防止住和不准地方政府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行政干预,就不会产生行政干预的风险。
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会是否会影响现有农村信用社业务的发展?对此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从目前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的网点只有5.2万多个,多设在县城、镇和乡;61万个村设立农民为主体的资金互助社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资金余缺将要依靠农村信用社进行余缺调剂,解决了农民融资难,完善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层次性,弥补了农村信用社农村网点的不足,为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开拓金融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应积极扶持帮助农民发展资金互助社,其实也是培养自己的优质客户,特别是当农村资金互助社资金短缺时,农村信用社应给予贷款扶持。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研究部兼体改办原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原副秘书长)
农村社区定义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认为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增强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保障城市文化安全的现实需要。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等方面的差距。存在这些差距的原因是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资金投入机制单一、文化设施配置规律把握不准、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等。提出了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法律体系、构建“三体联动”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完善绩效评估与问责评估机制、多措并举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拓展志愿者参与渠道等建议。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公共文化设施与服务；小康社会；经费增长不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增强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活力，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①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北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为首都的公共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今后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定下了基调。因此，在北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文化战略重点就是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北京市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②的新要求，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服务的总和。③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范畴。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建设，必将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更好地体现公共文化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使人民真正成为文化发展的主体，达到北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目标。
一、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水平的重要意义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普遍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需要进一步正确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五位一体”建设协调发展、共同提高。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供给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北京要率先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国家文化中心，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建设一定要走在全国前列，要在全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这就要求北京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打造品质优良、供给高效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升人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增强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使人民有理想信念、有精神动力、有真知灼见、有创造能力，在“五位一体”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增强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保障城市文化安全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处于基础地位，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工程，是形成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任务。只有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好，才能使人民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奠定雄厚而又广泛的文化发展基础，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世界发达城市高度重视公共文化建设，将其作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他们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了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以及有益的公共文化管理经验。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其国际竞争主要是与世界发达城市的竞争，要在文化领域赢得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需要虚心学习世界发达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使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他们处于同一水平，甚至超过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先进的平台上实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结合，锻造中国特色公共文化并发挥其吸引力和感召力，更好地培养人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保障文化安全。
二、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通过指标体系衡量得出北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
建立指标体系的目的是量化测度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未来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值。这里按照指标体系，分别衡量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1. 公共图书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世界3个，北京0.1个）、平均服务半径（世界1.35千米，北京14.46千米）、人均馆藏量（世界3.62册，北京2.5册）、人均新购藏书量（世界0.21册，北京0.06册）、每万人拥有计算机数（世界6台，北京1.4台）、人均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世界0.03平方米，北京0.007平方米）差距很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的数量需要增加，空间布局还要更加合理，在体现均等性和便利性上尚需下大功夫。
人力资源方面，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专业馆员（世界5.4名，北京1.41名）差距很大，而专业馆员占总员工比例 （世界为33%，北京为34%）差距不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专业馆员总量不够，内部结构也需优化。
服务质量方面，主要体现为注册读者占常住居民比例 （世界为45%，北京为3.08%）、年人均借阅量（世界5.85册次，北京0.4册次）、年人均到馆率（世界3.81人次，北京0.58人次）、居民对图书馆的满意度（世界67.5%，北京41.2%）差距很大。这说明提高服务质量是北京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突出问题。
2. 文化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文化馆及类似设施数量（东京为2.9个，北京为1.7个）存在一定差距。
人力投入方面，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从业人员数量 （世界为2.88名，北京为1.2名） 存在较大差距。
服务质量与效能方面，主要体现为参与活动的人群比例（世界为27.2%，北京为24.7%）、居民满意度（世界为67.5%，北京为40.8%）存在一定差距。这说明北京文化馆的服务质量还需提高。
3. 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世界为1.6个，北京为0.8个）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北京博物馆数量还需要不断增加。
服务质量方面，由于数据缺失，目前来看主要体现为参观者对博物馆/美术馆的“满意”和“很满意”比例 （世界为79%，北京为29.7%）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北京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服务质量还需要提高。
（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把握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实际情况，准确找出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到首都图书馆，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垡头地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与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基本吻合。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
1.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首都图书馆，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均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虽然近年来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增加，但以实物形式的配给较多，直接拨付资金相对少，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不仅文献购置经费增长缓慢，而且员工的工资待遇低。密云县文化馆建筑面积为2724平方米，有60名员工（其中35名在编），其设施和文化活动情况在区（县）级馆中属一流，深受群众欢迎。但是县财政每年给其拨付的经费只有130万元到140万元，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群众文化需求，导致他们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各场馆和设施轮流开放，未能达到应有的利用率。
2.重设施建设轻服务管理
调研中反映，近年来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场馆设置率不断提高，但是场馆建成后由于缺乏后续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设备维护更新、文献和藏品购置等经费不足，导致设施使用率不高，影响了服务水平的提升。如一些场馆为了节省开支，只在上级检查和兄弟单位参观时开放，平时则闲置；一些乡镇文化活动中心有很好的电影室和放映设备，但缺少群众需要的影片，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一些区（县）公共图书馆和街道、乡镇图书室的图书得不到更新，即使有些地方有更新，但是更新的图书基本为上级配送的不受群众欢迎的书籍，导致利用率不高。
3.设施分布不均衡
调研表明，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分布有以下特征：北城相对密集，南城相对稀疏；三环内相对密集，三环外相对稀疏；核心城区相对密集，远郊区县相对稀疏。以公共图书馆为例，北京目前根据行政区划建公共图书馆，这就导致有些人口高度密集的小区，如天通苑、西三旗，由于没有一级政府而没有公共图书馆（室）；行政级别相同的朝阳区和石景山区尽管人口规模差异很大，但同样都只有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有的财力雄厚而较重视公共文化建设的区，如朝阳区，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初步建成了200座“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网络，实现了43个街乡的全覆盖；还建设了覆盖五乡一街的垡头地区文化中心，该中心有剧场、图书馆、展厅、影厅、培训学校、文化志愿者俱乐部、工业遗址图片资料库、老年活动室等设施与相关服务，但是就全市而言，公共文化设施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4.缺少专业人才
首都图书馆反映该馆缺少图书馆专业人才，专业人才只占总员工的10%左右，低于全市的水平，更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些非专业人员通过关系调入该馆，影响了员工整体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另外员工收入低，不仅难以吸引专业人才，而且导致既有专业人才流失。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也反映了类似问题。溪翁庄镇文化站反映乡镇级文化站普遍缺少专职人员，一些有专职人员的文化站其专职人员也不是专业人才。从全市看，核心城区的专业人才状况好于远郊区县，人才方面的城乡差距较大。
三、存在差距的原因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
由于忽视对公共文化产品样式与服务内容生动多样性研究，造成公共文化产品数量见长但精致度不够，文化活动数量增加但吸引力不足，文化服务项目增多但质量不高等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较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诉求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除了要最大限度的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直接运用于文化建设，同时还要最大范围的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公共文化建设的领域，使社会资源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这方面需要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公共政策，要注意发挥好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公共文化服务做到资源的最大化和支持的最大化。
（二）资金投入机制单一
由于一直以来对政府保障公共文化利益的职能认识不够清晰，公共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建设非常薄弱。通过调研，北京一些区县多年来只保证文化部门基本的人头经费，而业务经费和文化设施建设经费严重不足。由于投入不足，造成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得不到充分体现。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文化需求从原先的隐性、附属的位置逐步进入主流生活层面，成为公民的权利诉求和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需求的结构已经发生改变。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各种文化权利的实现，已经成为现代政府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和公共责任。从公共需求和基本福利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一开始就要体现公益性原则，即公民可以免费获得，其所需的费用已经由公共财政实现转移支付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只有加大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公共文化服务的免费空间才能逐步扩大。从发展的趋势看，一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公共财政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二是拓宽融资渠道，让企业参与进来，形成良性互动。
（三）文化设施配置规律把握不准
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但是随着北京城市化发展加快，城乡融合过程中，如何科学布置公共文化设施是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目前还缺少全市性的文化事业或者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规划，还不能从宏观上科学把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功能缺少和浪费的矛盾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北京有近1000万外来人口，流动性较强，公共文化设施的供求配置成了制约基层加强公共设施建设的困难。
（四）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直接或间接提供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但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按行政区域或行业条块分割设立的现状，使原本就极为有限的公共资源因为管理权的分离而被人为浪费和闲置，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和方针，这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但是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办，而且从资源特点来看，政府文化资源是有限的，但社会和民间蕴藏着巨大的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来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大量的文化传播公司以及实力较强的文化企业，都拥有大量的人才资源、创作资源和节目资源等，应该成为政府关注和利用的重点。因此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要大胆创新服务机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引导、吸引和调动社会文化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对策建议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市情，推进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一）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一定基础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公共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制度保障水平明显提高，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行业管理更加规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效提升。北京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不乏现代文化元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向世界发达城市学习、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1.基本实现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
北京市基本形成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文化演出、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在内的市、区县、乡镇、社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且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全覆盖。其中有市、区县图书馆、文化馆45个，街道乡镇文化中心（站）322个，建有率100%；城市社区文化室2465个，建有率89.28%；行政村文化室3884个，建有率98.55%。市、区县图书馆均为国家一级馆；区县文化馆中除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文化馆是国家二级馆和通州区、昌平区文化馆在建外，其余15个馆均为国家一级馆。不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五达标”和“一村一品”扶持工程，基本完成城乡“四网合一”工程建设和500个文化社区创建工作，全市4165项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实现“村村通”，提前4年完成国家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十一五规划目标。
2.数字化社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北京市已建成100个数字化文化社区，拥有300万册电子图书、万余种电子报刊以及首图讲坛、北京记忆等多种音视频、数据库资源。全部完成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和无线应用子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并在数字文化社区中应用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挂接的视频资源有376部13963分钟，图片资源总量40余个，电子图书5000本，电子期刊50种。首都图书馆还建立了“数字文化社区”、“市民学习空间”网站，通过网站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种获取数字文化资源的途径。
3.公共文化资源的品牌和特色效应逐步显现
具有品牌效应和北京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增多，“相约北京”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两个综合性国际艺术节之一，也是具有全球范围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形成了以26个奥运文化广场活动为核心的全市广场文化活动体系，已成为具有北京特色、展示城市形象、丰富文化生活的公共文化平台；“北京记忆”网站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化馆藏，为公众提供丰富的北京历史文化资料和多媒体资源，已成为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高端项目。
4.政府对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大
“十一五”期间，全市各级财政对公共文化总投入45.5亿元，年均增长12%，公共文化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0.76%。2012年全市16个区县共获得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文化资金2.3亿元，用于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各馆（站）和各类活动的补助经费均比上年大幅增加④。
（二）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路径
6.逐步实现社区文化中心连锁化、个性化和形象化
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的显著特点就是统一产品，统一服务，满足各门店群众需求。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总部可以统一创新文化产品，统一设计特色文化服务，然后推广于各门店；反之，各门店可以及时反馈群众信息，连锁管理总部综合各门店的优秀意见进行文化产品和服务改进或创新，及时推出群众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连锁管理各个文化中心共享，这样有利于加强和提高社区文化中心的服务效率和效果。由于连锁管理模式实现管理的规模化，规模化就会带来若干规模效益。连锁管理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管理理念的统一、识别系统的统一、产品与服务的统一，三方面内容统一于各门店，覆盖不同区域，不仅使连锁社区文化中心在视觉上冲击各区域的公共文化参与者，在理念、产品、服务方面也给群众以强大的冲击力，形成一种品牌优势。另外，把将一切工作都尽可能地细分，表现在总部与各社区中心门店的专业分工，也表现在各个环节、岗位、人员的专业分工上，既有纵向专业分工，又有横向专业分工，实现“专业化”管理；同时要求一切工作按照规定的标准去做，使每一个部门、环节、工作人员、门店都按统一的标准执行运作，实现“标准化”管理。
在建立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时，要做好标准化的管理。标准化经营理念的内涵是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以让群众满意作为服务的标准。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政府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另外，所有的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区文化中心要更好地适应社会，与时俱进，更新标准，但不能随意改变，一切都应以社会和群众的需求为准。建立标准化的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信息管理的系统化，连锁管理跨地域和实体的多门店协调依靠信息管理标准化。
五、结语
加强北京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力争使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北京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必然要求。当前，北京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差距，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供给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打造品质优良、供给高效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增强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激励北京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热情，使广大北京人民投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去，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②刘淇：《全力推动首都科学发展 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而努力奋斗》，北京日报 ，2012年7月5日。
③ 蔡武：序言，《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12》，0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0月。
④秦汉：《社会建设论》，国民出版社，1944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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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丽丽）
农村社区定义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新农村社区建设要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就是“路径选择”问题，其中包括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界定、基本单位、模式等方面。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既要考虑现有农村居民居住方式。也要遵循农村城镇化趋势，即要依据不同区域农村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定位。依据与城镇的距离远近，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可选模式分为：城郊型、集镇型、村落型三种模式，不同区域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不同模式。
[关键词]新农村社区；定位：模式
相对于城市社区建设，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鉴于此，有必要对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其中首要的就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涉及到：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界定、新农村社区建设基本定位、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等方面。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对农村社区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农村社区的概念界定人手，从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等角度探讨农村社区建设问题，这为我们研究新农村社区建设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在强调社区治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以产业为支撑。因此，有必要从新农村社区概念重新界定人手，从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民主政治建设等多方面，深入探讨新农村社区建设基本定位、模式等问题。
一、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内涵
社区在中国是一个外来语，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区这一概念才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国内学者们对社区概念的定义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一般认为，社区构成必须具备固定地域、规模数量居民、服务设施、特定文化、社区意识、管理机构等六大要素。
人类最早的社区形态是农村社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因此西方学者对社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其社会结构简单，封闭程度较高，日常生活通过其特定地域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国内学者中最早研究传统农村社区的费孝通先生曾经以“熟人社会”加以表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农村社区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农村社区已不再是封闭的、与外部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缺乏分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与外部、与他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和依存度。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农村社区的转型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社区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小城镇为中心地，以自身为腹地，具有一定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口群体，并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的社区类型；其具有人口密度低，同质性强，流动性强，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受传统势力影响较大，社区成员血缘关系浓厚等特点。
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农村社区的转型，为新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现实条件。
目前，虽然还没有学者对“新农村社区”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但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如何将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徐勇认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甘信奎认为，要通过农村社区建设与自治机制的构建力求实现七个根本性转变：即在社区理念上，以“民为”取代“为民”思想；在社区规划上，以集中居住取代分散居住；在社区治理上，以社区自治取代“村民自治”；在社区组织上，以社团组织取代家族组织；在社区文化上，以现代市民精神取代传统伦理观念；在社区功能上，以社区服务取代行政管理；在社区目标上，以居民需求取代政府绩效。
基于以上学者们对农村社区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研究，笔者将“新农村社区”这一基本概念进行如下界定：新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农村社区而言，既具备传统农村社区的一些特点，又同时具备城市社区一些特征的现代新型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新农村社区应具有以下特点：(1)从事现代农业将成为社区居民的主要谋生手段，此外，从事二、三产业的工资性收入也是社区居民的重要生活来源；(2)社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有所增加，集中居住取代分散居住；(3)人口流动性增加、同质性相对下降；(4)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对社区的影响越来越大；(5)居民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与城市社区的差距越来越小；(6)以社区自治取代“村民自治”。同时，新农村社区也区别于城市社区。首先，新农村社区处于农村地域范围，农业(现代农业)依然是农村社区的主要支柱产业。其次，发展社区经济是农村社区居民的生存基础，而提供公共服务和加强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的主要功能。再次，农村社区的存在主要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基础，而城市社区主要依据居住地域(居民小区)进行划分。简言之，本文所界定的“新农村社区”是农村地域范围内，以一定规模人口为基础、以一定产业为支撑、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社区组织及其相应的治理机制为保障、以满足社区居民基本需求为目标的新型农村社区。
基于以上对新农村社区概念的界定，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或任务应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发展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经济既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物质基础，也是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一个显著差异。集体经济和家庭经济是新农村社区的主要经济形式。新农村社区经济主体不仅包括农业，而且还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内的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商贸流通等多种产业。农业也不再是传统农业，而是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而农业收入也不再是新农村社区的唯一收人来源，二、三产业将逐渐成为新农村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建立社区型企业，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实力，增强社区辐射能力，造福社区居民。
二是发展社区文化教育。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受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影响，社区文化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在新农村社区，发展社区文化将成为一个新的亮点。社区的各类学校将得到快速发展，不仅幼儿园、小学、中学等义务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各类成人学校、培训班、文化活动室等也将不断兴起。此外，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将不断得以丰富，社区居民的基本文化素养将得以不断提高。
三是改善社区环境。传统农村社区中，村民居住相对分散，各种基础设施条件差，社区环境差。在新农村社区中，村民居住相对集中，社区基础设施条件将大大改善，通过村容村貌整治，社区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居住条件也会不断得以优化。
四是完善社区社会保障。在传统农村社区，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村民们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水平极为低下。在新农村社区，通过逐渐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不断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社区居民不仅可以看得起病，还可以逐渐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五是建设社区民主。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建设社区民主也就是实现社区自治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新农村社区民主建设是实现农民政治利益诉求的制度保障。通过实现社区村民自治、改革社区管理体制、大力培育社区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培养农民民主意识和政治诉求能力。
二、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定位
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是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定地域范围内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部署或设计。主要包括新农村社区总体布局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资源利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社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内容。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基本定位首先涉及的就是新农村社区总体布局规划，即要确定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单元、新农村社区在不同农村区域的分布等。
要确定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单元，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样的农村社区才是合理的。张兴杰等学者认为，较为理想的农村社区应该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农村社区是一个微观的地域性社会，区别于城市社区，并且因为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地理条件不同，农村社区也可相互有所区别。第二，理想的农村社区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机构、较完善的整合人际关系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微观地域性社会，应该有较好的公共社区道路、公共图书馆、邮局、文化活动中心、学校、体育活动中心、卫生保健机构、社会工作机构以及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类社会组织。第三，理想的农村社区应该是一个有利于国家、各类社会组织和各类专门化机构进行活动与管理的微观地域性社会。
按照以上标准，我国的农村社区规划，首先要考虑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点分布的形式和特点。从现状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点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村镇。村镇一般可分为集镇和村庄两种类型，其中村庄又可分行政村和自然村。至于一个农村社区的规模和范围应该有多大，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把我国广大农村目前的‘行政村’，作为一个农村社区，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是通往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图景的正确路径”。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不需要打破现行农村行政区划，简单易行。目前我国许多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地区基本上是在行政村基础上进行规划的。
究竟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应该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还是其他，除了要考虑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点分布的形式和特点，还应该遵循以农为本、突出特色、生态取向等原则，遵循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这一必然趋势，依据不同区域农村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定位。我国农村地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及居住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都一刀切地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难免出现一些新问题。
我国“行政村”这一提法始于20世纪90代初的“乡政村治”及“撤乡并镇”等农村基层改革，目前基本上沿用当时的区划。我国目前的行政村约65万个、自然村约320万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东部沿海及城市转移，我国中西部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空心村现象”。“空心村现象”主要是指一些村庄，平时只留下了老弱病残者在家，即所谓“青壮打工去，种田老与孤”。这些空心村不仅人烟稀少，而且家庭经济、集体经济、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等衰败。对待这样的空壳村，我们如果还是硬性地重建农村社区，既是浪费(不经济)，也是与农村城镇化趋势背道而驰的。对待这些空壳村，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已经和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空壳村”，应早作部署、早作预测，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上的浪费；对其留下的少数住户可本着自愿和适当资助的原则，在安排好生活的前提下，集中搬至大村庄和集镇、县城居住，对多出的宅基地和山地、田园，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空壳村将会越来越多，对空壳村的合并重组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农村社区也会成为一种必然。
例如，5.12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都集中在西部地区，震前这些地区本已存在不同程度的“空心村”现象，地震又使得许多村庄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移民或其他形式的异地重建将成为这些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不能一刀切地将“行政村”或“自然村”作为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切入点和基本单元。各地在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时候，既要考虑现有农村居住方式，也要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趋势，必须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包括农村村落分布情况、人口密度、生存条件等因素)，对新农村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该合并的就得合并，该搬迁的就搬迁。
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
相对于城市社区建设而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地区还处于试点探索中，但农村社区的雏形或典型模式已开始在一些试点地区呈现。朱勇、孙玉琴将2006年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以来，在我国天津、山东、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模式概括为：城郊型、集镇型、村落型三种不同模式。甘信奎结合深圳、湖北、江苏、山东等地的试点实践，将这些地区的典型模式概括为：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就地城镇化”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村民自治”体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这些已经开始呈现的典型模式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特色，具有其特殊性和不可移植性。同时，其中一些模式也具有在其他地区推广的价值。我国农村区域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究竟采用哪些模式，必须要针对自身实际情况作出抉择。笔者依据与城镇的距离远近，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可选模式分为：城郊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村落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下面分别对这三种模式的特点及其适宜范围进行简单分析。
1 城郊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大中城市的扩张，以前属于农村的地域逐渐被纳入城市的范畴，以前远离大中城市的农村也逐渐成为城市郊区。处于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地区，可以借助城市化整体推进及城乡一体化契机，对“城中村”或“城郊村”进行社区化建设和管理。深圳是这一模式的集大成者，通过全面撤销镇政府成立街道办事处，撤销村委会成立居委会，使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迅速覆盖全市。到2004年深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镇和村的城市。我国其他许多大中城市，也可以通过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推进，加快对“城中村”及“城郊村”的社区化改造，并逐渐按照城市社区标准建设现代新型城郊农村社区。
2 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所谓“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是指以集镇为依托，以中心镇、中心村为中心开展新农村社区重建的途径或方法。这种模式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以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小集镇为中心的乡镇大社区模式；二是以村庄合并后的村部所在地或条件较好的自然村为中心的中心村社区模式。“就地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随着农村“就地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集镇将会成为产业聚集、人口集中的主要场所，农村集镇的规模也会不断
扩大，以集镇为中心的小城镇也会不断地兴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江浙、珠江三角洲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带动了许多新兴小城镇的兴起，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由传统农村社区向集镇社区的转变。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一些村庄通过经济强村率先致富，在全国脱颖而出，比较典型的如江苏的华西村、山东的岜山村和河南的京华村、南街村、龙堂村等，由于兴办村级企业使村落具有了城市社区自治的色彩。
可以说，以集镇或中心村为中心推进农村“就地城市化”将会成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也将成为我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
3 村落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所谓“村落型”新农村社区重建模式，是指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途径或方法。农村城镇化是必然趋势，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少，传统村落的衰败(如“空心村现象”)也是一种必然趋势，村落的重组变革也在所难免，但村落永远不会消失。正如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所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二者不能相互取代。目前已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也表明，乡村具有城市稀缺的许多东西——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田园风光、幽远宁静……回归自然是人的禀性，我们不能消灭乡村也无法消灭乡村。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村落的存在更是一种现实。不仅如此，贫困落后的村落还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在设计新农村社区建设路径时，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吸引落后村落的人口向集镇或中小城镇集中，另一方面要对现有行政村和自然村进行科学规划、合并重组。在对现有行政村或自然村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以农为本、突出特色、生态取向等原则。在对传统村落进行改造的同时，也要突出现代新型村落的生态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等，通过发展新产业、树立新风尚、打造新农民、构建新环境等途径，将村落型农村社区打造成城市社区居民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使农村真正成为城市的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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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定义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基于南京林业大学“关于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结果，分析了扬州农村村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现状，并深入研究了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的对策。
关键词 生态文明；環境保护意识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 调查研究概要
1.1 调查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处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同时美丽中国的建设是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的，通过美丽家园，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美丽校园等建设逐步实现美丽中国的美好蓝图。在农村，只有普及生态环保教育，提高广大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才能使村民树立正确的生态环保理念，践行环保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美丽乡村的建设。
1.2 调查目的、对象与方法
为了实现“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增强广大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利用学科优势，对我国部分农村社区开展“弘扬生态文明，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问卷调查活动，以此引导群众自觉提高生态环保意识。
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南京林业大学“美丽中国行”社会实践小分队发放的“关于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调查问卷”。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扬州仪征市刘集镇铁牌村和高彭村的农村居民，采取无记名问卷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辅以访问调查及座谈交流。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93份，回收率为93%，其中有效问卷86份，有效率为92.4%。问卷共设计25题，内容涉及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农民生态环保知识普及现状、农民生态环保行为践行现状等方面。
2 扬州仪征刘集镇村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现状
问卷共设计25题，为方便分析，笔者选取问卷中最能反映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农民生态环保知识普及现状”、“农民生态环保行为践行现状”，并对每方面选取3～4个题目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一个乡村的生态环境现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如果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强，那么就会践行比较环保的生活方式，就会自觉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但是如果当地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他们就会觉得环境保护是环保部门或者政府应该完成的工作，与自己无关，所以在他们内心没有形成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因此就不会有保护环境的行为，农村生态环境不如人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笔者首先统计分析的是农村的生态环境现状方面的问题，以此来反映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其次是农民生态环保知识普及现状和农民生态环保行为践行现状。
2.1 农村生态环境现状 （表1）
由表1题1“您认为咱们村当前主要有哪些环境问题”结果可见，85%的农民选择“固体垃圾污染”，经过访问发现这些固体垃圾包括生活垃圾以及当地生产毛绒玩具的家庭所造成的工业垃圾。10%的农民选择河水污染，反映出仪征刘集镇的河水受到工业污染。5%的村民选择空气污染。总体来看，仪征刘集镇铁牌村和高彭村的环境污染主要集中在是河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固体垃圾污染，其中固体垃圾污染所占的比重最大。
题2关于“村里垃圾箱（池）的维护情况”，90%是由“村里统一建设，统一收集清运”，10%的农民选择“村里统一建设，村民自管”，这说明当地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管理工作都做得比较好。
题3关于“村里的公厕建设情况”结果，30%的村里“有公厕，管理很好”，70%的村里没有公厕。经过我们的调查走访发现，这与我们所主要调查的两个村的情况有关，其中一个村是进行新农村建设，村里集中建设的小区住房，因此设有公厕，而另一个村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因此没有公厕。但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是很完善。
2.2 农民生态环保知识普及现状（表2）
由表2题1“家里因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的影响有哪些？”，50%的人选择的是“不关注”，表明半数农民没有生态环保意识，对于身边的环保问题采取的态度是不关注，这也表明农村的环境保护教育不到位。
题2“您认为随意弃置农用薄膜、秸秆（稻秆）及禽畜粪便”的后果问题，55%的农民选择“破坏了环境”，这表明农民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是30%的人选择“没有想过”，5%的人选择“无所谓”，因此合计有35%的人对农村常见的环境保护问题不关注，这也是由环境保护教育不足所造成的。
题3“您愿意深入学习生态环保知识吗？”10%的人选择“非常愿意”，50%的人选择“愿意”，因此从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出多数人还是愿意去学习生态环保知识的。
题4“您愿意去宣传生态环保知识吗？”5%的人选择“非常愿意”，45%的人选择“愿意”，25%的人选择“无所谓”，25%的人选择“不愿意”，因此可以看出有半数的人愿意宣传生态环保知识，也有半数的人对宣传生态环保知识持无所谓或者不愿意的态度，原因还是因为生态环保理念没有内化到每个村民的内心，所以他们没有形成保护环境的一种责任感。
2.3 农民生态环保行为践行现状 （表3）
表3题1“家里使用过的废弃农用薄膜，是如何处理的？”可以看出，统计共有65%的农民对废弃的农用薄膜没有采用环保的方式进行处理，25%的农民家里不用薄膜，只有10%的农民将废弃薄膜交给薄膜收集站统一处理。
题2“家里收割后的秸秆（稻秆），是如何处理的？”65%的人选择“直接把秸秆烂在田里做肥料”，20%的农民“家里没有秸秆产生”，10%的人采用“其他处理方式”，5%的人“使用秸秆烧饭”，据了解，当地政府对在田里焚烧秸秆的情况查处比较严格，因此在这一问题中没有人选择“在田里焚烧秸秆”，这反映了惩罚制度对农民的约束力比较强，但是这种约束是由“惩罚”这种他律所造成的，并不是农民自己内心的一种自律而形成的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题3“家里禽畜养殖点（场）废弃物是如何处理的？”45%的农民“将禽畜粪便堆积做农田肥料”，15%的农民选择“发酵禽畜粪便制造沼气”，因此可以看出在处理家禽废弃物方面，农民还是采取了比较环保的方式，但是这一行为并不是他们具有环境保护意识的体现，而是为了节省相关开支。
题4“在您洗衣服时，是否会使用无磷洗衣粉？”45%的人选择“会使用”，10%的人选择“不会使用”，45%的人选择“自己也不清楚”。因此由这题可以看出，在生活细节方面，农民没有一个良好的保护环境的意识，这也是由于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到位所造成的。
3 仪征刘集镇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分析
调查问卷所涉及的三个方面的现状，反映出仪征刘集镇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3.1 农村环保资金投入不足，环卫基础设施缺乏
调查问卷结果表明70%的村里没有公厕，这就反映了环卫基础设施的缺乏。调研中发现有的地方政府和村组织在对全盘工作的安排上，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环境卫生改善。对农村环卫工作有所忽视，再加上国家、集体在农村环卫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致使很多村镇缺乏必要的基础卫生设施，如公厕、垃圾运输车、垃圾处理厂等。即使有些农村有垃圾处理厂，但是因为设备设施的维护资金费用较高，财政支持不了，因此一些环保设施也就成为摆设，所以在村镇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环保资金投入不足，环保行动无法正常开展。
3.2 政府环境监管力度不足，缺乏有效奖惩制度
在調查走访中，笔者了解到对于在田里焚烧秸秆的做法，当地政府管理控制的比较严格。因此在惩罚制度的作用下，没有农民在田里焚烧秸秆，政府的这一做法不仅体现了惩罚制度的威力，还体现了环境监管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性。但是也可以看到，农村在环境保护方面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环境监管的制度，更没有相关的环保法律的约束与监管，所以没有“他律”的约束，农民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就会肆无忌惮地发生。同时当地政府也没有对环境保护做得较好的家庭给予奖励，因此农民对进行环境保护没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
3.3 政府宣传教育不足，农民缺少生态文明理念
在我们调查走访的过程中发现，在农村生活的村民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的教育水平较低，加之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因此很难有生态文明理念。在调查走访中，发现绝大多数农民认为环保工作与自己无关，认为是政府及环保部门的事情，把环保工作置身事外；有的农村居民竟然不知道什么是环保，为什么要环保，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提高了能过上好日子就是他的现实追求；只有少数较为年轻的居民认为环保工作是每一个人的职责。村民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心，与当地政府对生态环保教育不足是有一定关系的，政府不仅要对领导干部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培训，更需要把这种宣传与教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灌输给每个村民。
4 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的对策
4.1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环保事业的财政支持
对农村政府来说，环保事业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资金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的环保资金投入，但是对于环境日益恶化的农村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为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必须积极贯彻实行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环保投入、引导机制，并充分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环保事业[1]。政府应在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村自来水以及水污染处理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农村改厕和畜禽粪便处理、乡村绿化等的建设，加强农村环境健康危害控制，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此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农民需求和生活习惯，同时做好维护和管理，要使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做到惠民、便民和利民。
4.2 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推进农村环保法制化
根据不同农村地区民风民俗和日常习惯的不同，环保工作相关部门要制定行之有效的评价指标和合理的奖励机制。同时密切关注当地村民的环境保护行为，对生态环保工作开展较好的农村居民要适时地进行奖励，以点带面扩大影响，激励农村居民生态环保意识的提高。同时对于破坏环境的企业和村民个人，也要有相关法律进行约束。农村基层干部及环保人员要认真学习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身环保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做到敢执法、会执法、执法好，推进农村环保法制化[2]。
4.3 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和教育，促进生态文明理念普及化、大众化
生态文明的建设首先就要求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但是由于广大村名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接收知识能力不强，而且很少关心国家的方针、政策，所以对于党和国家目前正在弘扬的生态文明并不是很理解，因此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加大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宣传、教育使农民认识到我国农村环境恶化的现状及其严重的危害，养成人人懂环保、人人都环保的整体环保意识观念，从而自觉停止破坏环境的非理性行为。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还要选择恰当合适的教育方法，科普宣传的内容应该简单易懂又具有吸引力[3]。同时，宣传的形式要灵活多样，切忌单一的说教灌输，要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横幅、标语、和村务公开栏等各种载体，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宣传和教育，强化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引导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的良好氛围[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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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谷红，胡遥虹.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加快生态江西建设[J].求实，2008（2）：59-61.
农村社区定义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文章基于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构建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模型，以四川省成都市社区养老服务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数据结果显示，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积极影响公众对社区的信任感，并进一步正向影响公众对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社区信任在感知社区形象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感知社区服务质量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结论能为认识社区信任在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感知社区形象；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社区信任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全社会也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已被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发展领域，转变养老服务发展观念，建立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亟需不断创新养老模式，科学、合理地引导城乡居民接受、选择养老服务新常态。其中，以“互联网+养老”、“医养结合”为代表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在2016年两会期间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议。社区养老作为三大主流养老服务模式之一，综合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势，在学术界同样得到广泛关注。过去学者对中国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经验分析角度出发，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论述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形成机制[1-2]；二是从需求弹性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回归等定量方法研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总体状况及结构特征[3-4]。虽然不同学者探讨影响养老服务需求因素各有侧重，但基本离不开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人口统计变量，及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方式、社会保障情况等特征指标。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是以补充一些新的变量作为影响因素，逐渐丰富养老服务需求意愿的影响机制。如田北海和王彩云以农村老年人为例，把养老服务分为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医疗护理服务、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服务及权益保障服务4个维度，进一步探索不同维度养老服务对于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性[5]。颜秉秋和高晓路则强调社区服务作为城市居民养老的关键承载条件，并以社区服务为中心针对6类不同社区模式研究城市老年居民对养老服务的态度意愿[6]。Chen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样本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也构成了影响台湾老年人养老意愿的主要因素[7]。
然而回顾过去关于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证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研究是以群体为对象，很少从个体行为角度探讨城乡居民对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形成过程和决策机理。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指出，个体意愿及行为决策往往受到个体对该事物的态度评价和个人信念等因素的影响[8]。养老服务选择作为一种个体决策行为，同样能够在此研究范式下解释说明。因此，本文从个体行为视角出发，以四川省成都市社区养老服务为例，探索研究个体感知社区形象、社区服务质量、社区信任形成居民养老服务模式选择意愿的内在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概念界定
社区和社区服务的概念都源自于19世纪末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西方社会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立了社区服务组织。世界上第一个以济贫为目的的社区服务组织是在1869年英国伦敦成立的慈善组织会社。随后，社区服务的内容从简单的对抗贫穷范围扩大到了二战后的建立收容机构、对伤残人员的救助和康复工作；随之产生的全球范围内的贫穷问题、妇女儿童问题、老龄化问题等，由于政府力量和资源的有限性，社区公共服务的涵盖范围的局限，社区服务的内容也由单纯的福利性、非营利性转向了由福利性和营利性相结合[9]。在中国，社区和社区服务的概念都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充分结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后，唐钟新将社区服务定义为“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依托社区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利用各方面资源，直接为社区广大成员提供福利型、公益性服务和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务，以不断满足社区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过程”[10] 。这一定义说明中国社区服务的性质既包含了福利性服务，同时也包含了多元化差异性的经营性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社区养老服务又称为社区助老服务、社区老年服务、社区老龄服务等。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指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所在地域社区乃至更小的家庭范围，享受社区为其提供的各方面服务[11]。中国社区养老服务面临的现实背景是老龄化趋势逐步加快，老龄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愈演愈烈。在政府资源和能力都有限的情况下，满足了老年群体的基本养老权利和需求后，社区养老服务在以社会效益为重的前提下可适当开展低偿和有偿服务[12]。学术界大多赞同这种观点，如此实践既可以保证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覆盖面广，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又能够促进社区老年服务的健康发展，满足更加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为政府腾出空间、时间、资源，在制定政策、规划方向和提供监管方面更好实现其职能。
目前，中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并不像预期中那样顺利。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居家养老，沿袭了千年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传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得到改变。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目前老年人普遍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和认可度较低，因此不相信社会力量能够提供让自己满意的养老服务，不愿意选择除传统居家养老以外的养老服务方式[13]；许多老人认为，现有的社区养老重心还停留在关注孤寡、高龄、苦难老人身上，没有普及到一般普通老年群体上来，没有真正深入到家庭乃至个人的身心健康方面[14]，因此众多普通老年人宁愿足不出户在家进行所谓的养老也不愿意信任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提供养老服务也处于一种转型的时期，在服务质量上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吉鹏从委托代理视角出发，提出由单一委托变为多元委托有利于效率和质量的提高的观点，前提是服务安排与直接生产分离[15]。但是在中国传统养老服务领域中，大部分养老服务由政府提供安排，同时也由政府直接生产，这必然导致服务提供效率低下、质量不高。并且，现阶段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和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表达诉求途径的缺失。同时，社区养老服务人员有专兼职人员及志愿者，专职人员一般是政府任命的原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没经过专业培训就上岗，局限于帮助老年人料理日常家务，不能够提供专业的医疗照顾和精神服务，难以适应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16]，具备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由于待遇较低而不愿进入社区，加重了社区养老专业服务的困难程度，服务质量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17]。综上所述，如果能够在社区养老服务中，重塑养老群体对社区的信任感，优化社区形象，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质量，那么就能够保障社区养老这一模式的有效有序发展，这对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带来的困扰和病垢无疑是一剂良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信任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现有文献均认为政府形象和总体服务质量是决定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两个方面[18]。增强社区信任，无疑有益于提升公众与社区的沟通协作，也就有助于社区养老等新事物、新举措、新政策在社区的顺利开展。本文所指社区信任是指社区公众对其所在社区的心理认同。过去研究中，高勇已经对政府信任做出了比较完善的界定，公众对政府信任评价水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政府是否愿意听取老百姓意见、现有政策是否为老百姓考虑、老百姓利益是否得到切实包含、处理事情是否公道恰当、是否能处理好突发事件、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是否较强[19]。借用政府信任的内涵，社区信任即表现为该社区公众从对社区工作的综合评价后产生的认同感。社区形象被认为是政府形象在一定地域范围的缩影。研究中国政府形象的文献指出，政府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综合认识而形成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即代表了政府的整体素质、综合能力和施政业绩在公众中获得的认识和评价[20]。社区形象则是社区公众对本社区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不仅代表了社区的身份与个性，还反映了该社区的功能结构、整体视觉等特征[21]。社区形象的内涵包括了社区环境、公共物品、居民面貌等有形要素，以及社区理念、社区制度、居民素质等无形要素[22]。因而本研究中的感知社区形象即为社区公众对以上有形和无形要素经过长期综合发展而形成的潜在和直观的评价。感知社区服务质量源自Parasuraman等对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经典评测模型SERVQUAL理论所作出的概念引申[23]。基于SERVQUAL模型，国内学者吕维霞定义了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是指公众对其所感知到的行政服务表现和实际绩效水平的总体评价，能够用便利性、相应性、透明性、时效性、保证性等多种维度来对行政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4]。同理，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则可以定义为社区公众对社区行政服务质量的感知和评价，是社区公众对社区行政服务实际表现的测评。
综上，由于社区是个体能享受到政府公共服务的最小单元，本文在讨论个体产生社区养老服务意愿的形成过程时，皆以社区作为评价范围探讨社区信任感的建立是如何受到个体对社区形象和社区服务质量感知评价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强个体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意愿，意在挖掘其中的内在机制。
二、研究假设及概念模型
社区信任作为社区公众对所在社区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其对社区总体评价后的态度结果，在本研究中主要来自对社区形象和社区服务质量两个方面的评价和态度。尽管过去的研究中还缺乏将社区信任作为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的后果变量的实证模型，但吕维霞和王永贵有关政府公信力的类似研究已经证明，政府公信力直接受到政府形象和公众总体感知服务质量的积极影响[18]。另外，俞晓静等通过对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的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对社区形象的认可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该社区的信任感，如果政府能够为社区的老年群体提供良好的社会网络环境，为其提供身心愉悦的生活场所和娱乐设施，则能够普遍提高他们对该社区的依赖程度和信任感[25]。梁莹还通过对城乡社区居（村）委会满意度的调研发现，村（居）委会的服务质量显著影响村（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村（居）委会的服务质量越好，村（居）民表现出的社区信任感就越强[26]。
综上，本文做如下假设：
H1：感知社区形象正向影响社区信任。
H2：感知社区服务质量正向影响社区信任。
根据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个体行为受到个体态度评价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中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亦是一种行为结果变量，会受到感知社区形象、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社区信任3个态度评价变量的影响。在旅游行为研究中，类似的框架模型指出，影响旅游服务选择意愿的前因变量包含旅游组织形象、旅游服务质量以及顾客的信任感[27]。在对具有明显服务业特征的休闲餐饮业进行研究的文献已证实，休闲餐饮业的形象（地理位置、功能设置等）得到的评价越好就越容易获得消费者更多的青睐[28]，蒋廉雄和卢泰宏也发现服务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29]。赵晓煜和曹忠鹏在对以享乐型服务消费为情境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感知服务质量能够直接促进顾客行为意向[30]。而在旅游服务情境下，信任感有助于促进顾客对旅游服务的选择意愿[31]。在本研究中，社区养老服务具有服务消费的特点，因此研究个体的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时做出如下假设：
H3：感知社区形象正向影响社区养老服务意愿。
H4：感知社区服务质量正向影响社区养老服务意愿。
H5：社区信任正向影响社区养老服务意愿。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问卷量表包含4个潜变量共16个测量题项，所有测量题项均直接引用或根据研究情境改编自已有成熟量表，对国外量表的翻译由本文作者及两名博士生分别进行双向翻译后修订而来。其中，测量感知社区形象的题项借鉴了谈志林对社区形象层次的界定[21]。测量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的题项参考了吕维霞的公众感知行政服务质量量表题项[24]。测量社区信任的题项参考了高勇的政府信任量表题项[19]。测量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题项改编自Zeithaml等对行为意愿的测量题项[32]，在该变量题项之前还以文字引导语形式对社区养老服务进行说明。
在完成量表设计后，本文作者首先进行预测试，邀请本单位同事及部分学生家长作为被试者填写问卷（样本量N=87）。然后根据回收问卷数据对量表进行纯化，删除对Cronbach’s a值有负面贡献、Item-to-total相关系数低的题项。最后，采用专家访谈形式与2位专家及部分被使者面对面交流后将量表题项的语义做出修订，符合中文语境。经过以上步骤，最终确定用于正式调查所使用的问卷量表（量表题项见表1）。所有量表题项均采用7点李克量表形式，即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中立。在正式调查中，选取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林社区、锦江区莲花社区、武侯区玉林社区作为抽样数据采集地，邀请本科生作为志愿者用2周时间在以上3个社区发放、收集调查问卷。本次调查计划发放450份问卷，实际回收375份问卷，经过对作答不完整、不规范问卷排查后，得到有效问卷323份，回收问卷有效率达到86.1%。对回收问卷样本具体人口统计量表如表2所示。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Anderson和Gerbing的方法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量表的测量题项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33]。由Mplus软件计算得出结果，该模型卡方值为X2=234.783（df=97），p<0.001；输出的模型拟合指标显示，CFI=0.925，TLI=0.907，SRMR=0.071，RMSEA=0.066。拟合指标中，X2/df=2.42，CFI、TLI>0.90，SRMR、RMSEA<0.08，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统计结果同时表明，所有潜变量的建构信度（CR）均高于0.70，显示测量具有很好的信度；同时各个观测变量测量题项与对应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λ）均高于0.60，大多数载荷高于0.70，t值在p<0.001的水平显著，并且各个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0.50，表明测量具有很好的聚敛效度。另外，每一个潜变量的AVE均大于其他潜变量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平方（表3），因此各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三）假设检验
由Mplus输出的模型拟合指标显示，X2=234.782（df=97），p<0.001；输出的模型拟合指标显示，CFI=0.925，TLI=0.907，SRMR=0.071，RMSEA=0.066。拟合指标中，X2/df=2.42，CFI、TLI>0.90，SRMR、RMSEA<0.08，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图2）。拟合模型结果显示，社区信任同时受到感知社区形象（β=0.252，p=0.005）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β=0.231，p=0.007）的双重正向影响，原假设H1和H2均得到支持。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受到感知社区形象（β=0.522，p<0.001）和社区信任（β=0.348，p<0.001）的正向影响，原假设H3和H5得到支持；但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受到感知社区服务质量（β=0.061，p=0.408）的正向影响不够显著，因此原假设H4没有得到支持。
采用分步回归对拟合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回归方程容忍度（Tolerance）介于0.708～1.000之间，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00～1.412之间，两者均处于可以接受的临界值范围内，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各个回归方程（M1、M2、M3、M4）的Durbin-Watson值均接近2（表4），表明也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因此，模型整体较适合进行回归分析。通过M1、M2、M3、M4的回归模型，前因自变量感知社区形象、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对结果因变量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以及中介变量社区信任存在显著的影响（M1、M2）；中介变量社区信任也对结果因变量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存在显著影响（M3）。参考温忠麟等对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建议可知[34]，感知社区形象与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对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具有正向显著相关作用，并且受到社区信任的中介影响。在M4中，感知社区形象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仍为正向显著，但β值较M1有所减少，说明受到社区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感知社区服务质量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再显著，说明在此中介路径中受到社区信任的完全中介作用。
（四）讨论
由拟合模型所示，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能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信任，这与吕维霞和王永贵研究政府公信力直接受到政府形象和公众总体感知服务质量的积极影响有类似的结果[18]。说明要提升社区公众对本社区的信任感，需要积极提升社区形象，以及努力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水平。本研究结果还指出，社区公众感知到良好的社区形象、对社区产生较强的信任感都是能够有效促进社区公众积极选择社区养老服务的前提条件。但与赵晓煜和曹忠鹏研究享乐型服务消费情境下感知服务质量能够直接促进顾客行为意向的结果不一致[30]，本研究中社区公众感知到社区服务质量水平的高低没有对他们是否积极选择社区养老服务的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原因推测有两方面：一方面，相较于旅游、餐饮等享乐服务，养老服务既是一种远期消费服务，也是一种长期供给服务，作为消费者的社区公众有可能不会因为在近期或短时间内获得的对社区服务质量评价来决定他们是否积极参与社区养老的意愿。另一方面，在中国国情和传统“家文化”影响之下，社区公众参与社区养老还要考虑家庭、子女等多种因素，不会像选择旅游、餐饮服务那样完全只根据自己对服务质量的独立判断来做出是否积极参与社区养老的决定。所以本文认为社区公众所感知到的社区服务质量水平对他们选择社区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本文中介检验结果还指出，即便感知社区服务质量不能直接影响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但可以经过社区信任的完全中介来间接促进社区公众的选择行为。由此，社区信任在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形成机制中突显出重要性。心理学研究指出，信任能够培养积极行为的产生，过去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组织信任在帮助员工做出组织公民行为等积极行为时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5]。因此，要鼓励社区公众对社区养老服务产生积极的选择意愿，提高他们的社区信任感是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四、研究结论与意义
（一）研究结论
笔者基于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提出假设、建立概念模型，实证结果发现社区公众在考虑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时会受到他们对社区形象的感知评价和来自社区信任感的正向影响，而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同时促进了社区公众形成社区信任。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研究情境下社区公众感知到的社区服务质量不能直接决定他们的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必须经过社区信任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他们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选择。在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产生机制中，社区信任作为核心要素，帮助个体将对社区积极的态度评价转化为积极的选择行为。
（二）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文从个体行为视角出发研究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在理论意义方面对过去相关主题文献中缺乏行为研究范式做出了理论模型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多视角下社区公众对选择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认识。在管理意义方面，由本文实证结果指出良好的社区形象和高水平的社区服务质量有助于帮助社区公众积极选择、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对此，社区管理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推广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时，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办事能力、普及公共德育教育，方能科学、合理地引导社区公众对养老新常态有更深的认识，同时还应当不断将社区服务从公开、公平、透明、实效、亲民等多方面改进工作，以此增进社区公众对社区的信任感，从而有效促进社区公众积极选择参与社区养老。本文还存在一些研究局限，在样本采集上仅采用大型城市成熟社区，研究范围没有考虑偏远地区乡镇村社区，对于宗族关系纽带更紧密的同姓乡镇村社区样本是否能在本文概念模型中得到有效验证，还有待今后做出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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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erceived community image； perceived community service quality； community trust
（责任编辑 彭建国）
农村社区定义论文范文第6篇
一、农村干部队伍培训现状
1.培训成效初步显现
调查结果显示，我市广大农村干部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不懈地加强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评价较好，无论是各乡镇的领头羊，基层村干部，还是到村的大学生村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培训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去年组织的村后备干部培训班的“八个一”的专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普遍认为这样的内容设置以实际存在问题为导向，更贴合岗位需求，有较强的实践性和针对性。二是培训方式有所创新，形式多样。开始注重实地调研、现场感受，变“照本宣科”为“基层点菜”，变“守株待兔”为“主动出击”。三是培训效果初步显现。农村干部普遍认为开阔了他们的工作视野，提升了他们的科学发展能力，促进了如皋新农村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干部对做好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的认识，培养了一批堪当小康建设大任、敢闯敢干的新农村建设“领头雁”，加快了我市更高水平小康建设的大突破。目前，我市332个村（社区）已有180个达到更高水平小康村（社区）标准，其中65个村（社区）被评为红旗村（社区）。
2.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调查发现，部分农村干部有培训机会就参加，没有也无所谓，处于一种被动培训的状态；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迫切希望提升工作能力，创新工作思路，特别是发展经济带领群众致富能力的机会，但在获得机会的同时又对培训工作显得不够积极，表现出一种矛盾状态。究其原因，是工作中遇到问题感到束手无策，尤其是在当前农村发生重大变革时期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多，感觉到培训的必须性，但同时，缺乏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经济发展的成果远重于培训能力提升，有时间发展几个现代农业项目，那才是更重要的工作，一切工作都要优先让位于经济发展，缺少推动工作长远发展的思维和眼光。
（2）参加培训的动力不足。调查发现，部分农村干部没有树立忧患意识和恐慌意识，感觉不到本领恐慌的压力，常常以工作繁重为借口回避学习，不能超脱出具体的工作任务、超脱出频繁的送往迎来、超脱出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部分农村干部学习的成效得不到体现，不能有效地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运用科学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从而失去了学习培训的兴趣。当然，学习动力不足原因不仅是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原因。当前干部的选拔、任用和教育培训还没有完全结合到位，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在运行中也暴露出结构体系不完善、权力配置不合理、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导致一些干部重关系而不重能力，注重迎合上级需要而不注重个人素质提高。另外，干部学习、教育培训的考核与评估制度，激励和约束机制，都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培训内容和形式的吸引力不够。在培训方式方法上，对案例式、现场教学、情景模拟等新的培训方式的运用上，学员的主体性体现还不够，学员间互动互补互相学习的环节普遍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内容上存在学用脱节现象，对干部急需和实用的新知识涉及不多，联系本地、本部门的实际不多，而且培训内容不能针对年龄、岗位、文化水平的不同实行分层次设计，共性教育多，个性教育少，普遍培训多，特殊培训少，从而产生一部分干部们嫌简单不想听，一部分却又觉得太难听不懂。
（4）培训管理体系化不够。在日常工作中，碍于都是成人，都是干部的原因，培训工作的管理强调自我管理的多、落实监督检查的少。尤其是培训期间表现、考试成果与干部选拔任用、成果转化考核等整个干部成长链联系不紧密，使得培训考试对学员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和促进力，学员也不很看重考试成绩，使教育培训的成果不能有效地作用于干部队伍建设。
二、当前农村干部培训的趋向需求
在当下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工作出现了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干部培训作为应对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村干部的培训更需要直面当前农村工作形势，突出需求上的新特点。
1.合理确定内容，“实用”为标
随着农村工作改革的深入，农村干部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对农村干部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需求要求农村干部培训要不断拓宽培训领域，增大培训容量，强化综合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提升。调查发现要求培训内容门类之广、科目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且都是结合做好自身工作、增强致富本领、提高带富能力和熟悉党在农村的法规、政策提出来的，集中体现出了实用性。
2.改革教学方式，“有效”为要
调查发现，无论是采取传统的讲授式培训，还是现场教学、情景模拟等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学员都强烈要求要与他们的工作实际相结合，尤其是剖析先进典型。不仅学习身边典型，更强烈要求到经济发达地区 “取经”，开阔视野，获取新鲜经验。希望课堂教学能与社会调研、考察学习、专题研讨相结合，重点突出互动与案例教学，探究专题研讨型的培训模式。
3.加强培训管理，“科学”为本
被调查者从加快干部教育培训发展的要求出发，对今后干部培训的组织管理提出了不少建设性建议和要求。被调查者认为，干部培训工作的管理模式应努力实现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要着力于现代培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健全的制度促进培训管理的科学化，尤其要建立健全考核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加强训用结合，真正使知识、能力与职位一致；加大考核考试力度，由重培轻考向培考并重、以考促培转变；加强学用结合、奖优罚劣，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营造学习有出路、学习有奔头的浓厚氛围。
4.整合培训资源，“灵活”为上
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政治素质是干部素质的灵魂，党校是培训政治理论的主阵地，其主导作用应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加强执政能力培训力度，党校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基地也责无旁贷。既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专家领导型教师最能满足新要求。要加强外培基地的开发，逐步形成以市委党校为主体，以外培基地为延伸的开放式培训网络，实现培训资源的共享。
三、加强农村干部培训工作的几点思考
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适应农村工作的新形势，适应党在农村的新政策，把培训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努力建设一支有政治觉悟、有政策水平、有致富带富本领、有群众威信的农村干部队伍，是农村干部培训的主要方向。今后在农村干部培训工作中，应围绕提高农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突出能力提升，重点解决实际问题。
1.强化教学改革，增强培训活力
以农村干部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优化培训内容。根据农村干部的岗位职责和工作需要确定培训内容。突出培训内容的时代性，因时施教。围绕提高农村干部能力和素质这一主线，加大前沿学科和热点知识在教育培训内容中的比重，以满足参学人员在学习内容上求“新”的要求，增加农村干部的知识存量。增强培训内容的实用性，按需施教。加强对惠农政策、土地政策等农村政策法规的学习，增强农村干部依法办事、发展农村经济、管理农村事务的能力。提高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因人施教。找准“供”“需”结合点，“学什么有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强化培训前需求调研这一环节，科学拟定培训内容。多采用案例分析教学，以大量的问题、案例为讲课内容，在对问题、案例进行分析过程中，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目的。
2.扩大师资渠道，增加培训合力
根据农村干部的不同级别，精心安排师资，综合采取聘请外地专家教授、党政部门领导干部、专业农业技术人员、优秀村干部代表和科技致富能手等方式，实现培训师资向“复合型”的转变，增强培训的实效性和指导性。改变过去就培训抓培训的思路，树立全方位的、开放式的培训观。努力拓宽培训渠道，走联合培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培训道路，完善干部教育体系。在整合干部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狠抓教学质量，增强师资队伍实力。
3.强化激励约束，增长培训动力
构建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长效机制，推进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是基础。
一是健全调训制度，彰显规范性。以农村干部教育培训领导小组为核心，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牵头，建立健全以学分制为基础的农村干部调训制度。完善调训纪律、印制培训证卡、建立培训档案，加强对农村干部参训情况统一管理，疏通农村干部培训信息的反馈渠道。二是健全管理制度，彰显纪律性。对参训人员的培训管理，制订相应的考勤制度、听课制度、调研制度、自学制度，并与参训人员的工作单位密切联系，定期向参训人员所在的工作单位反映他们的学习情况，实行双重管理，施双重压力，使学员安心参加培训学习。将有效监督贯穿于每一次的培训方案的实施过程，保证培训工作高效、高质、有序地进行。三是健全考核制度，彰显激励性。创建多样性的考核方式，对参训者在完善传统的笔试，文章撰写等方式的同时，大胆尝试现场情景模拟考试、面试演讲等新的形式，实行“不培训不任职、不培训不定级、不培训不晋升”；工作单位在进行表彰总结、评选先进和提薪提职时，充分参考对象在培训期间的考勤考核结果，并以此作为重要依据。四是建立健全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培训质量评估主要是评估培训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方式的有效性，随时掌握干部培训需求状况，及时调整培训方案，提高培训质量，务求实效。
（作者单位：中共如皋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