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这三者虽然都是产生于现代大学组织的制度规范体系内，但它们却常常处于冲突和博弈状态之中。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角逐，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制约状态，表现的是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处理好三种权力和三种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三元动态制衡是处理好三种权力和三种利益关系的逻辑归属。
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制度；逻辑；动态制衡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地方高校制度创新研究”（2010FJY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锟（1962-），男，河南鹿邑人，河南理工大学高级经济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时代命题。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无法绕过的就是大学的逻辑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下，笔者拟对大学制度的安排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逻辑支撑。
一、大学存在与发展的“三元逻辑”
关于大学的逻辑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我们将其称为大学的“三元逻辑”或“三维逻辑”，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
（一）学术逻辑：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边界
所谓大学的学术逻辑，是指大学的以高深知识的传播、推广和发展为追求的基本规律及特征，亦即学术性特征，这是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性基础。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人类组织都是属于社会的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边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织理论通常用“组织的行动者的特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特征来界定组织的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是如此。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有过绝对孤立、封闭的发展。当今的大学受外部环境影响之深、之广已是史无前例，但大学始终在不断的适应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历久弥新，始终薪火相传，其关键就在于维持了之所以为大学的学术性组织边界。自11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宗旨没有改变，“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永远属于大学”，“学术”作为从古至今大学发展的中心概念从未被动摇，从未被代替。大学正是通过其学术性稳固并维持了组织的基本边界，而学术自主自然也成为大学制度追求的基本保证和基本目标。因此，大学虽历经近千年，但其追求“高深学问”的初衷和组织本色却没有改变。
大学的这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性本然體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组织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活动主题始终未发生改变。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其结构和规模日益复杂和扩展，但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大学办学模式各异，但“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当前，已进入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尽管有环境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但其组织活动的主题却从未发生改变。
第二，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活动的主体始终未发生改变。大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大学活动的类型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学术活动和管理活动，开展这两类活动的主体就是大学活动的主体，或者说大学的主体就是上述这两类活动主体的集合。但大学的管理活动终究是服务于大学的学术活动，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实现组织目标，保持组织高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它在大学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学术活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大学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双肩挑”，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实质性参与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教职员工整体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它荣誉的源泉；教师们是这种机构的特有合伙人”。总之，大学的各项活动始终是围绕学术活动而展开的，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始终处于学术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地位。
第三，维系大学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并未发生改变。大学制度是大学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它体现的是大学对自身中心活动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大学产生之时起直至今天，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一直是大学组织的内在规律、逻辑要求和矢志追求，这也正是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和本源，也是大学组织长盛不衰的基础性支撑。在大学与环境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虽然大学一直保持着“追求高深学问”和构建“象牙塔式精神家园”的“高贵气质”，但其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制约，绝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从未被实现。虽然如此，但大学制度作为维系大学组织追求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则体系，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必然是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大学组织的使命之所在。
（二）政治逻辑：大学的功能在于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谓大学的政治逻辑，就是指大学具有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属性，这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政治论哲学的逻辑，亦即“工具论”逻辑。首先，这种逻辑强调的是大学要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大学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计划之中。其次，政治逻辑还主张和强调大学作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道德观念的传承者，应该为维护和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为国家实施公共政策发挥其特殊作用。
从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大学的政治逻辑是在大学的发展中逐渐强化，并取得了其存在和流行的合法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流的团体，这时的大学常常被教会控制。到了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大学。柏林大学的这一办学理念，一方面，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使日耳曼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柏林大学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教育的中心，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校在接受了德国科学与民主的办学思想之后，也开始重视大学的科研功能，形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这一批研究型大学把科学研究视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但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美国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未把兴办“学府”性大学作为其唯一的追求，而是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支配，把培养实用型人才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放在大学教育活动的首位。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最先提出，大学要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美国的大学逐渐成为“公众的服务站”。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性和功利性仍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
从我国大学的发展来看，传统大学在制度安排上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逻辑，其主要表现是注重大学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即使是现代大学，无不具有服务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大学的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学界关于现代大学应具备培养人才、学术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等四项功能的观点更加使大学的政治逻辑成为系统化的理论。
（三）经济逻辑：大学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求
大学的经济逻辑又叫大学的市场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自觉顺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开展与经济和市场的良性互动，谋求经济利益。
大学的经济逻辑是由大学组织的经济性决定的。第一，大学是以诸多生产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经济组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的。尽管大学与生产经营组织有所不同，但它要维持其教学科研等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总是离不开上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的。同时，现代大学也是一个通过权责分配和相应的层次结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大学的特殊性主要是指它与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组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的形式的不同而已。第二，大学是以最优资源配置来追求组织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学组织为实现办学目标，必然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和组合，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率，使获得的各种资源的边际效用与价格比相等。虽然最终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但大学在进行决策时，必须会用这种经济理性理念去分析和预测。
大学组织的经济性使得大学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大学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社会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等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同时，大学又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节约生产成本，增加知识附加值，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教成本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实施，大学的发展在刺激居民消费的同时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大学的发展。经济作为大学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大学组织必备的资源，也就是指大学的师资、教学设施等条件；大学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接受大学教育的家庭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必然影响大学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人才培养的形式、层次、质量、规格等，甚至制约大学组织的优化和变革。
（四）三种逻辑“制衡”发展的理路
资本、权力和知识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三个基本的决定社會结构和关系形态的因素。首先，资本、权力和知识本身因为有着各自质的规定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并因此独特性而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甚至发挥作用的路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资本、权力和知识之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联性存在。三者都不可或缺，没有资本即无资源，没有权力即无秩序，没有知识即无发展。但是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一股独大，关键是如何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赢”与“包容性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有序治理，就要处理好资本、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权力和知识之于资本的独立地位。西方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较好地制定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维护了大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特性。究其原因，一是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于政治和其他社会建制的良好的传统理念；二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市场与资本对学术的侵蚀、毁灭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削弱或者说减少资本对知识的直接干预，这是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的主要目标。由于知识的创造和大学的运转是无法完全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的，所以制度与机制构建的重点就是如何合理地协调大学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在此，权力（即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权力的特殊性质，可以通过公共权力二次分配的方式，也即以财政划拨的方式，将资本输入到大学之中，使其获得知识生产的经济保障和生存的物质条件；权力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资本与知识的结合，以确保知识生产的资本独立性与自主性。实践证明，把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适度地分离，保持它们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是实现三者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的最佳选择。这种处理知识与资本、知识与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思路，对探索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妥善处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大学“三元逻辑”的矛盾与冲突
如上所述，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逐步从一元学术逻辑转变为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三元共存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大学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功能集合体，人们对大学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繁重，大学的追求也变得多元和丰富。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和谐并存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十分尖锐和突出。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大学，“三元逻辑”常常处于失衡和纠结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的政治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抑制
大学的政治逻辑，强调的是大学的“工具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大学制度的制定就理所当然地主动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工具化和大学制度的国家政策化就是这一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大学学术逻辑时常受到政治逻辑的威胁，学术逻辑常常因此受到抑制。政治逻辑强调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在大学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是国家公共政策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实现全盘战略的一种手段与策略，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公共政策具有同质性。若按照此逻辑，那么国家与大学之间就是典型的主从关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大学制度必须紧密围绕着国家意志和权力核心进行构建。在我国的当前大学制度中，深深地镶嵌着强烈的政治逻辑，浓烈的权力和政治色彩业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当下，学术界有关高校“去行政化”“去级别化”的讨论就是例证。狄尔泰认为，从时间维度考量，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既是对过往的反省又是对未来的能动，并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过程，也即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早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清末的兴新学、御侮救国、振兴民族等理念，无不彰显教育治国安邦的终极愿望和政治责任。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大学管理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国家办大学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改变，大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状态未发生改变，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務的目标未发生改变，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近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章程的统一修订也是一个例证。然而，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治却显得较薄弱，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里，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很难与行政权力形成制衡。综上所述，“政教合一”这一传统理念对我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政治逻辑在大学自治、学术自主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新时期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二）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经济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由此派生出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有限政府等。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国家是保障个体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机构。体现在教育方面，经济逻辑的本意是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特性，追求以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通过保证自由交易的选择（即“择校”）来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率。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大学目前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一本意相去较远，异化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内部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方面纷纷引入目标管理体系，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术成果的硬性指标，并将此作为评价管理者和教师教学、科研效益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把薪酬激励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而对各项学术成果的创新度、实践性及其推广等却无人问津，只追求数量的累积，这种“泛绩效化”倾向，会动摇广大教师追求真理、真知的意志和毅力，教师队伍会普遍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在设定职称评审条件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教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相应的职称评审的资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低水平的学术成果，频频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在院士资格的评审中，也不时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大学学术评价的外部化制约，加上内部学术评价的利益化倾向，使得大学的学术逻辑被重重挤压，看似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背后，缺少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痴迷和执着，这无不令人担忧。同样，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一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与缺陷，将会直接影响大学制度本身的定位与架构。其主要表现是办学理念的庸俗化和制度安排的短期化，对人才的培养出现“车间化批量生产”的现象，一味设置热门专业，超高生师比和超大班授课现象的出现，都使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难以保证。
（三）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博弈的常态化
大学的学术逻辑强调大学要始终保持学术自由，以此保持大学的边界，因此，面对日益强盛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挤压和侵蚀，学术逻辑不得不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进行不断的博弈和抗争。当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日益处于强势或主导地位时，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抵触、排斥就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大学的一种本质反应，这种反应也常常因为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的退让变得激烈，学术逻辑展示出无比强大的权力，甚至会达到盲目自由、目空一切的程度。在历史上出现的学术表达超越社会现实、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就是学术逻辑过于强化的表现，从而导致大学处于故步自封、步履维艰的境地。然而，当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影响日益加深时，大学又往往会失去其原有的本色和追求，学术逻辑极有可能让位于政治逻辑而成为附庸，迎合市场逻辑而被异化，从而偏离求真的轨道，成为迎合物本逻辑的反学术逻辑。在我国，大学的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屈服和依附出现在“十年动乱”时期，大学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生产劳动成了大学的主导课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国的大学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追踪和利用市场发展自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对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和侵蚀，大学的功利化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学的学术逻辑受到了空前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学术逻辑在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对大学的影响是消极的，承受质疑和责难成为大学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学术自律、学术规范成为大学自救的不二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三种逻辑的博弈还会持续，任何一所大学的三种逻辑的稳定和平静状态都是暂时的。
三、三元动态制衡——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
如上所述，博弈的状态是大学的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表现出的常态，但是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处理好“三元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让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各司其职，使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各得其所。当前，让学术逻辑回归应是我们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首要任务。当然，学术逻辑的回归不等于抛弃内外部环境而恣意放大它的权力，而应是理性回归，保持“三元逻辑”在相互制约中的动态均衡，并将其体现和落实到现代大学制度中。
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是为调整和固化权力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反映了不同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制度创新的動力是由制度的非均衡引起的，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所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要找出现代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特质，一方面要从现代大学的权力和利益的结构状况人手，另一方面要对大学制度的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博弈，从本质上讲，它所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行政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制约状态，以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学组织会在发展的某个阶段，要么突出单一逻辑在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即在该逻辑的支配下，过分强调某一权力和利益要素，“一元逻辑”成为大学的哲学基础；要么是对“三元逻辑”进行简单的“混合”。各自独立的逻辑在同一制度体系中的简单“混合”，其实质仍旧是“一元逻辑”的简单相加，各自孤立，且各自通过无序膨胀来挤压其他逻辑。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消除上述弊端，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建构相互牵制、保持动态平衡的“制衡”关系。
（一）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一元逻辑”的主导，向“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状态转变
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如果只重视、突出某一逻辑，并由该逻辑支配大学组织中的权力和利益要素，那么其他两个逻辑就会被弱化或忽视，这样就必然会回到传统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的老路上去，从而导致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权力和利益的结构体系处于失稳状态，进而衍生出更多的制度危机。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政治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这不仅会制约高校潜能的发挥，甚至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影响政府教育目标的实现。因为，如果大学外部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在大学制度中成为主导，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大学内部事务，这不仅难以产生对大学的有效激励，难以激发大学的潜能，而且还会造成“千校一面”的状况，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形成恶意竞争，甚至出现大量浪费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以政治为纲”，大学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办学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极端现象，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市场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就会使大学失德、失道。市场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新的大学制度过度强调和突出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必然会强化“唯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短视化、教育教学行为的短期化现象势必盛行。因此，市场逻辑一元主导，必将造成大学制度体系的失衡，大学组织应有的稳定性就会丧失，甚至滑向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才成长规律的深渊。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学术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挡。首先，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不能脱离政府和社会孤立地存在，必然有各种能量要素的交换。其次，大学自身的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均要求其重视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否则，大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如果学术逻辑被无限放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被过度挤压，必将导致学术权力失控，学术利益过度聚集，最终危及大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均衡，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在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家对“一元逻辑”主导的危害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便开始寻求“三元逻辑”共存的协调方法。
（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的原则
要有效避免现代大学制度的某种权力和利益的过度集中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膨胀，或过度分散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分裂，就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和学术“三元逻辑”间的相互牵制，在互相牵制中谋求几种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且必须是趋向系统稳定的。解决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三者问的矛盾和冲突，是实现“三元逻辑”制衡的关键，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回避的方面。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大学制度中，“三元逻辑”虽处于同一制度体系内，但却各自独立，边界分明，一旦某一逻辑处于强势地位，便演变成由“一元逻辑”主导的局面。总之，“三元逻辑”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相互制衡的实际效果。大学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大学制度功能和结构的整体优化，适应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相互制衡已成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三元逻辑”既结构紧密又动态制衡的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三元逻辑”制衡机制的核心或关键点是“权力”和“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形成大学的相关主体，如，就是要形成政府、大学及其教职员工、市场、社会团体、学生及其家长等多元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既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也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的相互制衡。在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制衡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时，既要充分考虑多元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又要对大学组织自身的使命给予充分关照；既要对过去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冷静分析，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把握、谋划未来的发展，通过对其他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和利益给予充分关注、培育和体现，来平衡和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为“三元逻辑”制衡留下自适应空间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由于参与者个体在信息、能力和理性认知上存在着差异，因此，他们对新制度的反映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化的反映，就会影响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增加制度弹性，即增加制度制定的参與者对制度创新的适应性，就可以实现效益的持久增长。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原则，但由于大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大学的大学逻辑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要给予“三元逻辑”充分的自我调节的空间，使之具有相应的弹性。这就是说，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不仅要遵循“三元逻辑”，确保“三元逻辑”互相制衡，还要充分尊重不同大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所大学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为大学独立处理权力关系和构建利益结构，留下足够的空间，使大学的“三元逻辑”保持动态平衡，使大学制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具有较大弹性的自适应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要阐述的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理论，简称“三元动态制衡”。
2012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90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含独立学院303所），成人高等学校348所；在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145所，高职（专科）院校1297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的单位811个，其中，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534所。从管理权限看，有国家直管、省管、市管之分；从办学特色看，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门学院；从办学定位看，有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之分；从办学历史看，有百年老校，也有新办学校；从投资主体看，有国家公办、省公办、地市公办大学，还有民办和合作办大学等。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情况，一方面，如果要求所有高校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时，完全按照相同权重的“三元逻辑”关系进行设计，未必符合中国当代大学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同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其内外部条件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要求大学对“三元逻辑”的权重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依据上述“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理论，给每所大学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遵循上保留自主调节的空间，使之有能力根据自身情况构建自适应制度体系，以达到权力关系和利益结构的动态平衡，这应当是每所大学最根本的选择。
（责任编辑 焦薇缜）
文学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重读的文字。这些文字强调从自我感受出发，与文学经典传达的情感和经验直接对话，运用了诸多现代文本解读手法，将阅读还原成了审美体验的过程，从而实现了与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心灵沟通。王富仁的这些经典重读的文章，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
关键词：王富仁 古代文学经典 解读
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富仁写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学经典解读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91至1995年的《名作欣赏》上，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这组文章给中学师生提供了一种极具个人体验的阅读示例，又能被包容在中高考制度的整体框架中——换言之，这些解读并不以思想层面的标新立异自炫，它展现的是解读者细腻出色的艺术感受力和将现代文本解读手法作用于古典作品所带来的清新感。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到自己写作这些作品的初衷，是在某种低气压的环境中，试图通过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沟通，寻找自我內心的慰藉和安稳。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者收发自如的学术功力令人称赞。自然，这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操作背后，也有王富仁当年实际任教中学所带来的个人经验和理解在内。在技术层面上，作者将现代文学的文本解读技巧应用于古典作品，以读者的身份——而非权威的阐释者或宣教者——与作品进行精神沟通，切入角度新颖，结论别具一格又平和稳妥。
王富仁的经典解读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从自我感受出发，将阅读还原为审美体验的过程，避免一系列既有结论对阅读活动的干扰。他曾谈道：
当我们一提到岳飞的《满江红》便想到它是一首爱国主义诗词，一提到杜甫的《石壕吏》便想到它反映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生活，一提到白居易的《长恨歌》便想到它表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时候，它们的诗意特征便淡漠了。这些“主题思想”像横亘在我们心灵与诗之间的一道堤坝，使我们的心灵再也难以与诗的本身实现直接的拥抱。其原因何在呢？因为对诗的任何一种主题思想的确定，都把诗的各种丰富的内涵简化了，而诗意恰恰只有使心灵主要活动在直感的、情绪的、审美的，亦即难以言说的境地的时候，才能最有效地被表现出来。a
上文中提到的结论性描述，无疑是以往解读活动一步步提纯的结果。但结论性的描述会受制于时代或个人的局限，对一名“新读者”而言，如果对论断的接受超越了个人的体验，则未必具有积极的意义。王富仁的诗歌解读强调从自己直接感受到的诗歌意境入手，将自己的心灵直接沉浸到诗歌所展现的丰富的心理流程和繁复的意象中去，用个人感受与诗歌传达的经验直接对话。如孟浩然的《春晓》这首人人熟稔的小诗，在王富仁的分析中，它首先被定位为诗人对自己描写的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心理距离状况下的创作，展现了诗人从朦胧的无意识到建立起自我主动意识的过程，即人从沉睡到醒来的一刹那间所感受到的春的意蕴；并进一步提示到，伴随这一过程的独特的精神境界，是有着玄妙意味的，这种玄妙之处可以感同身受，却不可言传——“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和他共享这种如此丰富、如此具有个性、如此新颖的感情，并使我们也能领受他所无法使我们理解的那种经验。”b从文艺学的角度看，这更接近于“直觉”论的分析方法。“所谓‘直觉’，就是对解读对象的‘直接的领悟’，即当下的、突如其来的、直截了当的理解、觉察。”c
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解读，无疑为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发挥主体性、有所作为的范例。如《江南》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以往的文学史论述中，多强调乐府民歌内容的写实性和音韵之美。王富仁在《江南》诗中却读出了自由的意味以及人类对自由的向往之情。该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莲叶茂盛丰美的样子，但后五句却很快将读者的关注点从“莲”转到了“鱼”上，鱼围绕着无穷碧绿的莲叶追逐嬉戏，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图景，而五个方位词，“间、东、西、南、北”的运用，因为涵盖了所有的方向，实则是没有方向、没有限制、无拘无束地游戏和穿行，更突显出鱼的自由和惬意。这种体验自然有着强烈的现代意味，它跨越的是历代对这首诗的分析、讨论和定评，将“现代人读古诗”变为“现代人读诗”，让读者与作品猝然相遇，将中小学古诗文讲解这种知识传递活动，还原为阅读审美活动；但作者紧扣文本，只谈个人体验，不代古人立言，亦不做颠覆性结论，将重读牢牢框定在审美范畴之中。这种稳妥性正如解读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时展现的，王富仁从刘兰芝的陈述——“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中感受到，这是一位意识到自我存在价值却在婆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女子的自我申辩，在这种申辩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刘兰芝对丈夫的埋怨和失望，这无关爱情，只是平淡如水的婚姻中常有的抱怨。在这里，王富仁从正常的人的情感取向出发，认为“一个在夫家遭受虐待和歧视而又具有自尊心的女子，是不可能产生对丈夫的真正感情上的爱的，她充其量只能遵守传统妇德，尽到一个妻子对丈夫应尽的义务”d。接下来，王富仁又分析了焦仲卿这个人物形象，指出男主人公在兰芝被遣归时表现出的既同情又犹疑的态度，以及在自己的母亲面前缺乏独立人格的言行，都使得他缺乏获得一名正常女子爱情的基本条件。顺着这一思路推演开来，王富仁认为，刘兰芝的死是由于相继在婆家和娘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结果，她对焦仲卿的眷恋，只是由于对方维系了她在人世间的一丝温情。简言之，刘兰芝的死是为了绝弃薄凉无情的人生，而焦仲卿的死则是为了证明自己残存的自我意志，《孔雀东南飞》一诗是作者对人生与命运的思考，其中亦有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但却不是对刘兰芝和焦仲卿已有婚姻关系的歌颂。以往文学史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将《孔雀东南飞》定义为爱情主题，实际已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划归和提纯操作，王富仁质疑该作品的主题，所采用的方式并非概念的拆解和历史场景的还原，他在分析人物形象时，采用了袁昌英改编同题话剧时相似的策略，为作品灌注了更多的现代心理活动和伦理原则，内涵的丰富早已突破了原有的主题归纳，实则扬弃并重构了对《孔雀东南飞》的解读理路。充分呈现“现代”所具有的丰富性，以凸显以往文本阐释的僵化和粗疏，这是王富仁的策略，也是现代文学学者重读古典作品的特色和魅力所在。
如王富仁所言：“作为一个人，总想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灵中的东西，而感受别人，感受别人的作品，又是感受自己、感受沉埋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和情绪的唯一途径。”e王富仁的古典诗文赏析，十分注重分析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系数，行文时又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融入其中，这是古诗的新读，而解读者在古代文人和作品中进行精神追索的热切和虔诚，同样让读者心有戚戚焉。在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的作品中，王富仁读出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和精神意志。陶渊明的《拟挽歌词三首》，包含了从死者观察生者的视角及对生之意义的拷问。在传统的主流文化观中，人們更为重视的是对人生的评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对死后哀荣的执着，掩盖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陶渊明却注意到，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仪式，原本只是为了排解生者的情绪和意愿。这一由死观生的写作视角，让人猛然醒悟——对身后名的追逐，会让自己的一生系于别人的意愿，失却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因袭的重负，也是人生的异化。讨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时，王富仁强调的是，诗人的孤独感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四维结构中体味到的“孑然独存，无所凭依”的感觉，这是一个有着使命意识的个体，面对人生的困境，又对所从属的精神谱系的信心有所保留时的缄默与痛楚。上述解读充分融入了王富仁的个人体验，这样的文字贯穿着鲁迅《摩罗诗力说》中“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精神力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知识界低气压氛围中，其中包含的感慨和期许，无疑会令读者动容。
另一个例子是王富仁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他将这首诗理解为“一个老年人的悲哀”。在这篇赏析中，作者将自己的中学老师米中和儿时所见的一个孤寡老人的经历拿来与杜甫作比较。他们都在一连串的生活挫折和人生失意中落入人生的困境，在不断的人生理想破灭之后，他们努力打造一道最后的防线——一个精神上的“窝”。一旦这个“窝”像杜甫草堂上的那些茅草一样被风卷跑、被年轻人公然抱去，他们便陷入彻底的绝望。在王富仁看来，杜甫对茅草得失的担忧，象征着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年人对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的不信任和无助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展现的，正是这些经历了人生节节败退、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极端困窘的老年人脆弱的社会应对能力，以及对如何安放自己风烛残年的困惑。将普通人的经历与文学经典的情景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去探究文字所传达的人类共同的困境，从而拉近读者和经典的心理距离，使得王富仁的经典解读带有强烈的生命体验特征。从教学层面看，王富仁的解读方案是先赢得学生对作品的整体性认可和亲近，再去处理诸如文字、音韵和思想等具体问题，以求事半功倍。
总体而言，王富仁的解读极为契合世态人情，这种世态人情无疑是遵从现代而非古代的逻辑。这批经典解读文字，更像是对鲁迅《故事新编》写作策略的致敬——在古人的躯壳中吹入现代的气息，使其鲜活，和现代人心灵相通。在艺术感悟力和历史知识背景之间，王富仁的知识结构可以保证自己的解读妥帖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但他的解读重心偏向前者；对于中学师生而言，这种文本解读的真正意义在于不为作品的先验性主题左右，在紧扣文本的前提下，表达个人在阅读时的独特体验和感受。
a王富仁：《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解构主义批评——〈旧诗新解〉（十二）》，《名作欣赏》1993年第5期，第52页。
b柏格森：《创化论》，《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c曹明海：《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d王富仁：《主题的重建——〈孔雀东南飞〉赏析》，《名作欣赏》1992年第8期，第17页。
e王富仁：《古老的回声·自序》，《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文学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消费信贷;消费结构;消费升级
随着武汉等10个城市获批全国第二批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城市，消费金融公司作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补充，其汽车、个人耐用消费品、房屋装修、旅游和子女教育等多样化的消费贷款产品正在普及推开。消费金融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当期和远期的财富水平直接或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量和消费结构，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消费结构上，尽管我国居民正经历着由生存型和温饱型向小康型等更高级别消费结构的发展，但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主要部分，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其保健、文娱、教育等服务性消费项目亟待开发。由此，如何通过消费金融工具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引导居民消费热点，进而促进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升级是我国转型时期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的逻辑关联
本文侧重从广义上理解消费金融，借鉴Tufano(2009)的观点，并选择以家庭为视角，认为消费金融即家庭作为消费主体为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满足消费性支出而做出的有关金融活动，包括四个维度即家庭储蓄、投资、保险、消费信贷等借贷安排。本文选择从家庭金融资产项和家庭金融负债项两个角度切入探究家庭储蓄、投资、保险、消费信贷如何促进消费升级。
1.储蓄型资产的资产效应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储蓄来平滑消费，而且通过持有其他储蓄型资产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储蓄型金融资产的资产效应，即家庭会将这类资产平滑到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消费，避免在预料未来的需求攀升时发生失衡，从而提高未来的消费质量，实现跨期优化，这种资产效应可能会使得现期用于消费的支出减少，但由于能够保障远期的消费需求，未来的消费支出将提高，因此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本文将这种效应仍然归结于正相关关系。
2.投资型资产的财富效应
Merton(1961)考虑跨期的投资行为对整个生命周期消费的影响进而得出了跨期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认为毕生的财富水平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及金融财富才能决定消费者毕生的消费效用。跨期消费选择模型表明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家庭可支配收入，而且也取决于家庭的投资回报，其中股票是重要组成部分，当股票投资取得回报实现财富水平的提高时，消费支出水平也随之提高。这种财富水平越高，居民的消费欲望越强、边际消费倾向上升的现象称之为“财富效应”。财富效应通过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增加消费支出，当边际消费倾向提高到某一水平时，消费者更加倾向于收入弹性高的商品如享受型产品或奢侈品而减少收入弹性低的商品如生活必需品。
3.保险的信心效应
相比发达国家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的医疗、教育体系，我国居民面临着更多的未来不确定性，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医疗支出风险、养老支出风险、教育支出风险等，因而我国居民购买保险对于消费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资产替代效应”渠道，即通过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可以使消费者以支付较少金额的方式转移风险，减少其面对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强当期和未来的消费信心，从而人们减少足额的预防性储蓄，提高现期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
4.消费信贷的跨期消费效应
根据流动性约束理论，在存在流动性约束下的情况下，个人倾向于储蓄以防止未来收入水平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冲击，换言之，在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时，该国的储蓄率应当处于较高的水平。从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的对比来看，我国一直存在高储蓄的异象，正是作为一种提前消费工具，能够缓解消费者现期的流动性约束，降低消费者为大额消费品进行储蓄的动机，从而减少消费者通过自我积累的方式进行储蓄进而增加消费。当消费者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满足了其大额消费品的刚性支出需求后，当期消费更高水平的消费项目就成为了可能，加速了消费者向更高层次的消费结构转移。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1.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的实证数据来自2014年西南财经大学在全国25个省对8000多户家庭以调查问卷形式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活动(CHFS)。剔除了某些异常值和数据不全的家庭最后得到有效样本规模为3798户家庭。解释变量储蓄(DEP)是指家庭的定期存款账户余额、保险(INS)是指家庭累积购买的商业性保险、股票(STO)用家庭购买的股票市值表示、消费贷款(DEBT)用家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信用卡欠账额度和其他类消费性贷款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Y)、户主受教育程度(EDU)、家庭规模(SIZE)、户主年龄(AGE)、家庭户口类型(Dum_rural)。通过逻辑关联的梳理，本文参考张大永(2012)的模型设定方法，假定家庭金融资产、消费贷款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升级率存在如下线性关系。
被解释变量消费结构升级率(DR)参考韩立岩(2011)的发展系数，用家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100%来表示，构建模型(I)：
(I)
被解释变量发展型消费支出量(DC)用家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表示，构建模型(II)：
(II)
通过以上的逻辑梳理，本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保险、储蓄、股票、消费信贷与消费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
2.实证检验
由于Wald检验结果显示仍然存在较大的异方差，本文采用WLS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
(III)
(IV)
从回归结果方程可以看出，除了消费贷款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家庭的金融资产储蓄(DEP)、保险(INS)、股票(STO)对消费结构升级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当家庭储蓄资产增加1%时，能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0.0836%，家庭储蓄账户余额的资产效应在当期实现促进了消费结构的改善;当家庭购买的保险资产增加1%时，家庭消费结构改善0.184%，说明保险的信心效应得到了发挥;当股票资产每增加1%，消费结构升级0.299%，股票资产给家庭带来了财富效应提高了家庭的财富水平进而对消费结构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而家庭消费信贷能够促进发展型消费的支出，但尚不足以达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效果(原因见结论部分)。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家庭储蓄资产、保险资产和股票资产与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升级呈正相关。家庭储蓄资产累积通过资产效应对消费升级有促进作用;保险资产通过提升信心效应有助于消费升级;股票资产提升了家庭的财富水平，可以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升级。
2.家庭消费信贷能够促进发展型消费的支出，但尚不足以达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效果。消费信贷通过跨期优化效应能够解决居民当期的大额支出，为其他消费项目腾出支出空间，并能引导消费热点，激发消费潜力，加快居民消费升级的速度。然而，目前我国消费信贷相比发达国家相对滞后，对居民向发展型消费发展的引导能力较弱，加之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居民的收入预期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借助消费贷款进行消费需要偿还较高的目标储蓄额，居民增收措施的补偿效应难以发挥，不确定性因素压制了居民超前消费的意愿，由此消费信贷对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有限，尚不足以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具体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居民的股息与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发挥风险资产的财富效应。稳定资本市场以提升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价值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促进消费升级。
第二，提高保险密度和社会保障水平，降低不确定性因素，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需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的基础设施环境，通过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之间消费信息的传播和学习，促进耐用消费品“示范效应”的发挥，实现消费模式的顺利传递。
第三，加快发展消费信贷市场，完善相关配套法律保障和个人征信系统。不断引入新的消费金融机构，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规模。此外，发展互联网的消费金融产品在小额支付、便捷体验方面的优势，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共享技术更好地管理风险和控制成本，从而与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形成产品、功能上的互补。另外，借鉴美国和日本的个人征信体系，应推动建设民营性质的个人征信体系，从而规范消费者、企业与金融机构在消费信用或金融交易中的责任和权利。
参考文献：
[1]Tufano，P.， Consumer Finance，Economic Literature，2009(1)，227-247.
[2]韩立岩、杜春越：《城镇家庭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3]严先溥：《消费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消费经济》2004年第4期.
[4]田青：《资产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5]王江、廖理、张金宝：《消费金融研究综述》，《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文学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期刊从期刊数量到期发行量都呈现出大幅下滑之势。据人民网对文学期刊进行的调查，目前中国的期刊社一共有9000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而这其中又仅有10％的文学期刊生存状态较好，即不到100家的文学期刊能够维系自身的运行，其余的文学期刊都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文学期刊的日渐萎靡与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文学发展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同步，但文学期刊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是值得理论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学术界对文学期刊萎靡不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第二，消遣、娱乐类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对文学期刊的冲击；第三，当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第四，读图乐趣取代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第五，政府对文学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这些分析当然成立。但是，文学理论界在探讨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恰恰忽略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似乎文学期刊兴衰存亡与文学理论没有丝毫关联。
事实上，文学期刊面临大幅萎缩是一个表层问题，其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读者和文学期刊，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中文学理论苍白化、文学批评阐释无力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学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而且需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和介入。中外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文学理论的关注和介入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而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才是文学繁荣的直接推手，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运动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莫里哀，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歌德，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因此，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描写人间苦难，反映黑暗现实，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尔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不到百年时间出过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然而，这样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而是在文学理论介入和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最终产生了大量以推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己任的理论家，主要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事业和文学的历史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发表之后，由于这两部作品辛辣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了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因此，遭到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蔑称其为“自然派”。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仗义执言，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和《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等理论文章，指出果戈理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而是对其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充分阐明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其后，别林斯基又写了《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热情赞扬了果戈理等进步作家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阐明了“自然派”采取对现实批判态度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纵深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广泛地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指导广大读者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去领会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培养读者高雅的艺术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那么，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断然不会如此波澜壮阔。
三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阐明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引导作家关注现实人生，引导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剖析，引导读者把握作品，培养读者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出现良性而有效的互动的时候，文学思潮才可望推动文学的发展，文学繁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学期刊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成为沟通作家与读者桥梁和媒介。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起到这样的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在自己封闭的理论框架内自我演绎。综观当前的中国文坛，文学理论与文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理论与创作阴阳两隔
当下，中国文坛最奇怪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的缺席。文学理论的缺席并非是指中国没有文学理论家，没有文学理论文章，而是指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家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传声筒，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二道贩子”。移植而来的文学理论根本不能有效解读当下的文学现象，只能自说白话，只能在话语狂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文学理论家们声称“理论就是理论”，“理论与创作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以此来回绝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不仅不能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且使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原创力，甚至导致文学理论家的惰性。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因而对西方文学进
行阐释和批评是有效的。但中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关注的问题有别于西方文学关注的问题，同样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西方人的审美理论、艺术追求判然有别。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评头论足，无异于削中国人之“足”去适应西方人之“履”，不仅不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繁荣，反而会因隔靴搔痒引起作家的反感。当移植西方理论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理论原创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贴近现实的批评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与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另一种症候则是：文学批评期刊也并没有起阻止文学期刊质量下滑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还加速了文学期刊质量的下滑。文学批评期刊本来应该承担解读作品、引导读者、提升审美水平的作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期刊发表以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能事，出现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与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相去甚远。一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学悟性和文学感受能力，除了对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概念进行花样翻新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因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与作家和读者双重疏离。
2.文学批评伦理全面丧失
文学批评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学批评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家的伦理底线何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不敢追问的话题。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庸俗化倾向，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全面丧失，文学批评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引导作家追求艺术完美、形成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歧途。究其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自甘沦为一些庸俗作家的吹鼓手，文学批评不是从学理出发，不是处于中立状态，而是成为作家宣传、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使作品进入市场的必要“程序”。批评家被作家、图书经销商、作品经纪人“策划”，并为他们服务，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所谓的“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倚门卖笑的方式苟延残喘地存在。
文学批评伦理的全面丧失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在商业气息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批评家利用“批评家”的身份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手中的笔。然而，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并非是一个枝节性问题，它关涉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涉文学存在的价值等文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神圣性的颠覆，是对人类曾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的亵渎，其最终后果不仅将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而且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之中，读者对文学形态的集体想象、对文学的信任怎能不被文学批评掏空?文学期刊怎能不举步维艰?
3.文学期刊担当意识溃泛
如前所述，学界在分析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要么从文学期刊的外在生存空间人手，分析制约文学期刊的各种社会文化环境；要么从文学期刊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人手，认为当前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与文化市场接轨，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文化消费的需要，因而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样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文学期刊的困境在于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上缺乏担当意识，因而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精英群体。由于在办刊理念上定位在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因此文学期刊往往通过期刊改版、变更栏目设置、发表通俗文学作品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需要，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期刊在追求贴近大众生存的过程中变得庸俗化。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场面，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特别眷顾?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刻意追随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在当时受民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担当起了思想启蒙、人生导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学期刊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因而它成为读者的一面旗帜，成为民众寻求理想和价值的精神家园。
然而，当前的文学期刊在庸俗化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是因为文学期刊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理想、梦想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文学期刊一味媚俗基于对当代读者的一种基本预设：当代读者不需要追问形上问题，不需要理想和信念；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消遣，仅仅是消费，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这样的预设就难免导致恶性循环，即文学期刊越是贴近大众，而实际上就越远离读者；越远离读者，文学期刊就越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困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对文学期刊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于重树文学精英价值，重建读者对文学精神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积极反思文学期刊的生存境遇，而且也理应成为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重要推手。文学理论家不应该在转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自娱自乐，不应该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随意粘贴西方文学理论的标签，更不应该以解构、嘲弄中国当代文学残存精英意识为乐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具有理想和信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精英化，积极探索历史、社会、人生，思考人的终极价值，营造文学引领生活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重建读者对文学的信赖，重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重建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文学生态一旦形成，何愁文学期刊没有稳固的读者群体?何惧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休闲娱乐报刊的挑战与竞争?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根本前提是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
文学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提升学生文学鉴赏能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重要的教学目标。当前，一些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文学鉴赏对学好汉语言文学作用显著，无法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不能称为成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应当坚持探索出有效的培养方式，将提升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作为立足点。《当代汉语言文学研究及文学鉴赏能力培养》一书旨在结合我国当代文学发展实际，从研究汉语言和当代文学入手，在有关文学研究理论指导下，探究现代汉语思维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探讨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
一、《当代汉语言文学研究及文学鉴赏能力培养》内容概要
《当代汉语言文学研究及文学鉴赏能力培养》一书共分为十四章。第一章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包含简介、研究现状、审美、发展进程和典型观念、研究转型情况;第二章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探究，包含史料、英译、语言品格、概念及电影改编的文化学;第三章主要讲述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情况，包含“三段法”教学、课程与教学改革、教师形象;第四章主要是现当代西方文学研究，包含时间观流变与当代西方文学发展、当代西方文学研究中的美学回归态势;第五章主要讲述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包含生态文化因素、现代派文学、中国文学文本空间中“西方文本”的寓意;第六章主要是汉语言文学概述，包含学习的重要性及其特征、汉语言文学的发展、网络环境下汉语言文学的传播、具体应用情况和中华文化的弘扬、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第七章主要是汉语言文学探究，包含汉语言文学与人的修养、审美教育、语言意境、互联网与汉语言文学的融合;第八章主要讲述汉语言文学教学，包含专业教学、教学方式的创新、学习和应用、课程改革、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第九章主要是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创新性研究，包括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的经典阅读及体验、教育创新、应用性教学;第十章主要讲述各阶段汉语言文学教学，包含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情况;第十一章主要是文学鉴赏概述，包含文学语言艺术、现代派文学的理论、“知人论世法”与文学鉴赏、文学鉴赏与理想价值的追寻;第十二章主要讲述的是文学鉴赏的分类鉴赏，包含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鉴赏等;第十三章主要讲述文学鉴赏能力培养策略，包含重要性、写作路径、培养情况、培养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教学、阅读中提升文学鉴赏能力、培养创新思维和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第十四章主要讲述职业院校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包含文学鉴赏对高职学生的影响力、高职院校汉语言教学中的文学鉴赏、高职文学鉴赏课的教学和片论，以及怎样引导高职学生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二、《当代汉语言文学研究及文学鉴赏能力培养》的意义和价值
《当代汉语言文学研究及文学鉴赏能力培养》一书可供文学工作者或教师职业的人阅读参考，主要探究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培养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方法。作品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要先了解文学作品创作背景，提高鉴赏能力，帮助学生理解作品。教师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应当提升学生语感训练方式、感悟能力，选择快读与精读等，不断熟悉文章，从而有效提升其文学鉴赏能力，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鉴赏文学有独特的鉴赏方式，并不是“跟着感觉走”，需按照作者所描述的内容，结合文学基本知识，感受作品蕴含的美与意义。教师需引导学生掌握好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把提升文学鉴赏能力落到实处。教师可逐渐向学生渗透文学教育，为提升文学鉴赏能力夯实基础，要求学生积极思考，加强其课后巩固阅讀，实现相应文学知识的积累，使学生掌握汉语言文学鉴赏方式，积极培养其阅读能力，全面提升学生汉语言文学鉴赏能力。
《当代汉语言文学研究及文学鉴赏能力培养》一书，能够为大学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理论指导，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可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兼具实用性和收藏性的著作，值得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师生学习。
（李欣蓓，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
文学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提 要】本文以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主要方法，定量研究了留学生的阅读重点和阅读偏好，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课教材篇目选择问题以及课堂教学中多媒体使用情况，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现当代文学 教材选编 多媒体教学
一、引言
1. 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教材问题
目前国内对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学作品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仅有的这些研究也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方面，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是少之又少。当下，对外汉语教材还存在很多漏洞，如：教材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系统性等。
这是所有对外汉语教材的通病，当然也包括现当代文学教材。在编教材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因教学的侧重点不同，对篇目的选择也不同。有的是基于自己的教学实践得出的结论，有的是通过研究分析已有教材提出自己的建议。然而，学习者对这些篇目的具体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在学习时有什么样的偏好和需求呢？在这方面，很少有学者涉及。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者应该深入学生中去，了解他们学习的兴趣点和难点，从而编出一套更符合学生实际情况、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现当代文学教材。
2. 多媒体教学
媒体技术的出现使现代教育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往往可以使教学事半功倍。 基于现当代文学的特点和对外汉语教学中多媒体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在文学课上，更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结合已被翻拍的影视作品和由诗歌改编的歌曲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受试为南京师范大学的30名留学生，他们都是汉语高级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间约为3年。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12个不同国家，都上了一些课时的现当代文学课，有一定的中国文学素养。
2. 研究方法
我们在本次研究中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前期先对该班现当代文学课进行调研，了解老师的教材使用情况和上课模式，然后设计调查问卷。为了保证受试者能够理解問卷，我们将问题和选项翻译为英文，并请英语母语者校读，以确保语义表达正确、没有歧义。在做问卷前，给学生发放礼物，以确保学生更加用心填写。
三、结果和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收回了23份有效问卷，将每一位同学的每一道题的选项输入电脑，并使用excel进行统计，经过整合与分析后，我们得到了以下的结果。
1. 留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首先，我们让留学生列举了他们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来的印象深刻的作品，并从中选出他们认为最难理解的作品。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留学生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中，有12篇为现代作品，6篇为当代作品；其中，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5篇，散文3篇，中篇小说2篇，小说集1部，散文集1部。
关与留学生为什么对这些作品印象比较深刻，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刚学过或是刚读过不久（如《兄弟》），有的是因为文本本身的特点，有的是因为留学生个人的个人偏好（以上两点我们会在后文讨论），还有一部分印象深刻是因为比较难理解，如下表所示：
对比表1和表2可以发现，鲁迅的作品是留学生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也是被认为最难理解的作品。诚然，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也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是鲁迅作品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且语言有时也和现代汉语有些疏离，导致留学生理解的困难。
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不同的学生由于关注的重点不同学到的东西也不同。
例3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他们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最大的收获是“扩大了词汇量”（56.52%）和“学会了新的表达”（52.17%）。从中可以看出，语言不仅是文学阅读的基础，也是留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当然，现当代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的还不止这些。不少高水平的留学生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一些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的文学作品，更能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行为逻辑与思维方式。
2. 留学生的阅读偏好
为了了解留学生的阅读偏好，我们让他们根据第一问（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写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并说明原因，得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此问为主观题，23个受访者仅留下了7个答案。可见，除个别高水平留学生外，大多数人真正喜爱的现当代文学篇目有限。再通过对仅有的几个答案进行分析，不难发现：
一方面，虽然语言是留学生关注的重点（如表3所示），但是极少有人会因为某一篇作品“语言简单”而喜欢它。在所有受访者中，朱自清的《背影》提及率最高（在调查中，朱自清的《背影》是唯一被重复提及的作品），最受留学生的欢迎。通过进一步追问可以发现，《背影》深受留学生们的喜爱，有其独特原因：篇幅短小，陌生词汇少，使之简单易读；在内容方面，父爱主题具有跨越国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共鸣。因此，兼具高可读性和高共鸣性的《背影》成为留学生们的最爱。
另外一方面，虽然很少会有人因为某一篇作品“简单易读”而喜欢它，但是却有大量的受访者会因为某一篇作品“难读”“读不懂”而不喜欢它。兴趣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具有语言障碍的作品留学生根本无法理解、甚至可能伤害学习兴趣，便也不可能出现在答案之中了。
为了更加具体地研究留学生对于某个作者的喜爱程度，我们综合考察了当下流行的教材和各大作家排行榜，选出11位主要作家，使用五度量表法，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喜欢“到“非常喜欢“。当然，其中也包括“不认识”的选项。
在喜爱程度上，我们借用了“豆瓣电影top100”的排名计算方法，将每一个作家获得的票数、相应得票分数、每一张得票的投票者质量（按照投票者所标记的作家认识数量作为考核标准——该投票者认识的作家数量越多，这一票的质量就越高，在最后呈现的作家综合评分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三项内容进行综合计算，得出以上结果：表5显示，曹禺、沈从文、毕淑敏、龙应台的作品相较于鲁迅、莫言更具有“易读性”，其中的爱情、父爱、母爱、自然之爱也具有跨越国界的高度“共鸣性”，受欢迎程度可能因此较高。而鲁迅、莫言、张爱玲的作品存在大量语言阅读障碍，带有中国特色的批判性思想内容也最难，这也可能是导致不喜欢鲁迅、张爱玲、莫言的得分低的主要原因。然而具体到对于莫言、鲁迅两者的评价上来，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于莫言，大家普遍呈现出“不喜欢”；然而对于鲁迅，评论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喜欢的非常喜欢，给分相当可观；然而不喜欢的也不在少数，给分较低。
3. 课堂教学与多媒体使用
教材只有和课堂教学相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们针对教师的授课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表6显示，教师的授课方式还略为单一，以课本讲解为主，穿插拓展材料和小组讨论。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比较低，只有不到一半（48%）的同学认为老师经常使用多媒体进行课堂教学。可见，教师的多媒体教学并没有给大部分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价值和作用。
当被问及“希望老师在课堂上增加什么比例的教学内容”时（多选题），60%的同学选择了“文化知识介绍”一项，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留学生学习现当代文学的诉求与中国学生是相似的，他们希望获得的不仅仅是语言作为工具的属性，还希望能够了解这种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透过文化去感受一个时代的特色。有43%的留学生希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增加对字词的解释。因此教师可以结合克拉申的“i+1”公式，在对班级学生的中文水平和学习需求做一个大致了解后，有针对性的选择教材和教学内容。对于中文水平较高、希望了解更多当下中国文化的学生，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更与时俱进的作品，对中文水平还有待加强的学生则可以考虑选择语言更直白晓畅的文本，而不必只一味追求大家之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材选编情况和课堂教学中多媒体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留学生阅读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语言词汇方面，一些高水平的留学生关注深层文化意蕴；留学生偏好简单易读的作品，尤其喜爱具有跨国界情感意蕴的作品；留学生获得的课外资源有限，教師在课堂上没能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根据以上结果，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 在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初级阶段，教材选择上更应偏重具有“可读性”（语言障碍少）和“共鸣性”（思想内容具有普世性）的作品，旨在打好、巩固语言基础，保护留学生的情感，引发学习兴趣，为下一进阶阶段做好准备。
2.教师应加强引导，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水平，分层次教学。对于高水平学生，教师应注重增加作品的“文化内涵”，篇目选择与课堂教学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适当增添有一定深度、难度的作品，增加作品文化内容的“中国特色”，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3.教师应善于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尤其是视频和音乐。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搜集了由中国现当代诗歌改变的乐曲（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并使用会声会影整合诗人的文字介绍、诗歌改编的民谣歌曲、诗中出现的意象图片、演唱视频，制作出一个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音乐视频，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实际自己制作视频，充分调动学生感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信地址：210008 江苏省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