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新秩序论文

国际经济新秩序论文（精选10篇）

国际经济新秩序论文 第1篇

一、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重商主义是近代为了适应商业资产阶级成长和强化民族国家权力而出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 其实质就是经济民族主义。17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制衡而形成的权力均势体系。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思想萌芽于14世纪, 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币等同于社会财富, 国库和王室成员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是衡量国家繁荣与否的最重要标志。从这一观点出发, 一国只有对外贸易出超才能增加该国的社会财富。因此, 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必须干预对外贸易, 实行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 以保证本国的对外贸易出超, 增加国民财富。这一思想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商业资本家对货币或贵金属的认识。

2、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建立起源于欧洲。17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反映的是欧洲国家的商业发展和掠夺殖民地的需求, 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西欧诸国对亚洲和美洲的资源进行掠夺的基础上。西欧的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五国为争夺亚洲、美洲的财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后, 英国和法国在战争中获胜, 法国取得了欧洲大陆的控制权, 而英国则占据了海上的统治地位。英国是拉美世界最早迈入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

德国历史学派认为, 重商主义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施穆勒认为重商主义的实质在于社会和制度的整体转型, 由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代替地方和领地的经济政策。18世纪在大卫·休谟 (David Hume) 的经济学著作中, 他认为相对收益对经济行为者和各国统计具有的重要性。与休谟同时代的重商主义者认为, 每个国家应当设法做到有贸易盈余和国际收支盈余, 他们的论点是以只有相对收益这个假设为基础的。从博弈理论分析, 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贸易属于零和博弈, 一方所得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休谟利用其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首先对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提出质疑。休谟认为, 一国不可能永远保持贸易盈余, 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会自动调整, 实现贸易的均衡。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肯定了贸易是双赢的经济行为, 从而否定了重商主义对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的观点。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

19世纪到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英国缔造的开放的、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

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及其附属国进行残酷掠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英法战争中, 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大败法国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二个阶段。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和英镑体系的确立

19世纪末, 英国凭借其海上霸权, 占领了大面积的殖民地, 成为日不落帝国, 英国经济处于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 处于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 确立了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固定汇率制度, 它通过英镑与黄金比值的稳定来实现国际货币比值的稳定。英镑的国际地位是与英国的国力相匹配的, 英镑体系的确立标志着英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从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英镑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

英国维持着国际货币秩序是因为它有能力对国际收支逆差国的出口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英国的霸权体系诞生后, 一直到19世纪后期, 英国仍掌握着世界经济和军事霸权。国际经济秩序的总体结构是由英国缔造的, 它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大英帝国时代”的英国是个自我中心论者, 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中心国与卫星国之间的关系 (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 形成了英国一统天下的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 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对其殖民地及其附属国进行统治和剥削。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 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形成了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1946—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规则霸权体系。这种规则霸权体系出现于冷战期间, 主要是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崛起而形成的。

二战期间, 国际经济秩序陷入混乱, 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二战后, 美国凭借其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取代英国, 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 又通过“凯恩斯计划”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 建立起由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作为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因其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而陷入“特里芬两难”的困境。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霸权稳定论

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提出“霸权稳定论”, 他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国家, 国家就拥有了支配国际体系的垄断权力, 那么这种霸权体系就形成了。霸权国家必须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霸权稳定论的中心命题是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存在。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元霸权

(1) 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生产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资本流动性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而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给各国带来利益的同时, 又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凭借其有利地位, 利用冷战后许多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有利时机, 向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 力图通过维持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 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 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他们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2) 区域经济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后, 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显著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 享有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 不断消除市场和体制障碍, 减少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贸易摩擦。然而,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 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或不利地位。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利地位, 与发展中国家争夺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 其消极后果是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发展中国家更加“边缘化”, 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 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也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第一, 由于美元是全球外汇储备、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要货币, 美国通过输出美元向其他国家征收国际铸币税。第二, 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可以通过无限制发行美元来弥补其巨额贸易赤字。美国通过增发美元弥补国际收支逆差, 将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 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第三, 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美国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国际融资。总之, 美元霸权战略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国, 美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

1973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 欧元、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升, 逐渐形成了由多种强势国家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角色的时代———牙买加体系 (又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牙买加体系的实质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美元霸权并未消失, 反而得到了加强, 美元仍作为世界经济中主要的储备货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元大幅贬值, 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严重依赖美国经济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损失惨重。美国虽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 但它通过美元的大幅贬值从全球攫取了大量财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对国际政治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的经济运行体制和发展模式, 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暴露出美元本位制的弊端及其调节功能的失灵。

五、总结

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 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 它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限制和阻碍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 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也是实现全球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各国要加强金融、粮食、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趋势, 就是被掠夺者提出改变规则, 积极增加参与规则的制定, 实行多边参与管理, 倡导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调整与协调, 充分发挥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路径应当由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的方向演变。

摘要：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以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为主线, 以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分析为重点, 把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格局,决定因素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著: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M].商务印书馆, 1984.

[2]罗伯特·吉尔平著, 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3]李素琴: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J].领导之友, 2011 (3) .

[4]贾林娟、杨宏哲:大国能源博弈与国际经济秩序[J].北方经贸, 2011 (2) .

[5]罗肇鸿: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01 (1) .

国际经济新秩序论文 第2篇

中新网6月27日电 当地时间27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讲话。讲话全文如下：

同心协力 共创未来

——在20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

(2010年6月27日，多伦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尊敬的哈珀总理，各位同事：

很高兴来到多伦多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同各位同事共同讨论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这个重大议题。首先，我谨对哈珀总理和加拿大政府为本次峰会所作的积极努力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大家对上海世博会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

在20国集团成员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复苏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衡，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持续上升，一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问题集中暴露，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十分突出。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

匹兹堡峰会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对世界经济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尽早进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我愿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推动20国集团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十分复杂，需要20国集团发挥引领作用。我们应该着眼长远，推动20国集团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要加强20国集团成员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合理政策力度，支持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要审慎稳妥把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节奏、力度，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要全面落实前3次峰会作出的决定和达成的共识，共同维护20国集团信誉和效力，本着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20国集团机制化建设，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分歧，确保20国集团峰会机制在健康稳定轨道上向前发展。要处理好20国集团机制同其他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关系，确保20国集团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第二，加快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我们应该牢记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正本清源，对症下药，本着简单易行、便于问责的原则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建立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要建立并执行严格的资本和杠杆率要求，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监管，制订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要着力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措施，防止风险投机过度。要强调国际监管核心原则和标准的一致性，同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差异性，提高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问责制度，特别是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要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推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和监督改革，加强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

第三，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决倡导和支持自由贸易，继续承诺并严格执行不对商品、投资、服务设置新的限制措施。发达国家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本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坚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贸易摩擦。要按照维护多哈授权、锁定已有成果、以现有谈判案文为基础的原则，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尽早实现发展回合目标。

各位同事！

我们要牢牢把握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三者的有机统一。确保强劲增长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可持续增长是长期目标，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平衡增长是客观要求。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强劲增长，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促进民众就业，加强新兴产业领域国际合作，在前进中克服困难，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注重保持可持续增长，不仅要保持环境可持续性，也要保持财政、货币、贸易、产业等政策的可持续性，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和风险。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平衡增长，既要实现各国国内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平衡增长，也要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平衡增长。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是一个长期复杂的 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持之以恒、坚定推进，也要照顾到不同国家国情，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努力推进经济强劲增长，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7%，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势头，一季度经济增长11.9%。中国始终重视增长的可持续性，把财政赤字控制在占国内生产总值3%的范围之内。今年以来，我们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强调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妥善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着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平衡增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中国各项扩大内需政策取得明显成效，2009年在货物出口总额减少16%的情况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近1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30%，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至6.1%。今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继续大幅减少，经常项目收支加快趋向平衡，经济协调发展良好势头进一步增强。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和资源约束矛盾突出，尤其是中国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2400万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未脱贫。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生态文明、文化产业、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些调整和转变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中方愿同各方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平等合作、共同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形成更加合理的产业分工结构、更加均衡的金融贸易结构、更加科学的资源配置结构、更加公平的利益共享结构，实现世界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各位同事！

要真正实现世界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必须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充分发展，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十分严重，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面临的困难也十分严重。20国集团成员主要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85%。20国集团有责任为解决发展问题提供更强政治动力、更多经济资源、更好制度保障。

国际金融危机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程面临新的困难，2015年前完成预期目标任重道远。我们应该在发展问题上采取更多实际行动，保障发展资源，完善发展机制，促进发展合作，确保如期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兑现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开放市场、减免债务，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自我发展能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源应该优先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我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500亿美元，明确要求将资金优先用于最不发达国家。我们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达6500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设立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向东盟国家提供150亿美元信贷支持，积极参与推动以清迈倡议多边化和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为主要内容的东亚财金合作，维护地区经济金融形势稳定。我们向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提供10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我们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免除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逐步给予非洲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关税待遇。我愿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中国将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

各位同事！

20国集团和世界的未来需要大家共同开创。让我们同心同德，携手并肩，规划和建设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

经济危机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第3篇

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世界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包含着一个占支配的中心，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和处于‘中心’、‘边缘’之间的‘半边缘’地带，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①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59，Vol.XLIX，pp.25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7页。，指出国际经济秩序内在的不平等性，是外围或边缘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而现实主义者则以“权力结构”为基础，论述了“霸权对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②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359页。，以及权力更迭带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但二者均忽视了国际经济秩序具有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属性，以及在市场和国家(权力)双重力量推动下的演变逻辑，无法还原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历史的全貌。本文意在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以国家和市场双重动力为视角，以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为平台，分析研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问题。

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

奥古斯丁指出，秩序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处于自已的最佳位置，共同构成一个很好的布局”③Augustine:“The City of God，bx xix.ch，VII，”Everyman's Library，1950，P249.转引自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赫德利·布尔在此基础上，对秩序的概念进一步引申，认为秩序是“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是相对于特定目标和价值而存在的社会现象，国际秩序指的是目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一种国家间秩序，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如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存在，维护国家的独立或主权，维护国际和平等”。门洪华依据前人既有的研究，指出“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

在借鉴现有学者对秩序和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界定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基于国际经济力量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和各种经济制度的总和。其基本目标是国际经济体系本身的生存和延续，维护国际经济社会的稳定、自由和开放;基本功能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的运行和发展。

根据对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运行逻辑的既有理解，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第一，国际经济秩序是某一时期主要经济行为体基于经济实力造就的格局，建立在各经济行为体尤其是主要经济行为体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是经济实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经济观念分配的基础之上，一定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经济行为体在核心经济观念上是否能达成一致，保持默契或必要的妥协，当前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和发展模式上。第三，国际经济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体按照某种既定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来处理彼此关系，反映了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总之，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经济行为体实力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外在表现为全球性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创立和运行。其演变过程也主要体现为国际经济力量的重新分配;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与变革;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发展模式的更替和完善等三个方面。

在演变形式上，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表现为内在调整和外在变革，二者互为依存，相互调和，共同构成了秩序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国家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国际经济秩序赖以建立的经济实力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存在失衡和调整的潜在危险，为恢复均衡、维持延续，国际经济秩序首先发挥内在调整的功能:受到挑战的霸权国会通过需求增加资源以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或减少承担的义务和相应的成本，以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但以最终不致危害其国际地位为底线;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和市场力量冲击下，其首先表现为系统的内部改良和完善，对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部分进行调整、革新，以维持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的延续和保存。一旦这种调整无法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和新的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时，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与权力结构和经济形态的断裂，进而导致体系性危机事件(战争、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在体系性危机事件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秩序将发生剧烈调整或外在变革。因此，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主要是由该秩序对国家和市场的需求能够调整到什么程度的能力决定的。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变

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权力结构的基础之上，反映了体系中主导大国的利益和诉求，其演变的动力源自于体系性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是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秩序变革的前提，存在于现存经济制度与那些在该经济制度变革中受益最大的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之间的断层处。”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则是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常用且有效工具。危机过后，国际主要力量经过重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建立在原有权力结构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危机中被破坏或摧毁，体现新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大国的博弈中得以建立。

一方面经济危机使权力分配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失衡的状况更加凸显。“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源自于国家间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当霸权国达到其扩张的极限时，就很难维持自身地位和遏制最终的衰退。它开始在农业或工业能力方面碰到边际收益递减，内部与外部的变化增加了消费、防务和生产的成本，开始经历严重的财政危机。社会的经济、技术和组织技能的扩散削弱了它对其他社会，尤其是那些处于体系外围的社会的竞争优势。新兴国家享受着较低的成本，不断上升的资源收益，以及后发优势。最后，体系中衰落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不平衡增长率导致了决定性权力再分配以及该体系的不平衡。”如果这种权力分配失衡的状况无法在体系内调整解决，其将通过更激烈的方式，如霸权战争、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方式促使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变革。二战之前，这种秩序的变革通常经过霸权战争的形式完成，而在现代社会，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部分取代了霸权战争的功能，对经济秩序的权力结构基础产生冲击，破坏或摧毁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促其调整、完善或变革。随着经济金融危机的不断发展恶化，衰落的体系性大国往往力不从心，无力为消除经济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有力的支撑，不得不寻求与新兴国家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而新兴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其不断增加的经济积累和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为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手段，也希望以应对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强与体系主导国家的合作，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发言权、投票权，甚至规则的制订权。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家权力的不平衡分配，对已有的权力结构形成巨大冲击。经济危机与战争类似，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但这种破坏对各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均衡的。经济金融危机的发源国或中心国遭受危机破坏的程度更为严重，为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复苏所需付出的代价更高，经济力量相对于其他国家处于急剧下降之中，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而经济金融危机的外围国家，因远离危机中心，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小，具有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通过国内经济政策调整能够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复苏。因此，在经济危机这种“大浪淘沙”式的拣选中，一部分国家在体系性经济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国际实力、地位处于相对下降之中，而另一部分国家因受危机的影响较小，国内经济得以平稳复苏和增长，实力地位相对提升。危机过后，国家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导致了国际权力结构的急剧调整和变化。通过对近代经济史的考察，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发源国和中心国往往是体系性大国。只有体系性大国才具有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其诱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才具有全球性，同时，受到危机的影响也相对沉重，实力地位快速削弱。因此，危机往往导致国际权力结构朝着均衡化、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方向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由美元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实力对比更为分散，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结束了美国一国主导国际经济运行的时代，建立了主导世界经济、政治、安全事务的七国集团;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建立了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国际经济实力分配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失衡，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实力相对削弱，无力单独承担应对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重任，力邀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世界经济信心的重建，二者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加强合作，有效遏制了金融危机不断恶化的局面。二十国集团也正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合作平台;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也得到大幅提升。标志着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经济合作伙伴。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与演变

二战后，为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动荡不安的景象重演，美国主导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①此处所指“布雷顿森林体系”，包含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和《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依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②“布雷顿森林体系”，《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8174.htm?fromId=64890.，建立了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贸易机构和现代国际金融货币、贸易投资管理所必需的各项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BG)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从而形成了以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为核心的多边经济制度，实现了美国经济霸权的建立。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有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了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欧、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内在的矛盾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成为调整和变革的对象。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欧、日本等国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削弱，美元受到挤兑黄金的冲击，回流机制受到影响。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面对美元贬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西方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确认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形成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③“布雷顿森林体系”，《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8174.htm?fromId=64890.。

为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出现的动荡混乱局面，美、欧、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积极配合，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进行磋商，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达成了“牙买加协定”，使其成为调节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新的制度安排。牙买加体系正式确认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格局，废除黄金条款，推行黄金非货币化: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推动储备货币多元化，日元、马克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明显削弱;允许各国利用国内政策、汇率政策、国际融资、国际协议等多种渠道调节国际收支，使国际收支的调节更为及时有效。在美元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动荡混乱的形势下，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正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过渡到牙买加体系。

从此，黄金不再充当国际货币，美元与黄金实现脱钩，国际信用货币的发行无需再受世界黄金储量和开采量的限制，世界经济在国际信用货币超量的支持下飞速发展，各国财富不断增长，而美国更是依靠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进一步巩固了自身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然而，失去黄金的制约后，美元大规模发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酝酿新的危机。“高额的铸币税和美元超发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使美联储具有超发美元的先天动机。只要国内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时，美国总会选择超量发行美元的做法来优先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美元扩张带来的通货膨胀借助美元输出美国，流向世界。为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美国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吸收美元，实现美元回流;美国金融市场也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供全球投资者投资，进一步奠定了其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投资场所的地位。因此，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元的超量发行和全球性的经济泡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发展开启和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创新，并出现金融市场创新过度的现象，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金融市场创新过度的根源在于金汇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货币的超量供给。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不受控制的发行机制是导致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

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主要经济体积极寻求对现存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企业高管薪酬实施监管和监督，完善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资本金。并创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使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并采取必要行动解决危机。以抵御金融系统的风险，保证全球金融体系安全有序运行”①Leaders’Statement:London Summit，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3/n263177027_1.shtml.。同时，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恢复人们应对金融危杌的信心。二十国集团机制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合作平台。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主导思想的调整与演变

国际经济主导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为适应、促进某一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但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推进，经济形态、经济环境在不断向前发展，一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无法通过自身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现实，它将成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进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实现调整或变革。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主导思想有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无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在市场力量与新的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其存在的内在缺陷将愈发暴露，需要不断调整和变革。而这种调整变革的节点往往出现在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恢复战后国内经济，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在强调经济自由发展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等手段，集中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同时，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手段对企业生产、居民收入进行调控，加大对失业、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建立福利国家。这种强调政府干预促进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确实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济领域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压制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导致国家对市场和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人为的刺激需求，政府开支不断扩大，税收负担加重、财政赤字增加，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超量发行货币，进而形成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解体和不断爆发的石油危机，在加剧已经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同时，进一步导致商品服务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回升、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进入战后特有的“滞胀”阶段。1972—1982年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连续发生三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毫无应对之策，无力阻止日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挑战。

为应对经济滞涨，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调节经济运行。主张“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崛起，并为各国政府所采用，成为指导政策制订的指导思想。在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撒切尔新政”，实施增加利率、降低直接收入税、提高间接收入税、公有住房私有化、缩减教育等公用事业开支、控制货币发行、削弱工会权力等经济改革，以期减缓货币供应量、降低通货膨胀。同期，美国总统里根在国内大力推行“里根革命”，采取消减税率，平衡预算、规范社会福利制度、紧缩货币供应等政策，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撤切尔新政”和“里根革命”的实施，为克服“滞胀”现象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美欧各国经济的复苏。新政实施后，英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1981—199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以上;美国经济也持续回升，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大大缓解。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为更多国家所接受，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旧更替。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沦和政策主张在解决“滞胀”困境的同时，也给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和难题。“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政策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成倍增长;放松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低利率和信贷盲目扩张及全民负债超前消费导致国内储蓄率低下，信贷风险增加等等”。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持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面衰落。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推出广泛的救市方案，英法等欧洲国家向银行入股注入资金，充实银行实力，恢复信贷信心，强调加强金融监管，稳定金融市场。“美国则通过发行国债，购买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将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出现严重降低的公司债务，转化为流动性和信用程度较高的国家信用债务。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稳定其信用等级，从而切断目前存在的金融企业债务危机的链条，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甚至对某些金融机构实行暂时的国有化。所有这些政策都属于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救市方案，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成为各国在自由市场制度基础上干预市场、刺激经济复苏的理论工具。

小 结

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经济权力格局之上，是经济制度、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领域分配的结果。其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演进和变革。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将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使国际权力分配失衡的状况更加凸显，破坏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权力基础;使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和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充分暴露，促其依据新的经济发展形势进行调整和变革。从国际经济秩序和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历程来看，二者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其内在的缺陷，无法依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和障碍，造成市场机制失灵，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经济(金融)危机的体系性根源;另一方面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促其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关键变量。因此，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

［1］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 －4.

［2］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4(2).

［3］罗伯特·古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奇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4］石莉，赵子铱.金融危机的根源:牙买加货币体系.贵州社会科学，2011(7).

［5］刘迎秋.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经济研究，2009(11).

迈向国际金融新秩序 第4篇

50年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种种努力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不懈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可见此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性。不过，简要回顾过去的历程，可以总结出一些有益的教训。

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国家——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此进程的贡献。众所周知，戴高乐将军曾谴责过“美元的超级特权”。此语雄辩地打破了国际讨论中的一大禁忌，让国际社会有豁然开朗之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一观点有些偏颇，它忽略了美元作为全球普遍接受的货币给全世界提供的服务便利，而且也使这个在技术层面本来就相当复杂的问题被政治化了。

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也未能克服特里芬难题，未能在达到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充分满足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由于主要依赖于美国，全球储备资产不是过多就是过少。

需要说明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在改变对替代账户的支持立场之前，也曾积极参与储备货币多样化的讨论，它认识到了国内货币政策和为全球提供充分流动性的双重责任给世界及美国带来的麻烦。1965年7月，时任美国财长的亨利·福勒在一个改进国际货币安排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这一观点。很快，10国集团的部长们获得授权，为“保证未来的储备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进行“以备不时之需的规划”。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进行的国际谈判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因此总结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如果要有效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必须首先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各方认同一个更加稳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只有达成共识，包括美国在内的关键各方才能部分放弃因主权而产生的国家偏好，这样才能缓解“蒙代尔不可能三角” (即对主权国家而言，稳定的金融体系、实质性地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主权偏好这三者不可兼得) 带来的约束。数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要取得成功，需要真正了解当时阻碍国际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的障碍，即替代机制的汇兑风险担保被政治化和担保的成本分担。

当年的讨论以1969年创立特别提款权来补充官方储备而告终，IMF成员国通过了该组织协定第八条第七款，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随后，他们很快就忘记了这一条款。很明显，首次分配93亿特别提款权以及随后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背景下于1979～1981年间的1210亿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之后的所有努力也因遇到障碍而无法成功。这些障碍是什么呢?我已经提到了关于特别提款权的讨论被过度政治化，但是还有其他因素。

最初的讨论不仅加深了那些主张再度分配特别提款权并改进这一工具的人士的担忧，而且导致因担心潜在通胀效应和对调控有负面影响而对特别提款权心存疑虑的央行及政府之间相互猜疑。不仅如此，联合国贸发会议试图将特别提款权和发展援助联系在一起，也加剧了对立情绪。另外，“全球流动性的长期需求”这一有待探讨的关键概念，需要85%的成员国投赞成票方能进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使得达成一致极为困难。即便在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问题之时，它是否属于长期问题总是受到质疑。

1997年，IMF决定给38个成员国提供特别提款权的“股权分配”，但是这一总量为210亿、规模有限的分配直到2009年9月才被批准。我们争取不到足够的支持，无法缓解那些平均储备不到8个星期进口额的国家的困难，这些国家几乎占发展中和转轨国家的三分之一，而国际上普遍认为储备水平应该是3个月的进口额。要提高它们的储备水平，要么从市场上举借高成本的资金 (但不少国家根本无法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要么压缩国内需求和进口 (但会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认为，如果当时IMF的股东们能有一个更现实的态度，就会对世界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可惜事与愿违，1994年10月在马德里召开的临时委员会会议上，经过一个晚上的激烈争论，7国集团提出的规模有限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建议遭到拒绝，理由是规模不够。

问题的症结在于，围绕着“全球长期需求”所进行的极为概念化的讨论，模糊了无序提供全球流动性带来的至少两个危险后果：首先，导致美国积累大量国际收支赤字以及国际收支盈余国家积累大规模储备，这与它们自己的需求不相匹配;其次，美元价值出现剧烈波动的风险日益提高。

第一个后果导致流动性过于充裕，在缺乏监管机构来保护系统稳定性的情况下，显然是促成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能让类似的危机再次出现了。全球失衡至少在几年之内不会完全消失，我们难道不应该通过20国集团的议程来建立全球流动性有序调整的机制从而放下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吗?既然各国已经自主开始了储备多样化的进程，回答显而易见是肯定的，但是无法保证这个过程会以我们想要的速度进行下去并且不造成破坏性影响。

所有这些，都表明需要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大胆改革，并深刻思考特别提款权在未来改进国际货币体系运作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现在，似乎出现了一扇机会之窗。

2010年的机会之窗

很显然，现在是进行大改革的良好时机，因为危机本身以及为保证危机不再重演而进行的空前合作为改革创造了一个适宜的气氛。大家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进行的讨论被现在的事实证明是无益的，这个成本相当的高。如今我们的领导者们本着务实的精神，采取果断措施遏制危机进一步恶化，并通过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全面的改革计划。公平地解决世界储备货币和IMF治理的问题，应该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目前合作和改革的良好势头将有助于克服以往的障碍，并最终取得成功。

在这种脚踏实地、团结合作的氛围的推动下，IMF已经出台了分配价值2500亿特别提款权的决定。这次大规模的分配本身就表明，IMF成员国愿意让特别提款权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为特别提款权的革新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为了保证本次分配的目的能真正实现，一些新的建议也正在考虑当中。例如，法国和英国已经共同宣布，为支持IMF向低收入国家的贷款，两国将各自拨出2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用于借贷。我希望其他主要国家也能参与进来。在目前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还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这些计划的好处是双重的：既能减轻贫穷国家面临的困境，又能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行长富有远见的观点推动了这场变革，也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十分有益。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他的两个看法：一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解决缺乏国际储备货币这一问题;二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总量应该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变化进行增减调节，这种调节必须超越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从而实现“币值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供应、总量可调”。

很明显，如果20国集团或IMF的决策机构能同意对特别提款权进行改进，那将有力地推动“实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目标”。这个目标极为重要。如果这一代的世界领导人错失当前的良机，没有认识到国际储备货币是全面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的话，历史将不会原谅他们。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尽量增加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呢?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即使机遇之窗向我们打开，我们面临的任务也将是相当艰巨的，而且自始至终都需要高度的精诚合作。同时，我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并恰当把握采取行动的时机。在初期，行动的力度可能并不大，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对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有清晰的认识，那么这些行动就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延续。我建议从三个方面来启动改革进程：第一，立即着手推动特别提款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第二，重新考虑替代账户方案的益处和方式，为储备多元化提供便利;第三，推动对IMF的治理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三者要同时进行，相互促进。

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首先应扩大组成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比如把中国的人民币、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等货币吸纳进来。接下来，就像周小川行长提出的那样，可以制定一个路线图：扩大特别提款权在非官方持有者中的使用范围;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交易中的支付工具;最终，推动发展特别提款权的市场;鼓励重新推出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金融资产;为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由市场决定提供便利，从而使特别提款权能应对成员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并为其最终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基准做准备，同时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完完全全的世界货币。就像欧洲货币单位成为欧元一样，到那时，特别提款权也将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满足对替代账户方案的需求

替代账户方案将有助于推动外汇储备通过场外途径实现多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上世纪80年代，替代账户方案被放弃。回想起来，当时距达成共识仅一步之遥。因此，这样一个不愉快的回忆不应该阻止我们重新考虑替代账户问题。上次令人遗憾的结果留下了一个重要教训，那就是要解决各国争执的核心问题，即替代账户方案固有的汇率风险如何在成员国之间分担?是持有美元的国家，是美国，还是IMF?为了找到一个可接受的体系，当时大家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但最终都无果而终。我觉得，考虑到这一问题具有的内在困难，采取完全多边化的解决方式——由IMF承担这一风险——将再合适不过了。当然，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应该让IMF在监测和促进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方面担负更重要的职责，为其提供黄金储备和份额;同时，成员国应承诺将在IMF财务状况不佳时适度进行份额增资。还有一个更好的体系，但近期实现的难度更大，那就是周小川行长提出的“一个由储备池等实际资产支持的体系”。就我个人而言，我推荐这一个方案。周小川行长表示：“由IMF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特别提款权作用的有力手段。”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说到底，这不正体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者们当年在寻求建立一个崭新体系时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前无古人的开创精神吗?

改革IMF的治理结构

为了确保IMF以适度有序的方式提供流动性、增强IMF的监督职能，我们必须对IMF的治理结构进行重大改革。为了推动改革，大家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从建议的全面性考虑，我想大家可以注意由“名人小组”提出的一整套建议。名人小组是IMF总裁任命的，由时任南非财政部长的曼纽埃尔先生担任主席。我也有幸与周小川行长一起成为名人小组的成员。

名人小组的成员一致认为，IMF工作人员经验丰富、素质优秀，因此必须把主导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任务交给IMF，使之在未来可以继续推动各国合作应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种种需求。为此，名人小组提出了以下的关键改革措施：第一，扩大IMF的监督范围，除监督汇率外，还应适当涵盖宏观经济政策、审慎问题及对金融业的影响等领域。对资本账户的监督应纳入IMF的监督职能;第二，启动一个由财长和央行行长组成的高级别议事会，议事会提供一个协调平台，并负责对关系全球稳定的问题进行战略决策;第三，加快份额调整，并对《IMF协定》进行修订，取消指定席位，对席位进行必要的整合，包括整合欧盟国家的席位。要推动议事会和执董会结构实现迅速调整以反映当前的经济现实，这一步非常重要。我很高兴地看到，20国集团已经在匹兹堡峰会上作出承诺，将从代表性过高的国家向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至少5%的份额。

当然，这些改革要取得成功，其他一些工作也很重要。比如开展像清迈倡议那样的区域性货币合作。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区域性的合作看成是对全球性计划的一种竞争，恰恰相反，全球性计划的目标是稳定，这些区域性合作也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样，欧洲国家努力要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方面的进展也会有力推动稳定目标的实现。

最后我想说，我们还应该谨慎一点。上面谈到的所有这些改革建议看起来都不难实现，但放到一起，它们就汇成了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为国际金融体系提供基准，提供它所需要的国际金融机构。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变，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欧元发展的经验表明，转变过程应该小心谨慎循序渐进，应该保证其中每一步都照顾到每一个成员国的利益。改革将是一个长期任务。这意味着，今后许多年，或者在未来整整10年当中，国际货币体系都将处于一个过渡期，需要我们尤为谨慎地把握。

最后，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那就是：国际货币新秩序可行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势在必行。很难想象今后我们还会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机会。然而，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破解特里芬难题，要调和牢不可破的“蒙代尔三角”，还要解决替代账户担保这个不可能的问题。这样艰巨的任务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完成，需要远见，需要坚定的决心和不懈的毅力。(摘自：《中国金融》2010年第2期，本文为康德苏先生2009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国际金融新秩序展望”国际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晓凡译。编辑：张小玲)

“一带一路”通向国际新秩序 第5篇

日前，阿齐兹来到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各国的看法”国际高层对话会，并就中巴合作、“一带一路”、反恐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专访。

“一带一路”和区域新秩序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理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型区域金融组织的建立？

肖卡特·阿齐兹：我已经不在巴基斯坦政府任职，但我想“一带一路”以及你提到的这些金融组织的真正的含义，是创造新的价值，要为人民带来利益，而不是对任何人构成威胁。我想这也是世界各国所期待听到的，我们也必须经常强调这一点。“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都能够使得亚洲次区域和区域合作倡议同每一个国家国内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这也将为“一带一路”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前景。“一带一路”有很多优点，比如有助于推动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和繁荣，也能够推动人文交流。

中国经济报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巴经济走廊将为巴基斯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怎样的契机？

肖卡特·阿齐兹：我们从政府到人民都一致认为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国。 “一带一路”对今后巴基斯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利于促进巴基斯坦的互联互通，促进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作为中国传统的友好国家，巴基斯坦希望加强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而巴基斯坦四个省份也都达成一致意见，愿意加强与中国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对此我充满期待。

中国经济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经济发展将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肖卡特·阿齐兹：千年前的丝路是商业、贸易和人文的渠道，以经济联系为主。我们不能忘记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联系今天依然有这样的作用。今天的“一带一路”更为独特，从亚洲直接到捷克、芬兰，把欧亚大陆紧紧联系在一起。欧洲没有置身事外，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成功可以给沿线各国带去繁荣，这不仅仅是关于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可以加强新的城市建设、新的产业建设，具有更加长远、深远的意义。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建议？

肖卡特·阿齐兹：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与此相对，我提出了3C原则，即合作（cooperation）、协作（coordination）和互联互通（connection）。这对于“一带一路”成功与否十分关键。“一带一路”应进一步推动合作，通过互联互通可以加强贸易联系，以此使所有人都可以受益。现在互联互通的概念越来越重要，和过去已经不一样。现在有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这让丝绸之路的概念有了更新的意义。互联互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可以把各国人民聚在一起，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繁荣稳定，整个世界都可以从“一带一路”之中获益。只要“一带一路”有助于我们追求共同利益、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加强共同利益的捆绑，就能促进共同的发展。

中国经济报告：TPP、TTIP都在寻求不同的贸易合作伙伴，“一带一路”有优势吗？

肖卡特·阿齐兹：所有的经济贸易合作方式，只要能够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让大家都能参与其中，就有价值。“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很多国家，TPP、TTIP也覆盖一些具体的国家，各有自己的优势。相对来说“一带一路”更加包容，每个国家都能平等参与，不排斥别的国家，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亚投行的发展前景？

肖卡特·阿齐兹：“一带一路”并非空中楼阁，随之成立的新型国际金融组织——亚投行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亚投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机构很不一样。虽然这些国际机构的组织和机制都很不错，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是创立之初的样子，没有任何变化。亚投行的创立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机制和变化。亚投行应采取现代化治理模式，不再设置常任董事会，采用绩效遴选制度选出专业化的管理层，确保发起国以及其他重要国家在亚投行中不会拥有否决权等。这些将为亚投行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反恐新思维

中国经济报告：外界很关注前段时间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你认为全球面临怎样的安全挑战？

肖卡特·阿齐兹：这是关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问题。恐怖主义主要是匮乏造成的，匮乏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收入过低、没有话语权、没有和平等等。ISIS的出现，是因为在一些国家领导体系受到削弱或者出现了权力真空，从而容易出现恐怖主义因素。可以看到中东的一些少数派政府，他们通过选举上台，但出现叛乱时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ISIS又有不同，现在它在世界上已经掌控了一些国土，还可以获得财务支持和军事设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趋势。他们是很熟练的社会媒体使用者。你可以发现伊斯兰国的宣传片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不穿长袍的宗教人员放着宗教背景音乐宣讲教育，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自由世界的人都投身到了ISIS运动当中。这将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国际社会应对ISIS有何建议？

肖卡特·阿齐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ISIS这种非国家实体。它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占领了领土，对整个人类文明开战。这并不仅仅是对地区和区域的威胁，更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那么，我们的责任何在？这一点上，各国必须忘记其他方面的利益区别，齐心携手，联合开展军事及安全行动，构建全球协作的合作机制。同时，这也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威胁的来源。为何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年轻人会加入ISIS，是否是贫困和剥削所致？如果国民没有足够的收入、没有人权、没有发言权，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他们就很有可能加入极端组织。战争不是唯一和最佳的解决办法，要找到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好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公开表态，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显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和能力，这个国家就是巴基斯坦。你如何评价巴基斯坦近年来在反恐领域的行动？

肖卡特·阿齐兹：我虽然已经不参与政府的具体工作，但我了解巴基斯坦政府致力于消灭恐怖组织，并愿同中方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巴中战略关系建立在多领域、多方面的双边合作基础之上，其中之一便是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为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两国制定了短期和长期的具体反恐策略，致力于联合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反恐合作机制很有必要。区域和国家间必须有交流和合作，安全部队需定期沟通定期交换情报和信息。合作是这个地区反恐的关键。

国际新秩序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未来国际秩序会呈现怎样的格局？

肖卡特·阿齐兹：不可否认，当前地缘政治的环境也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可以清晰观察到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传统的模式，也就是大国之间进行竞争。这个模式已经被大家广泛探讨，它通过加强军事同盟和传统联盟包括在太平洋地区海军力量的扩大加以实现。第二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人文关系越来越紧密。像历史所证明的一样，这两种模式实际上在国家的行为中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国家在竞争的同时也在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上述政治秩序的变化会对经济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国际新秩序 第6篇

王毅外长在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出要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弘扬中国理念。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实践创新, 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极具中国风格的外交新理念。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所依托的合作共赢理念彰显了中国风格, 是对以往国际关系理论在利益观上的创新和超越, 深入剖析合作共赢理念的内涵和价值, 对于构建国际新秩序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合作共赢理念是对传统国际关系学说的创新和超越

1.1 合作共赢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利益观的思维定势

非输即赢的“零和”博弈, 是传统国际关系学说的主流观点。现实主义学派的经典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外交政策的唯一标准是国家利益的实现。”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提出了人际关系不和谐的自然状态———每个人永远都处于和其他人的争斗之中。以此作为逻辑起点, 在多数现实主义学者看来, 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国家成员必然会感到自己的生存利益高于一切, 结果, 当今世界仍然是霍布斯笔下的国际竟技场。西方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力来实现, 把争夺和维护权力的斗争当作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而非通过和谐、和平与合作的方式构建国际秩序。

合作共赢理念是对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关系学说的创新超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 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实现方式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利益应该是需要与满足、个体与体系、持久与动态等因素的有机统一, 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并使各种利益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东西。由此可见, 国家利益的实现越来越体现出一种综合性和可持续性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在国际交往中是立足长远的发展战略。谋求可持续发展, 需要从战略的角度上把握合作利益的长远性, 理性反思彼此的利益结合点, 而合作共赢理念恰恰既追求参与合作者要在合作中都能获利, 又追求一种再次或多次合作的潜在前景, 它既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 又是对外表达友好意愿的方式。因此, 可持续发展与合作共赢二者在发展理念上具有相通之处。合作共赢是既考虑短期利益又考虑长远利益的一种结果, 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目标, 只有走合作共赢之路,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关系中, 零和思维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赢者通吃更不会持久, 我们主张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 兼顾别国的利益和关切, 要努力惠及别国, 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零和理念显然不能够实现国家利益的优化和最大化, 反而会丧失各种发展的机遇, 中断国家利益的实现。合作共赢要求合作、求和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各个参与者不论强弱大小地位平等, 不自私自利, 不损人利己, 从而实现人类整体繁荣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1.2 合作共赢顺应了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

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全球化, 而全球化具有双面效应。一方面, 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的频率增多、层次更加复杂、范围日益广泛, 更加呈现出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 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所产生的不合作后果都会对另一方的发展利益形成一定的冲击, 国家利益的得失牵动着每一个国家的神经。另一方面, 国际社会也因世界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复杂局面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而逐渐成为一个彼此互相离不开的命运共同体, 这些全球性的问题都具有长期性、全局性、严峻性, 要想根本改观世界现状、促进世界和谐发展、对人类前途命运真正负责任, 就要从世界视野和顾及长远的观点谋求世界范围内的协调与合作。因此, 无论从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还是从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上, 合作共赢理念的提出无疑顺应了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时代潮流。

首先, 在国家自身发展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 各个国家日益认识到合作共赢对于自身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 国际间只有通过坚持合作原则, 才能实现共赢的目标。只有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 才能为自己的长远发展带来稳定的外部环境, 从而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与此相对, 不合作所带来的痛苦和损失也是各个国际行为主体不愿意承受的, 世界走向合作共赢是各国利益的现实需要。

其次, 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的严峻形势, 客观上也要求各个国家和地区必须携手解决, 合作共赢理念理应成为全球治理的内在共识。然而当前全球治理的主体是极不平衡的, 大国主导和强权政治仍是存在的现实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 全球治理理念的存在本身正是在减弱这种国际力量天然的不平衡和不公平, 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也正在促使着全球整体意识的逐渐形成, 而且合作共赢的价值也正被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弱小国家所认同, 大多数国家要求通过民主协商、对话谈判以及谋求共识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因此, 以合作共赢的理念主导全球治理的进程, 通过合作方式解决全球问题, 从平衡国际利益的主导力量和最大限度减少民族国家因全球问题而不得不面对的损失的角度上看, 也是一种共赢。

2 合作共赢理念在构建国际新秩序过程中的价值体现

合作共赢是带有中国风格的特色外交理念, 它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其在国际政治中应用领域的多维度, 包括各个国家间的政治互动、经济交往、文化融合以及民间往来等等, 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秩序的普遍和平趋势并行不悖。

2.1 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

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趋势,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的现实, 迫使国际利益规则和利益观念的改变。各国际行为主体的国家实力对比和国际影响力的巨大变化, 使得构建国际新秩序以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发展的需要的要求越来越突出,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际秩序的公平公正环境已然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内在价值要求。合作共赢理念无疑对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民主原则在国际领域的引入应用。当前,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彻底改变, 致使国际竞争不公正和国际分工不合理依然存在, 国际之间的不合作或者不平等的合作依然存在所以, 建立以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 就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寻求合作, 互利共赢,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合作共赢理念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的发展观, 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共赢式发展取代“中心-外围”的依附式发展, 各个国际活动的参与者秉承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 做到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谋发展, 从而推动更加平等、更加公平、更加均衡的全球化发展, 以实现共同繁荣和富裕的共进型世界。

因此,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合作共赢理念的必然结果,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 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合作共赢亦是必由之路。只有在合作共赢的国际利益观的指导之下, 才能有效地消除国际关系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各种政治、经济以及规则障碍, 充分释放有利于国际秩序民主发展的积极力量, 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2.2 为更好解决国际政治中的矛盾和分歧开辟新的思路

摩根索认为, 避免国际冲突、争取普遍和平就应该设法阻止国际政治中破坏性和无秩序倾向的发展, 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共识, 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国际和解, 避免兴师问罪的做法, 多从他国角度出发认识问题, 因此, 谋求普遍和平、实现合作共赢是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条件。

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常态, 如何处理矛盾和分歧是各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合作共赢作为国际秩序中新的重叠共识和发展共识, 为缓解和解决好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矛盾开辟了新的路径。在应对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上, 合作共赢理念在淡化霸权治理模式、促进建立以合作为基础的的制度治理以及完善国际道德体系框架上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 联合国宪章精神所主张的政治独立、不以武力相威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全人类和平、合作、发展的普遍愿望等基本宗旨和原则是永恒的和普遍使用的, 合作共赢理念的提出反应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 大大增强了联合国宪章精神在国际事务中的有效性。

软实力外交体现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战略能力, 软实力的哲学是和平的哲学, 国家战略能力的本质并不只是打仗的能力, 更是缔造和平的能力。国家间矛盾和分歧根源于国家利益, 而利益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以合作共赢的利益观参与全球治理, 呼吁国际规则的制定方式从暴力对抗、零和博弈向和平民主、合作共赢的文明方式过渡, 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心声, 也有利于民族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的树立, 是国际政治中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既能够灵活有效、低成本解决分歧和矛盾, 又为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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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新秩序论文 第7篇

一、发达国家反倾销调查强化趋势要求民营企业原有竞争秩序急需整顿

从全球国际贸易来看, 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限制措施类型有着继续增加的趋势, 形式趋于多样化, 国际贸易保护有可能更为严重。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限制措施新形式之外, 传统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仍时有发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那些对本国贸易顺差大、经济增长快的国家实行挤压性行动成为一贯的贸易行动准则。总体上讲, 我国受到的发达国家的反倾销集中在加工贸易和初级产品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商品上。民营企业作为上述类型贸易产品和贸易方式的主要出口群体, 受到反倾销调查的案件逐年有所增加。

根据WTO的基本原则和各国反倾销法的一般原则, 一旦某一外国产品被裁定为反倾销, 除非特殊情况, 其裁决效力将至少持续5年, 若不通过复审改变其结果, 在反倾销的整个有效期间内将失去竞争能力, 甚至退出市场。一旦市场为其他国家所取代, 则很难再进入。同时, 由于现代区域经济集团的建立, 使得反倾销的适用跨越国界, 影响加大。

民营企业之所以成为反倾销调查的主体, 主要归因于在外贸经营权放开之后, 民营企业外向型发展良莠不齐, 企业间竞争无序, 有些企业只从自身利益出发, 忽视行业整体利益, 不惜竞相压价, 争夺现有市场, 导致出口企业增速过快, 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鞋类产品为例, 该产品市场准入门槛较低, 是民营企业的传统出口产品, 主要出口美国、香港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单就欧盟所采取的措施而言, 虽然2005年起欧盟取消对中国鞋类产品的配额限制, 但中国鞋对欧盟出口的持续大幅增长, 致使欧盟全面启动反倾销实施贸易保护, 即2005年2月1日起, 欧盟对中国鞋类产品实施为期一年的预先进口监控;2005年6月30日, 欧盟正式宣布对我国出口的劳保鞋实施反倾销调查。这一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出口鞋类产品企业多、规模小, 竞价激烈、出口单价偏低, 一些小企业为争抢市场不惜互相杀价, 造成恶性竞争。出口竞争秩序混乱所引起的国际反倾销对于成长中利润空间极为狭窄的民营企业而言, 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创伤。因此, 有序的出口市场运行秩序和合理的出口价格构成体系急需推进形成, 否则部分民营企业将面临完全丧失原有出口市场的极大危险。

二、发达国家不断翻新的技术贸易壁垒要求民营企业亟待增强标准与环境意识

技术贸易壁垒在实行贸易保护方面有很强的隐蔽性, 它包括的措施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形式灵活多变, 常常使出口国及出口商难以适应。技术贸易壁垒措施经常广泛地利用安全、卫生及环境标准作为限制进口的合理理由, 将贸易保护同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使其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入21世纪以来, 发达国家技术贸易壁垒设置花样不断翻新, 所设定的标准和门槛不断抬高。

以玩具出口为例, 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填充玩具、玩偶、其他玩具等产品是民营企业玩具出口的传统大类产品。在新的技术贸易壁垒面前, 出口形势和利润空间均不容乐观。产品档次较低、工艺相对粗糙, 竞争力不强已成为进一步拓展市场和利润空间的主要阻力;由于国际原油、钢材和塑料价格一路攀升, 玩具生产企业出口成本急剧增加等, 也已使企业出口积极性受到影响;欧盟、日本等国通过实施限制法提高玩具安全要求也将进一步制约玩具出口的增长, 出口门槛进一步提高。《国际玩具业协会ICTI商业行为守则》已于2006年1月1日起对我国施行, 同时, 被称为“全球最严厉的欧盟环保指令”——《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 (ROHS指令) 于2006年7月1日起实施。两个条令的实施, 不仅将淘汰一些玩具生产厂家, 而且将导致玩具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民营企业应当在政府和相关行会组织的引导下提高环保意识, 积极应对已经和即将实施的各类技术贸易壁垒。

三、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动要求民营企业进行出口产品市场结构调整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 科技所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必然, 国际贸易中高科技产品、信息产品等新兴产品的国际需求增加, 初级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国际需求相对减少。长期依赖于低价格作为竞争优势的民营出口企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尤其在高技术制造产品出口领域, 大多民营企业产品生产以组装工序为主, 关键核心技术和设备如CPU、集成电路、通用软件等严重依赖进口, 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产业附加值偏低, 在世界产业分工和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制约了民营企业产出和效益水平的提高, 同时容易引起技术专利的纷争, 不利于扩大产品出口。由此可见, 民营企业产品出口在满足国外市场需求上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在满足低层次市场需求同时还应逐渐进入高端消费市场。

四、发达国家对国内劳工市场调查要求民营企业注重社会责任义务

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关系不平衡性的日益变化, 发达国家往往借助各种手段来提高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生产成本, 以达到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输出和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等目的。继ISO9000、ISO14000标准之后,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推出一种新兴的社会责任管理标准体系——SA8000标准。这一标准对外向型发展中国家设立了一种新的国际贸易壁垒, 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拥有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将造成重大影响。

SA8000标准可以适用于各个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如民营企业依照这一标准要求进行劳动力工资、福利、生产条件的改善, 将直接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的增加, 服装、运动鞋与玩具制造业制造商原有的低成本出口优势尤其受到冲击。如SA8000标准在未来全面实施, 将使以经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出口民营企业遭遇社会责任认证门槛, 成为民营企业出口贸易良性发展的一大障碍。该标准的出台与实施势必将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具备不同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产生深远影响, 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更加激烈。民营企业注重社会责任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大小和企业成本——收益比较。完全依靠民营企业自身主动进行SA8000认证、实行SA8000标准或是根据这一标准维护员工利益的主动性有限, 因此, 政府和行业协会提醒民营企业注重社会责任更为切实可行。

五、人民币汇率弹性变动使民营企业对经营成本反应更加敏感

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及主要国家货币汇价不规则的波动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热门话题, 对国际经济秩序造成重大影响。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日趋完善,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将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 将继续呈现小额上浮。人民币的继续升值对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将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假设产品出口价格和出口量保持不变, 升值的直接影响是, 由于人力成本增加,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民营企业将受损, 利润空间将被压缩;从动态来看, 如果民营企业面对人民币升值采取产品和行业部分或全面提价措施, 虽然可以部分克服由于升值对利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由于民营企业出口的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可替代性较强, 提价在很大程度上将使在国际市场上还未立足脚跟的民营企业面临被排挤的危险。

民营企业生产占比重较大的服装、鞋类、DVD等产品的出口依存度较高, 这些行业对人民币汇率变化非常敏感。由于这类商品在发达国家有稳定的消费群体, 加上价格优势明显, 质量稳定, 因此短期内将仍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但对于一些技术含量低的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民营企业而言, 由于仍然处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含量较少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 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研发、营销两个环节基本上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 因此, 对于利润很低的这类民营企业来说, 人民币汇率的小额调整影响到其技术消化、技术创新的后备资金来源, 汇率的小额变动对于其所获取的微薄的加工费来说可能也是生死攸关的。可见, 如果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走强, 某些民营企业的关停将在所难免。

六、金融、能源等危机使民营企业面临的对外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着外部环境条件的强约束。金融危机对出口型民营企业造成心理冲击, 出口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对外出口产品中, 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元疲软和人民币升值, 使得企业的价格优势丧失, 出口受到很大抑制。在此背景下, 民营企业的许多出口和投资决策发生重大变动, 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同时, 部分民营企业出口生产耗能高、污染严重、侧重制造加工型的发展模式在日益恶化的国际能源条件下, 经营成本急剧提高, 贸易收益受到影响, 经营风险进一步加大, 企业发展遇到巨大的增长瓶颈。能源、原材料、矿产资源等上游产品由于严重依赖进口, 国际政治或经济局势一旦发生突变, 如发达国家实施措施较为严厉的经济制裁, 则将主要针对关键设备、零部件和能源的供应, 这种状况无疑将使民营企业对外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外贸经营受到阻碍。

面对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 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一个贸易摩擦的多发期, 贸易摩擦常态化、多样化成为必然。民营企业在追求一定发展水平的同时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既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润, 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与他国在资源方面的冲突?面对国际经济波动, 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框架来确保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平稳增长和民营经济的良性发展?民营企业对原有经营战略与行为如何作出调整?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变动过程中, 民营企业是否能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是否能够成为我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民营企业外贸经营的扩大将会对整个外贸体制改革进程施加怎样的一种影响?上述问题仍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也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新的挑战。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秩序作出了新的阐释。在此背景下, 我国民营企业外贸经营遭受重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外贸经营发展的因素, 讨论了未来民营企业外贸经营的调整方向。

关键词：民营企业,外贸经营,国际经济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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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友仁:外贸经营权开放后的出口竞争秩序探索[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4, 11:10～14

美国欲以创新重塑世界经济新秩序 第8篇

2008年美国的金融崩溃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严重衰退, 是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对世界经济影响范围最广泛和最深的一次。2008年和2009年, 美国在18个月内实行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一波又一波的金融风暴面前, 各国政府也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期用一些临时的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一时间,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 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一剂灵药。

此次危机中, 美国政府所实施的积极财政和货币措施, 的确促使了信贷和金融市场的立即反弹。但凭借一些即时的调查数据便对经济复苏的时间表做出臆断和预期, 尚为时过早。对金融结构的修复只是行动的开始, 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仍决定着美国经济根本性复苏的进程。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无论政府还是学界都认识到, 资本市场的盲目扩张, 特别是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发展模式, 不仅不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竞争优势, 还有可能将其经济带入虚妄的境地。为此, 欧美一些国家开始重新考虑未来产业的发展, 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后危机时期的美国, 在运用财政金融政策摆脱危机泥潭的同时, 已把眼光放在了更远的未来, 无论在战略布局上还是政策组合工具的出台方面, 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熊彼特创新理论色彩, 显示出其欲以全面领先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占据未来科技、产业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战略意图。这一系列布局, 必将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和国际创新版图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创新——市场经济繁荣和萧条的主导力量

与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 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主要是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其核心观点包括:商业周期“四阶段论”, 即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4个阶段。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在其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是造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每一次萧条都包含着一次技术创新的可能。商业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各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在这种由企业家群体创新所推动的商业周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 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地破坏”的路径演进, 即毁灭过去的工业和消费模式而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基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 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3个长周期:1780年—1842年以纺织工业创新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发展时期;1842年—1897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化大生产时期;1897年—1950年代以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创新为代表的时代。循此,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则是由核能、航空航天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按照这一理论体系的推演, 到20世纪末叶,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早就应该迎来一次商业衰退的调整。然而, 从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美国经济增长的一次短暂下滑, 到2008年美国经济再次产生衰退, 以美国为领头羊的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了18年的经济增长。

这一“反常”现象的出现, 更多地归因于美联储接连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连续13次下调, 从6.5%下调到1%的历史最低水平。同时, 美国金融市场中的金融衍生品肆无忌惮的“创新”, 不断催生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泡沫, 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 延缓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时间表。由此看来, 这次金融风暴决非突如其来, 而是18年的增长模式中所蕴含的应有之义。

熊彼特创新理论走向美经济战略制定前台

美国在过去几次经济危机中都能反弹, 靠的是快速反应、重建和提高效率——建立新秩序。美国在处理失败和破产上世界领先, 掌握原始性创新并使之迅速规模化, 实现盈利, 更是美国的强项。二战后, 20世纪50年代的核能计划 (带动核能技术、机电技术、材料科技及其产业) 、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 (带动航空航天科技、精密仪器科技、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及其产业) 、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 (带动电子技术、火箭技术、远程控制技术、多种军工技术及其产业) 以及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带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程控有线和无线通讯、现代物流技术、电子技术、无线电技术等及其产业) , 不仅为美国谋得发展优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而且对于美国延缓、减缓经济危机, 或在经济危机中快速恢复,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当前美国的战略部署和政策走向看, 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正走向政策制定的前台。正如奥巴马在美国科学院演讲时所称, 即使美国身处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 但是还是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加大科技投入, 完善创新政策, 聚焦重点攻克领域, 像上世纪60年代投资科技一样, 为未来50年美国的繁荣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和人才储备。当前, 美国正通过加强在新能源、环境科技、智能电网、现代医疗、新材料、未来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投入, 致力于创造一个类似于互联网那样, 以形成21世纪新的产业基础结构和促进增长的新产业生态系统, 以期带动多个相关领域蓬勃发展, 在摆脱危机的同时, 抢占新的竞争制高点, 继续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秩序的主导权。

奥巴马“绿色新政”的真实意图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 将涵盖能源新政策、气候变化、增加就业等政策的“绿色新政”纳入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美国此举, 绝非需要评论家为其正名:美国并不一贯是环保“落后分子”。美国大唱绿色发展的战略意图, 在于找到一个既能加快从当前的金融危机泥潭中脱身, 为未来产业发展做好铺垫, 又能发挥其强大创新优势, 谋取在21世纪全球绿色竞争中绝对优势的法宝。

在奥巴马7 8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 有800亿美元和减税将用于完成“绿色任务”, 其中200亿用于可再生能源研发, 220亿用于节能和提高能效, 170亿用于公共交通。今年2月14日, 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2012财年3.73万亿美元的预算案, 对科技方面预算达到了1 479亿美元, 对于能源方面的支出较2011财年提高了4.2%, 达到了295亿美元, 较2010财年实际支出高出了12%。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也是美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强大优势。仅从投资于绿色技术的风险资本看, 美国是欧洲总额的5—7倍。欧洲人擅长于对现有技术的完善, 而美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把突破性的创新成果商业化。这不啻是向在环保领先的欧、日发出挑战, 美国很可能不久后在低碳、绿色、循环、低耗能等技术、产业和环保政策上重拾领导地位。

在新能源领域, 中国同样是美国眼中潜在的对手。2010年11月29日,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在公开演说中, 使用了“人造卫星时刻”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美国创新面临的挑战。其演说一直围绕中国展开, 列举了高压输电、高速铁路、先进的清洁煤技术、核电、新能源车辆、可再生能源、超级计算机等7项中国正在占据领先地位的技术。面对这个挑战, 美国依然依靠自己的优势——创新。朱棣文指出, 美国能源部拥有17个国家实验室和世界一流的科技实力与计算机资源, 它站在美国争夺清洁能源技术领先地位的最前沿。如革命性的车用“金属—空气”电池, 装备这种电池的电动车 (4人乘坐) 一次充电后可行驶500英里, 其成本比锂电池低3—5倍, 可与内燃发动机竞争。

另外是把太阳能直接转化为液体燃料的技术。一支由多学科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正在创造一个人工光合作用系统。该系统能把太阳光、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类似汽油的燃料, 其效率是自然界光合作用的10倍。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体现了美国所具有的创新生态环境优势——政府催化引导, 社会资本介入, 实验室到市场应用近乎无间隙结合。除了美国能源部支持400万美元外, 专门从事能源发展的切森尼斯基金为该项目投入了1 000万美元, 北极星风险投资公司和印度Tata公司共同投资1 000余万美元。今年3月27日, 麻省理工的研究团队称已经研制出第一片实用型人造树叶, 这项新突破的关键是用镍和钴制成的新型强效、廉价催化剂, 它们能在简单条件下非常有效地把水分解成氢和氧两种成分。研究者诺克拉称, 自然由光合作用提供能量, 未来世界也能用光合作用和这种形式的人造树叶提供能量。

值得关注的是, 2009年美国能源部的研发预算较上年猛增68%, 在追加的12亿美元的经费中, 有大约8.3亿美元用于其国家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的更新。这种投资战略的核心就是确保美国的研究开发不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项目不仅为短期的经济复苏所需, 也是面向美国未来的战略投资。对研发基础设施的投资成为以治本为主的挽救经济危机的“特效药”。今年1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 把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称其将把美国的研发拓展到自太空竞赛高峰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新层次上, 是当代的“阿波罗计划”。美国发动的这场以绿色经济为主调的新经济革命, 将使美国再次主导全球经济的制高点, 其意义将比10年前的信息技术革命更为重大, 其影响也将更为深远。

“云计算”使IT业界重新洗牌

“云计算”概念早在世纪之交时就已出现, 始作俑者是于1999年成立的美国Salesforce.com公司。IBM从2002年起投入100亿美元开发“按需供应的计算”, 利用软件把各种应用程序连接起来, 供客户点播。金融危机冲击下, 美国IT企业加速重组, 在大批处于困境的公司被兼并的同时, “云计算”概念则甚嚣尘上, 几乎所有的IT大公司都被卷入到这一浪潮中。去年3月, SUN微系统公司推出自己的“云计算”服务项目。但是该公司自上次网络泡沫破灭以来一蹶不振, 又受金融危机的打击, 股价已跌到2001年的1%, 不得已在4月以74亿美元被甲骨文收购, 成为其软硬件相结合的重要战略利器。自此, 甲骨文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耗资300多亿美元, 收购60余家公司的战略取得重大成果, 在“云计算”方面布局的步伐继续加速。享有“信息产业核电站”之称的谷歌也正在把自己打造成为世界最庞大、最先进的计算机应用中心。世界最大的PC公司惠普为增强其建立先进数据中心的实力, 于2008年收购了大计算机服务公司电子数据系统。世界最大的网络路由器制造商思科公司同BMC、Vmware等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云计算”专用装置——联合计算系统已经面世, 几次点击鼠标就可以组成或改装虚拟计算机系统, 而无需集成服务器、数据存储设备和其他网络器件。

竞争的烈度往往是重大技术创新产生的先兆。目前, 期望“云计算”创新担当起终结此次危机周期的主要力量之一, 尚为时过早。但在这一浪潮中, 相关企业的重新洗牌将对世界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正如2005年比尔·盖茨向他的高管和科技主管警告的那样:“同业公司正以互联网为依托, 掀起可即时使用的计算机应用浪潮, 这必将打乱IT产业的秩序。”为避免成为“云计算”的最大受害者, 微软公司已投入20亿美元建造公用数据中心, 通过各中心向消费者提供各种程序。目前, 各大巨头都在建造自己的数据中心, 争抢客户。

为打破自成体系、群雄割据的局面, 去年3月, IBM牵头美国多家IT公司发表了“云计算”宣言, 呼吁尽快建立“云计算”开放式标准, 但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巨头有意缺席。尽管确定公共标准的时机还不成熟, 但更关键的是“标准向谁家靠拢”, 这是谁都不会轻易让步的要害问题。可以预见, 一旦“云计算”真正起飞, 一场全面的标准大战在所难免。从目前看, 国际上至少有10家以上组织在推动云标准化的发展, 不同的利益团体都在努力创新。而在这些位于引领地位的云计算标准化研究和制定组织里, 我们国家的公司和组织比例非常少。能否把中国的“云计算”需求加入到国际的标准化阵营, 以在未来的“云计算”标准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应该上升到一个重大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掌控互联网世界的未来

今年2月3日, 全球互联网IP地址管理机构ICANN正式宣布, 基于互联网通信IPV4协议的地址总库已经告竭, 互联网的未来发展将系于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下一代互联网通信协议IPV6。下一代互联网与现行的互联网相比, 从光纤、路由器、交换器, 再到上层的服务器, 甚至操作系统、各种系统软件, 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标准, 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据预测, 如果全球互联网都采用IPV6协议的话, 下一代互联网市场将达到千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美国掌握了现行互联网的核心技术, 控制了从协议、标准到产品的关键环节。从IPV4升级到IPV6的过程中, 美国将凭借其对网架结构、网络根服务器和域名管理权限的控制, 主导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目前, 美国军方已宣布采用IPV6协议, 美国的主要网络公司也是IPV6的践行者, 这样美国将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 推动网络信息技术的彻底升级, 包括太空互联网、多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网络安全体系、互联网视频、P2P、电话、底层协议、路由器、未来互联网体系等全方面的突破。

今年2月11日, 奥巴马在密歇根州发表演说将4G作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下一个“火车站”。强调在创新、教育、建设和发展步伐上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必须投资于先进的研究和技术。美国政府计划到2016年使98%的美国人享用4G网络, 在150亿美元投资中, 100亿美元用于发展公共安全机构的全国性宽带网络;另投入50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 以帮助乡村地区接入高速无线网络, 最终建成最先进、安全、全国性, 以及可实现互操作性的移动通讯网络。加之美国政府在2010年已经推进的智能电网建设、太空互联网实验诸项目, 美国新一代领先世界的互联网建设已经形成了体系性的发展战略和实施方案。这个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将立足开放和互操作性原则, 推动美国互联网、无线网络、电力网、电视网、太空通讯、芯片技术、节能建筑、各种终端管理等实现翻天覆地的重组和改造, 以保持世界上最强的竞争力。

加速技术创新只是美国全球互联网战略的基础性一步, 今年5月白宫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 集中体现了其掌控互联网发展的根本政治需求。即通过技术和“耐心的、持续的和创造性的外交”努力, 最大限度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正如国务卿克林顿在讲话中提出的, 网络空间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我们必须影响这种变化。可以预见, 网络空间已超越传统的海陆空疆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主权的竞争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中, 美国又一次走在了各国的前面。

多方出击捍卫世界创新强国地位

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和金融手段, 形成服务于美国创新经济发展的组合支撑工具, 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战略制定的重点。1999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就明确指出, 科技发展已经处于外交斗争的最前沿, 科技与外交的关系正在由“为了外交的科技”转变为“为了科技的外交”。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 势必会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 加剧国际体系的转型, 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为国际竞争的需要,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政治、军事、金融等战略资源的动员能力, 开启了一场新的捍卫美元主体地位和新兴产业优势的“全球战”。其中, 创新实力的角逐成为竞争的核心, 上升为美谋求对欧、俄和中国竞争主动权的重要筹码。

维持美元霸权地位, 让资本回归创新经济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财政赤字和私人赤字基础之上, 近些年来, 美国一直是负债国。为维持经济增长, 这个世界第一大国需要吸引更多的世界储蓄。美国能够维持这种优势只是因为其发布的巨额债务 (主要是国债) 是以美国自己的货币计算的, 因此美国可以自由控制流通债务的数量。其次, 目前世界大宗产品的交易基本上仍以美元定价, 这也便于美国根据国内的需要, 通过或紧或松的货币政策来调节世界大宗产品的实际价格。为了确保“美元本位制”主导全球局势, 美国政府和资本利益集团不惜频频采取“非常手段”, 使“寄生”于“美元本位制”上的美国模式得以维持。此次金融危机并未使美国的资本集团放弃以货币霸权统治世界的计划。他们利用全球经济已被美元绑架的局面, 与美国政府在修复经济和动员科技力量发展新兴产业的强大资金需求一拍即合, 通过强化美元地位, 形成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大资金供给来源。

近期从突尼斯到苏丹, 从也门到埃及、叙利亚以及陷入内战的利比亚, 不断蔓延的各国政权更迭行动是美国大中东战略的重要成果。早在2004年6月八国集团会议之前, 美国公布了一项名为“八国集团大中东合作”的工作文件, 呼吁其他各国参与“相当于过去中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样的大规模经济变革”。美国的这一计划设想通过新的国际机制, 如可由美国控制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接管地区银行和金融业务。其长期目标, 就是完全控制石油, 完全控制中东的所有经济体, 控制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之间的所有国家。

美国大中东战略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动机。二战后, 世界已经被划分为美元区和非美元区两个有竞争力的货币区。后者以中国及其亚洲邻国、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为中心, 目前还包括石油产出国伊朗和委内瑞拉。冷战之后, 欧盟主体大国采取了有别于美国模式的“莱因模式”, 追求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均衡发展。今年的G20峰会, 美国逼欧洲放松银根的打算也落空了, 因为峰会所达成的协议, 主题不是加大刺激力度, 而是加强金融监管和改变IMF的结构。这被评论家们看做是欧洲在战后60年中, 在世界政治事务中第一次压倒美国而获得了主导权。欧洲作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大资本池和与美国长期争夺世界政治、经济金融、乃至科技主导地位的竞争者, 不会放掉利用金融危机加大对世界金融资本流向的影响。通过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 欧洲意欲成为终结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统治的主力兵团。

俄罗斯与欧元区在货币、资本与资源上的更实质化合作, 以及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 力图在与一些新兴国家的贸易中实现非美元的货币结算, 以逐渐提升卢布的国际地位, 对危机中的美元和美国霸权也是致命因素。普京上台后发起的有广泛民意支持的强硬“反寡头”之战, 从根本上扭转了俄罗斯经济发展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 使俄罗斯摆脱了对美国模式的迷信, 走入正常的国家发展轨道。

此时此刻, 美国主导了近期的伊斯兰世界政局动荡, 而这些动荡所带来的最终后果还不清楚。对于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倡导者来说, 其结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看清楚的是, 美国的计划无疑是要建立一个大中东, 完全由美国控制, 掌控今后中国、俄罗斯和欧盟的资金链和能源链, 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正试图一步一步地远离美国秩序。

强化美元霸权的军事保障, 进而牵动全社会科技创新

追求美军的“核垄断”地位一向是美国军事目标的核心。苏联的解体并没有改变在核力量上美俄“相互确保摧毁”的基本格局, 这也是美国不惜撼动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 退出《反导条约》, 构建陆海空天反导系统的根本原因。2010年7月30日, 一艘装备有宙斯盾系统的美国海军军舰用标准-3型反导导弹击落一枚来袭的弹道导弹, 这是第19次成功击落目标, 使得宙斯盾系统现有的导弹拦截试射成功率达到了83%。目前的反导系统尚无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 而且军事史上矛与盾之间的竞争往往是矛占优势, 因此有人将美国的反导系统称为现代版的“马其诺防线”。美国显然要打破新的军事斗争格局下“马其诺防线无用论”的宿命。在打造全球反导系统、强化传统战略核力量的同时, 还在全力打造一支“隐形”空军。目前已装备B-2轰炸机 (单价超过20亿美元) 21架以及F-22战斗机 (单价2亿美元) 183架。这绝非仅仅为了在常规战争中争夺空对地优势, 而是构建美国对他国核讹诈的战略制高点:以装备核武器的B-2和F-22对其他大国的战略核力量进行不给对手预警时间的先发制人打击, 以全球反导系统拦截对手所剩无几的战略核反击导弹, 并以强大的传统战略核力量作为报复工具。

持续恶化的金融危机形势下, 美国更不会放弃以武力拯救美元霸权的计划。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美国没有削减其占世界一半份额的军费开支。在今年美国数千亿的庞大国防预算中, 数百亿美元的“黑色预算”一如既往秘而不宣。尽管美国政府对它们遮遮掩掩, 但是这些秘密武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世人面前露出端倪。2010年5月,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承认美国已经拥有一小时打遍全球的武器——超音速导弹。而活跃在阿富汗战场的RQ-170隐身无人机是美国空军正在努力进行的大规模无人战机研发的冰山一角。同样是在阿富汗战场, 美军已将使用化学品或者传感器跟踪目标付诸实践。美国中情局把这种“智能灰尘”——比米粒还小的传感器交给信得过的族人扔在恐怖分子的屋顶上, 无人机随后进行定点清除。在研的还有像控制人思维意志的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机器人部队、太空打击力量、月球军事基地等等, 美军正在为“世界大战”研制威力更大的未来武器。

美国不遗余力增强军事实力的另一目标, 在于以军事科技创新带动全社会的创新活动, 可谓一石双鸟。这首先得益于美国自冷战以来形成的军民高度融合的创新体制。冷战前, 美国许多高新技术都是出于军事目的率先研发的。如最初的计算机被用来破译密码和模拟核爆;互联网是一种高效军事通信设备;GPS是以卫星制导导弹、舰艇和确认敌我双方部队位置的装备。冷战后, 美国军用技术研发势头减弱, 企业取代军方成为研发高新技术的主力, 许多民用技术被用于军事目的。针对新的科技革命, 以及国际格局与国内形势的变化, 美国在保持原有的国防科研生产优势的同时, 以建设“强大的、经济可承受的国防”为目标, 加速推进国防科工和民用创新一体化进程。大力推进国防工业企业力量重组的同时, 实行了众多制度创新, 将国防工业基础中的军用标准部分削减到最低限度, 使国防与民用工业融为统一的国家工业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 美国军事工业结构正在不断朝着高度协作化方向发展。高技术军工部门在军事工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新的加工设备和工艺在军事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军事工业的劳动力结构正在朝着智力密集型方向发展, 尖端武器装备和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常规武器装备成为主要产品。为适应现代军事工业的分工协作化程度越来越高、武器装备系统结构日益复杂, 高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武器装备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的需要, 不仅军事工业内部分工协作程度在不断提高, 而且军事工业与非军事工业之间也存在着日益密切和广泛的分工协作关系。一些军工企业将一些原本由自己生产的零部件, 转由其他供应商来完成, 自己专注于某些主营业务,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久之前, 美国空军向索尼公司订购2 200台PS3电子游戏控制台, 组装一台配置Linux操作系统的超级计算机, 用以研制高分辨率成像系统雷达, 其成本只有同等功能军品的1/10左右。军事工业分工协作程度提高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 它在许多领域已越出了一国界限, 发展为国与国之间, 甚至是多国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围堵中国自主创新战略, 遏制中国的创新崛起

成立于1975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是隶属于财政部跨部门运作的政府机构, 主要负责评估和监控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但其运作详情一向颇为隐秘, 不为外界所知。2010年8月初, 尽管华为公司的出价高于来自英国的竞争对手, 但它竞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的努力却仍以微弱差距失利, 2Wire被英国Pace公司以4.75亿美元购得。接着, 华为公司对摩托罗拉移动网络基础设施部门的收购也未成功, 这块业务被诺基亚西门子公司以12亿美元购得。2008年8月18日, 8位美国共和党议员曾共同致信民主党身份的总统奥巴马, 以中国华为公司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背景而“可能削弱美国安全”为理由, 要求奥巴马政府对华为公司竞标美国电信运营商Sprint Nextel的设备供应商的生意, 动用国家级权力和手段展开审查。

华为公司的遭遇再次揭示了美国的逻辑:凡是美国认为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和竞争地位的国家和地区, 美国在转让和出售某些技术、工艺、乃至企业控制权时, 都不是严格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 而是要采用必要的政府干预。多年来, 除了联想集团最终取得了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外, 无论是中国的能源巨头还是家电巨头, 想完成对美国公司的收购一向举步维艰。美国不仅将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 对外国并购美国公司也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去年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 美国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强烈反应, 表面上看, 是想为其在华企业争取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 但实际上蕴涵着美国力图把控未来技术、限制中国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的意图, 这与其几年来针对我国科技即将突破领域, 不断放宽某些相关技术出口限制, 以防止中国摆脱对其技术依赖的做法同出一辙, 更显现其抑制中国技术进步和压制中国产业升级的动机和决心。

美国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高度敏感和关注, 来自于美国国内产业界对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恐慌, 以及对两国在制造等领域竞争优势消长的担忧。美国制造业代表近期发布的报告对美国的制造业安全提出了警告。数据显示, 美国制造业产能1998年到2008年严重下滑。在这10年中, 半导体工厂减少1 200座, 在全球半导体总产能中所占比重下降到14%;美国印刷电路板PCB产能下降了74%, 2008年销售额只有40亿美元, 比2000年的110亿美元几乎减少2/3;工业机床方面, 金属切削机床产业规模缩小16%, 锻压机床产业规模缩小17%, 工人失业十分严重。报告将这3个关键制造业下滑的一个直接原因归结于中国制造业的兴起, 导致美国工厂关闭或迁移到中国。而机床产业是美国武器制造等军工产业的重要支柱, 美国国防产业安全因此面临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挑战。美国国际机械工人协会将美国制造优势的减弱归因于外国政府对美国产业优势采取的抵消政策 (offsetpolicy) , 并批评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将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开放的先决条件, 迫使美国公司出让关键技术。

2010年,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尽管两国在制造业结构和生产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制造业只有1 150万工人, 而中国制造业雇佣了1亿人, 但美国产业界的担忧和警惕情绪甚嚣尘上, 毕竟美国在此位置上稳坐了一个多世纪。美国在承认全球化促使劳动分工的趋势不可逆转的同时, 更会将创新作为在未来开展竞争的立足点, 这恰恰与中国制造希望依靠创新, 由注重规模扩张向内涵增长转型形成激烈角逐态势。日本此次地震后,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呼声不断高涨。除了产业供应链安全考虑外, 通过延长产业链谋取更大的附加值和竞争优势, 也是重要推力。

政府持续深入介入企业创新成为美创新政策重点

过去30年来, 尽管新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一直起主导作用, 但事实上联邦政府在资助和支持私营企业技术研发和商业化方面, 依然大大加强了其干预作用。在通过创新保持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方面, 美国与欧洲采取的方式极为不同。在欧洲, 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欧盟都对其发展议程公开而明确。在美国, 国会在“竞争政策”指导下, 定期通过立法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发展能力, 但很少有公开辩论或讨论。这也使得美国政府支持创新的手段和工具更多地表现出隐性特点。

美国学者弗雷德·布洛克发表的题为《逆流而上:一种隐形的发展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崛起》的文章, 对美、日、韩的做法进行了比较。以日本工贸部为典型代表的做法是国内企业在特定产品市场上, 赶上和挑战外国竞争者, 由政府规划者提供一系列经济激励和补贴来建立公司, 进入原本被认为过于冒险的市场。而美国对科技创新的干预则更多地表现出发展主义网络化国家的特征, 较之前者, 美国更重首创而不是模仿, 重点是帮助企业开发尚不存在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在支持方式和渠道上也更分散、分权, 也更灵活, 更注重具体“操作”。它涉及公共部门官员与企业密切合作, 确定和支持创新最有希望的途径, 而不是高度集中, 所以更有利于创新的“百花齐放”。

美国在1980年至1992年间立法和行政部门所做的一系列决定, 显著扩大了美国对加快企业经济技术发展潜力的扶持范围。可以看出, 美国政府早已突破仅对“竞争前阶段”给予扶持的界线, 对企业的扶持政策已渗入到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阶段。这不但改变了许多企业的经营模式, 还通过政府成功地资助了一大批骨干研究人员, 使它们完成了将新技术转变为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和工艺的任务。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 这表明了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它一直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政策严重不一致。“华盛顿共识”不断传递的信息是其他国家必须撤出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而真正的华盛顿政府已经通过它的技术政策深深地介入了其商业经济的各个环节。此外, 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始终坚持外国政府必须对外国和国内企业一视同仁。然而, 在美国国内, 美国政府却集中支持美国国内产业。美国政府所支持的“自由和公平竞争”仅限于本国企业之间, 一旦涉及对外竞争, 美国政府就不再采取“中立”姿态, 而是明确扶持本国企业。

对外强调WTO的公平贸易原则, 对内行贸易保护之实, 一直是美国惯用手法。就在美国一边指责中国搞自主创新产品认定, 设立贸易壁垒的时候, 一边就在推出“买国货计划”, 要求美国所使用的钢铁产品必须为美国生产。美国的行为再一次告诉世界:规则是为了本国利益和目标的实现而定, 对那些阻碍目标实现的规则, 随时可以抛弃它。

2020:与全球化并行的中国自主创新战略

当今世界正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体系深度调整的时期。全球化浪潮和战略性新兴技术的蓬勃创新, 孕育着新的产业领域和发展模式, 并与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的趋势交织并进, 显现出了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鲜明特征。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与这一历史进程不期相遇, 机遇与挑战并存。到2020年, 中国将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作为具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 以及为数不多的具有比较完整科技布局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国家, 中国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 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必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创新列强”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分工秩序和创新版图形成巨大挑战。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中国已历30余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刻洗礼, 以新的姿态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与合作。这一阶段, 中国将更加深入地融入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也更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参与全球技术、人才、创新体制、机制等创新要素的合作和竞争。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系统, 成为中国在未来全球创新版图中谋取核心地位的基础和保证。

强化推动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意志。全球化下的国家创新实力竞争, 本质上是国家意志的较量。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一场深刻的发展理念和方式变革, 关乎国家兴衰和人民福祉, 必须以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意志和体制机制作保障。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无需和美国竞争, 但必须坚定走自己道路的决心。从中央到地方, 必须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 咬定青山不放松, 把政府的经济、外交等资源调控手段集中到自主创新这一主战略上来, 尊重并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作用, 增强财政、金融、税收、贸易、产业等改革发展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协同性和有效性;在尊重市场经济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 发挥政府的创新催化和促进网络化协同创新的积极作用。

举国体制并非中国的独有优势。在创新经济的发展方面, 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体现出了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意志强有力介入的优势, 值得我们借鉴。举国体制的关键, 是政府可以通过重大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的实施, 加强创新的组织系统建设 (财政投入只是手段之一) , 来纠正市场失灵的关键环节, 消除阻碍创新的体制和机制障碍, 畅通公共创新资源与企业创新资源双向流动的渠道, 增强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资本市场的网络联系, 实现官产学研用的有机、持续结合。

坚持开放创新,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纵览世界各国创新系统, 均是基于其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演变和科技发展的历史基础而塑造建立的, 并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与交流中不断发展完善。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国家创新系统间的互动, 但不能提供一个可供完全模仿的所谓最优模式。创新系统是一个学习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对创新系统发展的最大影响, 就是使产业、大学、科研机构之间以及与外界之间相互学习的过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自主创新就是开放创新。较之前3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将是在更深程度上参与全球创新要素的流动和分配的过程。对外, 在与创新强国的竞合中博采众长, 为我所用, 快速提升本土的创新能力;对内, 形成产学研紧密互动、创新链上下深度融合的高效创新系统, 将通过合作参与竞争作为企业创新合作的重要途径, 发挥创新在企业对发展要素整合中的重要作用, 为对外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在科学统筹内外两种资源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创新治理的现代化, 形成有效促进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保障和环境条件。

推动创新治理的现代化。关键是建立起公共创新资源对企业和社会创新需求的有效响应机制。创新企业、产业联盟、公共服务平台是技术创新的三大载体, 是公共科技资源与市场创新主体对接的主要通道。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这就要求政府必需不断提高对公共创新资源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效率。为此, 一是需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一中心任务, 加强科技、经济部门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协同, 将资源聚焦于重大基础性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上, 聚焦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竞争力培育上。二是应适应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规律和趋势, 加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等各科技计划的协同, 强调分工, 更要注重合作, 形成柔性、高效的创新链上下游协作机制。三是要加强对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战略判断和及时把握能力。基础是要建立对创新的科学评价与动态监测体系。放眼世界, 及时把握重大关键创新领域的发展态势, 立足国内, 明晰机构、团队的优势和差距, 确立合作的方向和支持的重点, 增强对尖端创新人才等战略性资源的把握, 知己知彼, 为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提供支撑。

美国在过去几次经济危机中都能反弹, 靠的是快速反应、重建和提高效率——建立新秩序。

竞争的烈度往往是重大技术创新产生的先兆。期望“云计算”创新终结此次危机, 尚为时过早。

美国不遗余力增强军事实力的另一目标, 在于以军事科技创新带动全社会的创新活动, 可谓一石双鸟。

美国将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 对外国并购美国公司保持高度警惕。

欧盟航空碳税与低碳经济新秩序 第9篇

(一) 所谓“碳税”

所谓“碳税”, 本质上属于“庇古税” (Pigouivain tax) 譹) 的一种。“庇古税”的征收依据是, 政府用税收的方式来补足排污者在生产中其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 从而使排污者为自己所排放污染的社会成本买单譺) , 最终达到控制、限制排污的目的。所以“庇古税”的存在是遵循“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按照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大小来设置税率。因此“碳税”事实上就是针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燃烧会产生CO2的化石燃料, 通过计算它们含有碳 (化学元素C) 的含量比例, 由政府计算并公布每吨碳排放量对应的价格, 来计征税费。所以, 因为开征碳税可以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 减少化石燃料导致的CO2排放, 所以其构成“低碳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二) 所谓“航空碳税”

顾名思义, 所谓“航空碳税”就是直接针对“航空”产业所设置征收的“碳税”。因为交通运输行业中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而且随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民用航空业的空前增长, 使得“碳税”计征开始瞄准航空业。根据欧盟官方数据譻) , 从行业角度分析, 2006年航空业的碳排放量, 几乎占到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 所以航空碳税政策成为了欧盟低碳经济政策及措施体系中的最新组成部分。

(三) 欧盟航空碳税的发展全过程

如上所述, 随着“庇古理论”受到广泛认同, 碳税政策在北美及欧洲社会已经被逐渐接受。欧盟作为低碳经济的“先锋”, 已经通过立法正式建立了“碳排放管制”机制。早期的“碳排放管制”仅主要涉及能源、钢铁等行业, 直到2005年, 欧盟委员会才开始在意见中提及, 把航空业纳入到欧盟“碳排放管制”机制中的想法譼) 。到2006年12月20日, 欧盟委员会最终通过正式立法, 建议将民用航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纳入欧盟排放贸易体系 (EU-ETS) 譽) 中计算。2008年, 欧盟立法生效譾) , 规定从2012年1月1日起正式把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机制, 且该政策将对所有经过欧盟领空的外国航空公司适用。为贯彻这一法令, 欧盟委员会在2011年3月首次公布了航空业的年度碳排放限额, 即2012年不超过2.13亿吨, 2013年起不超过2.09亿吨譿) 。并要求各国相关航空公司向欧盟政府部门申报碳排放数据, 为计征工作做准备。然而, 各国的申报、计征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相反, 此后是历时几个月的全球激烈争论时期, 甚至还有部分国家出现了激烈的报复措施。因此, 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司最终在2012年11月12日宣布, 在2013年秋季组织的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大会之前, 将暂时停止对域外航空公司进出欧盟境内的民用航班, 征收碳排放税, 但对于欧盟成员国航班将继续执行。

在持续多月的喧嚣之后, 欧盟委员会宣布, 将推出针对“航海碳税”讀) 新税政策。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表明欧盟暂停“航空碳税”后, 事实上并未放弃通过欧盟立法解决此问题的“强硬”态度。对此, 我们不禁要思考欧盟“碳税”政策的全球策略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其发展前景为何。

二、欧盟“航空碳税”的本质问题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欧盟此举绝不仅是一种行业经济政策, 而是开启新一轮全球“碳博弈”的标志。这一判断的得出, 依赖于对欧盟“航空碳税”所引发之广泛国际影响的认真观察。

在ICAO 36个成员国中, 有26个明确表示反对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讁) 而中国民航总局也在2012年2月7日, 直接向本国的航空企业发布指令称, “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禁止中国境内各运输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禁止各运输航空公司以此为由提高运价或增加收费项目” (10) , 态度不可谓不坦率、坚决。2012年2月21-22日, 中美俄日及印度等23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 联合制定了反对欧盟航空碳税的一揽子“报复性”方案。 (11) 美国运输部也曾发表公报指出, 美国强烈反对欧盟将其内部政策强加于他国的做法。俄罗斯政府则称, 准备利用西伯利亚航空过境费在航空碳税争端中对欧盟施加压力。2012年9月11日, 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四国也明确作出表示, 一致反对欧盟单独开征航空“碳税”, 并呼吁针对航空业“碳税”问题, 推出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

欧盟航空碳税方案自出台之日起, 各国反对声浪从未中断。各方争议内容事实上集中反映了几个主要方面问题的国家博弈:

(一) 各国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博弈

1. 经济规律发展趋势。

处理人类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应当有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平衡点。 (12) 人类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 正如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所指出的, “我们在短期内已经跨越了许多自然的限度” (13) , “一旦经济增长超越了其目前的自然规模, 它付出的代价可能比收益增长得更快……这种增长将是贫困而不是富裕”。所以, 为了防止未来全球性的“危险和衰落”, 人类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也意味着,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生态价值观, 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共识 (14) , 可以确认全球低碳经济潮流已经形成。这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博弈, 在当前阶段的选择与结果。“低碳经济”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也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 全球各国经济政策的大趋势。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也不能自外于“低碳经济”之外。而且, 关于人类经济规律发展趋势的这一判断, 是本文所有分析以及结论的基础。

航空业对于“碳减排”巨大影响是晚近才受到关注的新情况。OECD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 全球航空业自1990年以来已经增长87%。这个增长率远远超过其他工业部门温室气体增长的速度。可以说, 将航空业纳入全球碳减排的范围是必然的趋势。

2. 全球环境治理的“市场化”趋势。

当前国际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 当环境保护中涉及到全球性“因素”或者“对象”———“全球公共物品 (Global Public Goods) ”的时候, 呼吁建立起“全球治理”的法律机制与平台, 已经是一种全球广泛共识 (15) 。当前, 航空碳税方面存在“国际法是有限性”, 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关于各国国内开征“碳税”, 并无规定。关于航空、海运等特殊行业的碳排放问题, 更缺乏国际法上的具体规定。因为国际法是随着国际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丰富的科学体系, 其内容的“编纂与发展”也必须受到“现存的国际行为” (16) 的直接影响, 所以, 欧盟在“航空碳税”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无不显示出一种微妙的“味道”。政治学者和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20世纪晚期, 国际社会出现了两大新的且相互关联的发展趋势, 即国际关系的“法律化”和多边机制的兴起 (17) 。在国际法碎片化 (18) 以及国际法有限性的当前国际社会中, 国际法上的国家博弈, 已经延伸到“制定”国际法规则或者“影响制定”国际法规则的过程中, 这种新趋势, 带来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最新复兴。

气候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最重要的“全球公益物”, 是“当今时代的决定性议题” (19) , 对其的保护及治理要求世界各国必须进行合作。这种国际合作意味着关于抑制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法制度, 必须是在“多边机制”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以确保该制度的内容能够反映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及诉求, 真正建立达到全球范围内普遍共识的“善治”。笔者认为, 全球气候变化中“善治”的基本标准及内容, 需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达到一种公平与平衡。因此,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在全球气候的“国际合作与治理”中, 应当再次被确认和重申。据此原则, 各国获得初始碳预算应当主要决定于该国基年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比例 (20) 。

在全球环境治理的具体措施方面, 因为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中, 还未形成有法律拘束力的全球统一措施体系, 所以各国通过国内的立法和措施, 进行积极博弈, 试图“引领”这种制度体系。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 广泛参与影响国际法的过程中, 针对“公共领域”中的分配 (21) , 这样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 只有通过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才能探求到欧盟“强硬态度”背后的政治、经济规律, 准确判断未来相关国际法规则的可能发展趋势, 才能为我国未来的对策研究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 为找到未来中国的“碳税”经济政策、法律制度设计提出科学的立法建设。当前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思路是一种“市场化”的趋势和方法。

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 (D.Pearce) 在其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 即广为人知的“皮尔斯报告”中, 认为人类经济的发展速度及规模, 应当基于“可持续”的原则,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 并主张利用市场方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市场方法的两个最关键的框架设计, 就是建立环境税和碳排放交易计划。因此, 目前关于“欧盟航空碳税”激烈争议的过程, 就是世界各国探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市场化”之路的过程。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当前阶段, 各国在生产和生活中都消费了气候“资源”, 当然也就应当按照其市场化的价格, 支付成本。正如“气候正义运动”的“碳贸易德班宣言”中阐述的, 我们在今天将“碳循环能力转变成在全球市场上可以买卖的财产”, 与人类历史上“将土地、食物、劳动力、森林、水资源、基因和观念商品化的尝试”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 (22) 。因此, 我们通过创造一种全新的商品———碳, 将气候或者环境作为资本生产增值的因素加以考虑, 可以说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低碳经济”时代。

因此, 如何真正在一种“市场”的机制和平台上, 完成“碳”商品的定价与全球交易, 正是“低碳经济”时代的最大挑战。正如《斯特恩报告》中指出的, 因为气候变化具有科学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时间上的长期性、减排技术及成本上的不确定性等一些特殊性, 导致“目前的气候变化, 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为严重的市场扭曲” (23) 。这种市场扭曲会给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全球气候变化控制事业带来很大伤害。当前欧盟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是一种创新和尝试。实践证明利用市场机制减排, 可以有效控制排放量,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推进技术进步。同时, 还能够催生新市场, 开发信能源, 拓展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欧盟在2003年10月13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令 (2003/87/EC) 中已经确认, “税收手段可以成为一种国家政策”, 欧盟委员会应当特别考虑如何通过共同体层面的政策措施使“交通运输业为欧盟完成《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24)

(二) 各国的经济利益博弈

1. 航空业直接经济利益影响。

欧盟航空碳税的实施会使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上涨,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 简称“国际航协”) 此前也估计, 如果ETS执行, 第一年进出欧盟的航空公司需要为碳排放缴纳的费用, 将会让航空业的成本增加35亿欧元, 并且这一数字会逐年递增。 (25) 而最终这笔费用会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这将使消费者的出行成本增加。据初步测算 (26) , 从东京飞往伦敦的单程碳排放量超过200吨CO2, 这笔碳排放费用一旦被转嫁到乘客身上, 经济舱票价将会上涨约40美元。

按照目前欧盟的立法, 碳排放免费配额计算是以航空公司的历史排放量为基数来计算的。这会导致大型航空公司获得的免费配额远远多于小型航空公司, 而那些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航空公司则会受到极大限制。所以说, 欧盟航空碳税对像中国等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较快地区的航空公司, 影响最为巨大。据称, 中国航空公司购买碳排放配额的费用, 在2012年为8亿元人民币之间, 到2020年则会增至30亿元以上 (27) 。

2. 引发其他贸易摩擦。

如上所述, 欧盟内部和外部的国家对欧盟航空碳税政策, 在是否适用于外国航空公司、免费配额的分配和费率的设定等方面都存在争议。而且, 由于欧盟强硬的态度和完全单边主义的做法, 使得许多国家的不同意见不能通过有效沟通被处理, 不得不选择进行“报复”。所以许多国家担心, 航空碳税将引发其他贸易领域的激烈摩擦和报复行为。空客公司就一度担心若其与中国之间总价值为12亿美元的订单受阻 (其中包括中国航空公司35架A330客机和香港航空10架A380客机) , 会直接威胁到在欧洲的数千个就业机会。

(三) 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博弈

1. 欧盟“航空碳税”政策的出台, 事实上揭开了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过程中话语权争夺之战, 也是推动气候变化控制方面国际法发展的国家博弈。回顾欧盟“航空碳税”政策的发展过程, 欧盟最大的动力, 就是源自于“碳排放限额”的巨大经济价值。有专家曾断言, 碳排放市场是继石油市场之后, 一个规模更大的全球性商品交易市场。到2012年, 全球碳市场交易额有望达到1500亿美元。欧盟在发现全球碳排放市场的重要价值之后, 一直积极支持和践行“碳”控制的经济政策, 并试图引领世界潮流。在未来巨大的全球碳市场中, 欧洲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碳买家, 其交易量达到62亿吨CO2排放当量, 占全球交易总量的73%, 交易额达到1185亿美元 (28) 。若能将中国、印度等纳入其中的话, 那么美日等其他自建体系的碳交易市场, 将完全失去与其抗衡的机会。欧盟强硬推行“航空碳税”政策的行为, 在客观上强化了欧盟在运用市场方法, 减缓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政策”方面的“先发优势”。而且欧盟利用其在低碳环保领域拥有的技术优势, 在推行航空碳税政策后, 将在航空业和绿色技术出口方面,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上欧盟在碳排放市场、碳交易和碳金融业务等多方面的优势, 很明显欧盟自身将在其主导建立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 “低碳经济”是市场经济或者人类经济发展中的崭新阶段, 其相关国际法规则的形成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战场, 是影响未来人类经济发展方向选择的重要博弈。所以, 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解决这个“全球性的事务”应当是一种前提和共识 (29) 。因此, 美俄不可能放任航空碳税的话语权和制度设计的控制权、定价权落到欧盟之手, 选择祭起“多边机制”的大旗, 反对欧盟单方面开征航空碳税也是应有之义。基于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国家行为对于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发展积极影响, 欧盟、美日俄等国的国家实践和相互博弈, 对未来多边机制下形成的“航空碳税”的国际条约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2. 碳市场除了带来碳经济 (例如碳技术贸易、碳限额交易等) , 还催生了“碳金融”、“碳货币”。在这些“新型市场”中的竞争, 也就是未来经济主权、生存发展权的竞争。因为在“低碳经济”时代, CO2排放限额将会成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 其对应的结算货币将随着全球碳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最终可能变成一种全球最通行的货币单位, 甚至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其中“碳货币”将完全可以与美元分庭抗礼。在这样的未来, 获得和控制“碳货币”将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不能未雨绸缪, 努力争取建立“低碳经济”时代较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碳鸿沟”将使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样的一天, 好像已经不远。目前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建立和运行的跨越国界的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目前已经明确规定了使用欧元标价、结算的方式, 彰显其在“美元”霸权之外创立新体系的意图。对于欧盟如此来势汹汹的部署, 美国与日本当然有所应对。奥巴马提出的“限额与交易体系”, 试图直接与欧盟建立的排放权交易体制挂钩。意在推动欧美交易体制并轨, 为未来争取构建碳排放交易货币的美元化打前站。日本也有相似的打算, 表示将其本国现有“自愿型”的排放交易体系过渡为“限额型”交易体系。笔者认为, 欧盟的“航空碳税政策”虽然有上述诸多问题, 但是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 其第一个勇敢触动了这个“可能性”, 并最终推动了ICAO等国际组织开启了多边机制的商谈。有了这一个结果, 不管最终谈判能否达成全球性的协议, 欧盟都已经是最后的赢家之一。因此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考虑到碳排放国际机制终将建立并运行的大趋势, 不论关于航空碳税的多边谈判结果如何, 目前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在未来全球ETS机制中, 争取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碳排放权是“低碳经济”时代一种新的发展权 (30) , 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 有赖于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保证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实质性平等。

三、欧盟航空碳税对中国行业政策的启示

欧盟航空碳税政策本身可能存在诸多不足, 但是全球航空业减排可能已构成一种趋势。因为建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 仍然是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航空业由于近年来一直处于国际航线密集拓展期, 其中欧洲航线增长很快, 因此受到欧盟航空碳税政策的影响很大。

1.保护“气候”这一最大的“全球公益物”, 坚持气候环境的全球治理。笔者认为, 航空碳税也只是未来全球ETS发展的一个“前奏”, 中国需要制定自己的“碳税”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中国航空业必须支持“低碳天空”理念, 顺应全球航空碳排放机制发展的大趋势。积极调整行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中的策略和相关“绿色减排技术”。通过行业申报和科学计算, 制定适宜“税率”, 为未来我国融入全球航空碳排放机制做好国内立法的准备。

2.建设全球航空碳排放机制, 坚持“多边机制”,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原则”, 坚决反对违反国际公约、采取单边主义、强加给我国航空业的减排方案。 (31) 如果欧盟ETS得以实行, 我国的国有、私营加上港澳地区共有33家航空公司将被纳入征税名单 (32) 。这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航空事业将是巨大的负担, 对于在国际民航交通服务贸易中的竞争也极其不利, 且极其不公平。我国只有坚持这一“底线”, 争取“多边谈判”或者全球性国际公约的方式达成坚决方案, 坚决反对强加给中国航空业的减排方案。同时, 我国应该思考在未来全球碳排放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这是欧盟航空碳税之争带给我国最大的启示。我国应当在全球机制构建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原则”, 争取建立符合“真实公平”和“实质环境正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3.最终的碳税征收解决方案应尽量接轨市场, 费率标准不能完全由欧盟单方面决定。可以预见这项工作需要长期的斗争, 受综合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航空碳税全球性协议短期内可能不能够达成, 而且未来全球碳税制度中定价权等核心内容, 还将受到欧盟自身经济发展状态的影响。中国应当为未来多边谈判, 市场数据收集、金融准备等做好基础工作。

摘要：航空碳税政策是欧盟低碳经济政策及措施体系中的最新组成部分。欧盟于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对所有在欧盟领空起降的外国航空公司征收航空碳税政策以来, 世界各国政府反应激烈。2012年11月, 欧盟最终宣布暂停对外国航空公司适用这一政策。但这并不表示整个国际社会, 对于航空碳税政策在国际法上合法性、合理性的思考应当停止。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在迎接低碳经济时代挑战的时候, 在经济政策、法律制度、绿色技术等诸多方面均受到发达国家全方位的挑战。因此, 文章拟揭示欧盟航空碳税政策背后的客观规律, 及对我国的启示。

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谁主沉浮？ 第10篇

世界金融秩序将大洗牌

从重大国际金融事件背后的动因来看，无论是困扰欧元区17国的欧债危机与欧元体系危机，还是玩得全球各国心跳的美国“财政悬崖”，本质上，“这是将金融体系带入另一个阶段所必需的过程”。未来5—10年，世界金融秩序将会经历一次大洗牌，全球金融体系将会重新定位，不同货币的地位将会改变。米卫凌认为，“上一次金融市场洗牌是在1944年随着美元体系的建立发生的。我相信，在2020年之前，全球金融体系将需要重新启动并进入一种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黄金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美元则将失去作为唯一储备货币的地位，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则会变得更加强大。”

在诡异事件频发的2014年，尽管国际政经舞台不时充斥着阴谋论，但全球金融格局并未由于卢布的暴跌而改变其业已启动的变迁进程，全球货币洗牌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由于内生性衰退导致的美元本位退潮之势。美元主导全球经济金融周期，美元周期的转变是认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前提。美联储退出QE，这是全球货币战一触即发的开始，全球主权货币大洗牌也已不可逆转。2014年以来，欧元对人民币已经贬值近13%。如果参考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时间，这将导致其他非美系货币出现一轮贬值潮，而非美系货币的大幅贬值将对中国出口形成负面影响，并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新的冲击。

“去美国化”与亚投行的兴起

主权货币纷争已成为各国共同的纠结，建立“去美国化”世界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场革命。构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框架以及制定全球金融市场的新规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全新的全球框架、新的全球规则、全球平衡与全球治理需要我们参与到重建的战略对话与思考中来。”米卫凌在书中援引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成思危先生的话说，“一种新的全球金融秩序已经在中国得到了讨论”，并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一是金砖四国已经启动了一个“去美元化”方案：双方的“货币互换”在双边贸易中将排出对美元的需求。二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控制着全球20%的原油资源和几乎50%的世界燃气储备，这也是中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部分——“新丝绸之路”将把国际铁路网络一直扩张到德国与荷兰的鹿特丹港。三是中国首倡的区域性、开放性、包容性多边开发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不但得到许多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四个欧洲国家也是“扎堆”申请。一如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傅立门所言，欧洲四国之所以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考量，是“为了参与一项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地区的重大经济倡议”。

“亚投行的兴起，搅起世界多边机构一池春水，引发竞争模式，这对全球而言，无疑有利。全球治理机构标准将逐渐提高。”美国新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的评论可谓公允，亚投行不是对抗而是互补。“世界各国应在亚投行问题上加强合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休所长弗雷德·贝格斯滕在日前发表的《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的文章中说，“美国还应鼓励世行和其他现有多边贷款机构与亚投行密切合作。这样，亚投行项目就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积极角色，并受益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发挥建设性全球领导力的意愿。”一如亚投行的欧洲小伙伴们所言，“通过与现有的多边投资和开发银行合作，亚投行将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地区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是时候实行另一种货币政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女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的专题讨论会上共提到“洗牌”这个词十多次，平均每2.3分钟就提及一次。中国国际金融论坛联合会主席、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也认为，“世界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各种新规则不仅在发达经济体内部，还被提出来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进行了讨论，包括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即中国。”“接下来的10年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次重大机遇，中国在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所处的地位将会经历根本的改变。”米卫凌在《大洗牌：全球金融秩序最后角力》中断言，“人民币已经成为了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货币将于2015年被添加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而“华盛顿当局的政治家们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事情，他们仅仅是在拖延全世界国家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最终绝望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