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基地范文（精选10篇）
重点基地 第1篇
1 广西新发展对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深刻的影响。科学通过技术以其难以估量的力量,使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人本身的价值观念深深打上了科学的印记。这种影响带有鲜明“二重性”特点,即科学既能推动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会由于滥用而带来诸多的消极因素。由于各种原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其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先行,而解决发展中带来的问题同样必须依靠科技。
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深化,“打造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等战略目标逐渐从构想变为现实的实践过程。自治区党委、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2号),结合广西新发展的实际需要,作出了《关于做大做强做优我区工业的决定》(桂发[2009]35号),明确提出了走“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根本,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重点,以循环经济为着力点,优先重点发展十四个千亿元产业,大力发展四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加快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工业发展环境,走出一条工业实力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具有广西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确定了到2020年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工业化率达到7.7以上,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由中期阶段开始向高级阶段迈进。全区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分别比2015年翻一番,比2010年翻两番以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大做强做优我区工业的决定》桂发[2009]35号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在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方面,2010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全面启动了千亿元产业研发中心建设工程(简称“1823”工程)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简称“350”工程),旨在围绕广西“14+4”重点产业创新需求,重点建设23个千亿元产业研发中心,力求在广西支柱产业抢占技术和市场制高点,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旨在通过逐步攻克350项重大科技项目,解决当前广西千亿元产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2]。所有这些表明,广西新发展对科技自主创新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重点科研基地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2 广西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概况
长期以来,广西科研基地建设滞后于全国同行的发展形势和广西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直到“十五”期间才得到重视,并有了较大的发展。
2.1 瞄准优势学科和地方产业布局,科研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科研基地一流的实验条件、高效的资源共享、开放的学术气氛、自由的人才流动,为孕育科学灵感、催生原创成果提供了无法替代的优越条件。近年来,广西围绕“14+4”产业发展的科技战略需求,瞄准资源优势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以整合优化科技资源和汇聚高层次人才为主要内容,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为目标,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落脚点,着力构建科技创新平台,取得了明显效果。
2004年和2007年自治区分别启动了广西重点实验室的认定工作,先后在具有较好创新能力和科技资源相对集中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共有19个实验室被认定为自治区重点实验室;2003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首批“科技创新金源单位”计划,获得授牌匾的共有18家单位;200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建设人才小高地的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举措,先后创建了25个自治区级人才小高地。在此基础上,2010年又启动了第三批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的认定工作,共有17个重点实验室获得批准立项建设。特别是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获得历史性突破,依托于广西科学院的国家非粮生物质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9年7月经国家科技部批准获准立项建设,非粮生物质酶解国家重点实验室、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初获得科技部批准立项建设,所有这些表明广西重点科研基础建设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2.2 契合地方需求,科技成果数量质量明显提升
多年来,广西主要是实行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重点,以产品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追管战略。根据这一重要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广西科研基地主要定位是适应国家和地方的重大科技需求,突出重点,带动整体,着力解决区域经济建设重大技术问题、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问题和推动优势学科发展,在特色与优势的结合与互动中,取得了一批对地方经济建设有积极影响的重要科研成果。
据统计,“十五”期间,全区共获得国家科技奖项仅10项,广西科技进步奖636项;“十五”期间,全区专利申请量10596件,专利授权量5981件,分别比“九五”期间增长了42.5%和29.3%。据测算,2004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1.6%,科技事业已经初步具备加快发展的能力[3]。
进入十一五以来,高水平科技成果呈现加速涌现的态势。到2009年12月为止的四年中,全区共获得国家科技奖项17项,广西科技进步奖575项;专利申请量14425件,专利授权量8268件。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科技成果约有70%以上集中在各级各类的科研基地中。这些科技成果有的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世界领先水平,有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2005年,研究成功的世界首例体细胞和成年体细胞克隆水牛,被美国大西洋协会、美国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Michael Pillsbury提交给美国的“中国经济与安全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把广西大学获得的世界首例成年水牛体细胞克隆牛犊技术列为当年中国17项值得关注的科技成就之一。
国家教育部植物科学实验教学中心的莫永生研究员主持的“杂交水稻野栽型恢复系系列与组合的选育及其推广应用技术”,其研究成果系列新品种水稻测253、测258、特优253、特优258、特优1012、博优258、博优679等水稻新品种的选育,先后通过国家和广西农作物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广泛推广应用,到2008年,累计在国内外推广1.77亿亩,新增产值129.61亿元,为广西的水稻优质高产作出了很大贡献。
2.3 重视人才资源,人才队伍建设初见成效
科技创新平台既是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的重要载体,又是高层次创新科技人才汇聚的重要阵地,是聚集和产生科技领军人物和大批创新科技人才的沃土和摇篮。近年来,广西通过搭建和强化以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才小高地等科研基地建设为抓手,大力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科技拨尖人才、领军人物的培养和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支学科较为齐全、学缘年龄结构较为合理、视野开阔、创新能力较强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初步形成了引领和推动广西科学研究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全区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专业技术人员84.29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拥有专业技术人员168.51人。
2004年8月挂牌成立的13个广西人才小高地,到2006年就已有包括博士162名,博士后11名,博士生导师18名在内的一批高层次人才加盟,还柔性引进高级人才291名,其中“两院”院士24名,形成一种“聚才磁石”的强力效应[4]。
2010年挂牌成立的广西药用资源化学与药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经过多年建设,现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1名,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2名和“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1名,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6名,广西高校百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8名。
2009年,依托于广西科学院的国家非粮生物质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国家科技部批准启动建设。经过近二年建设,就形成了拥有国家“十百千人才”第一、二层次人才10人在内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目前,中心专业技术人员72人,专业方向涉及能源作物种植、生物工程、生物化工等方向,其中教授级研究人员20人,副教授级研究人员21人、中级职称人员15人,博士20人、硕士24人[5]。
2.4 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并重,初步形成辐射支撑地方发展的“科技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要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重点建设一批面向优势产业并具有区域特色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产业新经济,就是技术经济,人才经济。它们赖以支撑的关键技术、重大技术主要是在重点实验室或工程研究中心来实现。广西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科技源”也是在重点科研基地。椐不完全统计,广西认定的25家科技金源单位共承担科研项目1388项,实施产业化项目40项,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奖51项,申请发明专利55项,发表论文、专著1894篇(册),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6]。
广西人才小高地建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支撑作用也日益明显。“广西首批13个人才小高地,有10个是产业类人才小高地。通过两年来的建设,小高地对产业的支撑作用已经开始显现,使一些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优势产业变大变强,而原有的支柱企业则如虎添翼”。“广西中药材良种繁育人才小高地”建立后,其载体单位广西药用植物园很快吸引一批全国、全区突出的药材良种繁育研发人才,特别是被誉为“中草药活字典”的中国医科院药植所肖培根院士及其弟子、“分子生药学”创建人之一的马小军博士加盟,使广西药用植物园的研发能力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目前,小高地采用的企业+科研+农户的模式,在山区县建立4个共1.2万亩的中药材良种示范基地,相应带动6.7万亩生产基地建设,引导当地50万农民“发药财”致富,预计实现中药年产值150亿元”[7]。
3 广西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广西重点科研基地建设不断加快,初步体现了其汇聚高层次人才、开展前沿的基础研究和描准地方经济建设的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创新平台建设新态势。但是,由于广西重点科研基地建设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其建设以及科技创新资源、创新能力等都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对科技支撑的要求。根据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07年和2008年广西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全国的排位均为30名,仅仅是比西藏高一位。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包括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在内的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难以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从数量方面看,加上2010年刚刚认定获准立项建设的自治区第三批重点实验室,也只有36个。而2009、2010年与广西GDP总值、人口数量及在全国排名大体相当的江西省,到2005年其省级重点实验室就有41个[8];而GDP总值、人口数量排名后广西5、6位的云南省,其省级重点实验室也达到35家[9]。造成广西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科技经费投入不足,重点科研基缺乏必要的基本条件支撑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科研基地建设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二者与科技投入的水平、强度同样有着密切的正相关的关系。近年来,广西科技经费投入呈现持续稳定较快的增长势头,特别是政府的科技投入,2006年为11.87亿元,以28.1%的增长速度排在全国科技投入增长幅度的第9位,但从投入的总量和占GDP比重来看,明显偏低,不仅低于同类省区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以来,广西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在0.36-0.41%之间徘徊,远远低于全国1%的水平。从政府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情况来看,2005年和2006年广西分别投入9.26亿元和11.87亿元,分别占全国比重的0.76%和0.87%,排在全国的第24位,比西部省区云南占全国比重的1.37%和1.40%、甘肃占全国比重的1.25%和1.17%以及排位还要低不少;从政府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来看,2005年和2006年,广西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0.23%和0.25%,排位也是在全国第24位,比西部省区的云南、青海、宁夏、西藏、贵州等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和在全国的排位都要低;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情况来看,也是处于全国下游水平,2006年广西共投入科技经费31.99亿元,占全国比重的0.78%,排在全国的第23位[10]。
以广西重点实验室为例,2006年国家和广西财政对重点实验室的专项补助经费335万元,以全区19个重点实验室计,平均不到40万元,还不到一个重大项目的经费[11]。显然,经费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广西重点实验室条件建设上台阶的最大瓶颈。
3.2 高层次人才和科技创新团队匮乏,科研基地核心引领能力薄弱
国内外大量事实表明,一个核心人才,可以培育一个学科,形成一个较具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创新团队,也可以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广西通过人才小高地、金源单位、博士后流动站以及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基地的建设,汇聚了一批优秀人才,形成了若干较有影响的科技创新团队,但是由于适合高层次人才成长和培育科技创新团队的环境和机制不够健全,情感留人不够充分,事业留人方向不够明确,待遇留人没有明显优势,广西科研基地的高层次人才和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显得相当滞后,尤其是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学科带头人、科技攻关骨干及科技创新团队的汇聚和建设。截止2006年底,广西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中仅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长江学者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12]。但是,与广西相邻的云南省,到2009年就有院士9人,国家“千人计划”2人,长江学者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6人[13]。广西高层次科技领军人物的匮乏,严重制约了广西科研基地的建设与发展。
3.3 科技与经济契合度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重点科研基地发展缺乏强大的牵引力
科技的社会性本质特征决定了科技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服务,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程度,决定了科技创新的高度和水平,也决定着牵引科技创新强度的大小。目前,广西科技与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两张皮”现象,许多生产性企业,往往只是关心完成生产任务,对于科技研发重视不够;而重点科研基地,大多只是关心科研任务完成,不怎么不关心科研成果能否转化及产业化。科研基地既没有创新主体地位意识,也缺乏技术创新源动力,科研基地获取地方科研资源的能力极为低下。据有的专家研究,广西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形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五重五轻现象,即:重学术,轻技术;重项目,轻结果;重成果,轻转化;重效益,轻风险;重研发,轻经营。一个突出问题仍然是科技研发与广西经济生产结合不够紧密。在基础研究领域,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还不多;在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原创性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不多,技术体系不完善,成果的转化能力相对薄弱,部分成果不能有效利用[14]。根据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2007年广西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30.33%,处于全国排名倒数第二位,2008年也仅为33.05%,仅仅比2008年提高了2.72个百分点,大大低于全国平均增幅的3.62个百分点,仍然处于全国排名倒数第二位[15]。
3.4 重点基地数量少,布局极不合理,科技辐射支撑作用不强
由于各种原因,广西科研基地建设一是起步晚,起点低;二是主要集中在南宁、桂林、柳州等少数几个城市,建设布局相当不合理;三是数量少,规模小。 广西则是在2004年才开始启动重点实验室的认定工作,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也大大落后于兄弟省区的发展。唯一的省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非粮生物质能源工程中心”是在2009年科技部批准启动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到2011年刚刚获科技部批准与华南农业大学联合共建。到目前为止,广西只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3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36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6个以及企业技术中心115个和25个人才小高地等科研平台。这些情况不仅与东部发达省区的差距很大,而且与西部省区相比也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这些重点科研基地又大多集中在南宁、桂林、柳州等少数几个城市,布局极为不合理,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和辐射作用大为减弱。例如,广西自治区的36个重点实验室,除北海市有2个外,其他基本上集中在南宁和桂林两个城市,而柳州市作为广西的重要工业基地目前还是空白,没有一个自治区级及以上的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的北部湾经济区建设重要组成部份的钦州、防城港等2个市也没有一个自治区级的重点实验室。
又如,已经立项建设的自治区级第一、二批人才小高地共21个,其建设依托的载体除了百色市有1个外,其他全部是落户于南宁、桂林、柳州等3个城市。
3.5 缺乏激励约束机制,基地创新能力缺乏内在驱动力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管理办法 第2篇
林场发〔2011〕138号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为进一步加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建设与管理，明确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责和任务，规范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申请与确定程序，确保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局研究制定了《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附件：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管理办法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建设与管理，促进林木种苗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提高林木良种生产能力，推动我国林木良种化进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是指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潜力，育种资源丰富、保存完好，管理规范，具有一定的良种选育和推广能力，在林木良种生产中发挥主导和示范作用，经国家林业局筛选和评定后确定的林木良种基地。
第三条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建设、管理、申请与确定应当遵守本办法。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建设由国家林业局和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共同监督管理和组织实施，具体工作由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和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林木种苗管理机构负责。第五条 国家林业局是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宏观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制定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发展、建设和管理的相关政策和规章。
（二）负责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确定、取消。
（三）审核批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发展规划。
（四）指导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建设及生产，并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持。
（五）组织对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建设与管理进行评估、考核和监督。
（六）组织开展有关技术培训和交流，并建立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基础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
（七）组织有关专家成立分树种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协作组，搭建良种选育科研攻关平台。第六条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是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具体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本辖区申报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审核和推荐工作。
（二）负责组织编制本辖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发展规划和发展计划。
（三）审核批复本辖区内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建设和生产计划。
（四）指导及监督本辖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生产和管理。
（五）协调落实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地方配套经费。
（六）对辖区内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生产推广的林木良种进行跟踪调查，及时根据本地林业生产和社会需求提出主要建设树种的调整建议。
（七）对本辖区内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进行评估与考核，并将结果报国家林业局。第三章 申请与确定
第七条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按照林木良种生产单位提出申请、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国家林业局评审确定的程序产生。
第八条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基地自然条件适合建设树种生长发育，区域布局合理，当地或者生态条件相似地区对选育树种的种子（穗条）、苗木有长期或者潜在的需求。
（二）对选育树种开展了系统研究，收集保存了丰富的育种资源，且保存完好。
（三）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发展潜力，生产用地规模不少于20公顷且不能为租赁土地。
（四）机构健全，人员配备合理，享受财政补贴（拨款）人员不少于3人；具备一定技术力量，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
（五）建设与管理规范，各项管理制度健全，档案资料齐全且保存完整。
（六）重视生产与科研相结合，与科研、教学单位有长期合作关系，有技术力量较强的单位作为科技支撑单位。
（七）具有《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
（八）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确定为“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一年以上。第九条 申报与确定程序
（一）申报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单位根据国家林业局有关文件的要求，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包括本单位基本情况、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及生产的开展情况、主要成果等内容），填写《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申报表》，并附基地照片等图片材料，报所属林业主管部门核实后，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
（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汇总后，提出推荐意见，报国家林业局。
（三）国家林业局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估和实地考察，提出审核意见，经公示后予以确定。第四章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任务 第十条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主要任务是：
（一）制定本基地生产、建设计划，报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林木种苗管理机构审批后组织实施。
（二）完成上级林业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建设和生产任务。
（三）开展林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利用工作。
（四）开展林木良种选育、生产、示范和推广工作。
（五）建立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类生产经营和管理档案及信息数据库。
（六）加强与科技支撑单位、技术专家及其他林木良种基地的协作，与科技支撑单位签订协议，明确科技支撑的内容、责任和任务，实现资源共享。
（七）每年年底前向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林木种苗管理机构上报基地工作总结和下一工作计划。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一条 国家林业局对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坚持合理布局、总量控制、定期评估、优胜劣汰的原则。
第十二条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每年年底前要对辖区内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当年任务的完成情况做出评价（优秀、合格、不合格）。
第十三条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定期深入基地进行检查，国家林业局不定期地组织人员对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进行抽查，并对基地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国家林业局将取消其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资格：
（一）经检查和评估无正当理由未完成生产建设任务的。
（二）不按要求上报总结和下生产计划的。
（三）生产的林木种子、苗木已不适应当地或者周边地区林业发展需要的。
（四）在林木种苗生产经营中，出现质量事故的。
（五）基地管理混乱，挪用资金的。
（六）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第六章 附则
重点基地 第3篇
为加快福建省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实现从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的转变，2010年7月福建省全面启动了包括纺织服装、钟表、鞋类在内的15个重点商品出口基地建设，经过一年多的培植，取得一定成效。2011年1-9月份，15个基地累计出口60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7.01%，约占全省出口的80%，特别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及加工品、体育用品、陶瓷及树脂工艺品、家具及装饰品灯等传统优势商品出口分别增长 47.27%、40.5%、42.44%、41.48%、30.7%，有力支撑了我省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2010年15家重点出口基地均已成立全省性出口基地商会，运作机制日趋完善。各商会搭建了包括技术研发、质量检测、贸易摩擦预警、融资担保、商务、培训等的行业网络信息及公共服务平台，在探索福建省外贸转型升级路径与示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福建纺织服装出口基地建设取得的成绩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福建省纺织服装出口基地目前已形成含化纤、棉纺织、印染、服装等较完整产业链，成为全省纺织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2010年出口增长24.96%，2011年1-9月，增长47.27%，居15个出口基地出口增速第一、全国行业出口增幅前列。近年有力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关厂、停机、停产现象，而且吸收了省外转移过来部分出口订单，积极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品牌效应初见成效，“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各50多项，福建国际知名品牌18项，“福建名牌”180多项，“福建省著名商标”150多项；专业批发市场进一步形成，石狮服装城已荣获“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贡献奖”，在石狮举办的“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成为国内较专业的纺织服装展。
科技创新能力逐步增强，拥有省级技术研究中心35家，其中翔鹭化纤、凤竹纺织、七匹狼等5家企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012年出口基地企业突破了在检测、原材料开发方面的长期瓶颈，其中，泉州海天集团功能性纺织材料检测实验室6月通过C N A S国家实验室评审，将具备互认资质，通过该企业实验室检测的产品，相当于拿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通行证；百宏聚纤、海天材料科技、凤竹纺织科技等公司在新型差别化纤维和功能性面料开发上有新突破；福建宏远集团有限公司和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等联合攻关完成了新溶剂法再生竹纤维纺织技术、攻克离子液体再生纤维素纤维溶剂合成回收技术，实现性能优异的“绿色”竹纤维面料产业化，为国内纤维行业突破国外产品垄断和实现高水平运营带来了示范效应。
部分纺织服装品牌生产出口企业发挥资金和资源优势，在境外设立研发和营销机构，积极拓展国际市场。2012年1-4月，匹克集团出口增长32.22%、锦福化纤增长35.51%、隆星织造增长139.35%、格来德服饰增长27.62%、三小福服饰增长70.40%、百佳内衣增长56.55%、太阳海制衣增长34.65%等，充分凸显了后危机时期品牌纺织服装企业在研发创新和品牌及渠道等方面的优势。
但是进入2012年，外需持续疲弱、要素成本大幅提高、人民币加快升值，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商品出口形势严峻。目前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国内原材料成本最多时高出东南亚1/3，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不及福建的1/3，如越南服装制造成本不到福建省的50%，而税费只相当于40%，福建的海外订单部分向其转移流失。此外，欧盟针对我国出口商品征收12%的关税，而未来拟取消对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关税，无疑使我纺织服装出口行业面临内忧外患，如不抓紧产业整合与转型升级，培育新出口增长点，则福建纺织服装出口增长将极其乏力。
二、福建省纺织服装出口基地企业转型升级路径
我们应当看到危机过后，福建纺织服装这种基于数量的出口增长带动力极为有限。在后危机时期，出口基地更应积极利用前期累积的市场份额和企业实力，以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以培育龙头企业为带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紧实施产业发展模式创新、企业经营模式创新，以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科技、品牌贡献率和竞争力，实现从数量增长、规模扩张为主向质量提高、效益增长的发展方式转变。
（一）产业发展模式创新
福建省建设纺织服装出口基地，就是旨在通过培育产业集群的合作网络来提高纺织服装业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已实现产业关联企业的简单地理集聚，还未形成上下游分工协作体系，市场细分和差异性不强。这种横向产业集聚的内部信息传递成本低，易致规模和产品结构的高度同质化，更由于资源有限性，则导致产业内恶性竞争，后果则是缺少龙头企业、缺少人才以及缺少创新能力，影响本区域产业竞争力。而供应链尤其是单链式供应链主要强调上下游节点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纵向整合的特征，产业集群和供应链的横向与纵向特征互补、竞争与合作互补，可为提高产业竞争力提供全面支撑。所以，福建省纺织服装出口基地须大力引导纺织服装产业的纵向整合，尤其要引导实现以纺织服装龙头企业为带动的供应链管理模式，进一步深化企业专业分工，实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获取供应链网络整体利益为主的更大规模效应，带动福建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由小到大、由低级向高级进化。
1.培育产业链上具优势地位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提升产业集群整体竞争优势、促进产业集群不断演进的核心力量，是整个产业集群分工协作体系形成的基础。一般一个产业集群（或一条产业链）的核心产业需要3-5个龙头企业带动，每个辅助产业至少要有1-2个龙头企业，这些龙头企业的产品结构也应有所差别。目前福建省纺织服装进出口企业6504家，多是民营私营中小企业，其中出口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442家，占6.64%；超亿美元的企业只有18家，仅占0.28%，缺少龙头大企业带动成为制约福建省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出口超亿美元的大企业质量管理规范，手中握有国际买家大量订单，帮助它们确立产业链上的优势领导地位，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政府应在产业布局调整、企业兼并重组等方面起主导作用，通过外贸政策的导向引导纺织服装产业结构调整，做强做大一批如七匹狼实业、凤竹纺织、浔兴股份、福兴拉链、翔鹭化纤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应强调的是，辅助产业内也应培育龙头企业，目前福建纺织服装产业链上的面料、辅助材料、服装设计、营销、广告、物流、售后服务等辅助领域则几乎没有龙头企业，导致整个产业集群发育不全。具备一定规模和转型升级能力的龙头企业，可逐步从制造向服务转型，把供应链管理、研发设计、营销渠道、自主品牌等上下游高附加值环节作为自身核心业务，带动配套企业转型升级。
2.由核心企业带动形成供应链协同效应。供应链管理首要做到信息协同，高效的信息化系统使客户需求、生产、库存、销售、预测等信息得以共享，使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和商流得以有效规划和控制，协同效应明显：一是有助于基于POS、EDI技术收集分析市场信息的客户开发和市场开拓；二是可提高供应、生产、销售和物流的柔性和响应速度，做到敏捷供应链管理，实现根据客户需求随时变更设计、面料、颜色、数量，满足纺织服装市场目前呈现的订单小批量、多批次、品类变化快的趋势，克服“牛鞭效应”，做到零库存、低成本；三是有利于实施供应链金融，保证资金链维护与监控。目前福建省纺织服装出口基地企业仅有2家规上企业实施了供应链管理，而且还处于低端信息化建设，尚无法显现出供应链信息协同的优势。龙头企业应带头完善合作机制和合作规划，创新合作模式，建立战略联盟如采购联盟、销售联盟、技术联盟，也可以是产品线互补或者能力互补的业务和资源联盟，实现优势互补，以产生组织、管理、财务、信息、业务和技术等多个协同效应。
3.由供应链核心企业带动产业链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纺织服装产业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的决定因素之一。纺织服装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时尚潮流周期越来越短，客户需求变幻莫测，优质的品质和品牌形象是纺织服装产品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是提高议价能力，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有力武器。品质与品牌的基础是技术创新，特别是纺织服装面料、设计、生产等环节创新，必可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塑造品牌。核心企业是产业链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增强创新意识和能力，加大装备更新和引进、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在产业集群多个龙头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建立技术研发联盟，共同攻关关键技术，同时积极向中小型企业输出新技术，带动整个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升级。鉴于发达国家普遍重视服装产品的人身安全健康及生产上的低碳环保，纺织服装出口基地还应特别注意引进开发低碳清洁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大力开发低碳绿色产品，尤其是上游面料产业的技术创新，提高符合环保要求的纤维开发应用技术、着重改进产品性能和用途；从设计、色彩、品种等多方面提高高档面料的设计和加工能力。落后的设计是福建纺织服装产业实现升级的最薄弱环节。核心企业应大胆引进国际一流服装设计人才,或在海外设立服装设计中心，就近吸收国外顶尖服装设计理念，提高时装设计档次，向中高端市场渗透。
4.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保证产业生态发展。融资难且成本高是纺织服装出口基地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2011年福建省纺织服装出口基地中小企业财务费用同比提高约10—15%，一些地方银行在基础利率上浮20%以上，还有名目繁多的“咨询费”等各种额外费用，承兑汇票的使用也给企业经营带来极大的困难。一条完整供应链上约80%都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将大大影响供应链上下游的稳固及顺畅流转，降低整个供应链运作效率与效益，不利于产业生态发展。供应链金融则突破各企业与银行单独且单纯的资金借贷行为，从供应链整体来审视这些企业的贸易真实背景及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信用水平来评估单个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格，则要比传统的以单个企业的企业规模、固定资产价值、财务指标、担保方式等信用标准来评价其信贷资格，取得信贷额度则高得多，这种由银行提供的基于供应链物流、信息流的全面资金服务，将有助于大大缓解上下游中小企业资金紧张问题，保证稳定合作关系。根据Springer供应链杂志在全球的调查显示，各行业采用供应链金融支持方案能分别给买方和供应商降低平均13%、14%的运营成本。核心企业应大力主导推动实施供应链金融方案，其中选择合适的合作银行很重要，核心企业在电子信息平台基础上，根据各上下游企业现金流情况和支付频率设计资金回流线路和还款方案，并建立定期对账制度；研究制订如订单保障、跌价补偿、销售返点等风险应对保障措施，提高供应链合作稳定性。
（二）企业经营模式创新
1.实施出口品牌战略。福建省纺织服装出口基地拥有国内注册商标的企业有152家，占基地企业总数23.3%，拥有国外注册商标企业45家，仅占6.9%。可见纺织服装出口品牌数量较少特别是名牌数量少，比重偏低，与我省外贸出口的规模和速度不相适应。产品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缺乏市场认同度，市场深度挖掘不够，实施品牌出口战略，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市场品牌推广，尤其是提升传统优势出口产品的品牌价值，是培育出口增长点的重要措施。企业在实施品牌战略时还应注意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性地实施海外商标注册、境外专利申请等，防止被“傍名牌”。
2.渠道延伸，积极搭建海外营销渠道。按照微笑曲线的价值链利益分配规律，研发与营销、品牌、服务等均是价值链上最有利益的两端。如果我们仅仅是国外采购商的供应商，仅仅只是简单生产与出口，出口交易价往往压得很低，我们获得的利益则微乎其微，国外分销商和零售商在终端市场上却能得到很大的利润。出口基地龙头企业应加快构建海外营销渠道，延伸供应链至营销终端。应优先为品质优良、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产品项目搭建主要出口国市场渠道，如建立海外营销总部或贸易代表处，有实力的可设立专卖店，使海外营销渠道带动出口量提升。之后逐步建立全球区域贸易中心，拓展供应链上的市场调研、设计研发、营销接单、物流配送等服务项目，增加产品附加值。
3.抱团积极对外投资，进入目标市场。我国的纺织服装产业系传统优势产业，在人民币升值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是绕过贸易壁垒、应对贸易摩擦的有效手段，也是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行业龙头企业可采取抱团集群式投资方式进入美国、非洲、东南亚、俄罗斯、中南美等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境外生产基地、研发基地；也可采用国际并购方式直接获取东道国纺织服装行业的产能、技术、营销渠道及品牌，加速国产自主品牌的国际化进程，有的国际并购案还可提升我国企业较为薄弱的管理运营水平、研发水平或营销水平等。
三、福建省纺织服装出口基地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出口基地应适当选择发展服务外包。如果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的实力不均衡或根据龙头企业向服务转型进程，部分核心业务可适当选择外包，以求提高品质并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对于福建纺织服装出口基地，一是可将采购、设计外包，选择与专业采购团队或设计机构合作；二是色彩管理、质量管理外包和质量检测交给第三方检验机构；三是验厂外包，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验厂，包括I S 014000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S A 8000社会责任标准认证。福建纺织服装出口基地更应重视企业劳动用工、工作环境、劳动保护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是否达到相应认证体系或标准要求。
第二，建立出口基地纺织服装质量标准体系。基地商协会应引导产业集群建立符合国际标准（包括环境和社会责任等）的质量标准，设立相应检测机构。达到质量标准获得出口基地认证才有资质加入基地产业供应链及出口，应对出口基地企业的身份实行动态管理，生产技术与质量不达标者应予退出。
第三，完善出口产品品牌扶持体系。政府应给予品牌企业国外参展、建设国外营销中心、国外品牌推广、海外直接投资或并购等税收优惠或财政扶持；建立商标国际注册的奖励或补贴机制。行业商会应制订行业出口名牌发展规划、品牌培养规划，实施如重点展位品牌进入制等倾斜政策，充分利用产业集群效应，实现由企业品牌、行业品牌向区域品牌的跨越，建立区域品牌宣传培育机制、全程服务机制、跟踪专访机制、信息交流机制。
第四，大力培育和发展产业链龙头企业。通过企业兼并重组的方式培养龙头企业，为龙头企业注入创新资金、增加信贷支持，通过减免税收或代企业承担一部分社保费用等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龙头企业的资源整合、技术创新带动、合作伙伴选择、项目用地、人才引进、资金信贷等方面给予指导或支持。大力培育和引进产业链上下游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龙头企业。
第五，继续完善预警系统数据库。推广预警系统，除了及时掌握和发布贸易摩擦信息外，还要跟踪主销市场占有率波动及国际同行业竞争信息、重要原料产品进口量价监测信息、国外贸易政策和技术标准变化信息等，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由事后处理转向事先预防。
第六，优化外贸出口企业的政策环境。近期主要经济体消费提振不力及更猛烈的全球经济衰退，纺织服装等主要出口行业企业将面临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险峻的考验。政府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基础上继续优化外贸发展政策环境：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二是适当下调银行存准率，降低信贷资金成本，积极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化解企业出口收汇结算风险；三是保持或适当提高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四是对进口棉花配额、滑准税管理制度应及时进行调整改革，在暂时无法取消进口棉花配额情况下，降低滑准税，并将1%优惠关税进口棉花配额发放给棉纺出口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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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辉,刘振国.行业协会商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功能和作用初探[J].社团管理研究,2009(5)
[3]计志英.供应链金融：概念研究进展与发展优势[J].金融纵横,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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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旻,邓飞其.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供应链管理[J].商业研究,2009(2)
重点基地 第4篇
一、重点科研基地建设的内在要求
首先, 从科学本质来看, 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是推动科学、技术、社会三者一体化及其良性互动的根本要求。科学的本质是什么, 有不少争论, 有不同的观点。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认为, 科学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 科学的发展过程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也就是说, 科学知识本身同社会及社会条件确确实实存在着某种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 如同其他社会体制一样, 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这种本质特征随着当代科技日益经济化和经济日益科技化的新态势及二者之间的有机交融发展而日益明显。因此, 一方面, 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通过技术以巨大的力量导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 科学的发展既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 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应用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科学又受到社会的巨大影响、制约或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技术上的需求, 社会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方向;从政治的角度看, 国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外交的目的;从文化的角度看, 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社会力量, 不仅可以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工具, 使它服从于各种社会需要, 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的体制及其自身的活动方式。当然, 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制约或控制也会有双重效应: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 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从而给科学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如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 普遍受到政府、社会的重视正是适应科学的这一本质特征的体现。如重点实验室建设集聚了大量的优质科技资源, 汇聚了众多的科研人才, 组织成为“科学共同体”开展科学技术研究, 在这一平台之上的科学研究、研发技术及其扩散, 个人“兴趣”往往让位于社会目标和社会需求, 个人“爱好”往往让位于“科学共同体”“一致”的需要和目标, 这是重点实验室建设合符科学发展逻辑的结果。可以说科学是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重点实验室建设就是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科技手段和科技工具的主要组织形式和路径。
其次, 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特征来看, 大科学时代要求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要求众多科研人员个人的“兴趣”、“爱好”让位于“科学共同体”“一致”的需要和目标, 让位于社会目标和社会需求。为了满足于这种需求和目标, 只有采取重点科研基地的多学科交叉、宽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组织形式, 才能催生重大科技成果, 完成重大科技攻关。过去“作坊式”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的组织形式或是依靠“个人英雄主义”的奋斗取得重大突破, 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近代大科学家牛顿等主要依靠个人努力取得重大科技成就, 在大科学时代的今天是很难实现了。例如, 当代人类基因组学的研究及其取得的重大突破, 就深深打上在大平台基地上全球多个国家众多科学家“一致”努力的“科学共同体”的印记。
再次, 从科技创新的内涵来看, 目前国内学者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周寄中教授认为, 科技创新包括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部分, 科学创新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创新, 技术创新包括应用技术研究、试验开发和技术成果的商业化的创新。如果从线性过程看, 科技创新就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和研究开发成果的商业化的全过程[2]。因此, 科技创新的社会功能越来越突出, 科技创新的社会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科技创新的这一内在要求, 使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成为必然和必须。
最后, 从广西新发展对科技的迫切需求来看, 也必须有赖于重点科研基地建设。依靠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提升企业的效益和综合竞争实力, 驱动经济社会发展, 是近百年来大国崛起、区域勃发以及大型企业长盛不衰的主要手段和路径, 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源动力。依靠个人“作坊式”的科技创新模式, 不可能规模化生产大批商业性的技术成果, 更不可能有效实现成果的商业化。广西作为欠发达地区, 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相对滞后, 要实现建设创新型省 (区) 和北部湾开放开发的战略目标, 必然需要大量技术创新的支撑。因此, 必须加快重点科研基地的建设, 使科技创新的规模化、商业化成为可能。以广西防灾减灾与工程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例, 实验室积极参与地方和区域经济建设, 如广西各大型桥梁的建设 (南宁凌铁大桥、南宁八尺江大桥、南宁市葫芦顶特大桥、南宁邕江一桥、二桥和钦州一桥等) 、广西北部湾填海造地工程的地质灾害问题研究、广西公路处治膨胀土路堤长期稳定性试验研究、南方山区公路隧道施工安全保障与结构长期稳定技术研究等, 为广西桥梁道路和地质灾害预防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2009年, 整个实验室应用科研类项目合同金额达到2000多万元。
二、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建设的策略原则
(一) 坚持地方经济导向的原则
虽然鼓励自由探索仍然是组织科技研究中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 随着经济科技化和科技经济化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 使命导向原则或定向使命原则已经成为当代科技政策的核心内容。作为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 无论是人才资源, 或是科研仪器设备条件, 都难以开展纯基础理论的高水平科学研究, 坚持地方经济导向原则就成为首选和必须。但是在实践中, 民放地区重点科研基地往往存在严重的“三多一少”现象:往往是偏重论文的多, 偏重专利成果的多, 偏重人才培养的多, 而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推广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少。这是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发展的困惑, 也是发展的瓶颈, 更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艰难抉择。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中去, 以实现对原有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 并通过市场获取潜在利润的活动和过程, 从而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主动把面向本区域经济建设主战场放在优先和第一的战略加以组织和实施, 切实围绕本区域的重点产业、支柱产业、特色优势产业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等, 将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目标统一起来, 服从、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 以此寻找更多的科技资源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否则本身的发展也会相当有限, 甚至不会有发展。
(二) 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原则
“科技创新, 关键在人才。杰出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群体, 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代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 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一个杰出的专家, 可以聚集整合大量的科技资源, 带动一个学科, 甚至一个生机盎然的科研基地发展;也可以带动一个企业、一个产业的发展。在民族地区, 建设重点科研基地, 拨尖人才的重大作用更加突出, 犹如大海上的导航灯、大厦中的顶梁柱。依托科研基地, 以项目为导向, 以培养人才和聚集人才为目标, 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力度, 特别是科技领军人物的引进、培养工作力度,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团队建设, 形成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聚集人才的环境机制, 对于科研基地建设及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近年来, 广西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高层次拔尖人才的匮乏显而易见。目前全区重点科研基地拥有全职院士仅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长江学者1人, 高层次人才如此匮乏, 科研基础的发展只能是一厢情愿。因此, 必须首先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 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关系到科研基地建设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问题,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由过去单纯依靠“政策倾斜”逐步向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转化;其次是要凝练和培育特色方向, 发挥优势, 通过特色与优势的结合做到“事业留人”, 形成推动科研基地实现新跨越的核心力量;再次是要立足于人才本地化, 重视和爱护广西科研基地现有人才, 特别是本土人才, 是人才队伍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决不能造成“引进凤凰忘了雀”, 取来“媳妇气走儿”的这种不利于人才队伍建设的氛围;最后是要建立开放和富有活力的人才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利益激励和名誉、地位的激励, 应当以此为核心, 通过设立人才专项基金, 加快人才队伍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形成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
(三) 坚持优先合理布局的原则
所谓优先原则, 就是围绕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 特别是针对“14+4”的重点产业、支柱产业以及新兴产业, 结合已有较好学科基础和研究基础的基地, 有限选择目标, 实施重点战略, 进行重点投入, 优先推动发展, 使广西重点科研基地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 在若干个重点领域形成较为稳定的研究攻关方向, 形成局部优势, 从而在某些关键技术关键领域取得明显突破, 形成“由地及天”并最终达到“顶天立地”的良好的科研发展态势。
此外, 科研基地建设布局要考虑合理性原则。布局的合理性既要考虑空间分布上的合理性, 又要考虑重点领域、产业行业布局上的合理性。从空间布局上看, 目前广西重点科研基地基本上集中于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 如广西的36个重点实验室, 基本上都集中在南宁、桂林两个城市, 已经立项建设的自治区级第一、二批人才小高地共21个, 其建设依托的载体除了百色市有1个外, 其他全部是落户于南宁、桂林、柳州等3个城市。这是空间布局上的明显不合理, 影响了科研基地科技能力的支撑辐射及科技资源的获取与整合。必须及时改变这种状况, 结合各地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 围绕自治区安排的“14+4”的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战略规划, 统筹兼顾, 合理安排。
(四) 坚持“错位竞争”的发展原则
笔者曾撰文指出, 实现西部地方高校科研基地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选择错位竞争的策略[3]。这一发展的战略思路对广西科研基地建设尤为适用。作为民族地区的重点科研基地, 本身彰显其地方性就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职责, 单纯追求或安排主要人力物力追求前沿基础研究, 与发达地区一流水平科研基地比排名、拼论文, 竞争国家大项目等等诸如此类“顶天”的工作, 既不现实, 也没有准确科学找到自己的发展位置。因此, 必须转变发展理念, 坚持错位发展原则, 眼睛紧紧盯住地方, 依靠地方, 将“立地”的工作做好, 即瞄准某一区域、某一行业、某一企业亟须解决的重大技术和技术瓶颈, 集中精力解决, 才能由此及彼, 由“立地”的工作上升到“顶天”水平, 这是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发展的必由之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正是这样, 目前该校拥有国家级和部级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级省部级 (工程) 技术究中心15个。他们紧紧围绕我国西北地区农业解决水资源短缺、旱区农耕及旱区良种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开展研究并实现了跨越发展。
三、加快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 科学定位是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发展的前提
科学定位对于一个科研基地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方向性、战略性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 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前沿研究、基础研究, “喜欢”纵向课题, 特别是国家层面的项目, 殊不知这恰恰是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的弱项;往往习惯于谈论是“顶天”还是“立地”, 或者顶天立地占多少比例等等, 不一而足, 殊不知这对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也是一种误导。正如笔者曾撰文指出的, 纵向与横向科研课题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对子, 许多纵向课题, 特别是重大课题都是从生产第一线提炼出来的。作为民族地区的重点科研基地, 其建设经费、科研经费等主要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和社会, 因此其主要人力物力即主要科技力量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就是必然选择, 就是天然职责。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的科学定位, 主要内容就是培育科研特色, 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来培育和确立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课题;二是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特点和行业特点等确立和培育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课题;三是根据自身的优势学科来确立和培育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课题[4]。
(二) 加大投入, 形成稳定的投入机制是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发展的保证
科技投入既是科研基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物质基础, 也是科研基地科技创新能力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今天的科技投入, 就是对未来科技综合竞争力的投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单纯依靠重点科研基地本身难以筹集到必要的发展经费, 也难以形成稳定的投入机制。广西科技投入长期以来处于全国的下游水平, 从2001年以来广西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一直在0.36%~0.41%之间徘徊, 远远低于全国1%的水平。长期以来广西的重点科研基地建设经费一直没有落实, 近年来虽有一定的投入, 但相当有限。以广西的重点实验室为例, 2006年国家和广西财政对重点实验室的专项补助经费335万元, 以全区19个重点实验室计, 平均不到40万元, 还不到一个重大项目的经费[5]。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连日常的正常维持都困难, 更加谈不上有什么发展了。因此, 必须依靠政府、社会力量, 大力加大科技投入, 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和投入机制。加大科技投入, 一是要强化政府投入中的引导作用, 以实施重点突破战略为抓手, 通过财政直接投入, 科研项目牵引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财政投入, 增强地方政府投入调动社会科技资源配置的能力;二是通过科技投入的制度化安排, 如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减免政策, 引导企业和社会加大投入, 强化企业科技投入主体地位, 建立健全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三是要完善科技投入与产出 (效益) 的评价体系, 形成投入与产出 (效益) 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 建立健全开放流动共享的运行机制是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发展的目标
开放、流动、共享是重点科研基地必须确立的运行机制, 但一直不甚理想, 民族地区尤甚。从广西重点科研基地情况来看, 开放度偏低, 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协作, 划地为牢现象较为普遍, 科研人员流动的壁垒多。如开放课题经费少, 开放课题小而散, 大型仪器设备对外开放使用不多、等等。因此, 必须大力加强基地内部和基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瞄准地方目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 探索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此推动资源的共享和科研人员的良性流动;充分利用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 进一步突出地方性、区域国际性, 不断提升科研基地的国际影响力。
(四) 进一步完善科研基地的评估体系和奖励激励机制是民族地区重点科研基地发展的保障
一方面, 从管理层面着力完善重点科研基地的评估体系, 实行动态管理。作为民族地区的科研基地, 应当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评估体系中所占的比例, 根据各类基地的实际情况, 进行分类管理, 探索规范化、制度化的绩效评价机制, 并根据评估结果, 优胜劣汰, 建立健全客观公正科学严格的奖惩或进出机制;另一方面, 从基地内部管理层面来看, 主要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注重知识、注重人才, 贯彻多劳多得原则, 达到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应当从制度入手, 体现人文关怀, 首先为科研人员开展研发活动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筑巢引凤”, 做到事业留人;其次, 对于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 要给予重奖, 对于拔尖人才和带头人以及科研骨干要特别重视提高他们包括住房等在内的福利待遇, 并要重视解决他们家属的安置和子女的读书升学等问题, 做到待遇留人;再次, 应当充分重视科研人员的主人翁地位, 通过家访、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拉拉家常、交流感情, 充分听取他们的心声、意愿和建议, 关心他们的生活, 关注他们的困难, 缩短心理“距离”, 拉近感情“距离”, 做到感情留人。总之, 通过目标激励、奖励激励、评价激励和服务激励等多种形式, 使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形成生机盎然富于活力的奖励激励机制, 使科研基地的建设与发展保持长久的内生驱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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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基地 第5篇
一、概况：
本课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点研究项目，批准日期为2000年9月，项目批准号：2000ZDXM790016，完成日期为2003年2月，现已报送教育部鉴定。
本课题的主持人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刘锡良教授。课题组主要成员有：聂富强博士、孙磊博士、陈赤博士、李镇华博士、刘光灿博士、罗得志博士、李世宏博士等。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方面。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特殊的脆弱性。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开放条件下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难以避免危机的洗礼。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具有特殊脆弱性的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如何在开放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确保中国的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这无疑是一个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在归纳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密联系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的实际，从微观、中观、宏观、对外等四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危及和维系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未来几年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措施。在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力图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的理论框架。课题主要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基础理论篇。首先，从理论上界定金融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金融风险、金融效率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其次，综述和评价有关金融危机、金融脆弱性的理论及当代金融危机模型；最后讨论了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二篇国内金融安全篇。本篇主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探讨影响金融安全的内部因素。微观层面主要着眼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分析了微观金融安全的理论基础以及决定微观金融安全的主要内外部因素，并结合我国实际分别 1
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安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中观层面选择金融结构作为研究切入点，在探讨金融结构与金融安全一般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中国金融结构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宏观层面主要研究了经济转型、政府行为、道德风险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发展等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第三篇对外金融篇。该篇既关注我国金融开放的现状，更注重未来一个时期的开放进程，重点探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金融安全问题。通过前瞻性分析寻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如何从实际出发维护自身安全、防范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金融危机。其内容包括：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汇率制度安排与金融安全、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安全、中国的资本外逃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与时间表的安全性分析。
第四篇对策篇。依托前三部分深入分析的基础，本篇集中讨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对策问题。首先，探讨了中国金融安全状况定量评价的视角、指标体系及计量模型，并运用大量的数据得出了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量化结论；其次，针对微观、中观、宏观等层面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金融风险，提出了化解风险、防范危机的对应之策；第三，提出了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构建金融安全网是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根本办法，并对当前金融安全区建设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四、课题的主要特点及结论是：
（一）本课题的主要特点：
1、高度重视研究思路、内容及研究报告系统性，力求全面地反映有关金融安全研究的已有成果，力求全面描述中国金融安全的现实状态，并深入剖析现象背后的内在决定因素；
2、注重以基础理论研究为先导，从理论上阐明金融安全、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金融稳定等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系统归纳总结评述各种金融危机理论和危机模型；
3、紧密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对外开放等四个层面全方位地探讨金融安全问题；
4、注重借鉴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维护本国金融安全的经验，既针对现阶段又着眼于将来一定时期内，在充分考虑科学性、可行性的前提下，提出了建立我国危机预警系统、构建金融安全网等防范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对策思路。
（二）本课题的主要结论或创新点：
1、首次系统而明确地界定了开放经济体系、经济安全、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等概念，深入分析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2、系统地对金融危机的种类、金融危机理论和金融危机模型进行总结和评述，反映了危机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其中第三代危机模型是Gregor Irwin&David Vines建立在Radelet and Sachs、Krugman、Dooley等人研究基础上的最新成果，以俄罗斯为研究对象的合作性金融危机模型也进行了介绍。
3、阐述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所构成的微观金融，是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基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企业状况和信用制度是决定微观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
4、衍生金融具有管理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功能，但只有在适宜的条件下、按照科学的方法和顺序发展衍生金融，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5、金融结构与金融安全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我国的金融结构正处在高速变动时期并具有显著的个性化特征。金融结构的现状及变动过程都将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状态。
6、我国区域金融的安全状态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引起金融风险扩散的重要原因，建立金融安全区是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有效措施。
7、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维护金融安全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的安全性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但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过低是不利于金融安全的。
8、在转型期间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制度变迁、政府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金融监管体制等对金融安全状况都有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上普遍存在着的道德风险是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的最重要因素。
9、金融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风险及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迅速传递，全球金融的不稳定性增强，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10、当代金融危机的爆发通常与一国的汇率选择、国际资本流动策略密切相关，汇率制度安排失当、汇率政策失误、不适当地开放资本项目等是一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
11、资本外逃是影响一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形式的资本外逃可能对实体经济和经济政策带来不同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应特别重
视对资本外逃的研究。
12、确定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与时间表，应该本着积极的态度，同时要做好相关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监管措施的准备，这样才能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与安全。
13、讨论了中国金融安全状态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对目前的金融安全状况做出总体的量化评价，提出了一套中国金融安全状况测定的指标体系。
14、按照系统工程的方法，密切联系当前中国金融的安全状况，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以及对内、对外两个方面提出了维护金融安全的具体对策，系统性和针对性强并具有可操作性，可作为有关部门决策的参考。
15、立足于中国金融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出了金融安全网建设是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的基本制度建设的观点，为保障金融安全所必需的各种制度进行分析和设计。
16、在分析评价我国金融安全区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金融安全建设的成就，提出了未来安全区建设的具体思路：明确创建目标、合理组织实施、构筑运行框架、科学指标体系。
（三）课题的不足之处或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偏重于就金融安全本身进行讨论，在结合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等方面来讨论金融安全略显不足。
2、对脆弱的中国银行体系仍具有超稳定特征的分析，还可应用社会学的其它一些理论进行解释。
3、对虚拟经济总量和实体经济总量结合与偏离的关系还可深入进行分析。
五、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
经过课题组成员三年的努力，形成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
1、工作论文及研究报告：
《金融结构与金融安全》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与金融安全》
《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与金融安全》
《融资结构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研究》
2、发表论文：
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稳定，《财贸经济》2000年第3期
韩国处理金融危机的经验《经济学消息报》2000，3
风险投资与西部企业《经济学消息报》2000，9，15
论银行不良资产的根源《金融研究》2001、10
道德风险与金融安全《财贸经济》2003、1
我国政府对金融安全的维护及影响《财经科学》2004、3
银行业的发展趋势《现代化研究》台湾，2000，1
莫忽视中国金融业的脆弱性《现代商业银行》2002.7
当前银行改革值得关心的八个问题《中国金融》2004，1
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思考《中国金融》、2004、11 中国会爆发金融危机吗《现代银行家》2003、13、博士论文：
《问题银行的市场退出研究》
《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
《银行资本有效性监管研究》
《资本市场与道德风险研究》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研究》。
4、最终成果：
重点基地 第6篇
广西明确, 从2015年春季学期起, 将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标准由年生均1500元提高到2000元;每年还安排专项经费2000万元, 补助中职学校毕业生升入高等职业院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每年2000元学费。
此外, 广西提出建立100个职业教育协作扶贫培训基地, 开展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2014年11月, 广东、广西两省区扶贫办签署《广东对口帮扶广西职业教育协作框架协议》, 广东、广西开始实施对口帮扶职业教育协作试点。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等8所职业院校与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等18所职业 (技工) 院校被列为“两广”对口帮扶职业教育协作扶贫培训基地。
重点基地 第7篇
2012年12月18日, 由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原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 承担的“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重点科研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编号:2009A060800024) 通过省科技厅验收。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重点科研基地建于“南方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内。项目建设期间, 建设单位在知识产权管理、科研成果鉴定与获奖、成果转化、学术论文发表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并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规范, 形成了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科研基地的创新平台。该项目在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等产品的中试与产业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有效提高了农业装备的技术成果转化能力, 对提高广东省农业装备的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重点基地 第8篇
1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建设意义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大学) 成立于2003年, 依托水利工程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建设, 该一级学科下属的农田水利工程、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水文及水资源、水工结构工程等4个二级学科是国家第一批博士点。实验室立足长江中游, 针对中南/西南地区水 (能) 资源开发、大型灌区节水改造, 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以水资源高效利用、高坝大库建设和水电站安全运行控制为研究特色, 是水资源与水电工程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高层次人才汇聚和培养基地、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为探索我国南方地区农业水循环和水环境演变规律, 研究开发现代农业水利技术与管理模式, 弘扬屈家岭农耕文化, 支持湖北省建设“中国农谷”的战略部署, 以现代水利支持现代农业, 促进当地国民经济发展, 在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建设“中国农谷”试验研究基地。
试验研究基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 包括7.2hm2的核心试验区和200hm2的农业小流域观测区, 核心区装备了现代灌溉排水系统、自动气象站、农田水汽通量塔、遥感实时监测、高精度蒸渗仪、温室大棚、信息采集传输和远程控制系统等试验设施, 可以开展大田作物需水耗水、温室作物需水耗水、节水灌溉、涝渍治理、农田水肥高效利用、池塘湿地减污技术、设施农业土壤环境演变和修复、农业生态系统和水汽热循环、水利信息化和自动化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农业小流域观测区安装了地表水和地下水水位和水质自动监测设施和无线传输设施, 可以监测区域农田水环境演变, 研究小流域水循环、氮磷循环和面源污染防控技术。
1.1 为开展科学试验提供场地
现代农业水利技术与管理模式研究离不开科学试验。基地首先是为科学服务, 大量研究工作都需要在野外基地进行, 农业水循环和水环境演变规律这种应用基础研究需要经年累月的数据作为支撑, 并要保证数据连续性和完整性, 一个相对稳定的野外试验基地是获取数据的有力保障。其次是为科研人员提供必备的试验条件。基地有大量的野外数据采集设备, 采集各类所需的实验数据;实验用房可以现场完成一些测定实验, 最好能在基地使数据达到真实、可靠。再次为科研人员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使科研人员的食宿、通信和交通方便。
1.2 为技术成果展示提供场所
现代农业水利技术与管理模式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试验最终形成技术成果, 并在农业生产中加以应用。应用前需要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示范来展示技术成果, 野外基地最适合承担此项工作。因为野外基地基础设施完善, 相关仪器设备、技术设施完善, 具备科研管理能力, 易于展示技术新成果。其他场地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展示条件明显差于固定的野外试验基地。
1.3 为科技人才培养提供平台
农业水利科技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试验基地, 没有固定的研究基地就难以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农田水利工程类的学科特点是周期性、连续性较强, 大多数试验需要在大田进行, 而且要求有固定的场所和多年多点测试资料的积累。人才培养除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本部所能提供一定的条件外, 其野外试验研究基地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多杰出人才都是在基地经过多年试验研究后成名的, 如茆智院士率科研组研究节水条件下作物需水规律。他们在中国北方 (河北望都县、唐海县) 、南方 (广西桂林市、湖北荆门市) 布站开展田间试验, 大量地吸取国际先进理论与方法, 结合中国国情, 提出了节水灌溉条件下作物需水量与灌溉的实时预报方法。
2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建设面临的挑战
2.1 建设现代化基地, 需实现数据共享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在生活条件、野外监测、实验室分析、办公条件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善, 已经基本能满足野外观测研究的生活和试验要求, 同时具备一定的开放能力。在建设野外试验研究基地过程中, 除满足上述要求外, 要建设现代化的野外试验基地还应积极研究和探索推进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建设和发展的机制, 提高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观测、试验手段和数据处理能力, 实现资源共享并实现观测和试验数据网络化, 便于试验数据远程传输和采集, 最好对于安装在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仪器设备实现远程视频操控。
2.2 仪器设备管理维护, 需建立长效机制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配置的仪器设备的有效运行是顺利开展野外试验研究工作的保障。为创新发展和适应野外试验研究发展的需求,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专项或科研课题形式购置了大量仪器设备, 而仪器设备的运行又依赖经费的支持, 人员工资、水电、办公、田间监测、研究设施的维护、安全保卫等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撑。国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投入一定的运行费, 但对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大量大型仪器设备来说, 有限的费用并不能作为一种长期有效稳定的投入。因此, 国家重点实验室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如何通过多渠道争取资金, 在基地建设、仪器设备购置前, 需要制订仪器设备后期的维护计划, 建立一套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
2.3 稳定人才队伍, 需培养管理人才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一般处于地理位置偏僻的农村地区, 生活条件比较艰苦, 工作不受重视, 吸引及保留人才一直是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人才队伍建设的难题。优秀的科研和技术人才难以稳定, 高学历人员更是难求, 目前状况是台站人员素质不高, 队伍不稳。随着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大中型仪器设备的不断完善, 急需培养一批能够对相关仪器设备进行精准操作的技术人员, 对仪器设备维修维护有经验的服务及管理人员。目前,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都是由开展课题研究的科研人员及学生对仪器设备进行操作, 很多仪器设备因操作或维护不规范, 短暂使用后便损坏。还有一些仪器由于专业操作人员的缺乏或培训不到位, 购置后就没有进行应用, 成为摆设, 大大浪费了仪器设备资源。
3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建设对策
3.1 加强基地硬件设施和信息化建设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虽然有部分管理人员在现场进行服务, 但大部分项目科研人员都不能长期驻扎在野外基地上。而科研人员有时又急需获取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判断实验效果好坏, 以便进行下一步研究工作。因此, 在“互联网+”的时代潮流下, 加强基地的硬件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十分必要。在基础数据采集方面, 配置一些能够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与云平台技术的数据采集设备, 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与传输, 并能够对设备进行远程视频操控;在网络方面, 依托网络运行商的基础网络设施, 建立野外试验研究基地至国家重点实验室本部的专用网络, 保证数据传输的高效性与安全性。在物联网、大数据与云平台技术的支持下, 充分发挥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先进性, 让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不再成为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阻碍, 仪器设备资源与实验数据高度共享, 更多的科研人员愿意利用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平台条件进行项目实验。
3.2 建立仪器设备管理和维护制度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仪器设备常常由于没有规范操作或者不能及时维护保养导致损坏, 成为应付检查和参观的摆设;野外基地的仪器设备不能像实验室本部仪器设备管理严格, 没人定期检查, 即使仪器出现故障不用及时维修, 以后谁使用谁维修。由此可见, 建立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十分必要。对于在试验中违反操作规范或因管理不严、保管不善而造成损害, 导致仪器设备不能使用的, 应责成责任人尽快维修;对于那些仪器设备运行良好、使用率较高的, 应给予适当的奖励。除此之外, 为了能够加快维修速度和质量, 野外试验研究基地还应建立试验基地设备维修规范。
3.3 重视高素质管理人才的配备和培养
近年来新建设的野外试验研究基地较以往条件大有改善, 但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职称评定、业务交流和知识更新等仍然制约着对较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对于国家重点实验室野外试验研究基地, 一方面, 需要吸引高层次的科研人员开展科技创新研究;另一方面, 需要吸引高水平的科技管理人员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从仪器设备维护管理来说, 一批具有专业知识背景, 能够熟悉操作相关仪器设备的技术支撑人员是十分必要的。为留住人才、培养人才, 需要在政策及管理上向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工作人员适当倾斜, 并在津补贴发放、工作考核、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等方面给予倾斜;设立野外试验研究基地运行资金, 根据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特点, 制定较为完善的工作制度和绩效考核等管理制度, 使基地人员按章办事、按劳取酬;鼓励科研人员到基地实践锻炼, 鼓励基地人员外出学习及交流, 提升基地队伍活力和创造力。
摘要：以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的中国农谷试验研究基地为例, 阐述了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建设意义, 分析了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并针对挑战提出野外试验研究基地的建设对策。
关键词：中国农谷,国家重点实验室,野外试验研究基地,建设
参考文献
[1]王育青.论草业科研院所野外基地建设[J].中国草业学报, 2006, 28 (4) :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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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建萍, 刘建安.加强农业科技条件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农业科技管理, 2008, 27 (5) :48-50.
[4]王贺, 赵林萍, 王芳, 等.农业科研院所野外基地仪器设备管理[J].农业科技管理, 2015, 34 (3) :57-60.
重点基地 第9篇
关键词：广东省,人文社科,基地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平台,对于推动高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对于促进高校人文社科学科交叉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高校共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51 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400 多个。
广东省于2003 年启动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以下简称 “省基地”) 评审工作,通过十几年建设和发展,目前共有省基地55 个( 包括省部共建2个,省市共建1 个) ,分布于省内19 所高校,涵盖了18 个学科。为保证省基地健康持续发展,基地主管部门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包括 “基地建设计划”和“基地管理办法” 在内的多项政策和措施,对基地评审规则、管理模式以及经费资助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并根据基地建设实际情况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
与建设初期相比,省基地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成果质量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与此同时,基地越来越强调为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持,近年来大批成果被转化利用,直接服务于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基地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大大提高,逐渐成为广东省不可或缺的智囊库。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掌握我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基地未来发展的可行性建议,对于进一步提升省基地的整体实力以及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4 年下半年以来,本研究团队通过对暨南大学八个省基地的实地调研,并通过对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省基地进行针对性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当前省基地仍存在诸如管理办法激励约束机制导向不明确、基地协同攻关的机制还没真正建立、各基地发展不平衡以及基地特色不鲜明等一系列问题。总的来看,省基地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1 机制体制方面存在不足,还需不断调整建立健全
1. 1. 1基地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制度导向不明确。省基地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于2007 年修订了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1],确立了 “竞争入选、定期评估、不合格淘汰、达标递补”的基地动态管理模式。但在近年的实际操作中,由于评估规则不够严格,同时对建设不理想的基地采取了某种迁就的态度,这就动摇了基地管理办法中 “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体制,进而影响到部分省基地的建设积极性。
1.1.2基地建设经费使用的管理制度不够灵活。据了解,当前省基地建设经费多由省内高校从学科建设经费中予以配套,而学科建设经费的相关管理办法大多仅同意用于支出业务费、设备购置费、维修费、人员经费等,而明文禁止支出招待费,对劳务费的支出也有严格规定(禁止向校内人员发放劳务费,校外人员劳务费的比例不能超过总经费的10%)[2],甚至有些学校对学科建设经费购买图书等基本开支也提出具体限定条件(如有的学校规定学科建设资金购置的图书资料,须经图书馆验收编目,学科人员仅可借用,且借用时间不超过2年)。由于经费支出规定较严,大多数省基地均遇到经费使用困难的情况,基地经费“一方面钱难用、用不完,另一方面需要用钱的地方又拿不出”,例如长期驻所人员以及外聘专家的劳务费、与学术交流相关的宴请活动以及对基地优秀成果的奖励等方面,均遇到一定的支出瓶颈,该状况已影响到相关基地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了基地学术交流的正常开展。
1.1.3部分基地对自身建设和发展没能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部分省基地获批后,对自身建设工作重视不够,没能制定科学的规章制度和发展规划,导致基地建设进入无序发展的状态。例如,没有能够在基地建设实践中探索并制定一套符合自身实际的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和基地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致使基地研究人员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清晰,基地承担或基地自设科研项目管理不规范,基地科研经费使用不科学,且基地人员业绩考核缺少具体的量化标准和指标;部分基地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基地管理办法中要求定期召开基地学术委员会会议的规定无法落实,导致基地学术委员会无法对基地研究方向进行宏观的把握,对基地依据研究方向设立的课题也无法进行具体的指导。
1. 2 基地实体化建设相对滞后,离 “大平台” 的建设目标仍有差距
1. 2. 1 基地人事关系依附于相关学院,有学院 “自留地”之嫌。 “重点研究基地的 ‘机构开放、人员流动’ 是以其实体化为前提的,如果不能实体化,不能与相关院系平行设置、相对独立,就会沦为相关院系的 ‘自留地’,不可能指望其跨学科、跨院系、跨学校、跨地区、跨国度的发展[3]。”
现有的省级基地,在基地办公用房、资料室、数据库等硬件建设上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基地实体化的核心要素———科研队伍方面,大多依附于相关学院。基地科研骨干以及其他相关兼职研究人员的人事关系一般都在学院,接受学院的考核,甚至基地专职研究人员以及基地秘书的人事考核权也挂靠在相关学院。基地和学院关系不对等,基地人员人事关系不能相对独立,致使出现了基地科研人员与基地之间关系疏松、基地与学院在人员协调上存在困难以及基地研究人员之间合作研究氛围淡薄等一系列的问题,这种局面与基地建设初衷背道而驰,须尽快扭转。
1. 2. 2 基地人员配置不统一,专职研究人员和专职秘书配备混乱。根据基地管理办法和基地实际建设中的经验,当前省基地的人员配置主要有: 基地主任、基地副主任、基地研究人员和基地秘书。对省基地人员配备而言,建制差异最大的是有无专职基地研究人员和专职基地秘书。以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以及华南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省基地为例,目前三所高校共有省基地22 个,占全部省基地总数的40% 。22 个省基地中,配备专职研究人员的仅有2个基地,配备率不足10% ; 配备专职秘书的仅有10个基地,配备率不足一半。专职研究人员和专职秘书对于保证省基地研究队伍和研究方向的稳定以及基地的正常运转,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部分基地专职研究人员和专职秘书的缺失,已经影响到省基地的正常发展。
1. 2. 3 基地信息平台建设发展不均衡,信息共享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网站、数据库是省基地信息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但当前仍有部分省基地对网站、数据库等信息平台的建设和维护重视不够。例如,有的基地获批多年后仍没有启动网站建设,有的基地网站建设流于形式,不能及时更新和发布最新学科动态和科研信息; 数据库建设方面,仍有部分省基地对所在研究领域资料的收集、汇总和使用重视不足; 同时,部分省基地在利用利用网站、数据库等新技术手段扩大基地影响、加强学术合作、促进成果转化等方面经验不足; 另外,基地之间的信息资源交流共享与沟通互动也存在一定困难。
1. 3 团队建设仍存在诸多不足,离 “大团队” 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是组建科研团队的重要平台和抓手。当前,我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在团队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例如,有些省基地成员缺乏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对团队的认同感,团队拼凑性强,号召力不够; 团队深层次的和谐理念薄弱,内部关系复杂,研究力量分散,凝聚力较弱; 一些团队还存在着梯队成员配备不完善、断层等情况,团队成员之间还不能真正实现团结协助、资源共享; 个别团队带头人的学术前瞻性和创新意识不足,不能很好把握科研方向,很难保证省基地研究领域处于学科发展的最前沿; 部分团队由于存在学科壁垒,团队内部缺乏了解、沟通的平台和渠道,组建跨学科团队的可能性相应较低。以上情况导致了部分省基地团队建设水平不高、吸引力较弱以及团队成员科研成果署名基地积极性不够等一系列问题。
1. 4 研究方向相对发散,有待于进一步凝练
虽然省基地都有自己的特色研究领域,但有一些省基地的研究领域设置仍比较宽泛,而且研究方向也比较发散,研究特色不突出[4],如有些研究方向属于新兴交叉学科的省基地,其研究对象非常广泛,如何结合基地依托单位师资队伍优势凝练研究方向,是该类型基地未来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另外,有些基地的研究领域与其他兄弟院校的省基地部分重叠,如暨南大学的金融研究所,虽然是广东省首家挂牌的金融学领域的省基地且综合研究实力较强,但近年广东省又陆续批准成立了中山大学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和华南理工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两个金融学领域省基地。三个省基地研究方向的交叉与重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有限研究资源的浪费。
1. 5 社会服务意识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
当前,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各类科研平台的重要职能之一,但事实上,部分省基地研究人员仍热衷于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难以完全摆脱 “象牙塔”情节,对立足广东、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服务重视不够,没有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为经济社会发展把脉、为政府决策献智献力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热情和能力,致使基地科研成果与社会需求脱节,基地社会服务的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同时,部分省基地科研成果转化渠道相对闭塞,研究人员不太清楚研究成果究竟通过怎样的渠道才能进入实际应用领域,基地研究人员和政府、企业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的渠道,往往导致决策咨询成果的供给和政府、企业的需求不衔接、不对应,“好的成果不能及时上报,领导的批示不能及时反馈,社科工作者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成果要么束之高阁,要么送达到领导时也已成了马后炮”[5]。有个别基地虽与政府职能部门业务联系密切,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双方业务沟通与合作的意愿较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双方还出现了抵触情绪。以上情况导致了部分省基地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转化力度不够、转化程度较低、成果直接为现实服务的时效性差等现象。
2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路径
未来工作中,我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应在数量和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找准目标定位,树立问题意识,全面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具体思路和举措如下:
2. 1 创新体制机制,为基地各项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省基地的体制机制建设,必须坚持以“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为导向,通过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强化基地内部建设和管理。
2.1.1完善基地建设经费资助方式和管理办法。鉴于目前省基地建设经费支出规定较严,多数基地均遇到经费使用困难的情况,基地依托单位可对基地建设经费的资助方式进行调整,基地配套经费继续从学科建设经费中支持,而基地维持经费从学校其他相对容易开支的经费中支持;对于学科建设经费管理办法,基地依托单位也应当及时修订,取消对劳务费和图书购置费的限制,给基地经费使用适度“松绑”。以上举措一方面能有效提高省基地建设经费的支付率,同时也有利于省基地各项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2. 1. 2 积极建立与时俱进的基地评价机制。要改变过去那种以论文、项目作为主要评价指标的做法,进一步完善省基地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在保证学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重点突出科研成果的资政服务价值。因此,除继续重视国家级重大项目、高级别政府奖励以及高级别期刊论文外,还应该把高质量的研究报告纳入省基地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
2. 1. 3 加大对优秀研究基地的扶持和奖励力度。省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考核评优的基地进行宣传和推介,并不断完善优秀基地扶持机制和奖励办法; 同时,依托高校也应对考核评优的基地进行重点扶持和奖励,特别是在资金配套、场地使用、人员配备等方面,依托高校需进一步对优秀基地进行扶持。导向明确的奖励制度,可以充分发挥优秀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从而推动省基地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
2. 1. 4 加大对基地自设课题的监管力度。省基地依托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应代表学校,全程参与基地自设课题的招标、立项、中期管理以及结项的整个管理流程,并监督基地对自设课题的中期检查和鉴定结项工作,对一些好的研究成果利用多种渠道加以宣传推广,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真正做到通过研究项目带动基地建设。
2. 1. 5 基地人员管理强化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在省基地副主任的任命上,应改变过去由基地主任指派产生的方式,由依托高校直接任命产生,并提供适当的工作补贴,以提高基地副主任在基地建设和管理中的积极性。 “在专、兼职科研人员中实行‘竞争上岗’、 ‘双向选择’的聘用制度。基地对已聘人员实行 ‘岗位职责制’和 ‘学期计划科研成果任务’成绩奖励办法。对聘用的兼职研究员则实行科研成果奖励制度,以充分调动兼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6]。
2. 1. 6敦促基地不断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在基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省基地依托高校要切实敦促各基地在实践中建立并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特别是针对基地正副主任、专兼职研究人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要制定科学、细化的职责分工; 同时,要进一步明确、加强基地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以上措施有利于从制度上保证省基地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
2. 2 夯实平台建设,为基地实体化运作打牢基础
当前,省基地的实体化建设,一方面要在基地办公用房、资料室等硬件上下功夫,依托高校有条件的情况下应继续加大对各个省基地( 特别是新成立的基地) 硬件建设的扶持力度;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保证省基地与院系行政职权平行并独立运作,进而确立基地管理实体和科研实体的地位。这就要求学校在省基地人员配备和人员考核等方面给予各个基地一定的自主权。在人员配备上,依托高校应确保为每个省基地配备一名专职科研秘书和两到三名专职科研人员,从而保证基地日常事务的正常运转以及基地核心研究人员和研究方向的稳定;在人员考核上,确保省基地专职人员的人事考核权与相关学院独立进行,基地兼职研究人员在被基地聘用期间的人事考核权也应从学院剥离,放归基地,以此加强省基地各类工作人员与基地之间关系的紧密性。
鉴于当前省基地依托高校普遍存在人员编制紧张的情况,因此为每个基地增设编制、配备专职科研秘书和专职研究人员有一定难度。依托高校可通过内部资源整合,促使某些人员编制过剩的单位师资队伍向基地流动,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基地配备专职人员的难题,同时也保证了学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里要指出的是, “实体化” 不是走基地研究人员固定化的老路,首先,基地负责人要打破 “终身制”,要鼓励优秀学术人才脱颖而出; 其次,专职研究人员也要竞争上岗,强化考核; 另外,对兼职研究人员的管理也要积极推行 “带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管理机制,以上措施可以有效保证省基地作为研究实体的可持续性。
另外,省基地要不断加大网站建设投入力度,努力提升基地网站建设水平,争取将基地网站建设成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学术交流为一体的综合信息平台,使基地学术活动、科研成果等能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和传播,有利于寻找相关合作者,并获得科学研究的外围支持,进而寻求基地建设与发展的新途径。
2. 3 发挥学科优势,凝聚研究方向,积极形成社科研究基地的鲜明特色
目前的55 个省基地,依托学科涵盖面广,基本上包括了我省人文社科的所有传统优势学科,部分基地还依托了理工学科。这些基地既有一致性,又异彩纷呈,各基地应积极 “利用依托单位的学科优势确定自身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研究领域,结合外部需求,通过对接国际学术前沿来凝聚研究方向”[7],以推动我省人文社科基地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功。
省基地要在已有基础、特色、优势和学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科学定位,努力打造成广东省新兴学科和特色学科的重要平台,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形成若干超越单一基地主权的更高级别的研究平台,为申报国家级研究基地夯实基础。例如,可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整合我省企业发展、产业转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金融研究等领域基地的研究力量,成立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研究中心,对我国( 特别是珠三角地区) 的产业转型升级、企业转型升级、低碳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体系等重大现实问题开展集群攻关,力争培育出走在学科前沿、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 “经济转型升级”研究力量,并产出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的标志性成果。
2. 4 加强科研团队建设,着力打造高水平研究队伍
在社会化、国际化大背景下,一个基地的名气、地位和社会影响主要依赖于能否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基地的发展潜力也主要在于科研队伍以及管理水平。省基地要在未来的学术竞争中保持优势并有所作为,一定要形成一支 “学术成就突出、学风良好、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比较合理的科研梯队”[8]。
在未来的省基地科研团队建设中,依托高校可结合人才引进工作,根据“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指导思想,采用“开放式”管理模式,为基地广揽人才。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造就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建设一支结构优化,高素质、高层次的学术队伍;鼓励基地科研人员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科研活动,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对于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应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其学术影响,并带动青年研究人员快速成长;对于具备科研潜力的研究人员,应加大投入力度,设立专项课题,重点扶持。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体制和管理创新,为基地科研团队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基地自身也要不断优化科研团队成长环境,营造自由和谐、竞争合作的学术氛围,大力增强科研团队凝聚力。
2. 5 密切联系实际,推动基地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
新的历史时期,省基地的研究工作一定要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大力提升成果为党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省基地管理部门和依托高校要积极争取各类媒体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基地标志性成果的宣传推介工作; 同时,要配合高校智库建设工作,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报送研究基地优秀科研成果; 各省基地( 特别是依托应用学科的基地) 也可通过主动承担实际工作部门的委托课题、派遣专兼职研究人员担任实际工作部门顾问等措施,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应用研究与咨询服务,加大社会服务的力度[9];同时,要充分发挥所依托的学科优势,集中力量攻关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各级政府提供各类资政报告; 基地也要整合资源,发挥优势,高质量完成国家级与省部级项目,理论创新与政策建议并重,为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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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基地 第10篇
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地区,作为我国内陆的战略要地,在国家的长期支持下,聚集着丰裕的国家科技教育资源,是我国三大科技中心之一(中央科技极、沿海科技带、内陆科技圈)——内陆科技圈的重要地区[1]。其科技人力资源雄厚,现有100多万科技人才,其中“两院”院士55人;科研机构较多,研究设备精良,共有100多家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院所,有100多个优势学科,其中国家重点学科65个;高校科技实力很强,全省有普通高校76所,军事院校9所,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高校分别有8所和3所,拥有15个博士授权单位和29个硕士授权单位,为全国高校最为密集、科技实力最强的四大地区之一;科技经费投入高,2007年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7%,显著高于全国平均1.49%的水平[2],达到发达国家(地区)水平。科技综合实力长期位居全国前列,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最大优势和特色。但如何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计划经济时期和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投入支持所形成的丰裕的科技教育资源,提高其共享和利用效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变科技优势为经济优势,全面带动经济区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其努力探索但并未能很好解决的难题。最终,通过陕西省和西安市的积极争取,作为2009年6月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最大亮点明,明确提出要建设以统筹科技资源、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为主题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力图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率先在西部建成创新型区域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探索新路径。
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就是在区域层面,按照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科技与经济相融合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在科技资源开发、配置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实现中央与地方、军工与民用、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多种形式、全方位的结合和综合运用。既包括科技资源的共同开发又包括统筹配置和利用,既包括中央与地方、军民之间科研要素的融合,又包括围绕区域创新目标的各种形式的结合。尤其指国家科技资源的区域化利用,实现区域内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以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它与其它国家综合配套改革一样,也是一个试验区,其实质是从中央获取先行试验权限,通过体制、机制的大胆创新探索,着力破解关中—天水经济区科技资源部门、条块分割、分离、分散,共享、利用效率低下的难题和深层次矛盾。
1 强化政府管理体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创新探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作用
关中地区虽然科技实力雄厚,但其科技先进实质是由中央属科研院所、重点高校支撑的国家科技先进,地方科技资源和研究实力仍相当滞后,存在着“中央强、地方弱”,两者难对接的显著特征。2008年,陕西关中地区开展科技活动的单位中,中央单位仅占全省16.6%,但其拥有的科技活动人员数、科技经费筹集额、R&D经费内部支出额分别占到全省的86.2%、60.3%、72.2%[3];中央属科研机构所拥有的仪器设备总值占比也高达84.2%。在西安,其8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都分布在部属单位。以高校为例,陕西省高校70%以上的科技经费和近90%的政府资金集中在6所部属高校,同时,部属高校也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科技成果(专著和学术论文数)和70%以上的技术转让量(签定合同数)[3]。但由于受中央与地方、部门与条块严重分割限制,致使丰裕的科技资源流动共享存在体制机制性障碍,科技利用和产业化效率、效益非常低下。因此,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首先要强化政府管理体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创新探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作用。一是加大政府职能转化力度,推进市场化进程。陕西经过多年政府主导型的“科技兴陕”重大举措的实施,目前,其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已渡过了初创期,建立了足够多的科技园区、成果转化基地等机构平台,政府的直接干预已在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科技资源配置方面与市场和其它社会部门不再具有优势。因此,政府要逐步退出,象广东、山东等东部发达地区那样,转化行使市场主导型模式下的职能——发挥服务和规范市场的作用,通过提供公共政策和企业为主体技术创新的服务,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造一个宽松、开放的政策环境,实现科技资源更有效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同时,着力培育市场竞争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作用。二是以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为契机,逐步解决经济区内80%以上的科技资源主要分布于西安,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其它地市科技资源稀缺、分布严重不均衡的难题,要打破行政府壁垒和条块分割,强化经济区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建设。要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成立政府层面的协调管理机构,突破行业、行政区划界线的束缚,以经济区共同发展为目标,运用经济、法律等宏观调控手段,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科技企业协会、科研院所协会等社会民间性质科技创新组织的作用,推动经济区内科技资源的充分流动和共享。三是要改革完善科技资源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要按照大科技的理念,集成科技资源管理。尤其是对科技计划和项目管理,一方面,要加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统筹力度,彻底改变省市除科技主管部门外,计划、经济和产业、教育、卫生、社会科学、科协、国防工业等其它部门均设有相对独立的科技计划和项目,造成众多低水平重复的小项目、经费严重分散的状况。除对大量一般竞争性产品研发项目由企业直接资助外,对有关经济区重大科技产业化和共性技术开发推广项目,应由科技主管部门统筹管理;另一方面,科技重大项目的形成,要根据市场需求,并在充分调研了解重点企业和优势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技术瓶颈及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的基础上,再去对比省内现有的科技资源,提出目前需要突破的瓶颈和解决的问题,凝聚出重大科技项目。另外,要尽快制定科技资源流动共享的法律法规,明确科技资源的归属权,将其纳入国有资产范畴进行管理,但可对内部科技资源的管理和运营机制进行改革,采用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手段,实现工作机制和利益机制两个突破,在此基础上,明确依托单位的责、权、利,制定科技资源配置共享和流动的相关法律和法规,推动国家与地方,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间科技资源共享的积极性,又保护其各自的利益,规范其合作共享行为。四是加大企业产权改革力度,提高企业吸纳科技资源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效率。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与东部发达地区民营和外资企业作为占有科技资源和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不同,由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市场进程缓慢,其国有企业和国家研发机构与高校在技术创新中居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缓慢。从企业的科技经费支出情况看,2008年,陕西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支出109.87亿元,占到总支出的89%[5],大中型国有企业投入比例高,而非公有制企业投入明显不足,反映了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技术创新投入不足。而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创新意向性和效率最低[6]。因此,经济区各级政府和企业要加快、加大企业产权改革力度,通过股份制改造、“国退民进”等途径下决心降低国有企业比重,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中小型企业,发挥其在吸纳区域科技资源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借鉴浙江经验,确立企业出题、出资参与创新全过程的企业为主体,用户主导紧密型产学研结合创新体系[7]。
2 强化军民统筹和科技互动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激活区内沉淀的军工科技资源
作为全国第一军工大省,丰裕的军工科技资源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最大优势,其军工科研生产单位科技资源高度聚集。2008年,在关中地区开展科技活动的单位数中,军工科研机构仅占3.3%,却分别拥有21.9%的科技活动人员数、32.2%的科技经费筹集额、54.9%的R&D经费内部支出额,以及当地仪器设备总价的55.5%[3]。但由于军民分割体制限制,这些丰裕的军工科技资源很难为地方所利用。因此,强化军民统筹也成为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的最大难点和主要内容。要在强化顶层设计、做好战略规划和军民结合促创新基地平台建设的同时,勇于触及和解决军民结合、中央与地方、军工科研和生产企业与地方高校、企业分割、分离的体制机制约束的难题。一是改革完善军民结合管理体制,在明确军工企业不同性质和边界的基础上,进行“军管”、“民管”两种管理体制结合的细化。对确属保密企业的,严格纪律,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注意优化资源组合和配置;对可军可民的,原则上根据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需要,在管理体制上做出适时、适度、适应业的调整,有利于平战结合。可采用“一厂两制”的体制,对非“军管”的资源、项目和产品研发生产,可按现代企业制度设立分公司,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生产经营;二是在对军工科技成果(项目)筛选和军方审批基础上,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益机制,可赋予国家投入完成的军工企业技术成果(项目)转民的商品的知识产权,以此获取商业利益,调动军方企业积极性,激活和利用沉淀的军工科技成果和资源;三是强化民转军计划力度,鼓励有条件的优势民用科研生产单位进入军品市场。要尽快出台民用科技生产单位准入制度,扩大军品科研项目的招投标项目;并制定民转军的政策措施,推动社会资本和科研院所参与军企协作配套研发和生产,激活经济区内沉淀的军工科技资源。如在国家法律目前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可尝试在取得保密资格认定的前提下,所有公司、大学、研究机构等国防承包商参与国防研究机构合作研究或独立承包的国防技术发明,可享有相应的专利权,赋予其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这样一方面使从事领先技术开发的商业公司有兴趣从国防科研活动,另方面,军工技术也能方便地转移到商业领域,使地方企业、高校等获取重大经济效益。
3 强化高校、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和考评制度创新探索,推动科技资源、成果向企业流动和转化
科研院所,尤其是高校科研人员重政府纵向课题、轻企业横向课题,重论文、轻专利,重研究、轻应用转化的诟疾不仅在陕西严重存在,而且在全国普遍存在。这是科技与经济相脱节、产学研结合难以深化的症结所在。陕西要利用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的契机,探索在省内高校建立多元化的评价和评聘制度政策体系。一是改革完善现行政府管理部门偏重纵向课题和论文等理论成果的高校评价体系,除考核知识创新情况外,以应用为导向,建立高校对地方经济贡献为主的指标体系,对省内高校技术创新成效进行评价和排名,对贡献大的在省级技术创新资金投入、项目、基地平台支持上予以激励。二要下决心改革完善科研机构、高校教师职称评聘、优秀人才选技和岗位聘任等以“论文论英雄”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科研人员在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效益情况,设立相应考核指标体系。为解决高校科研学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类不同性质创新活动的矛盾,可尝试设立学术型职称(教授、副教授等)系列和技术转化型职称系列,使在技术开发、转移和产业化方面效益突出的科研人员,同样也能担任相应职称职务,享受同样待遇;三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落实按生产要素分配和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具体政策措施,支持科研人员以职务发明成果“下海”领办、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或以股权、期权形式参与产学研结合,自担风险获取高收入;对担任企业重大开发项目的科技人员,允许其在遵守契约的前提下来去自由,允许其暂时离职,保留相应岗位。
摘要：关中——天水经济区,是我国内陆科技资源最为丰裕的地区之一。但这一区域最大优势,一直受国家与地方、军工与民用、条块和所有制、部门与条块之间分割、分离、分散的体制机制的限制,未能很好利用和发挥作用。国家和有关地方政府要以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为契机,强化政府管理体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创新探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作用;强化军民统筹和科技互动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激活区内沉淀的军工科技资源;强化高校、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和考评制度创新探索,推动科技资源、成果向企业流动和转化。
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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