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文学综述

古代帝王文学综述（精选4篇）

古代帝王文学综述 第1篇

一、关于女性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1.“女性文学”概念之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女性文学的创作和评论开始出现于中国文坛,西方流行的女性主义、妇女文学等概念也见诸于报刊。而随之引起的理论上的争议和讨论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虹在《文学与性别研究》一书中将当下对于“女性文学”的争论归结为广义的、半广义的和狭义的三种不同的划分,基本囊括了学术界的各种理解。[1]

就广义的“女性文学”而言,泛指所有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除了女作家的作品外,还包括男性作家所创作的有关女性题材的优秀作品。 半广义的女性文学,指具有文学才能的女作家创作的一切作品或出自女作家之手的描写妇女生活题材的作品。这种划分将男性最佳的作品剔除在外,但又包含两层不同的意义:一种涵盖了一切具有妇女意识的作家作品,另一种则反对这种对于“女性文学”过于宽泛的概述,认为除了在作家队伍和题材上的特点外,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也需独具特色。如李小江指出“严格地讲,有些女子的创作……虽说是出自女子之手,因为主题与妇女无关,便不能看作是妇女文学”。[2]

狭义的女性文学,专指女作家创作的具有女性的视角和表现形式并以女性为创作对象,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和鲜明风格的女性文学作品。代青的《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将目光集中于唐朝至五四时期之前优秀的女性文人身上,探索女性的主体意识由迷失走向觉醒的心路历程,认为女性意识是相对于男性意识而存在的,是女性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对社会人生以及女性绚丽多彩的情感生活、内心世界的独特把握和感受。[3]舒红霞则更进一步,她立足女性视角,认为女性文人具有对封建伦理角色之外的女性个人价值的追求:即接受教育与进行文艺创造、关怀现实与参与社会活动等个人生存空间的努力开拓,这种追求是人性觉醒之表现。[4] 因此,这三种分法体现出了递进式的人文关怀:视野由“发现”女性——关注女子的不幸身世、命运和人生遭际,到“感受”女性——体现出浓厚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倾向和内心要求,独立意识萌发和觉醒,再到女性“反观”——以女性视角来观望社会,恢复被压抑的“人的个性”的呼唤,甚至以“我”之观点来评判反观男性,呈现出了与男性话语势均力敌的价值规范。

2.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情感基调与文学特质

对于这一论题的研究已经卓有成效。乔以钢著有《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5]通过“感伤的地位”、“感伤与忧患”、“感伤与孤独”三个部分,对才女和文士感伤对比研究,将才女的文学格调定位在“忧郁”二字之上。朱志杰在此基础上作有《顾影自怜的感伤——试谈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伤感特质》,进一步挖掘了女性文人“感伤”的鲜明特质,“观其文,会其意,才女的感伤主要是一种由其自身处境、自身视阈、自身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自我关注,自我怜悯。其所关注常在于自我及身边的爱情、婚姻、家庭、命运等,其所展示的常常是一种‘怨兮欲问天,天苍苍兮上无缘’的孤独心境” ,[6]这些都是研究者对古代闺阁女性文学所独具的文学特质的深层探寻。

此外,陈开梅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特点刍议》中归纳了古代女性文学的两大特点:一是创作主体由前期的贵族少女、官府到后期的文学世家,创作格调高雅清婉;二是思想内容从前期的“闺怨”题材到后期明清时期的表现女性意识和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具有了进步意义。[7]另外,钱虹则提到了“竞雄” 一词,[1]将女子与男子放在对等的位置,宣告了传统男子文学史的终结,境界自然提升。

二、关于具体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

1.对诗人群体的研究

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里,中国妇女在汉语言文字中被咀嚼成“贱”和“内”的身份与角色,在强大的文化心理定势下,失去了表达自己的权利。唐之前的女性文学多从宏观角度审视,因此流传甚少,这跟“男权中心论”不无关系。敖敏在《欲知国色天香句,须是倚阑烧烛看——纵观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中,[8]将女性文学形容为“一朵盛开在尘埃角落的花朵”,并顺着历史脉络对女性文学源流作了一番梳理。唐之后,文化风气相对开放,女子走出闺阁,视野大开。虽然成就和范围都还相当有限,但足以使她们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主体意识得到凸显。胡明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作了精辟的总结,[9]他将女性作者大抵划为三个圈:一是宫廷人物,二是官僚士人妻女,三为女冠、娟妓。唐前朝以宫廷诗人为大宗;安史之乱后,则以女冠、娟妓诗人为主流。有很多学者对作家群进行专题论述,如以女冠诗人研究为例,有赵莉的《唐代女冠诗人及其诗歌研究》,[10]陈秋笳的《唐代女冠与唐代诗歌研究》,[11]邱瑰华《论唐代女冠诗人的社会交往与创作关系》,[12]代晓冬的《唐朝女冠诗研究》,[13]洪彦龙的《〈名媛诗归〉与中晚唐女冠诗》等。[14]

2.对作品题材内容的研究

内容题材问题,是古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古代社会以男子为中心,受这样的思想文化影响,古代女性创作,多以家庭为中心,男女爱情为主,反映女性的情感生活。黎光英《晚唐诗女性形象简论》中写到为国御敌的巾帼英雄,[15]受战争迫害的劳动妇女,恃宠而骄的贵妇人,无人格、无人权自由的宫女、歌舞伎、弃妇,可以说是一幅历代妇女命运图,足见男尊女卑思想的深远影响。

弱势女性囿于闺阁,视野狭小,自然无法排遣心中寂寞。然而政治言论较自由时期或是社会转型时期,女性便体现出了与以往有气无力、自怨自艾的荏弱之调截然不同的铿锵有力的豪迈声音,这时的爱情诗,写得大胆泼辣,显示出强烈的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独立意识;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具有了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宋睿《唐代女诗人创作心态研究》指出,“女诗人凭借其独特的体验,创作了一批体现唐代女性风格的佳作,她们的创作源于追求,追求爱情,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追求精神上的自由”。[16]特别是敢于突破礼教束缚,书写真感情、真思想的女冠诗人,受政治、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她们的追求往往以失败告终。但面对失意,她们也不一味沉溺于哀伤悲愁,而是勇于揭露,大胆控诉,发泄怨恨。

3.对文体的研究

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虽然在小说、戏曲、散文方面也有很多造诣,但仍重在诗词方面,这不仅与古代诗词为正统有关,另外,也与社会的开放程度相联系,唐宋之后的女性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实践创作。这种偏重对女性文学研究来说是不很全面的。雷霞、吕斌的《弹词与女性文学》论述了弹词 “女性文体”的特点,[17]表现在作者、接受者、传播者、内容、形式等五个方面。弹词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自觉是多方面的,而尤以女性的参政意识最为突出,这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风气、文化氛围等因素密不可分,对后世的女性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以后,中国女性意识逐渐觉醒,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成就则是小说,而对这个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研究却相应较为缺乏,这是令人遗憾的。

三、哲学文化思想和女性文学的关系研究

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伦理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规训,极大地抑制中国古代才女们的生存范围和扼杀了她们艺术才能。中国儒家的“政、神、族、夫权”将女性牢牢地绑在闺阁之内,动辄得咎。女性命运犹如稻草,不可捉摸。多数学者即是从控制中国社会千余年的儒家思想出发来分析对古代女性文学的影响。他们认为古代社会女性依附于家庭,没有独立精神,因此造成女性文学的不繁荣,无法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脉络流变,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洗脑”,从而导致了女性话语权的整体缺失。

及至唐朝,思想开放,儒释道并行,女性幽闭的空间被投入了一丝阳光。普慧《从佛殿文学看佛教的女性观》,[18]认为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的发展,对于女性观也发生了变化。大乘佛教虽也继承了小乘佛教的女性观,经典在与日俱增的“一切佛性”思想洪流的猛烈冲击下,给女性相当高的地位。“他力图摆脱那种从纯粹‘性’的角度考察妇女问题的低下情调,不但给予了和男子同等的‘自然’性质,而且给予了和男子同等的成佛的权利”。[19]朱柳敏、计颖的《试析唐代女诗人薛涛和鱼玄机女性文学意识的成熟》,[20]从与道教的关系,涉及女性生活的各个层面,谱写出一曲女性爱情意识救赎的悲歌。

有宋一代,及至后来的元明清各朝,女性被迫走出闺阁,以避社会动乱。而有知识的文学女性目睹生离死别,沧桑灾难,自有义愤之气郁于胸中。女性主体意识增强,在文学创作中,逐渐抽离出男性主体的范围,不仅自觉地表现了女性眼中的社会现实,而且反观男性的作为,并对男性及“男子作闺音”的传统反思和改造。黄敏、程箐的《论宋代女性的文化心理与女性词》,[21]认为宋代女性在传统文化的时代变化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心理,在其词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即生活常态下的文化心理、非生活状态下的文化心理等。

四、有关作品美学特征的研究

中国的美学,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富于古代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女性文学从萌芽之始就具备了这些特质。在男权社会里,在缝隙中挣扎生长起来的女性文学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作为审美对象,女性是男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文学中曼妙的女子俯拾皆是。而作为创作主体,她们关照自身,感怀伤世或是自娱自乐,皆出于真纯。戴干明的《论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从美学角度切入宋代女性审美的意象、风采和时空,挖掘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所蕴含的美的内在精神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22]舒红霞在《女性·审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学研究》一书中,[23]从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精神、审美风采、审美时空、审美形象、审美形式五个方面,阐述了宋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质,并都以一字寓义,角度新颖。所以,女性文学的自觉是从女性“觉醒”开始的,在文学艺术中则逐渐由被物化的意象转化为了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活生生的审美主体。

尽管学界对于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但通过总结仍能发现一些问题:一是可搜集到的有关女性主体积极入世作品的研究尚不多见,但这却是不该忽视的重要内容;二是尽管目前女性理论发展日益完善,但将其生硬地运用于女性文学研究中就会有穿凿附会之嫌,所以我们需从作者及作品自身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三是有关古代女性文学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偏重诗词,而对于小说、散文等并未深入。因此,对于古代女性文学研究还有极大的可挖掘空间,期待新的研究成果的问世。

摘要：近年来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概念、内涵、特征等基本理论的阐释,对女诗人群体及其作品内容的分析,对传统文化和女性文学关系的整合,对作品独特审美特征的研究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留下了许多探寻和发掘的研究空间。

中国古代帝王之最 第2篇

帝王平均寿命最长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平均每帝享年54岁：帝王平均寿命最短的是北朝时的北周，平均每帝仅享年22岁。

帝王平均在位年数最长的是清朝。自公元1644年统治全中国至公元1911年灭亡，历267年，传10帝，平均每帝在位近27年：帝王平均在位年数最短的是北辽。自公元1122年立国至公元1123年灭亡，仅历19个月，传4帝，平均每帝在位不足5个月。

帝王寿命最长的是清高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享年89岁：寿命最短的帝王是东汉殇帝刘隆，2岁即亡。

帝王即位时年龄最大的是武则天，时年已67岁。其次是南朝宋武帝刘裕，时年已65岁：帝王即位时年龄最小的是东汉殇帝刘隆，出生仅百余日。

帝王在位最长的是清朝圣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在位61年；帝王在位最短的是金朝末帝完颜承麟。在位仅半日。

帝王结局最惨的是十六国时期的西燕、南朝的梁、隋朝。西燕的7个帝王、梁朝的8个帝王，隋朝的5个帝王，全部被杀，无一善终，帝王结局最幸运的要算南朝的陈朝，5个帝王全部病死。

经历最奇特的是南宋的恭帝，他幼时在临安(今杭州市)为南宋帝王，青年被元军俘往大都(今北京)，降为元朝的臣子，又被迁居于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中老年被遣八西藏为僧，成为佛门高僧和翻译家，最后因文字狱被冤杀：结局最荒唐的是东晋武帝司马曜，因酒后一句戏言，爱妃命婢女将他闷死。

对文艺最有贡献的是唐明皇(玄宗)李隆基，他对戏剧、歌 舞、音乐都深有研究，创建过戏剧活动中心——梨园，被历业的戏曲艺人尊为利园祖师。

最能赋诗的帝王是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他赋诗甚多，后人收编成《魏文帝集》其诗语言通俗，描写细致。

最有文采，善于作文填词的帝王是南唐后主李煜。他的词多以白描手法和切的比喻，前期之作多写宫廷靡华生活，后期之作多反映亡国之君的衷痛，留传至今有《南》唐二主词》。

最精于书画的帝王是北宋徽宗赵信，他的书法自成一派，称瘦会书，绘画擅长花鸟。作品流传至今。

最善于木工的帝王是明熹宗朱由校，他曾制成一座乾清宫的模型和蹴圆堂模型五间。都小巧玲珑。

最爱旅游的帝王是西周穆王，据出土的(穆天子传)记载他最远西游到大旷原(今中亚细亚的吉尔吉斯草原)。

最荒唐的帝王是西汉昌邑王刘贺，此君在位27天，却干了1127件荒唐事，被大臣们所废。

最热衷于科学的皇帝是新朝王莽。他曾命医生进行过最早的人体解剖。也支持过最早的飞行实验。他还是最早的人工食品的研究者，进行过人造乳醅的实验。

最好色的帝王当数后梁朱温。他酷爱女色，淫乱如禽兽，连儿媳们都不放过。

最无耻的帝王是后晋高祖石敬瑭，为了能当皇帝，竟称比自己小11岁的契丹耶律德光为父。并将国家屏障燕云十六州予契丹。

最懒惰的帝王是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此君在位48年问，竟有28年不上朝听政。

古代帝王蹴鞠考 第3篇

一、黄帝与蹴鞠运动起源

关于我国蹴鞠的起源,据历史资料可知,比较确切的说法是根据西汉刘向《别录》中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1]143这是刘向根据当时人们口口传言,用文字记载了黄帝发明了蹴鞠。另外,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中出土了一篇帛书———《十大经·正乱》。这是记述黄帝战胜蚩尤之事的一篇帛书,其中有一段内容涉及蹴鞠起源的传说“:……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 ……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2]15这段文字记录了4600年前,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在逐鹿进行了一场战争。这场大战打了很多年,黄帝部落取得了胜利,擒杀了蚩尤。为了发泄余恨,黄帝便将蚩尤的胃塞满了毛发,做成了球让士兵踢[1]142。这种踢法引起了士兵的极大兴趣。正是所谓的“,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 皆因嬉戏而讲练之。”[3]11由此可以推断,蹴鞠起源于黄帝部落,并在其军队中逐渐发展成型,这种成型的游戏就是蹴鞠的雏形。

二、汉代帝王与蹴鞠的发展

蹴鞠发展期是在汉代,且蹴鞠活动的层面广。首先,是不少帝王喜爱蹴鞠[4]11。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后,其父亲随迁到了长安城,由于久居城内闲来无事,想起家乡的斗鸡和蹴鞠,孝顺的刘邦就在长安城以东百里之处,仿照故乡沛县丰邑的样子,建了一座市镇,并把原来丰邑的百姓迁来。刘太公搬到那里后,又可以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从此蹴鞠在长安落户生根发芽。根据《汉书·外戚传》记载:高祖皇后吕后残害戚夫人时,曾把她禁闭在“鞠域”之内。这说明了,在汉高祖时皇室就建有蹴鞠的场所,蹴鞠场地的建立为蹴鞠开展提供了基础。在《三国志·魏明帝纪》引《魏略》曰“:(孔)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桂性便辟,晓博弈、蹴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1]143这说明了,汉高祖不但把蹴鞠带到了长安,并且对蹴鞠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汉高祖的影响下汉成帝和汉武帝也都非常喜爱蹴鞠。汉武帝喜爱蹴鞠主要表现:一经常在居住的宫内举行“鸡鞠之会”;二即使外出巡视各地,必有“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汉书·枚乘传》)之事。另据《弹棋经·序》记载,汉武帝在征战中“,得胡人善蹴鞠者,尽衔其便捷跳跃”[5]105。而汉成帝也非常喜爱蹴鞠。据《西京杂记》 卷二说“: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由上可知,汉武帝和汉成帝喜爱程度和参与、组织蹴鞠运动比赛的轶事。

由于汉代帝王对蹴鞠的喜爱,引起了上层社会的效仿。《汉书·东方朔传》记载:“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说的是汉武帝的宠臣董贤家中专门养有会踢蹴鞠的“鞠客”。“鞠客”就好像现代的职业运动员。这说明当时蹴鞠已经达到了专业化的程度。蹴鞠除了在上层统治者之间流行,还成了民间一项时尚的运动。有历史资料记录:“贵人之家,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材鼎力,踏鞠斗鸡”桓宽《盐铁论·刺权》:“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踏鞠。”(《盐铁论·国疾》)[6]65这些历史资料反映了上层社会有专门的蹴鞠场地,而当时普通百姓只能在宽阔的场地和大道上踏鞠,追逐嬉戏。 由此可见,蹴鞠在汉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普及程度很高的运动。

三、唐、宋时期帝王与蹴鞠的辉煌

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在文化、政治、 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蹴鞠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对其都非常喜爱。在上层社会喜爱蹴鞠最杰出的代表应归属于唐玄宗李隆基。根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姜皎,善蹴鞠。玄宗即位后, 召拜殿中少监,数召入卧内侍宴。私以后连榻,间以击毬斗鸡,常呼之为姜七而不名也。兼赐以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7]87这说明了,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玄宗为了喜爱的蹴鞠而全然不顾君臣之间礼节,可见蹴鞠其魅力之大。玄宗还在他的诗文《初入秦川路逢寒食》中记录了:“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马上废秋千”[8]78的景象。由此可知,玄宗对蹴鞠的喜爱程度。在唐朝的上上下下除了赞美之外,也不乏群臣反对之声,他们认为过度迷恋蹴鞠,势必产生了玩物丧志的心态,也影响了朝政。玄宗为了保留蹴鞠还下诏书:“伊蹴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9]124这一诏书,以训练军队士兵为由保全了蹴鞠在唐朝的开展。

在历史资料中,也有关于文宗和武宗喜爱蹴鞠文字记载。比如, 在《旧唐书·文宗本纪》中记载:文宗开成四年二月“戊辰,辛勤政楼观角抵、蹴鞠”。《新唐书》中也“武宗好蹴鞠、角抵”的记载[10]156。文宗、武宗喜爱蹴鞠表现出了一种理性喜爱,只是把蹴鞠当作一种健身娱乐的活动,并没有迷恋其中。在唐朝由于帝王对蹴鞠的喜爱,使社会各个阶层对蹴鞠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在汉代虽然有女性参加蹴鞠活动,但在唐朝有关于女性参与蹴鞠活动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多,这说明了在唐朝蹴鞠的普及程度更广泛了。且唐朝的蹴鞠已经出现了充气的蹴鞠,球的重量比以前更轻了,蹴鞠技巧性得到了增强,以玩弄技巧的蹴鞠形式被称为“白打”,这种形式不需要有专门的场地,有块空地即可。蹴鞠的这种玩法,决定了蹴鞠在民间、妇女间的普及面就更广泛了。

在宋朝蹴鞠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繁荣。据《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宋太宗同诸位亲王、宰相、淮海国王及从臣蹴鞠于大明殿。北宋画家苏汉臣所绘的《宋太祖蹴鞠图》,表现的就是太祖、太宗、赵普、卷思、梦昭辅、石守信六人在一起蹴鞠的情景[11]67。以后的太宗、神宗、徽宗以及南宋的高宗和孝宗等都留下了许多关于蹴鞠的史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宋徽宗的太尉高俅。在《水浒全传》中,描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宋徽宗赵佶是个球迷,他看了宫女踢球后写诗道:“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 由此可见,由于宋朝帝王对蹴鞠的重视,蹴鞠在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民间出现了蹴鞠的专门团体———“圆社”或“齐云社”。“球社”的出现就好比现代的体育俱乐部,这是我国古代蹴鞠发展达到了顶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四、明、清时期帝王与蹴鞠运动衰亡

从明朝蹴鞠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蹴鞠的对抗性在减弱,而娱乐性得到了增强。有古籍记载说,开封为教士乐伎汇集之重镇, 在皮场庙南的富乐院内,“多有出奇美色伎女”的“蹴圆”活动[12]29。 由此可见,蹴鞠在明朝逐步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这项运动常常被文人所不齿,史书中也常把它和败兵亡国、社会的不良现象以及受到世人鄙视之徒相联系,还出现了禁止蹴鞠的情况。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取消了蹴鞠在宫廷的宴乐表演,还下令禁止军人蹴鞠, 对违令者进行处罚。《客座赘语·国初榜文》中记载:“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蹴圆者卸脚。”“龙江卫指挥伏禹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鞠,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13]35在《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五十五记载:“己未,上传严禁民间举放花炮、流星、击鼓、踢球。” 根据这些史料可知,由于明太祖对蹴鞠态度,导致了明朝的蹴鞠不仅在上层社会中得到了极大打击,同样在民间也得到了遏制。

清朝入关后,喜欢射猎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民族的蹴鞠也实行了禁止政策。顺治皇帝曾下口谕:“谕礼部:闻满洲、蒙古、汉军汉人及诸色人等,年当幼少,皆踢石球为戏。本朝平素学习艺业, 骑射之暇,旁涉书史,各该旗中牛录及包衣牛录,即行严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就是:禁止满、汉、蒙古军和八旗兵丁踢石球。蹴鞠在明朝已经被帝王禁止,到了清朝又被顺治皇帝所禁止,虽然,满族人酷爱冰上运动,并把蹴鞠搬到冰上,结合满族传统的 “冰嬉”,形成了“冰上蹴鞠”[14]287,但是由于冰期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并且中原和南方不结冰,所以我国古代蹴鞠到了清朝已经彻底地走向了灭亡。

古代帝王的代步工具 第4篇

车在古代的用途很广，既可以载人，作为代步工具；也是古代作战的装备，如战车等；还可以装载货物、长途运输，称为缁车；还曾用于刑罚，如轘（环）刑、车裂等。但作为帝王的专用座驾，车就不仅仅是代步工具了，更要显示帝王至尊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1980年，在秦始皇陵冢西墓道的侧室内出土了两乘彩绘铜车马，分别为立车和安车。车、马和驭官俑均按真车、真马和真人的1/2比例制作。立车又称高车，为单辕双轮，驾4马；车厢四周设有栏杆，车门在后面。车厢的中央装有一个铜底座，坐上插着一柄伞盖（图1）。

安车亦称辒辌车，因坐卧兼用，故车体较大。车厢平面呈“凸”字形，分前后两部分，中间有窗相隔。后部为一封闭的车厢，四周有厢板围护，顶部为一个由36根骨条制成的椭圆形车盖，车门在后，两侧各设有一窗（图2）。出土时，立车在前，安车在后，直观地反映了秦代帝王出行时的仪仗设置：立车作为前导，为后面的安车提供安全保证。在汉代制订的卤簿车仗制度中规定，帝王出行须有公卿奉引，据此推断，秦始皇陵出土的立车应为官员为秦始皇出行前导时乘坐的车。秦始皇则乘坐在后面既能遮阳又能御寒、同时更加舒适的安车之内。

辇是一种用人力牵拉的车。自秦代开始，辇即特指帝王之乘。皇帝所乘称帝辇，皇后所乘则称凤辇。秦以后，辇不再安装车轮，而是改由人抬，类似轿子，又称步辇或步舆。由于步辇使用人力来抬，乘坐舒适度高，且适宜在比较狭窄的道路或空间使用，所以隋代以后，步辇正式成为皇帝在宫中的代步工具（图3）。

唐代曾制造过皇帝乘坐的7种辇和3种舆，即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轻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和五色舆、常平舆、腰舆，装饰得十分精美。

宋初仿照唐制制成的大辇为正方形，红底彩画，外表装饰有金涂银叶和龙凤图案。大辇顶部四面绘有行云、龙气等纹饰；四角各镶嵌一个龙头，龙口衔香囊；辇顶中央有一银莲花坐龙，以红绫为里，碧牙压帖；辇内铺黄褥，上置御座及扶几、香炉等，辇内还摆设有圆鉴（铜镜）、银丝香囊、银饰勾栏等物。由于该辇体积大、十分笨重，故挽辇者多达64人。后宋真宗时期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造，精简过后，新建造的大辇重量减轻了700余斤，即便如此，南宋初年建造的大辇仍高15尺3寸，边长11尺6寸（图4）。

根据《周礼》的规定，中国古代帝王出行时乘坐的车共有5种，即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合称“五辂（路）”。这5种车的式样大体相同，只是在车的装饰、车上插的旗帜以及马头的配饰上有所差别。在车的装饰上，车辕、横（车辕上的横木）端、轮毂（车轮中心用于插车轴的圆木）外侧、轭（马具，形状略呈“人”字形，与车辕相连，驾车时套在马的颈部）尾等部位分别采用玉、金、象牙、皮革或漆等材料作装饰。这5种车在使用上也有差别：帝王前去祭祀或纳后时乘坐玉辂（图5）；如朝会宾客、赐封同姓王，则乘坐金辂；若是去视朝、赐封异姓王，则乘坐象辂；如要出征或处理兵事以及分封四方诸侯时，则乘坐革辂；如若赴郊野田猎或分封藩国，则乘坐木辂。这5种车均用6匹马驾车，随车驾士10～30人不等。

在汉代制订的帝王出行车仗仪卫制度即卤簿中规定，帝王出行按照规格和规模分为大驾、法驾和小驾3种，其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大驾卤簿”规定帝王出行时乘坐玉辂。其余4辆车与皇帝使用的车、舆、辇等其他代步工具也要一同随行，并作为仪仗的组成部分。在车仗仪卫中，帝王乘坐的玉辂是仪仗的核心，由官员簇拥。其他的代步工具则排列在玉辂之后，只作为一种权力和等级的象征。

帝王的五辂除供出行时乘坐外，还作为举行礼仪活动时的陈设之物。宋代就曾规定，凡举行大朝会、册命皇太子及诸王大臣时，需将五辂摆设于大庆殿的庭院中作为一种礼仪陈设，以此来显示皇帝的至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