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外卖安全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网络外卖作为平台经济迅猛发展的行业之一，其广告话语中隐含了外卖平台的权力机制。
第一篇：外卖安全论文范文
互联网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风生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深入人心，网络逐渐由引领高端科技前沿转变为惠民利民的大众化服务，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与百姓的物质生活休戚相关。“互联网+饮食”构成的网上订餐模式现如今已成为常态化的现象。不同于傳统餐饮业，它以互联网为媒介，以网络、即时通讯、电话等方式在线即时订餐，并由专人进行配送。具有及时性、互动性和灵活性，备受上班族，学生等大众群体青睐。
伴随而来的是网上外卖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任何一个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都可能引发整个人类的生命健康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然而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针对实体餐饮行业的法律不能完全适用于网络外卖的食品安全事件，针对互联网外卖食品安全的资质审查机制薄弱，政府监管部门间存在职能交叉、推矮扯皮等问题，长此以往，互联网外卖食品问题便成为互联网外卖发展的掣肘。
目前我国网络外卖的食品安全监管采用的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进行监管的模式。政府作为主要的监管主体，有必要在市场准入、经营服务、价格机制等方面对网络平台与外卖商家的行为进行规范与管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餐饮行业的食品安全监管不同， 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着更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仅仅依靠政府监管部门的力量，很难达到满意的监管效果。
一、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特殊性
网络外卖商家的经营形式、数量和分布特点使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具有更多特殊性。网络外卖市场中外卖商家数量庞大，但大多规模小、分布分散，许多外卖商家没有实体店或店铺位置隐蔽。这些特点大大降低了商家的食品安全违法成本，导致大量无序经营和违法现象。一方面，由于人员、经费、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加上网络外卖商家违法活动的分散性和流动性的特点，政府很难对所有外卖商家的经营资质、卫生条件等一一进行监管，位置偏远和店铺隐蔽的商家往往能侥幸逃避政府的日常监管。另一方面，网络外卖商家的多、小、乱、杂，也导致了政府在监管过程中获取信息的困难。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犯时，很难与网络平台和外卖商家直接交涉，还要付出更大的监督和维权成本。因此，很多消费者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并不会向政府监管部门投诉或举报，政府难以获得商家的真实信息和违法事实。这种信息不畅削弱了政府监管的及时性和高效性，也造成了责任追究的困难。
二、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复杂性
网络外卖行业在我国处于新兴发展阶段，仍然是一种粗放式的、以扩大市场规模为主的增长模式。政府在行业发展初期并没有对其中的食品安全问题产生足够的重视，既没有对外卖商家实行实名登记，也没有对外卖商家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等进行严格审查。政府的初期审查不严导致了许多问题，致使大量没有经营资质的商家进入市场、违法违规经营，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这些问题经过时间发酵变得更加复杂，使得政府对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网络外卖相关主体间的多重关系与食品安全问题的多环节特点也使得监管更加困难。 由于“饿了么”等网络外卖平台的介入，网络外卖的相关主体更加多元，涉及到网络外卖平台、外卖商家、消费者，等等。 网络外卖平台为增加经济效益，更关注的是网络外卖食品的销售数额而非食品质量，因此平台对商家的经营资质与条件往往审查不严，对其经营服务活动也疏于监管，再加上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食品的食材来源、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多个环节，这就使网络外卖的食品安全监管更具复杂性。
三、政府对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局限性
网络外卖市场中存在大量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为保障公共安全和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必须通过刚性约束手段对网络外卖食品安全进行监管。但受到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多重限制，当前我国政府在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呈现出“碎片化”特点和局限性。
一方面，政府监管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和配套的实施细则，在出现网络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关的食药、质检、工商、卫生等不同部门都可能介入监管，从而导致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监管的混乱，甚至造成推诿责任、监管缺位的现象，降低了政府监管的效率和效能。
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的资源和力量是有限的，政府监管部门受到经费、技术、人员等方面的限制， 往往在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投入不足、技术落后，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管，从而出现政府监管失灵的现象。 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绩效考核和问责机制，政府对网络外卖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大多具有突击性特点，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在检查和执法过程中态度敷衍、工作表面化、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监管力量。
在分析了先阶段的相关调查成果，实地观察多家网上外卖制作过程，了解相关商家及平台及政府部门的运作后，我们着手于目前网络外卖监管的几大痛点和特质，运用采访相关专家以及借鉴此方面先进国家及地区的做法，提出数条有助于网络外卖监管的建议以此充实网络外卖监管的研究，促进南昌地网络食品安全发展。
四、明确网上订餐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义务
第三方平台应承担监管职责是应有之义。但淘宝网，天猫网，亚马逊网等一些传统的 C2C 平台也无法保证也无法担保所有入驻商户的诚信度，所以外卖平台也很难担保所有入驻餐饮商家的食品安全。新《食品安全法》第 62 条第一款规定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这一条赋予了第三方平台审查实名登记和许可证的义务，对应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事前监管，这种审查义务是有限度的，平台提供者没有能力和义务对网络经营者们进行身份的实质审查，在“互联网+”时代的治理思路应当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协同供给食品安全信息，以及有专门的担保机构担保食品安全信息，填补第三方平台虚拟审查的缺漏。
五、提供消费者维权便利
网上订餐本质上属于小金额交易，消费者在考量举证成本和举证难度后往往会放弃维权。理想情况下消费者对所有不法网上餐饮企业进行举报和诉讼会起到震慑作用，但实际情况往往在时间成本和举证成本乃至高昂的诉讼费下，消费者往往不了了之或者选择私了。网上点餐食品安全问题的维权，未来可以向以下三条路径演变：首先是相关部门要积极受理消费者投诉，比如消费者协会或者市场监督局等部门，这些部门要为消费者提供取证，检测等帮助。其次是需要强调经营者的举证责任，尤其是经过消费者投诉的这类商家。最后是消费者自身要有维权意识和保留证据的意识，各类外卖单，就餐凭证妥善保管好。网上订餐最好做好网页截屏工作，增强维权意识。
六、公众参与：推广“吹哨人”制度完善食品安全监管
“吹哨人”制度的核心是企业员工，也可以称为“深喉”（ Deep Throat），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2016 年 2 月 19 日发布的新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奖励办法中明确引入“深喉”一词，为鼓励更多举报人尤其是企业内部的“深喉”举报，新奖励办法还首次明确，属于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内部举报的，奖金所占对应案件认定货值金额的比例，可在原来的奖励基础上再上浮 1%到 2%。“吹哨人”制度可以填补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信息匮乏和滞后，极大的提高了食品监管的效率；同时能架起公众沟通的桥梁，这种方式可以缓和公众的急躁和不安情绪，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避免了集体上访和群众闹事等极端行为，这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无疑是有益的。食品安全的保障除了政府的监管责任，还需要靠社会形成合力，形成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多元协作，真正贯彻落实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七、结合“互联网+ ”改革食品生产许可审批制度
在食品生产许可审批制度改革中，全面推行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书，在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压缩审批时限的同时，加强审批环节监管。强化信息网上公示，建立健全证后监管制度。监管部门在企业获证一个月内对进行复核性检查。获证一年内对其上市的产品进行随机性抽查。获证一年以上的实施常规性监管。鼓励和引导企业构建大数据监管模型，公示更多生产经营过程、设施及销售物流数据，使食品安全监控的不同阶段的数据无缝衔接，对食品的注册、生产层层严格把关，对销售情况随时随地跟踪抽检。
八、在食品安全网格化监管的基础上推行信息化监管的新模式
建立“互联网 + 基层监管网格”，将监管、协管人员实施网格化责任区域划分，定岗定位细化到各社区、各村、各街道。在严格落实定期巡查和属地监管责任的基础上，将网格化监管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实现“互联网 + 移动监管平台”， 构建集数据中心、远程监管、现场执法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分为企业端和监管端。企业使用企业端可以查看相关法规、行业动态等信息，并按规定将需登记上报的数据、票据，通过照片、文字等方式上传。监管端供监管人员、执法人员、协管员、信息员等使用，依托无线网络、GPS 定位、移动终端等技术，实现精准定位和移动执法。监管人员将巡查过程形成“数据采集→录入→上报→分流→问题处理→反馈→归档”信息化处理系统，并让企业负责人电子签名确认，确保食品质量源头可溯、流向可追、问题可控。对企业违法行为和巡查中发现的疑难问题现场取证，实时上传到网格管理系统和局域监管平台，管理人员及时安排专业人员指导协助解决问题，实现从传统监管向快捷、精准、高效的信息化监管转变。
在此基础上全面升级企业信用监管系统，构建信用分类监督机制，对企业按风险度、诚信度分级实施监管。对守信企业、基本守信企业以激励与帮扶为主，对失信企业、严重失信企业建立惩戒与淘汰机制，切实提高企业产品质量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九、我国互联网监管试行与创新
1.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
湛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结合实际，探索施行了信息化监管新模式，通过编织一张大“网”、搭建两个平台、组建“三员共管”的“1+2+3 模式”。它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美国学者 R.M.Linden 提出的无缝隙政府（seamless government）理论，运用到食品安全监管中就是要避免权力真空现象的出现和消灭食品安全监管死角，做到涵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全程监管。具体到湛江市提出的一张大“网”，主要是将全市 121 个乡镇分为三级网格，各级网格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确保了监管的有序和公开。“两个平台”，即与省局“智慧食药监”基础平台对接上传数据，以及继续开发完善“掌上 FDA”APP 平台来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掌上“FDA”被称为指尖上的法律顾问，在掌上“FDA”中设置的普法宣传栏可以随时更新干部业务知识，强化食品监管。
2.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创新
当风险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时，科技就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建立云计算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监管中心成为各地的监管趋势，这种监管信息化遵循这样的步骤：首先是根据实际搭建信息化的网络平台，其次是研发食品安全质量检测的系统软件交由人员备案信息库，再次是组建专业的即有食品安全监管经验又精通互联网知识的人才团队，定期的培训，最后公众可以随时在信息查询系统上进行互动。这类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做的比较突出的是北京市。从 2013 年起，北京就为食品安全基层执法监测站点都配备了倍肯出品的网絡版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这套设备不仅便携而且具有数据实时传递功能，可以将检测结果第一时间上传到市级风险监控中心。这套检测设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光度比色法、酶联免疫技术、上转发光等技术融为一体，并结合了互联网技术，最终形成上传下达的实时监管网络。北京市的“数码防伪追溯系统”和“电子台账管理平台”也推动了食品安全监管的科技进程。
参考文献：
[1]李娜，张健.
[2]李莹.中国食品安全及其监管制度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3]张舒恺，雷欣.互联网外卖食品安全监管问题.行业综述2016（03）.
[4]胡一凡，李丽霞，李欣桐，陈佳珺，治理理论视角下的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经济管理2016年8月第四期
[5]青溪.国外网络订餐监管从线下开始.万象.天下2015（11）.
[6]张舒恺，雷欣.互联网外卖食品安全监管问题.行业综述2016（03）.
[7]赵镝.网络外卖乱象几时休.诚信中国 （2015年22期）
[8]龙新.经济法视角下大学生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问题分析.经济与法2016年17期.
[9]茅莹.“互联网+”时代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第三方网络外卖平台为例.经济与法（2016年15期）.
课题负责人：王一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课题组成员：
钱子仪，会计学院
胡露玲，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陈佳，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指导教师：
李胜，讲师职称，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此文为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710421198
课题负责人：王一欢；课题成员：钱子仪，胡露玲，陈佳。指导教师：李胜
作者：王一欢 钱子仪 胡露玲 陈佳
第二篇：外卖平台广告的批判话语分析
摘 要 网络外卖作为平台经济迅猛发展的行业之一，其广告话语中隐含了外卖平台的权力机制。以“美团”和“饿了么”发布的两则视频广告为例，通过批判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可以发现，两则广告在文本层面上美化了外卖工作者的职业形象和劳动环境，隐蔽了外卖平台的运营角色;在话语实践方面，“美团”广告把外卖工作者之间的现实矛盾纳入到文本中，将催单矛盾转移至外卖员与商家之间;“饿了么”广告把武汉的文本意义重新语境化，使消费者忽略外卖平台的中介性。两则广告通过话语实践，预设了外卖平台存在及其运营机制的天然合理性，完成了权力主导关系的再生产。
关键词 外卖平台;广告话语;批判话语分析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网络外卖服务蓬勃发展。《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达4.09亿[1]。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外卖App把用户、商家、外卖员和平台运营者汇聚于同一平台上，加速了生活服务行业的变革。
目前，“美团”和“饿了么”是国内两家最大规模的互联网外卖企业。2020年末，“美团”与“饿了么”分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视频广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在媒介资源丰富的今天，广告仍然是企业宣传产品服务、传达企业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外卖平台的广告话语进行分析，是理解当前外卖平台和互联网生活服务行业的重要途径。
在文本研究领域，广告文本是反映社会实践和社会语境的重要资源。“美团”和“饿了么”的广告以视频的形式，搭建起立体的社会情境与话语空间，通过声画符号和场景再现，传递着企业的话语体系，旨在影响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福柯认为，话语不仅描述着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而且“建造”着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2]3。在这里，话语不仅指涉言语行为中的语言、符号或文本，还涉及到将符号资源汇总、组织和利用的过程[3]。
1 研究方法和内容
本研究采用批判话语分析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三维分析框架。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是由三个维度共同组成，即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批判话语分析从文本的语言学特征入手，通过阐释文本生产者的话语实践，揭示社会结构和权力对话语的建构作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团”于12月1日在微博发布的短片《外卖小哥变形记之商户篇》(以下简称“美团”广告)，以及“饿了么”于12月21日在微博发布的短片《小哥们儿》(以下简称“饿了么”广告)。“美团”广告围绕外卖骑手和商家之间的催单矛盾，记录了店员与外卖员互换身份后的一天;“饿了么”广告借早点店内市民闲聊之口，讲述“饿了么”外卖员对城市生活的贡献。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
文本层面——从画面呈现和广告人物语言两个方面，分析广告文本的声画特征和语言特征。
话语实践——分析两则广告如何通过互文的方式生产和解释广告文本，两则广告强调了何种意识形态。
社会实践——研究社会语境如何影响两则外卖广告的话语建构，两则广告又如何影响社会实践。
2 研究发现
2.1 文本呈现
2.1.1 画面呈现
画面是视频文本的最基本要素，文本的叙事方法和潜在的意识形态都会在画面的呈现中得以体现。此环节将对画面中的色彩与画面内容进行描述。总地来说，“美团”和“饿了么”广告在艺术手法和叙事上有所不同，但都通过画面美化了外卖员的职业形象，避开了外卖员、互联网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转而分别刻画了外卖员与商户的矛盾、外卖员为市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美团”广告的画面色彩与故事的发展相配合，在外卖员送餐的过程中以及店员在店内工作时，画面为冷色调，显示出快节奏的工作流程与紧张的人物心理;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外卖员与店员坐在一起吃饭交流时，画面转为暖色调，营造出温暖舒适的氛围。
“美团”广告由两个主要人物——外卖员和店员的日常工作场景开场，视频的主题随后通过黑场字幕被呈现：“出餐慢”是骑手与店员间的主要矛盾。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外卖员与店员互换身份的一天。视频中外卖员(原店员)的画面是问路、催单、奔跑、骑电动车等场景;店员(原外卖员)的画面是在服务堂食、查看外卖订单、打包餐食等情节。短片通过快节奏的剪辑和对比蒙太奇的手法，呈現出两人互换身份后的工作状况，其间重点刻画了二人因业务不熟悉而引发的工作失误。一天结束后，画面被一分为二，两人将工作服叠好，郑重地交给对方。双方坐在一起吃饭时，外卖订单的声音响起，二者同时站起来相视而笑，暗示双方对彼此的工作内容达成了认同和理解。在视频的最后，二人在夜幕下告别，字幕中打出了“美团”为在帮助餐饮业复苏和提升骑手体验方面的行动。
“饿了么”广告的画面色彩整体呈现冷色调、高对比度的复古风格，注重营造的是生活的“烟火”气息。故事的主要发生场景集中在早点店内，说话者围坐在一起谈论饿了么外卖员，而“饿了么”外卖员就背坐在旁边的桌子上。镜头的角度随着说话者的座位发生变动，其间还会插入外卖员听到谈话后的反应镜头。在场景的营造上，除了早点店这一主要场景，“饿了么”广告还加入了动画、动作特效、运动镜头等元素，使画面更丰富和动感。人物甲论及“饿了么”外卖员的“无所不能”，画面通过动画的形式，夸张了外卖员在配送路途上的真实情况，在动画中，外卖员乘坐飞机穿梭于地图上的各个地点，同期声传达的是“轻轻松松，他都能弄到”。人物乙讲述了两个情节，传达的是外卖员的“快”，画面是在砧板上活蹦乱跳的生鲜，以及外卖员“飞檐走壁”、以跑酷的形式，把灯泡送至人物乙的手上。人物丙围绕外卖员的“奉献”展开描述，画面是外卖员踩着冲浪板、为被淹的街道送食物的背影。接下来，三人同时认出了一旁的外卖员，这时早餐店老板走过来，并点出广告的主题——“这是我随叫随到的小哥们儿”。短片最后，画面中是多个人物用“×××了么”句式的反复询问，意在传达“饿了么”广泛的服务范围，并起到加深受众对品牌的印象的作用。
此外，在“饿了么”广告中，扮演外卖员的演员是当红明星王一博，他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符号。吉登斯认为，脸面作为沟通与表达的媒介，不仅是言语的生理器官，还是体验、情感和意图复杂交错的主要身体区域[4]。王一博作为代言人，他的形象代表的是“饿了么”对外卖员这一职业的描述与表达。很显然，“饿了么”通过王一博，美化了外卖员的形象与工作内容，把外卖员刻画成在工作中游刃有余的形象，省略了外卖员在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困境与不公平待遇。
2.1.2 广告人物语言
广告中言语行为的本质是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和企业价值观，批判话语分析关注的是言语行为的人际功能，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系功能(Relational Functions)，即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被制定和书写;二是身份功能(Identity Functions)，即话语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在话语中确立的方式[2]60。
在两则广告中，广告人物的语言可以分为独白和对话两种类型。“美团”广告多用人物独白，“饿了么”广告多用对话。两则广告均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塑造了外卖员与平台用户(商家和消费者)的身份形象，并通过一定的话语策略，呈现出外卖员、商户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弱化、甚至省略了平台作为运营者的主体作用。
在“美团”广告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并不多，主要发生在工作环境中和视频最后外卖员和店员一起吃饭的情节。在工作环境中发生的对话，语气是急促、带有疑问性的，例如外卖员(原店员)找人问路、店员(原外卖员)问后厨的准备情况等。这种疑问句既表达了说话者对信息的需求，同时加强了外卖员和店员在外卖行业语境中的身份特征。
“美团”广告中的人物在工作过程中的独白是用陈述的语气传达信息。一方面，把外卖订单“后台”的准备流程“前置”，向消费者展现平台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流程;另一方面，能表达出他们焦虑的情绪，为故事后期双方理解彼此做了铺垫。在采访环节中，店员和外卖员也是以独白的方式说出了一天工作后的体验，这本应该是一问一答的形式，但视频只有回答者的声音，刻意隐去了提问者的声音，也就是广告的制作者——“美团”外卖平台。在采访中，外卖员和店员都提及了对方工作中的不易，并说出了外卖员和商家要相互理解的视频主旨。在此，外卖员和店员的关系从视频开头的互相抱怨转为了互相理解，象征着整个行业中的商家与外卖员之间的催单矛盾以互相理解为基础被解决了。
“饿了么”广告的剧情是通过对话进行的。从对话形式上看，“饿了么”广告的对话以轮流说话体系(Turn-talking System)为主，基本的对话结构是：发起话题—回答—反馈。这看似是围绕说话者建立起来的平等对话关系，但话题的内容与走向是根据事先设定好的程序进行的，话题的控制者则是隐匿在文本后的外卖平台，而非广告中的人物。对话的最终走向是凸显外卖企业的符号化人物——外卖员。外卖员在前期的人物对话中并没有参与讨论，但是他通过表情和动作也“参与”着互动。一方面，外卖员回应的是人物甲、乙、丙等对外卖员的描述;另一方面，外卖员把互动的范围拓展至画面外的消费者，用无声的语言暗示消费者：他们在谈论的人就是我。
在对话内容上，“饿了么”广告人物采用的是武汉方言，增强了人物语言的生动性和真实性，并确立了广告人物显著的武汉市民身份，拉近了广告人物与普通消费者的心理距离。说话者均采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描述外卖员的能力与服务，例如人物甲描述无论是什么样的商品，外卖员都“轻轻松松，他都能弄到”，人物乙讲述生鲜被送到家时，直接“蹦上了砧板”等。这些场景有意弱化了消费者发起购买行为的过程，突出了消费者被单向服务的角色。
在“饿了么”广告的最后，外卖员选择与消费者对话：“这一年改变了很多，现在新的生活开始了，你爱上了么?”这句广告语通过省略行事目标和动作行为者的方式，使意义变得不确定，给予了消费者广阔的解释空间。它既没有指出“这一年”“改变”了什么，也没有说明“新的生活”具体指涉，模糊了“改变”与“新生活”之间的因果关系，隐喻“饿了么”在“改变”和“新生活”中承担起的积极作用。
2.2 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批判话语分析对话语实践的分析主要是对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互文性是指文本的一种固有属性，即文本中總是充斥着其他语篇的片段[5]。互文性概念认为“任何话语都是一长串话语链上的一环，既受制于又得益于并改变着其他的话语”[6]。
在话语实践层面，“美团”和“饿了么”的广告话语与现实文本构成了互文关系。两则广告通过改适现有文本和重新语境化的方式，隐蔽了外卖平台的权力主导角色，将外卖过程的发生场景从线上转移到线下生活中，使消费者忽略外卖平台在市场中的霸权角色和外卖交易中的负面现象。
“美团”广告的切入点取自现实文本中的“催单”现象，商家与外卖员之间的矛盾是现实中存在、并广受热议的话题，“美团”广告将这一题材纳入到广告文本中，运用外卖员和店员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催单矛盾，建构了外卖员与商家要相互理解的话语，隐蔽了外卖平台在订单工作机制中的设计缺陷，从而避开了平台运营者对催单矛盾产生的根本责任。
“饿了么”广告通过重新语境化的方式，把武汉作为广告故事的发生语境，利用武汉这座城市在2020年的特殊文本意义以及消费者对武汉的认知惯例，来增强“饿了么”产品的意义与价值。惯例形成于社会实践中，并形成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7]。武汉作为2020年最具意义的地理文本，在普遍的话语实践中确立了浴血重生、英雄城市的象征意义。“饿了么”广告借助武汉的现实文本，隐喻“饿了么”产品在此背景下不平凡的价值。此外，“饿了么”广告话语中，外卖平台借用消费者的声音描述了产品服务，刻意省略了消费者的合理购买行为，而隐藏在消费者声音之后的，是外卖平台制定的买卖规则与运营体系。
2.3 社会实践
1)社会实践对话语实践的影响。平台经济的崛起使互联网外卖产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传统的交易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在算法技术与市场竞争的驱动下，外卖平台劳动者走入大众的视野。外卖劳动的时效性、服务性和评价体系成为外卖平台在市场竞争中的要素[8]。在两则广告中，对送餐时间和外卖员服务态度的描述与再現，都体现了外卖平台劳动的特征。平台劳动者对时效性与服务质量的完成度，关系到消费者主导的评价体系，而评价体系与平台劳动者的佣金挂钩。在两则广告中，这种平台劳动制度是自然发生且合理存在的。
自2017年8月，“百度外卖”被“饿了么”收购，我国的外卖平台市场呈现“美团”与“饿了么”“二分天下”局面。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服务业和消费市场逐渐回暖的背景下，外卖平台的广告和公关活动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近年来，对于外卖平台运营模式的争议不断，例如外卖食品安全、外卖服务质量、外卖平台对线下经营活动的影响等，平台运营者需要通过一定的话语实践，强化与消费者的沟通，美化外卖平台的企业形象以及平台运营机制的存在。在两则广告中，文本生产者把外卖平台的运营模式缩略至平台劳动者和用户的身上，弱化了平台与市场之间的矛盾，预设了平台存在和运营的天然合理性，从而使消费者潜移默化地接受平台主导的话语体系。
2)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从以上的论述可见，外卖平台是决定广告话语实践的隐性权力主体，也是广告文本生产与分配的主导者。两则广告都正面再现了外卖平台对社会生活的积极意义，合法化了外卖平台从业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劳动模式，突出了消费者对外卖平台的信任与认可。在两则广告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外卖平台取得的社会资源(用户数据、运营机制、算法霸权等)是自然和必须的，消费者的交易行为责任人是商家和外卖员，商家和外卖员的劳动是自主选择。两则广告通过互联网进行广泛传播后，在消费者的解读过程中得以完成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外卖平台视频广告的批判话语分析，揭示出两则广告文本的文本特征与话语权力的施行机制。“美团”和“饿了么”作为广告话语的宰制者，在广告中建构了外卖劳动者和平台用户之间的关系，隐蔽了平台与市场主体(消费者、平台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和实际存在的不合理机制。批判话语分析强调通过对话语的解释唤起民众对问题的认识，促使社会问题的解决。当前，国内服务业和消费市场逐渐回暖，如何通过话语实践促进“互联网+生活服务”行业的升级与进步，真正激发平台用户的积极性，应该成为外卖平台关注和行动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0-09-29)[2020-12-26].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9/5548176/file s/1c6b4a2ae06c4ffc8bccb49da353495e.pdf.
[2]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3，60.
[3]黄典林.公民权的话语建构：转型中国的新闻话语与农民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59.
[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41.
[5]武建国，颜璐.微博语篇中的互文性——基于《人民日报》新浪微博的研究[J].外语教学，2015，36(6)：1-4，43.
[6]田海龙.批评话语分析：阐释、思考、应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46.
[7]傅艳蕾.吉登斯与马克思的跨时代对话[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8]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J].思想战线，2019，45(6)：50-57.
作者：庞琛泽
第三篇：谁是外卖骑手真正的“东家”
正当王立友以为可以由三快科技公司承担部分医疗费用时，三快科技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两者劳动关系不存在。
“目前，王立友（化名）已经出院，正在等待二次手术。但是因为他的受伤部位很特殊，位于大腿根部和腰结合部，医生说可能存在后期隐患和后遗症，有30%可能性股骨头坏死。”王立友的代理律师、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律师苗逢燕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立友平时以美团外卖送餐员的身份送餐，2016年8月4日在河南郑州地区送餐时不慎摔伤，由此引发了和经营美团外卖业务的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快科技公司”）、河南省老兵快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兵快跑公司”）的一系列劳动争议。
“王立友身体面临的风险随时可能发生，但他的工伤认定程序仍然在进行中，赔偿金额也不好确定。”苗逢燕说。此时，距离王立友摔伤已接近两年时间。
送餐途中摔伤
王立友是1984年生人，出生在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农村，家庭条件并不好。近年来，美团外卖业务悄然在郑州兴起，一直没有稳定工作的王立友决定尝试一下这个新兴行业。2016年7月的一天，王立友在一家招聘网站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招聘美团骑手，工作时间10：00-14：00，17：30-22：00，可以選择中午或全天参加工作。工资结算方式为按单计薪，月结，中午兼职月收入可达2000-3000元以上，全天工作，月收入正常4000-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
2016年7月13日，王立友成功应聘美团外卖，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工作站点是美团外卖帝湖站，该站点门面上有“美团外卖美团专送站点”字样的广告牌。其领到的工作牌、工作服、头盔和送餐箱上有“美团外卖”和“美团专送”的字样。平时的工作就是在美团外卖的APP上注册信息，并通过该APP接收订单和完成订单，平台会根据服务网点随机派单，接单后从商家取餐后送到客户家中。
按单计酬，每单5元，如果有五星好评，每单额外奖励2元。没有基本工资没有底薪，更没有社会保险。在许多人眼里并不怎么样的工作，却是王立友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也觉得，只要送餐送的数量越多，得到的劳动报酬就越多。
然而工作还不到一个月，意外发生了。2016年8月4日，王立友在郑州烈士陵园附近送餐途中骑摩托不慎摔倒受伤，腰椎附近粉粹性骨折。送到医院后，治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于王立友家中条件困难，王立友当月工资为2194元，想让美团方面垫付一部分医疗费，美团却一直不肯垫付。当时情况危急，王立友急需手术治疗，他的家属只好拨打媒体热线寻求帮助。
突然出现的“老兵快跑公司”
得到消息后，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对王立友进行了法律援助。按照劳动案件仲裁前置的处理方式，王立友以要求确认其与三快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郑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
仲裁时，一个名为老兵快跑的公司到庭后，大家才知道，在王立友和美团外卖之间，还有这么一个中间公司。根据老兵快跑公司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日。2015年6月，公司与美团外卖达成战略合作，转型为专业餐饮外卖配送公司，成为美团外卖在郑州的主要合作配送商。时至2017年9月，公司外卖配送员1500余人，日单量突破3万单。
原来，王立友在应聘的时候，发布招聘信息的是老兵快跑公司，招聘的职位是美团外卖骑手。仲裁委综合当时的证据裁决确认，王立友自2016年7月13日与三快科技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苗逢燕告诉记者，因为王立友当时应聘的就是美团外卖骑手，填写的入职登记表也是美团外卖的，体检报告也合格，现有工牌“美团外卖骑手王立友”、工具箱、头盔、服饰均为美团外卖。根据其美团工作牌、工作服等与美团相关证据，以及劳动部出台的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通知，足以确认当事人与三快的劳动关系，所以仲裁时认定了存在劳动关系。
只知平台不知公司
正当王立友以为可以由三快科技公司承担部分医疗费用时，三快科技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两者劳动关系不存在。海淀区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开庭时，三快科技公司提出诉讼请求：确认王立友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为：我公司与老兵快跑公司签订《美团外卖配送合作协议》，约定由老兵快跑公司派员工进行外卖配送工作，王立友作为外卖配送人员，与老兵快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三快科技公司主张为了运营美团外卖品牌的需要，其规定工作服、头盔和送餐箱使用统一样式，由合作商老兵快跑公司自行定制；同时根据《美团外卖配送合作协议》的约定，由老兵快跑公司自行招募人员进行外卖配送服务，外卖配送人员与其无关。
王立友的律师辩称，王立友应聘和工作的时候，都不知道老兵快跑这家公司，并且他的工作牌、工作服和工作内容都显示其工作单位为经营美团的三快科技公司，不同意三快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
老兵快跑公司则表示，公司与王立友是劳务关系。公司为王立友等外卖配送人员提供送餐平台并进行培训，外卖配送人员自己接订单，按单计酬。王立友受伤后，一直由公司垫付医疗费，共计3万余元。
2017年12月8日，海淀区法院认定：2015年11月1日三快科技公司的关联公司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快在线公司”，甲方）与老兵快跑公司（乙方）签订《美团外卖配送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外卖配送服务，配送服务区域为河南省范围内，协议有效期自系统账号开通之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该协议第6.13条约定：“乙方员工与甲方不存在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乙方员工在配送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对第三方造成侵权，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第6.14条约定：“乙方保证仅由乙方配送员工对用户进行配送服务，不擅自委托第三人进行配送，并保证向用户提供良好的配送服务，亦维护甲方平台的品牌声誉、信誉和良好形象。”2016年7月13日王立友开始在郑州市的帝湖商圈从事美团外卖的配送工作。2016年8月4日下午在配送外卖过程中受伤，老兵快跑公司垫付了王立友在医院治疗的部分医疗费。
法院判决确认不存在劳动关系
海淀区法院认为，三快科技公司作为互联网企业，经营美团外卖业务，对外使用印有“美团外卖”和“美团专送”字样的统一样式的工作服、头盔、送餐箱等，符合品牌建设和品牌推广的需要。王立友作为美团外卖的配送人员，自然可以领到这些工作装备，但不能据此就得出其与三快科技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必然結论。
要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还应从劳动关系的本质和构成要件出发，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根据签订的《美团外卖配送合作协议》，三快科技公司将河南省范围内的美团外卖配送服务委托给老兵快跑公司，由老兵快跑公司的员工进行配送服务，三快科技公司支付服务费。发布在网络上的招聘信息也显示，老兵快跑公司是以其自身名义对外招聘的外卖配送人员，故王立友与三快科技公司之间并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同时，王立友每天到美团外卖郑州帝湖站集合，接受该站点的服务文明用语教育等培训和管理，并由该站点的站长支付2016年7月的工资，而该站点是老兵快跑公司下属站点。按《美团外卖配送合作协议》的约定，三快科技公司只是向老兵快跑公司结算外卖配送服务费，从未向站点的外卖配送人员直接结算过工资。所以，海淀区法院判决认为，王立友与三快科技公司之间缺乏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依据，确认王立友与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波三折，谁才是真正的“东家”
“法院判决下来后，因为北京郑州有一定距离，王立友在时间上也拖不起，不想耽误二次手术，需要费用进一步治疗，就没有上诉。”苗逢燕说，所以他们就在郑州仲裁委要求确认王立友与老兵快跑的劳动关系。仲裁时，老兵快跑公司承认王立友是其用工人员，但主张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很大。在劳务关系中，受伤按照过错责任划分，根据过错程度确认赔偿。劳动关系，只要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伤，用人单位都是无条件要赔偿。”苗逢燕说，最后仲裁委确认两者是劳动关系，老兵快跑公司也确认了。
在苗逢燕看来，老兵快跑公司在招聘中没有向王立友披露这一事实，王立友本人也确实不知情，原本招聘时就应该告知其是与美团合作的公司，劳动者是接受老兵快跑管理、接受其劳动安排。现在王立友正在申请工伤认定，但因为病情存在股骨头坏死和后期隐患等风险，这个程序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很可能要两三年。
因此，苗逢燕提醒，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最好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用工形式及劳动关系就确认了。平时的日常工作服、工字牌、工资收入形式和备注（工资），可证明劳动关系，广大外卖骑手都要注意保留证据。这起案件发生后，老兵快跑公司用工规范了很多，主动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特别是工伤、工亡情况。
劳动者应保存好相关证据
海淀区法院法官龚莉婷向《方圆》记者介绍，2015年，海淀区法院仅审理了11件互联网APP平台争议类案件；2016年案件数量同比增长了2倍多，达到38件；2017年稍有减少，受理案件数量为22件。2018年1月至3月期间，此类案件已经受理了6件，已超去年同期案件受理数量。同时，海淀区法院近三年受理的互联网APP平台争议案件，很少涉及高新技术行业或是传统制造行业，而是集中出现在快递、餐饮、网约车等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行业。
“从海淀区法院2015年以来案件审理的情况看，涉互联网APP平台案件的实际审理时间普遍较长。” 龚莉婷认为，一方面，此类案件调查取证工作繁杂，大多数平台从业者举证能力较弱，仅持有银行对账单，无法获取交易对手方信息；另一方面，诉讼之初，平台从业者并不知道互联网APP平台的全称，大多是借助工商查询系统，以平台关键词检索结果确定诉讼对象，也常有涉诉平台将派单安排、接单处理、报酬支付、投诉处理分散至不同主体的现象，这就需要通过追加主体来查明法律关系；此外，法院追加的部分平台运营方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拒绝到庭参加诉讼，为法院查明事实增加了难度。
根据统计，海淀区法院2015年以来涉互联网平台纠纷案件的判决结案率约为47.3%，撤诉结案率约为49.1%，调解结案率约为1.8%，另有约占1.8%的案件以其他裁定的方式结案。
龚莉婷表示，结案方式多元化的背后，主要是一些案件当事人在诉至法院之前，对该类纠纷案件的证明责任等问题缺乏必要了解，在法官释明诉讼风险之后选择撤诉，或是部分当事人诉讼时仍然在职，认为诉讼程序烦琐，审理周期长，诉讼成本太高，主动撤回起诉；一些当事人能够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或和解；还有近半数的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无法通过调解等方式解决问题。
苗逢燕认为，找准了“东家”，既有利于从业者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也便于从业者在造成他人权利伤害时的责任分担。一般而言，如平台经营者与从业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应由平台经营者直接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认定平台经营者与从业者之间是劳务关系，则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及“谁受益、谁担责”的基本法理，平台经营者对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业者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从业者追偿。
在龚莉婷看来，目前，更多的APP平台在设计之初，会设立多家关联企业，并且引入平台关联公司或者劳务派遣公司对劳务进行外包，像王立友这样只知平台不识公司的从业者不在少数。平台的经营者通过设立关联企业或者劳务派遣的方式来用工，将劳动合同订立主体、工资支付主体、技术平台开发主体分散，这也是现行互联网企业在用工形式中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平台背后的经营模式复杂多变，所以作为新型从业者，都要擦亮眼睛，保存好证据，避免陷入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
作者：刘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