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运营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新能源发展的困境在于,成本居高不下制约着各个产业的发展,而有欠考虑的大跃进式扩张,更失去了国家刺激政策的本意。整治产能过剩早已提上议事日程。今年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倾向。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运营论文 篇1：
空管系统装备从自主国产化到走出国门
2017年5月5日，国产客机C919首飞成功，举国欢腾，使我不禁回想起在我的人生历程中，为我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装备研发、发展，付出努力的那些岁月和经历。
1988年我调任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主管交通运输产。那时，我国交通运输运力不足，特别是空中运输紧张繁忙，供不应求，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强运输产业发展迫在眉睫，包括：空中、水路、铁路、公路、城市、港口、机场、交通枢纽管控设施，涉及飞机、船舶、机车、汽车、机碱电子等制造部门。自动化交通管制系统是一项跨部门、跨学科、技术难度高、关联而广、成套性强、投资大、周期长的系统工程。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涉及国家安全与經济发展，以主管雷达、通讯、导航、气象、航行情报、管制中心等几部分相互配套衔接组成。普遍采用数字化、集成化、信息化多媒体显示技术，实现高度集中，全空域雷达管制，多重覆盖;利用通讯、数据采集系统，构成全国性雷达情报网、飞行调度指挥网和气象数据处理网，以达到能准确、及时、不间断地掌握空中目标的飞行动态，确保飞行安全，实施有序飞行管理，提高空域利用率，确保我国航空事业的蓬勃发展。所需设备多采用全固态、全相参、单脉冲、数字化遥控遥测平板相阵式天线等先进技术，其终湍设备多采用高分辨率（2048×2248）大屏幕，数字化处理、光栅扫描等综合显示器。
启程
从发展历程看，上世纪70年代，我们主要依靠进口国外空管系统装备，管制大多处于“看不见、联不上、听不到”的水平。国内相关单位也进行过自行研发，研制了一些原理性试验装置。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空中运输量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长，而我国空中管制装备研制却依然落后发达国家几十年。为了适应我国国情，接轨国际标准，建立优质高效的地空一体化空管系统，我国航空部门从法国Thomosn-esf公司进口了8部航管雷达、6套管制中心、32套数字微波通讯等先进技术与装备，耗资5500万美元。结合这项工作的实施，原四机部组织国内企业、科研院所的职工，进行“合作设计、合作制造、共同维护管控”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有效推进了我国航空产业水平的提高。
但从总体看，当时我国空中交通管制水平还是很落后的，那时，许多发达国家运营雷达的覆盖率达到200～300%，而我国的覆盖率仅为26%，美国拥有各种类雷达455部，而我国仅有21部。导航设备在航线上，覆盖率仅有16%，机场仪表着陆系统装备率不足40%。
80年代末，国家经委将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研制列为国家重点科技研发项目，90年代初该项目被正式纳入“八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发展计划。1987年我国成功研制出“空管Ⅰ号系统”（远程二次雷达），1989年5月8日在济南张庄机场正式运行，1990年5月通过国家鉴定验收。“空管Ⅱ号系统”（远程一、二次雷达组合），1992年在杭州笕桥机场安装就位，1994年通过用户验收。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研制过程，得到时任国务院领导邹家华同志的高度关注，从1988年9月至1989年2月的半年中，在机电部和民航局的相关报告中，他作过六次重要批示、提出过10余项具体建议，对这项工作的推动和促进功不可没。
记得1988年12月的一天，家华同志通知时任国务院重大办主任李守仁同志和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详细询问了“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装备”的进展情况，我们如实作了汇报。“空管Ⅰ号系统”进展顺利，成效显著;但“空管Ⅱ号系统”进展艰难，不能按计划完成。家华同志追问原因时，我们如实反映，“我们曾经多次去过杭州笕桥机场，机场领导回应他们无权表态。主要是因为笕桥机场管控权属空28师负责，空28师‘不接待’、‘不见而’。”家华同志说，‘必钦同志，你是国务院工作人员，怎能指挥部队呢”。他当即与总参领导取得联系。当天，我就接到空军参谋长询问情况的电话，第二天就得到空军参谋长的明确回复：一切按国务院重大办要求进行，并要我与他保持联系，随时沟通情况、解决问题。
后来，按家华同志指示，成立了由国家计委、机电部、民航局、国防科工委、总参、空军、航天航空部、气象局、国务院重大办等单位组成专项领导小组，使这项工作进入军民兼容，共容共营轨道，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奋进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民航的飞行量，以每年22%的速度递增，新的机场、航线陆续开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装备，大部分是空军、民航先后从六个国家的十多个公司进口的，其技术水平大多处于国际70年代水平。由于多国进口，体制不一，规格各异，组网困难，管控与维护十分艰难。国家经委在“七五”期间将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列为重点科技项目，并得到国务院领导与相关部门的关心与支痔。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Ⅰ号系统装备”（空管Ⅰ号系统）和“空中交通管制系统Ⅱ号系统装备”（空管Ⅱ号系统）均纳入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发展计划。“空管”Ⅰ号系统”和“空管Ⅱ号系统”是我国秉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创新”，“产、学、研、用相结合”所取得的硕果。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是由“远程一次、二次雷达、光纤通讯、数据综合处理、显示终端设备、系统接口、系统终端监控及实时应用软件组成的现代化电子系统工程。具有雷达自动跟踪处理、特殊识别代码识别与显示处理，飞行计划编辑、存储、调阅、修改和显示处理，目标动态显示与处理等功能。
“空管Ⅰ号系统”是由成都783厂、 784厂和南京28研究所等单位负责，所需设备贯彻以国产为主，引进个别关键配套产品、部件和器材的基础上，自主研制成功的。它具有分布式多微机体制、程序固化，旁路显示，管制中心自动监控等特点。选用了飞行计划编辑、计算机光缆传输等先进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提高了国产空管系统的先进性和可靠性，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同类水平。在研发过程中主要经历了“场外联调”和“现场联调”两个阶段。1990年10月在成都784厂进行一次、二次雷达集成和联试;管制中心部分在南京28所进行集成与联试。“空管Ⅰ号系统”1987年完成研制，1989年5月在南京张庄机场投入运行，1990年5月通过国家鉴定验收。“空管Ⅱ号系统”1992年10月在杭州笕桥机场安装就位，1993年3月通过机场试运考核，直至1994年通过用户验收。
据统计，一套国产“空管Ⅰ号系统”产值为480万元人民币，一套国产“空管Ⅱ号系统”产值为750万元人民币，比国外同类产品售价低15 ～20%。实践充分证明，这两套空管系统装备的先行者，功能完善、运行稳定、操作简便、节约外汇、效益显著，得到了各方较高评价。
通过对空管系统的研究开发，提高自主化、国产化水平，对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带动港口、铁路、公路交通管制系统装备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21世纪我国空中交通管制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至1992年间，我国两次组织空管系统装备考察团，到国外进行考察和签订合作协议。1993年2月15日，我参与了“空管Ⅲ号”和“空管Ⅳ号”系统总体技术方案的评审会议。
随着我国空中飞行量的不断增加和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以及国际上空中交通管制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一些大型国际机场，必须跟上新的发展形势，进行技术和装备的改造与提升。已有的“空管Ⅰ号系统”和“空管Ⅱ号系统”仅能解决我国中小机场的配置需求。据当时的统计，我国拥有机场358个，其中民用机场90个，军用机场45个，具有定期航班的机场仅有85个，日平均起降架次约750架次。当时，预计到下世纪初将超过3500架次。上世纪末，我国需建设30多个区域管制中心，100多个机场管制中心和配套雷达、通讯、导航系统等设备。
我国幅员辽阔，空中运输产业方兴未艾，空管系统绝不能长期依赖国外，必须抓住时机，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求，推进空中管制系统装备国产化，确保飞行安全，提高空运能力与水平，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空管Ⅲ号系统”和“空管Ⅳ号”（全相参或加数字稳频技术的一次雷达，与固态单脉冲二次雷达联合系统）尤为重要。
其主要内容包括：
①S模式全固态单脉冲二次雷达;
②全相參态化一次雷达;
③新一代微波着陆系统;
④分布式计算机网络和容错技术;
⑤人机交互接口设备;
⑥多功能、大屏幕高分辨率、高密度、多色显示系统;
⑦高速数据交换网;
⑧开发与完善全球定位系统（GPS）;
⑨自动相关监视及其组成（ADS）。
拓展
南京28所作为我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装备国产化的首创者之一，在我的工作经历中一直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关系，他们以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为己任，砥砺前行，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多项奖励，成为我国最大、最强的空管系统装备的供应者和领导者，还成立了控股高科技公司“莱斯公司”。据介绍，2000年成功研制出“空管Ⅲ号系统”和“空管Ⅳ号系统”，分别应用于广汉机场和长春机场，21世纪以来，其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0%以上。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它们还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14年，先后中标印尼、肯尼亚等国的空管系统装备，实现了国际市场历史性突破。
西安20所曾自主研制出（SD和CZ）两型GPS接收器系统装备，在本世纪初，我曾经提议应用到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黄河泥沙淤泥清理。为确保三峡工程物资运输的精准及时调配，三峡总公司物资部会同西安20所合作共建了货运船舶指挥调度管理系统装备，对800多公里川江航道的运输船进行管理，确保了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质量与进度，受蓟多方好评。在治理黄河泥沙淤积这个难题上，我推荐黄委会与该所合作，共同研制出一套配合原有的射流喷射淤泥船的操作指挥系统装备与程序，大大提高了效率与效益，使原有的空管系统装备推广应用到水利和内河航运领域。
成功源于过去，开放谱写辉煌。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我衷心希望我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装备，应继承传统、艰苦奋斗、求实创新，走向世界，引领先行，为我国航空强国梦保驾护航，做出新贡献，谱写新篇章。
作者：董必钦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运营论文 篇2：
新能源过热之困
新能源发展的困境在于,成本居高不下制约着各个产业的发展,而有欠考虑的大跃进式扩张,更失去了国家刺激政策的本意。
整治产能过剩早已提上议事日程。今年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倾向。
建设困局
一份权威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太阳能产业的主流企业开工率只有六七成。预计今年多晶硅制造产能会达到需求的两倍。而按我国风电装机规模2008年总装机容量1221万千瓦计算,意味着我国已经提前两年完成“十一五”规划两倍的任务。
粗略统计,至2008年7月全国有16个省仅多晶硅项目就有33个项目在建或是准备动工,如果这些项目都能按期完工且完全释放产能,中国的多晶硅产量将达到14万吨。产能过剩毋庸置疑。
产能过剩导致的不仅是行业秩序遭到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对环境的污染。“饿死好?还是毒死好?”一位地方官员的提问发人深省。
过剩的警钟已经敲响,涉足红海的新兴产业向何处去?“风能、太阳能的投资热度将可能由此朝更理性的角度转变。”全国工商业协会新能源商会副秘书长史利民坦言。
与多晶硅相比,风力发电有过之而无不及。仅甘肃酒泉风电基地就规划装机容量1271万千瓦,此规模已超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静态总投资将达1200多亿元。全国风电设备产能达到年产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为每年1000万千瓦,出现明显过剩势头。
根据中国电力联合会披露的数据,去年中国拥有的1221万千瓦风电装机中,实现并网发电的只有894万千瓦,这意味着至少28%的已建风电设备因各种原因而闲置。风电上网瓶颈短期内显然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状况堪虞。
同为新能源翘楚的核能建设,在速度与规模上与风能不相上下。在2008年下半年,总投资800亿元、设计装机容量600万千瓦的福建宁德核电站,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开工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约267.6亿元,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40亿千瓦时。经估算,政府计划发展核电,在2020年前投入至少4000亿元。福建宁德核电站是国家批准的第九个核电项目。一系列核电项目的报批进入冲刺阶段,随着国家刺激经济政策,还有一些核电项目马上会得到批准。投资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但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却忽略了一些必然面临的问题。新能源专家林伯强担忧,核电燃料的供应问题,可能成为限制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继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按《规划》的核电装机6000万千瓦,2020年对天然铀的需求将达到11250公吨。除非技术上突破,累计从2008年到2020年,按《规划》核电可能需要消费天然铀76518公吨。除非重大发现,中国自身天然铀储量有限,仅有68000公吨,加上原料库存和资源二次循环利用,自身的资源勉强能够满足《规划》的目标。而铀矿的贸易严格受IAEA的监控,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铀矿需要涉及政治、军事等更加复杂的国际关系。因此,中国核电发展必须考虑资源的瓶颈,首先保证充足通畅的燃料,才能考虑进一步的扩大装机。核电原料价格因素必须考虑。物以稀为贵,如果全球各国都积极发展核电,如果对燃料需求速度增长过快,必然影响国际价格。
从多晶硅到风电,从风电到核能,我国新能源建设从狂热到了眼下问题重重的时刻。“目前提出的防止风电、多晶硅的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于新能源的支持力度会有所减弱,相反,而是更加有针对性有部署地加强对新能源行业的发展的支持。”史利民上表示,根据国家新能源发展的有关计划,目前国内的风电、多晶硅等新型能源行业由于前期有关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其产业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了国家有关方面对于新能源的发展部署安排,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所留下的隐患不可忽略,过热、过快、过高的新能源投资之风是需要向理性投资转换的时候了。
盈利悖论
广袤的内蒙古与甘肃大地,蕴藏了巨大的自然能源。然而,将这些能源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利润却成了各个地方政府的难题。在破解这个难题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困惑。
为了将强劲的风变成源源不断的回报,甘肃省决定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在酒泉市所辖的瓜州县、玉门市和肃北县建设千万千瓦级特大型风电基地,2010年完成装机容量516万千瓦,2015年达到1271万千瓦,工程静态总投资约1200多亿元。规划报告于2008年4月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查。
一个理想的愿景被这样描述:“如果全部开发完成,酒泉风电基地的总装机容量,将超过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发电量。当地将之定义为“陆上三峡”。而另一个愿景更让地方政府欣喜若狂。“仅以瓜州为例,目前其风电产业相关税收每年约2000万至3000万。但到2015年如期建成825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后,仅在税收一项,当地预估就能达到6亿至7亿元。”可能的税收收益,换得了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客观而言,这也是相关项目跟风而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七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获批。空前的规模,增添了新的隐忧。
事实上,任何产业在形成规模和趋势之后,就不得不谨慎思考其背后的风险性。新能源建设的浪潮,已经使其发展进程趋于不理性的状态。规模与目标,成本与现实,种种矛盾开始凸显。
据统计,我国酒泉市风电上网电价约0.53元/度左右,相当于火电的0.2元和水电的0.35元之和。内蒙古、河北、东北等地区都已经涨到0.6元左右,吉林风电甚至达到0.7元左右。大投入与高成本预示了风电的尴尬困境。
国家电网人士分析,如果没有补贴政策,风电的盈利遥不可及。国家电网一位官员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风力发电企业都面临亏损难题,它们唯一的盈利空间就在于国家给予的补贴----根据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风电发电企业在设备采购、上网电价制定上均获得了政府补贴。
如果没有盈利,1200亿的投资何以为继?高成本的风电谁来埋单?在风电投资的热潮下,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由于成本居高不下,风电唯一的成本利润空间在于最终上网电价收入,即只能依靠国家政策与补贴来盈利。按上网电价为0.52元/千瓦时计算,风电项目投资回报期为20年,显得过于漫长。另一方面,中国风电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普遍不足,盲目追求速度,大部分风电运营商长期在亏损和微利中挣扎。
当然,新能源行业并非从一开始便即告亏损。在2008年纷纷上马的多晶硅行业,也确实经历过一段令人羡慕的蜜月期。在2007年年末到2008年中的一段时期,多晶硅市场价格一度高达450美元/公斤,给相关行业带来了不菲收入。但好景不长,如今每公斤多晶硅价格早已跌破100美元,盈利难题随之显现。
新能源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一个有效的风险机制需要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也需要更为深刻。否则,很有可能形成各行其是的不良局面。
作者：张兴军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运营论文 篇3：
水电产业这根线，串起来的都是赢家
白鹤滩水电站。
2020年入夏以来，一大批水电站项目捷报频传——先是6月29日，世界目前已投产的最大水轮发电机组——乌东德水电站首批两台机组投产发电;接着是7月13日，重建的吉林丰满水电站开始试运行，能够满足下游150万亩农田灌溉取水和近千万城市人口生活用水需求;再是7月15日，总装机120万千瓦的西藏首个百万千瓦级电站——苏洼龙水电站项目正式转入机电安装阶段，作为金沙江上游第一个核准开工的项目，苏洼龙水电站也是国家水风光互补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的先导工程。
众所周知，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从空间分布上看，全国水电资源总量的75%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云、川、藏三省（自治区）占60%。
水电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清洁能源。2019年，我国水力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17.8%，仅次于火电。水电站本身对地方经济有拉动作用，这几年，政府也愈来愈重视水电的发展。2019年，中国共落实水利建设资金7260亿元，达历史最高水平。从近4年水利投资来看，年度投资都在7000亿元左右，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特别是政府今年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而重大水利工程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像宜昌这样因为水电项目而发展的城市，在中国还有不少。而在近几年，选择贫困地区造水电，意味着当地马上就要脱贫了。
水电产业的溢出效应，愈来愈明显。
一个水电站，造福多座城
在滇池下游水系的螳螂川河畔，有一座外形并不起眼的小水电站。这就是1912年开始发电的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石龙坝电站。
据资料记载，石龙坝电站运行仅三四个月，昆明市联入的电灯数量就达到了3000盏。石龙坝水电站不仅让昆明老百姓见到了电灯，还推动了云南现代工业的发展。有了电力供应后，昆明市开始陆续出现自来水厂、五金加工厂、造币厂等需要用电的工厂。与此同时，石龙坝水电站还肩负着调节滇池水位、防洪抗旱、灌溉农田的使命。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飞机多次对昆明城区进行轰炸，昆明仅有的两座火电厂被炮弹炸毁，石龙坝水电站成为昆明地区唯一的发电站。曾几何时，石龙坝电站掌握着这座西南重镇发展的命脉。
距离昆明1600公里的宜昌，GDP在湖北全省仅次于武汉和襄阳，这主要归功于这座城市的美名——“世界水利之都”。世界最大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中国最大的葛洲坝水电站、湖北最大的清江隔河岩水电站等都落户宜昌。这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带动宜昌实现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前，因为长江干流穿越市境，其他河流水量充沛;沿长江、沮漳河等地势低洼;降水量分布不均，暴雨区、山丘区占境内面积的90%，都导致宜昌旱、洪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宜昌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在减轻灾害的同时，推进全市经济腾飞，发展蜕变。
1952年春，宜昌在夷陵区鸦鹊岭镇邓家村兴建第一座小水库——邓家垱水库，拉开了互助合作、集资投劳的序幕。1958年9月，宜昌启动了汤渡河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让13万宜昌城区人用上了清澈洁净的自来水。
1970年12月，葛洲坝工程开工，全国5.5万名水电精英汇聚宜昌，算是这座小城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才大引进”。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建，宜昌的GDP也因此“水涨船高”，并惠及整个湖北省。
像宜昌这样因为水电项目而发展的城市，在中国还有不少。而在近几年，选择贫困地区造水电，意味着当地马上就要脱贫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王亦楠指出，我国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等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恰恰是水能资源尚未充分开发的“富矿”所在。以水电开发为龙头，全面带动当地交通、航运、农业、旅游产业同步发展，是“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统一”、“让脱贫成效真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最根本出路。
白鹤滩水电站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例如，白鶴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境内，上游距离巧家县城约41公里，距离乌东德坝址约182公里，下游距离溪洛渡水电站约195公里，是金沙江下游四个水电梯级的第二个梯级，属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是“西电东送”战略部署中的骨干工程之一。白鹤滩水电站是仅次于三峡水电站的中国第二大水电站。电站主体工程2017年8月开工，预计2021年首批机组发电、2022年工程完工。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充满波折，曾经历三次中止。
1958年，国家就有计划请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援助在白鹤滩兴建特大型水电站，但因受中苏关系破裂和“三年困难时期”影响，项目在1961年停止。1965年，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列入国家“三五”计划，但建设再次被搁置。2002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了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建设规划，白鹤滩电站也已开始预可研设计，但2004年因移民安置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再次被叫停。
直到2010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同意金沙江乌东德和白鹤滩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白鹤滩水电站正式启动前期筹建工作。根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简要报告（1990年修订）》对本工程的要求，结合本工程自身的特点及其在“西电东送”中的战略地位等方面综合考虑，确定白鹤滩水电站的开发任务为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移民群众脱贫致富。
白鹤滩水电站所在的云南省巧家县，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直到2020年5月才正式退出贫困县;而四川省宁南县也在积极脱贫攻坚，并把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视作“全县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撑”。
事实上，白鹤滩水电站施工期间，就为两地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现有14000余人稳定就业，其中就有四川、云南两省农民工9000余人。
据悉，白鹤滩水电站直接用于枢纽建设和库区建设的资金超过1700亿元，电站建设投入的资金可拉动相关行业的投资，新增就业机会和当地税收，改善当地产业结构，改善工程周边地区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金沙江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白鹤滩水库形成后，常年回水区全长约145千米，为发展地方航运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总投资1700亿元的白鹤滩水电站，建成之后不僅提升了所在地区的经济，也通过水陆联运，为开发金沙江下游航运资源，进一步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造了条件。
再比如，苏洼龙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上游河段四川巴塘县和西藏昌都市芒康县的界河上。其中，昌都市位于藏、川、滇、青四省区交界处，地处横断山脉，是西藏的东大门和联系祖国内地的重要门户，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贯穿全境，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4000万千瓦以上，是国家“西电东送”接续基地和清洁能源基地。
以前的昌都是西藏贫困发生率最高、扶贫成本最高、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的区域之一，2015年贫困发生率达24.95%。2015年11月苏洼龙水电站主体工程建设以来，昌都市贫困发生率已降至0.02%。其中除了政府脱贫攻坚的力度，和苏洼龙水电站的建设也有关，不仅给当地解决了用水问题，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和就业解决。
完备产业链中的“基建狂魔”
众所周知，大型水电项目往往工期长、施工难度高，涉及的工业门类众多。
以白鹤滩水电站为例，这座全球在建规模和综合技术难度最大的水电站2021年7月投产发电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约1968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5160万吨。而白鹤滩水电站建造过程涉及水电设计、重大装备制造、建设管理等诸多产业领域，彰显了我国完备的产业链在锻造大国重器、超级工程中的优势。
例如，大体积混凝土的温控防裂一直是工程界的难题。大坝建设需要浇筑大量混凝土，混凝土中的水泥水化反应会产生热量，使得混凝土浇筑后温度上升，之后再缓慢冷却到环境温度。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温度控制措施，任由混凝土热胀冷缩，难免会产生裂缝。为了从源头上解决大坝的温度裂缝问题，白鹤滩全坝采用特种水泥——低热水泥。
白鹤滩拱坝高289米，混凝土总方量为803万立方米，低热水泥的水化热比中热水泥低约15%，能提高混凝土出机口温度、减少混凝土冷却通水量，仅温控费用一项，就可节省上亿元。实际上，低热水泥一般只用在水电站大坝、港口等大体积混凝土建设领域。正是因为有白鹤滩水电站这样的巨大需求，相关技术才有了用武之地。
为了直观便捷了解水电站的建设进度，白鹤滩项目依靠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中国电建成都院研发的监控软件，可以进行实时监控，任何操作不到位的情况会自动预警，提示现场质量管理人员进行纠偏;生产什么样的混凝土，只要一线人员在手机上远程操作即可完成。为了避免水电站在遭遇地震时溃坝、下泄而造成次生灾害，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对白鹤滩水电站的抗震安全性进行模拟分析，保证抗震设计安全。
中国第一台水轮发电机。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于1910年安装，至今仍在使用。
与此同时，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还倒逼了东方电机、哈电集团等研发新的绝缘材料、发电机组;倒逼中国电建、中能建集团提升水电设施安装水平。不仅是高大上的技术，白鹤滩水电站对于照明、供水、排风管这样的基础配套设施也有更高标准。对于能够参与电站建设的企业来说，其实更容易拓展普通消费市场。
可以说，在水电工程的完整产业链上，都是赢家。
投资巨大，回报更丰厚
不可否认，水电属于重资产行业，水电站的前期投资规模巨大，还可能涉及库区的移民安置和相关地区的生态保护，而建设安全、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可能导致水电项目建设不及预期，因此水电项目的回报周期较长。此外，水电项目盈利情况短期内主要受来水情况影响，而长期发展受下游需求、电价等因素的影响。
但是一旦建成发电，水电项目的优势就十分明显。1990年代开始，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世界能源理事会、世界核能协会等机构或单位，先后对传统发电模式和新能源发电模式的能源回报率进行了评估对比，得出以下结论：相比风电、生物能、太阳能、火电等项目而言，水电能源回报率是最高的，而且遥遥领先。
例如，经测算，乌东德水电站机组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贡献工业增加值约119亿元，向地方缴纳大量税费，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13.5亿元。乌东德水电站还将成为南方电网供电范围内调管的最大水电站，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能源保障。
而白鹤滩水电站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电站建成后，将在满足四川、云南两省用电需求的同时外送，拟供电华东、华中、南方电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水电设备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为简单，加之受自然条件影响，水电设备进行扩容和升级改造的可能性较小，水电站的运营期可能长达百年。例如，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石龙坝水电站如今仍在发电——每年发电量约1000万千瓦时。电站里一台德国制造的“骨灰级”水轮发电机仍在轰鸣运转，见证着中国水电的百年辉煌。
作者：金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