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档案管理范文第1篇
摘 要： 情感艺术的管理是一种兼具有效性和人性化特征的教育管理模式，它的管理核心是使人的正向情感得到有效激发，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形成感情上的契合关系。本文从情感艺术管理理论和现实依据出发，阐述了感情沟通在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中的应用及影响作用。
关键词： 情感艺术 高校思想政治管理 应用特色
我国著名教育家说：“理是可以治病的良药，情就是药外带着香味甜味的糖皮。无情，理难以下咽；无理，情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增强教育效果，实现两点由情而达之的教育目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样，只有情和理之间建立紧密相连的关系，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得到提高。为此，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中应关注学生的特殊情感需求，在高校学生思政政治管理中加入情感艺术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情感艺术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有益补充
1.给予学生最大的尊重与关爱是做好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高校学生虽以学习为主，但同样是追求个性发展和期待实现自我价值的独立个体。尊重学生，即指尊重学生的个人尊严，尊重学生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学生的情绪等方方面面。关爱学生是指关爱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关爱学生的情绪变化等。
2.在运用情感艺术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管理时，教师要细致观察分析学生的动态，高校学生普遍有着活跃的思维和较为宽广的知识面，多为独生子女，注重个性发展。在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中要因材施教，注重情感管理的科学性，尤其要关注学生的个人特点，对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共性和特性都有所把握[1]。积极了解学生的成长环境和发展需求，以便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情感帮助，从而使情感艺术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中展现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3.运用情感艺术可以使学生的情绪得到正确引导。在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学生因受到挫折而难以处理情绪的现象，有时候体现为满目愁容，有时候体现为焦躁不安，在这些不良情绪的干扰下，学生的思维容易受到较大的干扰，做事易冲动。因此，我们需要对某些大学生这种负面情绪用科学积极的方式进行引导，设法使他们的情绪得到平复。教育者在对学生进行疏导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情感艺术，循循善诱，尽可能让学生产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使心理压力得到有效排解。
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中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们要善于对学生的积极情绪进行把握和运用，使这种情绪转化为力量服务于学生的思想政治管理工作，对学生的良好表现加以褒奖，使情感激励变成学生进步发展的动力，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同时还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2]。
二、情感艺术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中应用原则
1.从实际出发。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为其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直接体现。要增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渗透力，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工作针对性，对症下药。在情感艺术的应用上，对于情感表达，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具备针对性，在情感的流露与表达上均根据教育内容和对象及场合、时机等不同有所改变，增强情感艺术应用针对性。
2.情感交融。从情感的发展看，其形成发展于认识过程，浓厚的情感来源于深刻的认识。情感现象虽相对复杂，但其存在并未脱离道理。从情与理的关系看，其相互渗透，且密不可分。在展开思想政治管理工作时，首先应讲明道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坚定立场，在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下以情、理服人。情与理的辩证关系，要求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不能冷酷无情的同时，也不能完全以情代理，对学生姑息与纵容，不能通过感情对政策加以代替。
3.以身作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表现出较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目的除了促进学生思想认识提升外，还要确保学生行为的正确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坚持以身作则原则，对自身表率作用提高重视度，要求学生做到时自己应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某件事时，自己也不能做，通过言传身教感染与指导学生。
三、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中有效应用情感艺术对策
1.合理运用认知理论。认识是人的大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思维能够对认知的科学性和正确程度进行基本的判断，因此思维方式的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观的科学性。大学生的思维有着很强的可塑性，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快，思维和看法更新的速度很快。但是由于大学生的生活阅历尚不够丰富，认知缺乏一定的准确性和深刻性，因此，高校思政部应当合理运用认知理论，重视对学生理论思维品质的培养。
2.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3]。个性是指区别于其他人的发展特性，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被教育者都是独立存在的人，每个学生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个性差异。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善于把握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并给予这种差异最大的尊重，用合适的方法贴近和学生的情感交流，使思想政治管理发挥更大的效用。
3.充分利用期待效应的积极作用。积极的期待能够促进人的发展，消极的期待能够打击人的成长。要想使一个人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就要给予他更多的信心和鼓励，在言语行为中向他输送积极的期望。有实验显示，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值越高，学生的积极性得到发挥的概率和程度就越高。同理，如果对有了一次错误经历的学生就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就会诱导他们思维中消极情绪的滋长，使他们产生厌学情绪，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4.使激励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合理的激励可以使学生把受到的外在刺激内化为促进成长的积极因素，增强学生的意志。正确的激励是人才的催化剂，它能够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和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者要善于利用榜样作用，塑造积极的典型，满足学生的学习心理需求。另一方面，针对学生的特长给予一定的赞赏或者褒扬，给他们提供充分展示特长的机会，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5.教育工作者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在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教育工作者要避免对学生产生偏见，而要用发展辩证思维对待学生身上展现出的特点，从中提取优秀的部分，并用合理合适的方法指出展现出来的不足之处，看到学生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对学生的学习成果盲目否定。
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中应用情感艺术对教育者的要求
要使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具备更强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取得优异的教学成果，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效地结合理论和实践，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专业素养，这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有着很大的影响。教育工作者要经常进行自我反思和反省，分析自己日常行为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或者优势，积极发扬优点、克服缺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并将良好的一面展示给学生，通过对自身的把控感化和激励学生。
2.教育工作者需要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情感疏导能力。善用心理知识中体现的规律及特征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够对自己掌握的知识有灵活调动的能力，善于运用启发教学、趣味教学方法使情感艺术和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管理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提高工作质量，强化教学效果，促进高校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六、结语
情感艺术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是学校管理学生的一种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不同的交流和教育，只有不斷改进情感教育方式，才能更好地教育和指导学生，使学生更顺利地成长和进步。
参考文献：
[1]汪春艳.基于情感体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5.
[2]王欣欣.“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天津：天津商业大学，2013.
[3]李红革.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思维模式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艺术档案管理范文第2篇
摘 要： 本文在对我国目前高等艺术院校管理人员绩效管理方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绩效管理方式的转变要综合考虑艺术院校特点、管理的制度化建设、管理人员的内在需求与成长等多种因素，加强管理人员的周边绩效考核，摸索创建高等艺术院校团队绩效工作系统。
关键词： 高等艺术院校 管理人员 绩效管理
高等艺术院校是指在我国开展高等艺术教育、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培养所需要的各类专业艺术人才，并担负着我国艺术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发展等重要职能的专业院校。目前，全国除了有31所独立建制的艺术院校外，综合大学的各类艺术学科也达到一定的规模，并承担着相应的教育任务。[1]
绩效通常被用来衡量组织中员工的行为与结果两方面因素。通常认为员工的工作绩效由员工与工作相关的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与工作动机三个方面因素所决定。绩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最常见的维度分类为任务绩效与周边绩效[2]。一位员工在完成他的工作任务方面可能非常在行，但他的周边绩效却可能很低，因而可能在考核中得不到应有的心理预期。
高等艺术院校作为教育教学类组织，其员工构成通常可分为两类：专业教师与管理人员。本文旨在就高等艺术院校中管理人员工作绩效管理方式的转变做一些思考。
一、管理人员现行绩效管理方式及其转变的必要性
我国高校从2006年开始实施岗位绩效工资制度。该制度的目标是建立符合高校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工资正常调整机制、逐步实现高校收入分配的科学化和规范化。通过多年的建设，我国高校普遍推行了较为符合本校实际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岗位绩效工资通常包括四项：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补贴。除了绩效工资外，其余三项在年度内基本恒定。所以在秉承“以岗定薪、绩效优化”、“总量控制、拉开档次”的考核管理原则下，绩效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据统计，高等艺术院校由于专业差异性特征明显，管理人员职数占比比非艺术类院校高，普遍占到教职工总数的三至四成。
目前，在高等艺术学校内部管理上，由于管理人员工作状态上的“恒稳态”[3]——基本上是为教学体系服务，没有现成的考核依据，不像教师那样有教学成果、科研成果、职称体系、艺术展演、社会知名度等一系列相对成熟且广为接纳的考核标准。一所学校内部各院系往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职位林立而工作范畴不一，加大了专业性考核指标设置的难度。所以，现在基本沿用了与公务员考核相类似的一种比较主观简化的绩效评价方式：采取“德能勤绩”个人述职与部门考评相结合的任务绩效考核方式。这种考核相对而言好操作，但考核的实际效用就值得商榷。因为这种考核方式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部门主管对于各管理岗位的工作绩效具备非常广泛的业务知识和透彻的了解，而事实上并不完全具备。所以高等艺术院校在员工管理层面的关注和投入程度上已经形成两类：学校通常将教师看成需要对其进行投资的财富，并进行专业化差别管理；而将管理人员看成必须实现成本最小化的费用支付项目，后期开发不足，并实行行政化管理。管理人员的绩效管理显得滞后、不足甚至有些流于形式，年度考核只有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考核结果对被考核者的绩效反馈和管理者的绩效评价都显得单薄。
但是在高等艺术院校，管理工作又比非艺术类院校难度更大。艺术类教师通常具备较强的本专业知识和创作技能，大多是在单一狭窄的专业模式中培养出来的，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和对高新科技设备的应用能力，对群体与组织的意识较为薄弱。有的甚至缺乏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应该具备的关于教学改革方案的制订与操作、科研申报等所必需的对专业设置及相关学科的了解与教学实验实践评估等实践能力[4]。管理人员则因为日常管理联系的线性与常态、坐班制工作特点的时间与资源保证，与教师之间联系的点状与间断性相比更有优势。教育部主管的《中国高等教育》杂志2013年第7、10、17期分别刊登了多篇由两院院士、高校校长撰写的有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的文章，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协同创新是高校改革的必经之路。在非艺术类高等院校的协同创新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高等艺术院校的协同创新项目申报也开始展开，南京艺术学院2013年底成功申报了江苏省内第一批艺术类协同创新项目。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大量的数据提供者恰恰是校行政、教务、财务、科研、实验中心等管理部门。
二、管理人员绩效管理方式的转变
1.在高等艺术院校，管理为教学服务的宗旨没有改变，但管理的制度化建设、管理人员的内在需求、定位与成长必须细化与重视。
不可否认，在高等艺术院校管理岗位上有相当比例的从业者具备艺术类专业的学科背景，但管理人员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以管理为主，而非艺术。因此从本质上厘清管理人员的内在需求、定位与成长，管理的制度化建设对管理人员工作绩效的提升、绩效考核的效率效用、绩效反馈与应用等整个绩效管理流程至关重要。
（1）管理的制度化建设
目前针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绩效管理应用的实证研究[5]较多，而关于高校管理的制度化研究较少，尤其缺少同一级学科下不同高校相同或类似管理点的比较研究。这里，还要区分两个概念，管理的“去行政化”并不是“去制度化”，相反在高等院校，真正制度化的规范管理很少。
2013年11月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组织专业老师与管理人员分别赴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访问，随后北京电影学院回访，就“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自评指标和标准”7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进行了恳谈交流，开始了具有管理学意义上的高等艺术院校管理的制度化对话。该院的管理岗位工作范畴不仅仅是配合教学完成日常管理事务，而且有了更深层面的思考。比如，在该院“师资队伍——2.2.4教授、副教授上课情况的考核”一栏中明确“专业主干课：开设五年以上的课程中，90%以上由教授、副教授讲授；开设不满5年的课程中，50%以上由教授、副教授讲授”、“教学基本设施——3.1.4图书馆状况”一栏中分别注明教育部规定生均图书指标、生均年进书量、专业匹配指标等。这样，管理岗位的制度化特征明显、管理依据充分。同样，南京艺术学院也有很多管理制度化建设的亮点，如《南京藝术学院学分制指南》等。
（2）管理人員的定位、内在需求与成长
高等艺术院校管理人员的内在需求、定位与成长，是高等艺术学校管理人员绩效管理的本源问题，认清管理人员的内在需求、定位与成长，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激励考核制度，并有效实施。
因为高等艺术院校专业差异性特征明显，管理人员又有相当部分具有艺术类专业背景，所以与非艺术类院校相比，管理人员定位的选择性较多，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员工类型：院系一级多有偏向专业型的管理者，在管理者队伍内所占比重较大，层次也较高，但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专业优则仕”，多从专家教授层面的干部中选拔，从事管理的同时继续关注专业研究；普通管理者来源复杂，有的是经过公开人事招聘而入，有的则是从事多年管理工作而缺乏职业上升空间保留的人员，等等。复杂的员工类型必然使得简单划一的考核方式很难关注管理人员的普遍性与多样性。
高校管理工作相对稳定，工作动机的选择对工作效率的影响较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管理人员会将非工作活动及家庭生活的质量看得比薪水与工作职位更重，模糊的绩效考核对这部分员工的激励是失效的。高等艺术院校管理岗位没有权威的考核依据，缺乏行之有效的考核方法，工作环境与条件简陋导致管理人员对工作绩效的内在需求不足；习惯性传承也使得管理交流活动开展较少，管理理念的更新比较迟缓；和教师同等苛刻的职称评审条件也使得管理人员的职业成长性不足。因此，行之有效的绩效管理模式必须兼顾上述几个方面。王文智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绩效管理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提出的绩效考核流程化中的“绩效考核的全局性、绩效计划制定的参与性、考核方式的合适性、绩效反馈的有效性”[6]四个方面，能一定程度地缓解高等艺术院校有关管理人员的定位、内在需求与成长导致的考核不充分。但是，这几个方面没有充分分析艺术类院校的专业与管理特点。
2.加强管理人员的周边绩效考核，摸索创建高等艺术院校团队绩效工作系统。
（1）周边绩效的考核可以适度解决激励问题
在高等艺术院校，管理人员通常是学校各类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如校舍、实验室与试验设备、实习基地、图书馆、校园网、运动场及体育设施、公共空间等。而上述资源又大多是高校申报各类课题、项目进行科研和争取资金的载体。以跨专业、跨部门的团队方式申报课题、进行研究或产业开发已经是目前大数据时代项目申报的常态。就高校三大职能“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而言，一个能够创造价值的、稀缺的、并且是其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或者模仿代价极其高昂的团队，才是真正赢得竞争优势的团队。遗憾的是，许多高校都倾向于把教师的科研创新和管理者的结构创新当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来看，而且一直单方面强调管理对教学的服务和从属地位。管理学一直强调“只有最接近工作的员工才是具有最优改善思路的人”[7]。艺术类高校对管理人员的评价应当增加他们对某个团队整体活动贡献程度的考核比重，这也正是“周边绩效”的考核理念。
充分利用资源，创造有利于管理人员和专业教师合作的条件与空间，让管理人员适度进入教学研究项目，甚至可以以“虚拟团队”的形式进入。管理人员在团队中工作的重点可以是人际协调、技术资源调配等，帮助专业教师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合格的项目报告书或提高其他申报材料的效率、丰富数据，同时还可以帮助考虑各种可以利用的院系研究设备、办公条件等所能提供的便利有效的工作途径。另外建议有关职称工作部门考察实际，切实有效地研究目前艺术类高等院校管理人员职称评审条件与日常管理工作的关系，从而适度解决管理人员的职业激励问题。
（2）摸索创建高等艺术院校团队绩效工作系统
高等艺术院校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普遍存在“保持艺术传承”、“与国外一流艺术大学接轨”、“独特的思政与外语教育所占课时比例过多”、“学科建设成果如何转化为一线教学资源”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学校进行各方面资源的整合，进行总体布局研究，方可取得成效。对应于学校人事层面，需要“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团队，推动工作有效开展。随着团队的建立与普及，团队的绩效考核变得至关重要。
关于普通高校行政管理干部工作绩效模型的实证研究，已经有一些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华中科技大学的于海琴认为，个人素质绩效和任务绩效是高校行政绩效评价的基本内容，而针对不同的评价对象，有不同的工作绩效标准[8]。我国高等艺术院校团队绩效工作系统的创建尚在摸索阶段，高质量的艺术教育和与之相应的管理行为很难以客观的、量化的、正式的方式加以衡量。充分利用高等艺术院校管理人员与专业教师工作特征上的互补性组建团队，转变管理人员绩效管理方式，不仅可以克服纯教师团队的制度缺陷，合理利用管理资源，更可以有效解决高等艺术院校管理人员在定位、内在需求与成长方面的激励不足、绩效评价依据不充分等问题，有利于学校绩效管理整体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潘鲁生.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现状与策略[J].装饰，2003（3）.
[2]赫尔曼·阿吉斯[M].绩效管理.
[3]雷蒙德·A·诺伊，等.人力资源管理：赢得竞争优势[M].（第五版）.
[4]常宁生.中国高等艺术教育：问题与思考[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9（4）.
[5][6]王文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绩效管理的实证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VOL28（6）.
[7]赫尔曼·阿吉斯.绩效管理[M].
[8]于海琴.高校行政管理干部工作绩效模型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2（3）.
艺术档案管理范文第3篇
中国古诗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载体，运用了最灵动、最睿智、最精辟的语言来表达作者对自然与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古诗词工于音韵，注重意境，句式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要想帮助幼儿轻松有效地学会一首古诗，需要紧紧抓住古诗教学的三大环节：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语言教育策略和古诗文的特性，积极为幼儿创设语言交往环境，激发幼儿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让幼儿在轻松有趣的游戏活动中充分发展语言能力，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幼儿时期是一个人记忆能力最强的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能大量记诵古诗，既可以锻炼幼儿口齿清楚伶俐，吐音准确流畅，又能让幼儿品味诗的优美意境、陶冶情操、启迪智慧。但是，有些古诗的内容对于幼儿来说有些深奥，而幼儿的理解能力也有限。所以，幼儿教育阶段，教师如何培养幼儿古诗诵读的兴趣，从而达到教育教学目标成为幼儿园古诗教学的一个难点。
幼儿园教育应该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为了提高幼儿对中华文化的了解，陶冶幼儿的情操，幼儿园应该进行古诗教学，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鉴赏能力，激发孩子的文学细胞，提高孩子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随着教学的不断发展，幼儿园也在古诗
教学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并且效果显著，那么对幼儿的古诗教学该如何进行呢？
一、创建集体诵读氛围，提高幼儿兴趣
（一）让幼儿在活动中大声诵读古诗，或者在活动开始前进行诵读，孩子们可以在声音的刺激下加强记忆，日积月累，孩子们就会形成记忆，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就会背诵已经学过的古诗。
（二）可以开设一个诵读角，在墙壁上贴上各种古诗词，并且要图文并茂，由于小孩子好奇心较重，生动有趣的故事会极大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还可采用激励机制，设立一个红花榜，如果幼儿读得好、背得好，就奖励一朵小红花，提高竞争意识。
（三）可以搜集有关古诗的小视频，以讲故事的形式向孩子们进行教学，让孩子们在读故事的同时强化记忆，这样也有利于古诗的背诵。
二、在教学中寻找乐趣，创新教学手段
教师不仅要激发幼儿的兴趣，还要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式，让孩子们始终保持对古诗学习的兴趣。一方面由于幼儿园小朋友年龄较小，对事物的专注力不够，也容易分心，经常会受到外界事物影响，因此教师要注重游戏与学习的结合。古诗教学只有结合游戏，才能提高幼儿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除了运用游戏来强化幼儿对古诗的兴趣，还可以在老师和幼儿朗读古诗的同时，配上相适应的音乐，渲染学习氛围。
（一）图画展示
3—6岁幼儿思维的主要形式是具体形象思维。图画是展示形象的主要手段，因此用图画再现古诗情境，把古诗内容形象化，是帮助幼儿理解古诗内容最直观的手段。
（二）故事讲述
故事是幼儿百聽不厌并且易于接受的一种学习方式。我经常把幼儿难理解的古诗内容编成通俗易懂的故事，并且有感情地讲述故事，让幼儿从故事中理解古诗内容。
（三）动作表演
在幼儿理解了古诗内容之后，教师就可以请愿意展现自己的幼儿上台表演古诗情景。让幼儿用动作、表情等方式来表现古诗内容，既可以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可以调动幼儿学习古诗的积极性，且能加深幼儿对古诗的理解。
三、家园合作共育，共同促进幼儿成长
在进行幼儿教育的时候，要加强家长和教师的合作，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也有利于加深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交流。科学教育是促进幼儿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由于家长教育理念的守旧和缺失，幼儿园要向家长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知识。另外，幼儿园要多开展丰富多采活动，特别是亲子活动，加强家长与孩子们之间的感情交流，这有利于加深孩子们的情感，也有利于幼儿园今后的管理工作，加深家园合作共育的理念。
综上所述，提高幼儿在古诗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和积极性，最基本的是要掌握幼儿的心理，根据幼儿的心理生理特点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提高幼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在幼儿园教育中，古诗教育要格外注重精细，而不是越多越好，这样幼儿不仅在艺术欣赏、言语表达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情感也得到了升华，为孩子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艺术档案管理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1944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添建宿舍，在中寺后院的土地庙残塑中发现了一批六朝残经杂文（即土地庙遗书），这批资料自发现以来便备受各界关注。1944年—1946年间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省政府均曾致函教育部希望获得对其保管权，但并未得允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庙遗书除一种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外，其余均一直由敦煌研究院保管收藏。
关键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土地庙遗书
近代以来，我国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对典籍文献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商周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档案被誉为20世纪初我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敦煌遗书，主要指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的大批文献，此后在莫高窟其他洞窟、佛塔、烽燧等遗址及土地庙残塑腹中，也发现了一些十六国时期以来到西夏、元代的文书，此外在罗布泊及吐鲁番发现的一些与敦煌有关的文书，这些也应囊括在敦煌遗书的范畴之中。其中，土地庙遗书的发现是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以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西北图书馆、甘肃省政府等相关单位相继提出想要获得保管权。本文将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相关档案为主，并参考文献史料和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等，重点对土地庙遗书保管权的争议进行探索，以期更为完整地梳理土地庙遗书自发现之后的相关史实，祈请方家指正。
一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与土地庙遗书的发现
20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与成立，是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国民政府号召开发西北，进行西北建设，将其作为经济大后方的背景下进行的。1941年秋，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西北进行考察时，曾专门到莫高窟巡视，在感叹其艺术价值的同时深感设立保管机构的必要性。12月返回重庆后即向国民政府提议“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提案结尾指出“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1942年1月12日，在重庆召开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第7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于右任关于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提议，决定交教育部负责筹备。经行政院令饬教育部拟具“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办法”，提请行政院五五六次会议通过后，即由该部聘请高一涵、常书鸿、王子云、张大千、张庚由、窦景椿、张维等七人为该所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高一涵、常书鸿为正副主任委员，王子云兼秘书。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一行人到达莫高窟即开始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和调查。是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呈送了工作报告书，分列了包括筹备会议举行与所址勘定、所址的改建与布置、千佛洞（即莫高窟）初步调查、地形测绘、修补洞窟、清除积沙等诸多工作内容。7月底，常书鸿还专程到重庆汇报工作。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该年12月3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处结束，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所址设在莫高窟中寺（又称皇庆寺）。这是近代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石窟艺术的现代科学保护和研究机构[1]，同时也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独立研究所。
1944年8月30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添建职员宿舍，于中寺后花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了一批六朝残经杂文（即土地庙遗书），这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存在期间的重大事件，也是继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常书鸿回忆，在庙里（土地庙）有清朝末年创作的三尊塑像，艺术价值不大，但作为文物仍决定把它们移到别的地方。敦煌塑像，其坯子一般用草和泥捆扎，而庙里塑像的制作方法与一般塑像不同，其塑像中心的木棒在土台基座下埋得很深无法移动，因而只好毁掉塑像，发现残塑的中心支柱桃木上捆绑着的是写经残片。警长窦占彪和泥工秦司持经卷报告给所长常书鸿，所长让当时在场的助理研究员苏莹辉、干事刘荣曾匆促检验一过，当场签写封条密封，妥存一方。于下午四时常书鸿所长召集该所同仁陈芝秀、董希文、李浴、張琳英、邵芳、辛普德、陈延儒、苏莹辉、刘荣曾在考古组启封检点（其中苏莹辉、李浴、刘荣曾三人负责记录），“并敦请中研院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鼐、向达、阎文儒三位先生莅场监视指教，冀昭郑重”[2]。
1944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四单位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新疆两地进行考察。历史考古组的考察只在甘肃境内，工作站设在距离敦煌县城15里外的佛爷庙，由于夏季炎热酷暑，7月30日，夏鼐、向达、阎文儒抵达莫高窟避暑。正因如此，三人也亲自见证了此次的启封检点。对于检点过程，夏鼐在其日记中记述较为详细，有利于了解当时的具体细节：
……当众检点登记，共48号（第48号为碎片24片）。除记账单二、苏公诗一，其余皆为佛经，且大半为《涅槃经》。有二卷有年号，一为兴安三年（454）及太和十一年（487），几全为魏代写本。晚间余与阎、李二君至常所长处，承其出示各号，长者有190行，长达一丈……（8月31日）所中又發现一批写本，乃昨日工人潜藏于墙外土坯中者……连碎片共编21号（连昨日所得者，计69号）。有和平二年（461）唐丰国写《孝经》残本及军将憧将统吏名册一卷，其余为佛经，时代亦为魏代。余等浏览一遍后，即行登记。[3]
此外，在夏鼐致傅斯年和李济的信函中，对此事亦有提及：“千佛洞于八月间发现六朝写本六十余卷。系工人于清末泥像中无意发现。虽为所中职员所察觉收归所有。然小部分为工人所匿藏，携出私售”。
由上可知，30日和31日发现的写本残经经过检点后的基本情况，但由于时间仓促，只是初步统计，文书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准确。通过后来所长常书鸿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报告发现藏经经过详细情形所发呈件中可知，在土地庙遗书发现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时间（31日）发电报向教育部作了汇报“窃本所于本年八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时发现藏经多种曾以午引电陈在案”。9月9日向教育部呈报发现藏经的详细经过并附呈初步检验报告一份。现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向教育部呈报藏经经过详细情形的相关内容移录如下：
窃本所于本年八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时发现藏经多种曾以午引电陈在案。缘本所因修建职员宿舍，拟利用后园破土地庙一间，予以修补为工友住所。该庙面积三公尺见方，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中有残塑四尊，高约三尺，居中为龙王，左右为土地园神及其他不知名之残塑一尊，技法粗劣俚俗。（一如石窟中王道士所造之神像，泥工以修改土坑，在搬动时发现佛像腹中木柱周围有纸卷，取出时见系藏经两卷，由当时在场之长警携来报告，经职偕同当时在场之助理研究员苏莹辉、干事刘荣曾匆促检验一过，当场签写封条密封，妥存一方。即书通知于即日下午四时召集本所全体职员并邀请寄住本所，正在千佛洞工作之西北考察团向达、夏鼐、阎文儒三先生参加检验。自四时至六时共检阅残经自第一号至四十七号，次晨七时至九时复行继续检验，计自四十九号至六十八号，前后两日检验结果共得写经杂文六十八种，其间有碎片两包，关于是项写经年代方面除第一号、第三号、第五十三号有年代纪录确为北魏写作外，其余各种根据书法纸质等断为六朝之物。现经分别包卷妥存本所，容全部详细研究后再行呈报外，理合将发现残经经过详情连同造具检查报告一份一并备文呈赍仰祈，鉴核示遵
谨呈
教育部部长陈
由上面的引文并结合前引夏鼐在其日记中所记内容我们可较为清晰地了解30日和31日检点经卷的过程。30日下午4点到6点检阅残经，编号1—48号，其中第48号为碎片，共24块。次日又获得临时雇工藏匿于墙外土坯中的藏经，检点后编为49—68号。对比初步检验报告以及向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4]一文，所编编号总共确为68号，其中第48号为残片一包，计24片，第68号为残片一包，计8片，因而初步检验报告中所述为“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向达一文中为“计编六十八号，凡七十余段”。夏鼐在日记中所记编号总计69号有误。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呈报藏经经过详细情形中所涉及的检验内容共得写经杂文六十八种，其中已包含两包碎片（32块碎片），是为编号统计。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对土地庙遗书总数的描述存在表述错误或有歧义的情况需要注意。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9月9日呈送的藏经经过详细情形及初步检验报告于10月7日到达重庆教育部，10月26日教育部发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指令，要求该所妥善整理并保管新发现藏经：“呈件均悉，准予备查。发现各件并仰妥为整理保管”[5]。
二 国立北平图书馆对保管权的争取
自藏经洞发现后，西方所谓的探险家纷至沓来，1907年和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分别将藏经洞大量珍品劫掠而去。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肃政府将剩余经卷全部押解入京，途中又被沿途官员私自窃取，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000余卷断简残章。同时留在当地的写本残片也不在少数，后来又有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相继来此，使得藏经洞遗书绝大部分流失海外。这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知识界，触动了知识分子的悲情意识，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知识界发掘、重视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学术自觉。
在藏经洞遗书被席卷俱空之际，莫高窟土地庙中又意外发现了这批珍贵的六朝写经残卷，其意义价值不言而喻。这批资料自发现后，当时很多报刊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关注。1944年10月12日，《“中央日报”（重庆）》刊登（“中央社”兰州十一日电）《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消息，报道了土地庙遗书的初步检验报告。同日，《西北日报》亦刊登题为《六朝残经 敦煌发现》的消息。13日，《“中央日报”》（贵阳）、《西康国民日报》、《革命日报》、《国风日报》、《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是年11月1日苏莹辉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北魏写经颠末记》一文在《西北日报》上发表，详细介绍了这批写经的发现过程、数量、年代及写经主要内容。12月向达在《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发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文末附有“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本所（即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像中发现藏经初步检点报告”。1945年春由国立西北图书馆主编的《西北文化》连载了七期“敦煌艺术特辑”，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纂辑，其中苏莹辉《记本所新发见北魏写经（附目）》对新发现的土地庙遗书的发现过程和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公布了整理目录，并以新发现的土地庙遗书为中心撰写了专文《关于本所新发见北魏写本毛诗残叶》[6]。以上报道和文章的发表使得大众对土地庙遗书乃至敦煌艺术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扩大了敦煌和莫高窟艺术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虽然这批偶然发现的文书数量较少，与藏经洞遗书数量无法比拟，但确如常书鸿在初步检验报告中所写“此次发现实为斯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为今后敦煌学的研究增加了一批新资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千佛洞（即莫高窟）文物俱空之际，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对刚正式成立不久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来说意义非凡。从本身内容来看，均为六朝遗书，其中有题记年号者有三种，分别是：北魏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释僧肇写《佛说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丰国写《孝经》残叶。此外，尚有六朝职官名册残叶、六朝人佚诗等，极具收藏和研究价值。正因为如此，这批资料无疑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时多家單位提出想要收藏保管这批新发现的六朝写经。
国立北平图书馆是最早向教育部提出将六朝残经移交保藏的机构。继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两个月后，11月1日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致函教育部“呈为拟请令饬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将该所新近发现之六朝写本残经拨归职馆保藏”。文中首先说明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的由来及历年来对写经的保藏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包括“先后曾出专书专刊多种”以方便学术界参考利用;派专员前往英国、法国，将英伦博物院和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抄录、拍摄副本;在西北搜寻流散于私人之手的珍贵写本等。之后从发现写本残经的年代和内容角度阐述其重要文物收藏和史料价值，重点提及《孝经》古本更当视为国之珍宝。进而从机构性质以及材料集中保存的便利性角度，阐明新发现的六朝写本残经由本馆负责保藏更为妥当，恳请将其移交。现将袁同礼致函教育部全文移录如下：
窃查敦煌为两汉六朝隋唐各代之中西文化交通孔道，久已著闻于史册。前清光绪年间，该地千佛洞发见六朝至唐宋人写本经籍。当时国人未能注意，致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诸人先后辇归英伦博物院及巴黎国立图书馆。世界学者莫不惊为宇内瑰宝。近代中西文化史之研究，英法诸国学者所以能有特殊之成绩，赖我敦煌遗物之赐实多。前清学部派员收拾余剩，尚得数千卷，拨予京师图书馆永远保藏，此即职馆所藏敦煌写经之由来也。职馆历年对于该项写本之保藏特予注意。而于研究之工作先后曾出专书专刊多种。国内外学术界参考利用莫不称便。近年更派员前往英法，先后将英伦博物院及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一律影摄副本寄回国内。该项影片拟俟抗战终了景印流传。上年职馆又派员在西北收购流落私家之写本得有多卷，务求物以类聚，使学者研究得材料集中之便利，而国家文化遗物亦获永久之保存也。窃查本年八月三十日敦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因修造职员宿舍于旧屋残塑中发见六朝写本残经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其中有年号题记者计有北魏兴安三年写本《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写本《佛说灌顶章句拔除罪过生死得度经》，而尤重要者为北魏和平二年写本《孝经》。此外复有六朝人佚诗及职官花名册多种，弥足珍贵。窃查《孝经》古本世推唐玄宗御注石刻本。而此北魏写本则为距今以前一千五百年遗物，较唐代石刻又早数百年，恐世间再无出其前者，允当视为吾国国宝。该所发现上项写本后，已有初步检验报告。窃查该所为专门研究艺术之机关，上项写本并无艺术价值，或无由该所特别保藏之必要。而职馆三十余年以来已为国内敦煌写本专门保藏之唯一机关。为谋此项文献之集中保藏及研究利用计，拟恳钧部令饬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将该所发现之写本悉数拨归职馆永远保藏。所请是否有当，敬候批示，祗遵谨呈教育部部长陈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
“中华民国”十一月一日
印章（国立北平图书馆关防）
袁同礼致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方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是教育部直属机构，另一方面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也在教育部统辖之内。这样国立北平图书馆因想要保管六朝写本残经而向教育部呈请批准就可理解了。
教育部收文后自11月22日起，先由高等教育司签办，部长陈立夫25日核示，27日发文国立北平图书馆，作出指令“呈悉，所请暂毋庸议，此令”，属于比较委婉地暂时驳回了北平图书馆的请求。相信这也是教育部经过多方考量的结果，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随即沦陷。在这之前，北平图书馆已提前将其馆中善本珍籍装箱分四批南运分存于多地，以保障馆藏古籍珍品的安全。北平沦陷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被日伪政府接管，时任副馆长的袁同礼携馆中部分人员南下。战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并没有固定馆址，而在长沙、昆明、重庆设立办事处，为与国外通讯方便，又在香港般含道冯平山图书馆内设立临时通讯处。从国立北平图书馆当时所处形势看，本身没有固定的馆址，馆中珍贵的藏书文物等也是分散寄存于上海公共租界仓库、法租界中国科学社、南京地质调查所等地。1941年又因时局危急，为妥善保护我国文化遗产将部分最精善本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样看来，即使如袁同礼所说该馆为“国内敦煌写本专门保藏之唯一机关”，在当时条件下国立北平图书馆也并不适合保管这批文献资料。
实际上北平图书馆在当时并非是国内收藏敦煌文献的唯一机关，其他机构也零星保存敦煌文献。如1909年清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劫余的8000余卷子运送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但王道士私藏相当一部分，1920年甘肃省教育厅派员会同敦煌县政府共同清理检验莫高窟残存敦煌藏文经卷，后经过协商分别保存于甘肃省图书馆、敦煌县劝学所及莫高窟内。从保存敦煌文献的数量上看，1909年劫余的8000余卷均在北平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是国内保存敦煌文献最多的机构是无可争议的。但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国内保存敦煌文献数量最多的机构但也绝非唯一机构。
从地理位置上看敦煌地处我国西陲，免于日寇侵扰，较为安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莫高窟，旨在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以保存东方文化并发扬光大。在保护莫高窟艺术之外，针对于研究一途，宗教、历史、艺术均为该所同时推进的研讨对象。同时该所设有陈列室，其目的一为保存史迹免致失散，二为汇集有关资料以便研究[7]。因此，无论是出于安全保管研究的角度还是从这批资料最初被发现的情理关系，教育部最终以“所请暂毋庸议”未同意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要求。
三 西北地区相关单位为获取保管权的努力
继国立北平图书馆之后，1945年4月30日国立西北图书馆代理馆长刘国钧亦向教育部呈文请求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存藏的部分经卷古物拨交该馆保管以资研究。文中先介绍该馆为遵奉教育部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社字第二二六五号训令抄发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国立图书馆应充实东方图书”的决议，设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竭力搜寻西北地区的古物文献，但因西北各省“迭遭兵燹灾祸，购求颇为不易”，即使市面上偶有零星出售，也因价格高昂，非馆内经费所能负担而作罢。陈述完目前馆内所面临的困难之后，进入到此次呈文的主要目的，即请求教育部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内保藏的大部分古文献文物移交本馆保管，相关具体内容如下：
案查前奉钧部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社字第二二六五号训令抄发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决议：国立图书馆应充实东方图书一案，饬就力量所及，注意办理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核等因。奉此，当经于同月二十六日以总字第三六五号呈复在案。查本馆前为充实东方图书，阐扬西北文化起见，曾遵令附设西北文物研究室，以利进行，对于西北古物文献，竭力搜求以供研究。惟以西北各省自清末以来，迭遭兵燹灾祸，文物荡然，购求颇为不易，即使于市上发见一二，索价甚昂，亦非本馆经费能力所能负担。近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业经奉令办理结束，窃思该所庋藏之经卷古物，殊为珍贵，本馆为搜求西北文物资料提倡研究起见，拟恳钧部俯准，转饬该所在结束未竣之前，将所藏之（一）敦煌写经残片（二）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发现之经卷全部（三）敦煌壁画残片及塑像残段（四）藏梵文蒙古文回纥文写经残片（五）复制之塑像及壁画临本或照片（六）唐代花砖等项酌予择要，拨交本馆保管，庶研究者可以免跋涉关外之劳，而本馆内容亦得借以略加充实，实为两便，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示遵为祷。
谨呈
教育部部长朱
代理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刘国钧
由于抗战后期通胀严重，财政部资金吃紧，国库入不敷出，1945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裁撤包括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内的多个机构。后在常书鸿的多方奔走及学术界的呼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才得以由教育部改隶到“中央研究院”之下。查4月18日甘肃省教育厅曾发电教育部询问敦煌艺术研究所奉令裁撤后的接收办法，4月27日教育部以特急件急电敦煌艺术研究所：“为奉令该所裁撤，业务归并‘中央研究院’接办，电令五月底办理结束完竣”。由此可知，刘国钧发函教育部请求拨交经卷古物时应该只知晓敦煌艺术研究所要奉令裁撤，从西北图书馆角度来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前由教育部直属，六朝写经残卷发现后一直由该所负责保管研究，再加上国立北平图书馆之前提出希望移交的请求也被拒绝，所以在此之前未有表态，此时既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将不复存在，作为隶属于教育部的西北地区唯一之国立图书馆自然希望能够接手保管该所收藏的古物文献。
教育部收文后，于5月14日开始交办，部长朱家骅26日签准，30日发文，指令国立西北图书馆：“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奉令办理结束，其业务交由‘中央研究院’接办，所请未便照准，仰即知照”。教育部以敦煌艺术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为由未批准其要求。
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西北图书馆均是隶属于教育部的下属机关，前者函请希望转饬敦煌艺术研究所拨交古物文献，从部门责任权限也可看做是教育部内部事务。从来往公文看，无论是“暂毋庸议”还是“未便照准”，均是教育部直接作出决定，下达指令。
除了以上两单位函请过教育部外，1946年1月7日甘肃省政府也专门针对新发现六朝写经保管一事咨文教育部，由于甘肃省政府与教育部是互不统属的平级机关，当然不能简单草率拒绝了事。从现有档案资料中我们可以完整看到关于甘肃省政府所提此事的公文流转过程以及最后结果。由于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于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教育部在收到甘肃省政府咨文后，于2月6日发函“中研院”转达甘肃省政府的诉求。从教育部的公函中可以看到甘肃省政府所发内容全貌，现将教育部发给“中研院”公函内容录文如下：
案准甘肃省政府卅五年一月七日教三（卅五）子字第七九号咨开：“查本省府近拟在兰设立博物馆一所，现正筹建馆址征集陈列物品以便定期开幕，查敦煌艺术研究所前曾在敦煌千佛洞发现藏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为西北文献之重要研究资料，足资陈列，除函该所允予如数拨交该馆陈列外，相应咨请查照备案为荷”等由。准此，查敦煌艺术研究所早经归并贵院接办，准咨前由相应转达查照为荷。
此致
“中央研究院”
部长：朱家骅
由上文可知甘肅省政府筹划在兰州设立博物馆，在此之前需要征集陈列物品，国立敦煌研究所在莫高窟发现六朝残经杂文由媒体广泛报道，引起了极大关注。作为西北地区发现的重要文献资料，如果筹设博物馆，这批资料会被列入考虑范围也在情理之中。“中研院”收到教育部公函后，2月9日总干事萨本栋批示“函常书鸿先生酌办”。2月12日“中研院”笺函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何时回复未找到相关资料，由于路途遥远来往公函耗时较长，据现有资料仅知5月29日“中研院”代电甘肃省政府，指出本院收到贵府函请后，已电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然“该项经典现尚在研究整理时期，拟于研究完毕后，再行洽商办理。相应电复，即希查照为荷”。
由此可知关于这批资料的归属保藏先是甘肃省政府咨文教育部，之后教育部发函“中研院”转达、“中研院”笺函敦煌艺术研究所请“察酌办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回复“中研院”，最后“中研院”将反馈得到的消息代电甘肃省政府。历经近五个月的时间，最终以新发现六朝藏经仍在研究整理中为由未同意甘肃省政府的请求。
四 土地庙遗书的最终存藏归属
土地庙遗书自发现后便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使得相关单位争相获得保管权。在此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省政府先后曾提出保管这批资料，但均未得允准。因而便一直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妥善保管并进行整理研究工作。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在1951年之前，土地庙遗书一直由该所负责保管收藏。1951年4月，为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所内保管的重要经卷古物和壁画摹本被携至北京，在故宫午门举办了规模宏大的“敦煌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为此推出第四、五两期敦煌文物展览特刊。据常书鸿回忆：“这是一个大型的展览会，是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直接领导下，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有关单位的专家们协助下进行筹备的。”
土地庙遗书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重要经卷古物，自然也被携至北京参展。其中的《毛诗注》残叶现存13行，学术价值极高。敦煌卷子中有大批《诗经》写本，然大多被劫掠至国外，1944年在土地庙发现了此种《诗经》残卷殊为不易，苏莹辉曾撰写专文《关于本所新发见北魏写本〈毛诗〉残叶》和《六朝写本〈毛诗注〉残叶斠记》。由于其本身的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展览结束后《毛诗注》残叶转归由故宫博物馆珍藏。土地庙遗书中剩余的65种残经杂文及32块碎片仍藏于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为敦煌研究院）中。1977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中刊出施萍婷、刘忠贵整理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将土地庙遗书的经卷卷尾加“土”字混编于其中。
自土地庙遗书发现以来，学者们大多关注于这批资料的发现过程、性质、特点，尤其是否为藏经洞遗书的组成部分更是成为争论的焦点，学者们莫衷一是，关于相关学者的观点看法，业师刘进宝先生在《敦煌学通论》一书中有细致介绍，在此不再赘述。作为继藏经洞遗书之后的莫高窟第二次重要发现，以往大家只清楚这批资料一直由敦煌研究院收藏，1951年展览后其中一种由故宫博物院保管。而对于发现后曾引起多家相关单位对获得土地庙遗书保管权的争夺这段史实，则并不为人所熟知。
土地庙遗书保管权的争议涉及国民党时期“中央”与地方、同属平级机关单位、“中央”驻地方单位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1930年6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文物保护法律，即《古物保存法》，凡十四条，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8]，确立了“古物国有”的基本准则。但该法只具有大纲性质，相关规定比较宽泛和笼统，对古物保管权并未作出明确的具体规定。况且当时各省市古物保存机关众多且隶属不同系统，面对具有珍贵价值的古物，其所有权为国家这一点自然毋庸置疑，但其保管权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自然容易引起相关争议。土地庙遗书发现后出现的保管权争议并非个例。例如前面提到的保存王道士所藏的敦煌藏文卷子也同样存在相似问题。1919年甘肃省教育厅令敦煌县将藏文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而敦煌县方面只是将经卷封存于莫高窟洞窟中。1920年省教育厅又专门派员到敦煌处理此事，共同检点经卷之后，经过商议这批写经一部分仍封存洞中，一部分移至敦煌县劝学所，只有一小部分被带走保存于甘肃省图书馆。再如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过程中也出现了“中研院”与河南省政府针对殷墟发掘和文物归属权之争以及1944年夏鼐在武威所发掘文物起运过程中与武威县政府发生的争议等。虽然《古物保存法》规定了“古物除私有者外，应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责成保存处所保存之”，但作为计划掌管全国古物古迹保管、研究及发掘事宜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因战时经费紧张，1937年被裁撤，业务转由内政部礼俗司兼办。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是近代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石窟艺术的现代科学保护和研究机构，同时也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独立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其意旨便是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其“工作对象，保管和研究并重。”[9]土地庙遗书发现后，作为收藏敦煌文献最多的北平图书馆最先提出保管诉求，之后西北图书馆、甘肃省政府分别以搜寻西北古文献和阐扬西北文化及拟设博物馆征集陈列品为由提出诉求。教育部对此从大局出发，全面考虑各方面利益关系，仍决定将土地庙遗书由敦煌艺术研究所保管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虽是教育部（之后曾改隶“中研究”）直属单位，但所址在敦煌莫高窟，地处偏远，所内日常补给、修建围墙等各种事宜均需地方政府的支持，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次保管权的争议比较妥善地避免了相关单位之间可能会出现的正面冲突，敦煌艺术研究所与相关诉求单位并未有直接公函往来，而是由其直属机关负责处理，化解争议。古物国有原则无可争辩，然具体操作中相关单位对某一文物的保管权出现意见分歧却并不稀奇，相信所有单位的出发点均是如何更好保护国家珍贵文化遗产。在土地庙遗书保管权的争议中教育部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坚持就地保管的原则，在战争时期最大限度避免文物流动的风险，这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也为文物保护和处理各单位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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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档案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艺术单位;艺术档案管理
1 艺术档案的特点
艺术档案是指各类文化艺术单位和艺术工作者在艺术创作、艺术演出、艺术教育、艺术研究、文化交流、社会文化等工作和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按照《艺术档案工作暂行办法》，艺术档案细分为艺术生产档案、群众艺术档案、艺术教学档案、艺术研究档案、专业表演艺术档案等16个类别。艺术档案除具有一般档案的规律和共性外，还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个性特点：
1.1艺术性。艺术档案是文化艺术活动的历史记录，艺术性是其突出特点。文化艺术活动中，对于戏剧、舞蹈、歌曲、音乐、曲艺、杂技、书法、绘画、文艺表演等艺术形式的活动，按照其各自艺术专业性特点进行收集、整理、保管、开发、利用，艺术档案反映社会生活，将艺术工作者的精神劳动及其艺术创造成果，通过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形象这一特殊手段体现出来。
1.2公众性。艺术作品是供人们欣赏的精神食粮，一出精彩的大戏、一支优美的歌曲、一段惊心的杂技等，了解的人越多，艺术档案的作用发挥得就越大，就越能让经典的作品流芳百世、经久不衰。这就决定了艺术档案具有公开性、公众性特点，便于艺术档案广泛利用，易于发挥作用。
1.3多元性。这是艺术档案的一个明显特征，现代文化艺术活动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同的技术手段，所产生的记录形式和载体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所以艺术档案材料在载体类型上呈现多样性特点，在保管工作中艺术档案用多种不同的记录手段、在不同的载体上、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反映一项艺术活动的全过程及其取得艺术成果，加之各类艺术手法表现的形式、内容千差万别，这就必然成就艺术档案材料、类型的丰富多样。
1.4独特性。艺术档案带有深厚的艺术家的个人色彩。由于艺术家各自生活的阅历不同，思想性格千差万别，审美情趣存在差异，艺术才能不同，即使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的时期内，其艺术思想、倾向、风格、创造方法也不尽相同，根据个人风格和各自创作方法的不同，艺术家被分为各种流派。因此，艺术档案也必然带有不同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流派特点。
2 加强艺术档案管理的重要性
艺术档案管理是文化艺术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是记录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历史、保存艺术成品、造福后世的重要手段。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要充分认识艺术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手段，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实现艺术档案管理工作的良性发展。
3 艺术档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8年4月份，安徽演艺集团会同省档案局，对集团所属黄梅戏剧院、歌舞剧院、杂技团、话剧院、大剧院、徽京剧院、安徽乐团、演出总公司、演艺院线等9家艺术院团开展了艺术档案分类方案调研，发现存在以下四类问题。
3.1.艺术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目前，除了文化部、国家档案局颁布的《艺术档案管理办法》，对综合活动材料、文学创作材料、艺术表演材料、美术摄影材料、社会文化材料、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材料7大类艺术档案进行规范。但对于这7大类中具体需要归档的文件没有细化的管理办法，比如艺术表演材料类，剧本、曲谱、灯光、音响、服装材料等，包括了纸质、光盘、照片、实物等好几类档案的保管利用没有具体的办法。即使有相类似的归档材料，在归档方式上也存在差異。
3.2. 艺术档案管理人员不专业。很多文化事业单位没有专职档案管理人员，多数由办公室文书或人事部门兼管，单位活动档案和艺术档案混放一处，分类不严谨，没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3.3 艺术档案管理软件不配套。按照艺术档案艺术性、多样性和独特性的特点，很难使用传统档案软件管理艺术档案。当前，还没有开发出一套实用的艺术档案管理软件，把不同种类的档案综合到档案管理软件中，把纸质、视频、照片等相关的材料一一对应起来，方便查找、保管和利用。
3.4.艺术档案数字化程度不高。存在硬件严重不足，软件开发滞后的问题，大多数文化艺术单位只有价值不高的简易设备，没有专业高端的信息采集、存储和利用设备。同时，档案数字化标准也不统一，难以实现规范化和标准化。
4 艺术档案管理应采取的措施
4.1完善管理制度。加强艺术档案的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艺术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对艺术档案的收集、归档、移交保管、借阅、利用作出明确规定。严格执行《档案法》《著作权法》等相关法规，防止艺术档案分散流失。要将艺术档案工作纳入文化艺术单位工作计划，将其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要给提供档案者出具收藏证书和补偿一定的制作成本费用，通过不定期举办优秀艺术档案展览等，提高文化艺术工作者上交档案的积极性，建立健全保存、上交艺术档案资料的激励机制。
4.2加强数字化管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实现艺术档案长期保存、资源共享，延长档案寿命提供了广阔空间。要利用多媒体技术对现有艺术档案的原始资料进行处理，借助扫描仪、数码相机、存储磁盘等手段，将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实现艺术档案数字化;同时，建立艺术档案目录数据库，便于艺术档案的检索和查阅，实现艺术档案信息化管理。
4.3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文化艺术单位要有目标、分步骤地培养一批艺术档案人才，充实到艺术档案单位。通过举办艺术档案知识培训、文化艺术藏品展览等，提高档案管理人员自身素质，提升其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为做好艺术档案的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文化部、国家档案局，《艺术档案管理办法》、《艺术档案工作暂行办法》。
[2] 李燕红.艺术档案及其在其中文化中的作用，《神州民俗》，2012第188期。
[3] 张毅.档案数字化管理探讨，《社会发展》。
作者简介：
朱焕凤，女，汉族，1980年，安徽长丰人，2004年毕业于安徽工程大学艺术设计专业。从事艺术档案管理8年，档案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