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随着国内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情况较为激烈，大多数企业已经面临体制创新的局面，力求在经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跟脚。职业经济师属于特殊职业，对企业发展十分重要，逐渐成为各大企业争抢的角色。文章对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师职业定位与价值进行分析，为企业发展做出参考。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经济师；职业定位；价值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6.119
经济师在企业管理以及运营中能够对企业走向提出意见，可以为企业制定现代化战略方针，根据市场情况作出战略调整。所以，经济师是企业发展必要人才，能够帮助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1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职业分析师职业定位
1.1 企业发展的方向制定者
经济师作为企业发展方针制定的决策者，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并且能够根据市场情况，通过市场分析思维，和市场竞争意识，帮助企业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高速发展。经济师需要具有宏观的眼光和敢于冒险的意识，根据市场变化，对整个公司经济制度进行有效改革和创新，做好经济调控以及内部改革，通过制定可行性方案，将公司中不利于发展的策略剔除，使公司经济效益提升。经济师在方案实施过程中，需要做好监督工作，根据实施情况适当做出调整，使企业市场竞争力提升。同时还需要做好规划，提升企业知名度、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等。经济师需要通过自身在企业内部的声望以及外部的人际关系，做好宣传工作，使社会认可企业品牌。
1.2 企业经济活动的实施者
经济师作为企业高层，直属管理人员为公司总经理，主要责任在对公司经营发展中发展策略以及经济活动方向进行制定，公司总经理在将公司发展大纲下发后，经济师需要根据公司现阶段情况以及市场情况将大纲细化，制定出详细的经济发展方案，所以经济师不只是企业经济活动的决策者也是执行者。
1.3 企业管理的执行者
经济师在企业日常经济活动中也要做好策划工作，需要制定出科学的、有效的发展策略，经济师与其他管理人员相比，需要掌握更多的数据以及职业技能，才能够将作用发挥，所以经济师能够发挥的作用较大，能够准确地为企业做出经济发展策略以及对经济风险进行判定，还能够帮助企业解决经济发展停滞问题，使企业发展渠道变宽，增加企业发展空间，增强企业经济收益。
1.4 风险的预判者
市场经济日新月异，行业竞争尤为激烈，经济统计工作需要面对的经济风险较大，企业要想得到长足发展，就必须对内部经济风险进行把控，具有足够的风险意识，能够根据市场变化为企业制定风险控制方针。经济师必须要经历长时间的磨炼，才能够对风险进行预判，为企业发展之路做出下一步规划。
2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师的职业价值
2.1 宏观把控
经济师作为企业管理者、策划者以及执行者，将自身所需的专业技能以及实际操作能力排除，还需要能够做到随机应变，通过智慧将企业风险解决。在整个经济市场中，企业发展要求经济师必须能够对经济市场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决策，保障企业能够走正确发展道路。并且经济师还需要具有较大的野心和冲劲，不能对现状产生满足感，所以在发展机制方面应当做出实时调整，保障企业发展有活力，使企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经济师还需要做到与时俱进，能够与其他企业经济师共同探讨，帮助企业建立高效的监督体系，保障决策公正、公平。
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需要通过有效的机制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以及团队凝聚力，经济师需要将经营决策方案下发到下属管理者中，使管理负责人，通过拆分方式将目标分层，提升工作效率，将任务目标实现，减少人员成本。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有些部分需要注意，经济师需要站在领导地位，对目标实施做好带头作用。
2.2 着手管理，勇于创新
价值较高的经济师一般会具有两个素质，也就是创新意识和管理意识。我国经济市场变化无常，陈旧的管理思想无法与高速发展的市场相符合，所以经济师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勇于将企业内部陈旧的体系改变，不断创新实践。但是职业经济师由于职业必备的风险预测性，在做出决断时需要小心谨慎，经济师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注重自我管理。职业经济师需要主动学习国内外先进改革方案，保障自身能够在政策改变时做出经济体制调整，使企业在变化的市场中站稳跟脚。职业经济师还应当提升综合管理素质，学习各个方面理论知识，并且增加实战经验，提升自身分析能力。
职业经济师需要对整个企业以及员工进行把控。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中不管是员工还是管理者都会带有主观情感，经济分析师需要站在企业利益视角，帮助企业管理者以及员工能够排出主观情感因素，一切以公司利益为主，做出正确的决策。
2.3 抓住重点，合理规划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师管理涉及的管理内容较为复杂，需要涉及技术设备、物资分配、人士安排、财务管理以及生产管理等方面。经济师在企业经济管理中，需要将综合性管理内容高效衔接。企业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还需要防止内耗，将企业工作氛围转换，形成积极的工作气氛。在一般情况下，企业中可能会出现较多不可抗拒因素。所以作为职业经济师，应当有高度防范意识，将潜在危机排除，做好提前预案。这需要经济师在进行工作安排时，要有对重点的侧重分析，做好布放管理，将企业发展的薄弱点攻克，并提出建议做好监督，使职业经济师的影响力发挥。
职业经济师不同于其他员工，需要站在经济管理以及经营角度进行分析，与市场接轨，成为全面的经济师。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师应当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将所学知识能够应用到企业管理中，还需要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学习计算机能力以及外语能力，具有其强大的接受信息的能力，完善自身综合能力，符合职业经济师的职位。只有具有全面的职业能力，才能在企业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做到良好的应对，将企业弊端排除。
2.4 具有担当意识
经济师需要具有担当能力，在企业决策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若是自身责任，需要勇于承担，并且对经营活动严格把关。一方面，经济师要对企业所推行的政策进行科学评估，并尊重企业整体意见，避免因个人观点，对企业全局产生影响。在实际经营活动中，无论是经济师还是工程师或者企业领导，都应当对自己所引起的错误承担，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从全局出发，将企业政策从新调整，针对市场情况，做出符合发展的更改，将出现的错误记录，铭刻于心，防止自己错误重复出现，在不断的实战中努力提升自己能力，为公司发展保驾护航，坚守职业道德。
3 结 论
总之，作为综合素质较强的经济师，在增强企业经济和提升企业实力方面都会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经济师在职业道路发展过程中，需要做好职业定位，将新的经验不断吸收，不断学习理论知识，提升自身职业技能，具有与时俱进的意识，敢于开拓创新，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并且经济师还需要提升自身管理能力，保持自律，坚持职业操守，帮助企业提供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从而提升自身在企业的价值。企业应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需要对经济师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有清晰的认识。对企业来讲，积极聘请优秀的经济师，为企业发展提供科学的建议，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健康稳定发展。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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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房产经济;现状;发展
我国房产市场业的发展越来越火爆，在发展中创造出多项财富奇迹，在市场经济逐渐上涨的浪潮中，人们也将发展的矛头指向了房产领域。房产业在前几年异常火爆，随着政府作出了相关的调控措施之后，其理性发展又回归了。房产是需要金融领域支持的，而房产经济也会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影响，目前我国房产发展还是有一些问题并继续解决的，以此来促进房产业的发展。
1 国内房产经济发展的现状
1.1 房地产投资的状况
国内房产投资的态势还是在不断上升，在整个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其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大的，而且有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国内民间的资本投入，还有少部分是国际投资，所有人都看好了我国房产业这块大蛋糕。在房产业所有的投资总额中，民间的资金投入占据了绝大一部分，在近年来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之后，民间资金的投资逐渐回归到了正常的态势，投资的对象也从商业用房逐渐转向了住宅投资，投资结构也趋于正常。
1.2 房地产开发的状况
国内房地产在开发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个特点，即新开工面积逐渐增多，竣工的面积有所减缓;拆迁的规模受到了遏制，控制土地形式还是很严峻。第一点主要体现在开发商将以往囤积的土地逐渐进行开工，同时他们为了保证利益的最大化，在施工的时候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进度上控制好，不用太快，所以也就出现了竣工面积和竣工面积不成正比，增速也比较慢。第二点主体现在房产业的过度开发，对拆迁带来了较多的负面新闻，尽管国家对此有所重视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是在土地使用情况上来看，还是不容易控制的，这其中结合了开发商和政府双方面的想法和收益，所以在房产开发的时候经济问题也会受到影响。
1.3 房地产销售的状况
国内房地产在销售的过程中，还是有所波动的，近些年层出现销售速度快速上升的情况，也出现出短暂回落的情况，但是总体来看销售量还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虽然政府对楼市情况进行了调控，但是在一段时间后销售比例还是会持续上升，虽然有的地区销售量和销售的价格都回落了下来，但这不能代表所有的地区，核算全国平均的房产价格，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我国城镇居民也越来越多的往城市落户，对房产资源的需求还是很强烈的，购房的热度并没有较弱。再就是人们都在住房上搞投资，在国内经济和股市都低迷，而且人们资金充裕的情况下，都会将房产市场作为首选的投资对象，这对房价的高攀不降有一定影响，也表现出人们对购房的需求。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来源于金融。目前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和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普及率还是相当低的，很多的积金还是处于闲置的状态，因此我国应该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购房支持力度。
2 国内房地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对策
国内房产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有一定问题存在的，从金融风险上来说，这主要集中的商业银行，个人信贷违约的现象频出。从金融创新上来说，商业银行在经营上不是特别规范，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将房产信贷看做是优良的资产，这都是引发房产经济的主要问题。
2.1 重视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加强政策性金融服务
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社会保障制度，为了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政府应该出一份力量，加强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政策性金融服务。有许多国家在这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比如，在美国，就实行“居者有其屋”;在新加坡，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些例子都非常成功，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我国也应该逐步完善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向中低收入者购房提供信用担保或者贷款贴息等等。
2.2 创新房地产金融产品
相关人员应该将房地产市场进行细分，比如分成刚工作青年消费者、低收入家庭等，开发适合不同人群的住房金融产品。其次，在房地产管理、租赁、买卖、收购和开发等环节，都应该向人们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最后，还应该实现房地产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形成资产证券化、企业债券、投资基金和房地产信托等为一体的新式房地产金融产品。
2.3 使房地产金融市场的体系多层次化、全方位化
在我国，房地产行业要建设全方位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除了由信贷市场进行间接融资之外，还要建立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除了由一级市场来提供直接的融资服务之外，还要建立二级市场来分担一级市场的风险，从而解决住房贷款的资金流动性问题和期限错配问题。此外，还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交易环境，加快建设房地产市场交易制度，积极扶持贷款、担保、保险、房产中介和房产评估等为一体的房地产金融服务市场体系。
3 国内房产经济发展的趋势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居民的住房都是国家按照相应的政策急性分配，并将住房当作福利，下分给劳动者。在这种住房非配的过程中，国家不光依据劳动者的实际劳动量来分配，还依据他们实际的需求来分配，对于分配的房子也只是收取少部分的资金，作为象征。所以在以前房产生产是没有过多资金来支撑的，这对于房产经济发展也非常不利。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是市场经济体制，住房也实现商品化，主要是依据市场价值的规律进行支配。这样就使得房产的建设生产和消费都被激活起来，这样能使房产商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房产再生产，能进行合理的金融投资，还能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扩大内需，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居住面积。这种房产经济市场虽然有诸多的好处，但还是有一定弊端，而且房产经济发展越快，弊端也就越突显出来。
在未来，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将呈现出以下趋势：第一，房地产要向中低收入者和住房困难群众倾斜，要着力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第二，房地产要节约能源和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因为我国近些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加快，农村中的许多居民要到城镇居住，所以土地问题十分重要;第三，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要能够维护和保证我国的国民经济稳定运行，因为房地产业涉及到钢铁、水泥、金融等其他各个行业，所以房地产的发展规模要在这些行业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结束语
国内的房产经济是和人们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直接体现出人们的利益。我国房产经济要想稳定房展，并能满足人们对住房的需要，国家就应该对房产市场进行有效的整顿，规范房产经济发展中一些弊端和问题，从而使房产经济更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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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本文分析了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背景以及近30年来的理论进展，比较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概括了两种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关注焦点，认为目前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研究已经在打通国际和国内界限，结合经济和政治要素的学术方向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来分析和认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3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领域做出的。[1]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任务就是“说明为什么各国政府会采取它们已经采取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关系会表现出它已经表现出来的冲突与合作形式。”[2](P8)学者们在对国家贸易政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汇率和货币政策以及援助政策等的分析中，建立了不同政治要素和经济政策输出的因果关系。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不仅扩展了我们对一国政策选择的理解，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国家间经济冲突与合作的认识。
本文主要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理论背景，比较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概括这两种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关注焦点，最后讨论对外经济政策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该研究得到学术关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天然的是政治经济学议题。无论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研究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还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强调经济力量对政府政策的约束，[3](P1)都可以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提出命题并进行经验验证。对外经济政策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是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就政策过程而言，则毫无疑问是政治协调的结果;就其后果而言，则是关系到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稳定。对外经济政策明显的体现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与财富的互动。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主体时，就是研究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反过来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的经济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研究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早期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就是集中于考查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可参考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1975;Stepha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库珀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相互依赖对国内的影响，强调国际市场一体化对国家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制约，可参考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 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第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时代，国家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戴斯勒(Destler)认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我们很难发现没有不超过美国边界某些影响的政策行动，更难发现没有明显经济内容的政策”。[4](P7)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紧密，国家经济政策的跨界影响也相应增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也产生了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可能一国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努力，会导致别国的失业上升;而石油消费大国国内对石油税率的提高，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价格的下降。政策的外部性要求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政策的国际传导机制，在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和国际传导机制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国际合作。
第三，对外经济政策还是政府对别国施加影响，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国家可以通过改变同特定国家的经济联系条件来影响该国政策。针对特定国家[JP+2]的歧视性政策，往往是一国试图利用对外经济政策对其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对外经济政策也可以巩固安全，通过对外经济政策，比如马歇尔计划，可以强化联盟关系，防止第三方的攻击。[5]就对外经济政策而言，歧视政策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战略工具。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对外援助以及经济制裁政策等都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这些政策的目标、绩效以及政治结果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对外经济政策也是国家应对全球挑战的工具，是国家维护国内稳定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国内政治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为了制定某项对外政策，常常要经过艰苦的国内政治辩论。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会对一国社会内部分配产生影响。一国内部可能只有某些部门、某些企业或者某些要素所有者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因此关注对外经济政策已经不仅是政治家或者政党的事情了，也成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动力之一。对国家而言，平衡国内不同利益要求，补偿全球市场的失败者，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往往是一种选择性的控制政策，[6](P51)比如国家会允许某些行业部门更开放，因而降低其关税水平，允许更多外资的进入;也可能会为了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而限制不同类型劳动力的进入或者对特定行业实施保护。这种选择性政策会深刻地影响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因此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国内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为体在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活跃，这也是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权力与财富、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很好地体现了出来。学者们或是强调政治对经济关系的作用，或是分析经济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3](P4)针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机制。根据解释变量的设定，学者们将对外经济政策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弗里登和莱克根据研究层次和单元，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区分成四种解释模式：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3](P4-9)国际政治角度的研究用国际权力分配来解释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模式则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市场的力量，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政策的制约;[JP+1]国内政治模式是把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看成是国内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关注的分析单元是政治家或政治制度;而国内社会模式则强调社会利益集团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本文就以此为分类依据，分别讨论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方法及其主要问题。
二、国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国际体系的特征与国家行为和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核心观点就是“国际力量分布的变化和敌对国家在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中的行为，是造成对外经济政策大幅度变化的决定性力量”。[2](P20)这种观点主要来自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决定的国家行动的基本原则，认为体系层次是解释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要素。[7]国际政治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均势稳定，一种强调霸权稳定。前者认为，只有各国军事能力的相互稳定，才能有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避免恶性竞争的经济政策，相信“军事力量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国家政策的变化，有时导致力量的重新组合，建立新的平衡，以遏制新增强了力量的国家或联盟。这种重新组合可能涉及对外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2](P22)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观察对外经济政策的另一种代表性理论就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与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的关系。金德尔伯格认为一个主导性大国对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是重要的，他在分析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提出了国际经济中霸权和领导者是世界经济保持稳定的基础，3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没能及时地承担霸权的责任。[8]吉尔平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克莱斯纳对国际贸易结构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权力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他们都主张霸权国家能够保证经济的开放和避免与邻为壑的政策。
吉尔平运用权力分析方法，讨论了霸权与跨国公司的关系，认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特定的政治和安全结构，这一结构推动了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快速扩展”。[9](P113)克莱斯纳则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认为国际贸易结构是由国家利益和权力决定的，也就是国际经济的霸权结构更容易产生开放的贸易结构。[10]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政治视角将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作为解释变量，强调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是国家扩展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实现安全的重要方式。当国际体系是势力均衡体系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就是以维护体系均衡为目的，并根据这个政治目标来展开经济交往或进行经济援助。在势力均衡体系下，对外经济政策是维持体系的重要手段。当霸权是国际体系特征时，这种方法着重分析的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认为霸权国的政策目标是为了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其副产品就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与稳定。其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也是受制于霸权国的政策偏好的。这种视角在解释冷战时期，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时，具有解释力，但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研究路径受到了很大挑战。
从国际经济视角出发的研究强调国际市场变化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主要原因。这种分析将国际经济的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将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认为国际市场的不均衡特征是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在1972年《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一书中就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跨国关系或者后来发展的相互依赖都是强调世界经济的联系状况，两位作者强调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的增加部分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现实。这个思想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了世界政治的研究中，[11]从国际经济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种视角下也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试图全面理解全球市场一体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格瑞特(Garrett)将国际市场一体化定义为三个方面“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12](P788)认为这三个方面确实限制了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国家更多的权威来源。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全球化对国家的制约性，比如资本的流动性增加了私人部门退出某个国家的能力，金融的全球化限制了政府采取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但是，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权威，当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增加的时候，社会中某些部门的社会经济不安全感也会增加，就会要求政府提供保护。所以衡量全球化与政府自主性的关系，关键就是看全球化的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资本的退出威胁与重新分配的大众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成本与收益。[12](P789)
在这种视角下，第二种研究思路关注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制约作用，研究国际经济是如何作用于国内政治。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世界经济通过三种途径改变了国内政治：“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3](P255)强调“国际化影响社会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面对的机会和约束，进而影响其政策偏好，即影响它们对何种政策最能实现其根本目标的选择……国际化也影响了国家财富的聚集、国家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政府所面对的机会和约束。”[13](P4)也就是，通过理解国际经济影响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和行动能力，来认识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国际经济视角通过国际经济的特征来理解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对国际经济特征的判定和国际经济如何影响政治的因果机制的确立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种研究思路从定义全球经济的双重矛盾特性来理解对外经济政策，全球经济一方面限制了政府能力，但同时又增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要求。第二种研究思路则通过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来分析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两种思路各有侧重，并且都被从国内政治经济角度的研究所继承。
三、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从国内政治经济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种路径：强调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与政策竞争的国内社会路径和强调政治家与政治制度作用的国内政治路径。
国内社会模式是重视民主制度的代议本质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本质，或是用民意或是用利益集团的活动来解释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2](P26-29)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问题领域，学者们设定不同的国内社会行为体作为研究的考察对象。概括而言，这种研究关注的行为主体是特定的利益集团、公众或者中位选举人。
斯奈特施内德(Schattschneider)对斯穆特—霍利(Smoot Hawley)法案的研究就是最早强调国内利益集团相互作用与贸易政策关系的，他强调因为主张保护主义的进口商的利益更集中、更有组织，因此政治上更有力;而自由贸易的主张者主要是消费者，则很难组织起来，难以发挥政治影响。[14]但是，因为他的研究过于简化了贸易之间的集团分歧，而受到了严重挑战。后来的学者在斯奈特施内德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利益集团模式。一般讨论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收益和成本影响，然后确定它们的政策偏好，再通过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行为体的偏好结构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这种利益集团基础的模型在贸易领域得到了显著发展，学者们就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的不同的国内社会经济基础作了深入地研究。
另一种研究是基于选举的研究，以民主的多数决为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框架。对于政治家而言，其目的就是维持自己的位置，赢得选举，所以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就必须分析选民的政策偏好，迎合选民。霍特林(Hotelling)和布莱克(Duncan Black)发展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成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按照布莱克的中位选举人定理，投票者的偏好均为单峰偏好，则中位投票人就是政策的决定者，所以对外经济政策体现了中位投票人的偏好。
莫罗维斯克(Moravcsik)总结了这种国内社会解释模式。莫罗维斯克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世界政治中的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15](P513)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他提出了关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社会行为体优先性;代议制和国家偏好;相互依赖与国际体系。社会行为体优先性指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是个人和私人集团，他们一般而言是理性的和规避风险的，他们在物质稀缺、价值观冲突和不同的社会影响所设定的条件下，组织交换和集体行动以提高自身的利益。”[15](P516)代议制和国家偏好则是指国家是国内社会的代表，正是在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国家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莫罗维斯克的主张是比较彻底的国内社会主张，强调从下到上的利益汇聚过程，从而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各种约束条件下，国内社会利益的加总与实现过程。
从国内社会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强调了政策制定的社会基础，以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来解释政策选择的结果。无论是选择利益集团还是选举人作为研究单元，都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后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这种方法忽视了政治行为体自身的政策偏好，当然政治行为体要反映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但是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其次，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社会行为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问题，社会行为体的行动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并不是总能根据自身的政策要求组织参与政治活动。
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社会经济利益行为体的作用，但是也有学者强调最终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是由政治家和政党做出的，他们并不是中立的和没有自身利益考虑的，因此要考虑政治家和政党的政策偏好与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关系。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一般强调政治行为体的重要性，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者立法机构成了研究关注的行为体。这些政治行为体都被假定是理性的和单一的。政治行为体的基本目标就是维持自己的职位，基本的效用函数就是选票最大化。政治行为体面临的制度约束就是选举，根据这个基本前提，决定选举的要素我们假设为整体的经济状况，比如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通货膨胀以及社会保障程度等。国内政治视角就是在这个框架内来解释不同的政策过程和结果。
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决定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对外经济政策对国内的分配性后果以及对政府干预经济手段有效性的影响。[16](P46)政府制定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会造成国内特定部门、要素所有者、企业或者特定的地区间损益的不同，如果受损的部门或者阶级、企业、地区能够有效的组织起来，并进入政治过程，就会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政府或执政党必须考虑政策的分配性后果与统治的支持程度，这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重要的关切。同时，对外经济政策也会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的有效性，如果国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状况和国家的国际承诺都会降低国家的政策制定的自主性。比如，如果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那么国家就不能有效地用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丧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也有学者强调国内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国内制度是政治家行动和实现自己目标的政治框架，政治制度会决定政治家的政策偏好。这些学者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强调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总统制或者议会制、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选举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议会的结构以及委员会等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都被引入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d)与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17]他们研究了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对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因为选择固定汇率制就是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而不同的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决定了政治家或执政党是愿意选择固定汇率制还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首先，多数选举制的结果更容易产生一党政府，所以决定选举结果的往往是很少的票差，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可以在选前改变部分选民的福利水平从而赢得选举，因此执政党一般不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倾向于采用浮动汇率制。在比例代表选举制下，一般不能形成一党政府，往往是联合政府，所以不会拒绝固定汇率制。[17](P76)第二，反对党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也决定了执政党是否会采用固定汇率制。如果反对党被排除在政策立法过程之外，反对党缺少足够的资源和程序来影响政策过程的话，执政党是不愿意放弃政策自主性而采用固定汇率制的。[17] (P76)
总之，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政治行为体偏好对理解政策选择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制度性限制来理解政治行为体偏好的形成;就行为体而言，无论选择的是政党、政治家还是议会、行政机构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理性的和统一的行为体，有着稳定的偏好;强调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特征，认为国家政治是一种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因此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就必须理解这种开放和分享的决策过程。
四、结论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迅速进展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之后，国际关系中三个现象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就是国际事务中经济要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冷战结束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的制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第二，问题领域变得更加重要，不同领域之间权力的转移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18](P27)石油、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货币金融等不同问题领域变得重要起来。第三，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内层次变得更加重要，原来两极对抗下军事优势的重要性降低，国内不同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与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关系越来越引人注目。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内政治过程的妥协性是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两个基本前提。应该说，从70年代以来这些趋势变得越来越强了。
与20世纪70、80年代占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理论的简洁性不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更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复杂性，这可能既是国际关系现实变化的原因，也是理论趋向变化的结果。在冷战时期，安全是最核心的问题，军事力量是最有效的施加影响的手段。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尤其冷战之后，经济要素和国内要素在解释国家行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从理论发展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成了学者们对政治冲突和权力争夺的关注，学者们关心如何能够发展出避免战争、谋求和平的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条件下能够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随着国际关系本身复杂性和多样的变化，国际关系研究更强调把握具体的因果链条，“当学者们能带有信心的确证那些影响外交政策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因果力量时，国际关系研究才是有用的;而不是在于学者们用自己具体的经验知识来提出意见，尽管可能是睿智的和具有完备信息的。”[19](P136)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比如，贸易政策的政治学能够帮助政府找到更好的方法进行国际贸易谈判，也就是给对方最大限度的压力，而自己承担最小的成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同欧盟的争端中，美国准备就香水和几种特别的奶酪实施制裁，从而影响了法国政府的态度。[20]国际关系研究中，各种“主义”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来分类现在的新一代学者越来越困难，学者们更多的强调具体问题领域的原因和结果，通过掌握国际关系的作用方式来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现象，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综合各种研究视角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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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and the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Qu 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责任编辑刘蔚然]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增长率 利率 加息 收入分配 人民币汇率 升值 匹斯堡提案
一、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
因为房地产的调控，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个多月前还此起彼伏的经济过热，升值加息的声音，忽然变作中国经济将“第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的预估，大有2008年金融海啸暴发时的那种架势。笔者认为，使用与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同样的表述，来描述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危言耸听之嫌。
2010年与2009年的增长形势完全不一样。2010年经济已开始V型反转，根据近期的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本稳定。特别是经济领先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15个月在正常水平以上运行，5月虽较4月有1.8个百分点的下降，但仍在50%的正常水平之上，显示未来三到六个月经济将呈现增长之势，只不过态势较之前更趋平稳。
相对2009年中国经济“探底”至十数年来的季度经济增长最低点并面对可能继续大幅下滑风险的形势，2010年房地产调控和其他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投资增长从32%的水平回落26%左右，应是对已呈现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的主动调整，而非“二次探底”的危机形态。
因此，所谓“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不是对经济现状的合适表述：所探之底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之底，还是9%至10%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之底?经济下滑，是像2008年那样从上半年的10.4%的增长，“滑”到第四季度的6.8%的增长，还是从第一季度的11.9%“滑”到9%至10%的潜在增长率?2010年二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都低于第一季度，但若以“二次探底”，“经济下滑”这些与危机相伴的字眼，判断正在走出危机的中国经济的形势，无疑会产生误导效应。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需要过高的增长。2009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实际达到11.7%。2010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如果2010年第二季度乃至全年延续一季度那样的快速增长态势，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超过9.5%至10%的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出现经济偏热。
要小心了，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可能引发通胀恶化。经济学理论证明，在经济处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刻意推动更高的增长，可能推动更大的投资，过大的投资需求一定会增加过多货币供应，推动短期总需求偏离潜在增长水平，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上涨，价格势将偏离均衡水平上涨。如果短期内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不能提高，这种偏离产出均衡水平的状态就是不稳定的和不能持续的，很快不得不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回到原来的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这时候如果继续增加货币发行，上面的过程就会重复，结果就是价格水平不断上升，通胀形势在循环中不断恶化。这对于当前通胀预期的管理，避免通胀形势恶化是非常不利的。
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也是资源消耗的低效率增长。2009年，我们以32%的投资增长，获得了8.7%的经济增长，粗略匡算一下，大约4%的投入收获1%的产出，显示中国经济处在规模递减状态。如果继续推动更高增长率，可能需要5%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有1%的产出。这种资源消耗型增长非但不可持续，也与刻不容缓的转型战略相背离。在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改变之前，推动这种低效率的高增长，后患无穷。
再说，第一季度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房地产投资增长35.1%，超出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个百分点。超过潜在增长率的11.9%的增长，相信房地产投资驱动是个主要加速器。而房地产在严厉调控政策下降低增长速度，将超过潜在增长率11.9%的增长拉回9.5%至10%的潜在增长水平，是2010年经济的平稳运行的目标实现的关键之一。
笔者认为，实现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的平稳增长目标，可以得到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善的支持。7.5万亿的新增贷款加上2009年未使用的银行信贷，能保证25%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在各种刺激消费增长的财政政策推动下，消费保持15%至16%的增长水平完全可以预期。
不过，对5月出口48.5%的增长不能盲目乐观。在2009年同期平均超过25%的出口负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同比的高增长数据，并不能说明出口在非常强劲地恢复。如果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全年出口增长的平均预期需要有所调整。
当然，在对2010年的经济增长的诸多驱动因素中，顺差增长的贡献都是非常保守的。笔者对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以及全球贸易形势都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不认为世界贸易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基本判断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在低水平上转负为正。
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经济放缓，制约中国出口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欧元贬值增加出口对欧洲经济的正面效应，可能会部分抵消欧元区各国削减财赤产生的负面效应，经济增长或可从1.3%下调至1%，但不可能降至2009年那样的负增长。特别是刚性的消费市场一般不会因为经济放缓而大幅萎缩，中国一般消费品的出口增长可能低于年初预期，但调整幅度不会特别大，也是可以预期的。
从总体来说，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可以保证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至10%的平稳增长水平，而净进出口的改善，将在边际上增加实现2010年增长目标的保险系数。
2、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
4月CPI增长2.8%，相对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变负了。因为翘尾影响，2010年CPI会显得增长较快。加上食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年中CPI可能达到2010年最高水平。估计会有一段时间有效利率为负。加息之声音随之又大了起来。
提升名义利率，对改善实际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费品生产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负利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扭曲，只会产生非常边际上的影响。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不会导致供求形势的变化进而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
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利率的调整有利有弊。比如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
生动力。
如果能够切实按照我国新的保障体系的低水平高覆盖的方向，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在社保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为将来生活保障的储蓄减少，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也会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个重要部分。2009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过100%。如果一般收入群体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费，而且在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态势下，人们一定要减少当期的其他消费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费支出都是以数十年计算的，也就意味着消费支付能力要被锁定数十年。高房价无疑打压了消费增长的空间。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减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释放出巨大的当期消费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机制
研究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2010年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万亿和2009年GDP34万亿匡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24%左右;企业收入占到30%。
这种分配比重显然不利于中国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因为居民的消费增长缺乏基本的内生推动力，而这恰恰是实现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基本的因素。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60%左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也占到GDP的50%左右。显然，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合理。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应机制。首先，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
其次，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国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亏损到90年中后期实现收入增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国企在扭亏为盈后理当向政府分红，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应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中的重点之一。
第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垄断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二、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
5月出口同比增长约48.5%，顺差195亿美元。这一数据超过前期国内外预期。这种“预期”与实际数据的反差，给了美国国会以舒默为首的那些一贯拿人民币升值说事的议员以借口。最近舒默准备重提几年前三位议员联名要求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而《华尔街日报》对于美国财长盖特纳关于中国贸易顺差使用了“愤怒”这样的字眼，非常情绪化也非常有煽动性。看来，中国要准备应对新一轮人民币升值的博弈。
国内外的所谓预期，一些特别是香港和国内证券市场分析人士的“预期”，实际上有非常大的误导作用。4月所有的分析还在说中国经济过热，人民币应该升值，同时加息防治通胀恶化。5月中旬统计局公布4月CPI同比增长2.8%以后，甚至有分析人士“预测”，央行次日就将提升利率。但自5月下旬开始，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二次探底”成了热点话题。这些分析，夸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夸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商品欧洲出口的影响，扭曲对中国出口增长“预期”的判断，使正常的出口数据与所谓“预期”产生人为的差异，有可能成为引发成为中美之间的新一轮汇率摩擦的借口。
较大的“预期”与顺差数据的差异，来源于～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比如，对欧洲危机的滞后影响的判断有误。事实上，目前出口增长是前期订单的交货数字，本月出口形势判断理应根据前期的PMI新增订单指数来判断。前期PMI的出口新增订单呈高位运行，虽然多是短期订单，但至少对未来三个月的出口形势的增长态势有领先的指标性意义。换句话说，5月出口增长幅度是能预期的。如果欧洲经济大幅下滑进口市场萎缩，其影响应在新的订单出台后才会显现。
又比如，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判断过度。资料显示，对欧出口约占我国出口份额的19%，比重最大。分析显然过度评估了欧洲危机可能对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危机处理效果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增长可能再次放缓。但是由于欧元贬值带动出口增长，可能部分抵消未来紧缩政策对经济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紧缩政策的长期影响应是正面的。因此笔者认为，欧元区经济的下滑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不会比2009年的形势更恶劣。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也相应比2009年要小。夸大这一影响的结果，使中国贸易本属正常恢复增长的态势不能平和地被接受，引发美国人对本属正常的5月数据借题发挥了“愤怒”。
另外，数据上的大幅改变与2009年的负增长有关。如果考虑2009年5月出口呈同比25.9%的下降这～因素，48.4%的增长与危机之前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说明外需形势仍与我们年初的判断一致：世界经济整体呈复苏态势，但是远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现在还要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虽然整体外贸形势会改变2009年的颓势，而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是小幅转负为正。
还有，不该忽略进口增长大干出口增长这一变化。因为基数的问题，确实存在相当规模的绝对顺差。但是中国经济活动活跃，刺激内需增长，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也大幅增长。从进口增长与出口增长的比较而言，除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和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进口增长小于出口增长以外，对于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的进口增长都是超过出口增长的。这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进口增长，特别是从美国的进口增长，如果美国真正解禁一些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应该提醒美国人，这是他们的问题。在上次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商务部长说，只有2%的中国提交的购买产品被禁止，但对这2%的产品的总值占98%的产品价值的比重则避而不谈。我们应该提交更多的中国需要的美国产品采购单。中国进口增长，对全球贸易的恢复，对全球经济的恢复，能产生非常积极和有利的推动作用。
这些道理，我们需要不断对美国政府讲清楚，人民币汇率绝对不是国际贸易平衡和国际经济在平衡的关键所在。不能让正常的贸易数据成为再次博弈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也没有必要陪美国议员玩人民币要不要升值的游戏，不能让人民币汇率成为G20峰会和其他国际多边平台的话题。
最近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在严峻的压力下加薪，很清楚地表明，在出口产品价格不能提升的前提下，简单提升人民币汇率，将使提升劳动力工资的空间完全丧失，进
而直接阻碍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这就是笔者一直在说的道理，在国内的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完成以后再来评估，人民币被高估都有可能。所以，要顺利完成我们的改革，绝对不能单边升值，推动企业家与美国进口商谈判，提升出口加工产品的价格，是最重要的。
2、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
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在美国自己身上。美国理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克鲁格曼先生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危言耸听，称世界经济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而这主要是由决策失误引起的。他认为，世界各国政府现在均对通货膨胀表现出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称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支出不足。这一切在上周末让人深感失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均得到了生动体现。他的结论是，各国如果过早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和退出经济刺激，那么为这一政策埋单的只能是那数百万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明明是美国人犯的错误，板子确偏偏打在其他人身上。克鲁格曼先生的观点实在非常偏颇。
首先，欧洲紧缩财政不是因为担心通胀。全世界都知道，短期内，欧洲暴发大规模主权债务风险，许多国家不可能再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可能再在市场上大规模融资。如果减税，财政收入本来就入不敷出，无疑雪上加霜，欧洲已经没有财政扩张的空间。
欧元区各国没有本币，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发行货币，也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巨额债务危机。紧缩财政以改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欧洲的无奈之举。
其次，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有利，对欧洲出口产业的就业也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下滑。如果说以失业为指标来衡量欧洲是否会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那欧洲在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已达到16年来的最高，早已进入萧条。而美国出现26年最高的失业率，几百万人已失业一年以上的现状，也早就触发了第三次大萧条。
事实上，克鲁格曼先生高调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施压人民币升值，甚至不惜打一场全球贸易战，非常可能误导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重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决策错误，成为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因素。
我们已经看见一些风险。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惩罚性规模已占3%左右。这对于才安排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刚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就业仍然有巨大压力，增长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也是非常负面的。
事实证明，推动中国加大政策力度，保持过高的增长，施压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的出口，迫使中国给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提供增长空间，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25%，欧洲占24%，日本占7.51%左右，中国与日本差不多，2010年可能在7.5%到8%之间。要中国牺牲自身利益拉动全球经济，特别是为占世界经济60%以上的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提供条件，结果完全可能“事未成身先死”。
更残酷的是，中国不可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恢复，但如果中国经济不稳定，那对世界经济的恢复绝对是雪上加霜。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等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处在二次探底，甚至所谓第三次大萧条边缘的时候，如果中国经济在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下再次大幅下滑，对全球脆弱的经济一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6月29日，中国股市大跌。而接下来全球股市大跌，有分析就认为与中国股市大跌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说明了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打压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可能要承受损人不利己行为的恶果，包括触发全球经济进入第三次大萧条。
最不能接受的是，克鲁格曼先生把全球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是美国自己。美国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的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经济恢复创造条件，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若说存在触发全球第三次大萧条可能性，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稳定因素，才是巨大的不可测风险的关键所在。美国复苏存在几大风险。第一，至今看不见如何解决创下26年来最高纪录失业率的出路。试图通过五年之内出口翻番创造就业的战略，还未开始就遭遇欧洲主权债务的当头一棒。第二，房地产市场恢复遥遥无期。4月相关政策一结束，房屋销售5月应声下降30%。第三，起死回生的银行至今未恢复给实体经济，包括企业和滚动性消费的贷款，使经济恢复可能产生恶性循环。第四，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全球贸易的再次大幅下滑。第五，国债余额占GDP的93%，2011年将超过100%，存在比欧洲更严重的主权债务风险。与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短期美国能印发钞票来缓解主权债务风险，长期来说，不排除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那势必给全球带来将来通货膨胀的巨大担忧。
美国理应全力以赴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不能再千方百计转嫁自己的危机和风险。而全球果真触发第三次大萧条，克鲁格曼先生的推波助澜作用也难辞其咎。他指责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是巨大的决策失误，使大萧条持续达十年之久。但是他高叫的“贸易大战”，恰恰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政策的巨大的失误之一，也是延续十年经济大萧条原因之一。这一点，不知克鲁格曼怎么解释?
3、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仔细分析匹斯堡提案，包括美国最近参众两院通过的监管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综合，我们暂时以“美国方案”称之)，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并没有包括在匹斯堡峰会金融监管改革提议的框架中，美国方案更不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制定监管方案。
国内监管不能取代全球监管
匹斯堡提案和美国方案基本上是在建立一个各国内部监管体系的国际统一标准。这当然很重要。对
于发达金融市场来说，这是危机后的“亡羊补牢”式事后监管。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深入研究这些监管方案，可形成“事前”的防止危机形成的监管体系，站在危机治理的肩膀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但是各国的严格监管体系不能取代金融资本(证券投资资本)的全球监管体系。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G20峰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游戏规则，最核心的部分是建立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商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以及外汇交易市场的统一监管准则，恢复正常的而不是投机当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防止受到金融泡沫危机的再次伤害。
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一直遭到最强势的金融资本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反对。经过这场金融资本全球爆炸制造的虚拟泡沫危机以后，德国和法国反复提出全球监管的问题，美英仍然坚持认为监管是各国自己的事情。G20峰会形成的匹斯堡监管议案，以及美国基本成型的监管方案，基本没有涉及金融资本全球监管的问题。
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属性完全不同
美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英反对金融全球监管的基本理由，也是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所谓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是否带来全球的多赢，并没有理论根据。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扭曲大宗商品价格，是违反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而实践中，金融资本屡屡成为危机的始作俑者。
直接投资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的共赢，是得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证明的。但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的属性完全不一样。金融资本是博奔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特别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制造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实践证明，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多次制造了地区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南美各国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都烙上金融资本巨大破坏性的烙印。
美国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希望从理论上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伯南克在其著名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设，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入国。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两国的资本流向违反这个“假设”，所以中国应该开放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全球再平衡。伯南克混淆了金融资本和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发展中国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资资本，而不是开放金融市场，放任金融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推动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是在偷换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
金融资本扭曲商品价格
2008上半年，金融危机使金融资本大规模转战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脱离均衡价格而大幅上涨。最典型的是石油价格上涨到147美元。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压力下，美国国会要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展开调查，是否存在操纵价格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价格大幅上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投机行为所致。
石油本属大宗商品，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商品的均衡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是当商品市场变成一个投机性为主的市场以后，投机资本既没有对石油的任何需求，也不需要石油供给，从根本上扭曲了商品市场供求定价的基本原则。其次，投机资本不受效用最大满足度的约束。无限膨胀的“赚钱效用”，使投机资本有强烈的动机在油价上涨时把价格推得更高，在油价下跌时把价格打得更低。2008年石油价格最高被预期涨至200美元，最低的时候被预期降至20美元。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从理论和实际上破坏了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如果不限制金融资本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永无宁日。
最糟糕的是，高油价带动了生物制能的原料玉米价格的上涨，进而带动粮价的普遍上涨，以及所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全面推动全球的通胀。2008年上半年，当油价涨至147美元时，70个国家爆发两位数的通胀，一些国家甚至因为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爆发社会动乱。
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像直接投资资本那样带来全球共赢的证明之前，在实践中高风险高危机的基本属性没有有效改变之前，金融资本完全没有约束的所谓“自由化”应该被排除在国际金融新规则之外。
换句话说，金融资本在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流进流出，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对金融资本的活动进行更审慎的管理，应正式纳入国际金融管理体系，而不应该受到非市场化干预的指责，更不应该把对金融资本的合理限制作为“非市场化国家”判断标准之一。金融资本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活动，要被限制在对冲和套利的规模，过度的投机行为要严格禁止。
G20峰会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应从否定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开始。金融资本本不应该“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新监管框架中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林业发展的春天来了。”
翻开刚刚出版的《中国林业市场论》新书，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倏然映入眼帘。
该书主编、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陈建成教授说，林业在改革中前行，只有充分利用市场，才能持续降低林业管理和经营成本；只有利用好市场，才能多方筹措资金，吸纳人才，聚集智慧，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林业发展需要市长，也需要市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政府和市场缺一不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的有效作用，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林业事业的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基于对中国林业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的深刻认识，刚刚出版的这部新作对中国林业市场展开了全面的论述。此书是陈建成教授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之后，带领经管学院教师完成的又一部力作。
认真阅读此书，看到书中的主干由四大部分组成。先是论述基本概念和理论，然后聚焦中国林业市场改革的命题，接下来重点论述了林业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最后探析了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林业税费制度、采伐限额制度等三大制度的改革与优化。
专家有专家特有的严谨。此书首先阐释了与林业市场化改革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比如“林业”。书中认为，“林业泛指所有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和利用有关的全部经济社会活动”，应该说是迄今为止较为准确的定义。书中从社会变迁出发，综述了林业的功能演变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功能；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林业市场的类型与特征进行了解析；从主体、客体等要素视角，阐述了林业市场的结构；从理论的高度，深刻分析了林业产权与林业市场的关系。
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谈理论不故弄玄虚、不卖弄学术、不长篇大论，而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这对读者在较短的时间里，了解和掌握概念的要点和理论的精髓有很大的帮助。
“不同所有制形式林业的市场化改革”是当前林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作者紧密联系中国国有林与集体林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林业市场化，展开了剖析和论述。在国有林场管理中的市场运作机制分析中，重点分析了森林资源培育与经营的市场运作机制、森林资源保护与生态保护的市场运作机制以及国有林场的特色产业的市场运作机制。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国有林场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令人眼前一亮：引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建立多元投入的混合所有制林场；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开展国有林场生态公益林经营；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培育管理走向职业化；允许国有林场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跨区域重组……想必这些建议为我国国有林场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于我国的集体林业的市场化改革，书中重点则放在了制度创新的研究和讨论上。作者提出的路径是，要创新集体林经营形式，优化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多渠道投资融资模式，为完善林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大投资等，加强科学技术为集体林经营主体的服务支撑等。
“林业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这部分，是该书的主体内容，用了九章的篇幅。主要从内涵、现状、发展现状与趋势等视角，依次分析了林业区域经济市场、投融资市场、林业科技与专业市场、林业劳动力市场、木质林产品市场、林业碳汇市场、森林认证市场、林产品绿色政府采购市场、森林休闲服务市场等九类不同林业市场。其中不乏新的观点和新的视角。如在林业休闲服务市场部分，就论述了林业体验、林业养生和疗养、林业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作者提出，要重视培育市场需求主体和供给主体，不断开发创新服务产品，努力消除行业限制，进一步加大试点示范。
林业市场化的健康、良性的发育和发展，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其中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林业税费制度、采伐限额制度等三大制度尤为重要。书中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聚焦这三大制度的改革与优化，不仅介绍了国外的实践与借鉴，还分别就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第三方导向等类型，论述了我国重视，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践、问题及方向。作者就林业税费改革和采伐限额制度的调整提出的具体建议，符合中国国情和林情，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国林业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更加紧密，林业市场化改革的全局视角也需要进一步拓展。要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科学把握国际、国内两类规则。该书的作者以国际视野，展望了未来林业市场发展改革方向，在全书的最后给出了这样的忠告。
陈建成教授称，站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探索中国林业市场发展现状与问题，剖析市场化的方向和掣肘，其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如果阅读此书之后，能够对中国林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形成一些认识，能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设计与选择形成一些启发的话，对作者来说是最大的勉励。
阅读此书之后，我想说的是：书的作用和价值在于启迪。作者的这一目的已经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