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的联系，存在一定的演变规律，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之一。选取人口和GDP两大指标，根据地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运用arcgis等软件制作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地理坐标轨迹图变化图表，分析其变化趋势和驱动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表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和经济分布具有较大的不均衡性，人口分布主要体现为向交通干线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其周围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其他区域人口密度；经济分布主要体现为交通干线周围优于其他区域，而且人口和经济重心的总趋势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
关键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空间耦合
引言
在社会发展中会出现地域空间上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专业分工、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区域，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地区间自然禀赋的差异性。人作为资源禀赋之一，也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确定的正相关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人口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带动该区域人口的高度集聚。因此，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具有耦合性，这也符合“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
秦振霞运用河南省1987—2007年二十年的人口和经济数据，用区域重心法计算其重心及动态变化轨迹，并分析了其变化的驱动因子；徐建华运用近二十年来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三次产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计算出其重心以及演化的轨迹；徐艳艳以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分析了甘肃省十年间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用GDP重心与人口及三产业重心的相关系数来说明其相互之间的耦合关系；钟叶喜运用区域重心法不仅从总体上把握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关系，而且运用地理集中指数法对区域类型进行划分，把握了区域内部各单元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毕其格在选取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和经济相关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度模型，计算出其耦合关系及形成原因，并预测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趋势。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位于中国中部腹地，长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包括周围湖南省常德、岳阳、益阳、望城区以及湖北省荆州四市一区，总面积达6.05万平方公里，2012年人口达2 240.26万，实现生产总值7 204.48亿元，2014年4月14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是众多生物理想的繁衍地和栖息地，同时，洞庭湖对雨季时期长江和湘江等众多河流的洪峰起着重要的调蓄作用，保障了该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研究该区域内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完善经济区功能布局，促进区内协调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运用区域重心的模型和方法，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003—2012年十年的人口重心和GDP重心进行计算，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综合反映其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运用arcgis绘制出二者移动轨迹，有利于更直观地了解其变化规律和特征。
1.区域重心
区域重心是指区域内某种事物承受重力的合理所集中的一点，区域重心随着区域内各部分重力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区域总体分布状况，其变化趋势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区域内各部分人口和经济的均衡程度。假设存在一个由若干个小区域组成的区域，第i个小区域的坐标为（X1，Y1），在实际应用中取其政府所在地的坐标作为小区域的坐标，设M1为该区域的某种属性（如人口、GDP、面积等），则该种属性的区域重心坐标（x，y）为：
x= y= （1）
式（1）中，Mi为各县（市、区）的人口总数或GDP，在运算中取各县（市、区）政府所在地的坐标作为区域中心坐标（Xi，Yi）使用。
2.地理集中度
地理集中度是指通过某地理事物在整体中所占的比重来体现其集中程度。计算方法见公式（2）和公式（3）。
Rpopi= （2）
RGDPi= （3）
式中：Rpopi和RGDPi分别表示某时间内第i单元区域内人口地理集中指数和经济地理集中指数；popi、GDPi、teri分别表示第i个单元区域内的人口、GDP和国土面积；∑表示某种地理属性在区域内统计之和。
（二）数据来源
主要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2003—2012）。行政区划图和政府所在地坐标通过查阅国家基础数据库获得。
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耦合特征
利用公式1，带入该区域内各个县区的重心地理坐标、人口和GDP数据，通过计算得出2003—2012年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并连接各点得出其移动趋势、距离（见表1）。
（一）人口与经济重心的移动特征
1.人口重心移动特征
（1）移动范围和距离较小。与经济重心移动的距离比较，2003—2012年人口重心总偏移距离为3 321m，平均每年移动369m。
（2）移动方向不规则，但总趋势是向东北方向移动。总体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2006年，大致向东北方向偏移；第二阶段为2007—2009年，大致向西北方向偏移；第三阶段为2010—2012年，继续向东北方向偏移。总的来说人口重心移动的大致方向为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
（3）移动距离年际变化不均。从图中可以看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重心移动轨迹呈波动性变化，年际变化不均衡，年份变化最小的2011年移动距离只有24.4m，移动距离变化的最大的2010年达到2 935.3m。
2.经济重心的移动特征
（1）移动范围和距离较大。与人口重心移动轨迹相比，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经济重心无论年际变化还是移动总距离都比较大，变化较为明显。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2003—2008年，这段时间内经济重心移动轨迹没有明显的规律，移动距离为4 573m。第二阶段：2009—2013年，向东北方向移动比较明显，移动距离为24 695m。
（2）年际变化差异大。从年际移动变化来看，2011年移动距离最大，达21 297.4m，而移动距离最小的年份只有2008年的428.3m。2003—2012年经济重心总偏移距离为28 322m，年均偏移3 146.9m。
（3）空间移动总趋势为从西南向东北移动。十年间总共向东北方向移动了28 322m。
3.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耦合的特征分析
2003—2009年之间，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移动的趋势并不一致，甚至呈乱序发展状态，说明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很好的带动人口相应的集聚。从2010年开始，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而且移动距离较大，分别占到十年移动距离的72.9%和77.1%，说明这段时间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同时经济发展带动人口集聚的效应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开始显现。
从整体上看，区域内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十年变化总体趋势是一致的，都从西南向东北方向偏移，即向岳阳方向偏移。而且2010年后移动速度加快，偏移趋势明显。结合区域内各地的自然条件、区位、产业和政策来看，岳阳市濒临长江，拥有中国重要的内河港口岳阳港、京广铁路、京广高速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等大动脉经过，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其次产业也因此向交通线周边集聚，进而带动人口的集聚。
（二）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分析
根据公式（2）和（3），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湖南）的25个地域单元进行人口与经济的地理集中指数的计算。通过此计算可以更直观地从时间和空间上分辨、比较出各个单元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的差异。
（1）人口地理集中指数分布情况。从整体来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口集中指数的高值去主要为三个地级市的中心城区，如岳阳楼区、武陵区、望城区、赫山区、资阳区等等，这些区域分别是各市政府所在地，具有政治、经济和交通等方面的优势，人口集聚条件优越，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2003—2013年间，岳阳楼区和武陵区的数值分别增加45.6%和39.6%，其余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人口极化现象比较明显。
（2）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分布情况。2003—2012年间，该区域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变化较大，且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03年，经济集中指数高值区为岳阳楼区、武陵区和望城区，到2012年，高值区为岳阳楼区、武陵区和云溪区，其余县区差距较小，但总体上看，未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比较明显。
三、结论与讨论
2003—2012年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位于区域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的偏移轨迹都经历了先向东，再向北，其中又带有不规则的偏移轨迹，但总体上趋势为自西南向东北偏移。
从各年的偏移距离来看，经济重心偏移距离远大于人口重心偏移距离，说明经济活动的活跃度更强；另外，经济重心上一年的偏移距离与人口重心下一年的偏移距离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说明二者相比，人口移动有明显的滞后性，经济对带动人口集聚的作用明显；总体趋势上呈现耦合的关系。而且近年来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大幅度地向东北方向移动，说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开始显现。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为集中在“两轴线”，即京广线和长常线，并向中心城市聚集；从区域内人口与经济集聚偏移的轨迹变化来看，交通区位条件对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效应明显；人口和经济的地理集中度相比较，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说明在空间上二者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
从2003—2013年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图可以看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均衡，中心城区的人口极化作用明显，在此基础上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加，进而导致了与其他县区差距的扩大，并在2003—2012年间有增强的趋势，说明人口与经济之间在时间上也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
四、建议对策
（一）城镇化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要以国家战略和“一步一带”为契机，把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区域发展水平，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以人为本，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岳阳要做强做大湖南省的“首位门户”城市，打造长江中游重要的航运物流中心；益阳市要在产业、城市建设上作为长沙的拓展区，常德要在发展成为湘西北综合交通枢纽。
（二）产业方面
转变传统的小农发展思维和方式，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积极进行土地流转，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另外做好定位和宣传，发展湖区生态特色农业，建立现代高效农业支撑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重视产城融合，做好前瞻性的规划和定位，城市化与产业化发展要相互匹配、相互促进。有选择地发展新兴产业，如绿色能源、装备制造、航运物流以及文化旅游等产业，扩大产业发展空间及加速产业集聚，增加就业人口，使就业者就地城镇化。
（三）交通方面
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加快建设立体化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发挥洞庭湖联通长江和湘江的水运优势，推进黔江至张家界至常德铁路建设，完善湖区高速公路网，提高区域内部各地间及区域与外部联系的交通通达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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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Dongting Lake；Ecological Economic Zone；spacial coupling
[责任编辑 刘娇娇]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作者：王春光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5期
[摘 要]经历了近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虽然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表明户籍制度的影响正在削弱，但是通过对职业流动、就业的制度路径和就业非正规化的研究表明，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就业制度仍然在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阻碍着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这不仅对农村流动人口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农村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就业非正规化;制度性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2、2020年经济工作怎么干？
3、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4、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取决于“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
5、我国乡村振兴扶持政策的梳理及其优化路径
6、公共政策执行力:构成要素现存问题及影响因素
7、百年奋斗之路与未来所向
8、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9、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关于时代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10、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要统筹好几个关系
11、红军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及工作原则
12、中国梦、世界梦与新国际主义
13、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14、在争论中反思新时期的人口生育政策
15、如何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保持就业稳定发展
16、“形势与政策”课程分专业差异化教学论析
17、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本质的分析及现实启示
18、2012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述评
19、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
20、美国金融危机量化宽松政策与全球通货膨胀危险
2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2016—2021年）
22、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研究
23、经济波动会影响财政政策选择吗？
24、《“五四指示”》与党的领导人的智慧
25、“放管服”改革与中小企业纾困发展
26、中小企业枝繁叶茂 伟大祖国兴盛富强
27、当前经济金融形势思考
28、印度尼西亚海上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29、2012年中国羌学研究述评
30、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盘点及调整策略
31、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回顾与评析
32、“三权分置”与“长久不变”的现实意义及共洽性逻辑
33、价值取向视阈下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嬗变
34、全球经常账户均衡决定可持续性与失衡调整
35、70年来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启示苗爱民
36、自侦案件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关联考察
37、坚持稳中求进 锐意改革创新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38、提高形势政策任务报告员综合素质的思考
39、媒体融合的现状、难点与市场机制突破
40、国内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41、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
42、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
4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老年人体育政策研究
44、新常态下的房地产调控思路与政策前瞻
45、货币政策面临的新问题及其调整
46、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47、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研究
48、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教育重大政策梳理
49、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启示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贵州社会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富裕的沿海和中原地区，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东部省份，甚至与西南地区的四川也有差距。清末，受洋务运动影响，随着一批官办工厂的兴建，贵州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社会发展开始近代化，但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贵阳为主的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抗战前的长期军阀统治，国民政府对贵州的控制和管理比较薄弱。随着抗战推进，贵州的大后方战略地位不断凸显，稳定与发展成为治理贵州的重点。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黔，大量的人口对贵州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贵州已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了中央的重点支持和建设。城市建设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这一时期成为贵州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贵州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贵州的人口迁移
迁黔移民的基本情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战争造成数千万中国同胞死伤，无数房屋、厂矿在烈焰中被毁。战争造成的间接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敌占区人民为了躲避日军战火，被迫带着妻儿离开家乡，迁往后方和安全地带，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它的数量、规模和时长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大部分离开家乡的人流亡到西部各省，形成了从抗日战争开始的人口迁移。迁徙方向由东部、中原向西南各省，在短期内成为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大量难民的流入，使贵州人口发生剧烈变化，影响了贵州社会的方方面面。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同年11月20日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敌占区的国民党党政军队领导人、机关单位、工矿、文教组织、学校和难民纷纷西迁。据统计，当时中国总人口为4亿，流动人口达5000万。1937年底至1940年底，仅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协助下，就有448家工矿企业迁往贵州。抗日战争前，全国共有高校108所，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部城市，贵州一所也没有。抗日战争期间，106所高等院校被迫搬迁，中西部地区一度成为高等院校的聚集地。先后有56所高校迁往西南，其中迁入贵州的高校有10所。
在抗日战争期间，大量的饥荒也使当地人民无法生存，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据统计，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泛区豫皖苏3省共有3911354人被迫漂流異乡，占原有人口总数的1/5强，其中河南1172639人;安徽2536315人;江苏220240人。这些难民部分逃往西南各省份。据统计，1938年初贵阳人口约12万人，随着武汉沦陷和广州失守，内迁至贵州的人口激增，贵阳人口迅速超过28万人，贵州的地位凸显出来，成为国人避难的大后方，“天下太平，贵州似乎微不足道，而在多事之秋，它的战略地位便被抬升起来。”大量的难民涌向贵州使人口迅速增长起来，受限于社会动荡不安加上难民流动频繁，无法进行统计，难以确定准确的数据，但是从表1中可看出当时贵州省会贵阳人口的增长，到1945年贵阳城市人口增加到了284504人，与1941年相比，4年间增长了近10万人。
表1 抗战初期贵阳人口数据表
年度 户数 人口
1936年 27535 147421
1938年 33414 176053
1940年 32005 166272
1941年 33798 185896
1942年 41217 213270
1943年 43987 249721
1944年 49355 280956
1945年 48424 284504
资料来源：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民国贵阳经济》，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表1所列数字，可以看到1936—1945年贵阳人口由14万人发展到28万人，净增14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55万人。随着迁黔人口的不断增长，贵阳城区范围不断扩展，并于1941年正式建市。贵州其他县城的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则远不及贵阳，战时贵州的城市建设呈现出贵阳一家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贵州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都匀等地，由于战时大量人口迁黔，战时贵阳人口最高时达到28.45万人;遵义排名第二。据记载，1935年遵义城区人口57900人，仅次于贵阳。1943年人口达到66485人，1945年城区人口增至88318人;都匀排在第三位，战时人口最高值约9万人。这三个城市人口规模约占当时贵州城市人口总数的58.5%，而贵州其他城市人口规模仅数千人，贵州城市发展体系不平衡性较强，从而也制约着贵州城市化的整体进程。
表2 调查难民职业表（1938年6月）
职业 人数
商人 263
农民 151
工人 91
师资 31
公务员 42
警察 20
自由职业 11
学生 59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16全宗274卷。
从表2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移居贵州的移民，不仅是流离失所的下层民众，还有许多富裕家庭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移民。这一时期进入贵州的人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富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二是政治上活跃的人或同情国家政府的人，三是爱国主义者和不愿被日本人压迫的人民。其中，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工人占大多数。从贵州搬迁人口的社会构成来看，他们多为政治家、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军人和技术工人。据统计，1938年，文教界占55%，党政及国营事业占21%，商人占16%，工人占6%以及农民占2%。据1940年国家政府统计，在后方的339个单位中，有知识分子7746人，熟练工人上万人。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工厂95%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来自外省。在237名工程师中，只有31名来自贵州，不到总数的12%。贵州企业公司所属贵州玻璃厂的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均来自湖南。迁黔人口中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这些人同时又是城市消费人口，不少还是有文化和技术的知识分子，他们共同促进了贵州商业的繁荣和城市市政建设。贵州不少城市开始修整道路，改进交通设施，发展电力和通讯，兴建公园、商场、会场等公共建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成为贵州社会变迁的契机。
迁黔移民的影响：首先，抗日战争爆發后内地大量避难同胞引入了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水平，为原本封闭的贵州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一定程度促进贵州近代化工业的发展。据统计，仅贵阳一地迁入的工厂超过一百家。新增的工业包括了卷烟工业、印刷业、橡胶业、机器工业、棉纺织业、电池业、制糖业、面粉业、采矿业、冶铁业等，并且都得到迅速发展。人口的膨胀导致消费需求大增长，增加了物资交流，商业活动日渐活跃，外来商业企业也给贵州带来了新气象。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商号的增加和资本的扩大。在这期间，贵阳市有开业的商业行号，1937年为1420户，资本总额为180万元;1942年增至3894户，7999.53万元;1943年又增至4329户，10614.14万元。其次，随着大量人口向贵州迁移，大批抗日救亡团体迁入贵州或在贵州建立起来，涉及文艺界、科技界。这些社团的成立大大加强了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力量，特别是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大批报刊和著名爱国人士齐聚贵州，为当时的抗日救国运动呐喊。这些行动不仅丰富了贵州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式方法，提高了当地群众的觉悟，增强了后方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壮大了抗日救亡队伍，并使整个贵州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各种抗日活动如募捐活动、为前线战士写信、到前线慰问抗战战士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抗战时期贵州人口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社会问题。如消费品供应短缺、住房紧张、贫富悬殊、治安混乱、失业增多等。然而，这些负面影响是暂时的和次要的。抗战时期贵州人口的变化对贵州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具有历史意义。
战时贵州的城市建设
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内陆移民，为贵州注入了城市现代化的元素，使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提高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精神文明水平，贵州城市最终完成了城市现代化。伴随人口迁移，贵阳人口迅速增加到40多万，城市住房紧张。为解决这一问题，1938年，贵州省建设厅编制了《贵阳市新建住宅小区规划》，由于新住宅北高南低，面临南明河畔，于是把它称为南明新住宅区，简称南明区。这是最早见于文字的南明区。1938年报送省主席毛光祥的报告标题即为《南明区（新住宅区）计划》和《贵阳市政工程处南明区道路工程分期施工图》。这个项目到1941年初现雏形，区内修建道路20条，广场3个，中心公园1个，派出所邮局等公建一应俱全。住宅区以西式洋房为主，有不少别墅，可谓冠盖云集。1940年拟定了《贵阳市政府组织规则草案》。1941年贵州省政府通过《贵阳市政府组织规章草案》，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于7月1日正式成立贵阳市政府，何辑五为首任市长。9月，贵阳市政府做了贵阳历史上第一个城市规划《贵阳市城市规划》，该规划将贵阳市作为整体科学规划。贵阳市城市功能区和市政基础设施均已初步规划，形成以城区为中心，明确区分工业区、教育区和居住区。平整土地，建设新村，形成卫星城，拓宽市政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拆除狭窄的巷道，将居民区中心大片开辟成广场，以园林为绿化，把贵阳建设成美丽宁静的省份，文化中心的消费城市。不幸的是，1939年2月4日，日本军方派出飞机轰炸贵阳城区，大十字一带遭到严重破坏，极大地破坏了贵阳城市建设。由于当时的房屋多为可燃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房屋，敌机轰炸后，正新街、金井街、中华路等地到处都是爆炸，伴随火势蔓延，很多民房以及商铺被夷为平地。“二·四”轰炸后，政府着手开始修复工作，重建被炸毁房屋，拓宽市政道路，先后修建了福德街（现改为护国路）、正新街、龙井街、公园路、勇烈路、省府西路和黔灵东路等30余条道路，全长大约3181米。1941年4月，按照9米宽的道路标准修建了中华路和中山路。7月，贵阳撤县设市，根据《贵阳市道路系统计划》将市政道路分为3米至21米八个等级，按照这个标准分两期修建市区主干道和次支路。1941年下半年至1942年底为第一期修路工程，修建完成司法路、成都路、都市路、民族路、福建路、南通路、三民路、飞山街、兴隆街、箭道街、通衢街、福德街、湖北街、打铁街、仓后街、万宝街、崔家坡、独狮子、颜家巷、王家巷、花家巷、状元巷、毓秀里、水磨河、新市场贯珠桥等29条市政道路工程，全长4451米。第二期从1943年至1945年，修建改造了光复路、龙泉路、公园路、乐群路、山西路、东岳路、文明路、会文路、博爱路、灵光路、和平路、红石街、省府东街、中街、棉花街、悦来巷、永乐里、茴香坡等34条市政道路，全长9068米，1946年至1949年又修建了合群路、公园南路、贵惠路、太平路、富水中路、富水南路等道路，全长6700米。同时，为便于空袭的疏散，贵阳市政府启动了贵阳城墙的拆除工程，以增加出城通道。考虑战时需要，一些仍具有军用价值的城墙不拆。同时，把拆下来的墙石作为建材标价卖出，城墙拆除后的土地也出售。当时，城墙石的售价是这样定的：整块石头的价格是国民政府“法定货币”每立方米50元。估计行情很好，很快就会涨到100元;毛坯石每立方米由25元增加到50元。1942年，相继成立“市政府拆除贵阳城垣委员会”和“拆城工程事务所”。按照工程计划，整个贵阳城墙1944年9月拆完，后又延期至1945年9月。但由于随后发生的“黔南事变”，日军进入贵州独山，拆墙委员会等机构疏散，拆除城墙计划不得已终止。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贵州的城市建设在抗日战争阶段达到了鼎盛。市政道路和各类建筑的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二·四”爆炸事件后，贵阳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重建被战火肆虐的家园。不仅恢复了原有房屋，还新建了新城住宅区，完善了市政建设等配套设施，让贵阳城市建设焕发生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建设财政支持较少，得益于广大贵州人民的默默奉献，创造了抗战时期贵州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辉煌成就。同时，贵州交通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各种战略物资的调配和运输，积极支援中华民族抗战，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战时贵州城市近代化的原因
抗战时期的贵州城市建设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顶峰。当东部、中部等较发达地区的城市被肆虐的战争摧毁时，贵州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如下：
一方面，时代背景为贵州城市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的抗战不利，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相继被占领，国民政府被迫进入重庆，贵州也成为大后方之一。大批沿海大中城市事業单位、学校、工厂、企业相继迁入大后方。贵州西接云南、缅甸和印度，南接广西和越南，北接重庆，东接长沙，国际盟国支援的一切军事物资都需要通过贵州运输或转运出去，成为支持全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贵州战前的运输能力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为此，必须加强贵州的城市建设，道路交通建设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正如交通部在制定战时运输计划时所说：“公路建设之功用，或则替代铁路，或则辅助铁路。吾后方各省面积广大，地势错综，赶筑铁路，非旦夕可成，不得不从速完成公路，以代铁路之功用。”可见，抗战时期的需求和影响，为当时贵州的城市建设创造了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当时贵州的工业基础已经为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主观条件。伴随华北和华东地区战争的蔓延，沿海和长江沿岸的企业不断向大后方转移。大批爱国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纷纷进入贵州，带来了更多先进的工业设备、科技和管理经验。除了企业内迁，高校搬迁也为贵州引进和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外省学校迁往贵州，战时学校的建立，使贵州的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湘雅医学院、浙江大学、之江大学的迁入，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贵州大学的先后成立，填补了贵州没有高等教育的局面。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有效促进了贵州的近代化进程。例如，浙江大学设立了土木工程系、建筑系等与城市建设相关的工程技术专业，为贵州培养了大量城市规划设计专业技术人才。又如，搬到贵州的高校还有国家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该学院由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领导。贵州大学也设立了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这些都为贵州城市近代化提供了人才技术保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下，贵州城市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贵州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抗日时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大后方的建设中，贵州人民切身体会到了工业化对抗日的重要性。在抗日救国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为了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尽快把侵略者赶出国门，贵州广大人民为西南大后方的建设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基金项目：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CXLL21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和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讨论了家庭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有助于降低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症状概率，提高生活满意度，且两者中情感支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家庭支持，尤其是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女性、年龄较大及鳏寡的空巢老人主观福利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家庭支持；空巢老人；主观福利；CHARLS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6.005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空巢老人”通常是指子女因工作、学业、婚姻等原因长期离家或家中无子女而独守“空巢”的老年人。伴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的核心化与小型化，中国空巢老人问题愈加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共2.22亿，占总人口的16.1%。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则显示空巢老年人已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10%。空巢老人不仅经历着身体机能衰退等生理障碍，同时由于子女不在身边，也面临着物质层面的赡养缺乏以及精神层面的寂寞与孤独，这极大地影响了这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因此，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一般老年人更差[1-3]，抑郁状况更加严重[4，5]，生活满意度更低。[6]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相对匮乏，以及养老保障力度有限，农村空巢老人相对于城市空巢老人面对的养老难题更加复杂严峻。其中一点尤为明显，即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开始发生转变，加大了农村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的农业生产，抚育孙辈以及人情往来的压力和负担。
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善，正式社会支持力度还有限的情境下，目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仍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家庭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那么现阶段提高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更需要的是家庭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何种类型的农村老巢老人对家庭支持需求最为迫切？接下来，本文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这对改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空巢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支持是老年人接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核心，可分为实际支持（receivedsupport）和领悟性支持（perceivedsupport），實际支持指家庭其他成员对老年人在物质和经济上的援助及服务，领悟性支持则是指老年人接受家庭其他成员、精神和情绪上宽慰的主观判断[8]，按照这种分类的含义，我们也可将家庭支持大致分为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前者是家庭其他成员对老人的转移支付，后者则主要是家庭其他成员看望、通讯及生活照料等。主观福利则是个体对其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评价[9]，通常是指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10-11]其中，心理健康水平是对精神生活的主观评价，而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则表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综合评价。
目前在关于家庭支持与老人主观福利关系的研究中，多数认同家庭支持的增益作用。张文娟和李树茁（2005）指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满足了老人因经济和生理状况恶化产生的需求，从而有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12]王萍和高蓓（2011）发现，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能减缓老人认知功能的衰退，改善心理福利。[13]陶裕春和申昱（2014）认为，子女是家庭中的核心成员，其经济支持是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保障，有利于降低老人的日常生活压力，子女与老人的情感交流有助于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分担和排解老人的负面情绪。[14]张骑和王玲凤（2010）对浙江的1250例城市空巢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子女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对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15]Leungetal.（2007）基于台湾507位城市老年人数据统计得出，情感交流和精神宽慰比经济上的帮助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增益作用更加明显。[16]吴海盛（2009）针对江苏省农户的微观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支持主要来源于配偶及子女，子女的精神慰藉令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17]
概括而言，目前绝大多数研究显示家庭支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福利有正向影响，关于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差异的研究较少，以农村空巢老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更为零星，且以上研究未考虑家庭支持与老年人主观福利间的内生性，存在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问题。此外，已有相关研究所得结果多数基于区域性小样本数据，其结果的适用性和地域代表性有限。因此，文章基于2011年和2013年覆盖28个省150个县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首先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初步判断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与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关系，而后运用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RecursiveMultivariateProbit）加入相应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试图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得到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空巢老人主观福利影响的一致估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在不同空巢老人特征上这种影响的差异，得出提高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有效措施。
二、数据描述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1年和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CHARLS是目前我国唯一以中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的大型家户调查，其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的家庭中45岁及以上的居民，调查内容包括家户信息、被访者健康状况和功能、医疗保健与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以及收入、支出与资产等情况。CHARLS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2012年进行，覆盖28个省150个县，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2013年CHARLS进行了首次追踪调查。由于研究对象为农村空巢老人，根据定义，为体现子女的长期离家的特征，在数据中保留60岁及以上的不与子女同住且居住距离至少为本县/市的其他村庄，或无子女的农村空巢老人样本。剔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样本数量为8549个。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模型设定
文章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SWit=β0+β1FSit+β2ESit+β3Xit+εit（1）
式（1）中，SWit代表第i个空巢老人在第t期的主观福利，选取有无抑郁症状和生活是否满意。FSit和ESit分别表示第i个空巢老人在第t期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分别选取有否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测度。Xit为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εit为个人层面的随机扰动项。当因变量为虚拟变量时常用的计量模型包括Probit、Logit、LPM模型等。由于在面板数据中采用固定效应Probit或者Logit模型所得估计系数有偏[18]，故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初步判断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的关系。
以上为不考虑内生性时的模型形式，如模型中存在内生性，上述模型的关键自变量估计量将有偏且不一致，因此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一方面，由于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与家庭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并不相互独立，因此这些方程组的误差项极有可能相关，比如由于子女工作生活繁忙等原因，在其自身时间资源分配中，更多地将时间用于工作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回报，以求更好地赡养老人及抚育下一代，因而在老人的家庭支持中，出现了经济支持削弱、替代情感支持的现象。[19-20]如此，分别以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为因变量的方程间的误差项相关的可能性很高，而多变量Probit模型则允许方程之间的误差项相关，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方面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家庭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或者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共同影响，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21-22]，对两个关键自变量加入工具变量并进行联立估计以求纠正这一方面的内生性。具体模型可以由以下方程组表示：
SW*it=β0+β1FSit+β2ESit+β3Xit+εit≥0[WB]（2）
FS*it=β0′+β1′IV1+β2′Xit′+εit′≥0[DW]（3）
ES*it=β0″+β1″IV2+β2″Xit″+εit″≥0[DW]（4）
式（2）～（4）式的因变量SW*it、FS*it和ES*it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当其大于0时，相应结果变量SWit、FSit和ESit等于1，否则结果变量等于0。所选取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与其对应的内生变量显著相关，但与误差项无关的条件。通过上述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可以得到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影响的一致估计。
2.变量说明与描述
（1）因变量
文章的因变量为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借鉴已有典型文献的指标选取[23，24]，采用有否抑郁症状以及生活满意度进行衡量。抑郁症状由CHARLS问卷中包含10个问题的简版抑郁自评量表（CES-D10）所得抑郁指数转化得到。CES-D10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5]，量表中每个问题均有四个选项代表相应程度的高低，一般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0～3分，10个问题汇总即可得到最终的抑郁指数，其取值范围为0～30分抑郁量表的10个问题包括：过去一周“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很愉快”[ZZ）]“我感到孤独”“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各个问题均有相同的四个选项，分别为：①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天）；②不太多（1～2天）；③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④大多数的时间（5～7天）。在对每题赋值时，第5题与第8题（下划线标注）的赋值方向与其他题目相反，按照选项分别赋值3～0。，抑郁指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抑郁指数在10分及以下表示无抑郁症状，10分以上表示存在抑郁症状。[26]CHARLS问卷生活满意度变量原为五级变量，分别为“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这里将前三项定义为满意，后两项定义为不满意，分别赋值1和0。表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全样本中37%的农村空巢老人存在抑郁症状，生活满意的空巢老人占总体的87%。与2011年相比，2013年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发生率下降9个百分点，生活满意度基本不变，可见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随时间推移有一定的提升。
（2）自变量
家庭支持情况。CHARLS问卷关于家庭支持的变量包括子女经济支持、孙子女经济支持、子女看望、子女通讯联系等，我们将家庭经济支持变量设为虚拟变量，农村空巢老人去年收到过子女或者孙子女的转移支付，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类似的，将家庭情感支持也设为虚拟变量，分为看望与通信两类，按照两者的特点进行区分，如子女看望频率为每半年一次及以上，则赋值看望變量为1，否则赋值为0；如与子女通过打电话等方式通信的频率为每月一次及以上，则赋值通信变量为1，否则赋值为0。具体变量说明和统计见表1，可见农村空巢老人接收的家庭经济支持、家庭情感支持中的看望和通信的总体概率分别为76%、81%和56%。与2011年相比，2013年总体家庭经济支持概率大幅提高，增加了29个百分点，而家庭情感支持中看望频率增长有限，通信频率提高了17个百分点。
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保障与家庭情况、初始健康状况以及健康行为四方面。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社会保障与家庭情况包括有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人口规模；初始健康状况与健康行为对应有否慢性病和是否参加社交活动。具体变量说明与统计见表1。
（3）工具变量
家庭经济支持的工具变量。借鉴Young和Chetna（2012）的做法[27]，将农村空巢老人健在子女个数作为家庭支持中经济支持的工具变量。理论而言，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与其健在子女个数并无直接联系，其福利取决于其子女的经济和情感支持，而空巢老人的健在子女个数越多，其接收到的子女转移支付的概率将更大。因此，健在子女个数理应满足工具变量所需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
家庭情感支持的工具变量。为区别家庭经济支持的工具变量，这里采用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作为情感支持工具变量。一方面，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更有可能乐于维系代际情感关系，提高看望和通信空巢老人的频率。另一方面，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子女教育所衍生出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直接相关。如此，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家庭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关系的LPM模型估计结果。第（1）—（2）列与（3）—（4）列分别为以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的LPM模型和LPM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第（5）—（8）列与第（1）—（4）列所采用的模型相同，但选取的家庭情感支持变量为通信变量。
由基准估计结果可知，无论选取的家庭情感支持变量是看望还是通信，以及是否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与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显著与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从各关键自变量发挥作用的大小来看，多数回归结果支持家庭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缓解作用和生活满意度的增益效应相对更大，即农村空巢老人每年接受家庭经济支持对其主观福利的边际促进作用可能并不如子女每半年的看望或每月的通信。
（二）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估计
如前所述，单方程Probit模型所得估计量的无偏有效性依赖于模型设定不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旦出现这一问题，以上模型的估计结果将是不可靠的。因此，接下来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以求解决这一问题。
表3报告了以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最终因变量分别为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的两个递归多变量Probit回归模型的协方差矩阵及似然比检验结果，从该表数据可知，两个方程组的似然比检验χ2值分别为18.02和13.36，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两个方程组中的各个方程间的误差項存在相关性，这显示了采用多变量Probit模型的合理性。同时，在方程间的协方差矩阵中，分别以看望与经济支持为因变量的方程误差项显著相关，这也符合前述讨论。
表4为以看望变量代表家庭情感支持，且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在解释回归结果前，首先检验工具变量选取的可靠性。可以发现，不论是以何种主观福利度量方式的方程组中，包括健在子女数以及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均与相应因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用于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最终因变量为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的似然比检验χ2值分别为68.94和66.58，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加入工具变量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
从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能显著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对比两者系数可知，家庭情感支持生活满意度促进作用更大。同时，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经济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该结果与基准估计所得结果基本一致。文章也以通信变量代表家庭情感支持限于篇幅，并未在文中报告，读者如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下同。，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发现方程组的各方程间仍存在显著的误差项的相关性，估计结果与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的结果类似，家庭情感支持仍是改善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提高生活满意度的相对更重要的支持方式。
[HT4”F]（三）稳健性检验：家庭支持影响的异质性
以上是将农村空巢老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研究，但不能忽略因不同个体特征形成的异质性，研究这一群体的异质性有助于提高认识问题的深入性和制定问题对策的针对性。因此，文章分别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方面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子样本回归。其中，年龄分为65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前者表示退休初期，而后者表示退休中后期。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同居和其他（包括离婚、丧偶等）。
表5列出了以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采用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的各组子样本回归结果。从性别分组来看，家庭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对农村女性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改善和生活满意度提高更明显；从年龄分组来看，家庭情感支持对65岁及以上的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负向影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正向显著，而对65岁以下的农村空巢老人的作用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婚姻状况分组来看，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离婚、丧偶的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有更加明显的影响，且情感支持的主观福利增益作用更大。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在老人群体中，女性在教育程度、收入等社会经济水平上往往比男性老人更低，且相对更可能成为孤寡老人，高龄老人常常伴随着更恶劣的生理状况，独居老年人更加缺乏情感交流，这部分老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相对更低[28，29]，而家庭支持对心理压力处于中高程度具有更大的增益效应。[30]因此，女性、高龄和鳏寡空巢老人更需要家庭支持，尤其是子女的看望和精神交流。
同样的，以通信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运用相同方法进行分组子样本回归估计，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四、结论与建议
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直接关系到整体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家庭和睦程度，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文章根据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两期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初步考察了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并分别从性别、年龄、婚姻等方面进行分组子样本回归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有助于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且两者中情感支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家庭支持，尤其是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女性、年龄较大、鳏寡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所提到的“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要求提供了经验证据。子女外出后往往更重视给农村父母更多的经济补偿，但却忽视了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慰藉，而这恰恰可能是现阶段农村空巢老人所最需要的。因此，对于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在保证经济支持的同时，应通过更多的情感支持降低父母的孤独感，提高生活满意度。要达到这一点，一方面是通过宣传以及立法等方式唤醒子女对空巢老人提供更多的家庭情感支持，另一方面，需要给予农民工更多权利，着力提高其收入水平，从而从根本上缓解农村空巢老人问题。此外，作为家庭支持的补充，社区养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需得到提高。鉴于不同类型农村空巢老人的异质性，社区养老服务和家庭支持，尤其是家庭情感支持，应对女性、高龄和鳏寡的空巢老人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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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潘江曼邓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