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总是面临着一些工作任务和目标，特别是对于营销工作而言，有年度工作任务，季度工作任务，月度工作任务，每周工作任务，甚至每日工作任务。在进行工作任务之前，我们就要提前做好计划工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篇：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实施30多年了，虽然独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问题。
首先，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从而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和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口减少，“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而工资的上涨将导致国内和国外市场中手工业产品价格大幅攀升。成本的增加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外国投资流向其他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进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使失业率上升。
经济发展使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上升到2000年的71.6岁，但这也意味着依赖退休金、政府援助和子女赡养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一个独生子女要照顾自己的一对父母和4位祖父母，压力显然很重。另外人口老龄化和纳税人减少将导致依靠税收的中国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
其次，旧有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据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1800万，这个数字到2020年还将增加到3000万。为了生男孩，有的孕妇会进行性别选择性流产。虽然中国政府禁止歧视、虐待和抛弃女婴，但是此类惨剧经常上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单身的男性越发不容易觅到伴侣。在某些农村地区，这种现象甚至催生了绑架和贩卖年轻妇女的违法行为。
第三，独生子女政策执行起来存在很多不平等。经济发展使中国的中高阶层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富人有能力交罚款，往往会生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各个地方的罚款标准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罚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罚款。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既没钱也没“关系”的群体当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
2007年曾有中国人大代表建议将只允许生一个孩子放宽到允许生两个孩子，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中国在山西省和黑龙江省的两个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一家生一个以上孩子。令人惊讶的是，30年来这两个城市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比较平衡。这不得不令人思考。
第二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
1.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努力在下个世纪将充分显现出来。1950年，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1998年为21%，到2050年将下降到15%，亦即中国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降到七分之一弱。同期，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从1950年的32%下降到2050年的17%，或者说，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到2050 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将戴在印度的头上，我国计划生育的成效可谓不言自喻。
2.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和生育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人口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转向低增长，人口增长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属于较低之列。 总和生育率已接近目前发达国家水平，当人口惯性增长消除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倍增时间如果包括中国为40 年， 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35年。我国对减缓世界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
3.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转变时间缩短，人口乘数降低
人口转变是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经历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由于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时间和速度不同，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的转变增长。人口乘数是用来刻划人口转变增长特征的一个综合指标，它指的是转变结束时的人口规模与转变开始前人口规模的比。人口乘数受转变的时间长度和转变的高度即人口峰值增长率两个因素的制约。生育率下降越晚，下降速度越慢，人口乘数越大，反之，加速生育率下降，缩短转变过程，则人口乘数就会大大降低。同样，转变乘数与峰值人口增长率成正比。我国在人口转变的早期没有采取控制人口措施，因而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例如，1963年达到3.3%)。 如果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降低人口生育率，缩短人口转变的时间长度，我国的人口乘数将非一般之高。然而，事实是，我国推行了快速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政策，大大缩短了转变时间，把人口乘数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表5的数字表明， 我国人口乘数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位于最低，甚至低于某些发达国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推迟10年或20年实行，则人口乘数将会高达5-7，人口规模就有可能高达25亿以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卫，1996)。计划生育使我国避免了由人口转变增长可能带来的人口灾难性膨胀，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宝贵时间。
4.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减低人口的增长惯性，削减人口的峰值高度
如果把人口转变开始到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增长称为转变增长，则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到人口实现零增长时的人口增长即为惯性增长(陈卫，1995)。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所用时间长，峰值人口增长率低，因而，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和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几乎同时。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情形。由于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生育率下降迅速，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因而，在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仍要继续滑行30至40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停止增长。世界银行曾计算过世界各国的人口惯性值，其结果为：发达国家均低于1.3， 新兴工业国家为1.3-1.5，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1.5-1.7户，中国为1.5， 拉丁美洲国家在1.7-1.8，西亚和非洲国家则高达1.8-2.1。如果我们把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则我国的惯性值将降到1.2，峰值人口将不是世界银行估算的17亿而是15亿以内，这对于已经严重超载的我国，无疑是较好的结局。对于不堪重负的地球来说，也是一大幸事。
5.从老年人口乘数看计划生育产生的未来老年人口队列效应
同计算总人口乘数一样，我们可以计算老年人口乘数。结果表明，下世纪中叶前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乘数将大幅度上升， 2050年达27.6。而老年人口中80 岁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乘数增长更是惊人， 2050年将高达115.17。下世纪中叶前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时期。然而，这正是过去人口高增长的结果。低生育率对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长远效应将在低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时充分显现出来。100年后我国的少儿人口乘数、 老年人口乘数和老老年人口乘数将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口现状：http:///test/2005-07/26/content_17363.htm
第三篇：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变迁
公共事业管理
2013104094
陈旭
中国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属于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有特殊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胎;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这一生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既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要求，又提出了提高人口出生素质的要求;既提出了国家提倡什么，又提出了国家抑制什么;贯彻了从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一刀切的精神;少数民族也要计划生育，但生育数量可以适当放宽。
这一生育政策是当今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顾了宏观及其长远利益，也照顾了微观及其当前利益，缩小了国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绝大部分育龄群众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最近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都在替代水平以下的低位水平就是证明。但是，这一生育政策现状的铸就也是来之不易的。 下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的变迁案例 1.鼓励生育阶段(1949年～1953年) 这一阶段，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并出台了限制避孕和人口流产的政策，鼓励人们生育。
1950年4月20日，国家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了一个面向全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将适用于机关部队妇女干部的规定在全国推广。1953年，卫生部又以“与国家政策不符”为理由，通告海关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这些政策都强化了人们多生多育的观念和行为。 2.政策转变及反复阶段(1954年～1959年) 鼓励生育的政策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远远高于预期的人口数，与当时我国有限的资源与落后的综合国力形成对比，震动了政府领导人。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都提出一些节制生育的观点。
1955年3月中央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初，中央公布了《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纲要中明确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但是“大跃进”及随后的大饥荒，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大跃进的浮夸做法使得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对人口形势产生了乐观情绪，“人多力量大”、“人多可以办大事”的想法在一些主要领导人心目中再次占据主要地位。随着主张限制人口增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全国被批判，节制生育的政策主张被扼杀在摇篮里。
3.提出计划生育号召，在部分市、县的试行阶段(1960年～1969年) 大跃进失败的反思和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现实人口增长的压力，使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的思想得以复苏。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党和政府并没有放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方针，仍在实行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但社会环境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计划生育机构名存实亡，有的甚至被“革命委员会”给取消了，节制生育的实际工作停顿了，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 4.限制人口增长的“晚、稀、少”政策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进阶段(1970年～1980年) “文化大革命”的**使经济滑坡，人口增长，1969年全国总人口突破八亿大关，使得人口与经济本来已尖锐的矛盾更加突出。这种客观现实迫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恢复后不得不重申控制人口的重要性。
1971年7月，国务院强调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群众的自觉行为。”
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1973年，人口发展第一次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计划，1974年末在中共中央转发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肯定了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
1978年6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的内涵;会议还提出了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新要求。 5.全面推行一胎化的紧缩政策阶段(1980年秋至1984年春) “晚、稀、少”的政策推行后非常有成效，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惯性的存在，根据有关方面的预测，要实现在20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必须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同时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活较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欲望有所扩张，而“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后补偿性生育的人口也开始进入育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有所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在全国推行紧缩的一胎化政策，也就是“独生子女”政策。 6.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阶段(1984年～1991年) 由于实行的“一孩”政策与广大群众的生育意愿严重冲突，使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天下第一难”。在实施“一孩”政策中，为达到人口控制目标，采取了许多行政、经济等强迫手段，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
为了缩小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差距，缓和干群矛盾，1984年4月13日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
主要是:①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②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③严禁徇私舞弊，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即所谓的“开小口子，堵大口子”。
1988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专门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国家计生委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会议规定了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具体内容: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7.多样化的生育政策时期(1991年～2014年)
199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实际生育控制能力与政策间的差距，实事求是地做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切合实际地将1991年～2000年人口计划控制目标定在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2.50‟以内，即总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亿以内。
2001年12月29日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将原有的政策性规定法律化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城乡结构和地域民族特征，各省市制定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形成了现行的生育政策格局。概括起来为:①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六省、市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②除上述六省、市外，有五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19个省、区规定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简称一孩半政策;③有29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中有七个省还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间隔几年可以生育两个孩子;④各地条例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各种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
根据以上60多年来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变迁，这里可以根据中国现在的社会现状预测下未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月底发布的报告《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这些学者建议，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二胎政策可以这样理解：农村户口的话，头一胎是女的就可以生第二胎，但是前提条件是年满28周岁的夫妇，否则两胎要相隔四年才可以生第二胎。如果头一胎是男的，无论是什么户口都好，只能生一胎。这是汉族的基本情况。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这样的：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国人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少数民族居住区一般人口密度较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很快，为了少数民族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素质的提高，近几年来，在少数民族中也实行计划生育。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的生育政策。 针对计划生育何时调整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二胎放开政策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现状是开始出现了低生育水平。因此，国家根据人口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调整，比如说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开始探索放开二胎，也就是从原来的双独可以生二胎，变化成单独可以生二胎，但这主要是农村地区，马旭认为可以开始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马旭认为，中国二胎放开的调整路径的核心是“分类”，马旭说，中国不同省份的各方面状况差别很大，比如辽宁、黑龙江、吉林，再比如上海、广东，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应逐步分类，人口政策调整跟经济人口数量构成等状况挂钩，绝对不能一刀切，应该是分类、分省份、分步骤逐步放开。马旭认为，一线城市、发达城市、人口多的城市可以放缓。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放开“二胎”，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学界通常用人口抚养比下降来定义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于2011年跌至谷底，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丧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就是人口红利期结束的表现。 在专家看来，调整生育政策可缓解20年后的高度老龄化局面，使中国再次获得人口红利。 这一生育政策是当今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顾了宏观及其长远利益,也照顾了微观及其当前利益,缩小了国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绝大部分育龄群众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成就。
制定我国的人口政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这既由于影响和制约人口因素的复杂性,也由于人口能够作用于其他因素的复杂性。因而,对于依据什么来制定我国人口政策的认识,在人口学界也有一些不同观点。有的认为:中国现阶段的人口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国家的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年龄、性别构成等性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有的认为,任何统治阶级在制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的人口政策时,总是从经济与人口发展的相互关系、从人口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从求得民族繁荣等客观现实出发;还有的认为,要想制定出科学的和行之有效的人口政策,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如果缺乏一定的依据,是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人口政策的。
这些看法虽然大同小异,但还是反映了强调的重点和视野涉及的范围是不同的,有的强调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有的侧重从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环境等国情出发,有的则提出要有利于民族的繁荣,有的提出要考虑人口的心理因素,等等。上述看法都是无可非议的,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制约人口政策制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就是再增加一些也是能够罗列出来的。问题是,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必须考虑的,哪些是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的,我们必须予以区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人口政策的主要依据,考虑那些必须考虑的因素,从而使我国人口政策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既有利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主要依据以下三方面来制定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路线,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 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谈人口,而是运用唯物论的方法,把人口现象、人口运动及其整个过程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从而既科学地阐明了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阐明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人多也好也坏的两点理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论、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的理论、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为我们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我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观国情依据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及其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素质偏低;经济较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种社会设施和社会福利的人均水平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种资源总量可观,但是总的人均水平则归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环境虽然空间较大,但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紧张,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已接近饱和。
我们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已经承受了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我们不能再继续加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承认现实,在已有国情的条件下寻求快速发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尽量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经济方面,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大力采用最新技术,以尽快提高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水平;在社会方面,改善社会设施,增进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资源方面,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开发新资源的同时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单位资源的贡献率;在环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减少污染或破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生态得以平衡,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以上国情诸多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其中特别是人口要素,既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与资源有着关系,又与环境有着关系,人口的数量过多和素质偏低的现状正在通过许多途径给经济、资源、环境以不良的影响。我国国情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制定一个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定势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心理依据生育观念是人们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动机,有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宗族的、夫妻之间的等等多个方面。
由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形成的人们生育观的定势,虽然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但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生育极限性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从出发点到最后临界点的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是有较大幅度的。我们决定人口政策内容及其量点究竟在较大幅度的哪一点上? 对此,我认为,在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方向已定的条件下,主要就决定于经过努力工作后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了。能承受得了,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最终就能落实,也会有很好的政策效果。承受不了,就会造成诸多矛盾,出现各种阻力,人口生育政策就不能完全落实,政策效果也不会是理想的。因此,我们在制定人口政策时,要认真考虑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人们的不断变化着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执行人口政策时,要从育龄群众现实需要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急人所急,帮人所需,不断加大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提高他们对人口生育政策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才是从实际出发的,才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也才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和变化之中，作为影响和指导人口再生产过程的生育政策也是如此。生育政策与其他任何社会经济政策一样，它的稳定具有相对性，没有绝对稳定不变的社会性政策。因此，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发展和变化是正常的、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
这种在动态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政策思想,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就已明确坦言：“如果不从现在起用
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
二、三十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1984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次研究人口向会议上也指出：“党的政策不能脱离实际。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因此，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是永远的，到下一个世纪的某个历史阶段现行生育的政策肯定会进一步完善，成为影响和指导人口再生产过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育政策。完善后的人口生育政策，将在许多方面继承现行生育政策的符合人口再生产的质和量规律要求的内容，将得到城乡广大人民和育龄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们会更加自觉地按照政策要求行事，人口过程将会更加协调和自然。它不但会促进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繁荣昌盛，而且还会给中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口条件。
第四篇：中国需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 尽管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减速的风险，但我们认为一些相对容易的结构性改革举措能够为未来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动力。其中的一项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也认为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中国也需要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
• 我们的测算显示，从中长期来看，对现行政策的微调不会带来"婴儿潮"。如果中国仅仅允许"单独"夫妇生育二胎，那么在未来10年内中国将仅仅增加900-1500万婴儿。
• 事实上，我们认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改革举措，但却能够为下一步改革积累更强的公众基础，并能够在中长期内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
• 尽管新增人口对消费的贡献到2020年仍然较小(小于名义GDP的0.1%)，但长期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到2030年，家庭消费将增加0.3-0.45%的名义GDP。
• 对于增长前景来看，新增婴儿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劳动力，整体来看中国劳动力下滑的趋势难以扭转，但下滑的速率可能减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可能加快对教育体系和养老体系的改革，以增强人力资本。
• 但这样的政策变化对于某些行业可能带来直接的影响。比如说婴儿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作为中国最大的乳制品进口国，新西兰也肯定从中受益良多。
在过去的数年中，市场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需要改变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今年8月，中国官方也表示，正在对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讨论，但政策可能要等到2015年才能真正改变。
IMF也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由于劳动力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减速期， 如果中国维持目前1.63的生育率水平，那么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在未来10年出现下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在2010年见顶。这样的人口变化也意味着中国开始临近刘易斯拐点。
来源：UN, ANZ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自从1979 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支持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控制环节，以防止中国受到人口爆炸。然而，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持久的：
中国正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老年抚养比将急剧上升，从2010 年起。30 年后，这一比例将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说美国和澳大利亚。除非生产力的劳动人口可以抵消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否则老龄化问题将加剧中国的养老保险和福利制度的强大压力。
来源：UN, ANZ
数据表明，中国存在性别不平衡的问题，在2010 年，30 岁以下的人口中53%为男性。到2030 年，这个比例将上升一个百分点。除了一些社会问题，性别比例失衡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例如，过量的男性工人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这将导致女性找到工作更加困难。然而，在某些行业，男性却不能完全代替女性，比如说纺织品行业。
来源：UN, ANZ
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群体中执行较为严厉，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有存在很多的弹性。比如说中国允许"双独"夫妇生育二胎。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根据相关报道，中国官方正在考虑放松单独夫妇养育二胎的政策，为了评价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效果，我们根据联合国的相关研究作出以下的预测：
基准情形(保持目前的生育率)：即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保持不变，同时目前的政策也保持不变;
第一种情形(低生育率)：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不变，但女性更不愿意生育;
第二种情形(中等生育率)：放开"单独"政策;
第三种情形(高生育率)：政府逐步鼓励生育更多的孩子，整体生育率水平也到2050 年逐步达到2.31的可持续性水平。
根据这样的预测，我们有以下的发现：
首先，如果目前的政策没有变化，同时生育率保持在1.63的水平，中国的总人口将在未来的10-12年内见顶，但如果中国放开"单独"政策，总人口将在2030年附近见顶，即晚于基准情形大约5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政府允许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那么人口总数将持续增加。
第二，在任何一种情形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都将在2015年附近见顶，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出现降低。与其他情形相比，允许生育两个以上的小孩才能避免劳动力人口下降过于迅速。
第三，在任何一种人口政策下，中国的老年扶养比率都会出现明显的上升，这也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来源：UN, ANZ
这些均表明面临着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的趋势，中国需要尽快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然而，即使中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总抚养率——即非劳动人口(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相对于劳动力人口(15-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也将出现明显的上升，这是因为更多的婴儿将出生。比如说，在2013年中国的总抚养率大约为36%，即大约2.8个劳动人口抚养一个非劳动力人口，但如果中国放松单独政策，中国的总抚养率将在2030年上升至47%，即2.1个劳动人口抚养一个非劳动力人口。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工资水平需要上升来抚养更多的人口。
来源：UN, ANZ
如果政策放松，中国将增加多少新生婴儿
按照我们的预测，如果中国放松单独政策，在未来的10年，中国将增加大约900-1000万新生婴儿，而如果中国鼓励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新生婴儿将在未来10年增加至5500-6000万。
来源：UN, ANZ
我们也将我们的预测与一些相关研究进行比较：
曾毅教授估计，如果中国放开单独政策，在未来的10年中国将增加1300万新生婴儿，如果中国允许"二胎但晚育"的政策，在未来10年中国增加3600万新生婴儿。
事实上，对于未来人口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总和出生率，人民大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如果中国的总和出生率上升至1.8或者2.1，并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不变，中国将分别增加新生婴儿为1300-1500万和3000-3500万。
这些测算显示，从中长期来看，对现行政策的微调不会带来"婴儿潮"。如果中国仅仅允许"单独"夫妇生育二胎，那么在未来10年内中国将仅仅增加900-1500万婴儿。而从2008年至2012年，中国平均每年新生婴儿为1500-1600万。
如果将预测扩展至20年，我们的预测显示，中国将在新增大约1900-2000万的婴儿。
但我们认为，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出生率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风险。举例来看，上海从2008年开始放开双独养育二胎的政策，但从2009年至2012年，每年仅有2000对夫妇申请生育二胎，而到2011年年底，上海的总人口达到了2300万人。
对于消费以及中期增长前景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的中期增长前景将有着显著的影响。Choukhmane的研究表明，中国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储蓄率低于独生子女家庭大约4个百分点。
我们的测算也显示，如果中国从明年开始放松"单独"政策，假设新生儿家庭将增加15%的家庭消费，尽管新增人口对消费的贡献到2020年仍然较小(小于名义GDP的0.1%)，但长期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到2030年，家庭消费将增加0.3-0.45%的名义GDP。
但这样的政策变化对于某些行业可能带来直接的影响。比如说婴儿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作为中国最大的乳制品进口国，新西兰也肯定从中受益良多。
来源：UN, ANZ
对于增长前景来看，新增婴儿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劳动力，整体来看中国劳动力下滑的趋势难以扭转，但下滑的速率可能减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需要加快对教育体系和养老体系的改革，以增强人力资本。与此同时，人口政策调整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并不明显——整体人口增加可能在未来的20年内增加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大约0.1个百分点。
第五篇：中国是时候应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政策的实施事关民族命运、国家安全。从毛主席的“人多力量大”的著名论断到马寅初的“计划生育刻不容缓“的伟大前瞻性，中国在人口问题上也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国过去人口太多，制约了国家发展。但从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30年。30年来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 但是其弊病也越来越明显。
有人说;“中国的人均资源少，要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他们的主要理由。现在让我们理性的分析下，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中国的很多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因为：世界上存在几个人均资源远远超出世界人均水平的大国，如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打个比方，在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国家里，极少数富人拥有大量的财富，那么绝大多数人的人均收入都低于这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资源并不算低。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应该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那么最应该实行计划生育的是那些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例如沙特阿拉伯，它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石油，现在沙特有2000多万人口，如果人口减少一半，那么沙特的人均收入肯定比现在高得多。
而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不同，主要经济来源并不是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而是依靠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产业，因此，如果日本和美国的人口都减少一半，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基本上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加拿大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人均收入反而比美国低一些。
中国现在已经有13亿人口，这个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依靠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来致富之路。人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依靠提高人口素质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而不是靠减少人口来使这个优势消失。
目前中国人口数量表面上看好像仍然太多，但出生率已大大降低、总人口已呈下降趋势，并且人口结构已经不太合理，如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如果继续实行已实行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人口将大幅缩减，可以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子的后果是什么。
变成老人社会，多数家庭结构为：小孩1人、小孩父母2人、小孩祖辈4人，这将大大加重作为青壮年的小孩父母负担，不但影响物质生活质量也将影响家庭情感生活质量。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活力。这样的家庭抗风险能力很弱，一旦作为家庭主要支柱的青壮年一代倒下，会使整个家庭、家族几代人马上陷入困境。
在中国传统观念影响下，性比例将更加严重失调，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兵源将成问题，试想一下，会有多少1：2：4 结构的家庭会愿意让自己的子孙辈奔赴前线。
人身在世，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如果人过中年、到了无法再生育、或无力再生养小孩的年龄，而自己的独生子女却意外死亡或伤残，可想而知这对一个家庭是多么残酷的打击。独生子女政策不利于家庭和睦，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因为生女孩而造成不和的家庭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因此导致夫妇离婚或酿成家庭悲剧。
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民汉比例，使得汉族人口比例不断减少，而少数民族基本不受计划生育限制从而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加大诸如新疆这类少数民族地区分裂的危险。此外，少数民族家庭因子女多、负担重，因而生活水平低于受计划生育约束的汉族家庭，也容易造成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满。
不利于提高人口素质，没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容易被娇生惯养，缺乏应有的锻炼，如此长大的人，很难肩负重任。到了某个阶段，大部分家庭结构为1:2:4 甚至为1:2:4:8，人口会以出生一个、死亡4到8个的速度迅速缩减。这时如果发生特大天灾人祸，将会对中国及中华民族造成重创甚至致命打击。
人口的生产、成长周期很长，一代人从出生到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社会作贡献需要
二、三十年时间，到了出现人口危机时再去调整人口政策，很可能为时已晚。随着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形态、观念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且不论这些变化是喜是忧，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最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压力的加大，即使不限制生育，很多人也无力供养两个以上的孩子。 为避免将来出现因人口问题带来的各种社会危机，中国应该从现在起实行不论民族一对夫妇生育两胎、限制第三胎的生育政策，将平均生育率(或称总和生育率)控制在2.0的水平上。这个生育率低于公认的2.1零增长水平，将使总人口缓慢下降，同时有利于使中国人口结构趋于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中国家庭的幸福指数，有利于社会稳定，从而不至于给今后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湖南商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0902 丁柏华 090110084
2011年10月7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