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传统家风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涉及重德养性的修身之学、孝悌勤俭的治家之法、崇学尚正的教子之方、与人为善的处世之则等方面。传承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对完善个体成员的道德人格、改善社会环境的道德风气、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传承发展传统家风文化需要高校、家庭、社会以及全媒体四位一体，共同努力。
关键词：家风;传统家风文化;传承价值;道德根基
“家风”又称门风，是指一个家庭在长期延续过程中形成的由祖辈、父母提倡并身体力行，用以规范约束家庭成员的稳定持久、世代相传的生活作风、价值准则和道德品质。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家风的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1]1。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优秀家风文化，其传承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德养性的修身之学
《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先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先齐其家者，先修其身。”[2]古人特别重视子女德性的培养与发展，故在传统家风文化中渗透着重德养性的修身之学。例如大教育家孔子十分重视子女对“诗”和“礼”的学习，认为这是修身立世的关键。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此外，传统家风文化强调，立志守志是个人修身的基础。郑玄认为：“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3]但如果胸有大志而不思进取，同样无益于自己的人生;只有意志坚定、不断奋进，才能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不仅如此，传统家风文化在个人的德行修养方面也有明确要求，提倡以静修身，以俭养德。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需静也，才需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4]只有保持内心的清静，不为名利所困扰，才能立身端正，溫良敦厚。另外，保持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也是传统家风文化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江苏的庄氏家族绵延不衰，成就突出，与其良好的家训家风分不开。毗陵庄氏族谱中收录有《鹤溪公遗嘱》《鹤坡公家训》《声鹤公遗训》《丹吉公家训》《董太夫人家训》等家训，这些家训的核心就是“读圣贤书，做豪杰事”。一个有骨气的人，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抗拒不公平不合理的压力，始终坚持自己内心的操守。在“遇大变，处大节”之时，不随波逐流，秉持正直仁义，用实际行动展现自己的风骨与节操。
（二）孝悌勤俭的治家之法
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中蕴含着孝悌勤俭的治家之法，不仅有利于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而且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5]孝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一切美德的源头。每个家庭成员只有形成“入则孝，出则悌”[6]的品性，整个家庭的氛围才能和谐融洽。勤俭持家是传统家风文化中治家之法的又一重要理念。颜之推告诫子弟要“稼穑而食，桑麻以衣”[1]64，勉励子孙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丰衣足食。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也开宗明义地强调：“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7]既表达了对人民劳动的尊重，也强调了勤俭节约作为传统美德的重要性。此外，一直流传至今的“简葬”思想也是清正简朴的充分体现。西汉时期的杨王孙，崇尚黄老之术，家累千金，却认为厚葬无益于死者。临终，嘱其子将其裸葬，以矫世人“竞相攀比、越礼厚葬”之世风。其死后裸葬于终南山，成为我国提倡“简葬”思想的著名人物。
（三）崇学尚正的教子之方
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教子之方。一是勉励子孙重视读书修身。孔臧《与子琳书》中云：“顷来闻汝与诸友生讲肆书传，滋滋书夜，衎衎不怠，善矣。”[8]陆游、苏轼也经常写诗勉励子孙勤奋学习，但是，他们要求子孙读书的目的并不是登科及第，而是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二是教导子孙要有忧患意识，“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9]古人认为，家国同构，面临的危机有共通之处，具备的忧患意识，也有相通之处。忧患意识就是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即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和现状，要时刻抱有警惕之心。身处顺境，不掉以轻心;身处逆境，也要坚持信念，争取改变现状。三是告诫子孙要谨慎交友，慕贤亲贤。“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10]一个人要结交正直的朋友，诚信的朋友，知识广博的益友，努力学习朋友的懿行嘉言，使自己立德端正。
（四）与人为善的处世之则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庭成员不仅需要处理好家庭关系，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关于接人待物的处世之则也有非常全面详尽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要做到睦邻友好。比如“六尺巷”的典故就体现了邻里之间谦和礼让精神。此外，曾国藩还引用俚语来向家人说明睦邻友好的重要性：“‘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近远亲而慢近邻。我家初移富坨，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易恭。”[11]二要做到诚信待人。人无信则不立，古人把诚信作为修身立命的根本价值信条。曾子杀彘的故事就是教子以信的典范。另外，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宋朝，一些较开明的家长在要求子女抓农业的同时，还要广开财路。叶梦得在《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强调：“治生非必营营逐逐，妄取于人之谓也。若利己防人，非谓明有物议，幽有鬼神，于心不安，况其祸有不胜言者矣，此其善治生屿。”[12]要求子孙诚信经营，取财有道，反对依靠损人利己的手段谋取利益。三要乐善好施，要有关怀民生疾苦和社会安危的胸怀和气魄。如《郑氏规范》教育族人要“以‘仁义’二字铭心镂骨”。很多家训家规中都强调要以己之力救难怜贫。
二、新時代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价值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传统的家族式家庭逐步向小型化、独立化的方向转变。不少传统家风文化日渐流失，传统家风的规范约束作用也日渐式微。但是，“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13]
（一）有利于完善个体成员的道德人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13]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受某种特定家风文化的熏陶与感染。无形的家风文化具有很强的持久性、稳定性和渗透性，它会深深植根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的价值判断、处世原则、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是千百年来千千万万家庭流传下来的智慧结晶和思想成果。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传统家风文化深深凝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去教化人、启迪人、感化人。传统家风文化可以使重孝悌、讲诚信、读诗书、立明志等美德在一个稚儿心中生根发芽，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更加根深蒂固。而且，经过传统家风文化熏陶的个体，易于形成更加完善的道德人格。面对同一个道德困惑，未经传统家风文化熏陶的个体，需要经过自己理性的思考，趋利避害，然后采取行动。而经过传统家风文化浸润的个体往往会依据自己心中早已树立的道德准则去做出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根据“首因效应”，后者作出利他行为的概率要大于利己行为的概率。因此，传承传统家风文化有利于完善个体的道德人格，使其受益终生。
（二）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1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作为家庭的精神内核，不仅可以折射和反映社会风气，而且可以影响和改变社会风气。发扬传统家风文化，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一方面，优秀的家风可以对家庭成员起到正面的督促规范作用，促使其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千千万万的家庭倡导并发扬好优秀家风，则会从整体上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另一方面，每个家庭中的成员作为社会人，需要在社会中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才能维持其生存发展。在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受过良好家风文化熏陶的个体会在一言一行中将自己的个人素养表现出来，与其有社会联系的其他个体将会在不自觉中受其影响，循序渐进地提高个人素质，养成良好的习惯。相反，如果一个人常年累月受不良家风的影响，积重难返，不仅难以形成美好的个人品德，而且可能将自己不良的品性通过一言一行传递给其他人。所以，传承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不仅对个体来说受益终生，而且对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家风文化形式丰富多样，内容博大精深。无论是耳提面命的谆谆嘱托，还是提笔家书的殷殷希冀，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严规家训，都倾注着先人对其子孙后代的勉励与期望。从最早的《家风诗》到汉代孔臧的《庭训》再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从张之洞的《与子书》到李毓秀的《弟子规》再到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等，都积淀着家风文化厚重的文化底蕴。发扬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一方面，传统家风文化是中华传统美德和伟大民族精神的资源宝库。我国传统家风文化中囊括了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齐家守业、睦邻慕贤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为后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我国传统家风文化还是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表达。叶梦得在其家训中勉励子女：“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故孝必贵于忠。忠敬不孝，所率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非惟危身，而辱必及其亲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15]岳飞从军抗金之前，其母在其背上刺字“精忠报国”，勉励他要心怀爱国报国之情。另一方面，传统家风文化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工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做出基本的价值要求，作为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思想结晶，发扬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注重植根于传统家风文化这片沃土。
三、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路径
如上所述，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民族道德根基的筑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传承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需要高校、家庭、社会及新媒体平台四位一体，共同努力。
（一）纳入高校教育体系，规范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路径
将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纳入当代高校教育体系之中，是弘扬发展传统家风文化的重要路径。高校应增设与传统家风文化相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并辅之以现代多媒体技术，采用线上答疑与线下教学相补充的手段，创新教学模式，增强传统家风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校教师应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努力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理论功底，为学生做好表率。同时积极倡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颜氏家训》《诫子书》《曾国藩家书》等优秀的家风文化作品，以考察、讨论的形式取代考试，注重启发和灌输相结合、主体性和主导性相统一，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感受传统家风文化，在生动有趣的实践活动中认同传统家风文化，增强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此外，高校可组织专家组将传统家风文化内容编写到教材中，使传统家风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教育体系，增强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科学性和思想性。最后，将传统家风文化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也是可行措施。比如：定期围绕“家风建设”的主题，举办学术论坛、开展文明评选活动。也可以通过诗朗诵、演讲、小品、文艺演出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传达传统家风文化的精神意蕴，增强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趣味性和多样性，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对传统家风文化在思想上自觉认同，在行为上自觉遵循，在信念上自觉守护。
（二）父母躬行身教，營造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氛围
家庭环境是我们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对于子女道德品质的塑造、道德行为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16]，只有将积极正面的“躬行”和“身教”真正落实到家庭教育中，才能帮助子女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促进每个家庭形成好家风。所谓“躬行”，既不是知而不行，也不是知行不一，而是父母努力提升自身的道德认知，并且把这种道德认知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道德行动。所谓的“身教”，就是父母用自身的道德行动去引导感化子女，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效仿学习，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在现代社会，为人父母者应该自觉学习传承名人大家优秀的家风文化，并吸收其精髓以指导自身的行动。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亲子互动，使子女潜移默化地得到熏陶和感染，自觉认同并养成传统家风文化中所传达的与人为善、注重孝悌、勤劳节俭、爱国忠诚等优秀品质。此外，传统家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因此，父母在吸收传统家风文化精髓的同时，还应立足时代语境，剔除传统家风文化中男尊女卑、家长独裁、封建专制等与时代不相适应的内容，同时引导子女树立如公平正义、遵纪守法等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观念。
（三）整合社会资源，拓宽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视野
社会是个体自我发展的主要场所，也是家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环境之一。传承发展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应当立足社会，充分整合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拓宽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视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传承发展传统家风文化应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通过深入了解寻常百姓的家风文化，并传播其符合时代性的合理内容，以点带面，使普通家庭的优秀家风文化在全社会起到正面引导作用。社区、单位、团体等有关组织应积极开展与“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发展”内容相关的活动。比如：在社区举行“听爷爷奶奶聊家风”的主题活动，既可以使“90后”“80后”深入了解所谓的“家风文化”，同时通过彼此的交流沟通，可以缩小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代沟，推动良好家风文化的形成。还可以通过定期放映有关家风文化题材的电影、纪录片等形式，增强传统家风文化对人民群众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此外，我们应“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7]。明确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地气”工程的价值定位，加大传统家风文化的宣传力度和教育引导，创设有利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生活氛围和社会环境。使人民群众在传承发展传统家风文化的过程中，自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立足全媒体时代，创新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方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平台应运而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18]作为一把“双刃剑”，新媒体平台如果运用得好，就会造福人民;如果运用的不好，则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危害。所以，作为强有力的现代传播载体，新媒体平台只有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导向，主动承担起宣传发展传统家风文化的责任，才能真正发挥其正面引导作用。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新”的特点，创新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打造一批富有时代感的、涵盖传统家风文化内容的网站来向大众宣传优秀家风文化;利用微信平台，围绕“家风建设”的主题创建微信公众号，并定期推送历代文士大儒的优秀家风家训供读者订阅浏览;也可以建立关于“家风”话题的微博“超话社区”、微信群、QQ群等平台来实现线上广泛实时的讨论与交流。此外，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应选择不同的传播载体。例如：针对幼儿，可以通过观看动画片的形式对其进行家风的启蒙教育;针对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青少年群体，可以向其推广有关“家风”题材的微电影、宣传片、小视频等;针对中年群体，可以利用下载量较高、受众较多的直播软件、微课、轻课等方式来传播家风文化;针对老年人，可以通过FM、家庭温情网剧等形式向他们普及家风文化。最后，各级政府及媒体平台的工作者，应立足全媒体时代，切实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增强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构建传统家风文化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在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新媒体平台的同时，正确把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牢牢占领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营造风清气正的全媒体环境。总之，要努力创新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用人民群众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的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家风故事。
参考文献：
[1] 颜之推.颜氏家训[M].檀作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大学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 7.
[3]后汉书（张曹郑列传）[M].范晔，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210.
[4]颜之推，等.中国家训精粹[M]. 陈俊才，注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 ∶ 53.
[5]曾振宇.孝经今注今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7]陈延斌.中华十大家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 ∶ 6.
[8]傅亚庶.孔丛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52.
[9]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103 ∶ 138.
[1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49.
[11]唐浩明.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1 ∶ 465.
[12]叶梦得.丛书集成续编·石林治生家训要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 445.
[13]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2-18.
[14]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12.
[15]叶梦得.石林家训[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 488.
[16]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9-03-18.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06.
[18]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 ∶ 4-8.
【责任编辑：黎 峰】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被界定为“新型政党制度”。认知该制度，就需要对其政治特质有更深入的剖析。以良善的公共生活为导向，从历史维度分析出发，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本文剖析和阐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特质。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缘起与发展来看，该制度具有内生性、创造性、调适性和可持续性等政治特质。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该制度具有理论性、开放性、多元性、协商性和同心性等政治特质。从中国政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看，它具有整合性、引领性、保障性和示范性等政治特质。政治特质的揭示，将有助于明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的基本取向和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政党政治道路的信心。
【关键词】新时代 政党制度 政党政治 政治发展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4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被界定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政治发展需求的“新型政党制度”[1]。无论是加深对该制度的政治认知，还是推动现代国家建设和促进人类政治文明进化，都有必要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质进行多维的政治剖析。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剖析，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线索，也势必加深人们对于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深度了解。至于政治剖析，则是审视新时代中国在建构“良善”政党政治方面的独特探索和政治实践。这种“良善”政党政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就是要建立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导向的中国公共生活。
历史分析：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缘起与发展中揭示多元特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分析政治现象时，非常注重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就应当从哪里开始探寻事物发展的根源。这种历史分析方法，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引导人们回溯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历史，探寻隐藏其中的政党制度特质。
内生性：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政治产物。在近代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面对外部冲击时由于其固有的独裁和专制局限而丧失了政治救世功能。政党，作为近代推动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政治组织，逐渐引起了时人的关注。清政府首任驻英（兼任驻法）大使郭嵩焘，率先将西方意义上的政党现象介绍给国人，英国“设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2]。作为后发国家的近代中国在向发达国家进行政治学习和借鉴时，逐渐将政党制度引入中国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制度作为政治救世的工具在近现代中国的嵌入和发展，具有后发外生型的特征。它走過了从后发外生到内生转化的艰辛历史过程。第一，多党竞争制的失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是为民国政党林立时代”[3]。但是宋教仁被刺杀和诸多临时国会议员被贿赂成为“猪猡”议员，则以残酷事实说明多党竞争制难以完成近代中国的政治整合和国家建设任务。第二，一党训政制的失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结束和国民党形式上完成统一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一党训政独裁制度。政党制度的封闭性，既难以吸纳各方力量参与国家建设和抗击外来侵略，又导致公权力缺乏监督而独断专行。一党训政独裁制度最终被近代中国扫入历史垃圾堆。第三，两党竞争制度的难产。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同抵御外辱，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互竞短长。而“双十协定”的被撕毁和解放战争的爆发，则宣告了这一政党制度尝试的难产。第四，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抉择中孕育产生。一方面，多种政党制度（多党制、一党训政独裁制和两党竞争制）的中国探索最终归于失败；另一方面，主要政党合作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取得辉煌的政治胜利，旧政协燃起了人们民主建国的渴望，新政协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重任。“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4]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近代政党制度探索的最终历史选择和政治产物，具有内生特质。
创造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产物。在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革命挫折之后，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命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内在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内容。首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中国政党制度的使命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就是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中国政党制度共享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在中国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或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时代内容而成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党纲或党章的核心内容，引领中国政党制度始终朝着“每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这个崇高政治使命前进。其次，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与中国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性。《共产党宣言》突出强调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这种理论的先进性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性，在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渗透和转换就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性。中国共产党总是依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问题作出明确的理论回答和坚定的行为引领，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巩固了政治领导地位。毛泽东就曾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7]最后，共产党人的劳动人民利益价值取向与中国政党制度的多党合作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坚守，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保持了政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价值取向。这就使中国政党制度既能够吸纳和包容各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政治代表（民主党派）的公共参与，又能在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引领下开展广泛多层的政党合作，致力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调适性：新型政党制度历史进化中的适应性调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呈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一方面，这种调适性根源于大众的政治认同心理。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积淀了政治使命观、贤能政治观和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它要求现实的政治活动总是承载着某种崇高的政治使命和符合“道”的要求，一群“内圣外王”品质的人治理天下，在治理过程中要兼听则明。而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支撑、以每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为理想社会追求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则契合了民众的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思维。该制度获得了民众深层次的政治认同而具有极强的政治韧性。此外，近代以来的民主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则既隐含着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逻辑，又包含着大众参与的政治诉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很好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满足了现当代人们求民主求共和的普遍政治愿望，确保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契合传统政治心理和满足现代政治诉求，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深受民众政治认同，能够回应各种现代政治变化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经受住了历史考验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根源于深得人心的“旧政治协商”，形成于协商建国的历史过程之中，定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宪法”，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考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政治春天。在此过程中，政治协商传统得以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获得宪法保障，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指导方针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襄助革命的“民主党派”在1989年定格为改革开放时期共谋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9]。“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10]习近平强调：“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11]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经受住了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考验，又即将迎来广阔的政治发展空间，展现了极强的政治调适能力。它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政党政治维度的制度保障。
持续性：政治发展视野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较高政治绩效。在近代中国追求政治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展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绩效。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与共产党对运动的政治领导，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二次合作与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使中国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国列强的第一次彻底胜利，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抗日戰争结束后，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政治协商深入人心。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彰显出了较强的政治发展推动功能，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历史积淀而成的大众政治认同和政治期待心理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协商催生新中国，党际合作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历经“文化大革命”严峻政治考验的中国政党制度维持了国内政治格局的基本稳定，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焕发了新的政治活力。新时代党际之间“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12]，以共识凝聚力量，助推中华民族复兴。可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因历史政治绩效而生，因现实政治绩效而获得广泛政治认同，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深厚政治动力。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历史分析，依据该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内生转化过程中的创造性发展，在与外部政治环境调适过程中呈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绩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获得了民众和精英的广泛政治认同而具有较强的政治韧性。
内部分析：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隐含多元特质。
历史分析为现实审视奠定了认知基础。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为背景，以系统论为视角审视该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联，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还展现出了以下特性。
理论性：执政党先进性与参政党进步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野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3]所以，“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全人类”。[14]崇高的政治使命和宽广的政治胸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5]这就赋予共产党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先进性。它既要以崇高的政治理想、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政治理论给其他社会主义参政党指明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又要以宽广的政治胸怀吸纳各参政党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和分享。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16]，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政党”[17]。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参政党）或襄助革命、或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它们团结和组织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级、阶层、功能界别群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共产党的先进性与参政党的进步性有机结合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
开放性：体制开放和与时俱进。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反思苏联“一党制”弊端的基础上，于1956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政治口号，即“共产党万岁”和“民主党派万岁”。“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8]“两个万岁”思想的制度化，确保了中国特色政党体制的开放性。而正是政党体制的开放性，保障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体制主体的开放性，不同社会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代表都能进入不同党派，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多种方式表达自我诉求，影响或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体制的开放性还促进了体制吸纳议题的开放性。社会中不同公共诉求或公共意见，都能借助不同政党的代表进入人民政协这个机制化平台得到公共表达和公共审视。面对不同主体或主题的开放性，使中国特色政党体制在新时代充满着蓬勃的政治生机与鲜活的政治生命力，日益受到执政党和社会各界的政治重视，政治信任度不断提升。
多元性：广泛代表与多元表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以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和功能界别作为社会基础的，是多元社会力量的政治组织凝结与多元诉求的体制化表达。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首先在制度主体方面具有多元性，拥有9个政党，使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政党组织的民主提炼和公共表达。其次，这种政党制度还具有吸纳的议题和讨论的诉求的多元性。制度主体——即多个政党组织，必然会将内部提炼的独特诉求以不同议题的形式呈现在政党协商的各种渠道之中。多元议题及其隐含的多元利益诉求，在使该政党制度具有蓬勃政治生机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制度因适应性不足而陷入制度衰落的困境。最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多元民主机制有效吸纳和整合了不同社会力量代表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些民主机制既包括正式的党际间“双周座谈会”和人民政协中制度化的党际协商，也包括非正式和不定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通报和约谈机制。不同党派的多元诉求，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民主机制中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公共表达和相关方的政治回应。
协商性：话语式竞争民主与理性力量的柔性制衡。以协商为特质的党际协商民主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协商民主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19]内含协商民主的中国政党制度也具备竞争性政治和权力制衡的特征。不过这种竞争不是选举票决式的竞争，它是一种话语竞争。其竞争焦点就在于不同话语的真实性：即对客观事实的反映程度、合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公共理性的辩护和支撑、合道德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公共道德的价值辩护和支持。它的力量不是源于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而是理性的征服；它的力量不是源于多个独立个体利益诉求的票决式叠加，而是源于多个独立个体的理性交融和利益妥协。所以，以协商为特质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充满着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为依据的剧烈的话语竞争。它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20]谁说的有道理，就听从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骂的无理，我们反驳，骂的有理，我们接受”。[21]不仅如此，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为力量源泉的话语协商也对执政党和参政党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制衡。这种政治制衡，是理性和道德对政党权力的制衡。任何政党行为都要经受公共理性的审视，符合公众的道德价值标准，都要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归宿。
同心性：共识凝聚与歧见包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同心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2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规范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一方面致力于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引领各方价值追求，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凝聚各方共识，努力在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画出最大的政治“同心圆”，团结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汇集众智、团结合作，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共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也主张凡是得到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论证的利益和价值主张都能在政治协商中获得有尊严的社会并存，以政治包容维护不同社会意见的公共表达。这为多元社会力量的公共表达、为执政党听取不同意见诉求、为公共政策的反馈调适、为重大社会问题获得多元解决路径提供了诸多政治可能性。共识凝聚带来政治合作，政治包容带来相互的政治尊重，二者共同维系着多元社会的基本共享公共秩序。
外部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彰显了它的价值特质
从系统内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仅仅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体系中一个闭合性的政治子系统。它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现代国家建构和人类政治文明等更高层级政治系统的良性互动，不断彰显它还具有一系列的政治价值特质。
整合性：分化力量的体制化政治整合。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五大社会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23]分化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需要政治体制的吸纳和整合；否则，这就会导致正式体制的政治衰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体制化方式不断吸纳分化社会力量的政党政治参与，有效实现了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整合。一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吸纳“六类新兴社会阶层”优秀分子的加入进行自主性调适，强化对新生群体的组织吸纳和利益代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则通过党内民主和参政议政的发展充分吸纳各社会阶层和各功能界别群体的政治参与，进行政党维度的利益整合、众意提炼和公共表达，日益发挥出中国共产党的“好參谋、好帮手和好同事”[24]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和各参政党不断调适各自的社会基础，完善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渠道。分化社会力量不仅得到政党内部的政治整合，而且政党整合后的多元社会诉求通过党际民主形成决策或法律提案，进入公权力决策视野。参政党的参政辅政，共产党的开放式执政，共同强化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引领功能。
引领性：多维引领中强化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地位。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引领着参政党的党内民主。虽然参政党是因民主而萌生，因共和而发展。但是，在政党制度内部，参政党不仅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而且要以共产党为师推动参政党各项建设的科学化发展。二者互动形成中国特色的精英民主。中国政党制度运行而催生的精英民主，将带动和引领人民民主，使中国民主发展成为一个随时代步伐循序渐进的可控化民主过程。新时代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正以政治质量和政治绩效为追求目标。高质量的政治绩效无疑将会对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社会建设，发挥巨大的政治反作用力。从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政治绩效甚至是一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领导，正在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核心竞争力。
保障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撑。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使中国这艘政治巨轮拥有远见卓识的坚强政治领导力量，又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动。一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新的思想理论引领中国发展航向。在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时代问题的同时，共产党以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作为凝聚起亿万民众的磅礴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另一方面，处于参政地位的各民主党派携手并肩共襄民族复兴大业。正如习近平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5]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各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共同政治追求。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各社会主义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团结合作，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示范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探索，不仅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在两种社会发展思想和两种社会制度相互竞争的时代为其他国家提供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路径。它承载着以民族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政治使命。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民主高效地运行，无疑将为中国模式提供政党政治维度的丰富内涵。它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既能保持高度政治稳定又有较强民主活力的政党政治路径选择。一党领导制度，正日益彰显相对于多党制和两党制的政治优点。它“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6]所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正以丰富的政治内涵和卓越的政治绩效为人类政党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结束语：特性分析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和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据此为线索，本文对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展开了历史维度的分析，揭示了它的内生性、使命性、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等政治特质；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阐述了它的理论性、开放性、多元性、协商性和同心性等政治特质；以系统论为分析视角，解读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在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影响，彰显了它的整合性、引领性、保障性和示范性等政治特质。中国政党制度特质的政治剖析，将有助于在崇高政治目标的引领下推动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助力中国建构具有良善导向的高质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注释
[1][11][12][20][22][24][26]《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2]《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9页。
[3]谢彬：《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页。
[4]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9]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頁。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16]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各参政党确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参见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17]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9]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2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责 编/周于琬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是一门提升学生认知、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课程，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在近几年的课程改革中，我通过大量的教学实践和对学生发展的观察，总结得出：在高中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
一、依托时政平台，加强体验
高中政治课程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合理地引入时事，与课本知识相融合，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在对具体实际问题的认识过程中，教师依托时政平台，加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好地满足了学生的心理发展需要。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3第四课《文化的继承性与文化发展》时，首先，我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合引经据典的视频合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掀起了中国文化热，由此引出本节课的主题：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接着，为学生播放《辉煌中国》的纪录片，通过壮观震撼的大规模航拍现场、生动热络的百姓生活现场、让人感动的一线生活现场等，展示了中国近几年来辉煌的建设成就。我积极鼓励学生发表感言。在探讨交流的过程中，一些同学为大家介绍了观看《辉煌中国》纪录片的观后感。有同学认为，作为高中生，应该从自身出发、从小事做起，掌握一门传统文化技能，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等。通过这项活动，学生在对时政的了解中深化了自己的认识，加强了自我参与的体验，树立了文化自信。
传统的高中政治课程比较单一枯燥，而时政的引入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还丰富了高中政治课程内容。依托时政平台进行政治教学，激发了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和理解知识，加强了学生的自我体验感。
二、搭建問题支架，层层驱动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在高中教育阶段，政治课程不再是简单的道德素质培养。教师要通过具体实例的研究分析，让学生形成自我认知的体系，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在高中政治深度学习的课堂中，教师要设置层层递进的教学问题，为学生搭建合理的问题支架，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并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1第一课第二框“信用卡、支票和外汇”时，因为通过之前课程的学习，学生已经了解了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于是，我直接采取了提问式的引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等职能，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流通工具。大家知道有哪些吗？”学生回答有信用卡、手机支付、支票、借记卡等。我再提出：“这些工具如何使用？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通过设置疑问，带领学生进入新课的学习。通过问题的建构，层层深入，进行新知识的探究。
三、延伸社会实践，迁移应用
社会实践活动是高中政治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和深化，是高中政治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方式，是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在体验中认知、在生活中学习的一种有效的教学形式。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这要求教师从学科背景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活动情境，引导学生走进生活，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1第三课第二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时，我深知单纯地进行课堂知识讲解并不能达到效果。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做理智的消费者，我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通过对市场消费人群的日常收入、支出、消费项目、消费观念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切实地体会各种消费行为带来的影响，从而自主地追求合理的消费，形成正确的消费观。
政治思想、文化观念，都是源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是人们对生活事物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归纳总结。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生活中的实例，引导学生走进生活，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将政治生活的规律和知识进行迁移应用。实现高中政治的实践化教学，延伸社会实践，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实现知识的迁移应用。
近年来在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为了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我采取了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的教学方式。构建深度学习的高中政治课堂，需要教师充分利用社会生活中的时政平台，引导学生搭建问题支架，通过思考交流形成正确的思维意识，最后再回归生活解决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平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力抓手。高校应该提高思想认识，提升教师文化素养，创新教学方法，拓宽教育渠道，精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整体规划、协同推进。
关键词：中华优秀傳统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融会贯通、有机统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养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高学生文化传承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增加学生传统文化认知，提高学生传统文化素养，坚定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深入分析两者融合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凝结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内容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重要的教学资源，其流传千古的优秀教育方法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让空洞的政治理论变得形象，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一）从内容上看，是丰富教学资源的需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课程，其主要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一脉相承，应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吸收精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遵循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道德规范。毛泽东同志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轻之，君为轻”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把“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改造，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理念、社会理想、人民追求等核心思想的精髓，是传统文化经典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有机融合。儒家倡导仁爱友善、和谐大同的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要求不谋而合。“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与现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要求紧密联系。
（二）从方法上看，是优化教学方法的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教育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借鉴。传统教育文化强调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启发受教育者的学习主动性。传统文化的融入会让教育者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性和体会性。诚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要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教授，但是过多的灌输会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情感育人和文化育人的效果。教师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性和说教性，让学生在感受传统文化之美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传统教育思想中重视道德教化，重视个人道德感悟，让受教育者收获德行和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传授。传统文化讲究知行合一，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启发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重视实践转化，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创设条件，引导学生将思想政治理论内化成为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个体意识，外化为行为习惯。
（三）从效果上看，是提高教学实效的需要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够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将原本单调乏味的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有效，让呆板的教学理论有了历史依据，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专题化教学、讨论式教学、体验式教学等方式，通过讲好传统故事、阅读传统经典等手段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授课方式单一、教学内容空洞的弊病。师生共同参与课堂，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有效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的单向灌输。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易于深入学生内心，取得良好教育效果。作为教育客体的学生，从小接受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道德教育，这其中就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生积淀了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形成了个人的思想道德体系。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要以学生的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将思想政治理论与学生心中原有的传统文化内容融合起来，唤醒学生固有的思想道德观念。在固有观念和内心道德情感的支撑下，学生更容易接受来自教育者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顺利实现教育目的。
二、理性审视两者融合的可行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本原因在于，二者间具有相融性。”[1]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不但必要而且可行，两者在教育思想上相互融通，在教育内容上相互补充，在教育效果上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伦理、价值、命运等的诉求。”[2]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平台，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有力抓手。
（一）在教育思想上，两者相互融通、互相借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这些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相互融通的。因材施教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教育思想，即依据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有差别的开展教育。“孔子教人，因材施教”，面对子路和冉友“闻斯行诸？”同样的问题给予完全不同的回答，因为“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思想政治理论课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贴近学生生活，从学生实际出发选择教学案例，制定教学任务。根据学生知识储备、学习能力、个体性格的不同，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
傳统教育思想中循序渐进的教育理念与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求坚持教育的顺序性不谋而合。传统教育中讲求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坚持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在教育内容上，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和核心课程。由此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哲理，其核心是德性文化，它对于培养学生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坚定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汤一介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影响中国社会的两个传统。他指出，“影响中国社会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国学及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老传统，另一个是影响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社会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称之为新传统”[3]。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坚持新传统还要不忘老传统，把新老传统有益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才能“凝魂聚气”“强基固本”，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在教育效果上，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离开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文化教育缺少传播载体而无从下手。离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灵魂，内容空洞，缺乏文化底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将其融合到教学内容中，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根基。离开传统文化的根基，思想政治教育就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感化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说服力相结合，优势互补，才能坚定学生政治信仰，提高学生道德素质，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丰富传统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良性互动。
三、积极探索两者融合的路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借鉴优秀传统教育思想，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主体意识，尊重学生个性，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披沙拣金，合理扬弃，精选文化教学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博大精深的人类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不可否认的时代价值。但是，中华传统文化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局限性，不能简单地奉行“拿来主义”，生搬硬套，全盘采用。教师应该坚持科学扬弃的态度，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利用现代手段发扬光大。对于带有历史局限性的、不适合新时代学生学习的糟粕思想，要坚决舍弃。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的会存在陈旧过时或者已经成为糟粕的东西。这就要求师生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来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都拿到今天来照搬套用。在选择教学内容时，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选择符合时代要求、贴近社会生活、易于为学生所掌握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二）循循善诱，因材施教，选择良好教学方法
“教贵有法，法无定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灵活采用教学方法。广泛开展案例式教学，紧扣教学内容，结合学生实际，贴近学生生活，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选择精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案例，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知。大胆尝试体验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充分运用体验、感悟等方式增强学生的探索能力，鼓励学生将生活中形成的个体知识经验融入课堂教学，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感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结合社会热点开展讨论式教学，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启发学生围绕教学主题开展讨论，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改变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知识本位观，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师生双向互动，与学生平等友好对话。构建新型教学反馈机制，创新教学评价方式，在考查学生政治理论知识水平的同时，更应重点考查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
（三）言传身教，行为示范，提高教师文化素养
“教者，上所施，下所效者”（许慎《说文解字》），“师者，人之模范也”（杨雄《法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主导者，是学生学习成长路上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在教育过程中，不但要求教师言传，更要求教师身教，“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言传身教可以提升教学效果，因此教师要提高自身传统文化修养，身体力行，对优秀传统文化“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给学生带来示范，引导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入耳、入脑、入心、入行”。
教师要成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表率，必须“要以身作则地将蕴含价值理念与道德规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4]。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传统文化素养。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加强学习，提高传统文化知识储备，拓宽文化视野，深刻领悟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蕴含的精神，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教学的需要。其次，要修身养德，具有良好道德素质。教师要信服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增进传统道德的情感认同，提高个人道德水平。最后，要言传身教，突出示范引领作用。教师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使命，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身作则，通过自身行为影响学生，以道德示范和人格魅力引领学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秀梅.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究——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1）：126.
[2]张卫良，龚珊.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机制探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5）：128.
[3]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40.
[4]郑秋月，郭亚苹.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育人”及促成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9）：91.
■ 编辑∕李梦迪
收稿日期：2021-01-02 修回日期：2021-03-10
作者簡介：刘广浩（1985—），男，山东济宁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机电分院自动化工程系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苏省无锡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践研究”（I/B/2020/04）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发展的方向之一。本文着重从老子《道德经》的角度给出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存在问题的途径，用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者个人成长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道德经》；融合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贯穿了每个人一生的学习生涯，它的主旨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人从小到大的学习生涯包含了对文化素养的高要求，因此，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必须要对文化多加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而且必须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批判地继承、吸收，更要融合其中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现状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都存在明显缺失的现象。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状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余年的发展，积累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有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目前很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都缺少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只有少数高校开设了涉及传统文化的选修课，而在大多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里几乎找不到传统文化的影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严重。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教师，他们大多数专业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积累不足，学术功底相对薄弱，无法有效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将其有效地传输给学生；而其中少数中国传统文化功底比较深厚的教师，则主要是专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与专家，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功底又相对薄弱，在如何将传统文化有效地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也缺乏相应的综合研究能力。因此可以说，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严重缺乏相关方向的具有较高专业综合素质并能有效地将其传授给学生的教师，这严重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创新发展，并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关键因素。
同时，也有其他一些原因阻碍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严重，研究者缺乏对这一方向持续性和深入性的研究意识，对具体流派的创新性不足，以及当代大学生的传统文化基础薄弱等，这些都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的因素。
三、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的路径分析
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最有效的路径就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督促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学习和积淀。鉴于笔者对老子《道德经》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考，就以此为例，谈谈老子《道德经》给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启示和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者学习借鉴的内容。
《道德经》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老子的思想是国人的精神财富，更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老子的德育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大的借鉴以及学习的价值。
（一）学习老子德育思想有助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正确态度
态度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价值观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丰富自己的学识，对事件正确与否的分析把握，逐步积累实践经验去筑牢思想的堤坝，从而构筑正确的价值系统理念。
1.诚信不欺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指做人要以本来面目示人，人们应不逐利，不弄巧，保持纯朴的天性。“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指待人要真诚，说话要讲求诚信，是老子诚信不欺的德育思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相信他。“轻诺必寡信”，轻易地许下诺言必然不会信守。诚信是人的基本品格，是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人的必备条件，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交往的基本要求。山西的晋商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可以兴盛五百年，是因为诚信赢得了天下。这些都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内容，告诉当代大学生要呼唤质朴纯真的道德。
2.安静沉稳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本，躁则失君。”稳重是飘然的根基，宁静是狂躁的主宰。因轻浮而失去道德根本，因狂躁而失去主宰地位。做一个“安静沉稳”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一方面，有利于内心沉稳宁静。内心和谐是指人心里平衡愉悦、和谐统一。只有内心沉稳平静，才能抵御外界的诱惑，才能在面对利益的时候，不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有利于内心宽容。宽容不仅仅是一种肚量，一种远见，更是一种境界。只有内心宽容，才能“利万物而不争”，才能“处众人之所恶”而不感到厌恶，才会“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才能有容乃大，犹“道之在万物”，犹“川谷之于江海”。怎样才能有一颗宽厚仁爱的心呢？最重要的是内省。人并非生下来就会宽容，怎样能达到宽容的境界，怎样能提高自身修養呢？就要不断地内省。只有不断地内省，才能做出正确的取舍，用真实战胜虚假，用宽容战胜狭隘。而且经常内省有助于不断进步，进而做一个宽容仁厚、心胸开阔的人。
3.空杯心态
“卅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然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是指有形状的东西之所以被人们利用，是因为看不见的无形状在起作用。现实社会，人们只做有关、有用、有利的事，殊不知，有时无关、无利、无用的事其实也有作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其实是为了下一阶段工作效率的提升；紧张的考试后，适当休息可以缓解身体的疲劳，保持身心和谐；把身段放低，是因为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应该向“无”学习，一方面，时刻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空杯”心态，不断向优秀的老师、学者学习，提升自己的学识和修养，做一个新时代的思政人。另一方面，也要向同辈、晚辈学习，学习他们的积极心态和进取精神，做一个终身学习，并可以时刻进步的新时代教育者。
（二）学习老子德育思想有助于确立思想政治教育者正确的工作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和人有关的工作，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方法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不言之教
自古及今，教师是世人尊崇的行业，要为人师首先要了解师道。师道的智慧是身教重于言教。“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原意是指社会的上层阶级对于下层的老百姓而言，过多的发号施令不如把政令保持在一个适当的状态。但用它来指导教师之行为也颇有深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指说话少而精，几句话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核心，其他的通过受教育者自己的观察和感悟由表及里，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而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原理。老子说天地万物都不辞辛劳在造作，但造作后虽然生长不已，但并不据为己有，所以人们应该效法自然法则处理人事。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如果要教导学生就应以身作则，让学生从教师的一言一行中学习，这样的学习比教师直接告诉或教导来得更为深刻。“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也从另一个层面告诉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学生应多进行思想上的引导，而不要过多地说教，身体力行更有说服力。
2.以柔胜刚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难免遇到学生的不理解、不配合，甚至有抵触情绪，这些都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处理，这方面老子给出了解决之道。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去体会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良苦用心，以达到领悟的目的。“柔弱胜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情感教育，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既有感情作为工作基点，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打开受教育者的心灵之门。
3.由表及里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指出研究“道”的学问，减损自己的经验知识。减少又减少，最终达到“无为”的境界。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由表象到本质的过程，要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需要经过“减损又减损”的过程，不断地舍弃表象深入到事物的内部。社会和时代的极速变迁和当代大学生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者实际工作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能够透过事件的表象，启发学生进行抽象思维，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三）学习老子德育思想有助于树立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人生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培育优秀的接班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引领受教育者发挥自身所长，通过不断学习把自己锻造成卓越的社会主义栋梁之才。
1.上善若水
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用水的胸怀去包容与接纳受教育者。“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思想政治教育者就要像水一样，善于滋养受教育者而不与其相争，并承载学生对自己和这门学科的非议，净化学生的心灵，扭转学生的思想，真正给到学生帮助和鼓励，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位，引领学生成为思想健康、有自主和自觉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厚德载物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大丈夫宁愿处于敦厚淳朴的地方，不愿居住于忠信浅薄的地方，宁愿与朴实无华为伴，也不愿意居住在繁文缛节的热闹地方。因此，有智慧的人知道如何取舍，如果要去教育别人，没有比身体力行更有说服力的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常思己过，多宽恕别人，做人要大气，做人要淳朴，做事要厚道，像深厚的大地一样去接纳受教育者，用光明磊落、善良真诚、朴实无华的心去感召受教育者。
3.被褐怀玉
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其实是要把人的工作做好。“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高校的管理者、老师、辅导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传播者和落实者，这些教育者的思想层次、人格修养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广度、知识的储备程度决定了他们如何做工作、如何去讲授一门课程、如何去管理学生。他们的一些主张和思想，有时不会被人理解，但越是不被理解而又正确的思想，就更有必要讲究方式方法传授给学生。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注重修炼自己的人格情操、提升专业学识，做到被褐而怀玉，不注重外表的华丽，只在乎自己是否具备真才实学，这恰恰是最为可贵的，这样才能对学生一视同仁，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同事虚怀若谷，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老子经历过中国社会大动荡、大改革的时期，阅历丰富，见识广泛，思绪缜密而深刻，提出许多精辟独到的德育思想，如今仍能给我们极深的启迪。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持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融合，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不竭动力和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丹明子.道德经的智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2]李金刚.大智慧道德经[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3]徐永春.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