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分析法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合同管理作为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工程结算与工程造价均有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在对合同管理的含义和内容分析基础上，从合同签订前/合同履行时以及合同后期等不同阶段，对合同管理在工程阶段及工程造a价中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围绕合同管理的有效策略进行探讨，以供参考。
【关键词】合同管理;工程结算;工程造价;影响
合同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约束性作用的重要文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重要性也日益显著。其中，工程结算与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合同文件，则是指工程项目承包单位和发包单位在具体的工程项目与建设活动中，就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进行约定并达成的协议内容。合同管理作为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由于合同制定与签订以及合同履行/合同后期等不同阶段的合同管理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别，对工程结算与工程造价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不同，因此，针对合同管理对工程结算和工程造价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从而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合同管理策略，促进其在工程结算与工程造价中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充分发挥，具有十分突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下文通过对合同管理内容和含义的简单概括和总结，围绕合同管理在工程结算及工程造价中的影响，对建设项目合同管理强化的有效对策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1、合同管理的含义和内容
合同是指针对合同双方在某项活动中所具备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和限定，同时具备有法律效应的文件。其中，工程项目中的合同则是针对工程项目承包单位与发包单位的具体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与界定所形成的文件总称。合同中，针对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规范和约束的，从而对工程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以及后期阶段的双方合法经济权益等进行保障，避免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同时确保工程项目的建设能够顺利实施。
2、合同管理在工程结算与工程造价中的影响分析
合同管理与建设工程的各参与者及其利益之间均具有密切关联，并且在不同工程阶段对工程造价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对合同管理在工程结算与工程造价中的影响分析，需要从合同签订前/合同履行过程中以及合同后期等不同阶段进行。
2.1合同签订前期的管理影响分析
一般情况下，由于合同签订前期的管理重点主要侧重于招投标阶段的合同管理，其具体管理内容包含工程造价及管理有关人员会针对工程造价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等，像工程建设的进度/施工质量/施工建设投入的成本费用等，在上述评估与分析基础上才能进行科学/合理的施工投入及成本计划制定，进而为工程结算以及工程造价等提供依据和支持。此外，上述与工程结算以及工程造价有关的内容，在工程项目施工建设的招投标阶段都会在相应的工程招投标合同中体现，同时还包含工程造价管控人员针对工程造价有关因素综合评估与分析所获取的潜在因素等，都会在工程招投标合同中体现，以避免后期出现纠纷。
2.2合同履行阶段的管理影响
合同履行阶段的合同管理对工程结算及工程造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程建设本身是一项较为复杂与系统的工作，不仅施工建设所需的时间较长，并且工程建设中的不确定因素相对较多，需要通过合理的工程造价与控制管理，才能够确保工程建设的效益，促进工程建设顺利实施，进而满足工程建设中的合同管理需求。其中，在开展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與管理中，一方面需要结合工程情况进行全面与详细的分析，明确可能影响工程合同管理的有关因素和内容，从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工程合同管理工作，促进其管理效果提升，为工程建设以及施工质量效益提升提供基础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合同管理中，由于合同管理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工程造价管控效果，一旦合同管理存在问题，必然会引起工程造价控制问题发生，进而对工程结算以及工程建设等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合同履行阶段的合同管理中，工程款交付环节以及工程款索赔等，不仅是合同管理的重要环节的内容，同时对工程造价控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工程款交付环节为例，由于其直接关系着工程承包单位的工程建设利益，一旦工程款交付不及时，或者是不按照合同规定进行工程款交付等，都会导致工程承包企业的施工建设利益风险增加。
2.3合同后期的管理影响
合同后期的管理工作主要是针对工程施工建设竣工阶段的合同进行管理，即通过对工程造价有关信息的整合与处理，其中包含工程结算有关的材料/数据，像工程招投标文件以及招投标合同/签证资料/工程结算书等，在上述信息整合与处理基础上形成健全的档案记录，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给出有效的处理对策，实现工程建设各方的利益保障。
3、强化建设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有效对策
结合上述合同管理对工程结算及工程造价的影响，为实现工程合同管理的有效强化和提升，从而为工程造价控制以及工程结算实施提供基础支持，最终促进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和保障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重视。
首先，应加强工程项目合同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建立并健全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制度，有利于促进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各项内容有效落实和执行，从而促进其在工程结算与工程造价控制中的积极作用有效发挥，达到工程合同管理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工程项目合同管理制度建立与健全中，由于合同管理所涉及的内容与工作环节众多，包含合同内容确立前的协商/合同初拟/审核/签订等，因此，进行合同管理制度制定就需要结合合同管理的具体内容和环节，从合同交底以及合同管理责任划分/合同管理中的工程状况实时监测收集/工程进度款审批等管理制度建立和制定上，促进工程合同管理的整体制度建立和完善，从而为工程合同管理工作开展提供依据和规范支持。
其次，工程合同管理还需要采取动态管理方法，重视工程合同的现场签证管理，避免存在过多或者是过早签证情况，尤其注重对变更合同的现场签证管理，以确保合同管理的规范和完善;同时，在工程合同管理中，还应加强对工程有关的图纸/计划以及施工记录等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强工程合同中的变更内容审核，确保合同变更与提出索赔同步进行，并且对合同变更与索赔内容需要在项目业主和工程承包单位一致同意情况下才能实施。此外，还应加强工程合同管理中的反索赔意识，不仅敢于反索赔，同时还需要通过对反索赔条款的仔细研究与合理运用，实现工程建设中的合法权益有效维护。
结语：
总之，对合同管理在工程结算与工程造价中的影响研究，结合工程合同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情况，为工程结算以及工程造价控制提供良好的基础支持，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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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法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基于政策工具—目标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关系三个维度，对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相关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主要存在着政策工具运用不均衡、政策目标偏向性、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错位等问题。据此，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优化路径，主要包括强化需求型政策配置，激发人才培养市场需求动力;完善现有供给型政策工具，构筑人才培养坚实推动力;深化环境型政策工具，创建人才培养适宜土壤等。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工具;职业教育政策;优化路径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一直作为治国理政的主要目标，乡村振兴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促进农村内生发展的作用。我国在2020年如期消灭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情况下，乡村振兴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作为一种特别强调内生发展思路的战略，乡村振兴有助于协调城乡资源配置，降低精准脱贫的制度费用[1]。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乡村振兴，关键在人”[3]，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在于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改造传统农民，使传统农民能够进入现代农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4]。对传统农民的改造需要对其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再开发。虽然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开发，但最根本的还是职业教育路径。从2018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密集颁布了一系列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通过对这些政策文件的分析可以发现，职业教育是关键词之一，是影响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
政策文本是分析和把握政策效果的有效切入点，对于研究政策实施过程、批判性政策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5]。为了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有必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对职业教育的政策要求进行分析，以了解当前职业教育政策及其作用发挥的现状，揭示当前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政策方向及政策取向作出展望。
一、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分析的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对研究问题的深刻分析，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分析框架合理与否，都直接影响着研究过程是否能顺利推进，更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的产生，以及研究结论的信度与效度。
（一）研究方法
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现状进行分析，势必要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政策文本属于明确表达的显性内容， 具有多重维度且蕴含丰富的信息[6]，因此，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内容分析法的实质是对文献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其研究目的是根据数据对内容进行可再现的、有效的推断”[7]。概括来说，内容分析法是一种能够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进行系统性和客观性描述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对政策内容进行剖析获得结论[8]。内容分析法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解读式内容分析法，二是实验式内容分析法，三是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本研究综合实验式内容分析法与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通过Nvivo11.0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根据编码分类，计算每类内容元素出现的频率，概括描述明显的内容特征。
（二）资料来源
在确定基本的研究方法后，需要对可供分析的数据进行选择。乡村振兴一词正式出现是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最早的相关政策文件是2018年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许多相关文件也时有提及，但是此类文件中往往缺乏明确的关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政策。因此，本文选取的是自2018年起与乡村振兴直接相关的政策文件，共6份，见表1。
（三）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是为达到具体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方法、手段和措施[9]。目前较为主流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主要有三种：一是根据施策客体的需求，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四类;二是根据政府对政策工具的干预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三类;三是根据政策工具对主客体影响的差异性，将其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类[10]。不同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根据研究需求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本研究探究的是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相关政策要求情况，最终目的是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促进人力资本开发的能力，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职业教育供给与乡村振兴人力资本需求之间的关系;同时，根据教育政策与农村政策工具研究的应用频率与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特点，本研究采用羅斯韦尔等人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将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作为政策工具分析的一级维度。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以提供动力为主，是指政府在资金、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大投入，促进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以对市场的培育和刺激为主，是指政府通过服务外包、市场引导等方式，刺激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最终促进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合适的环境，是指政府通过体系建设、制度保障等措施，优化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以间接促进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
在一级维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形成了11个二级维度，包括资金投入、硬件设施、软件保障、创新教培形式、服务外包、鼓励引导、需求引领、目标规划、体系建设、制度保障和金融支撑。
从已有研究来看，仅从单一角度，即从政策工具视角进行政策分析，显然无法反映政策工具的选择全貌[11]。因此，在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还需要对政策目标进行分析。通过对现有政策文件中职业教育政策目标的归纳、分析和总结，结合乡村振兴的需要，可以看到，职业教育政策目标总的来说就是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具体来看，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增加乡村教育容纳水平，实现增加乡村振兴人才供给数量提高的目标;二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升乡村振兴人才供给质量;三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补偿性教育与专业培训，优化乡村振兴的人才结构。概括来说，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增加乡村振兴人才存量;二是提升乡村振兴人才质量;三是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另外，通过对当前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人才培养的量与质是相互依存、相互交错的关系，因此，在这里将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政策目标概括为增加、提升乡村振兴人才量和质以及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两个方面。
基于以上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工具和目标的分析，形成了研究框架，见图1。
二、关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现状分析
对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相关政策要求现状的研究，是分析当前政策存在问题及对后续政策展望和设计的基本前提。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本身就是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组合，政策工具的选择和组合结构是否合理、运用的系统化程度，都对政策的执行和效果实现有着极大的影响[12]。同时，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研究多是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关注职业教育如何服务乡村振兴，直接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进行研究的较少。因此，本研究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基于政策工具—目标的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使用Nvivo11.0对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分析，以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现状进行研究。在确定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Nvivo11.0对6份乡村振兴文本中的职业教育政策工具进行编码，共获得编码71条，以下分别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目标三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现状进行分析。
（一）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首先以政策工具为分析单位，分别统计各维度数量与百分比，见表2。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中，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种政策工具均得到了应用，但是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应用比例不同，其中应用比例最大的是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政策工具总数的59.15%;其次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总数的28.17%;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低，约占总数的12.68%。
具体来看，首先，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应用中，软件保障、硬件设施政策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分别为35%、30%;但是与资金投入相关的政策工具相对较少，仅占供给型政策工具总数的10%。其次，在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使用鼓励引导政策工具最多，约占需求型政策总数的66.67%;需求引领和服务外包政策较少，仅占总数的22.22%与11.11%。最后，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应用上，政府重视目标规划政策的制定，其总数约占环境型政策工具总数的57.14%;而金融支撑政策则相对较少，仅有2.38%的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构建合适的金融环境。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发现，当前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工具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又以目标规划政策为主，需求型政策工具供给较少，且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以鼓励引导政策为主，服务外包等政策较少。综合来看，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工具的使用较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过大，需求型政策工具供给不足，次级政策工具的结构仍然有待优化。
（二）政策目标维度分析
在对政策工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还需要对政策内容进行分析。根据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目标及相关政策文本的内容，可以将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目标分为提升乡村振兴人才数量和质量，以及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两个方面。见表3、表4。
由表3可以看到，现有职业教育政策为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两个主要目标中，相较于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而言，目前的政策对提升乡村振兴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支持更多，占政策总数的60.56%。这说明当前阶段，乡村振興人才的培养仍然以提升数量和质量为主，对人才结构优化的关注相对较少。
由表4可知，在具体政策工具使用上，资金投入、服务外包、体系建设及金融支撑四个政策工具维度上未对优化人才结构做出应有的支持，相关政策全部助力在乡村振兴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上;硬件设施保障、创新教培形式和制度保障政策主要用来支持提升人才数量、质量，软件保障和目标规划政策主要应用于优化人才结构;此外，鼓励引导和需求引领两个维度的政策对目标的支持程度是一致的。
综合来看，当前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政策对提升人才培养数量、质量的支持更多，更倾向实现提升人才培养数量质量的目标，在资金支持、拉动需求以及环境保障等方面全力促进该目标的实现;对优化人才结构目标的支持则主要体现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具体表现在对相关主体的鼓励和引导上。
（三）政策工具—目标维度综合分析
在分别对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分析以后，还需要综合政策与目标两个角度，进行二维交叉分析，探寻两者的关系特征。见表5。
由表5可以发现，提升人才数量、质量的目标在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分别占65%、55.56%和59.52%;同时，为实现该目标，使用的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占比27.08%、11.63%和58.14%。因此，可以认为环境型政策工具与提升人才数量质量的关系更为紧密。优化人才结构目标在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的占比分别为35%、44.44%和40.48%。在该目标中，供给型政策占工具比25%，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14.29%，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60.71%，同样是环境型政策工具与目标关系更为紧密;同时也可以看到，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应用于提升人才数量质量，需求型政策工具在两个目标的应用上大体相当，但是由于环境型政策工具整体占比较高，因此，两个目标的实现主要还是受到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困境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现有政策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政策工具运用不均衡
政策工具运用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一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相对稳定，但是政策工具使用不够多元化。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到，供给型政策工具在三种政策工具类型中的比例约占整个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的1/3。这说明，当前供给型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政策体系中的运用相对稳定且合理;但是，从次级政策工具来看，软件保障与硬件设施政策的占比均超过1/3，而资金投入政策相对于其他政策而言，占比仅有10%，说明次级政策工具之间存在配置不协调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软硬件保障政策主要包括学校、培训基地建设、实训基地建设、课程、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提供相应的培训等。政府为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了相应的基础条件，但是资金投入的不足可能会带来“木桶效应”，反而降低了基础条件的使用效率和价值，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是需求型政策工具利用率过低，且政策工具内部运用失调。需求型政策工具在三类政策工具中占比最低，仅为12.68%，明显低于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如果仅由政府主导支撑是不足以维系与满足人才培养需求的，通过需求型政策工具可以促进外部力量参与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培育和刺激市场，拉动乡村振兴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进而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培养乡村振兴所需人才;但是目前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较低，在政策工具的应用上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容易制约政策工具对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拉动作用，抑制其他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最终影响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效率与目标的实现。
与此同时，需求型政策工具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主要是鼓励引导性政策占需求型政策工具总数的2/3，而服务外包政策的比例仅为11.11%。鼓励、引导性政策是以导向性和鼓励性的政策为主，政策内容往往更多落脚在实现政策目标的大方向上，对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这样仍处于探索阶段的政策目标而言是必要的，可以為实现政策目标探索前进的方向并进行深化。然而，正因为政策目标的实现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也需要更多更加具体的政策。此外，在人才培养中，服务外包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支持政策之一，尤其对于一些政府无法涵盖的教育培训活动来说更是如此。目前可能由于鼓励引导性政策占比较大，压缩了其他需求型政策的空间，需要做出调整。
三是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目标性政策过多。环境型政策在所有政策工具中占比接近60%，远超其他两类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旨在为实现政策目标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过量的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反而会带来抑制作用。在该类政策工具中，目标规划政策的占比最高，超过一半的环境政策属于目标规划政策。目标规划政策工具的大比例使用符合人民对国家政策在整体布局上的期待，能够从宏观层面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同时明确政策目标，但是在微观层面实践时可能会存在一定难度，操作落实较为困难[13];且目标规划政策的表述通常较为宏观，这也为后续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带来困难。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金融支撑政策的占比最低，仅有2.38%。人才培养主要由上而下实施，涉及资金方面的投入更多是由国家主导的，相对的像金融支撑这样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就会较低。但是，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需要外部市场、职业院校、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金融支撑政策恰恰是激发这些主体参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需要得到相应的重视[14]。
（二）政策目标偏向明显
在政策目标上可以看到，当前施策是以提升人才数量和质量为主，超过2/3的政策工具为实现该目标服务，但对优化人才结构这一目标关注不足，尤其在资金投入、服务外包以及制度建设三个政策工具上，缺少对优化人才结构的重视;但是在目标规划政策工具上，优化人才结构的目标占比相对较高，说明政府希望通过总体布局、统筹规划来引领乡村振兴人才结构的调整，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优化人才结构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更易落实的政策上体现较少。究其原因，一是当前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仍处于探索阶段，相较人才结构而言，当务之急是先解决人才来源不足与现有人才质量不高的问题，优化人才结构在当前阶段更适合作为一种规划，更适宜放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下一个阶段;二是目前乡村振兴所需的应然的人才结构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乡村振兴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结构对于乡村振兴而言才是最优解，都是有待实践探寻的目标。因此，当下对优化人才结构的探索更多地停留在目标规划的层面。
（三）政策工具与目标存在错位
从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提升人才数量、质量，还是优化人才结构的目标，均更多地运用了环境型政策工具，尤其是在优化人才结构方面，环境型政策工具约占三类政策工具总数的60.71%;其次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目标中的政策工具结构类似，都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需求型政策工具最末。乡村振兴是一种强调内生发展的战略，其人才培养也同样遵循这一原则。人才培养的内生发展不仅包括由上至下的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也包括借助已有资源通过创造领域内市场需求，促进人才培养市场的内生发展。可以看到，目前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政策上，仍然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环境型政策工具为实现政策目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合适的外部土壤，为政策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但是却很难形成核心的内部动力;供给型政策工具对实现政策目标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是仅有推力而无拉力则难以形成可持续性的发展，因此，需要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作用。
另外，三类政策工具的比例构成也需要进行调整。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实现政策目标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在政策目标提出初期，环境型政策工具可以引导政策方向，提供适宜的政策土壤;但是当目标提出后，则需要适当弱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加强供给型政策工具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比例，通过一推一拉两股力量，促进政策目标最大程度的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相伴而生，在前期一系列大环境的创设下，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急需落地。但是，从目前的政策工具结构来看，仍然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目前缺乏相应的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体系和制度，导致政府、市场、法律制度与职业学校各自的职责不明，关系错位，因而，只能通过宏观的环境型政策工具进行引导，难以施行更能落地的政策;另一方面，本研究中的政策文本均由国家层面颁布，考虑到各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实情况，国家政策作为总的指导方针，侧重于构建外部环境及宏观目标引导，为地方政策的制定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但同时也需要直接的、拉动性的政策为地方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此外，目前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两个政策目标所占比例较为接近，但是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提升乡村振兴人才数量、质量的政策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优化人才结构政策的比例。人才数量、质量的提升是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基础，而人才结构的优化则是关键。目前来看，一方面，在数量上政策工具更倾向提升人才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人才数量、质量的提高可以塑造合理的外部环境与市场需求拉动。但是，与之相比，人才结构的优化仅通过市场需求与环境支持难以实现。人才结构的优化需要足够的供给，尤其是教育体系、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才能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但是，目前对于人才结构优化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存在明显不足，政策工具的结构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错位阻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
三、促进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政策优化
（一）强化需求型政策配置，激发人才培养市场需求动力
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辅以供给型政策工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较低，力度偏小。从现阶段来看，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但是，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干，尤其是很大一部分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需要借力职业教育才能完成。因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政府参与，也需要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协同。正因为如此，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从环境侧发力，构建良好的促进人才培养的环境;同时也需要从需求侧发力，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配置，尤其是在创建内生市场方面的作用，通过内需拉动，提升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并驱动人才结构的优化。
同时，也要关注各类政策工具间的协同合作，内外结合，充分发挥政策的拉动作用与外部环境的支撑作用。具体来看，目前需求型政策工具以鼓励引导为主，缺乏实质性的内需拉动政策，即缺少能够指导实践落地的、拉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需求的政策。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可以考虑从刺激市场需求入手，通过服务外包、校企共育、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多种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与培训规模，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提供多样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培养多层次、多类型的乡村振兴人才;同时与环境型政策工具协同，通过构建相应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作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二）完善现有供给型政策工具，形成人才培养坚实推动力
首先，目前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供给型政策工具虽然运用相对稳定，但是多元化程度不足，还需充分发挥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推动作用以及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具体来说，目前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以软硬件设施等保障层面的政策为主，直接的资金投入政策并不多。然而，政策目标的实现必然离不开资金投入政策的支持，因此，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设计中，可以加大涉农资金投入力度，如可通过设立专项经费或项目制经费，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15]。除了加大涉农资金投入，从现有次级政策工具来看，还需要加强教育资源的投入，即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建设，包括完善高中阶段学校职业教育建设，提升高职院校教育质量;同时，为了进一步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还需要关注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本科职业院校建设以及新农科专业建设等。此外，还需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增加教育与培训专兼职教师数量，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拓展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等。为了保障以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需要通过协同供给型政策工具与环境型政策工具，构建以职教中心为主体的县域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并在该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相应制度，以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三）深化环境型政策工具，创建人才培养适宜土壤
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法规与制度保障。但是从目前的政策文本来看，环境政策工具的过多使用导致其他两类政策工具使用的弱化，尤其是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占比明显偏低。因此，为优化政策工具的整体结构，一方面需要适度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比例，优化其内部结构;另一方面需要深化当前的环境型政策工具，提升环境型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适宜土壤。具体来说，首先，可以适当减少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目标规划类政策的使用，适度增加金融、税收等财政方面的政策支持，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金融环境基础。其次，从现有政策来看，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通过职业教育路径的培养，尚未形成相应的人才培养支持体系。因此，在未来的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制定过程中，要着重加强人才培养支持体系建设，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关注县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适度高移人才培养重心，关注不同层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减少目标规划类政策。最后，还应充分考虑环境型政策的灵活性。受区域经济、社会以及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性和区域特色性差异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政策的灵活性与适用性，在确保政策实施环境构建的同时，保证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可行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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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的统计数据及其质量也成为国内外相关机构及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基础建设部门对统计数据的需求，为了使基础建设部门统计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增强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有必要对我国加强统计分析工作，构建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统计数据；统计调查；数据质量
文献标识码：A
一、统计数据质量的内涵
各国统计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从满足用户需要的角度出发。确定了统计数据质量的理念。统计数据质量主要是指统计信息对用户需求的满足程度，具体包括适用性、准确性、及时性、可比性、可衔接性、可取得性、可解释性、客观性(或称为诚信)、方法专业性或健全性、有效性、减轻调查负担。
二、当前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的问题
(一)统计调查方法存在的问题
统计调查方法需进一步改进，过分依赖全国统计报表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由于抽样调查与各级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不相适应，容易形成层层搞抽样调查或上面搞抽样调查、下面搞全面报表的局面，影响抽样调查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统计数据的质量。抽样调查尚不能满足调查内容指标繁多和多重分组的要求，这也会影响到统计数据质量的相关性与有效性的要求。
(二)统计调查与数据汇总过程存在的问题
在统计调查实践中，基层统计数据仍存在虚报、瞒报、错报、漏报问题，以及伪造和篡改统计数据的现象。在统计数据汇总处理中，仍存在计算机数据处理水平低，造成手工汇总过程中的记录、计算、抄写、打印产生的误差，以及机器汇总过程中在编码、录入、编辑、数据处理、打印过程中产生的误差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三)统计数据公布存在的问题
1．可解释性不强。我国统计数据公布时的可解释性与GDDS存在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三个“缺少”上：一是统计类目核心指标缺少细项内容的描述；二是统计数据缺少支持数据检查复核的相关核对方法，从而难以判断其合理性保障程度；三是数据缺少必要的文字说明与诠释，未向公众提供可以用来评估数据质量的相关资料，有关数据修正、统计方法的重大修改方面的信息也没有提供。上述数据公布作法上的缺陷，直接导致了目前我国统计数据的可解释性不强，严重影响了统计数据用户对数据的正确使用。而且这些数据一旦形成，其评估与调整难度极大。
2．可取得性不强。我国统计数据的公众可获取性与GDDS同样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没有预先公布各项统计数据的发布日期；二是数据发布时对使用各方没有体现公平原则。后果是导致使用者获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制造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
3．及时性也存在欠缺。在数据公布的频率与及时性上，相对于其他部门，财政统计与GDDS的差距较显著，其中，债务年度统计滞后六个月，财政年度决算的明细表更是滞后12个月，预算外收支、社会保障收支也没有及时或定期进行公布。
(四)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我国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中，以单项数据质量管理为主，缺乏综合的、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对数据质量内涵的理解相对来说仍较为狭隘，在实践中主要围绕这数据准确性进行评估，对数据质量的其他方面重视不够；在评估过程中，没有让社会公众和用户充分参与进来，评估机制缺乏必要的透明和有效性，未能取得社会各界对数据资料的充分理解和认可；缺乏明确的数据质量管理要求和目标。
三、统计数据质量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
(一)可比性原则
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的制定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便于比较。评价指标应根据待评统计数据的整体属性和效用值的比较进行排序。指标间要避免显见的包含关系，用适当的方法消除隐含的相关关系。指标处理中还要保持同趋势化，以保证指标间的可比性。可比性越强，评价结果的可信度越大。
(二)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的设置应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待评统计数据内部要素以及其间的本质联系为依据，正确反映待评统计数据整体和内部相互关系的数量特征。
(三)实用性原则
评价指标涵义要明确，数据要规范，资料收集要简便。指标设计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方针、政策、法规，评价模型设计要有可操作性，评价计算简便，结构模块化，计算程序化，便于在计算机上操作。
四、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
(一)对质量体系进行总体设计
在质量体系总体设计阶段，首先应该制定统计数据质量方针，确定统计数据质量目标，然后进行统计数据质量现状调查，并与质量管理的国际标准进行对比，找出管理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对统计资源(包括统计人员及物资设备)进行配备，建立数据质量组织体系结构，确定每个工作人员的数据质量责任和权限。
1．统计数据质量的分类控制与评估技术。统计数据质量的分类控制与评估技术是把统计分组原理与统计数据质量控制及评估的各项质量活动有机结合，对统计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中有关统计数据质量的活动。在全面系统地认识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根据分类结果确定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强点、弱点以及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强点、弱点、以及影响因素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的预防、监督、改进措施的技术体系。统计数据质量分类控制与评估技术目的在于详细揭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统计数据质量的影响因素，预防、控制、减少误差的影响。
2．比较分析及探索性数据分析技术。比较分析技术的原理是根据统计数据生产过程及结果确定统计数据质量证据，依据质量证据与相应的统计标准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统计数据质量结论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的技术方法。
(二)编制质量体系文件
一般地，编写质量体系文件的原则是“写你所做”，即写下在统计数据生产过程中必须做到的。具体来说，就是按照质量体系的要求，将统计信息生产过程文件化，即建立起三个层次的质量体系文件(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文件)。
在质量体系文件中，首先应对统计数据的生产过程设置必要的控制点，按照控制标准对控制点进行检验或验证，并形成相应的质量记录。统计数据的生产，一般要经过方案设计、资料收集、整理、汇总、上报、分析与开发研究及公布提供等环节。这些环节密不可分，一环紧扣一环，一环不慎都将影响所生产统计数据的质量。这里的质量控制点具体就是指统计数据生产过程中影响其质量的要害问题及其所在环节。在确定控制点时应考虑：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它们存在于哪些部门与环节?最容易出现质量问胚的环节是什么?经常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其次，根据统计数据质量的特点，把统计数据质量分解为相关性、准确性、及时性、可比性、可衔接性、可理解性、可取得性、有效性等八个有机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组成部分，然后针对每一个统计数据质量因素，根据其特点将其分解成为对质量产生影响的、前后联系的若干个质量要素。这样，通过把与每一个统计数据质量因素有关的所有活动和环节分解为若干个有机联系的质量要素和建立不同层次的技师体系文件，利用最大量的质量记录和把与统计数据质量有关的相应职责确定到每一个固定的岗位，使与统计数据质量相关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完备的、系统的控制，并能对导致生产出不符合质量体系要求的统计数据的所有环节和责任进行追溯，以便对这些不符合质量体系要求的环节进行纠正和改进，从而使按照质量体系操作而最终产生出来的统计数据完全符合质量体系的要求和令用户最大限度的满意。
(三)执行质量体系
执行质量体系的原则是“做你所写”，即按照质最体系文件中所写的特定科学程序生产统计数据。
对统计数据产生的全过程所有环节的工作均实行控制，对统计数据产生全过程设置必要的控制点，并确定控制标准，对控制点进行检验或验证，并形成相应的质量记录。控制标准的确定应客观可行，不能因人为因素而降低标准或做过高的苛求。
在几个专项普查中所实行并取得很大成功的统计数据全面质量管理的措施及经验进行推广，拓展其应用范围，对生产政府统计数据的各项调查均实行控制。
五、结论
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技术体系还不尽完善，没有明确的评价数据质量原则与标准，也没有确定的控制理论及方法，仍有许多控制技术与方法需要进行研究和探讨。通过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对统计数据实施全面管理，我国统计数据质量堪忧的现状一定能得以改善，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统计数据一定能更好地满足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多方面用户的需求。
内容分析法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对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的故事材料进行调查和抽样统计发现，虽然中国传统故事，如寓言、神话、民间故事等数量很少，但单从故事数量上分析，我国幼儿园课程并不带有明显的文化倾向性。而按照一定标准为故事分类、打分并运用SPSS进行数据统计后发现，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的品德类故事和情感类故事都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倾向。总体而言，我国幼儿园课程的西方文化倾向比较明显。
[关键词]幼儿园课程；文化倾向；故事
课程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课程的出现缘于文化传承的需要，没有文化便没有课程。幼儿园课程自然也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课程文化的差异、课程文化的形态和课程文化的倾向都会在幼儿园课程中得到反映。
事实上，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幼儿园课程反映的文化也具有特殊性。一般来说，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幼儿园课程的内容应该能使幼儿感到亲切，易被幼儿理解，并与幼儿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幼儿园课程的功能则是使幼儿习得某一社会的基本文化规范。同时对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进行调适或统整。使幼儿继承上一代的文化精髓。“文化上的差异与儿童的学习背景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紧密相联的。为儿童编制的课程是不可能脱离这些文化背景的……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中，我开始逐渐地感悟‘个性’‘创造’‘主动’‘自主’‘探索’等一些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理念并不是一些中性的、完全客观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它们有不同的涵义，对它们的价值追求也不尽相同；脱离了文化背景，这些所谓的‘先进理念’只是‘乌托邦’……在发展幼儿园课程的过程中，价值的多元性和文化的适宜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发展出具有中国特点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西方人的价值，借用西方的课程。”
本文通过对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的故事材料的调查和抽样统计。分析了我国当前幼儿园课程的文化倾向。并对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以及在幼儿园课程文本编制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提出一些建议。
一、研究方法
受年龄特征的影响。幼儿比较容易接受具体的、感性的事物，而故事恰好能使抽象的文化观念直观化，因此，故事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故事中蕴含的浅显哲理常常成为幼儿行为规范的指南。同时，在幼儿园课程文本中使用的故事又能很好地反映课程编制者的价值取向。折射出社会文化的需求。因此。本研究选定了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的故事材料，排除教案设计以及教师价值观等因素对幼儿可能产生的影响，只关注幼儿园课程文本中故事材料蕴含的文化因素所反映的文化倾向性以及这种文化倾向可能对幼儿产生的影响，以此作为分析幼儿园课程文化倾向的切入点。
笔者随机抽取我国五省市(分别为沿海F省、Z省，内地B市、S省和G省)通过其教材编写组审核认定的幼儿园课程文本(分大、中、小班，均为主题式幼儿园课程)，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这些课程文本中的故事材料蕴含的价值观及文化倾向。
笔者首先对五套课程文本中的故事总量进行统计，并将故事分成有明显文化倾向的特殊故事(中国或外国的神话故事、寓言故事、民间故事和人物传记等)和无明显文化倾向的一般性故事(除特殊故事之外的故事)两类，统计各类故事数量，并进行描述性分析。随后，笔者从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的一般性故事中随机抽取200个故事。按情感、品德、审美、认知和其他五个方面将故事分类。统计每类故事的数量，并描述性地分析每类故事的子类特点。例如，笔者依据表1的记分规则，将品德类故事子类“个人修养与意志品质”方面的个人道德类故事按照其强调的品质特征一一对应。分入所属层级并记分。笔者假设理想的幼儿园课程状态是幼儿园课程中所提倡和培养的道德品质没有任何文化倾向，即所有道德类故事均记2分。笔者运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个人道德类故事的文化倾向。笔者还依据表2的记分规则，将情感类故事子类友情类故事按照其强调的品质特征一一对应。分人所属层级并记分。笔者同样假设理想的幼儿园课程状态是幼儿园课程中所提倡和培养的友情没有任何文化倾向，即所有友情类故事均记2分。笔者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友情类故事的文化倾向。同时。笔者还从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的所有故事里选取典型故事进行个案分析。从故事立意和故事内容角度出发，分析其是否符合中国文化的规范。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 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的故事数量比较
由表3可知。在五省市的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特殊故事的数量并不与各省市课程文本中的故事总量成正比。在五省市的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特殊故事所占比重非常小，均以没有明显文化倾向的一般性故事为主。在特殊故事数量方面，出现了有趣的倒挂现象。按照笔者之前的设想，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思想开放，交流便利，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因此会比内地各省市在文化倾向上更西化。更偏爱选择外国故事。但统计发现。中国类特殊故事数量较多的分别为沿海F省和沿海z省的幼儿园课程文本，外国类特殊故事较多的是内地B市和内地G省的幼儿园课程文本。
总体而言，在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文化倾向明显的中国类特殊故事和外国类特殊故事数量基本持平，且所占比例较小，无明显文化倾向的一般性故事数量较多。因此，单从故事数量上分析，我国幼儿园课程的文化倾向性并不明显。
2 200个故事分类情况统计
根据王春燕1981年对幼儿园6、7月份中班语言教育内容的调查可知，在15个语言活动中，有关认知性内容的活动有8个(占53.33％)。显然，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幼儿园课程侧重认知，强调幼儿学科知识的获得。而笔者根据对200个故事的分类统计发现，我国现行的幼儿园课程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认知内容的比重明显下降(见图1)。如果说品德类教育一向是我国幼儿园教育的重中之重的话。那么越来越受重视的情感教育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众所周知，中国人的情感大多是含蓄而内敛的，“爱在心里口难开”是中国人对待情感的态度的真实写照。中国文化一向是重智商超过重情商。而西方文化对待情感的态度向来是大胆和直接的。西方人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会自由地表达和接受情感，即使他再聪明；也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由此可以推断，情感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中国教育一向重视的方面，而是近几年随着对素质教育的肯定和提倡。从西方引进并逐渐发展起来的。
3 品德类故事成分分析
由图2可知，在品德类故事中，涉及社会公德的故事有17个，占品德类故事总数的16.67％；涉
及个人修养与意志品质的故事有85个，占品德类故事总数的83.33％。
由于受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国家体制的影响，公民道德教育在我国学校教育中一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集体利益，强调个人的牺牲和奉献，反对和批判极端的个人主义。这种文化特征在道德教育方面就表现为对社会公德和集体主义的大力提倡，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社会公德方面的表现是学校对个人进行评比和奖励的不可或缺的依据。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幼儿园德育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其重点不再仅仅是为了把幼儿培养成社会的一分子，而且是为了把每个幼儿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因此更加重视对幼儿个人修养和意志品质的培养。
4 情感类故事成分分析
对情感类故事成分的分析发现，我国现行幼儿园课程中对朋友之间情感的强调(友情类故事占情感类故事总数的68.18％)大大超过了对传统的亲情(亲情类故事占情感类故事总数的25％)和师生情感(师生情类故事占情感类故事总数的6.82％)的强调。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重亲情历来胜过重友情。另外，尊师重教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现行幼儿园课程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现行幼儿园课程更重视友情教育。这种倾向的出现可能与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因为许多独生子女情感冷漠，不会与人相处。所以幼儿园才更强调对幼儿进行友情教育。
此外，在亲情和师生情的培养上，幼儿园课程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提倡幼儿把对父母、对教师、对长辈的爱用语言和行动表达出来。在幼儿园课程中有不少故事都提及幼儿要用“我爱你～我爱你，老师”“妈妈，我好爱你”等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喜爱。这种培养幼儿勇于表达自身情感的教育倾向与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含蓄、内敛的国民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5 个人道德类故事分析
由表4可知，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85个个人道德类故事的平均分为1.8412，低于假设的理想状态得分。由此可以认为。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个人道德类故事的文化倾向与假设的没有任何文化倾向的理想状态差异显著(t＝-2.298，p<0.05)，即我国现行的幼儿园课程内容在对幼儿进行个人修养和意志品质培养方面更倾向于西方文化所提倡的个人品质。在整理数据过程中发现，与传统幼儿园课程强调培养幼儿勤劳、勇敢、诚实、听话等品质不同，我国现行的幼儿园课程更强调对幼儿独立人格的培养。与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强调见义勇为、舍己救人不同，我国现行的幼儿园课程更加强调个人生命的可贵。
从整体来看。在对幼儿个人修养和意志品质的培养上，现行幼儿园课程强调的是非常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个人至上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至上的色彩变淡。
6 友情类故事分析
由表5可知，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30个友情类故事的平均分为1.8000，低于假设的理想-状态得分。由此可以认为，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友情类故事所表现出的文化倾向与假设的没有任何文化倾向的理想状态差异显著(t＝2.183，p<0.05)，即我国现行的幼儿园课程内容在对幼儿进行友情类情感教育方面更倾向于西方文化所提倡的情感表现。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发现。与传统课程强调友爱、和睦相处不同，我国现行的幼儿园课程非常重视对幼儿的分享教育。幼儿与同伴之间不仅可以分享个人拥有的物品，而且可以分享个人的想法、情感等主观色彩浓厚的抽象物。同时，现行的幼儿园课程强调幼儿在与朋友相处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个人意见的表达，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不做朋友的附属物。好朋友之间因为意见相左，为达成共识，可以争吵，但吵完后要学会原谅对方，最终和好如初。此外，现行的幼儿园课程还强调幼儿情感的表达，即当朋友离开时。幼儿要用行动和语言来表达对朋友的思念。如给朋友寄贺卡等；与朋友相处时，幼儿要经常赞美朋友，表达对朋友的喜爱。
从整体来看，在对幼儿进行友情类情感教育方面，现行幼儿园课程提倡幼儿要学会分享友情与表达情感。中国传统教育所提倡的朋友间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的理念虽然在故事中也有所反映，但数量很有限。由此可见，在友情教育方面，我国现行幼儿园课程的西方文化倾向比较明显。
三、研究结论
1 在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文化倾向明显的中国类特殊故事和外国类特殊故事数量基本持平，数量都比较少。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的故事均以没有明显文化倾向的一般性故事为主。因此，单从故事数量上分析，我国幼儿园课程的文化倾向性并不明显。
2 在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里随机抽取的200个故事中，品德类故事最多，情感类故事第二，在传统课程中占首位的认知类故事的比重明显下降。在品德类故事中，现行幼儿园课程对社会公德的重视远不如对个人修养和意志品质的重视；在情感类故事中，现行幼儿园课程对亲情和师生情感的重视远不如对友情的重视。特别是在德育方面。“集体主义”这个曾经最具中国特色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词语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对独立自主的个人意识的强调。西方化倾向明显。
3 对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个人道德类故事的分析发现。现行幼儿园课程西方文化倾向明显，强调西方文化色彩明显的个人至上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至上的色彩变淡。对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友情类故事的分析发现，现行幼儿园课程提倡幼儿要学会分享友情与表达情感。中国传统教育所提倡的朋友间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的理念已不是主流。这种情感教育方式与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含蓄、内敛的国民性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说明我国幼儿园现有的友情类情感教育内容倾向于西方文化所提倡的情感表现方式。
4 对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的一些故事的分析发现，许多故事远离幼儿的生活，加大了幼儿理解故事的难度。特别是一些西方文化色彩明显的故事，不为中国幼儿所熟悉。这种故事的出现有无必要，值得商榷。还有一些故事背离真、善、美的原则，内容要么是猛兽吃掉了小动物，小动物要报复；要么是动物损害了人类的利益，人类消灭了动物；要么是坏人做了坏事，最后下场悲惨，但是人们都不同情他，等等。这些“伪真”“伪善”“伪美”的教育内容，会把幼儿园教育引向何方，这实在值得我们去深思。另外，繁难的故事在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也占一定的比例。各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选取的许多中国传统故事和外国童话都存在故事内容复杂、用词晦涩难懂、大大超出幼儿认知和理解水平的问题。
综上所述。从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中的故事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幼儿园课程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倾向。
四、对幼儿园课程改革和课程文本编写的建议
本研究在地域上基本遵循遍及东、南、西、北，
兼顾内地和沿海，考虑民族地区的原则，因此，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我国幼儿园课程发展的趋势。研究发现。我国现行的幼儿园课程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薄弱，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倾向，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试图对正在进行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和幼儿园课程文本的编写提出一些建议。
1 对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建议
(1)实现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文化转向
很多专家认为，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一直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从20世纪50、60年代学前苏联。到80年代引进西方先进的儿童心理理论、教育理论。到90年代引进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泰勒的课程设计理论、列昂捷夫的活动理论、儿童生态学理论、系统论及相关的游戏理论、情感智商理论等，再到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引进最近发展区理论、社会建构理论、多元智能理论、瑞吉欧教育理念及方案教学等，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一直没有脱离过西方模式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么多年来幼儿园课程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产生于西方文化和语境中的课程理念被大量移植到中国之后，与中国文化产生了激烈碰撞，导致许多长期浸染于中国文化中的教师和幼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文化不适应问题。
“中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不是按照某些西方人的价值取向，去做好他们倡导的事情，而是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人该做些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人的理论和经验，但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社会本土的实际情况。”“从宏观的层面思考以后要走的路。也许我们要多去想想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怎样更多地去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问题。而不是没有批判地将一些源于西方文化的思想都当作‘先进理念’。”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更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幼儿园课程改革只有实现了文化上的转向，才能真正找到出路。
(2)加强教师队伍的文化建设
课程改革在不断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教师队伍的文化建设要求。目前，各幼儿园都非常重视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的培训和改进，倡导教师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价值观，却忽略了价值观中的文化因素，导致幼儿园整体文化建设滞后。很多园长和教师更多地是从技术理性角度去看待课程改革，孤立地分析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善于从文化层面整体思考问题，不善于从文化层面提升和推进课程建设，相当程度上处于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状态。笔者认为，要改变上述状况，首要任务是要引导教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只有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把传承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去实行，才能在文化学视野下对课程理念、课程标准、课程实践进行深入观察与思考。从而使我国幼儿园课程西方文化倾向严重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文化建设，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与培训。应该成为教师专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2 对幼儿园课程文本编写的建议
(1)重视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在课程中所占比例，突出地方特色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且地域与地域之间在文化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各地幼儿园课程编写者在编写幼儿园课程文本时应有意识地收集、传播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及当地健康的民俗文化。加大优秀传统文化在课程文本中所占份额，突出地方特色。
(2)注意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
在对五省市幼儿园课程文本的调查中笔者发现。故事内容偏难、不符合幼儿认知特点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课程编写者在编写课程文本时一定要考虑到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在取材时要注意分析。选取与幼儿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学内容。课程编写者尤其不能为了追求中国特色或西方特色而舍本逐末。以牺牲幼儿的发展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主观编写意图。
(3)教学内容应贴近幼儿生活，追求真、善、美
幼儿有着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虽然在生活中接触面比较窄，但是在他们生活中出现的一个人、一张纸、一片树叶乃至他人无心的一句话，都可能成为他们想象的起点，他们用最朴素的线条，最简单的色彩，最精简的文字，最单纯的旋律，在心中创造出一个美丽而神奇的世界。正是因为幼儿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课程编写者在编写课程时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使课程内容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是幼儿所熟知的事物，又充满童趣，丰富多彩，让幼儿获得美的享受。与此同时，课程编写者还要从一大堆材料中挑选出真正“真、善、美”的内容。把“老虎、狮子、狐狸都是坏的”“坏人不会有好下场，就应该被打死”等陈旧的观念清除出幼儿园课程。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真诚相待的美好之花在幼儿园课程中处处开放。
总而言之，无论是幼儿园课程改革还是幼儿园课程文本的编写，都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行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而从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更应该重视中国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不断弘扬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以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内容分析法论文范文第5篇
巳丑仲夏，刘再生先生穷经年笔力，为音乐史学界奉献了一本力作《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7月版，以下称《简述》)。其为作之新，在于历史体验之新、叙事方式之新、知识内容之新、史学观念之新。捧读大作，手不释卷之际，感慨良多。不禁为作者精心面壁、皓首穷经式的学术跋涉而感怀。在爱之过切的冲动之中，有了如下的感言，还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历史体验之新
有哲人说：“历史的第一要素是体验。”在《简述》的叙事过程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不断将自己的历史体验融入到历史的叙述之中，于是其“思考的问题和思索的方式，解释的话语和实现的途径”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意。作者在《简述》中体现出的历史体验之新，至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简述》冠以“近代”之名，融入了作者对以音乐形态存在方式为分期标准的历史体验。针对史学界依据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不彻底”与“彻底”，将1840---1919年划分为“近代”，将1919--1949年划分为“现代”的观念。作者认为：“音乐文化主要依据音乐本体的形态与风格划分为不同时期与阶段。音乐形态作为整体性存在方式，它浓缩着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音乐作品内容与形式方面的‘形状与神态’之主要特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音乐风格则是在一定时代条件下由于审美意识的变化而导致表现手法、精神气质以及艺术手段运用等方面产生差异。”(第5页)这里的寥寥数语，当是作者浸润着中国音乐古今历史积淀与表演感悟而形成的历史体验。由此他将自鸦片战争之后由西方文明输入而形成的有别于古代传统音乐的学堂乐歌，视做中国专业创作的肇始形式；而20世纪20年代以来借鉴西方作曲技术的专业音乐创作形态与风格特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又大体一脉相承。因此，将这一段历史时期定名为“中国近代音乐史时期”。
2 对最新史料重新汇纂的体验。为了展现对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音乐本体创造发生根本改变这一重要史实的体验，作者对最新史料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重新汇纂，仅学堂乐歌的历史叙述部分就包括：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沈洽等《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之生平与作品》、刘晓路《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兼谈李叔同研究中的几个误区》、丰子恺《忆李叔同先生》、刘质平《弘一上人史略》、孙继南《李叔同歌曲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朱经畲《李叔同(弘一法师)年谱》、韩国鐄《曾志忞生平再探》、张静蔚《搜索历史》等。融入作者历史体验的这些新见研究成果，使得《简述》中关于学堂乐歌历史的叙事充满了新意。特别是其间的三个主要人物沈心工、李叔同、曾志态，均以更加鲜活的人物形象进入到历史叙述的界域。固然史料开掘的先行者功莫大焉，而将这些开掘后的新材料予以汇纂、整合，使之在整个历史事象中发挥更全面的作用，同样功莫大焉!由此而及，还可以看到作者通过对于史料的不断开掘，使得近代音乐的历史人物都更加鲜活了起来。比较典型的条目如写赵元任的“言有易，言无难”，作者在述及赵元任的生平时，提及其家学渊源；同时披露赵元任保存了76年的日记；其留美期间曾购置钢琴，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做短期研究生，在芝加哥做博士后；以及其于20世纪20---30年代辗转于美中之间的诸多史实，均是新人耳目的内容。而对于赵元任歌曲作品的分析则特别引述了萧友梅对赵元任的评价，引述了赵元任书赠李抱忱的墨宝“我来北地将半年，今日初听一宵雨……”的同时还简介了赵元任于古典诗词吟诵音乐方面的贡献。这些均能使人们对赵元任这个近代音乐史上熟知的人物有更为真切的了解。类似者如萧友梅、黄自、韦瀚章、青主、老志诚、冼星海、江文也、李惟宁、吴伯超、马思聪、杨荫浏等都有新的史料介入，给人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描述。
3 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的新体验。纵观《简述》全书，给笔者一个至深的感受是作者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的落墨毫不吝啬。回顾中国近代音乐史，中华民族在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中要迈开现代化的步伐，要学习西方音乐，发扬民族音乐，难免步履维艰。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在“鉴西”前行中捉襟见肘之窘迫也时时可见。而这些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所描述的主流内容，已是不争的事实。其间惟于音乐教育的发展却总给人以若隐若现之感。孰不知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如果没有初步配套全面的音乐教育体系来支撑，是断然不容乐观的。特别是那些在音乐教育事业上默默奉献的一代有识精英，没有他们的支撑，哪有20世纪的中国音乐?所以近年孙继南先生治近代音乐教育史之用心实为难能可贵。作者得与孙先生口耳相摩、地利人和之便，更加之毕生在音乐教育领域的摸爬滚打，磨炼出一种对音乐教育史难以割舍的情怀，从而这种情感便升华为一种学术的敏感，在《简述》中畅然流淌。于是在《简述》中可以看到蔡元培关于区分专制教育和民主教育的史料发现；也可以看到“文会馆”作为中国早期教会学校的出现；还可以看到黎锦晖的平民音乐教育观的论述；更可以见到的是过去并不多见，或根本未见诸于史书的一批音乐教育家李华萱、杨仲子、柯政和、吴梦飞、刘质平、丰子恺、周淑安、应尚能、赵梅伯、查哈罗夫、程懋筠、缪天瑞、李惟宁、吴伯超等，均专列条目予以介绍。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作者对近代音乐教育的描述虽侧重于专业音乐教育，但也注意到师范音乐教育、歌剧音乐教育、京剧等传统艺术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不仅关注以国立音乐院为主体的音乐教育之衍生发展，同样还关注解放区的专业音乐教育、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的音乐教育等十分广泛的领域。这样还一种历史的体验或许也应当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4 关于学院派与救亡派争鸣的历史新体验。20世纪30—40年代，两种新音乐运动在理论上有过鲜明的交锋。在以往的历史著作中囿于各种原因，对于这一史实的叙述或过于简略，或略而不言，有碍于后人对于历史的真实了解。《简述》在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处理中，体现出作者客观、求实、兼顾现实且秉笔直书的历史新体验。其表现是首先对于过去被忽略或只有简单提及的当事人做了较详细交代。这对于过去几十年间处于弱势方的当事人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对过去不公正历史叙述的一种必要的修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简述》给予“吕骥与张昊的一场笔战”的当事人张昊生平的详实笔墨，这恐怕是近代音乐史著作中的首见。其次，《简述》还首次梳理了“学院派”概念的历史演化过程。第一次在史书中披露了聂耳对于“学院派音乐家”谴责性的理论认知。这种对历史的忠实，是作者不唯书、不唯上史学品格的体现。作者认为“聂耳指名道姓对萧友梅进行批判，是目前所
见第一次公开挑明左翼音乐家与‘学院派’之间不同音乐思潮冲突之史料”，聂耳为代表的“这一思潮既有着政治上的先进性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左’倾机械论和浓重宗派主义情绪，全盘否定‘五四’新音乐文化的传统，以及忽略对音乐艺术本质特殊性等弱点。”《简述》还以“左翼音乐家与‘学院派’的论争之一、之二、之三”三个篇目，勾勒出历史上发生的“吕骥与张吴”、“李凌对陈洪”、“赵讽等同陆华柏”争鸣的历史事实。作者将这些史实归纳为“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思潮”、“音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思想与技巧”为中心的不同世界观的思潮大碰撞，体现出他对于历史的真切体验。所论精彩之处是尽可能地客观呈示争论双方的各自观点，并将历史争鸣过程中的强势当事人的反思或对于当年所坚持观点的补充申述一并予以析出。例如周巍峙先生近年的反思：“‘左’的思潮的影响，在30年代就有，当时所谓的学院派，就是资产阶级派……各种各样的人或事，排上这个队以后，除了救亡派，天下都是资产阶级……我们的音乐史不要写成‘救亡音乐史’。”而李凌先生后来一直坚持对陈洪先生和陆华柏先生的批评意见也被公诸于世，例如他认为当年陈洪先生的主张“是一些在敌伪黑暗统治下想逃避现实的人的观点，客观上也起到了为敌伪分化革命音乐力量开辟道路的作用”。于是，历史的是非曲直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之下，谁是谁非，自可在历史发展的时空中任人评说了。冯长春君曾著文指出：“以批判意识和百家争鸣的史学研究态度面对音乐史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是这一学科能够得以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再生先生在《简述》中呈示出的深刻历史体验，以及其所昭示的批判意识和撷取百家之言的学术境界，将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叙事方式之新
《简述》是作者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的姊妹篇。中国音乐史学界以一个个文案专题连缀构成通史的叙事方式，据笔者所见，《简述》作者是第一人。早年在初读作者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时，对这种叙事方式颇不以为然，以为它缺乏史学著作应有的史学逻辑，是一种通俗读物。长年以来，笔者曾一直将其作为考研学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考试辅导教材。十度寒暑十度研习，渐渐感受到这种叙事方式有着一般通史著作所缺乏的活力。因此当读到《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时，对这种叙事方式感到分外亲切。在笔者看来，这种叙事方式一个最大的优点在于“以点叙事”，可以铺陈自如、扬长避短，由此也便于出新、出彩。一个学者的学术经历是有限的，其对于历史的体验也并不能面面俱到、遍地开花。我们所尊重的黄翔鹏先生为了研究成果的系统、创新，竟然终身未敢涉足通史的写作。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堪为后世楷模。但如果做“以点叙事”的文案连缀，黄先生或许也能产生他的通史性著作。大概黄先生最后也悟到了这种机缘，他的《乐问》事实上已搭起了改变历史叙事方式的框架，奈何身体已不如愿，只能是壮志未酬!巧的是黄先生1990年曾书寄《简述》作者，感言《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的写作。蒙书的作者惠寄这封遗墨，我们可以体味黄先生当年在阅读《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时的心迹。黄先生称“此书不摆历史著作的架子，不走老路，有心得，能反映近十年来音乐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决非闭门造车者所可望其成绩也”。的确，这种叙事方式的构建，一定经历了再生先生的经年砥砺，才得以确立。在与再生先生的学术交往中得知，他所确立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的叙事方式主要借鉴传统史学体裁中“纪年体”与“纪事体”的写作方式而形成；而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中的叙事方式则更多借鉴了“纪传体”的传统史学体裁与纪言的叙事方式。于此，我们看到通古于今，广为吸纳国学精华，成为作者在《简述》中实现创新实践的活水源头。《简述》所延续的这种历史叙述方式，可以将学者体验最深的历史事象凝练成篇；更可以发挥作者的理论文采，以吸引不同层次人群的阅读兴趣。捧读《简述》，每每为作者颇具文采的论述和引述史料之精当所感叹。例如“李叔同条”的开头写道：“李叔同的一生充满着否定之否定的自我之变，少年风流倜傥，青年为人师表，中年遁入空门，晚年天心月圆。”结尾则引赵朴初先生的诗“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珍奇共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第41页)用当代学人的恰切评说做结，胜过多少语言的归纳，读来让人耳目一新。《简述》在叙事方式上表现出的这些特色充分说明，史学著作个性化的体现是以学者的知识结构、学术经历、文化涵养、精神气质等综合基础为条件的。作者在中国音乐史史学著作叙事方式上实现的创新，为音乐史学符合时代特点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因此，从史学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的叙述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知识内容之新
在“历史体验”、“叙述方式”出新的基础上，《简述》实现了知识内容之新。作者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加之自身的体验、探求，构筑的近代音乐史“新见知识看点”有33项。诸如《简述》所称“登州文会馆成为我国第一所教会大学”，该条介绍了“决心将生命献给中国”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882年创立该所私立教会学校的历史贡献，并将其称为中国的“哈佛”校长。而留存于1904年编辑的《文会馆志》中的“唱歌选抄”，则标志着中国学堂乐歌的滥觞。事实说明近代最早编创“乐歌”的群体正是登州文会馆接受了西方文明教育的本土青年学子。又如《简述》为音乐文学家韦瀚章、易韦斋、龙榆生立传亦属新见，反映出作者对近代艺术歌曲内容与形式创造的全面关注。作者深刻地感悟到：“国立音专开辟了一条重视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优良传统……这是提高音乐专门人才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不能不提到《简述》所附一批过去难以听到的音乐作品约计23首。如19世纪末的学堂乐歌《赏花》、李惟宁作于1934年的重要爱国歌曲《玉门出塞》等。这些音响资料的开掘，对于近代音乐史的体验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如上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近代史学知识点，作者是吸纳了孙继南、陈聆群、韩国鐄、俞玉姿、冯文慈、张静蔚、刘靖之、李岩、张己任、黄旭东等一批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者的新成果而形成的。据《简述》“附录”所记，引用当代音乐学家文献索引的人名已达68人。作者还对所引音乐学家的主要学术成果予以介绍，反映出尊重他^研究成果的良好学术风范。
如上这些看点无论对于初学者，还是深入学习者，或者是研究者都具有深深的吸引力。应当说这是《简述》落到实处的巨大收获!
四、史学观念之新
纵观《简述》全书，其所体现出“历史体验之新”、“叙事方式之新”、“知识内容之新”的
特点，又都是在“史学观念之新”的统领下实现的。可以说《简述》所表现出的“史学观念之新”，奠定了《简述》最重要的成功基础。
作者在《简述》“后记”中写道：“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是一百多年来所有爱国音乐家共同创造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其中或多或少涉及与主流意识形态之分歧。究竟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真实，还是屈从于权力话语而唯命是从，对于历史诠释者而言，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考验。史学格局是历史著作的结构脉络，其本质不仅在于著者历史视野之宽窄，更因主观取舍标准而异。历史研究的目的，能否保持历史科学独立品格，还是成为依附于某种政治意志的附属品，涉及写作宗旨的功利性与客观性问题。历史著述语言，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在寻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表达方式，因之，每一时代的历史，总有其独特语言风格的表述。”这里，作者总结归纳了其于《简述》写作过程中已经注意到的“历史真实问题”、“史学格局问题”、“历史著述的语言问题”，其所阐述的内容涉及作者在近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学观理论。笔者为了感受作者撰述《简述》所持的史学观，特别检阅了近年《简述》作者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几篇大作，深感《简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每一点成功，都渗透着作者于近代音乐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探索。其最为突出的几点当如下述：
1 “音乐形态转型”与“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观念
作者早在2000年发表的文章中，就阐述了一个大概至今还未被学界所注意的重要观点——“音乐形态转型说”。
“音乐形态作为音乐整体性的存在方式，它浓缩着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音乐作品其内容与形式方面‘形状和神态’之主要特征，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形态不尽相同，同一民族、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音乐形态也不完全一样；具体而言，它又分别包括了表演形态、器乐形态、音网结构形态、曲式结构形态等等，不一而足。”在他当时的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中国音乐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其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文化传统的性质具有稳定性和变异性相结合的特点。中国音乐的形态风格可谓‘千年一大变，百年一小变’。”由如上的阐述可以看到，作者的史学理论思维不仅思接古今，且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自己思考到的规律，此所谓“千年一大变，百年一小变”。应当说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观念。由如上的理念出发，作者提出了他的音乐形态转型的历史分期理论：“1 以雅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2 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3 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古俗乐阶段；4 以借鉴西方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的形式为代表的现代专业音乐创作阶段——‘新音乐’阶段。”作者还认为：“中国音乐形态的历史研究，对于中国音乐通史的框架结构之理顺，将会有新的学术意义。”“新音乐作为中国音乐历史上继乐舞形态、歌舞伎乐形态、民间俗乐形态之后产生的第四代音乐形态，将会在较长的历史阶段生存与发展。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0世纪中国音乐形态的转型，其历史影响与生命力决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与终结。”虽然作者的“音乐形态转型理论”是在吸纳黄翔鹏、冯文慈等老一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作者突出音乐形态变异为特征的理念，对于20世纪第四代音乐形态概念的构建，关于音乐形态历史研究对于中国音乐通史研究的价值所在等方面的思考，颇具创新的理论价值。作者的“音乐形态转型说”，后来又直接孕育出他的“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的理论。
作者在其《一部重新审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重要史学文献——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的史学特色与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笔者以为，与其说‘重写音乐史’，不如说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音乐史学转型时期更为准确。”“在音乐史学界，当人们意识到以往历史著作中‘左’的史学观同样需要批判与否定，‘重写音乐史’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其本质已经是走向史学转型的必然过程。史学实践的检验，史学观念的更新，史学材料的激活，史学结构的调整，都显示出这一转型时期来临之不可避免性。同时，任何时代史学成果都是集体性努力的结果。目前，音乐史学界正以集体力量在促使着这一转型时期的过渡与完成。”作者这里提出了“现代音乐史学转型”的理论，这在笔者看来是近现代音乐史学理论的首创。它深刻、准确地概括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注意到“音乐史学界正以集体力量在促使着这一转型时期的过渡与完成”。这是对于现实状况的精准把握，同时也为《简述》的成书寻得了恰切的出发点。作者在评价廖辅叔先生的《乐苑谈往》时，提及“史料学、史学观与方法论之质变均标志着一个更为理性、更加开放、更趋成熟的史学转型时期之来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则是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过程中的开卷之作，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可见，作者的这一“转型理论”并非空穴来风，是建立在他对于近现代音乐史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由此，可以看到作者在《简述》撰述之初，已经完成了从通史角度考察音乐历史分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其所构建的“音乐形态转型说”、“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学说。以其时代的创新特色为《简述》的撰著奠定了扎实的史学观念基础。
2 以史为鉴的反思意识
《简述》的很多方面渗透了作者对于历史的反思意识，这里想要提及的是作者的历史反思意识是其史学观念之新的重要反映。稍加留意即知，作者在其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诸多成果中都体现出这种历史的批判意识。就是在《简述》成书的过程之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中国近代音乐批评史所做出的历史反思。2009年作者发表的《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编者按”作为音乐批评之存在方式》一文，以其独特、敏感的学术研究触觉，选择了近代、当代音乐批评史上的六个“编者按”作为研究对象，从介绍史料、背景到点评，以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勾勒出他对于中国近代、当代音乐批评史的反思。作者认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之无止境，决定着理论研究、科学规律认识之无止境，音乐批评学作为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往往结合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对音乐领域历史与现实中的人(音乐家)、事(音乐现象)、物(音乐作品、论著)进行带有哲学理念的主观评论，其评论之正确与否，需要经由实践加以检验。”正是有了这种洋溢着批判意识的史学观指导，我们在读《简述》一系列为学之新的内容时，才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所述的每一个让人心动的历史事象，都是经过了这样历史反思意识的过滤才成文的。
3 史学修养的新境界
《简述》作者近年有一句治史之妙语：“历史细节常常是历史真实之精髓。”透过这句治学体验颇深的感悟，在《简述》中则随处可以追寻到史料开掘工作注重细节的实例。在“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抗日救亡初
期的歌曲创作”专题中，作者为了说明最早的一批救亡歌曲创作是以萧友梅为代表的国立音乐院师生的创作这一史实，就详细引录了国乐改进社所编的《音乐杂志》第1卷第4期所发特刊《革命与国耻》的“编者志”，以及该刊该期所登载的8首抗战歌曲。并由“编者志”的史料记载推断国立音乐院《音乐院院刊》第1号出版于1928年5月；同时还引录国立音乐院之特刊《革命与国耻》的相关资料、济南趵突泉公园“济南惨案纪念堂”内的碑文、“蔡公时铜像”、萧友梅《国耻》和吴伯超《济南惨案歌》的歌谱石刻、于右任题辞的书影等材料作为辅证，所论其精细之处过人。惟如此，历史的真实才更得其精彩，也更能吸引读者去体验历史之真。此外作者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不断开掘，也可以在其学术跋涉的扎实步履之中体会到。例如他对于梁启超先生关于“史料”概念材料的开掘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注意到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故史学较其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对于史料的认识能达到这样深入程度的学者恐怕是凤毛麟角了，而作者对于音乐史史料概念的开掘则清楚地表明，他始终将史学方法的研究放在治学的重要位置。正是在这种传统史学理论的不断滋养之中，作者才能以平实、通俗的风格，实现《简述》所体现出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研究转型的重要学术价值。
4 人文观念的升华
《简述》90个专题中有生卒年的音乐家或历史人物有287人，在标题中突出介绍(包括有照片者)的有99人。《简述》中对于这些音乐家作为“人”的价值，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开掘，充分体现出作者人文情怀的释放。
作者曾以饱含人文关怀的笔触，披露了中国歌剧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王泊生的历史贡献。“近代歌剧学校之始末”的开篇即指出，“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有一位近乎‘失踪’的音乐家”。这令人充满疑虑，引人注目的开篇之言，浸入了作者对于曲折社会生活的深刻人文体验。从“山东省立民众剧场”到“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山东省立剧院”，再到“国立实验剧院”、“国立歌剧学校”，王泊生在20世纪20--40年代为中国歌剧事业、歌剧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历历在目，而对其中年身陷囹圄、冤死狱中的人生命运揭示，均浸透着作者对于历史当事人深切的人文关怀。另如对于“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的作曲家何安东，作者亦以极大的人文关怀为其历史贡献张目。何安东20世纪30年代因谱写大量抗日歌曲而被捕入日军监狱；其经历过一天之内一家四位亲人死于日军之手的惨祸；晚年又未曾躲过“文革”之灾。作者深刻地感受到“何安东的人生经历，浓缩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文革’两个时代悲剧之投影，他的悲剧人生仿佛告诉人们：历史不要重蹈覆辙”。又如，作者认为：“柯政和在抗战期间误入歧途，为此，他付出了后半生凄苦生涯的沉重代价。当然，从人文精神角度而言，在‘文革’特殊历史背景下，这一代价未免带有过于凄凉的人性色彩。”这样的评价中同样洋溢着作者的一种人文关怀。《简述》作者关注近代音乐史上人的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简述》中显示出来的另一人文关怀的意蕴在于注重对于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揭示。例如在介绍黎锦晖的“平民音乐观”时，用黎锦晖给朋友的信揭示了黎氏为了实践平民音乐观，而婉拒朋友们邀其留学的良好建议：“我岂是一个反对西洋音乐的人!可是国中百分之九十九还在爱听而且爱唱《十八摸》和《打牙牌》这一类的歌曲!《毛毛雨》总比《打牙牌》进步点儿吧!朋友们，只管研究你们的Beethoven或Mozart，可不要替我担心了!我始终在尽我的力量引导大家向你们这个方向走来。”这里不仅有对于新史料开掘的功夫，更主要地体现出作者对于揭示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人文追求。
由以上几个小例，可见作者在《简述》中更多地关心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表现，这种浓烈地人文关怀将历史事象的描述体现为细致入微、各有个性。
五、《简述》之不足
在拜读《简述》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记在下面，以求进一步探索。就《简述》90个标题而论，第14题“传统音乐最后一片肥沃土壤——嬗变繁衍的传统音乐乐种”，“最后”一词似有些绝对。这一节中将中国近代传统音乐的生存方式归纳为“原生态传承现象”、“自生自灭现象”、“嬗变繁衍现象”、“改进创造现象”四种，亦有逻辑严密性上的欠缺。另第15题“改弦更张，何去何从——近代早期音乐思潮”的正题是否能全面概括副标题的内容?也似有值得斟酌之处。第86、87、88题的副标题均列为“港澳台近代音乐概况之一、二、三”，其实不如分别直书香港、澳门、台湾的近代音乐概况更为明确。另有一些文字也或有写错、印错之处。例如写沈心工“有着开山之史地位”，似应为“有着开山之功的历史地位”，可能漏排了几个字，读不通了；另，黄自评价《黄河》“实不多靓”，似应为“实不多觏”，一字之差意思大不相同。
瑕不掩瑜，再生先生的经年力作《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确乎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界吹入了一缕新风，我们在欣喜、恭贺之际，更当激起自信和创新的勇气，向《简述》作者学习，争取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亦有新的学术成果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