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与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消费—生态”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消费—生态”悖论；消费自由；消费公正；伦理意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不仅是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更是消费目的与消费本真的回归，体现了消费的生态化走向。消费是确保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人类的消费是以一定的生态损耗为基础的，是自然过程。因此，消费与生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生态损耗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则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前提。消费与生态之间以各自的张力构成了“消费—生态”悖论（consumption-ecology′s paradox）。正如学者指出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似乎只要从事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张扬，并进而会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要保护和维持已有的伦理道德和生态环境，就只能牺牲发展和忍受贫穷。消费社会更把这个悖论深化了”①。这个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影响，探究消费方式生态化的实践途径和具体方式。
一、消费悖论与生态悖论
悖论原本是一个逻辑学的范畴。自古希腊说谎者悖论诞生以来，悖论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逐渐从逻辑学范畴扩展到其他的领域。悖论的英文是Paradox或Antinomy。“Paradox”的原意是指“同人们通常的见解相抵触的理论、观点或说法”，它既用来表示超脱世俗、似是而非的科学论断（即所谓“佯谬”），也用来指称越规违理、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即所谓“谬论”、“两难论”）；而“Antinomy”则是指“自相矛盾的语句”。在历史上，悖论包括了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结论。它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逻辑悖论。它指的是，有命题P，如果断定它是真的，那就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假的；如果断定命题P是假的，又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真的。第二种为佯谬。某些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却是对的。如“白马非马”、“鸡三足”等。第三种为谬论、两难论。某些论断看起来是对的，理论似乎非常充分，似乎非常符合逻辑，但实际上却是错的。②
消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通过消费活动，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越多的商品就越能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幸福呢？答案并非如此。在消费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的范畴，消费的真实目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的内容由单纯对物的需求演变成对物的符号价值的追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在幻想与实际中成为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背离了消费的真实目的，出现了消费悖论。
生态悖论最先是在1997年由西南农业大学88岁高龄的叶谦吉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生态悖论是指一切有悖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协调发展的错误理念。可见，生态悖论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而言的，要求它统一整体协调发展。③生态悖论现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矛盾性。人与自然之间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然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改造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是矛盾的两面。如果只一味地开发与利用自然，必然导致生态悖论现象。二是不协调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悖论现象的出现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三是急功近利性。人类为了追逐眼前利益，不惜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必然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生态悖论现象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矛盾作用的结果。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斗争的实践，表明了其产生的客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从主观上讲，生态悖论属于人类认识论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得出与事物本质、客观规律相悖的认识。
消费悖论是人类消费行为超过自然生态容纳、承载限度所导致的，并由此必然带来生态悖论。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生态则是人类延续文明的重要基础，二者缺一不可。消费与生态关系的失衡，必然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二、“消费—生态”悖论的深层逻辑
“消费—生态”悖论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是：消费是无限的而生态是有限的。其意涵是：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如若没有道德对其制约，欲望性的无穷消费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消费主义的张扬，进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道德的审慎力量，否则就只能妨碍消费、忍受贫穷和牺牲发展。
“消费—生态”悖论表面上看是生态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它的背后隐藏着深层逻辑。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具体来说，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从思维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
“消费—生态”悖论在表面上是消费、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它是特定思维方式的产物。“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与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复兴及其工具理性的高扬密不可分。工具理性是一种以手段有效性而不是目的合理性为宗旨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工具理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它有效地提升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领域与范围，推动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然而，由于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工具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霍克海默明确指出：“当理性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权，即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进行最有效的征服时，理性就成了一种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膨胀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④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消费不再是维持人类满足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方式，而是成为了人类满足过度欲望的工具。在工具理性过度高扬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生态耗竭的时代。
2.从社会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
传统的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增长和数量扩张为单一目标，弘扬经济理性，打破了经济发展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人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从主体角度讲，经济理性主张以人的本能为尺度进行社会活动，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第二，从价值的角度讲，经济理性注重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第三，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经济理性是一种支配目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它仅仅关注以有效的手段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第四，从理念上讲，经济理性坚持以经济效应最大化为指向。在经济理性的刺激下，人们在消费领域逐渐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更多意味着更好。在经济理性主导的传统发展观中，消费不再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的正常活动方式，而是成为了实现资本继续增值、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生产力，“不消费就衰退”逐渐成为共识。从此，消费与生产、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目标的单一化必然会破坏生产、人的需要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3.从个人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
人的需要原本来自于人的内心的真实意愿和兴趣，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原本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自我实现的必由途径。但在异化社会，劳动的异化蕴含着人的需要的异化，意味着人需要劳动不再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劳动之外的生存需要。这是一种出于人的本能的动物性的需要。需要关注的是产品，而不再是活动过程本身。对生存的关注必然体现在对产品的占有上。在商品社会，产品被它的符号——货币所取代，对产品的占有转化成了对货币的追求。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产品，其享用应以享用者具备相应的本质力量为前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享有产品的人并非具有相应的本质力量，在原本无力享用却人为强制占有的情况下，享用者必然会采取与对象本身不符的方式或手段，造成了对消费对象和人的身心的破坏。如果人的需要完全脱离了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以对物质产品的不断占有为中心，那么人的需要就沦落为动物性的需要或异化的需要。异化的需要试图通过对物质产品或商品的高度控制与占有来获取所谓的“地位”。由此必然形成“消费—生态”悖论。
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交换结构，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基础之上的。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是停留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上，而是更加关注消费品所象征的身份地位、流行时尚等符号价值。消费的符号化使得对物品使用价值的需要演变为对物品符号价值的追逐，对物品实际价值的渴望演化为用虚拟价值堆积起来的符号的热捧。财富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全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一个文化系统，它用需求及享乐取代了偶然世界，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⑤，而符号消费需要大量的物品来不断地更新、维持符号价值的存在，必然有许多新的流行产品取代一些“落伍”的产品，以此来保证符号的意义层出不穷，不断满足人们的符号消费欲求。然而，每一次符号消费的过程，都是来自自然生态的原料的不断攫取，消费废物的不断丢弃的过程。由于符号消费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忽视，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藐视和忽略，自然生态不过是不断炮制符号价值的工具而已。消费的“符号化”，一方面导致人们在盲目的消费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对人生幸福的思考，颠倒了人生目的和手段的位置，人们在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陷入了难以挣脱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迷惘；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欲望的无止境和符号消费的无限性，严重违背了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人们自己也忘记了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份子应有的伦理精神，也迷失了自身在宇宙世界中的价值坐标，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态生存，陷入了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入世界”的无根状态，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恶心”。
三、道德制约消费的可能性
面对越来越难以成为人类依靠的生存环境，人类除了有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生存境遇忧虑的本能反应外，是否还应该增加些对自身消费行为、消费逻辑的理性自觉与伦理审视？消费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它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不仅受个人消费能力的限制，而且受消费伦理观念的影响。即人们消费多少、怎样消费也是道德伦理问题。“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充分暴露了道德约束、监管的乏力。
市场社会遵循的原则是资本的运行逻辑。从现实看，拉动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禁欲和节俭为美德的传统消费伦理观。在市场社会里，资本的运行逻辑造成了需求世界和供给世界的分离。生产与消费绝不仅仅为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了。市场经济造成了庞大的商品堆积和被物包围的世界。当供给与需求具有直接同一性的时候，生产与消费之间就不存在相互构造的问题。即有什么样的生产，也就有相对应的消费。然而，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世界与需求世界保持了相当的张力，为二者之间的相互构造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是虚拟的、可能的。虽然人存在占有和表现的欲望，但是它同样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供给世界对欲求世界构造是现实的。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如果没有占有和表现欲望，即使有庞大的商品堆积，也不可能开启全面的消费运动。
市场社会是物质丰裕的社会，物质丰裕总比匮乏要好。因为人们始终想往：创造财富就是创造幸福，占有财富就是享受幸福。而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环境史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⑥不断增长的物质世界等待着人们去消费。令人费解的是，市场社会里的消费创造了使人幸福的前提，为何却并没有创造幸福本身？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和追问并没有成为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消费社会，消费欲望的总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生态的承载限度。大量的消费实践表明，消费欲望的膨胀和满足并没有带来人们向往的和谐和幸福。试图通过消费数量的几何增长以全面提升幸福指数的努力是徒劳的。人们的占有和表达欲望连同实现这些欲望的社会设置暴露了诸多的危机。重思消费合理限度和合理消费边界的社会运动成为了消费发展的必然要求。
消费自由是消费主体自觉、自主和自愿的消费行为。消费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等，选择不选择、接受不接受商品和服务，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而所谓消费公正是指消费权利与消费对应的一种均衡关系。自由和公正都是人们的永恒追求。但是在自由和公正的紧张关系中，自由往往具有优越性。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崇尚的经济自由往往容易走向经济自由主义，从而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层严重等现象，而经济公正正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后果的反思和修正。在消费领域也同样是如此。消费自由也具有相对于消费公正的优越地位。消费自由的张扬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的不公正。
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往往容易使人们高举消费自由的口号，肆意地放纵着无止境的欲望，并以物态的形式迅速地膨胀，造成人们对生存与发展状态的空前紧张。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享受幸福，然而，“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消费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段。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⑦。消费在本质上已成为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幸福就是消费更多、更新、更好、更贵的商品。在这种消费目的与消费手段的颠倒关系中，消费已经不再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正常行为，而是已经成为了难以控制的病态行为。
伴随着消费意义迷失的是人类自我的迷失。在消费社会，人不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价值只存在于消费与享受中，不再具有主体价值，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彻底丧失了。“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正常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人们普遍地感到空虚无聊、生活的无意义，浮华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⑧过度追逐物质消费的人类，逐渐失去了精神追求，丧失了基本的评价、反馈能力，在消费上只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几千年与自然交往中形成的朴素、和谐道德被抛弃，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等生态理念也早已经被消费“占领”了。
与此同时，消费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失衡。在正常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消费与生态之间应该保持着良性循环、适度平衡。人类的美好生活不仅需要一定的消费，更需要良好生态。然而，现实却是“我们的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肪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伤害”⑨。高扬的消费自由催生了过度的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导致了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环境退化，生态平衡被打破。
“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表面上，消费自由崇尚消费主体的不受强制性，似乎与消费公正无关。与动物的消费活动不同，人的消费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同时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消费目的和意义在感官满足和生命维持的基础上，朝向人性的丰富和完善、人的自由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消费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维度的行为。而公正作为处理公共关系的伦理，凸显的是社会成员交往中的恰当关系。消费中的消费产品、消费方式、消费过程等都与社会和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消费也是公共关系的一部分，难以免于公正与否的道德评价。
虽然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消费自由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人的消费自由又是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平等，消费自由就失去了普遍性特征，也就没有了消费公正。因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人与人之间的消费自由是否平等，成为消费公正的重要内容。因此，消费公正注重的是建立在每个消费主体消费自由基础上的内在平等。消费自由作为一项权利具有相对性。人们在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对应性要求正好说明消费自由是受到消费公正的制约的自由，消费自由不能以损害消费公正为前提。
注释
①郑红娥：《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②余式厚、汤军：《悖论·谬误·诡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③叶谦吉、于法稳：《人·自然·社会—生态悖论思考之一》，《生态经济》1997年第1期。
④[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⑤⑨[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30页。
⑥[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⑦[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蒋重跃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⑧陈芬：《消费主义的困境》，《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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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人活着, 就要有生活, 生活, 通过产品实现。产品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不可或缺的一个事物。吃饭要用碗筷, 喝水需要杯子, 坐下需要椅子, 睡觉时候还是床最舒服, 每天闲下来还要玩手机电脑, 这些都是产品。产品设计的根本是为了人而设计, 具体说, 是为了人的生活而设计, 通过产品形态和功能的设计, 使人们享受生活, 解决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提高生活质量和效率。设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选择的时候, 有的人偏爱极简, 有的人喜欢繁复, 有的人注重功能, 有的人看重色彩。依据每个人的审美, 不一而足。
首先, 我们回头看设计时代的变迁, 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 又到了信息时代再到智能时代。在每次时代的更迭都带来了巨大的不同, 我们现在就是在工业时代跨越到信息时代的进行时。任何一个时代的跨越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 就像工艺美术运动, 工业革命, 包豪斯等, 他们都经历了斗争, 挣扎, 新旧时代的碰撞, 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整个工业化生产时代我们的产品是标准化生产, 统一尺寸, 量化生产。针对当时时代下, 使用者对产品有大量的需求, 当这种需求可以迅速得到满足的时候, 工业时代才被大多数人认可。产品再也不是富贵人家才能用的起的东西。而现今的时代, 兼具功能性和美观的产品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平常的东西。
一方面, 我们的经济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 到前两年很火的服务型经济, 又快速的加入了体验经济, 其实体验和服务差别不是很大, 体验经济是以数据采集为主, 作为产品的反馈, 对产品进行数据整理和推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现今上网百度搜产品设计推送中10个有9个是指互联网方向的产品设计, 产品经理。的确, 在设计的时代新跨越的一步, 我们开始在所有的功能性为主的产品中加入用户体验, 假如电子的痕迹, 假如智能化, 使产品成为以体验为主, 可反馈意见的一个产品体系即产品即服务, 服务即体验, 体验即营销的理念。也开始将情感的东西加入到产品之中, 使之产生共鸣, 形成一个类似于永远不会背叛使用者的假象。
另一方面我们做传统产品设计开始讲究“巧”字, 开始将情感化倾入进去, 更多的是文化创意, 是情怀, 是特别, 是跨界。所有的产品都追求情感共鸣和使用感。人们开始追求手作, 工业化的产品基本普及完成。如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们满足了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以后, 开始更高层次的精神领域的探索, 开始追求舒适性, 追求独特。一部分人因为快节奏的生活使得整个人身心疲惫, 专注的去做一件事几个小时, 暂时的逃离喧嚣的生活, 吵闹的手机, 做一款专属的产品, 寻找一个真心喜爱的兴趣。一部分人开始追求定制, 个人专属, 限量, 独一无二的设计, 而手作则大大的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每一个产品都是独特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充斥着空前的物质文明, 又泛滥着享乐主义的时代。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改写人类文明传统的同时, 也颠覆了人类长期的传统习惯, 流行快速的兴起又快速的消亡。黑格尔对此曾有过精彩论述:“在这种对外在世界起欲望的关系中, 人是以感性的个别事物的身份去对待本身也是个别事物的外在对象, 他不是以思考者的身份, 用普遍观念来对待这些外在事物, 而是按照自己的个别的冲动和兴趣去对待本身也是个别的对象, 用它们来维持自己, 利用它们, 吃掉它们, 牺牲它们来满足自己……欲望也不可能让对象自由存在, 因为欲望的冲动就是要消灭外在事物的独立存在和自由…同时, 主体 (人) 自己既然被欲望的一些个别窄狭的庸俗的兴趣所束缚, 他本身也不是自由的”, 因此形成了“欲望基本上是被事物决定的, 与事物发生关系的”行为方式。现今社会这种“最不适合心灵特色的”行为方式, 成为今天大众审美活动的现实。在这个消费时代的大背景下, 设计者和艺术家们开始抛弃传统的设计表达, 更多的是以商业消费为主要目的性的设计, 迎合商业盈利和市场消费为主要目的的煽情、仿制、快感追求更多的成为现下设计的主流模式。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的生产方式, 赋予了美学日益实质性新的功能性的地位。
社会的美学感官开始两极化发展。经济迅速发展, 物质文明, 追求享乐主义的时代, 人们习惯了快餐式的审美活动, 立足于感官享受, 欲望诉求的大众视听文化的泛滥, 这种以商业取向为目的的视听文化迎合市场, 从而引起消费, 带来利益驱动。
同时传统审美活动——立足于精神慰藉的阅读与品悟、沉思与激情曾经因为快速的经济发展而被遗失, 现在又重新受到重视, 人们想要追求深层次意义上的审美体验。一切与人的精神形态有密切联系的文化形态在刚刚步入消费时代的失落现在正在重新被拾起并重视, 开始追寻传统工艺, 延续古老传承, 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结合形成新传统工艺, 一部分人追求做新手作人。
多极分化的时代, 包容又矛盾的碰撞。未来的设计, 是情感化的, 互动性的, 是个人化的。把握自身设计的方向与未来的发展模式, 并且拥有属于自己的设计特点和方式, 才能前进, 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使用需求, 逐渐将关注点放在了设计上, 以产品设计为例, 分析设计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情感化, 互动性, 以及小众开始成为产品设计能够脱颖而出的必须因素。在消费时代的大环境下, 分析消费者的审美活动, 从而得出确切的需求分析。
设计与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人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消费能力越来越强，消费已经不再是基本的生存需求，更是追求一种生活情调和审美体验。现代人消费心理的成熟和消费观念的提高给包装设计带来了挑战，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重点放在趣味性包装设计上，以此来吸引消费者的眼光，创造出新的销售市场。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消费心理 趣味包装设计 设计手法
1 现代消费心理下趣味性包装设计的功能
首先，趣味设计满足了消费者的情感需求。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在消费过程中越来越关注情感的需求，尤其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当代人工作压力不断增加，希望在消费过程中得到情绪的释放和精神的愉悦。趣味包装设计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让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获得轻松、快乐的心理需求。
其次，丰富了包装设计的个性化创意经验。现代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注重个性体验，传统大批量、集中化生产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进入分众时代，这也要求商品的包装设计要遵循个性化的设计风格，针对特定的目标消费者进行独特的趣味设计，最大限度满足既定消费人群的需求。
2 现代消费心理下趣味性包装设计手法
（1）仿生设计手法。仿生设计是包装的趣味性设计中常用的一个设计手法，包装设计师们从大自然形形色色的形态中寻找灵感，通过研究自然生物界生物系统的功能、结构、形态、色彩特征，利用提炼、抽象等手法来进行趣味性包装设计，赋予了原本没有生命的动植物和山川奇石以生命的色彩，又使其具备一定的艺术内涵和视觉效应。在仿生设计中，如何选取参照物十分重要，仿生对象是自然界中实实在在存在的物体。为了在趣味包装设计中尽量接近原物体的形态，设计时要直观地展示仿生物的形态，让消费者很容易就产生联想。图1是一款广受欢迎的日本糕点，设计师以西瓜为原型，内外包装都模仿了西瓜的形态，不仅趣味好玩，而且清新自然，很容易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图2是一款T恤的设计作品，设计者利用大自然的植物为原型，设计的T恤折叠后，衣服领口处的图案刚好巧妙地形成了外包装展示的食物图案，构思十分巧妙，让消费者感到趣味性十足，因此广受欢迎。
（2）趣味的装饰手法。装饰艺术手法贯穿着整个人类艺术发展的全过程，完美的装饰设计给人以极好的视觉享受，一直以来，视觉表现形式都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尤其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后，随着现代科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人们正面临着一种视觉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潮流，视觉成为人类接受信息的主要载体，这为设计师们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近年来，很多设计师们利用文字和图形等创意表现形式进行趣味性设计，摆脱了以往包装上呆板的空间，营造一种视觉与内涵都具有丰富性的装饰，增添了商品的情感因素和艺术感染力。但是，也有部分设计师一味追求装饰设计的趣味性，过于求新求怪，作品中缺失了对人性的思考和情感的交流，这并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趣味设计。图3是一款咖啡产品的包装，包装的内外都采用了简单的插画形式，尽管图形较为简单，但生动地勾勒出趣味的画面，一改传统咖啡产品包装上的严肃形象，变得有趣而生动。图4是一款食品包装，设计师在包装的上部设计了一张色泽鲜艳的大嘴，似乎在讲述着动人的故事，既生动有趣，又与食品主题相契合，让人爱不释手。
（3）夸张设计手法。夸张在包装的趣味性设计中运用也较为广泛，夸张的手法在包装中的运用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形态的夸张和情节性的夸张。形态夸张的手法是对这些形象和角色外部形状与结构的夸张变形。无论是形态上的局部夸张变形，还是整体上的夸张变形或与背景和环境的对比，形态夸张带来的是与现实生活中形成的鲜明的视觉形象的对比。
结语
总之，趣味包装设计是一种新颖的设计理念，顺应了当代社会崇尚个性、新奇、快乐的消费心理，满足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达到商品销售的目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参考文献
[1]李旭.论“趣”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J].学习与探索，
2000，（4）.
[2]巴美芳.消费时代人们的审美趣味[J].广西艺术学院学报，2007，
（3）.
[3]李彬彬.设计效果心理评价[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设计与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与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我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近五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现状出发,结合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识别出文化消费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文化消费;文化产业;相关性分析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TONG Ru-qiong,WANG Yong-gui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Key words:cultural consumption; cultural industry; correlation analysis
作为文化产业链上的最终环节和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文化消费对于拉动文化生产、提高国民素质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①。一般可以按照消费品的表现形态、消费阶层、消费性质和消费方式等不同标准对文化消费进行分类,本文所说的文化消费涉及居民在健身娱乐、教育、图书、电影、广播电视、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消费。借鉴有关学者的观点,本文主要依据消费目的和性质把文化消费划分为文化娱乐消费和教育消费。
一、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现状
随着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迅速提升。与此相应,居民的消费范围也不断扩大,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提升传统物质消费层次和改善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文化消费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正迅速增加。
(一) 文化消费的总量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对旅游、教育、娱乐休闲等文化消费的需求显著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 280元上升到10 493元②,而恩格尔系数却由0.394下降到了0.367,伴随而来的是:城镇居民消费领域的持续扩大与消费热点的不断更迭。结果,大部分城镇居民已开始由传统的、以实物消费为主导向“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特别是文化消费)并重”转变。从城镇居民主要消费支出数据来看,尽管各类消费性支出都呈现出增长趋势,但在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增长却更为明显。例如,从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的增长来看,在2005年,城镇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已经是1995年的3.5倍,增长速度仅次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明显高于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与服务以及居住方面的支出增长。同时,文化消费在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已经从1995年的8.8%增长到2005年的13.8%(在2002年曾到达15.0%),已经超过“衣着”而上升到仅次于食品的第二位。
(二) 文化消费的结构分析
按照不同的消费目的和性质,可以把文化消费区分为趋于“休闲”倾向的文化娱乐消费和趋于“学习”倾向的教育消费。其中,前者主要包含文化娱乐用品及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后者则主要包括学杂费、教材和托幼费等项目。在文化消费整体快速增长的趋势下,这两部分文化消费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1.教育消费依然是文化消费的主体。近年来,我国的家庭教育需求出现了三大转型,即从义务型转向自主型、从标准化转向个性化以及从单一性转向多元性③,并由此引发了教育支出的大幅度增长。但尽管教育支出的绝对值依然在逐年增加,但其增长速度已逐年趋缓,并且在文化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将逐渐趋于理性。在经历了盲目、非理性的扩张之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已经很高。而与此同时,高校扩招、社会对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以及我国人才消费及评价的理性回归,使得高学历与就业机会之间的相关性有所降低,高额的教育消费支出并没有完全满足人们的效用预期。因此,合理定位的、与自身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教育消费,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2.文化娱乐消费稳步上升。城镇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不但在绝对值上逐年增长,而且在文化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与教育消费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随着多媒体、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文化产品传播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并进而引发了文化消费方式的变革,从而大大刺激了城镇居民对手机、MP3、PSP和数码相机等文化娱乐用品的需求。同时,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与手机功能的换代升级,通信运营商与SP和CP提供的彩铃、图片、报刊杂志订阅等无线增值服务与网络游戏以及网络视频音乐下载服务等,也大大拓展了文化消费的内容范围。此外,近年来,我国大部分省市都将进一步完善城市的文化功能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规划之中,加大了文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新建了一大批图书馆、博物馆、艺术表演场所、文化馆和艺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从而拓展了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的渠道和途径。
二、文化消费的关键影响因素剖析
实际上,文化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有许多,有学者研究表明消费者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最强(雷五明,1993);还有学者认为,在既定的经济条件下, 文化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素质、文化生产的状况、社会时尚和宏观消费环境等(李金蓉,2001)。下面将重点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总体生活水平、收入的相关弹性和其他消费热点以及文化产品供给和消费环境等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总体生活水平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其文化消费能力的主要支持性因素。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越高,文化消费的能力也就越强,文化消费量也就越大;其次,文化消费从属于与物质消费相对应的精神消费领域,与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和消费层次也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只有在满足了低层次的基本生理需求后,才能产生社会、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也只有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较高,其收入满足了低层次的物质需要之后,才会更多地投向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领域。
1.文化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及恩格尔系数的相关性分析。我们收集了2000年到2005年有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年文化消费的数据。恩格尔系数代表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为了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恩格尔系数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前文所强调的文化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文化消费的增长必须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低层次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为前提。
2.文化消费与收入的相关弹性分析。利用相关数据,计算出2001-2005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各类消费的收入弹性以及文化消费结构中两类文化消费的收入弹性。通过相互比较,我们发现:(1)对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言,文化消费是富有弹性的。这意味着,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2)医疗保健与交通通信消费的收入弹性,要高于文化消费的收入弹性,即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所引发的前两项消费的增长,要大于文化消费的增长。这意味着,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量中,用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这两项消费的比例要高于文化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文化消费的贡献率;(3)在文化消费结构方面,文化娱乐消费的收入弹性仅小于交通通信的收入弹性,远大于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特别是教育消费的收入弹性,而且大于1。这说明:近年来,娱乐休闲类文化消费日益成为一种时尚,受到城镇居民的青睐,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与此相对,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其收入弹性仅为0.91,年均增长率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这与前面有关教育消费日趋平稳和理性的判断也是一致的。
(二)其他消费热点对文化消费的影响
目前,住房、医疗和汽车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必然导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向这些领域转移。例如,在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93年的6.6%增长到10.2%;而1993年至2005年的12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均增幅则高达21.7%,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高9.3个百分点④。这样,下面就选择医疗和住房两项主要消费作为代表,来考察热点消费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为此,我们收集了从2000年到2005年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和人均年文化消费的数据,然后对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医疗保健消费和居住消费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为: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医疗保健消费与文化消费可能代表着类似的消费意愿与消费倾向,即对于个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追求。例如,在文化消费中的旅游与运动类娱乐休闲同日常保健类消费,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对于身体健康的关注与追求;其次,居住消费、医疗消费与文化消费也代表着类似的消费层次,一般较为富裕的家庭可能会注重追求更高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因而愿意在改善这类生活条件方面投入得更多;最后,为了遏制医疗保健和居住支出的增加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某些城镇居民家庭可能会有意识地增加日常文体娱乐活动,从而扩大了家庭在这一方面的支出。
(三)文化产品供给及消费环境
文化消费的繁荣一方面取决于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文化产品的供给。(1)文化产品的供给主要依赖于文化产业的产出。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440亿元,占GDP的2.15%。而当年,日本和美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分别达到了21%和28.5%⑤。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文化产品供给的增加将有效的促进文化消费的增长。2005年,我国故事片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的260部,比2004年增加了48部;与此相应的,2005年,全国城市影院票房收入达到20亿元,比2004年的15亿元增长了33%⑥。(3)我国的文化市场目前还处于成长阶段,市场化程度低,再加上我国文化产业的立法相对滞后,导致目前的市场环境中存在诸多不利于文化消费的因素。尤其在价格这一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方面,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不健全,许多文化产品,如电影、文艺演出等票价的定价方式死板且往往偏高,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同时,对于新媒体、新文化业态,如,手机短信、网络音乐影视下载、移动无限增值服务等的立法空白点较多,使得公民在文化消费中的权利和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诸如垃圾短信、短信欺诈、网络增值服务的收费陷阱等都对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了直接的损害,从而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积极性。
三、 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启示
(一) 确定正确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以满足居民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消费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及消费结构存在着密切地联系。鉴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上的差异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确立多元化与多层次性的发展战略,提供从高端精品到低端普及型的系列文化产品,以适合不同收入阶层对文化消费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政府应考虑城镇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消费能力的差异性,引入宏观调控手段,利用财政、税收等政策合理调节、引导文化产品的生产及价格,采取差别定价,票价补贴等多种方式,降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成本,促进文化产品的消费均衡。
与此相适应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继续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在文化资源合理调节与配置、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积极改造传统产业领域的同时,适时抓住机遇,开发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
(二)政府应着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建立和完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1)政府应努力完善文化产业的宏观管理政策,保证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2)文化企业的发展往往需要雄厚的资金依托,因此,政府应积极筹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金,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同时,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3)为了扩大城镇居民家庭的文化消费,形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控制城镇房地产价格,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从而降低消费热点对文化消费的挤出效应。
2.完善与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1)文化产业是为大众提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力量,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重要途径。几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一些涉及娱乐场所、音像出版业及演出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这对于维护市场秩序,打击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化产品、服务的内容与形式不断更新,新的消费载体不断涌现,现有的法律法规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在消费知识化条件下,某些消费者权益受损造成的危害可能比在单纯物质消费条件下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因此,文化产业立法应积极保护居民享有的文化服务和文化消费的权利。(2)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这使得文化消费的对象具有特殊性,这其中就必然涉及到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国虽已制定了以《著作权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并对文化产品维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近年来许多新兴媒体的出现,引发了诸如网络下载、卡拉OK中涉及的侵权问题等,因此必须注意提高这些法律法规对现实的适应性并及时填补实践中出现的立法空白。
3.加强文化消费市场的制度建设,建立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1)应建立健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维权机构,加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维权力度。(2)应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文化消费的交易成本。(3)应当建立针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交易平台并完善产权交易体系,为企业投融资和产权交易提供高效、便捷和规范的服务。
四、 结语
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作为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已经成为今天人民生活的和社会经济的重要内容。文化消费内容的变化与载体的拓展必将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升级,并最终引发居民文化消费的新热点与新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从宏观上扮演指导者的角色,为文化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注释:
① 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4):45.
② 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 李向南.2004年七大热点市场展望(5):教育需求三大转型[N].经济日报,2004-02-13.
④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hujia/zggqgl/t20061101_402365447.htm[EB/OL].
⑤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70914/07341666429.shtml;http://www.china.com.cn/chinese/jingji/1215153.htm[EB/OL].
⑥ 《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2008年中国影视产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中国投资咨询网.
参考文献:
[1] 冯义涛,邹晓东.上海市民收入变化对文化消费发展的影响[J].上海经济研究,2000(11):22-27.
[2] 邹晓,苏永军.上海文化消费相关因素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0(3):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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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雷五明.九十年代城市文化消费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J].消费经济,1993 (3):24-25.
[5]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2001-2006.
(责任编辑:刘春雪)
设计与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分别引入标准消费人变量和非劳动年龄人口变量的消费函数及改进后的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非劳动年龄人口变量与代表居民消费的被解释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抚养压力增大和非劳动年龄人口消费能力的稳定性可能是抑制湖南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非劳动年龄人口;标准消费人;消费倾向;实证
普遍认为人口分为劳动年龄人口（也称生产年龄人口）和非劳动年龄人口（也称抚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指15—64岁的成年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儿童和老年人口，通常0—14岁为儿童人口，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根据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地区或国家属于老龄化社会。“五普”、“六普”数据统计湖南省人口老化系数全国排名从第11位上升到第8位，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省于2002-2011年间0-14岁人口比例在17.5%上下波动，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保持在28%上下波动。湖南总人口在2009-2010年湖南总人口减少较快，但是在2011年回升到最高点。1983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家庭结构变化较大，但是在人口基数继续增大和社会抚养系数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湖南省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54.3%下降到2011年的35.3%，十一年间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权重下降了19个百分点（34.99%），所以研究非劳动年龄人口对湖南居民消费水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对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非劳动年龄人口与湖南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标准消费人消费函数分析
1.数据整理
通过查找湖南历年统计年鉴，能整理出1996-2011年间关于人均GDP、人均消费水平、非劳动年龄人口数据（见表1）。
在湖南，65岁老年人口与0-14岁人口成反向变动，0-14岁人口的消费基本上来自家庭收入的直接或间接转移消费，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来源存在很大差别，根据“六普”中数据，城镇人口中有43.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赡养，39.5%的老年人依靠退休养老金生活，仅有9%的老年人依靠劳动获得收入;63.8%的农村老年人口收入主要靠家庭供养，超过26.2%的老年人靠劳动获得收入，还有4.5%的老年人的生活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或区域的消费水平确实存在差异，加上我国传统文化和消费习惯的影响，湖南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结合关于标准消费人的相关研究（G.J.Stolnitz，1992;于学军，1995;李建民，2001;王金营等，2006）可知，可以按标准消费系数0.7将老年人折算为标准消费人，同时将少年儿童的标准消费系数定为0.8。据此本文选取王金营（2006）的研究方法，将1996-2011年期间湖南非劳动年龄人口换算成标准消费人研究湖南非劳动年龄人口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2.回归分析
首先在不考虑前期消费习惯前提下，利用已有数据对（4）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下：
act=1420.758+0.2874yt+μ（7）
（8.33）（17.67）
（0.00）（0.00）
第一行系数为各系数的t值检验值，第二行括号中的数值为个系数的显著性水平，D.W.（2，16）= 1.395955，查表可知：d1=0.737，du=1.252，可以明显看出：du
其次，将代表消费习惯的ACt-1纳入模型（7），回归结果如下：
act=1921.272+0.3887yt-0.37107act-1+μ（8）
（3.36） （3.31） （-0.84）
（0.006）（0.009） （0.415）
其中R2adj=0.9494，F（ 2，12） = 132.30，F = 0.0000，由此可知，湖南消费水平与人均GDP保持显著正相关性，由于序列自相关导致滞后项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D.W.（ 3，15） = 1.170915，查表可知d1=0.591，du=1.464，可以看出：d1
通过GLS消除序列相关的影响，其回归结果为：
act=2746.037+0.41812yt-0.795603act-1（9）
（4.52） （4.4） （-2.17）
（0.001） （0.001） （0.052）
其中R2adj=0.8304，F（ 2，1） = 32.83，F = 0.0000，sig=0.000，D.W.=1.530709，明显可知：du
将模型（7）回归结果所得变量系数代入模型（6），求得关于消费水平与人均GDP和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函数：
ACt=1420.75+0.2874yt-0.3（1420.758+0.2874yt）agedt-0.2（1420.758+0.2874yt）childt
上述消费函数能说明一个社会现象，在人均GDP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目前大部分老年人的退休金有所提高，其次家庭收入增加，转移到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将增加，但是由于老年人在自身习惯、消费需求及对子女的关心可能将转移过来的收入进行储蓄，同时年轻家长考虑到子女的生活压力（学习、工作、买房、结婚等）将维持或降低目前消费水平。结合已有数据和回归结果，在人均GDP不变的前提下，湖南65岁以上老龄化人口处于增长趋势，对湖南消费水平的影响还有可能继续增大，0-14岁人口比重在一定范围小幅波动，对湖南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影响可能削弱，该结论与王金营（2006）、李文星（2007）的研究如出一辙。因此随着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agedt+childt的波动，将一定程度上抑制湖南整体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整体消费总额在增长可归结为湖南人口基数的增大;最后，
AC′t=0.2874-0.1487（agedt+childt）
是上述消费函数关于人均GDP的导数，同样可以看出非劳动年龄人口对湖南消费水平的影响。
（二）引入年龄结构变量的消费函数分析
根据有关的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居民消费的研究，本文将建立非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关变量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模型式（10），实证结果如下：
act=1818.85+0.21yt-5489.5cht+11867.39agedt（10）
（0.82） （8.33） （-0.95） （0.86）
（0.428）（0.000） （0.363） （0.428）
其中拟合优度R2adj=0.963，F值=131.05，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但是D.W （ 4，16） = 2.23934，根据DW检验表可知：在α=0.01显著水平下，4-du≤D.W.≤4-d1，无法判断模型（10）回归过程是否曾在序列自相关。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仅有剔除通胀的人均GDP对湖南省人均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居民消费与收入成正相关;ch变量系数为负，aged变量系数为正，但是都不显著，因此该模型不能反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湖南省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直接引入非劳动年龄人口变量的模型进行改进，同时考虑加入其他影响消费水平的变量。
1.模型改进
参考王宇鹏、王森及李文星等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老少比、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代表非劳动年龄人口变量和代表消费水平的被解释变量，对消费函数模型改进如下：
CPt=β1LnDPIt+β2RUIt+β3Rt+β4Pt+β5OYt（11）
其中，CP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这也是采取零截距的重要原因（王宇鹏，2011）;lnDPI代表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即可支配输入的对数值;RUI代表城乡人口消费能力差异变量，即城乡人均纯收入的比值;R为实际利率水平;P为物价水平;OY代表老年人与少年儿童消费能力差异的变量，即65岁及以上老少人口与0-14岁人口的比值，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抽样数据计算所得。
2.数据整理与变量检验
对于改进后的模型，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1991-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居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1990年为基期，根据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后的数据，再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同时求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实际利率根据一年期加权平均的名义利率减去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率计算的。
通过引入多个影响消费倾向的时间序列变量改进模型，为避免“伪回归”现象。首先有必要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
其中（C，T，K）表示ADF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期数。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显示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即平稳时间序列。当序列都是同阶平稳时，为确定变量是否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对时间序列变量CP、lnDPI、RUI、R、P和OY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从表6检验结果可知，模型（11）包含的六个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3.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于序列变量检验结果可知，可选取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1）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CPt=0.07633LnDPIt+0.175RUIt+0.02333Rt-0.60717Pt-0.70064OYt
（2.30348） （2.04991）（2.81840）（-1.71922）（-6.04530）
（0.035） （0.057） （0.012） （0.105） （0.000）
其中，R2adj=0.6517，相比标准消费人模型，模型（11）的拟合优度有所降低;D.W.=1.5525，在a=0.01的显著水平下有D.W.=1.5525>du=1.55，可判断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由White异方差检验（表7）可知，模型White异方差检验中Obs*R2adj=7.348，取0.05为显著性水平，由于Obs*R2adj=7.348
从模型回归结果表5分析，老少比OY变量的系数为负，同时也是高度显著的，由表2可知，老少比还有继续提高的趋势，随着老少比的提高，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能力的差距将进一步加大，随着湖南老龄化的加深，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同时0-14岁人口的增长速度变缓，目前0-14岁人口比重在一定范围内小幅波动，结合标准消费人模型可知，0-14岁人口对居民消费倾向的抑制作用将减弱，总体呈现出非劳动年龄人口抑制了湖南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改变了整体消费结构，直接导致整体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然后，变量lnDPI在5%的水平正显著，说明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可以增加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变量R在5%水平正显著，说明降低利率水平将使居民预期收入的减少，加上物价水平的上升，居民将其他方式进行保值，可能提高居民的即期消费倾向，由于老年人的消费倾向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利率变化对其影响不大;变量RUI在10%的水平正显著，城乡人均纯收入比值是缓慢提高的，在2010、2011年有所降低，收入的差距扩大会与湖南省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同方向变化趋势，这与当前很多研究理论不符，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大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城市居民的数量增加，而且这部分人口基本上处于14-64岁年龄段，为适应城市生活被迫提高消费倾向，所以RUI系数出现显著正相关也是情理之中的;变量P在10%的水平显著为负，可见物价上涨会降低湖南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事实相符。
二、结语
本文在分析了湖南非劳动年龄人口现状及发展趋势、消费现状，结合已有设计非劳动年龄人口变量与消费有关的研究成果，同时选取两种消费函数，在新的背景下，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湖南非劳动年龄人口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湖南人均GDP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下，目前湖南
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城乡分布和收入来源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现状，虽然社会抚养系数在缓慢减小，但是老龄化趋势加剧与0-14岁人口比例在经历缓慢降低后基本维持稳定，导致老少比不断攀升，也说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能力的差距将拉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家庭收入的增加及家庭结构的改变，非劳动年龄人口的直接或间接收入将增加，但是老年人口在自身消费习惯、消费需求及出于对子女的关心爱护可能更倾向于储蓄，加上0-14岁人口基本上处于零收入状态，导致年轻的家长考虑到家庭生活和子女将来的生活压力也可能有意识的降低消费水平，所以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能力、水平及倾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综上所述，非劳动年龄人口对湖南消费的影响首先是由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产生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对湖南消费水平的抑制效应有增大趋势，2000年后，0-14岁人口基本上维持稳定，对湖南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变化不大，总体而言，由于湖南老龄化加深，65岁以上老年人口对整体消费水平的抑制效应导致非劳动年龄人口变量与因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抚养压力增大和非劳动年龄人口消费能力的稳定性可能是真正抑制湖南消费水平提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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