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二战后中东多数国家虽骤然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制度架构，然而长期以来却是“真传统、假现代”，并且政治危机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传统生产方式导致的部族社会结构依然深厚，部族政治及传统臣民型政治文化致使现代政治制度“有形无实”；二是“外渗型”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导致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序、失衡、失范。因此，基于现代化的理论，解析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是认识中东政局的一个历史逻辑视角。
【关键字】中东国家 现代化 进程失序 政治动荡
【作者简介】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中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法】D737.0
早在 20世纪中后期，亨廷顿就提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 的著名论断，而爆发于2010年底的中东国家“多米诺骨牌”政治动荡，似乎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论断。中东政治动荡表面上看是由于政府腐败、 物价上涨及失业率高 等显性因素造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外渗型”的现代化模式产生的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序与失衡，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严重滞后，直接导致显性因素的凸显。可见，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滞后与传统政治体制的严重“非正义”性，成为政治动荡的潜在推手。本文通过对中东国家政治动荡显性因素的关注，试图从经济、社会、政治及政治观念四个领域的内在逻辑性及其现代化进程的失序、失衡两个维度，对政治动荡的原因加以解读。
一、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状况
中东是一个地理、文化及政治 的复合概念，大体上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的大片地区”， 即西亚—北非的地理范围。马汉首次在《波斯湾与国际关系》一文中使用“中东”一词， 而凯蒂进一步明确中东范围，即“中东通常指从摩洛哥延伸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 学界对“中东”大致的范围基本形成一致的认识，但对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存在一定的分歧，有18国、24国等观点。 为体现本次中东政治动荡的范围，本文采用较为宽泛的24国观点。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启动的，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但问题十分突出。
1．政治现代化的框架得以建立，但效力不足。中东地区有8个君主制国家，16个共和制国家， 19个国家颁布了宪法， 17个国家实行多党制， 有22个议会制国家， 4个国家存在政治协商制度，24个国家均建立了司法体系。但实质上家族统治、强人独裁、君主世袭的传统威权政治鲜有变化。
2．经济现代化发育不足，并有倒退趋势。20世纪中期中东国家在军人政变成功后，仿效苏联模式促使经济朝着现代化方面前进。但随着石油经济的上升，经济现代化进程减速、倒退，形成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极为脆弱的经济结构。
3．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迟缓，传统社会结构犹存。20世纪70年代中东国家的经济改革与私营企业发展，导致社会新阶层中产阶级的产生，并且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也快速发展。但很多看似新兴社会单位，其实有着王室、地主及酋长的痕迹。另外，社会很大程度上仍靠血缘、宗教关系加以维系。 可见，中东现代社会进程滞后。
4．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等思想各有市场。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信息革命的兴起，不同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超时空传播。中东国家虽文化底蕴深厚，也未能幸免现代文化及思潮的冲击。在思想观念方面，老年人群体保持较高的家族、部族观念和伊斯兰情节，而多数年轻人观念则更加世俗化、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对社会整体进程的历史性描述。而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整个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各个层面和要素实现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变的各种特征的总和”。 对此，布莱克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由固执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向热心于现代化的政治领导转变的过程”。 可见，政治现代化是由传统政治特征（专制、世袭、终身、政教合一、主权在君、官僚制等）向政治现代性（民主、选举、任期、世俗、专业、分化、科层制等 ）的转变过程，而政治现代性则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从政治现代化的形成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原生型”，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国家则是“外渗型”。原生型是指现代化经济发展导致社会新阶层产生，新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入或推翻传统政治体系，重新进行政治权力的配置。简言之，原生型政治现代化的成长路径为：现代经济->公民社会->现代政治团体（政党）->现代政治体系->现代政治观念。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及公平、正义等准则，演化成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进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这一过程中，传统的顽固与现代的激进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激烈的斗争。
“外渗型”的政治现代化则是在经济发育不足的基础上，缺乏必要的社会新力量推动，是由上层传统政治力量推进的政治体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外渗型”的政治现代化往往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传统的上层权贵阶层实力深厚，政治现代化阻力强大；二是现代经济发育不良导致政治现代化内驱力不足；三是不同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衡”，致使现代政治发展内在张力较大。因此，“外渗型”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比“原生型”的西方政治现代化更加不稳定。中东国家“外渗型”的政治现代化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并具有代表性。
二、中东国家动荡的内在逻辑
20世纪中后期中东国家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共和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由于现代经济发育不足，造成经济与政治的显性双重危机：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经济结构致使社会分化缓慢，现代社会进程滞后；现代社会的缺失导致现代政治体制内驱力不足，难以实效运作；传统宗教政治观、部族政治观与植入现代西方政治观念，共同推动了这些国家政治行为的“非理性”。
（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中东国家基本上没有形成现代经济体系。传统农业落后，从事农业人口众多，但农产品基本难以自给；制造业不发达，绝大多数国家进口比例较大；以旅游业为支撑的服务业占据一定份额，但开发不足；石油经济虽占据主导地位，但不仅未能形成完整产业体系，而且在技术等方面对外国公司依赖程度较大。具体而言，中东国家的经济类型大体分为：1.以石油经济为支撑的海湾国家；2.以石油经济为主，兼顾工农业经济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及叙利亚等国家；3.初具现代工业经济的土耳其、塞浦路斯等国家；4.传统农业经济的也门、摩洛哥等国家。 可见，中东国家经济呈现出结构不合理、产业失衡、抵御风险能力弱等特征，现代经济体系基本未能建立。
注：上表中石油经济所占比例是构成工业比重的主体部分，不参与农业、工业、制造业及服务业的百分比计算。-表示未能检索到数据。以上数据由网路相关信息整理而得。
由上表可知，中东国家的经济基本状况是：1.从事农业生产及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农业发展由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效益的低下，导致该群体基本处于贫困状态，构成贫困人口的主体，农业基础薄弱。2.由于国际油价的飙升，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经济产业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柱，但从业人员较少，收入相对较高。3.制造业在这些国家中发展严重不足，所占比例较小。4.依托于深厚的历史传统，部分国家的服务行业较为发达，尤其是旅游业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家的GDP构成中，所占份额较大。这一经济状况，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是失业率高、通胀指数飙升及贫困人口不断增加。
（二）公民社会发育不良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核心、服务业为主体、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将产生开放性强、流动性大并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现代公民社会。这种社会“既不属于政府系统，也不属于市场系统”。 中东许多国家传统农业经济导致社会的封闭性特征明显，横向“块状”结构突出，社会弱小、国家强大，社会单位的政治参与意识薄弱、能力低下，并且以血缘、宗教加以维系。
中东2.96亿人口中1.2亿生活在农村，其中0.84亿从事农业。 表一也表明，北非五国及叙利亚传统农业虽占GDP较小，但从业人口较多。这种传统小农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封闭、分裂的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的缺失，致使统一、流动、互融、重叠的现代社会发育不足。而且，农民基本处于贫困状态，因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国家的政治生活，缺乏参政的意识与能力。农民实际上属于社会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因没有摆脱“生计”的束缚难以上升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因此，这些国家传统经济的裹足不前，是造成现代公民社会缺位的最根本原因。
另外，部族、宗教等因素也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羁绊。利比亚有几百个部落，卡扎菲曾对各部落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导致整个社会“条块化”。 部落是构建利比亚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利比亚民众的“社会”归属。在这些国家中，家族首领和部族酋长仍有较大的权威，他们出于巩固自身政治资本的考虑，不断强化传统社会单位的稳定性。埃及因收入差距社会形成“金字塔”结构， 而未能形成具有稳定性的“橄榄球”型现代社会结构。在多数国家宪法中伊斯兰教都被确定为国教，伊斯兰教义、沙里亚法成为现行司法的重要依据，现代社会法制观念淡薄。诸多因素的合力，共同导致了中东国家现代公民社会缺位，但最为深层的原因是现代经济的发育不足。
（三）政治体系难以实效运作
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但却无法建立超越经济社会基础的政体，即便强力架构也会导致政体的“失效”，难以发挥效力。20世纪中后期中东多数国家迅速建立了现代政治的框架，但却迟迟难以奏效。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公民社会的缺位导致内驱力不足；二是传统政治势力的强大致使阻力强大；三是传统政治观念导致现代政治运行的双向“失效”。三者合力致使现代政治流于形式。
1.公民社会的缺位导致现代政治体制运作的基层动力不足
施雪华认为公民社会的首要指标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关系的规则化。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应有‘契约’关系来维持。” 可见，现代政治体系既需要公民社会的基础及其与政治体系之间互动模式的制度化，又需要明确权力的归属。中东“绝大多数国家在本质上依然维持着传统社会的明显特征”， 对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利比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但其民族情绪是以部落传统为基础的。尤其是卡扎菲主导的政治体制，更是部落政治的变种。公民社会的缺位无法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中东臣民社会“服从”的性质导致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能力欠缺，致使政治体系自下而上的驱动力不足。
2.传统政治势力的强大直接阻碍了现代政治体制的运行
现代政治以政党政治为核心，以政党制度为内容。 传统政治以家族、氏族及部族政治为内核，以血缘、宗法关系加以维持。中东国家虽实行多党制，但政党多脱胎于军事、部族及宗教的团体，实质上是传统政治势力“改头换面”继续执掌国家政权的形式。并且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部族酋长及家族首领仍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这就导致这些国家（尤其是共和制国家）为了防止国内革命、迎合民众政治需要而推行的政治现代化，因传统政治势力的不遵守、不履行，致使现代政治体系在上层受到极大的阻力。
3.传统政治观念导致现代政治运行的双向“失效”
现代政治体系实效的运作，不仅需要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观念现代化，也需要外部环境的现代化。而中东国家的传统威权政治观念，导致体系内政治主体缺乏遵守现代政治的理念，体系外民众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造成政治体系内外、上下的双向“失效”。尤其是共和制宪政国家，现代政治制度得以建立，但现政权（政治动荡之前）并没有真正遵循现代政治规则，而是依据自身需要對现代政治制度随意加以调整、改变。领导人终身制、子承父业等大行其道，现代政治制度成为他们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与工具。而另一方面，阿拉伯民众形成“认主唯一”的思想，并且对家族、部族有着强烈的忠诚与归属感。这些观念与现代政治崇尚法律、制度等特征格格不入。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厚，直接影响了执政者的执政行为，束缚了民众的政治行为，是现代政治发育迟缓的深层因素，也是最大的无形障碍。
三、现代化进程的失序、失衡导致政局动荡不安
“外渗型”的现代化与“原生型”相比，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失序与失衡，使得政治不稳定性更加突出。中东国家因地缘因素成为欧洲最早殖民对象的同时，也成为最早“被”现代化的地区，致使各领域现代化发育违背了“原生”次序，出现了经济、社会、政治及观念等领域的现代化同时起步的特征，导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改革及政治观念革新之间的失衡，进而带来现代化过程中的剧烈动荡。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失衡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社会结构分化与重组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中东国家面对脱胎于殖民地经济造成的现代化经济结构单一、脆弱性明显等困难，最初模仿苏联模式，政府积极干预、培育国有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相比之下，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却裹足不前。原因有二：1.经济量的积累不足以促使社会结构变革。中东国家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质’的飞跃，而只有这种‘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才能为社会结构变革提供基础。2.社会变革的内在发展规律使然。社会结构的变革并非随着现代化经济的实现就能在短期内达到，只有经济行为体自发地形成不同的社会单位，并凸现出来时才能得以实现。中东国家经济发展在‘量’的积累上成绩显著，但尚未达到‘质’的变化，这就导致经济推手力量不足，加之传统社会部族、教派影响的根深蒂固，两者共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最终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失衡。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发展之间的失衡
中东因其石油资源丰富，与全球市场联系极为紧密，虽然现代经济体系未能建立，但通过全力打造现代工业、改革经济体制、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措施，取得一定的成就。相比之下，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化，“假民主、真专制”在各国大行其道，强人政治、部族政治及宗教政治处处阻碍着现代政体效力的发挥。现行政治表现出兼有现代特征与传统特征的复杂局面，既想走现代化道路又担心权力的流失，导致“民主—专制”的“进一步、退两步”的循环交互模式。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失衡”，不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由于上层建筑的“借权谋私”，导致下层对抗性的政治文化愈演愈烈，民愤急剧膨胀。最后在政治参与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机制下，民愤通过非正常渠道、非正常方式得以宣泄，导致现有政治制度的失灵。
（三）植入的现代政治观念与现实政治观念之间的失调
无论是中东国家出于防止革命的考虑而参考西方现代政治构建的自身现代政治体系框架，还是美国借助全球化、网络化等手段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无可辩驳的是这些因素都促使中东国家的民众对现代政治观念、价值、文化及思想的了解，尤其年轻人对之较为熟悉、崇尚。“民主价值观被普遍接受，也就是说，有了思想基础。” 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是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的更快。 加上各国民众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平均在22.7%，摩洛哥为45.3%，阿尔及利亚为54.2%。 这就使得各国民众知晓现代政治“应该”如何运作，但面对的“现实”却截然相反。例如，突尼斯不断为本·阿里量身定做宪法，使任期制在“可连任”条文下变成了终身制。 本·阿里通过政治权力掌控了1/3的财富，并且贪污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致使在经济恶化的刺激下，迫使民众要求对传统政治的改革。而传统政治的实质导致政治参与渠道、制度的缺失，民众的政治要求演变成失控的政治动荡。
结 语
中东国家的政治动荡既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其固有的内在属性所致，即现代经济发展不足未能推动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致使现代政治体系自下而上的运行动力不足，社会成员及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手段与能力未能制度化、常态化。另一方面，政府名义上宣扬现代政治民主，实质上奉行传统专制，将民众置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境地。当这种状况遭遇显性的经济问题不断积聚，被社会偶然事件“引爆”时，政治动荡就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所以，无论是中东国家目前政治动荡的平息，还是政权的建设及发挥长效机制的政体的重构，都将是漫长而曲折、甚至不断反复的历程。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2篇
信息技术辅助初中政治教学工作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从信息技术辅助初中政治教学的几点优势出发，探讨使其有效应用的具体策略。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已基本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多新的契机。新的教学理念、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工具为冲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尤其是初中政治课程，作为一门以思想品德、法律基础、常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程，理论性较强和内容抽象等特点让学生的学习存在障碍。而信息技术的应用，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展了学生视野，让学生在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中，有兴趣有质量地学习，从而有效提升教学质效，可以说是益处多多。
1 信息技术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模式
投影、收音机 投影的作用在于像一些报纸资料展示、游戏规则展示等，会比操作电脑更加方便，节省了做课件的时间，更加快捷方便，提升了教师的工作效率。像政治学科偶尔会接触到一些新闻展示或是案例教学，在课堂时间有限、课程进度较赶的情况下，就可以选用投影。在学到国家机构设置等内容的时候，可以将报纸上的领导人、各级负责人给学生展示。而收音机的作用在于可以在课程导读的时候听一些实事新闻，收听社会栏目，也可以让学生对社会发展下的百态生活有更多的认识。学生自我信息收集还是以娱乐和完成作业为主。
计算机、网络 多媒体计算机展示的内容一般是很受学生喜爱的。逻辑性较强的政治学内容，在多媒体的包装下用声情并茂、绘声绘色的情境进行展示，让学生感受其中的情感共鸣，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而多媒体计算机也是现今学科教学与信息整合中最重要的方式。网络则是教师收集信息、增大课堂容量的辅助工具，网络技术的发达，搜索功能、搜索内容的丰富，为教师带来极大的方便，让教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中减轻压力。
电视、报纸 初中政治是一门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课程，那么也要利用多种形式相关信息的有效收集，了解学习生活外的世界、社会都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以利用电视、报纸这类媒介形式，培养学生关心时事、关注生活，从电视、报纸获取知识的能力。比如可以引导学生去观看如《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早间新闻》《今日说法》等节目，看一看《环球时报》或是地方型报纸等，然后抽出一小段时间进行学生的信息收集展示，并展开讨论。
2 信息技术辅助初中政治教学的几大优势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做好一件事的内在动力。对于在初中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兴趣学习就显得更为重要。利用信息技术，也是为了拉近学生与教材之间的距离，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初中政治教学时，一定要注意活跃课堂气氛，设计提升学生兴趣的教学环节，可以多多将教学与生活实际相联系，促进学生的参与与理解。通过一些教学设计和教学方式，激发他们学习的欲望，让学生由“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还要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感受他们的情感世界，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课堂模式，让学生主动加入到学习中来[1]。
能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 初中政治教学由于很多重点、难点的学习，凭借传统教学方式会显得枯燥乏味。尤其是女学生，对政治内容的学习趣味性较低。因此，教师要利用信息技术让课堂教学的观感丰富起来，利用声像技术等把握学生的情感与注意力，让他们喜欢这样的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再由教师积极的引导，将重难点分解成一个个任务，并进行好教学设计，让学生逐步掌握知识，从而提升能力。像一些品德塑造的教学内容，通过多媒体的辅助让学生去感受，最终“自正我身”[2]。
能活化学生的思维逻辑 传统教学手段，难免会产生过于被动的教学效果，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忽略，教师照本宣科，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但是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现代教学理念的更新，多媒体计算机、电影、电视等多样的媒介工具增强了教学的吸引力与说服力，抽象的内容被具体化，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再自我提炼，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逻辑，能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 新课改提倡的学科整合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教师需要处于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教学水平、综合素质的努力当中，不然将无法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内容，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学生心理变化的需求。可以说无论是与其他教师的交流，还是自身计算机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个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有效提升了其综合素质，而且没有被教学改革的大潮所遗落，做到了与时俱进[3]。
3 信息技术辅助初中政治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保证精彩度的同时不可忽略教学质效 信息技术为教学提供了多样的形式，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和精彩度，也深受学生的喜爱。但是要明确教学的目的，重视教学质效这一问题。再有趣、再精彩的课堂教学，如果学生最后“只看了热闹”，没有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高，就都是失败的。而且研究表明，学生持续接受兴趣度高的内容，也容易降低兴奋性，也就是教师要不断地拿新的东西去刺激学生的感官。无论是信息资源的收集还是多媒体的展示，都是为了辅助教学，提升教学质量的，千万不要出现“主次不分”的现象，要在教学中处理好信息技术的利用问题，既保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没有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保持课程的精彩与高效。
要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教师要重视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表现和知识水平等内容的了解，从而创造出能充分带动学生主观能动性、丰富学生课内知识增长的愉快和谐的教学环境，并强化教师的作用。教师才是课堂的主讲人，信息技术精彩不能代替教学的全部。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学生的兴趣能得到有效激发，那么教师就要把握住学生的注意力，展现自身的人格魅力与教学水平，加强学生间的互动，无论是提问环节或意见反馈等。
信息技术应用要从学生、教学实际出发 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最多的可能是多媒体课件展示，但教师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多媒体教学形式禁锢了，认为有多媒体辅助教学就是课堂精彩有效的充分条件。无论是什么样的教学模式，最重要的都是能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课程的设计符合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符合教学目的的达成。因此，在设计课件、辅助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教学的实际，从符合学生的学习能力与认知水平出发，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收集意见反馈，从而不断改进、不断提升[4]。
综上所述，在现今教育形势下，对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研究极力倡导，做好初中政治教学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工作是极其必要的。而且教学的有效性、学生的满意度也都要求要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发出疑问、做出改变，而信息技术的应用正是有利的工具。要正确看待信息技术的优势，从而有效利用。多媒体、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从教学内容出发，重视激趣，重视良好教学氛围的营造，重视教学内容的丰富，重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不断反思、不断改进，使其发挥出更多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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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启蒙运动在推进人类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反省和否定,但由于其解构和摧毁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引发了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人对后现代性的辩护。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后现代性的民主思潮与现代性的民主思潮之间的辩论尤为引人注目。二者的对抗和辩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的资源
关键词: 政治哲学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后现代转向
科技的发展日益凸显,人类进入了追求物欲享乐的消费主义时代,理性走向了极端,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极度张扬,理性作为反思、批判、革命的含义被忽视和遮蔽了,人们的理想、价值、信仰在物质丰富的时代处于一种真空状态。现代性成了一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双刃剑”,而后现代性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否定和反思中悄然出场,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
理性危机哲学理论来自于现实的生态危机。1948年,费尔菲尔德·奥尔本(Fairfield Osborn)写道:“地球上的人口浪潮正在上涨,地球上的资源储备正在下降。”[1]面对生态危机,人们多把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科学工作。20世纪70年代,《增长的极限》是一份被评述为“带计算机马尔萨斯”的一份关于环境和资源的报告,该报告对科学的工作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认为科学的工作变得惊人的邪恶。除了担心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人们也在关心生物圈受到的威胁,如“全球变暖”问题。另外,冷战中的苏美双方的和平是以核武器的相互威慑为基础的,但是如果人们认识到双方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若干次的真相之后,这种和平状态则变成了人们的生存焦虑和恐惧。现代性相信通过历史和传统的彻底决裂,人类能从愚昧和迷信的枷锁下获得解放,从而获得进步,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以及在广岛和长崎炸响的原子弹毁灭粉碎了这种乐观主义。
如何解决现代性危机,已经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和前沿性问题。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反省而兴起的,有一种思潮认为,后现代旨在为现代性治病,试图通过范式的转换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从笛卡尔、培根(甚至上推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段时期的近代西方哲学发展中,哲学家们以独特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哲学的理性精神,主张哲学应以人为中心,发扬人的理性能力。但理性与自然科学的相互促进最后导致了理性独断论和理性万能论,理性取代了中世纪的“上帝”,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人公然被称为“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理性的发展最后背离了理性建立的初衷。休谟站在经验论的前提下,对理性提出了质疑;康德为信仰划出一席之地,限定了理性的作用范围;叔本华、尼采直接以非理性的“意志”取代理性,这孕育着现代哲学向后现代转变的思想资源。
“后现代”是一个含义广泛而由模糊不清的概念,从建筑、美学、电影、戏剧、文化、诗歌到哲学领域对后现代主义有着各式各样理解和届说,即使在同一领域,由于观点不同,对后现代主义的把握和理解也不相同,甚至形成了完全对立的概念。美国著名的学者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后现代转折》一书的导论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如同历史上的运动一样,是一种“文化运动的复合体”,而组成后现代运动的复合体之间也相互抗衡,具有很大的歧义。在这个层面上,后现代仅仅是一个术语而已,还远没有深达思想文化领域,不足以形成影响社会生活的思潮。只有在哲学领域领悟后现代性,才能突出后现代的基本内涵和哲学精神,破解后现代的种种玄秘。利奥塔认为,只能从后现代性,即作为一种阐释代码来对图景和文本进行解读,从而在知识共识的背景下发现其特质。[2]这就是说,只有把后现代主义放置在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才能突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内涵和哲学模式,不讨论政治性质的变化,后现代范式就不会完成。如果后现代思想远离了现实的政治平台,则成为远离大陆,漂浮于海洋中的散乱的暗礁碎片,除了带给人类混乱和危险,并不可能有太多的价值。所以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在哲学的现实回归诉求中悄然来临。
二
克尔凯郭尔、尼采和马克思三位的哲学家被道格拉斯·科尔纳理解为后现代政治研究转向的先行者。
克尔凯郭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唯我论的单子、渴望拯救和无限的幸福,但苦于焦虑和罪恶,一心追求上帝和灵魂的超越。他提出“激情高于理性”的观点,对他来说,有三个存在的阶段:审美的、伦理的、宗教的。在每一个阶段,激情和非理性都高于理性。审美是关于美味、艺术和性冲动的感官愉悦,伦理是决定、抉择和责任的伦理激情的评价,宗教信仰则是怀着无限的激情对拯救和救赎的主观渴望。
尼采对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成果感到绝望,希望回到古希腊哲学,“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大自然才达到他的艺术欢呼,个体原理的崩溃才成为一种艺术现象”。[3]在尼采看来,哲学首先而且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尼采厌恶国家等政治制度,厌恶基督教道德观念,厌恶“舍己为人”的伦理观念,厌恶一种没有创造性的萎缩的末人。尼采的“摧毁和解构一切”的铁锤哲学散发着后现代哲学“解构一切”的气质。
马克思则从劳动异化的角度来开启后现代的政治预言。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不是保障和提升主体的存在,而是使主体虚弱和恶化。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马克思作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劳动者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越是创造价值,他自己越是贬低价值、失去价值;他的产品越是完美,他自己越是畸形;他所创造的物品越是文明,他自己越是野蛮;劳动越是有力,劳动者越是无力;劳动越是机智,劳动者越是愚钝,并且越是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类所特有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能动性的活动已经衰微和死亡,劳动异化的结果覆盖了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的胜利使货币成为支配社会的力量和价值,随着交换价值的肆虐,资本主义的功能是满足私人和个人的贪婪和欲望,而不是保证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马克思把这个颠倒的世界描述为‘扭曲了的’,‘着了魔的’,‘颠倒了的’世界。”[5]马克思通过描述一种抽象的商品梦幻,提供了一种现代与前现代社会的断裂话语,该话语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所继承,并为后现代理论家所发展。
克尔凯郭尔、尼采和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是后现代的,但是他们思想的穿透力和预见性,使其批判精神得以沉淀,被后来者所借鉴和发展,他们的思想在诞生之初,已经为100年以后的后现代哲学提供了胚胎和温床。道格拉斯·科尔纳进而认为后现代的政治转向有四种形式:[6]一是绝望的政治观,如鲍德里亚;二是个人自由的修正性政治,如福柯、利奥塔和罗蒂;三是身份政治,如新社会运动、女权主义、黑人解放、同性恋、和平与环境组织等社会运动等;四是重构启蒙价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把新社会运动当作引进激进民主的多重源头,如墨菲。[7]我认为,在上述政治转向中,墨菲的观点尤其具有代表性,激进民主思想纲领的构建,并不是一种创新,但至少把后现代的哲学使命与政治哲学的转向联系起来了,其思想既可以理解为发展后现代,又可以理解为挽留后现代。用墨菲的话说,后现代哲学的发展,远非一种威胁,激进民主视其为完成自身目标不可缺少的工具。
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则从捍卫和重建现代性理念的角度回击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挑战。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和《现代性的后果》等一系列著作中,在区分“简单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基础上认为“后现代性”其实是“反思的现代性”。他认为,“后现代性的发展”不是让我们“超越了现代性”,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的更为全面的理解。我们并未迈进后现代,后现代的吵吵嚷嚷只是证明了现代性的结果比从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超越民族国家》等文中强调,现代性的事业并未完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等文本中,他认为以往的现代性主要着眼于“主体一客体”的工具理性向度,而新理性或交往理性则被相对忽视。因此,为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性解释框架,他从普遍语用学即交往行动理论出发,通过交往的合理性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吉登斯和哈贝马斯都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辩护将后现代的开放式期待或否定性话语重新变成一种肯定、一种流动性、第二次现代化等,完成了话语逻辑的否定之否定,回落到现代性实证的话语谱系中。在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后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潮,诸如:激进民主、审议民主和对话民主作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对抗利器开始出场,他们在反思“现代性的衰落”原因问题上增添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三
按照罗素的观点,西方民主观念首先形成了两个传统:“卢梭传统”和“洛克传统”。与这两种政治意识相对应,就政治制度的理性筹划来看,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又可以明确地区分为以17世纪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民主优位”模式和以18世纪美国革命为代表的“法治优位”模式。19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讲马克思的民主思想界定为“直接民主”模式。但马克思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否定民主,而是强调了他们对于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性。民主共和国、普选权、代议制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并不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它们完全可以被纳入无产阶级民主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民主是继“卢梭传统”和“洛克传统”后的第三种传统。20世纪晚期,民主化浪潮席再次席卷全球,民主越来越成为人们所认可的现代政治的标志。然而,后现代理论却以强大的声音对现代性说“不”,置身于西方文明之中的人们却开始从珍视民主到思考民主再到批评民主,并构成了西方民主文化一翼。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和新葛兰西主义的粉墨登场,为后马克思主义民主的争论提供了宏达的政治哲学平台和背景。罗尔斯的《正义论》引发了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之争。当西方福利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从福利国家的重负下悄然撤退之际,新保守主义则以左派的姿态对福利国家的怀旧和眷恋。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从民主社会主义复兴的角度,主张用“积极福利”反对“消极福利”,主张用“国家投资”反对“国家出资”。新葛兰西主义则以德里达、拉康、福柯、利奥塔为代表后现代哲学为基础,从葛兰西的政治霸权主义角度,提出了“激进民主规划”,超越上述自由主义民主和保守主义民主以及第三条道路。另外,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和《比较现代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则以新自由主义为中轴,构造“现代性”和“现代化”观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相对抗,现代性三大主要支点:市场理性、政治民主和精神自由,都在批判性话语中被逐一消解。韦伯醉心于社会的程序正义——“民主合理性”随着希特勒上台后造成的灾难性结果而毁灭;自由政治的合法性随着多元化、差异化的文化冲突而正在消亡,新一轮社会转型难以再用“传统—现代化”模式简单套用,后现代政治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在这个背景下,激进民主、审议民主和对话民主之间的争论和互动进入后现代政治的研究视域。
激进民主政治规划是墨菲用德里达的解构、利奥塔的癫狂、福柯的训诫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消除的结果,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民主理论进行解构,在反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反对解放政治的命题下,提出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相反,社会主义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以新社会运动为为研究对象,以葛兰西的霸权思想为出发点,构建了激进民主规划。其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现代哲学的一个危机点。
审议民主是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思索的一个政治新模式。“从根本上讲,审议民主要强调的是公民及其代表需要对其决策之当性进行证明。无论是公民还是其代表,都希望对方对他们提出的原则和规定进行说明,在一个民主体制中,领袖应该说明其决策的理由,并回应公民对其理由的质疑”。[8]审议民主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支撑点,他将现代性看作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虽然他承认现代性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不同意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否定。他主张对现代性消极方面进行批判,对积极方面坚持和发扬,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为了彻底地否定,而是为了重构。其现代性理论中的交往理性最终通过审议民主构想得以实现。
与哈贝马斯相比,吉登斯一方面认为21世纪这个新时代本身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但另一方面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性”。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这类新术语的出现更确切地说是表明了即将终结之前的事物所处的先前状态。他说:“我们不但没有超越现代性,而且正在经历着它的激烈化阶段。”[9]可以说吉登斯是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仅仅将后现代性解析为脱离或“超越”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转变。吉登斯的“对话民主”的概念,是针对现代性在现阶段的激烈变化而提出,“对话民主制的中心不是国家,而是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折射回到它身上。处在全球化和社会反思的情况下,对话民主制在自由民主政体范围内鼓励民主国家的民主化”。[10]
激进民主、审议民主和对话民主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从大类上归属于后马克思民主思想,但它们之间的哲学基础的差异、历史预见的分歧、逻辑的对抗与文本的冲突,仍需要我们在对后马克思民主思想理论研究时区别对待。但总体上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抗和互动中,已经成了一种标志,它既是一种民主本体论的回归,又蕴涵着乌托邦现实主义理想。
四
对待后现代主义这一20世纪末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性文化思想,不可采取“思想懒汉”的做法。将政治哲学和后现代研究结合起来,是舍弃了便捷的“断裂”式或敌对式的思考捷径,踏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思想之路。正如道格拉斯·科尔纳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去阐述和理解后现代理论,把它看作是对现代理论与现代政治的一种挑战,既包含着很有希望的新观点,同时也有值得怀疑的向度。”[11]因此,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研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哲学研究课题,它具有四方面的理论价值:其一,本论题的研究可以展现出西方政治哲学转向的历史发展进程,包括各政治哲学模式为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生活需要而源起、继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各自的理论得失。其二,本论题以民主为视角,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理论特色予以整体性把握。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民主理论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其三,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将政治哲学拓展并运用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思考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原则在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全球社会中赖以持续下去的途径,这种创造性的理论尝试对当代的全球公民社会理论研究也具有启发性价值。其四,立足于我国本土,本文通过对三位思想家的民主思想论证,对我国的民主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为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思想的支持。对中国而言,西方政治哲学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与教训,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山之石”,政治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目前存在的不足,从而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的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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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以2008至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转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关论文为样本源建立数据库，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转载论文的年份、作者和期刊源进行数据分析，梳理出近十年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热点，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对象、一般研究方法、发展规律与创新趋势、比较和借鉴研究，发现呈现出研究对象全面化、研究方法综合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近十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演变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达到一定教育目的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环境及教育载体都在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在随之不断更新。为了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基础、遵循原则、价值和作用，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形成、发展、创新的趋势，总结出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的经验，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本文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2008至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转载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学术论文进行研究，以梳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演变脉络。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品牌影响力，其旗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优秀学术论文的聚集地，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热点和学科前沿，具有前沿性、权威性和典型性的特点。为了精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突出反映研究热点与难点问题，本文以2008至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转载的论文为样本建立数据库，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为检索词，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以期能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热点和难点，把握其发展趋势。
二、论文转载的数据分析
经统计，2008至2018年《思想政治教育》转载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论文共计113篇。为了反映近十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趋向，从年份、作者单位排名、高频作者分析以及论文期刊源四个方面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论文进行分析，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一）从转载论文的年份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趋势
转载论文年份分布的梳理，可以较好地反映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现状，预测其发展趋向。2008至2018年《思想政治教育》转载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论文共951篇，虽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文章只占11.9%，但也显示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热点。从图1看，近十年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论文在数量上保持平稳发展，其中2014年论文数量最多，为18篇。
（二）从转载论文作者看学科排名和研究特色
论文作者的研究水平反映了论文的质量。通过对转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载文量分析，一方面，反映着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人才的研究专长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深度;另一方面，反映着作者所在单位的学科建设情况，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热点。
从图2可以看出，论文第一作者单位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武大、华师、北师、北大。其中武大高达17篇，占总比重的15%;华师和北师均为8篇，占总比重的7.1%;北大7篇，占总比重的6%。
第一作者单位载文数排名
注：作者单位简称（武漢大学——武大;华中师范大学——华师;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北京大学——北大;复旦大学——复旦;中南大学——中南;西南大学——西南;中国人民大学——人大）
论文第一作者单位排名前五位的高校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研状况，武大、华师、北大、复旦、北师是现有21家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单位。另外，从国家学位中心的四次学位评估结果来看，这几所高校的学科评估水平不断上升，其中武大和人大在2017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达到国家A+水平[2]。
注：作者单位（万美容——中师;杨增岽——北师;骆郁廷、佘双好、杨威——武大;刘新庚——中南大学;郑永廷——中山;祖嘉合——北大;周琪——西南大学;赵继伟——中南民族大学;张智——人大;戴艳军——大连理工大学）
通过图3可以看出，转载论文作者达2篇及以上的共有12人，其中万美容7篇，骆郁廷、杨增岽各4篇，佘双好、刘新庚、郑永廷各3篇，祖嘉合、赵继伟等各2篇。从12位作者的学科影响力来看，既有学科带头人、前辈学者，又有中青年学者，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从12位作者任职单位来看，与图2转载论文第一作者单位排名基本吻合，这些高校既是全国著名的重点高校，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与建设的传统优势学校。
通过对高频作者文章的分析发现，2008至2009年期间，万美容侧重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化、综合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2009年之后，万美容则注重对青年尤其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对而言，杨增岽主要讨论了生态观相关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结合。
佘双好、郑永廷、骆郁廷和刘新庚等学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相关研究方法的交叉和创新。佘双好突出研究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新变化、新观点，把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结合。郑永廷提出把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的结合，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来展现方法的发展趋势。骆郁廷侧重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意义、影响以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出精神交往是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的本质。刘新庚主要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创新、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规律性。通过对高频作者的论文研究发现，尽管他们的研究内容存在差异性，但研究过程都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传统向现代、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化。
（三）从转载论文期刊源看研究水平
注：论文源期刊简称（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A;思想理论教育——B;思想教育研究——C;教学与研究——D;思想理论教育导刊——E;思想政治教育研究——F;马克思主义研究——G;学术论坛——H;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I）
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展示、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转载论文的期刊源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客观、全面地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及演进。从图4来看，转载2篇及以上论文的核心期刊中，《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教育研究》《教学与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期刊发表文章转载率均排在前列，与同类型期刊相比较，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核心刊物和文章质量，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较高水平。其中，《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都多次进入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平台和研究成果在不断提升。此外，图4中的源期刊均属于北大中文核心与南大CSSCI核心期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大中文核心与南大CSSCI核心期刊所刊发的文章的影响力和认可度。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的热点
通过对研究样本进行分析，可以梳理出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对象、一般研究方法、发展规律与创新趋势、比较和借鉴研究以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等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热点。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对象划分，当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高校，研究对象为大学生。马永春提出对“80后”“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注重心理咨询和心理教育，树立“全员育人、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3]。万美容从“90后”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和精神生活中提出了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4]。朱俊林提出对大学生人生观教育方法的创新思考[5]。崔振成提出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6]。
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忽略了其他社会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既影响社会的平稳发展，又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进步，应适当拓宽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对象群体，开阔研究的新思路。
（二）思想政治教育一般研究方法
在思想政治教育一般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方面，研究不同思想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当前的启示及借鉴意义。宇文利提出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时，应从一种综合的思维视角，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和研究方法[7]。郑永廷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8]。此外，骆郁廷和陈兴耀论述了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9]。李进付阐释了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对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的指导[10]。对马克思、毛泽东和习近平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都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时俱进的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研究不同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异同。甘泉提出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文艺方法在社会动员中的有效运用[11]。万美容在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大力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方法[12]。郑永廷在《论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的紧密结合》中提出，我们不仅要继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还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這就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单一向多样的动态发展趋势[13]。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规律与创新趋势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规律和创新趋势，学术界有以下三种观点：
首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规律的认识，主要讨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模式转换应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党对中国革命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培养党的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而展开的。刘新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运行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所运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对比，提出方法运行过程中的“战略制导”性[14]。
其次，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体现出单一主导向多元综合的发展趋势。万美容指出由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现代走向，使得综合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发展的基本趋势[15]。佘双好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经验到科学、从理论到实际、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趋向[16]。任志锋和杨晓慧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模式转换应从以人为本的逻辑起点出发，集中体现为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分化与综合相统一[17]。
再次，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思想道德教育方法、民族精神教育方法的创新，张北坪在谢迪斌、娄淑华道德教育方法创新和王树荫的民族精神教育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表现为多向度纵横交错地发展：从横向上应用手段、使用载体的现代化、综合化，从纵向上应用空间及作用领域的渗透化趋势，从中枢维度看更加注重人的身心发展[18]。
这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最新成果，有利于教育者转变教育理念，加大研究力度，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科学化奠定基础。
（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和借鉴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和借鉴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关于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第一，西方思想道德教育方法的发展对我国道德教育方法的启示，主要表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第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借鉴意义，即美国的国民教育方法、品格教育方法、美国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方法，以及中美中学德育情景教学模式的比较对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德育教学模式的启发。
另一方面，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交叉学科的研究。近十年的分析研究主要是把心理学、生态学的原理方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周桂英和刘新庚提出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促进和谐心理建设[19]。佘双好系统论述了心理疏导法，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增添了新元素[16]。之后，潘柳燕、刘海燕、张树辉等学者也不同程度地提到把心理学的方法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同时，在对样本源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只有杨增岽从生态视角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生态分析方法。
研究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提高和改进具有重要意义，但还需要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新工具、新手段。
四、结语
随着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逐渐规范化、体系化、科学化。通过统计分析，虽然每年均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文章，但此方面的研究文章仍然较少。这些论文作者的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情况;从转载期刊来源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关文章的刊发平台相对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学术期刊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逐渐从大学生转向社会成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既关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又与时俱进将信息化、网络化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结合。总之，统计结果显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研究对象全面化、研究方法综合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我们相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按照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相关研究，一定会推陈出新，一定会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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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咪咪（1993—），女，汉族，山西曲沃人，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讲，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丁宏（1979—），男，漢族，山西乡宁人，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国地质史、科学思想史和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马双）
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人类的集体生活需要在利益依赖之上发展出超越功利的社会团结意识。我国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团结意识将我国对天下观念的认同转化成了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奠定了我国民族团结的思想内涵和集体思维方式。我国的民族团结意识建设需要以古代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思想资源，培养和塑造人们中华一体的民族认知、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理念，建构公正、平等的民族间制度规范和相互依赖的共同生活形式。
关键词：天下观念；中华民族；团结意识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执政理念，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开端，也从国家政治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新任务，民族团结意识是一种基于各族群长期的交往与互动而形成的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共同道德信仰和共同理想信念上的相互联系、互相帮助的心理状态和向心趋势。多元民族的存在是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的事实。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能否建设一种良好的民族团结意识，决定着该国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能否实现和睦、友好与协调、联合。“民族”连缀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在汉语中的出现虽晚至近代，但我国很早就开始注重民族普遍理想的培育和民族团结意识的建设，形成了较为完整、明确的族类意识的自觉。我国近代“中华民族”的提出，继承了传统“天下”观念的空间范围和价值信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回溯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对“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的认识、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维护我国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一、民族团结意识的儒学溯源
“团结”(solidarity)一词在西方的拉丁语词源是solidus(牢固的)，和solid(固体)是同一词源。团结在古罗马表示在公民法中个人对整体的义务、结合的责任。基督教将团结引申为所有基督徒的兄弟之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念也有着与西方相似的普遍主义的团结意识。在古代儒家，“天”是人与万物的创生源头，体现着道德化的义理，而“天下”则指天命呈现和人们道德践履的空间场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天下的追求寄托着儒家的正义感和崇高的伦理精神境界，是中国人的终极精神依托和政治信念。
“天下”是受天命执政行“道”的世界，即至大无外的领域。《周易·咸》彖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在儒家看来，宇宙是一大化流行的生命整体。天道广大无穷，生生不息，宇宙万物由此得以生养和发展。儒家的天下观念将身心性命与周遭世界乃至宇宙道体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道德体验中，充分实践天道之诚，就能打通天人之间的睽隔，使人与天成为一气相连，和谐合一的大生机体。“天下”是“普天之下”，是天覆地载的最广大的区城。天下是完整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不存在绝对的“他者”和“异类”。“天下”概念赋予不同的种族、宗教、礼俗、生活方式以共生、共荣的合法性。“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普遍主义的团结意识超越了种族血缘和宗教信仰。这种团结意识包容所有的相关者，对所有人都抱有积极的责任意识。
儒家的“天下”意味肴一个超越了区城和种族的和谐的政治秩序。天下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对任何民族、任何个人都是开放的。天命所承载的道德意识是人群最根本的差异。我国春秋时期提出了夷夏之辨，其标准是儒家的价值观和文明礼仪。孔子作《春秋》日：“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夏，不合者为蛮夷。夷夏之间没有固定的界线。蛮夷戎狄可以通过接受文化的方式成为“华夏一中国”。明末的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亡天下”不是指民族或国家的沦亡，而是指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儒家的纲常伦理的沦亡。清雍正皇帝著《大义觉迷录》，驳斥吕留良的华夷之分：“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乎圣德乎!”儒家的夷夏之别是相对的，无论是诸夏还是四夷，都应该基于礼教伦理而团结在一起。华夏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体现在伦理道德上。中国将民族的观念消融在更大范围的天下观念之中，并将民族与国家视为一个文化机体。在儒家理想的社会中，只有内在结构上的远近亲疏关系而没有不可兼容的外部。各个族群不是一个个敌对的国家的存在，而是一个个向着共同的理想而不断接近的近邻。中国缺乏清楚界定的和划一不二的“他者”(the others)以及不共戴天的异端意识和与他者划清界限的民族主义。
儒家主张以和睦、亲善、协调、和谐的方式处理族群之间的关系，实现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统一。孔子主张以德治教化来影响周边诸族，不赞成凭借武力征伐来统一天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孟子明确提出了王霸之辨。他主张用实行仁政的“王道”去统一天下，反对专恃武力的“霸道”。儒家坚持用文化和恩德去感召野蛮民族，通过其它民族的自动“归化”来实现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应该是讲信修睦、礼尚往来、亲仁善邻的。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协和万邦”，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共通的人文内涵，使天下不同的氏族与邦国，达至整体和谐。
儒家民族的天下理想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民族团结和“大一统”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天下必须“定于一”在古代中国是普遍的共识。《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坊记》中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而孔子则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民族团结的价值观深入人心，统一是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民族团结和统一是儒家天下理论发展的逻辑结论，同时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之后所进行的历史省思。秦汉以降，我国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维护民族团结，追求国家统一始终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各族人民在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共同发展，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增强。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
深处的民族团结意识使我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一统的基本格局，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化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
二、近代中华民族团结意识的
演变与话语形成
古代儒家的“天下”观念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理想目标，主张通过“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达成天下一国或天下一家的境界。与近代的民族国家不同，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整个国家的社会体系结构呈现为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展开的同心圆形态。中华民族作为民族而言，是“自在的”，没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的”边界意识。近代西方国家的入侵，打破了我国传统的民族关系映像结构。中国人逐渐发现世界(天下)原来是以主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这个世界原来存在众多的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国家之间是一种平行并列形态。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前，中国的民族意识被激活，中国人开始维护民族主权，开始吸收西方的民族理念，谋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儒家的天下秩序开始走向解体，中华民族的自觉地团结意识开始形成。中国近代的民族认知模式的转变如图1所示：
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明确规定领土范围的边界条约的签订，中国人的空间想象开始从无限的模糊的天下空间退缩到有限的确定的空间，全体中国人也开始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维新派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等口号，要求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开始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民族”“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1903年他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已经融为一家，我国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在梁氏看来，我国应迅速养成我国固有的民族主义来建立民族国家，抵抗外国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梁式的论述成为之后中国学者论述民族主义问题的典范。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但不久也接受了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在1912年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号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就是横排五条颜色并列，象征中华民族的“五族共和”。孙中山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统一。”从此，中国开始以“中华民族”的身份，步入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中。中华民族意识得到广泛的传播。
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基于天下传统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想象。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那里，文化礼仪仍然是判断是否属于中华民族的标准。康有为认为，女真、蒙古等族是由匈奴演化而来，而“匈奴之先族田淳维，夏后氏之苗裔”，所以“满洲、蒙古之人，皆吾同种”，满族人自入主中原以后，“其教化文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因此“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汉”。杨度在1907年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把“中华”阐释为文化统一，认为共同生活在中国地域的各民族经过大融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为文化族名。近代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都倡导以“中华”为国号，目的都在于凸显我国的文化与文明的内涵。我国近代以来的民族自觉仍在延续古代儒家天下体系重视文化、文明的传统。“中华民族”不是一基于血统的族名，而是一基于文化的族名，是共同生活在中国地域，认同中华文化的多民族。中华民族观念意识的形成是儒家天下理念的文化想象的投射，凝结着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想象与企盼。古代儒家的天下理念型构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结构。
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形成之后，就一直以一种文化认同铸造着独有的精神状态，我国开始由追求普天之下的普遍主义团结转变为追求中华民族的团结。近代的志士文人都从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角度出发，自觉将中华民族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民族在追求独立、自由的斗争中，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显示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团结精神。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将“五族一家”“五族平等”这一国内民族关系本质用“五族共和”的理论与法律确定下来，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得以明晰和理性化。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使我国国内的各民族和各阶层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团结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政治实体。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体现着各族人民因共同命运而对民族共同体产生的深刻体认与信赖。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生活于中国大地上的56个民族公认自己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各族人民在追求独立、自由的斗争中的团结合作沉淀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魂和民族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的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内涵。
三、我国民族团结意识的
文化向度与建设想象
近代国际体系的冲击改变了我国的空间地理想象和民族观念，我国开始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民族之林”中建构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但我国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国际体系的塑造，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仍然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影响着我国民族国家的生成路径。在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中，我国以古代儒家的天下观念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团结的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并奠定了建国后至今的民族团结的思想内涵和一种集体的思维方式。民族团结精神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结束了在我国愈演愈烈的混乱状态，使我国迅速地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现代民族国家。
民族是表达民族归属感而带有强烈的特殊主义诉求的文化政治共同体。民族团结要求每一个族群的个体都能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自我”，尊重和理解他人的立场和观点。民族团结是在通过培育一种共同的文化理想和道德资源，从而规约个体的思维、情感及行动，提供一个针对人类生活分裂的道德与政治原则。民族团结是一个统一国家的社会集体生活得以可能的基本前提。当前世界剧烈的整合与重组仍在考验着各国的民族凝聚能力。近来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民族问题表明，我国自近代以来的民族团结意识建设仍需进行。我国的民族团结意识建设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强调中华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和集体归属感，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以我国各民族间的历史认同与儒家的文化
共识为基础，建立民族间相互承认的文化联系纽带，培养中华一体的民族认知。民族理念是一种共享的集体意识，它隐喻着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纽带，把享有共同神话、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共同命运感的人们联结为一个共同体。唤起人们对共同经历的记忆，可以有效地达成社会团结得以形成的主体间的相互承认，提供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和持久性的力量。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数千年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存在着同福同祸的利害一体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融合了众多族群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祖国统一和现代化的历史中，各民族精诚合作，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国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结成的战斗情谊，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追溯、发现和重构民族成员对这一历史的记忆，可以有效地提供我国民族团结意识持续不断地产生的生长基质，塑造我国的民族团结的文化心理场。我国需要保护载有各民族共同奋斗的记忆的象征物，各级学校也应将保留民族团结的历史记忆确立为历史课程的目标之一。我国需要通过教育塑造各民族的历史认同，形成中华各民族拥有共同历史经历和奋斗经历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知。
第二，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建设开放、平等、良性互动的族际公共空间，培养人们的民族情感。民族团结是一种各族群在心理上的互相接纳和对其它族群的宽容与尊重。民族团结意识的形成有赖于族群间的交流和沟通。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能够清除各族群人们之间的心理隔阂，增进彼此的了解，从而促进族际共同性和社会信任的建立与发展。我国需要创造一种各民族间能够对话、倾听和理性说服的共同生活形式，通过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之中的长期对话、交流和沟通，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彼此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解决彼此的矛盾。党和政府要运用其权威性的力量建立各阶层相互对话、交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保证各阶层的愿望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及时表达。同时，我国良性的族际公共空间的确立也需要我国各民族超越族群的狭隘眼界，确立公共利益、自由平等、自主自立、公平正义和公共责任等基本的公共伦理观念，共同遵守民族间的普遍的道德准则，自觉维护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
第三，弘扬和塑造民族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文化精神。我国各族群间长期的接触、交流、借鉴和传播，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接受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基本背景和终极依据。儒家文化崇尚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见利思义等整体至上的道德价值和追求和平的人文情怀。《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效法天地刚健有为、厚德载物、利用厚生的品格一直是儒家的精神追求。“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儒家哲学立根在人的感通性上，以心性感通天地，使人走出自我中心的世界，而投入和感应他人的体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实现“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天下”为核心的价值观源自于对人类共生性的理解，也是对天地万物共生、同源的生命体验，至今仍具有神圣的价值意义。我国的民族团结意识建设是在确立中华民族与众不同的文化理想以及各族人民对此文化理想的认可与接受。我国的民族团结意识建设仍需回到传统的天下观念确立民族的精神理念，以天下观念承载一种民族团结的精神。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文化价值观重视各民族的融通与和谐，强调以公义战胜私欲，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仍是我国应该加以弘扬和发展的。
第四，建构公正、平等的民族间制度规范和相互依赖的共同生活形式，形成民族间的有机团结。民族的发展总是依托于一定的法律制度和利益结构。民族团结意识建设需要人们具有同质性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底蕴，需要人们因生活需求、功能依赖而形成的政治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以支持。这要求我国建立合理的利益整合机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各个族群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形成各族群优势互补的有机团结形式。我国的利益整合应遵循基本的正义共识，坚持公平和平等的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的开篇中就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义也是族际关系的第一美德。实际正义能够满足人们对稳定生活的秩序期待，提供一种普遍公正和持久稳定的生活秩序。多民族国家只有遵循基本的公正规则，才能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得到其所应得，才能将各族人民的利益驱动纳入一个良性的轨道之中，形成有效、持续的整合与合作。各民族才能将本族群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融为一体，实现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我国的社会制度应是建立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资源互补和利益均衡为目标。我国少数民族由于资源不均衡、历史与文化的差异等原因所造成的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较弱等问题，也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加以适当调整，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是所有人民的国家，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只坚持程序正义而忽视由于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结果非正义。但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助和照顾不能违背基本的公平原则。因为利益是独占的、排他的，以分裂为取向的，过度的偏袒只会引发骄纵的心理。人类的团结感产生于人们共通的生命体验，只有发自人类共通的道德良知的正义规范才具有永恒的凝聚力。
人类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只能以群居的方式生活。但当人类由于利益走到一起的时候，社会的协作与秩序就不能单靠利益依赖来维系，纯粹追求个体利益的群体注定是难以长久的。人类的集体生活需要在利益之上发展出一种超越功利的集体认同，形成一种社会的团结意识。社会团结是共同意识的表现，是对共同体的文化感受。民族团结意识的形成过程是民族共同体生活价值信念的养成过程，也是民族一家情怀的自觉的践履过程。我国的民族团结意识建设需要以共享的记忆、共同的文化习俗为基础，形成一套社会一般成员所共识的信仰与态度，需要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民族的团结意识和民族的认同感发自于对本民族创新能力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因此，建设民族的团结意识还需要提高人们的创新意识，以创造出原创性的理论和思想，提高我国团结理论的说服力。我国只有不断创新我国的民族文化，才能避免文化”失语”，才能保持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和团结意识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