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设计史教学 设计伦理教育 教学改革
设计史作为高等院校艺术设计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旨在使学生掌握中外设计的主要风格流派、代表作品和相关思潮,结合艺术与技术、艺术与经济、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分析各个国家和地区设计发展的内在规律,树立科学的设计发展观,建立正确的设计伦理观,并以此为其从事设计艺术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设计伦理教育在设计史教学中的必要性
伦理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伦理是以人为出发点和目标点的种种关系的道理与规范,以人为本是其根本,它能从宏观的角度和理论的深度平衡‘利’与‘义’的关系。合理调节并维系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1]设计伦理是社会伦理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旨在调整社会的设计道德观念,促进设计与人、设计与社会、设计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设计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大,与设计有关的种种道德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们已看到,在世界日益兴起的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已开始影响大众的消费价值观。设计师、设计教育者站在社会和人类命运的大背景下,对现代设计的有关伦理问题进行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2]设计师建立健康的设计伦理观对于设计的良性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高等院校是培养未来设计师的摇篮,在高校设计教育中加强设计伦理教育的渗透,为社会培养具有正确设计伦理观的设计师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许平教授所指出:“当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在日益普遍关注设计行为的社会责任时,伦理学的主题进入设计艺术教育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命题。”[3]因此,在设计史的教学中教师要本着知识学习和道德修养并重的原则,不仅要传授设计的历史知识,而且要树立科学的育人观,不断深化对学科教学渗透伦理道德教育的认识,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增强学生作为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在设计史教学中如何进行设计伦理教育
设计史课程教学内容中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概念较多,如何使学生真正深入历史的进程并思考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且对设计伦理思想的流变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树立科学发展的设计伦理观,这在具体教学中显得较为困难。我在多年设计史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实践环节等方面对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尝试。
1.提高系统性和针对性,在理论阐述中渗透设计伦理思想。
设计史的主要教学内容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为萌芽期的设计、手工业社会的设计、早期工业化社会的设计、工业化社会成熟期的设计、后工业社会的设计。我在每一单元的教学中,都将设计伦理思想作为宏观的主要线索贯穿其中,使学生在系统掌握设计史论知识点和设计艺术发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认识到设计的伦理内涵从设计萌芽期的以实用性为主,手工业社会的阶级性特征,工业化社会鲜明的民主性,直至后工业社会人—物—环境的高度和谐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设计伦理的内涵都与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因素密切相关,呈现了不同的特征。这种以设计伦理思想演变为线索结合史论的教学安排不但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设计伦理道德教育潜移默化,而且能改变传统的设计史教学在设计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忽视或分散的情况,有助于学生形成更为系统的、整体的、发展的设计伦理观。
其次,针对不同历史时期设计伦理内涵的变化特点,结合设计史中的相关思潮和理念对设计伦理内涵的难点和要点展开分析,在有针对的渗透中逐步深入设计伦理的教育。如在厘清现代主义设计产生的原因、特征时,强调指出:“现代设计是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技术条件下之必然产物;同时又是设计界改变以往专为权贵服务的方向,转而提出要为民众服务口号下的产物,是设计民主化的进程。”[4]教师可有所倾向地将现代主义设计观与手工业时代的设计观作比较,在清楚剖析现代主义设计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特征的同时,也强化学生对现代主义设计民主性的认识,使学生理解现代主义设计不仅试图改变社会的物质外观,而且在深层次上力图通过设计改良社会,通过社会民主革命构建理想社会。这种民主性既是现代设计有别于手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是现代设计的重要伦理内涵之一。这种有针对性的讲述和辅导可使设计伦理道德教育不流于空泛的说教和形式主义,既能让学生有深度地把握设计史的发展要点,又能进一步加深对设计伦理思想的认识。
2.增强趣味性和思想性,在问题讨论中深化设计伦理思想。
在设计史的教学过程中,设计伦理道德教育的渗透要讲求趣味性。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应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设计伦理道德教育的实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教师在阐述设计史理论和分析设计伦理思想时,应避免向学生自上而下和由外向内单向强制地灌输,避免封闭、刻板和程式化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模式,要注意教学中的生动性与互动性,多开展启发式教学。具体而言,教师可在课堂上增强问题讨论环节,巧妙地将相关的设计伦理问题与当次课的教学重点相结合,并通过现代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教学形式,营造教与学的良好氛围。教师在课前精心构思,合理安排好问题讨论在课程中的位置,问题可大可小、可深可浅,可结合课堂演示的感性的设计形象提问,可从设计史中的经典案例入手提问,也可在古今对比、中西对比中提问,等等。这样不但能巩固当次课教师讲述的史论重点,优化设计史教学的教学质量,而且能使道德伦理教育不囿于空洞的道德说教,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深其对设计伦理思想的理解。
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教师要不断通过科学而合理的“设疑”强化学生的思维训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在质疑、探疑、解疑的过程中提高自身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其进一步学习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有所提高。如我在教学中分析未来设计的发展方向时安排对“日本无印良品”、“上海新天地心灵超市”的经典设计案例设疑讨论。学生积极性很高,反应也很热烈。在相互辩论和教师讲解的基础上学生能感知当前设计将不再囿于满足大众的物质需要,而是指向人类的精神文化层次。同时鼓励学生展开联想,由进一步的比较分析认识到未来设计的发展要强调设计的道德自律,把环保、生态、节能、绿色作为设计的基本原则,以实现人与社会、环境的良性发展。总之,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思维训练,既能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又能激发学生自觉探索、寻求多种解决方法的积极性,强化学生的设计伦理意识,使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考中逐步形成健康、科学的设计伦理观念。
3.凸显实践性和时代性,在实践活动中感悟设计伦理思想。
知识来源于实践,能力来自于实践,素质更需要在实践中养成。实践教学是设计史教学的重要环节,它对巩固课堂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深化学生的设计伦理意识,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设计史的教学也要注重实践性,要把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利用学校现有的软硬件教学资源和周边城市的设计资源,如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相关展览及市场考察调研等教学手段,给学生创造和提供更多自主实践的机会,增强学生的实践认识,深化学生对设计史中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从而进一步在实践中感悟设计伦理的思想,形成正确的伦理观。如为更好地配合教学内容的需要,我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参观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让学生实地感受贝聿铭设计中的现代主义设计手法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领悟其建筑中彰显的人性关怀和民族亲情。再如讲述北欧风格的设计时,安排学生利用周末分小组自行参观上海宜家家居,拍摄图片回来做成幻灯片课堂交流,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北欧设计中的人性化、科学性及对社会、环境资源的保护,更好地理解北欧设计深厚的人文内涵和伦理内涵。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设计的内涵和伦理属性也在不断地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设计的本质在于创新,设计是追求新的可能,因此,研究设计理论和渗透设计伦理道德教育也要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在设计史的教学实践环节还应强调凸显时代性,让学生真切地感受设计思潮和设计伦理思想的最新变化。如我组织学生参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展馆设计,这些展馆展现了设计与科学、艺术的高度融合,彰显了最新的设计理念,倡导了更为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通过实践参观,学生不但完善了知识体系,拓宽了视野,而且把握了时代设计的新节奏,充分认识并领悟了当代设计伦理的内涵是注重在深层次上审视人类设计意志与设计发展的合理性,追求人—设计—环境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将改造生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设计伦理意识融入内心深处,真正感受到了“现代设计的伦理观念对于设计的发展方向起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5]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观。
三、结语
在设计史的教学中有效地开展设计伦理道德教育,关键是要使学生在潜移默化和自我思考感悟的状态下形成健康而正确的道德伦理观。教师应通过理论渗透、问题深化、实践感悟的方法把设计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渗透到设计史教学之中,寓教于乐,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思考—实践中道德境界得到升华。当前全国高校中设计生源呈越来越扩大化的趋势,设计人才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设计大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在设计时,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设计教育观念,以史为鉴,以德育人,加强设计伦理观的培养,才能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设计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设计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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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平,刘青青.设计的伦理——设计艺术教育中的一个重大课题[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1997,(3):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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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林.现代设计的伦理观解析[J].东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8):176.
设计史论文范文第2篇
该书共分十章：第一章分别介绍州县政府的设置、规模、组成机构，第二章至第六章专门研究构成州县政府的各类人员，第七章至第九章介绍州县政府的职能，最后瞿先生用专章分析了士绅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单从布局谋篇上看，其内容也与传统法制史的研究迥异，避免了机构、人数、职掌等通常性研究模式。
具体到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言，如果不把传统仅仅视为一个时间概念的话，我国古代对于法律的研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法学特征。远古至先秦时期，在严格意义上是法刑不分；其后的封建时代，律学研究多以“礼”“法”的义理阐述为中心，或附以考镜源流(如历代正史中之《刑法志》)，或以法律条文之研究考证为主线；直至近代，随着法律近代化的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法学才得以发展。然而，由于真正意义上法学传统的缺失，对于法史的研究，仍附有传统研究的特征，其代表性的如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程树德的《九朝律考》，不脱窠臼。其间虽然具有通史性、专门性法制史学的兴起，给传统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空气，但从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看，尚不能完全突破传统法学方法或史学方法的范围，囿守正史或政书中的材料进行“会典式”研究。
《清代地方政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如果我们注意到了时间概念的作用，对于传统法制史学研究的反思就具有更加明显的迫切性。虽然传统法制史学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但方法的单一不可避免地会限制研究的视野，难以形成生机勃勃的全新局面。因为任何学科与现实的接近是其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目前对于法律史的研究太多关注自身，忽视了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正如瞿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导论中指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对法律规则作静态研究，对于揭示法律的内容，体现法律本身的意义不可或缺，离开法律的静态研究，不可避免地会令人无所适从，也不可能透彻了解真正的内容。但是法律本身在颁布时，对于今后作用于社会的途径、效果及命运的认知是不确定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最主要的目的是使社会关系的运转尽量合乎法律的框架，从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后滞性，其于真正的社会中效果究竟如何，仅靠纸上谈法是不全面的，它必须要与活生生的社会结合起来进行行为研究。把纸面规则和实践规则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清代地方政府》在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的结合方面，几乎堪称完美。据该书的译序中统计，其中引证的中文史料有370种，参考西文著作资料66种，日文著作25种，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官员或幕友的笔记、杂记类，有160余种；引用各种册簿、全书或办公指南手册者31种；引用《安徽通志》、《长汀县志》等地方志等68种；引用各种政书、律令、条例、诏谕汇编等23种；引用《漫游野史》等野史15种，尚有其他史料或著作70余种。该书正文字数仅13万字，但其注释引用史料或著作达460余种，注释达1685条之多，注释文字达15．2万多字。
在如此宏富的史料中剔抉爬梳、披沙拣金，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而把这些史料进行恰到好处的运用，其动力之深确实令我辈汗颜。正因为占有丰富的法律规则以外的史料，其法律在社会中运行的实态才有更真实的展现，这本书因而也成了当之无愧的“活”书。如瞿先生在该书之序中言：“所有行为分析必须放到特定的情境中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任何行为在具体社会和政治条件中进行实际显示的情形来思考分析它。因为如果仅凭据法律法令，总是不全面不充分的。法律法令并不总是被遵守，文字上的法与现实中的法经常是有差距的。”这种实际情形，惟有充分占有各类史料方能得以显现。
大量占有各类史料进行活的分析，在该书中随处可见。其如就一个家庭累遭盗劫或几个家庭同时被盗的案件而言，只要在四个月内未能捕获罪犯，州县官都将被处罚，被降官两级并立即调任它职，然而实际情况往往迥异，宽仁厚情的总督、巡抚经常在最后期限届满之前将州县官调任它职，以便为他解除实际降职之危。书中对于其他种种职能的具体运作方式多在宏富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微观上的阐析，如果仅仅从纸面规则来进行静态研究，是无论如何反映不出这些与理想状态呈巨大反差的真实社会图景的。
从社会大视角出发，把法律看成社会中的活法而非书本上的死法，从法律与社会整体及其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对法律进行综合性的动态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和对历史上法律运用的认识或许就全然不同。瞿先生把法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对于突破传统法史研究意义绝非一般。
笔者于瞿书所感受到的新视角新方法之感受也许并不能表达先生创作的真正特点，然而，如果套用一度流行的“作者消失了”的说法，这确实是我的一点陋见，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也可以写成这样。如果读者诸君能够碰上这样的好书，真正运用自己的大脑认真地读下去，一定会受益非浅。
设计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化学史教育;激励;借鉴
中学化学教学中经常会涉及化学史教育，通常以“科学视野”的形式出现，但在教材中地位“低下”，好像可有可无，处于尴尬位置，以至于许多教师忽略了它的存在，没有认识到化学史教育的作用。
一、化学史教育的必要性
“化学给人以知识，而化学史给人以智慧”。在教学中既要传授系统的化学知识和技能，又需要培养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还要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当今的素质教育要求，通过引入化学史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使化学教学不局限于课本知识(人类智慧的结晶)，还可以追溯人类对真理认识的曲折历程，揭示化学家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科学思维和方法，使学生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培育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有四大发明(其中多项与化学有关)的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的化学?答案或许就在化学史教育中，我们可从他人身上找到答案和启发。
二、化学史教育不能照本宣科，草草了事
化学史在教材中只是简单的介绍，缺乏故事情节。如果在教学中充分重视化学史教育，认真备课，适度展开，将化学史讲述得有血有肉，反过来对重点内容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对激励学生学习化学将有很大的作用。
范霍夫，荷兰化学家，上中学时非常爱好化学，经常积攒起父母给的零花钱购买一些实验品和仪器，进行家庭小实验。20岁到德国波恩大学深造，在名师凯库勒教授的指导下，钻研着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的最新课题。1874年，发表了《空间化学结构》，提出了一种新观点，他认为建立在平面结构基础上的化合物的结构并不能反映二氯甲烷的真实结构。他提出在甲烷中，碳的四个价键指向四面体的顶点，碳原子位于四面体的中心，氢原子位于四个顶点上，合理解释了二氯甲烷分子不存在异构体。
范霍夫的假说被许多实验事实所证实，他的四面体学说还解释了一些当时弄不清的异构现象。与此同时，法国化学家勒贝尔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二人共同奠定了有机化合物三维空间结构学说的基础，这就是范霍夫—勒贝尔碳价四面体学说。他也成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
化学史教育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培养了学生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化学史教育使学生将化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与哲学、物理、生物等学科结合起来
火是人类控制和掌握的第一个化学变化，火可以照明、御寒、烧烤食物、抵御猛兽。熟食对人类智力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还可减少疾病延年益寿。因此，可以说化学是人类从火的认识与利用开始的。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跨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用火之后又一项伟大成就。冶金技术的掌握，人类迈进了铁器时代，生产力又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曲折的化学史。在教学深化这个方面的内容，使学生意识到化学的发展与社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也使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1799年，伏特电池问世，人们立即用它进行化学研究。英国戴维利用电解质，将不易分解的苛性碱和氢氧化钾进行电解，從而制得Na、K，对CaO、BaO、SrO的分解，得到了Ca、Ba、Sr。化学史不仅说明了K、Ca、Na等金属的活泼性非常强，同时还解释了采用“电解质”法冶炼这些金属的原理，这些内容都可以在“碱金属”或“金属的冶炼”部分讲述。
物理学的发展为化学提供了精密仪器，如光谱仪、质谱仪、电子显微镜、核磁共振等，与计算机组成了庞大的综合控制系统，有的光谱仪每分钟可分析15种元素。物理方法具有微量、快速、准确、信息量大等优点。
四、化学史教育使学生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与规律
中学教材中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道尔顿提出的原子学说和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规律。原子学说促进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开创了化学全面、系统发展的新局面。化学发展又完善了原子说，原子不是不可再分的，它又由更小的微粒构成。
门捷列夫通过长期的科学实践，依相对原子质量作为元素的最基本性质，把元素按相对原子质量的顺序排列起来，其性质呈周期性变化。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使化学从个别元素的零星地罗列，发展到揭示化学元素之间存在的自然关系，把所有化学元素纳入一个完整体系，使化学进入了系统的阶段。门捷列夫在元素周期表中留下一些未知元素的空位，并预言了元素的性质。这些预言以后被惊人地兑现，充分说明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相对原子质量的测定技术的日趋精密，周期表中出现了矛盾，矛盾的解决有待于深入原子的内部结构上去寻求。现在通用的短周期表和长周期表是以原子结构为基础的产物，说明实践的发展又促进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这些科学史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而且给孩子以强烈的震撼，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
化学教学中常涉及许多化学史，如波义耳的酸碱指示剂的发明、波尔多液的发现、苯分子结构的确立等，这些短小精悍、妙趣横生的化学史，对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兴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史教育是调味品，是维生素，是化学教学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
设计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数学史 高等数学 教学改革
1.数学史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的联系的一门科学，蕴涵了丰富的数学思想的历史。它不仅追溯数学内容、思想和方法的演变、发展过程，而且探索影响这种过程的各种因素，以及历史上数学科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数学的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数学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到政治、宗教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历史上无理量的发现，微积分和非欧几何的创立，乃至费马大定理的证明，等等，无一不是数学家们经历了曲折艰难最终探索出来的。因此，数学史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具体的数学内容，而且涉及历史学、哲学、文化学、宗教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内容，是一门交叉性学科。
2.数学史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
我国的数学教学一直注重形式化的演绎数学思维的训练，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对数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的认识。但由于受传统教学课时和内容上的安排的影响，大学数学的教学往往存在课时少，内容多的矛盾。广大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达到“会考试”的效果，往往在课堂上只注重数学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数学的思想性和趣味性。目前数学史的教育价值也早已被一些学者所认识。2005年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由此看出，充分发掘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要发展数学史教育首先要提高人们对数学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数学史教育在数学教学的功效引起一定的重视，但这并不够。数学并不是一些枯燥定理的堆砌，而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
数学家庞加莱说：“若欲预见数学的将来，正確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数学史是人类文明给后人留下的路标，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数学史的学习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学史是数学文化的最佳载体
传统的数学教学一般只涉及数学的两个层面：数学的概念、命题，数学的思想和方法。现如今，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已是常识，那么，我们就应该用较为宽泛的眼光来看数学或数学文化。数学作为人类创造的文化之一，它并不是超文化的。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文化除了数学知识本身，还包括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等等。数学史正是数学文化教育的最佳载体。
（2）数学史是激发兴趣的有效途径
几乎所有学科都强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性，而数学学科尤为突出，在著名数学家成才规律的探索中，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对数学浓厚的兴趣”列为第一位要素。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学阶段的学生无论是逻辑思维能力还是自控能力都已经基本发展成熟，且大学阶段的数学知识内容已经非常注重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学习方式也从中学时期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学习兴趣显得尤为重要。
纵观数学发展史，许多数学名家并非一开始就是从事数学研究的，很多人是因偶然的机会而对数学产生了兴趣，才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从小游手好闲，偶遇一次街头数学问题悬赏解答，强烈的兴趣使他对数学入了迷，那年他已经近二十岁了。
数学史上的许多经典问题，仍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数学学习者投入其中，如欧拉研究过的七桥问题，我国的七巧板游戏等，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良好素材，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发掘其教育价值。
（3）数学史是理解数学的必由之路
数学课程通常给出的是一个系统的逻辑论述,好像从这一结论到那一个定理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可以使同学们认识到，一个学科的发展是从点滴积累开始的，有的甚至需要几百年时间。比如我们熟悉的四色原理从产生到最终解决花了三百多年，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衍生出了众多应用数学的分支，从不同侧面影响着社会生活。
从数学史看，数学成果的流传主要是数学思想方法的流传，所以我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只有了解数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分析前人的方法，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到有益的启示，激发出思想的火花，并真正学会“像数学家那样思考”。
（4）数学史是思想教育的良好素材
数学史在课本中的反映是经过提炼的，自然淡化了发展中艰苦漫长的历程。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同学们会获得学习的勇气，不会因为学习中的挫折而沮丧。中外数学家刻苦钻研，严谨创新和为了科学事业而勇于献身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解决数学史上的三大危机时，许多数学家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都是极好的思想教育的材料。
欧拉终身为数学奋斗，所有的领域都留下欧拉研究的痕迹，长期的劳累使他双目失明，在此以后的17年，仍忘我地献身于数学研究。牛顿出身于农民家庭,1661年考入剑桥大学。1665年，伦敦地区流行鼠疫，剑桥大学暂时关闭。牛顿回到了家乡，在乡村幽居了两年，终日思考各种问题、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平生的三大发明——微积分、万有引力、光谱分析都萌发于此。后来牛顿在追忆这段峥嵘的青春岁月时，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成功当归功于精力的探索。”“没有大胆的猜想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学生听了数学家的事迹，必然会备受鼓舞，从而认识到只有经过自己奋斗，才能取得成就。通过这些数学史实和事例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超越世界数学先进水平的胆识，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品质。
3.结语
数学史是人类的认识史、发明史和创造史，其中蕴涵着可供后人借鉴的巨大思想财富，广大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作用。数学史可以将逻辑推理还原为合情推理，将逻辑演绎追溯到归纳演绎，通过挖掘历史上数学家解决问题的真谛学生不仅可以学到具体的现成的数学知识，而且可以学到“科学的方法”，更深刻地领略数学文化。在大学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对强化课堂效果是一种很行之有效的做法，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最后引用19世纪英国数学家格莱舍的一句话作为结语:“任何企图将一种科目和它的历史割裂开来，我确信，没有哪一种科目比数学的损失更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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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对日本学界的苗族研究进行文献史梳理，认为日本苗学史可大致分为3个阶段：一是二战前的日本苗学研究，以鸟居龙藏为代表的关于苗族与日本民族文化源流关系的思考；二是二战后的日本苗学研究，核心主题和特征体现为“照叶树林文化论”和稻作文化等宏观体系影响下的东南亚苗族考察及苗族神话研究；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苗学研究，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现实关怀逐渐成为趋势。日本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与贡献，在于将苗族放在“东南亚一中国一日本”的宏观地域中，对其文化与社会进行把握。
关键词：苗学研究；日本苗学；研究文献
一、从百年来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脉络看日本苗学研究
苗族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活产业形态、迁徙分布、与近代世界局势之间的密切联系等特点，持续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在不同国别的学术传统中，研究者因自身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对苗族进行多方位研究。其中日本苗学研究，可以说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问题视角及自成体系的学术传承脉络，值得特别论述。
石朝江、杨国昌等学者对海外苗学进行文献综述中提到部分日本学者；石茂明主要涉及日本对跨国苗族的研究；日本学者曾士才做过“日本学者关于苗族及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概况”的演讲；崔莲在其4篇文章中对日本近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其中涉及对西南地区及苗族的研究。学界尚缺乏对日本苗学研究的专门梳理。要厘清日本苗学的脉络，必须将其放在日本整体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中进行了解。一般而言，将日本民族学研究分为二战前、二战后两个阶段是常见的做法。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70年代末也是重要节点，能否进入田野及是否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做研究，将学者分为了上下两代。
因此，本文将日本苗学研究分为3个阶段：“战前”“战后”及“80年代以来”进行叙述。这种分期法强调3个段落各自的特点，但本文希望对日本苗学不同于中国或其他国家苗学研究的独到之处有所把握。
二、战前日本苗学研究：先行者鸟居龙藏与日本民族文化源流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一些译介作品、间接民族志外，日本对苗族的研究可谓只有乌居龙藏一枝独秀，他是日本第一个亲自深入中国西南部进行详实考察的人。在此之后，他基于自己的民族考察而提出的关于日本民族主要构成成分的思考，也为后世学者开启先河。可以说，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先行者。
1870年，鸟居龙藏生于日本德岛，在东京大学从事当时属于新兴学科的人类学研究，1902年7月30日-1903年3月13日深入中国南部进行7个多月的考察，对湖南、贵州、云南的苗族、彝族、布依族、藏族等进行调查记录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1907年鸟居在日本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以之前的田野材料为基础，介绍苗族体质及苗族的分布、语言、服饰、饮食、住房、芦笙、铜鼓等。1924-1925年，鸟居连续出版了《日本周围民族的原始宗教：神话、宗教的人种学研究》《从人类学看南中国》《有史以前的日本》《从人类学看我国古代文化》等专著，从中可见他的苗族调查与他对日本民族整体思考之间的联系。《有史以前的日本》中，鸟居基于他对中国满蒙地区、西伯利亚东部、中国台湾、中国西南等地的实地调查，把日本民族的主要构成成分分为：北方固有日本人、埃努族、印度尼西亚族、印度支那族。其中印度支那族的主要文化要素有：铜鼓、大米、麻草鞋、草履、木履、横穴墓、干栏式居屋、倭人纹身、神话传说、蜡染、芦笙等等，这些原本居住在华南、东南亚大陆的包括苗族等少数民族，把这些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民族学贡献极大的学者冈正雄以对日本民族起源的探讨著称，他的论述与鸟居有一脉相承之处，“以一种独特的观点把日本看成是一种文化和地理区域的一部分，并把注意力放在日本文化的某些方面”。而日本民族起源问题在战后一度成为影响极大的显学。乌居龙藏的著作众多。在中国，《苗族调查报告》在1936年便有中文翻译，2009年再版；2000出版过鸟居的贵州调查照片集。在日本，1975-1977年朝日新闻社出版了《鸟居龙藏全集》12卷及别卷，收录他所有作品约1000万字，日本学界多位著名专家学者为各卷写了题解。
鸟居龙藏对苗族的研究偏重于记述体质特征、语言、物质文化等，对于社会生活方面谈到不多，在后期他将其放在与日本民族相关的思考中，在宏观意识下发掘其与日本文化的可比性，鸟居龙藏的论述已经定下了此后日本苗学的基调。
三、战后日本苗学研究：宏观体系“照叶树林文化论”、东南亚考察、神话研究
二战后，追溯探讨日本民族起源成为一股热潮。冈正雄、石田英一郎、江上波夫、八幡一郎在1949年以座谈会的形式探讨“日本民族、文化源流和国家的形成”，1958年以《日本民族的起源》为题由平凡社出版单行本，在社会上形成热烈讨论。许多学者都谈到与日本文化、传说、风俗习惯、各种宗教仪式等有着密切关联的华南民族文化。
1.照叶树林文化论
稍迟的“照叶树林文化论”其实也可视作同一脉络下的宏观体系。这一理论由栽培植物学家中尾佐助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照叶树林”是以榆树为代表的阔叶常绿树，分布在印度东北部、尼泊尔、不丹、中国长江以南、台湾北部、日本西部、韩国南部。这些地区除了植物分布特征以外，各民族的生产活动、习俗传统也有诸多可比较之处。照叶树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漆、大豆发酵食品、茶、对糯性大的食物之偏好等。日本学者对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北部的农业类型（刀耕火种及水稻种植等）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水稻栽培在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上起着重要作用，它构成日本弥生时代（2-5世纪）生活文化的基础。这个理论影响很大，“照叶树林文化”概念在学者的讨论中被广泛接受。在这一宏观理论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部的苗族等少数民族一直十分关注。但是，客观条件造成日本学者在这一时期内无法进入中国境内苗族地区进行真正的实地调查，因此，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苗学研究有两个特征：一是对中国境外东南亚苗族的研究；二是通过文献对苗族神话及民间传说的研究。
2.东南亚苗族研究
1957年，日本学者开始组织调查团前去东南亚进行民族学研究，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团由日本民族学会组织。成员包括神话学家松元信广、地理学家岩田庆治、社会人类学家绫部恒雄。1959年他们在《民族学研究》上刊载关于老挝和泰国北部实地调查的报告《东南亚国家种稻民族文化综合研究》，后来于1965年成书出版。另一名重要学者白鸟芳郎从史学角度对苗族进行研究。白鸟芳郎1918年出生于一个东洋史学者世家。他继承家学，而后又另辟蹊径研究民族史，以“结合东洋史学和民族学”“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1967年，白鸟芳郎开始到泰国北部山地研究瑶族和苗族，1969-1974年又曾三度去泰国进行调查，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共有缩微胶片2万多卷，并发表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多处涉及苗族。白鸟芳郎的目的“主要是想用泰国山区各民族的实况，对其30多年来关于华南各民族所作的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验证”，他曾自言：“照目前的情况，很不容易亲身进到那里（中国），因而对作为这一地区的民族和文化之延长的东南亚，特别是泰国西北部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很为重要……在泰国西北山地居住的瑶、苗、阿卡、傈傈都是在中国文献中不断出现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因而到这里进行调查，意义很是重大，趣味极为浓厚。”1966年曾发表过《从华南山地栽培民文化复合看我国耕作仪式与田神信仰》的竹村卓二，于1973年发表《最近泰国北部山地民族的人类学调查成果（动向与展望）——以瑶族与苗族为中心》，可见在日本学者中东南亚北部山地民族研究、华南苗族研究与日本民俗研究之间的密切联动关系。另外，青木千枝子1972年发表过有关老挝苗族的文章。
3.苗族神话、民间故事研究
白鸟芳郎等学者还组成“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1965-1980年发刊《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1-10期，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南部和西南部的少数民族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占其中很大的篇幅；1967年村松一弥组织对中国民间文学抱有兴趣的人们成立了“中国民话之会”并刊行《中国民话之会会报》。这些学者大都是将苗族研究作为他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神话中的一环来进行论述的。1963年，村松一弥与千田九一共编《少数民族文学集》，1972年编《中国的民间故事》，收有包括苗族在内的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日译文。1973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其历史、文化及现状》，在信息较封闭的情况下，尽量收集资料，对苗族等中国的54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进行了概述。1974日本“中国民话之会”的会员共同翻译出版了《苗族民间故事》，对苗族的风俗习惯作详细的解释。作为先行者的村松一弥对日本后一代学者影响非常大，可以说他们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君岛久子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问故事集，也发表有多篇介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章。这段时期与苗族有关的撰述包括《中国的羽衣传说——分布与谱系》《东洋的天女——在中国变迁的过程》《龙神（龙女）传说及龙舟节》，并与梅棹忠夫等合编《民间故事与传承》一书。在《东洋的天女们》中她把类似“百鸟衣”的故事介绍并分类，说明不同民族版本的细节异同之处与刀耕火种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伊藤清司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以《山海经》研究著名，这段时期他发表过苗学研究相关论文：《西南中国诸民族的叙事、传说相关研究出版动向》《“楚辞”天问与苗族的创世歌》、在《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一书中他介绍苗族和纳西族的创世神话结构，并与古日本神话比较。大林太良主要是从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角度，对冈正雄的日本民族起源论、佐佐木等人的“照叶树林文化论”“刀耕火种的复合文化”等进行发展。他常引用苗族的神话传说，比如兄妹婚姻与洪水神话，并与其他民族以及日本作出比较，出版了《稻作的神话》等书（水稻的传说与仪式也是日本民俗学者主要传统领域）。此外，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西胁隆夫发表过《汉族中的少数民族形象——以苗族为例》；历史地理学者千蕖德尔发表过《华南山岳地带的刀耕火种：根据中国文献的历史概观及问题的提出》及《中国中南部的土壤侵蚀与农耕文化》；村上顺子发表《西南中国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以苗族、瑶族、彝语系诸民族为中心》。
以上是战后日本苗学的东南亚研究及神话研究两大重心。但从整体而言，从冈正雄等学者对日本民族起源的热切的探究，到以生态环境为出发点的“照叶树林文化论”，在这些理论关怀下对刀耕火种、水稻种植、各民族生产活动习俗传统、神话仪式等各方面所进行的研究，都将苗族放在一个与日本息息相关的宏观体系下。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苗学研究：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现实关怀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日本学者访问大陆并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成为可能，这对于日本学者来说盼望已久。这一条件很大程度影响了日本苗学研究，形成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着重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研究趋向。1980年，大林太良将鸟居龙藏的《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改成《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重新出版，指出：“不但学界，而且一般民众都关心和积极期待机缘，随时准备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去。”一开始是以著名学者的短期组团访问为重点。上述老一辈研究者中，白鸟芳郎1979年便第一次到贵州、云南考察，其后多次访问。先前主要依据文献进行研究的上述多位学者都曾数次组团调研交流。白鸟对苗族起源及其与瑶族、藏缅语系、傣系、蒙格尔曼4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君岛久子对贵州苗族龙舟竞渡、创世神话等的研究，伊藤清司对苗族鼓社节、稻作仪式、姑娘田、神话研究等等，都在他们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加上亲身所见的现实感。1982年佐佐木高明率领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对西南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实地考察，“照叶树林文化论”继续得到发展。1985-1986年，主要研究日本民俗的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坪井洋文也到贵州苗族地区考察，与日本做比较，其后出版《华南耕作村落的社会与文化：探访贵州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新一代学者也纷纷涌现，实地调查在他们的研究中所占分量越来越高。如铃木正崇和金丸良子1985年依据2个星期左右的考察及其他综合材料编辑出版《西南中国的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虽然田野时间不长，但起到了填补空白的先驱作用；同年还出版了《中国南部少数民族志：海南岛·云南·贵州》。铃木正崇1988年发表《关于龙船节的考察——贵州省苗族的事例研究》，其后又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苗族祖先祭祀、神话、正月的来访神、鼓社节、民族服装与观光等专题文章，并出版多部专著。人文地理学方向的田烟久夫主要以农业生产活动为研究重心，重视生产、土地与民族关系，对贵州苗族、越南北部苗族的生活产业都有基于实地考察的撰述，并针对乌居龙藏的苗族研究写过文章，也常常探讨稻作起源及照叶树林文化等。金丸良子主要也是从生活形态产业方面做研究，除了和铃木正崇、田烟久夫合写的作品外，也在苗族“过山榜”、村规民约、服饰、移民史等方面发表过著述。曾士才1989年发表《西南中国少数民族的基督教受容》，讨论苗族与彝族的集团改宗；1991年发表了《苗族之“附灵”相关笔记》，把苗族的“酿鬼”和日本的“凭物”做比较，之后对苗族招魂仪式、民族观光、风水信仰、禁忌观念等主题都有进行论述。谷口裕久1988年发表《湘西苗族的百狮会》，1990年发表《民族集团动态与民族性——贵州省东南部苗族的事例》一文，探讨在现代中国苗族的自我意识。针对越南北部等东南亚苗族进行研究，发表有关移民及跨境苗族的一系列文章。@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坚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
这一时期主要从历史方面研究苗族的有武内房司，他对太平天国时期以黔东南为中心的苗族起义与传统村寨联合组织、贵州东南部苗族社会的姑娘田习俗与女性继承权、清代贵州东南部苗族的林业经营、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与当地少数民族商人、1911年越南北部苗族起义等历史都有精彩的论述。Christian Daniels（唐立）研究过清代贵州苗族的植林技术，并主编了1736—1950年《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等专著。罔田宏二则对华南古代少数民族、经济形态、土司制度等历史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吉开将人从2008年开始针对近代苗族史陆续发表论著。
衣、食、住、艺能等专题研究：有一部分日本学者单从某个生活方面的专题来对中国苗族（或东南亚苗族）进行考察，较著名的有鸟丸贞惠及鸟丸知子母女对苗族染织服饰持续多年的考察，名古屋女子大学对泰国苗族服饰及黔西南苗族饮食文化的研究、唐坚、土田充羲等人对苗族民居建筑的研究等。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2014年的期刊或专著中，对苗族“民族服装、染织、刺绣、银具”等进行专题研究的有17种，研究苗族“苗歌、舞蹈、芦笙、地戏”等民族艺能的有8种，研究苗族“建筑、家具、居住、聚落空间”相关的有23种，苗族专门写真集5种；“饮食文化、大豆栽培”等相关的3种。
对离散苗族（西方HMONG）的研究：1975年老挝局势动荡，随着美军的撤退，在战争中帮助他们的老挝十几万苗族不得不到泰国寻求避难去，其后部分又迁居到了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逐渐成为西方社会中的一个研究课题。日本在其传统东南亚苗族研究之外，近来对此新发展也有所关注，从90年代起，先后有人从苗族难民营、老挝战争、难民意识、信仰与民族身份、美国苗族移民等方面进行论述。最新的综合性成果是吉川太惠子2013年出版的《离乡之民——苗族：超越时空的羁绊》一书，她对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的苗族进行的多点民族志调查，探讨了离散苗族历史源流及现状、民族性及民族认同等问题。
“现代化”“变迁”“适应性”等也成为当代苗学研究的关键词：宫胁千绘对苗族麻文化、苗族服装商品化及其流通所作的研究，杨志强对苗族知识阶层及苗族身份再建构的研究，陶冶对苗族仪式、观光开发与社会变迁的论述，及其他研究者对泰国北部山间的自然社会环境变化及农民的适应性的差异研究、苗族的离婚纷争处理变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观光考察、苗族社区里资讯媒体的利用、少数民族行商者与外国观光客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可见近十几年来注重社会动态的研究趋势。
综上所述，在当今苗族研究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术传统与现实关怀的结合。最好的例子是铃木正崇2012年出版的《苗族的历史与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想像力的变容》，虽然是其旧作的重编合集，但以“动态”“变容”为关键词贯穿全书，可见对现实性及社会实况的关怀占据了极大部分。另一方面，从每一章中铃木（及日本读者）所感兴趣的神话、祖先祭祀、鼓社节、来访神、巫女、龙船节、铜鼓等话题当中，仍然能见到属于日本学者的兴趣视角。这两者达到了很好的结合。
五、结论：日本苗学研究的脉络与特色
日本苗学研究不同于中国和其他学术传统的地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日本自身文化的清晰存在。从鸟居龙藏对上古日本的探寻，到战后日本民族起源的热潮带来的对苗族历史、神话的研究，再到“照叶树林文化论”的提出及其后以实地考察为支柱的田野倾向，在宏观关怀下，即使是最深入当地的调查中，学者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有着与日本文化的比较意识。其二，对生态与人文的结合，对相同或可比较的环境中生活生产的族群有着总体性的关照。其三，对苗族跨境特性及对东南亚的注意，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在东南亚发展出了相应的调查基础，并延续到当今对世界苗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说：具有日本特色的整体观与宏观体系，是日本苗学研究的基础与背景。自鸟居龙藏以来，日本研究者一直将苗族放在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的整体脉络中来看待；同时对南方少数民族，又将其放在“东南亚一中国南方一日本”的这样一片宏观地域中看待。这个地域与宏观体系概念，与中国学者或许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是我们中国苗学研究者值得注意并可以有所借鉴的地方。对日本苗学的比较视角有更清晰的认知，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深入交流与共同进步。
[责任编辑：曾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