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传媒论文范文第1篇
皇冠联盟是加盟工厂直供会的品牌总称!活动期间没有某某品牌，只有联盟，活动期间一切都服从中国动力团购网项目的安排!活动期间，中国动力团购网整合所有联盟资源，达到资源共享，让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工厂直供会加盟品牌“薄利多销”赢得品牌口碑，抢占市场份额!
中国动力团购网活动执行团队主要针对三块：中端电话营销团队，线下扫楼团队，线上网络推广团队!三块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其中任何一块出差错都会影响活动的进展和结果!活动期间联盟之间要团结一心，不能吞单!
中国动力团购网的项目执行人全部都是身经百战，经验非常丰富。活动执行人主要有两人：一为：项目经理;二为：项目经理助理 。在活动期间皇冠联盟里的各成员都必须配合项目经理做好活动中分配的每一件任务。一切遵循中国动力团购网的模式进行!
体育传媒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１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据统计报告，见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页。
［１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体育传媒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媒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于文学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其中影视改编便是一个重要手段。严歌苓这位准确把握时机，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的女作家也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关键词：传媒 影视改编 严歌苓
传媒或媒介的定义一直以来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只收录了“媒介”一词，解释为“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1]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讯息”。黄发有在《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中提到的“文学传媒”是指以文学信息为主题内容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文学副刊、文学期刊、文学书籍、广播、影视、网络及其生产与传播机构。[2]随着碎片化时代的到来，文学开始以多种方式传播，以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传媒对于文学的影响愈加明显，这其中影视改编就是一个最常见的手段。
一、影视改编的含义及现象分析
影视改编是指按照影视艺术的特殊美学要求和表现需求，将其他体裁的艺术作品改写为电影或电视剧本。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向来密切，影视改编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导演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除此之外，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剧《唐山大地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最近几年，国外作家的文学作品也相继被改编为影视剧，如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东野圭吾的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放学后》《白夜行》也都被改编为电影，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影视改编不仅能使作者名气大增，促进作品销量，而且由于原著本身带有读者基础和话题性，自然会使影视剧容易取得成功。虽然对于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这一现象大家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但是一直以来也存在很多争议，文学家、编剧、评论者所持观点都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对影视改编持反对态度，而有一些作家则赞成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他们认为影视剧比小说的影响力大。
但是不难发现，一方面作家认为改编后的影视剧会削弱原著中的独特精神内涵以及韵味，特别是原文中的美学色彩、“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面，一旦被拍成画面，透过镜头呈现出来就破坏了作家的独具匠心；另一方面，作家们对于自己的作品能被改编求之不得，例如苏童、北村、格非、赵玫、须兰、钮海燕等六位作家同时为《武则天》撰写文学脚本。在影视剧面前，文学作品已经成为附庸，而作家们也身居幕后，成为商业时代的消耗品。就像金庸虽然不赞同改编后的成果，但是他的作品却一直在被翻拍为影视剧。
二、严歌苓：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
（一）严歌苓“影视热”
如今，观众对严歌苓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从电影《天浴》《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到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铁梨花》《幸福来敲门》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她本人也多次获得编剧大奖。不管是文学作品被买走版权改编为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为影视剧而写，严歌苓都在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找到了扩大文学影响力的方式，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的新发展，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二）电影《芳华》
2017年，有一部电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那就是改编自严歌苓同名作品、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
因为冯小刚和严歌苓在年轻时有共同的文工团经历，所以冯小刚几年前就找到严歌苓，希望她能写一部与文工团生活有关的作品，然后改编成电影。但是严歌苓本人也透露，这部作品其实和冯小刚最初想要的不同，虽然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改编为电影，但是她还是坚持先文学，再电影，不能完全为了电影而写作。
电影《芳华》上映之后，网上影评很多，一些人没有看过原著，就对小说妄加评论。小说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出于商业和市场的考虑，不可能将小说一成不变地呈现出来。
虽然这部同名电影由严歌苓本人担任编剧，以此保证了改编后的电影基本内容不变以及改编的质量，但是原著与最终电影呈现的内容还是有所差别。首先是氛围不同。小说英文名叫“You Touched Me”，来映射当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因为“人性是唯一不会过时的主题”。电影在前期则用镜头更多地表现文工团里男兵女兵们的青春，宛如一个世外桃源，集体主义是其表现的重点。小说中蕴含的矛盾、冲突、对立减少了，禁欲与压抑的氛围削弱了。其次是何小萍的故事缺少细节。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何小曼到电影中改名为何小萍，缺少了一些细节的刻画。小说中何小曼从不摘帽子，以至于别人都以为她是瘌痢头，其他女兵嘲笑她、嫌弃她，甚至故意脱下何小曼的帽子，刺激了何小曼，导致她自卑心理加重。小说中对何小曼成为模范人物后的心理变化过程描写得比较细致，她精神分裂后只说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3]这一细节值得深思，电影中完全采用的是另一种表现方式。此外，有一个删掉的情节严歌苓本人也特别惋惜。何小曼当兵前在家里，因为一件红色毛衣和妹妹发生争吵，而母亲偏向了妹妹，后来何小曼把这件毛衣拆了，从侧面表现了何小曼的悲剧人生。这小小的爆发甚至带有一种人性的黑暗，但黑暗之后是更深层的悲哀。
三、影视改编的期待：在商业中实现良性循环
孟繁华在《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指出：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4]的确，很多作家对大众传媒持有不屑和不信任的态度，他们认为一旦妥協就会丧失文学的独立性。潘军更直白地说：“电视剧是个破东西，不过很赚钱。” [5]
金理在《什么是80后文学》中强调：如果我们在如今依然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影视改编是在当下生产力和人民需求下产生的，我们应该想办法如何推进其更好地发展。
正是因为一些作家们表达的热情依然存在，所以他们介入影视，希望其作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在影视改编并不太令人满意的现状下，只有像严歌苓一样，有更多的作家愿意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参与进来，才能推动影视改编的进步。
四、结语
影视改编作为传媒对于文学影响的手段之一，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文学作家和导演借助这一手段实现互惠互利，也能让观众看到更高水平的影视作品。但是，影视改编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如果为了商业利益一味崇尚形式而忽视内容，那将对观众的审美判断力产生很大的伤害，进而使其阅读接受水平下降，而受众的趣味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文学与影视中的恶性循环。
严歌苓作为文学作品参与影视改编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验。我们期待这位高产的女作家在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传媒与文学、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潘军.答何锐先生问[J].山花，1999（03）.
（作者简介：孙梦嘉，女，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
体育传媒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既构成公众认识外部世界的“传媒镜像”，同时又在当下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在风险传播的普遍悖论（矛盾）下，大众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应该有理性的角色期待与定位。大众传媒必须肩负社会（公众）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关键词：风险传播；悖论；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传媒角色
人类社会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同各种风险斗争的历史。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风险发生频次与强度大大加速。仅以我国观之，2008年以来的汶川地震、瓮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陇南事件、甲型H1N1流感、校园安全等不断影响着国家的政策议题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因素导致的风险对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风险存在成为社会常态和当下社会的重要特征。
一、风险社会形成的原因及其表象
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将人类拖进一个风险高度发生的时代，吉登斯用“失控的世界”①来概括当代人类社会的风险特点，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则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得到了吉登斯、拉什等社会学家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当传统的工业社会向高度现代性社会转化时，随着核技术、化学技术、基因技术等的发展，人类生活开始面临两种根本性转变：“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②，人类随之迈入风险社会。与此相应，风险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农业社会的自然危险→工业社会的可以控制的“外部风险”→风险社会中高度不确定性的人为制造的公共风险。因此，现代风险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它以科学技术为直接源头、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进而产生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未意料到的后果,这种后果的影响多半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很可能是全球性而不是地方性的。
关于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用“系统性风险”进行了解释。该组织报告《面向21世纪的新风险———行动议程》指出：“人口、环境、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改造了传统危害，却导致了新型风险，改变了风险的脆弱性，转化了事故影响扩散的途径，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依赖于大众媒体，而媒体报道着眼点由信息公布转向娱乐，使得相关问题以大众化而非信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信息闭塞，加剧了危机的社会后果。”拉什也从技术手段特别是传播技术极度扩展来揭示风险形成。他认为：“技术资本主义试图将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安全机制和保险原则拓展到人类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地步，技术资本主义希望能够在未来世界中确保化解一切风险，消除一切不利事件”，然而，技术手段“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③。罗森塔尔、贝克等人也都谈到大众传媒在风险产生过程中的影响，罗森塔尔甚至将媒体化作为公共危机的重要特征之一。总之，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传媒在风险社会生成中的影响与作用。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宏观来看，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高发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问题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不仅有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也有贝克所说的现代性带来的不确定。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问题呈现的复杂性与现代化过程带来的不稳定使得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普遍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风险语义正逐渐盖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④。从微观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产事故屡禁不止。据粗略统计，“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造成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二十万人，伤残超过二百万人，经济损失超过六千亿人民币”⑤，其政治和社会影响也难以估量。童星和张海波把我国高风险社会表征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二是表现为社会结构紧张乃至断裂，社会冲突加剧；三是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增强，由此导致无法预知的后果；四是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与自我危害。概言之，我国的风险社会特征既具有与其他国家风险社会的相同特点，又表现出自身特殊性。
二、风险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悖论
突发公共事件是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它强调事件发生的突然性、紧急性和非常规性。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发生时的突然性、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发生过程的公共性、后果的严重危害性、突发事件的多样性等特征。无论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突发社会事件，在公共边界日益模糊的状况下，都会滑向突发公共事件，危及公共安全。为行文方便，笔者对这些事件不作详细区分，概以突发公共事件称之。
在我国进入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传播就深深打上风险的烙印，并表现出传播中的内在矛盾和悖论。这种矛盾和悖论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微观层面内在的现实/表现这种实在论和认识论的二元分立，即媒介呈现(认识)与独立于呈现(认识)的客观现实,也就是传播主体建构的传媒镜像与现实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宏观层面的、作为突发事件报道的外部环境与风险社会特性并存的社会的高度信息化、网络化。前者内置于媒体的风险传播过程中，后者作为媒体外部环境对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产生巨大影响。
从微观角度看，当代社会不只是风险社会，更是高度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媒介影响力对于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从本质讲也就是人的媒介化、人与人关系的媒介化。在这样的社会中，突发事件传播最有效的手段自然是大众媒介。但不幸的是，风险的媒介化却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传播悖论的形成，其一，风险的媒介化使媒介成为风险的定义机制；其二，风险的媒介化使媒介成为风险的内化机制。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构筑的世界已经成为人们联系真实世界的桥梁，即麦克卢汉所谓的“传媒描绘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对于受众来说基本上就是他能够认识的世界的全部”，而李普曼则以“人们头脑中的世界”或“拟态环境”、“传媒镜像”称之。由此，传播媒介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则“被媒体、文化和社会群体、制度和个人进行加工并深刻形塑着风险的社会经验，并且在决定具体风险事件的总体社会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⑥。这种作用表现为，一方面经传播媒介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传媒镜像”具有风险预警和揭示功能，從而使得风险公开可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大众往往把这个间接、虚化的“拟态环境”当做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并从这个虚构中介出发安排自己的行为。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媒体的预测瞭望功能就被极度放大，当媒体的聚光灯将某一风险拉入公众视线时，媒体往往成为卡斯帕森所比喻的“风险的放大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恐慌的形成。由此，媒体往往难以避免地陷入传播的矛盾之中——预警的天职和促进公众风险认知的主观意图与可能成为风险的渊薮的客观传播效果之间的矛盾。
从宏观角度看，当代社会不只是风险社会，更是信息化、网络化社会。按照贝克的观念，“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⑦，风险传播在知识信息中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削减、隐匿，简而言之，极易为知识政治所左右⑧。而在网络社会中，人类的活动与交往方式表现为一种认知的信息结构与“行动的网络结构”⑨。这就注定人的行动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具有自反性、牵连性和扩散性，导致“飞去来器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雪崩效应”。特别是当媒体将支离破碎的风险知识密集塞给公众时，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风险状况，加剧公众的恐慌心理，而且使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升级扩散，造成恐慌心理大面积爆发，反而会毁灭其所置身的当下社会。
媒介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当下社会又叠加上风险社会的特征，就构成风险传播的一个混乱而矛盾的悖论场景：信息借助网络和手机的巨大传播张力，传播速度极快，影响范围极广，不负责任感大增，也使得局部的、个体化的风险公开化、扩大化，并进一步政治化和社会化。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所指出的：“随着社会的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传媒能制造出强大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⑩在这个过程中，与危险有关的事件总是和各种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因素产生互动，从而强化或者弱化个人和社会对风险的感知，并形塑着人们的风险行为。反过来，这些被形塑的人们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后果。这些后果大大超出了对人和社会的直接损害范围，导致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三、风险传播悖论下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媒体角色
新闻传播事业永远是一项“带着镣铐跳舞的事业”，新闻传播中的矛盾、悖论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在风险社会下，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内外矛盾更为尖锐与激烈，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生产的悖论，即传媒有关风险报道的碎片式呈现与受众强烈的完整的风险知识需求之间的悖论；二是报道观念的悖论，即传媒寻求确定性的努力与不确定的现代风险的悖论；三是风险媒介化的悖论，即媒体不但再现风险而且定义并内化风险的悖论；四是效果的悖论，即风险预警与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悖论(11)；五是新闻报道的快与准之间的悖论；六是传播生态的扩散性、网络化、信息化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安全性、约束性之间的矛盾。那么，在这样的传播矛盾和悖论下，新闻媒体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才能在不断变动的风险和不断形成的紧张张力中出色完成自身使命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必须肩负社会安全使命
人类的安全感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快与现代性的深入而呈现与日俱减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在涉及大众生存最基础的“安全”层面上危机频发，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建构起公众对社会普遍不安全的认知。安全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条件之一，其价值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贝克甚至视安全为风险社会的价值基础和动力，他认为：“风险社会通常的对应方案——这既是它的基础又是它的动力——是安全。”“在风险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述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12)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依次提升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层次需求又可以分为“生存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而安全需求属于个人刚性的“生存性需求”，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前提，其目的是维持人类最基础的生物性存在，因此，它具有自然性、生存性、底线性几个明显特征。所以，安全是身处风险社会的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生存发展之基，是追求和实现其他价值的首要价值基础。因此，在现时背景下，安全在风险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巨增，而且安全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的首要价值。当下，安全自然成为生活其间的人们普遍关心和追求的首要利益与价值。
因此，大众媒体必须考虑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如何消除大众认知上的盲点和信息不对称；消除心理情绪上的恐慌焦虑；消除行动上的骚动、混乱、动乱乃至暴乱，进而建立起大众基于媒体报道知识的心理感知安全，促进社会安全，这是风险社会下突发事件报道最急迫、最现实的要求。这就需要大众传媒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从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把安全作为与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及时、公开等原则同等重要的一个原则加以确立，既在新闻原则上加以确认又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
2.坚持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原则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新闻传播事业是党和政府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传播或新闻报道既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中信息安全的重要维护方式之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知情需要或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通道之一；新闻工作者是党和政府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实公仆。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是人民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因此，新闻媒体必须在国家→媒体→大众三者之间充当桥梁并维持三者之间的艰难平衡。这需要在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报道时，媒体要实现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并以此为出发点安排报道。
3.坚持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原则
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必须做到公开透明，这是媒体的使命所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闻的公开性是有规范的公开性,有限度的公开性，更是相对的公开。公开有度,才能公开有效。“经验告诉我们,讲透明要有个‘度’,不能超度,讲公开也不能凡事都完全公开,要注意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13)例如，從2010年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血案，到5月12日发生在陕西南郑的校园血案，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国连续发生了6起校园血案。惊人相似的血案频发，是否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带来“示范效应”呢？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认为：“新闻不仅仅是事实，它还包括意见和趋势。我们不是不需要报道，而是需要富有责任感的、科学审慎的、有言说的报道。连续发生的杀童惨案与媒体传播后导致犯罪嫌疑人效仿有关。因此，即使能自由报道，也必须要足够的有节制，才能符合社会的最高利益。”(14)
因此，需要对媒体报道的公开性做出适度限制,并且必须是合理的制度性限制规范。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规范，必须是良性的规范，即必须是从根本上对社会发展和人民有利的规范。一切恶性的规范都将对新闻传播公开性形成恶性的限制，也必将损害社会和大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虽然对新闻传播的公开性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对限制本身应当有所限制”(15)，即把限制本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在制度上追究不合理限制的各种责任，以保障新闻传播公开性的正常运行，最终实现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之间的良性平衡与并重。
4.坚持及时性与准确性并重原则
“及时性”与“准确性”的矛盾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最尖锐的矛盾。罗森塔尔从突发事件角度揭示了矛盾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才是突发公共事件的根本特征，不确定性与时间压力之间充满张力与矛盾，迫切需要作出决策。在此状况下的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常常是在极大的时间压力、心理压力、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因而就产生天然而无法回避的矛盾。媒体努力在第一时间到第一现场，获取全面、真实、客观的事件信息，并在第一时间报道给社会公众，既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矛盾又统一的要求。这里要强调的是“又快而准”，既要有及时性，又要有准确性，二者缺一不可。
总而言之，大众传媒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既构成“传媒镜像”，又在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这就使得大众传媒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时必须肩负社会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肇始》，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③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④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
⑤吴庆才：《中国每年因突发事件死亡20万人，经济损失逾6千亿》，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15/content_4837443.htm.
⑥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
⑦(1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4、56—57页。
⑧王小钢：《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
⑨张锋：《高科技风险与社会责任》，《自然辩证法》2006年第12期。
⑩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11)马峰：《现代风险报道中的传播悖论》，《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13)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14)曾革楠：《专家称警惕媒体报道带来校园血案示范效应》，《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5月19日。
(15)杨宇冠：《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附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
责任编辑：采 薇
体育传媒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体制; 新闻体制改革; 和谐湖北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的基础性工具，在构建社会公共领域、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以及社会预警和社会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和谐健康的发展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和谐媒体的建设。而在当前形势下要实现媒体和谐有序的运行，新闻传播体制的改革可谓是重中之重。
一、 新闻传媒与“和谐湖北”的落差
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媒健康、有序、和谐的发展应该是同步的过程。近年来，湖北新闻传播事业虽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从整体上看，当前省内新闻传媒与“和谐湖北”的目标存在着相当的落差。
(一) 新闻传播体制上存在的弊端
1. 传媒经营与管理失范。传媒经营与管理失范，又表现为以下四点：首先是传媒性质定位不清。传媒性质定位问题，直接关系到传媒管理体制、传媒自身发展以及社会、政府对其监管尺度等重大问题。过去的二十几年，我国新闻传媒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宣传工具”的单一事业属性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既是喉舌又是产业”的双重属性：上层建筑属性和产业属性。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新闻传媒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事业性质”不容动摇;但在经营上可以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对传媒双重属性的界定，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新闻事业的生产力，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1]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传媒双重属性认识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两重属性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内在冲突。其次是传媒管理体制不完善。传媒管理体制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管理体制主要是指国家、社会、政府对传媒的管理;微观管理体制则指传媒内部的管理体制。仅就宏观层面而言，省内传媒主管机关职能界定不清。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制度的影响，当前湖北省新闻主管机关的管理工作出现诸多不适应症状：各传媒由谁来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管多少，怎样管等等，梳理不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要求统一的传媒市场和规范的传媒管理，在此情况下，落后的管理体制成了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其三是传媒经营机制落后。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竞争日趋激烈，传媒经营在传媒发展中已经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与采编业务并驾齐驱。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湖北省传媒经营机制落后，经营水平不高。其四是传媒资源整合不畅。由于省内传媒集团组建时间晚，又是在行政力量推动之下产生，传媒集团内部资源配置、利用并未实现最优化，各种关系还未理顺。如何整合资源，实现集约化经营，真正把传媒集团做大做强，是摆在湖北省传媒集团面前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传媒集团化进程。
2. 新闻传媒的结构失衡。一是结构不平衡。传媒整体结构“小、滥、散”，规模效益低下。建国以来，在中央四级办台办报方针的指引下，湖北省各地区各自为政，纷纷办报建台，由于缺乏顺畅的市场退出机制，传媒“只生不死”、“优胜劣不汰”，加剧了媒体数量的膨胀。尽管在2001年县市局台合一、2003年停办县级报后有所调整，但从整体上讲，省内传媒结构“小、滥、散”的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同时省内不同传媒之间，其发展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报业蒸蒸日上，在中部五省乃至全国都位居前列。但是广播电视业发展，特别是电视业相对落后。二是布局不平衡。受地理、交通、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湖北省经济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武汉是湖北省仅有的发达地区。十堰市、恩施州等属于欠发达地区。[2]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客观上也造成了湖北省传媒地区分布不均衡。一般来说，平原地区比山区要好;城市周边比其他农村地区要好。[3]区域发展不均造成的后果就是发达地区传媒竞争白热化，市场饱和;欠发达地区传媒发展不足，市场萎缩。2004年湖北省总人口6001.70万人，农业人口4237.47万人，非农业人口1764.23万人。[4]然而新闻传媒在城乡的布局却极为不均。主要表现在纸质传媒城乡普及率两极分化;电子传媒基础设施水平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在节目构成上，城乡比例更是失调。2003年，湖北省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95.66%、96.29%，(注: 据2004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社出版，第203页。)但是在电视接收方式和收看频道上，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在广播电视节目的构成上，面向农村的节目总量少、内容单一、播出时段差，而面向城市的节目不仅品种多样、内容丰富、播出时段好，出现广播电视城市化、贵族化的倾向。如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虽然开办7个频道，却只有中波卫星频道开办了一档农业节目《今日农村》，与节目总数相比，对农广播节目实在太少。[5]三是传媒核心失落。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为代表的党报，由于其高度的权威性，曾在湖北省传媒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宣传党和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引导舆论、塑造主流价值观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党报的核心地位逐渐边缘化，这主要体现在党报发行量的下降和党报核心读者群的流失，舆论引导的功能弱化。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全省共创办各类报纸182种，其中省、市(州)、县(市)三级党报69种，都市报、晚报15种，专业报、行业报54种，大专院校校报44种。[6]但就总发行量而言，69种党报2002年的平均期总发行量为178.75万份，而15种都市报、晚报的平均期总发行量就达到268.88万份。[6]而且党报的发行主要靠公费订阅，市场零售量很低，在武汉各大零售摊点几乎看不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影子，市场竞争力弱。就影响力而言，据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武汉综合类报纸中，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是《武汉晚报》，最有公信力的报纸是《楚天都市报》，党报未能榜上有名。[7]
3. 传媒运作失序。由于市场监管缺位，相应法律规范不健全，省内新闻传媒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无序竞争。其主要表现在：价格战、有偿征订以及发布虚假发行量、阅读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运作失序的另一个表现是传媒品格及其从业者社会责任感的下降。如武汉市的几家都市报、晚报为争取市场，一味迎合受众，甚至迎合受众的某些低级趣味，暴力、凶杀、色情新闻不绝于版，媚俗倾向明显。2004年发生在黄冈《鄂东晚报》上的恶性敲诈事件，(注：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43期。)更是让人震惊传媒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在传媒从业人员方面，也呈现出职业道德滑坡，整体素质出下降的趋势。不少从业者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以至出现导向错误的新闻报道;或者专业精神缺失，以至受贿、索贿、敲诈勒索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不少传媒工作者走入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误区，大量报道低俗、煽情新闻、虚假新闻，传媒的品格大大降低，从而消解了传媒的公信力。
(二) 新闻传播内容的不和谐
1. 错误导向。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驱动，传媒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的影响，使得省内新闻传媒的报道出现了一些导向错误。①片面报道，不讲大局意识。传媒片面追求市场占有率，导致忽视新闻纪律，违反“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导向。②抢发新闻，违反新闻纪律。③利用负面新闻进行炒作。2004年10月10日，武汉三家都市类报纸和黄石《东楚晚报》、黄石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了河南“豫花”面粉有“毒”事件，不仅弄错了检验标准，将超标40%误报成超标14倍，而且其后武汉两家都市类报纸还刊发图片新闻，报道了顾客抢购大米的消息，其影响相当消极。
2. 有偿新闻。有偿新闻的实质，是经济利益驱动下对新闻报道权的滥用。[8]其形式主要有：①以新闻为诱饵换取经营利益(如广告、发行)或赞助，或以新闻的形式播出广告，或用刊登新闻作为交换拉广告、搞发行，如有偿组版、联办节目。同时媒体对大广告客户的报道倾斜、涉及广告客户的新闻粉饰等情况也屡见不鲜。②记者编辑在报道活动中收受红包，或者接受被采访单位提供的旅游、出国等“好处”，条件是对该单位正面宣传。③记者在采访中以内参、曝光等为要挟，迫使被采访者提供钱、物、好处等来 “有偿不闻”。这些情况在省内都有表现。
3. 虚假报道。新闻报道必须真实,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但在省内的新闻实践中,报道失实的情况屡屡出现，严重损害了新闻传媒的公信力。虚假新闻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①与己不利，隐藏真情;②道听途说，调查不实;③唯利是图，编造新闻。
4. 低级庸俗。省内一些传媒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关注与中国人主流生活相去甚远的东西，热衷于明星隐私、低俗猎奇新闻，以刺激的、耸人听闻的手法极力渲染。其手法不外乎：①炒作低俗猎奇新闻。②炒作明星绯闻。③渲染灰色情感。在对武汉四家都市类报纸的情感倾诉栏目进行抽样统计后发现，2004年涉及畸恋、孽情、出轨、失败感情的话题所占的比重依次为97%、93%、92%、64%，2005年依次为65%、73%、67%、59%。④渲染血腥场面、暴力新闻。低级庸俗的社会新闻已成社会公害，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5. 不良广告。广告不仅是新闻传播的内容，也是维系传媒生存，促进传媒发展的重要手段，被称为传媒经济的生命线。传媒在进行广告宣传时，追求经济效益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广告借助的载体是新闻传媒，广告宣传还具有导向性、思想性、审美性等特征，对于受众发挥着一定的教化作用。近年来，省内不少传媒一味看重广告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对其内容的把关意识较弱，从而导致不良广告的泛滥。①导向错误。2005年7月20日，武汉某报房地产广告语：“世事无常，人生须臾。人们信仰陨落，你不如信仰享乐。”这样的广告创意，其导向、价值观十分错误。②格调低俗。如某报曾刊登过一则洗衣粉广告词：你泡了吗?你漂了吗?该广告立意利用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丑恶现象和一部分人的媚俗心理，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还有一些报纸、电视台的丰胸、性病广告铺天盖地，画面内容过于暴露、庸俗，走在色情边缘。(注：见《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晨报》2005年5月、6月广告版。)③虚假广告。《人民日报》2005年8月23日第五版发表《哈佛代高乐“增高神话”如此编造》，报道了发生在湖北省的一起虚假广告坑害消费者的典型案例，尤其是揭露了媒体是如何在利诱之下成为骗子的帮手。教训相当深刻。
新闻传播的上述不和谐现象，践踏了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背离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不仅有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形象，也损害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良好形象，使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新闻媒体信任度下降，[9]从而削弱了新闻媒体引导舆论的功能。同时，由于上述因素导致的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它也损害了新闻单位的经济利益，影响新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其结果是妨碍了“和谐湖北”的构建，媒体是社会的窗口，积极和谐的舆论环境是“和谐湖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媒体的不和谐音是对新闻生命力和公信力的自戕行为，更是对公众福利与社会和谐的严重伤害。当传播内容出现较多的导向错误、有偿新闻、虚假新闻、低级庸俗和不良广告等内容时，新闻传媒构建大众公共领域的功能就会大大削弱，营造和谐社会舆论的能力就会降低。
二、 推进新闻改革，服务“和谐湖北”建设的目标
要完成建设“和谐湖北”的伟大事业，必须通过系列的新闻改革，以建构“和谐传媒”。和谐传媒作为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系统，依赖于五个重要的支点：和谐传媒是充满旺盛发展活力的传媒系统;和谐传媒还具有多元的开放的传媒结构;和谐传媒必须践行公正、客观的专业精神;和谐传媒应该展现和而不同的意见生态;和谐媒体还应该营造温润和睦的语言环境、舆论环境。建设“和谐媒体”，服务于“和谐湖北”建设的伟大使命，是湖北传媒及其从业者，包括新闻宣传管理部门肩负的重大的历史责任。
(一) 完善传媒宏观管理体制。我国现有的传媒管理体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这种管理体制在方式上较为单一，集中表现为政府对传媒的行政干预和直接管制;由于缺乏其他管理方式的制约与配合，最终造成政府管理职能的越位，对传媒的宏观指导趋向于微观指令，并按照行政区划对传媒进行垂直的和多层次的管理，从而使传媒的发展遭遇了较高的行政壁垒。要激发传媒的活力，必须理顺宏观管理体制，为此，首先必须改变我国单一以行政为主的传媒管理形式，实现传媒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其次，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应当主要以间接手段进行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的调控，不直接干预传媒的生产报道活动;强调对传媒多提供预测性、参考性和指导性信息，大幅度削减指令性要求;集中精力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为传媒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其三，突破限制传媒发展的政策瓶颈，明确传媒集团的性质，完善传媒投融资体制。其四，加快新闻法制化建设，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法律手段为主。在新闻法治原则指导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赋予新闻单位更多更大的自主权。各新闻机构要逐步由机关化过渡到企业化，在实行法人治理的前提下完全落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收自支”的方针。通过这些努力，传媒发展的死结就会自然解开，传媒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充分地发挥出来。
(二) 建立合理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在微观上，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合理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为此，必须首先明晰产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打造新型的市场主体。“应当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10]只有明晰了产权，才能弄清楚究竟谁是国家出资者及其代表，具备什么样的权益;谁是债权人，具备何种权益;谁是其他利益相关者，又应获得什么样的权益。其次，健全财务监管机制，建立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①实行以集权式管理为主、分权式管理为辅的财务管理模式。对资金的管理必须处于集团的总体控制中，以减少资金的浪费;同时，要建立起集团统一的资金结算中心，禁止二级部门多头开户;实行资金、投资、物资采购、收益分配及财务人员全部集中管理;②变“计划财务”为“企业财务”，使财务管理真正参与传媒集团的经营决策。财务管理要变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变“事后结算”为“事前分析预测”，强调事前科学预测，给决策层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③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检查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企业化运作过程中的财务风险和道德风险，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
(三) 推进传媒集团化，整合传媒资源。自1996年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成立以来，传媒集团化一浪高过一浪。如今，不仅在报界、广播电视界，就是出版领域、新传媒领域，都出现了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但从目前组建的传媒集团来看，仍存在着行政翻牌、政事不分、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不少集团“集”而不“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实现真正的规模效益。因此，要使传媒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必须进一步深化集团化改革，全面提升传媒集团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为此必须首先明确集团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利制衡机制。在集团化的带动下，同时以主流传媒(如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为核心，推进省内传媒资源的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大做强主流传媒。
(四) 延伸传媒产业价值链。在市场化条件下，要做大做强传媒产业，必须发掘传媒资源的潜力，促进信息资源的多级开发，以实现传媒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探索传媒产业价值链经营。产业价值链是以某项核心价值或技术为基础，以提供能够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效用系统为目的、具有相关衔接关系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组合。传媒产业价值链的构筑，有利于优化传媒的产业结构，合理配置传媒产业资源，分散市场压力，保持传媒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强调多元化经营的今天，构筑稳固有序的产业价值链是实现多元化的有效途径。但是，价值链经营的关键，在于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核心竞争力是指该传媒在经营和发展中胜过竞争对手的核心的资源和能力的总称。它是该传媒以其主体业务为核心形成的能够赢得受众、占领市场、获得最佳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在众多传媒中保持独特竞争优势的那些资源和能力。在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利用强有力的主业张力向其他行业扩展，同时以主业的引力来吸引其他行业的资本，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扩张和整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价值链。
(五) 促进传媒与资本的联姻，加速传媒产业发展。要深化集团化改革模式，必须减少集团化运作中行政意志的力量，打通传媒与资本的联系通道，探索传媒与资本结合的有效模式。如果实现了传媒与资本的联姻，以资本作为连结相关传媒资源的纽带，以资本单位为主体参与市场资源配置，不仅能够增强传媒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且有助于改变传媒的股权结构，重新设计和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并通过发挥资本市场监督作用提升传媒的管理水平，最终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这方面，省内传媒及宣传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2001年“两办”17号文件的激励政策，鼓励有实力的主流传媒“开辟安全有效融资渠道，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当然，与资本联姻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环境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错误的联姻决策，甚至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以致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六) 协调城乡传媒发展，缩小信息鸿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湖北省地处中国腹心，其新闻传媒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而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传媒发展方面，城乡之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所能享受到的信息资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甚至可以说，随着经济差距、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城乡居民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信息鸿沟呈现了逐步加大的趋势。这在湖北省表现得尤为突出。为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在新闻传播领域，也要统筹城乡传播事业发展规划，在资源投入方面，要尽量向农村倾斜。要充分利用中央的有关政策，促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顺利完成，提高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同时，坚持三贴近的原则，根据农民的需要，办好地方党报，或突出党报的农村服务特色，在发展农村邮政电讯事业的基础上，改善农村的报刊发行。利用县域经济发展的契机，发展地市报纸的县域版，或适时恢复发展县市报纸。只有这样，才能在发展过程中，缩小城乡信息鸿沟，实现城乡新闻传播事业的同步发展。
(七) 重建新闻道德，推进行业自律，完善职业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专业精神缺失，职业道德沦丧的问题。有偿新闻、虚假报道、庸俗低级、错误导向及不良广告，一时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五大公害。传媒工作者斯文扫地，公信力受到极大的伤害。要改变目前的窘境，只有重建新闻道德，强化专业精神，推进行业自律，以提高职业操守，完善职业形象，恢复人民对于新闻传媒的信心。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但其关键不外在于以下三个环节：道德规范的重建;道德修养的提高;自律机制的建立。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建立完备的行为规范体系，具备了完善的自律机制，同时，传媒工作者也有鲜明的专业意识和职业精神，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其职业形象自然会得到改观，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就会重新树立起来。应该指出的是，省委、省政府可以利用武汉地区新闻教育发达的优势，以主要高校为基础，建立新闻评议会，扮演常设的自律机构，行使传播争议的仲裁权。
(八) 加快报道业务的改革，提高传播效果。以上所论均限于传媒制度改革的范畴，它涉及到新闻传播的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即便所有的体制问题都解决了，新闻传媒也不见得就能够臻于和谐的境界。这是因为，新闻传播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科学，它有其特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解决了体制问题，为认识新闻规律、利用新闻规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条件具备不等于能够充分地利用条件。正如富人有条件读书，但未必都能成为知识分子。新闻传媒要在建设“和谐湖北”的伟大工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传媒工作者必须精通传播业务，掌握新闻规律，娴于宣传技巧，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具体问题、事件的报道上，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这就要求省内新闻传媒工作者，立足于湖北省情，尊重并且利用新闻规律，在政法新闻报道、经济新闻报道、社会新闻报道及广告传播方面，大胆改革，锐意创新，以最快的速度、最合适的形式，报道最适宜报道的事情，充当社会交流的意见平台，扮演和谐社会的哨兵，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只有这样，湖北传媒才能利用体制改革造就的合适环境，而进入和谐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M].人民出版社,2004.48-49.
[2]辜子寅.湖北各地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湖北广播电视学刊,2005,(3).
[3]程世寿.湖北农村新闻宣传工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4][6]湖北省报业协会.湖北报业现状综述[J].中国报业,2004,(4).
[5]何瑛.重视对农广播节目[J].新闻前哨,2005,(6).
[7]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内地报刊杂志影响力、公信力调查报告简体版[EB/OL].http://www.ccdc.net.
[8]王泊.有偿新闻的本质及其法律责任[J].新闻记者,2003,(10).
[9]田华宇.有偿新闻：权力寻租的怪胎--对有偿新闻的再批判和禁止有偿新闻的再思考[J].楚天新闻人,2005,(10).
[10]张晓群.我国新闻传播业的改革与发展[EB/OL].中华传媒网,2004-7-26.
责任编辑 刘凤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