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范文第1篇
作为一名高校英语教师，肩上担负着培养祖国未来栋梁的责任。当学生逐渐成长为国家的中坚力量时，那时的世界早已是一个“地球村”，这样就更加要求我们的学生能够具备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风俗习惯，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所以就要求英语教师在传授英语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引导学生了解西方的文化背景，促使学生把语言知识和西方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在中西方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引导学生尽量避免以后在与西方人交往中出现文化冲突。
1 打招呼
在中国，较为熟悉的人们见面问候时，一般会说“吃了吗”“上哪儿去啊”。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或是对方的目的地在哪里。对方的回答也只需是“吃了”，“还没呢”或是“出去”。因为中国人都是同根同源，所以我们也不会刨根问底，无休止地问下去。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讲，事情就麻烦起来了，如果你以上面的方式打招呼，就会让他们误以为你对他们发出吃饭的邀请，或是想打探他们的隐私。所以外国人在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外国人打招呼的常用语，一般是:“How do you do”，“Nice to meet you”，“Good morning”等，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则省略为“Hello”或是“Hi”ㄢ
2 称呼语
在称呼方面，中西方的差距是巨大的。在汉语中，我们经常用一些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比如我们常说的“雷锋叔叔”“冰心奶奶”等。这样能够很快地拉近两个人的距离，使听者感到非常亲切，同时中国人也认为这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礼貌与否的标志。但是在英语中，不论是平辈也好，长辈晚辈也好，人们都习惯于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这样反而显得更亲切一些，但是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眼中就变成了大逆不道的行为了。
另外，在汉语里，我们一般用“医生、工程师、经理”等词与姓氏连用作称呼语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而在英语中却没有类似于“DoctorWang” (王医生) ，“Manager Xu” (许经理) 的表达。正确的说法是应按照英美人的习惯把Mr、Mrs、Miss与姓 (名) 连用表示尊敬或礼貌。
3 隐私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人们通常会打着关心他人的幌子打听别人的情况，当然有些人也乐意把自己的隐私与别人分享，借此来表达两人的亲密程度。但是西方人则是非常注重个人的隐私，不愿意过多地向别人提及自己的事情，当然就更不乐意对方主动来打听了。这一点通常也是中西方人交往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按照中国人的做法，第一次见面会主动询问对方的年龄、职业、家庭、收入等，以示对对方的关心，但是在西方人眼中这一行为是极不受欢迎甚至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就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4 赞美
中国是礼仪之邦，因此，在与人交往中，讲究“卑己尊人”，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所以当别人对我们进行赞扬时，虽然心里很高兴，但是表面上也要“谦虚”一番，甚至对自己进行某种程度的贬低，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抬高对方表现出对对方的尊敬。其实不然。比如:如果有人说:“Your dress is so beautiful”，一般西方人听后的反应是“Thank you for saying so”, 即非常坦然的接受别人的赞扬并对对方进行感谢。但是同样一句话，中国人的反应一般是“No, no, it is just so so.”这样的反应通常会使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很虚伪，不诚实，甚至会使西方人怀疑自己的判断是否出了问题。所以在跨文化交往中，中国人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当获得别人的赞美或夸奖时，只需爽快地接受并道谢即可。
5 时间观念
西方人具有非常强的时间观念，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因此格外珍惜时间。他们会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周密的安排与计划。在西方，如果要拜访某人或是对某人发出邀约，一定要事先进行约定或提前进行通知，最忌讳的就是临时决定或改变原有的安排。而中国人则时间观念比较淡薄，对时间的安排也较为随意，这一点往往让西方人感到无所适从。
6 风俗习惯
中西方风俗习惯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对颜色的不同喜好，对数字的不同喜好甚至对动物的不同理解，在此由于篇幅所限仅就颜色的喜好做一分析。
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由此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审美取向。传统的中国人通常认为红色是喜庆，吉利的象征，而黑、白两种颜色一般只会出现在中国的丧礼上，因此被视为是不吉祥的。为此，在中国重大的节日或重要的场合都会挂红灯笼，贴红喜字，穿红衣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式婚礼。如果客人穿着过于朴素就会让办喜事的主人感到不快。而西方人则非常喜欢黑白两色。在西式婚礼上，新娘为了表示纯洁，神圣会选择白色婚纱，而来宾则会选择黑色来表示隆重。
7 饮食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也是收到了传统风俗的影响。在中国，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聚餐，形式只有一个，就是大家围着桌子依次而坐，烘托出一种团结，热烈的气氛，人们互相敬酒，互相夹菜，体现了中国人的热情，礼让的美德。而与中国饮食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所有的食物一一摆在大家面前，各取所需，座位自由，走动自由，形式自由。这种方式使人们之间进行相互交流，也表达出了西方人的个性自由，彼此尊重的追求。
通过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差异与冲突，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多向学生介绍相关知识，以减少或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摩擦和碰撞。
摘要：中国, 有着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西方国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随着中西方的不断接触, 不断交流, 中西方的文化必然会产生某些摩擦和碰撞, 为了解决或尽量避免这些摩擦和冲突, 中国学生就要尽量的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 许果, 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重庆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2, 8 (6) :121～123.
[2] 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J].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 2001, 22 (4) :279～282.
中西文化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视角，通过分析中国语境和英关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活动看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平衡性，提出关于正确看待中西文化互动不平衡性的建议。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文化互动 话语权力 民族主义
一、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提出
作为翻译的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于上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认为翻译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该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翻译学者们的关注，这些学者借鉴并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此为研究模式研究和反思本国历史的和现实的翻译活动，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文化传统取得与第一世界国家平等的政治文化地位。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距离不断拉大的国际形势下，借鉴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下便是以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为模式分析在中国和英美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情况，以此加深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
二、中国语境和英美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情况
1、翻译流量的失衡
当客方语言被译为主方语言时，客方语言总会经历与主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进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发生在强弱权力差异的语境中时，它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推动或阻碍。其结果就是弱势文化的语言很难流入强势文化，而强势文化的语言大量流入弱势文化。在翻译活动中便表现为弱势文化译介强势文化的数量远远超过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译介。在世界上，英美文本的翻译输出量最大，而翻译输入量最小，这些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通过大量翻译输出，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输入给第三世界的读者，以巩固加强其文化霸权地位。中英互译中同样存在流量不平衡的趋势。
首先，在外来词语的译介中，中国引入的英语词汇要远远超过英美国家引入的汉语词汇。从五四时期中国引入的如“民主”、“科学”等人文用语到当今引入的如“纳米”、“主页”等科技用语，由英语直接或间接译介而来的外来语已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英语中以汉语为词源的外来语则相形见绌。虽有“kongfu”、“taiii”等此类词语，但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外来词汇却少之又少，西方通过外来汉语词汇的译介而受到的中国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在中国来自西方此种形式的文化冲击则是巨大的。以五四时期为例，中国在引入西方启蒙话语的同时，实际上也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因此这正如列文森在《佛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所说的那样：“西方可能带给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对西方所做的，则是扩大它的词汇。”
其次，中国译介的英美作品数量也大大超过了英美译介的中国作品。中国自晚清以来，除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外，一直积极地译介英美作品，其中还出现了几次高潮。19世纪后期，民国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对英美作品的翻译占所有外国作品翻译的一半以上。反观英美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汉学家投身于中国作品的译介，而且作品大多是中国儒道经典哲学著作及古代诗词。
三、正视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平衡
综上所述。在中英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活动中，中西文化互动呈现总体上的不平衡现象，英美语境下的英译汉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带有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主义倾向。怎样面对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平衡，如何应对成为了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不能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视而不见，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产物，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民族主义。
既然我们应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后殖民主义”，弄清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场语境。这对我们正确对待中西文化互动意义重大。
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始于20世纪40～60年代，“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话语理论为基础，旨在解构西方霸权的文本系统，揭示隐含于西方历史知识中的权利结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萨义德从批评英国康德拉的小说《黑暗的中心》人手，分析西方学术理论体系及美学表达规范，指出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东方主义”，即强烈的西方优越感，把东方固定于落后、低劣、怪诞的模式中，置于从属于西方的地位，这实际上是一种霸权主义心态。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得到了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指导，回顾和反思本土文化在西方霸权主义文化统治下的历史与现状，并以此为武器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作斗争。中国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了解首先是从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引人中国的德里克·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开始的。此后的几年里随之出版了有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直至1999年，在中国才出现了《东方主义》的全译本从该理论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可看到，中国读者是通过詹姆逊、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对立的角度认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然而，作为一位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第三世界理论”虽然建立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但已背离了萨义德的原意。萨义德在揭示东西方话语关系时，并没有站在东方的立场，把东方与西方的划分绝对化，而只是“清理西方自身的知识体系，研究文化差异及其表述问题”。因此，排斥西方文化，制造以本土文化为中心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对最初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种误解，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这样不但不能保护民族文化，而且使民族文化无法健康发展。
四、结语
任何民族的文化，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是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相互影响及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相济相调、相得益彰的积极结果”。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当发生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时，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的文化流动。这种文化的强弱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正因为如此，各民族文化才能既相互融合。又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我们固然不能否认文化交流中的政治因素，但我们也要明白仅以此为目的的文化翻译交流——西方以文化侵略为目的的归化或东方以反抗为目的的异化——都无益于东西方文化的正常互动。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其最终目的也应该是通过建立东西方平等的话语权利，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良性循环。
中西文化范文第3篇
语言又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创造出来并为他们服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受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行为规范、道德价值等社会要素的制约，是不能脱离社会、独立自由发展的。[2]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长期发展和历史文化的结晶，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国家、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
语言和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语言是用于记录文化的符号体系，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交际的工具，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结构和语言表现形式的差异(刘珣 2002:121)。[3]作为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汉语和英语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中西两种文化差异的体现。一、 姓名的差异汉语中人的名字是按照姓和名依次排列的，例如"刘栩宁"其中"刘"是家族的姓，"栩宁"是名字;而在英语中则是恰恰相反是先写出名再写出姓，例如"John Nash"，"John"是本人的名字，"Nash"是家族的姓。二、 年龄用语的差异
中国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老"有关的词不胜枚举，如："老人家"、"老先生"、"老祖宗"等，"刘老"，"蒋老"，"马老"表示对老人家的尊敬。在英语中形容老常常不用old这个词来形容老，如用了这个词形容是极不礼貌的行为。
在中国文化中老是威望的象征，年龄越大，资格越老，是受人尊敬得分。在西方，他们不喜欢别人问及年龄，认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更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三、 关于信仰的差異
在中国信奉龙，中国古代的皇上被称为"真龙天子"有许多和"龙"相关的成语如"龙马精神"，"龙腾虎跃"，"画龙点睛"，"龙争虎斗"，"龙飞凤舞"等。"龙"是中国元素，是民族的精神图腾，我们被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因龙的传人而骄傲，在西方，"龙"被西方人理解为一种怪物，是邪恶的象征。西方人大多信仰God,认为上帝可以主宰一切。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圣经也就成为西方社会最普及的书籍，圣经中的人物和典故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圣经文化成为了西方文化的重要内容。四、 风俗习惯的差异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它影响着人们的言行，思维方式等，而这些影响也表现在其语言中。(一) 问候语
我们从学习英语开始就知道，在英国人们见面时通常都是喜欢先谈论天气，甚至陌生人之间的交谈也可以谈论天气开始。而在中国，人们见面时通常习惯问"干什么去啊?""吃饭了吗?"从问候语就可以看出中西方的差异。西方人喜欢从天气方面开始谈论，中国人喜欢从日常的方面开始谈论，反映了中国人互相关心的传统习俗。(二)谦辞
中国人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集体观念，尽量不突出自己。而西方文化则是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存在价值，极力表现自己。因此在致谢时，英美人通常会自信地说"：Thank you"，而中国人谦虚地答"过奖，过奖""哪里，哪里"。五、思维方式
英国人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中国人重悟性，注重辩证思维，这一点从各自的语言表达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种不同。(一)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表达中国人表达时间顺序依次是年-月-日。而西方人表达方式却是月-日-年。在空间表达上中国的表达方式通常是国家-省-市-区-街道。而西方则是街道-市-省-国家。(二)句法组织
英语句子非常注重的是形合，语法严密，主谓一般在句中不可或缺。对于复句，则运用各种连词来连接。这些句子层次井然有序，句法功能也很清楚。比如，You are quite free now, I think. On the contrary, I have lots of things to do.(我想你现在一定很闲。正相反，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我们一见 On the contrary，便很容易就区分出两句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汉语注重的是意合，很少使用连词，句子看上去非常松散，主谓不明确，无主句数量也很多，尤其是在口语中，这样句子间的逻辑联系不易从外表看出。比如，"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以为这是酒店?"这几个句子间无任何连词，但句子的意思却把它们紧密联系起来。六、颜色的比喻义
红色在汉语中代表"成功、革命，吉祥、兴旺"等意，如"红运当头、红色革命"等。把共产党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革命称为红色革命。中国用五星红旗来代表象征国家。中国的传统婚礼的新娘和新郎的服装颜色也为红色，结婚要张贴红色的喜字，悬挂大红灯笼。在现在日益流行的电影、电视或者京剧中把出名受观众吹捧的人称为"当红小生"或者"当红花旦"。而在英语中的 red 意味着"暴力"，"流血事件"，如red battle(血腥的战斗)，red vengeance(暴力复仇)。
白色在中国有"凶丧"之义，因此葬礼也叫做"白事"。而在西方，白色一般代表着纯洁，素雅，所以新娘的婚纱一般都是白色。在西方白色属于高贵的颜色，他又象着正直，诚实，如white man (高尚的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颜色词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各自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又影响塑造语言。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通过语言对比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双方文化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掌握这两种语言，从而进行更好的沟通交流。
参考文献[1]顾嘉祖,陆晟.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112.[2]朱文俊.现代英语语言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174-181.[3]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导[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121.
中西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院文化;中西对比;研究价值;借鉴意义
一、法院文化的研究价值
法院工作在日常生活之中以实践为主要内容，法院工作可以总结为是在错综复杂的案件中寻找解决纠纷的方式方法，是法官在繁多的法律条文中找寻可适用法律的方式方法。在如此与生活密切联系的法院活动中，我们应当寻找一种支配我们做事方法的理论依据，这种思想是指导法律人处理法律事务的理论标尺，是指引法院活动前进方向的指挥杆。这种理论依据就应该是我们在过往的法院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拥有传承性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法院活动的意识形态总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院文化。
法律是“舶来品”。然而这种“物种”怎样在中国存在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用，是我们法院在司法过程中最该研究的根本问题。然而在政法传统和当今转型社会的影响下，中国恐怕必须以工具论的角度来看待法律。法律的首要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秩序，至于自由、公正、和平等对法律价值的归纳是对彼岸理想法的形容以及不乐观的可以说是对现实法律强加的美名。作为治理工具的法律来说，这是有效美化其外在使人们产生信仰之情的有利方法。最现实和最有价值的法律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移植而来的法律面对我国本土习惯的对抗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然而面对各种复杂问题的到来，基层司法实践中为了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而演化出了多种式样的应变解决机制。多种解决问题的式样可能会逐渐模糊司法的本质但又概括地惯用司法之名。所以面对我国基层社会的熔炉，相应的具体司法工作应该具有体现其本质的坚定性，建设这种司法过程本质坚定性的理论基础需要法院文化予以支撑。
二、我国法院文化的发展
法院文化并非能够快速形成，我国首先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法院文化发展之初跟随精神文明的建设的脚步逐步成为专门的使法院工作者引以为重的专门事业所经历的过程是漫长的。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转变是具有价值并具有进步意义的。法院文化在新时期的法院实践活动之中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笔者将我国法院文化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1996年到2001年：法院文化启蒙时期
从1996年起，我国由最高人民法院发起司法审判改革活动，其中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要内容，转变法院事务活动的总体思路，建设良好有序的司法过程，强健高素质法官队伍建设。紧随其后的1997年，我党的十五大召开，强调加强与经济政治相协调的文化建设，法院文化得到明确，和发展的前一阶段则为我国推动文化建设过程。由此将法院审判改革活动和文化建设相联系则造就了我国法院文化启蒙思想的初始阶段，但当时还只有少数人的研究眼光放在了法院文化的研究上。至2000年，我国针对法院文化的研究和文章层出不穷，其中大多以明确法院文化内涵、法院文化形式及法院文化机构建设为主要内容。法院文化由此可以看作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这一阶段的法院文化建设，从一开始的不被关注到逐渐引起学界学者的重视，是我国法院文化建设的启蒙时期。
(二)从2002年到2004年：法院文化发展过渡时期
自2002年开始我国开始注重法官队伍的建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出台，首次明确了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的目标。法官毋庸置疑是司法过程中的主要角色，也对推动法律前进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要求不仅仅是从专业上、技术上而言，我们应该看到起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法院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之后的法院建设活动中，各地法院出现了层出不穷的法院文化建设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法官文化建设、审判文化建设、法院文化建设等方面。
在此期间，虽然我国各地出现各种法院文化的活动，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将此种活动明确为是法院文化建设，也没有普遍认可的明确的法院文化内涵的界定，此种局面可以被形容为是百家争鸣但无一正统的情况。所以此阶段被归结为是法院文化建设的过渡阶段。
(三)2005年至今：推动法院文化建设的新时期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以文章的形式对各地举行的法院建设活动予以肯定，这是我国法院文化建设历史性的转折点。由此各地法院的法院文化建设活动有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加强了其建设动力。随着2005年9月第一次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法院文化建设的主要建设、具体实施方案以及法院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都逐渐明朗起来。法院文化常会被人们加以意识上的、抽象的形容词。对法院文化的探讨容易陷入假大空的思维定式。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法院建设活动中，各地法院以法院文化为指导，将行动付诸于各种实践当中，诸如对法律符号象征的研究、法院图书馆建设、法官队伍高素质要求等，旨在运用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法院文化的建设，由此完全打消我们的疑虑。
不仅法院内部重视法院文化的建设，学界学者也将研究目光放在了法院文化建设的研究之上。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将法院文化建设再打一剂理论强心针，针对法院文化的研究和文章层出不穷，学者大多以明确法院文化内涵、法院文化形式及法院文化机构建设为主要内容。这使得法院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又更加地丰腴起来。
三、西方法院文化概览
西方法院在其工作的具体过程中也有政治因素的干扰，但其司法的被动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人民群众将司法过程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群众法律意识的体现。司法的被动地位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必要条件，也是其与主动行政的主要区别之一。司法保有其被动地位，不仅能够很好地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官先入为主而做出不公正判决。
在法官队伍建设方面，重视法官素质培养，突出法官神圣地位。法官作为直接面对和处理法律问题的重要角色，赋予其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可以找法和造法的必要前提条件。①这使法官造法过程保有其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国家在法官培训的问题上，侧重点各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大多是律师，职业化程度高、法律知识丰富，因此这些国家的法官在任职后的培训就主要侧重于提高司法技能。澳大利亚的多数法院，法官或治安法官提高专业能力通过自发组织的各种委员会来完成。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大部分是来自法学院的法学专业毕业生，要进行司法实践技能传授，就需要通过对年轻法官的培训实现。
在西方审判制度方面，西方当事人确定自己权利的地方便是法院，也就是判断当事人在纠纷或者矛盾中谁是正确的。对法院来说，审理和判决是它的重要活动，其他的功能或者作用则是辅助性的活动。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法律权利被证实，从而得到实现，当某个人生命其有选举权的时候，就是说明他的该项权利被侵犯，并且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来恢复他的这项权利，一个正常拥有选举权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这项权利。当然，这项权利是否最终存在，也是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因此在西方，审判就是对权利的肯定或者否定。
四、西方法院文化对我国法院文化发展的借鉴价值
(一)有限责任政府宪政思想指导司法活动
西方国家的法律，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的地域环境、习惯、宗教、政治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使之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受不同的传统法律文化影响，造就了中西方所重视的利益群体的单位有所不同。我国古代强调以家庭组成最基本的管理群体，由群体本位发展为当今的集体利益本位。在家庭这个管理组织之中，家长为管理者而家庭成员要服从家长的管理。由此我国的行政司法方面强调管理者的作用。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突出个人利益的保护，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这也就是其为何司法具有被动地位的原因之一。人们不需要司法主动的干预，而将司法作为解决法律纠纷的有效途径。
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范围，突出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自治能力，这是宪政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政府和公司一样，不可能负无限的责任。在此环境之下，那么司法的地位应该趋于被动。在经历了“送法下乡”等一系列法治宣传工作之后，我们应将司法的触角收回，等待人民大众对法律的接受和运用。对法院来说，审理和判决是它的重要活动，其他的功能或者作用则是辅助性的活动。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法律权利被证实，从而得到实现，当某个人生命具有选举权的时候，就是说明他的该项权利被侵犯，并且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来恢复他的这项权利，一个正常拥有选举权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这项权利。当然，这项权利是否最终存在，也是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因此在西方，审判就是对权利的肯定或者否定，司法权力即体现于此，并非要靠类似于行政权力的地方性扩张手段。
(二)西方法院文化指引法官队伍建设
在西方国家，法官具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法官作为直接面对和处理法律问题的重要角色，赋予其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可以找法和造法的必要前提条件。这体现了法官在立法过程中，推动法律前进的重要作用。西方许多法律法规的原型都是出自法官所执笔的判决建议书，因此法官的专业性和职业性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法官并非像西方法官那样有造法的权力，其地位也没有西方法官如此神圣。但是在处理基层法律事物时，法官以达到解决纠纷为最终目的，逐渐模糊了其增强法官专业性的意识。司法者不断追求和谐与平衡的境界。中国司法的平衡，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比如社会风俗习惯、人情等)，司法官作出适当性处理使之符合现实理性的需要。由此，灵活性的调解与严格规则裁判的结合是我国审判活动的特色。虽然基层法官的角色偏离有其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培养可以运用各种手段来落实司法判决的八面玲珑的法官绝非我国法治建设的本意。②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中，法律旨在纠纷的解决以维护社会秩序，那么法律完善和发展的突破口还是在基层法院法官审理的各种案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之中。如果要落实司法判决还要动用其他因素来促成，这就是我国法律为何如此孱弱的主要原因，这也体现了我国法官应该强调其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原因所在。
要加强中国的法官职业化，目前中国的法学院相对理论和实践而言，往往更擅长理论性的知识而缺少后者。所以预备法官培训就弥补了这一缺点。预备法官培训是不少于一年的重视岗位规范、职业道德和事务的培训。中国的法官培训，采取的是中国特色的填压式培训，全部采用授课式，集体培训的同一期的法官都接受同一个老师或者相同内容的教育，培训后能学到什么、悟出什么全部是自己的事。而在西方培训采取的是集体讨论的方式，相互交流思想，发现更多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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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商务印书馆，2010.
②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孙国军)
中西文化范文第5篇
一、作业成本法及其发展
近年来，全球的成本会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尤其以作业成本法的推广影响最大。该方法最早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对水力发电企业进行成本分摊时所作的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末，经过卡普兰教授的进一步阐释，逐渐为大众所熟知。然而，它虽然受到学术界的追捧，在实际应用中的情况却并不普遍。澳大利亚、爱尔兰和美国都曾经做过调查，使用作业成本法的企业不足20%。
(一)传统的作业成本法
在推崇ABC法的文献中，对该方法的优点讨论很多，主要是认为该方法从“作业”的视角重新对成本会计信息体系进行了规范，使企业能够从不同角度来对其成本进行分析与分摊，特别是对间接成本，通过将其直接与作业挂钩，根据作业成本动因计算每一作业的成本分配率，然后根据每一作业在确定的时期内消耗的产出单位量，将作业成本追踪或再分配给成本归集对象。这样一来，对间接成本的分配就更加直接，避免了传统方法下由于分配标准的不客观所导致的成本分配的不客观。
但是，经过实践检验，人们发现，作业成本法的重大缺陷是操作性差。
首先，构建成本模型时的工作量太大。在最初推出作业成本法时，它主要用于单个部门和区域的成本分析，这种简单环境下，ABC法的效果特别显著，但是如果要大范围地推行这种方法，工作量就会很大。以一家大型银行的经济业务为例，要进行作业成本分析，它的100多个业务分支机构的7万名员工每个月都需要提交工作时间的分配数据，光是这些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报告就需要14名员工来完成。显然，这样做成本高昂，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放弃使用才是最佳方案。
其次，利用该方法获取成本信息有一定的难度，它与传统会计体系的融合性不好。传统会计信息系统下按照部门消耗资源的数额来归集和反映成本;而ABC法分解作业时则根据作业耗费资源的情况、跨越了传统的部门来确定成本，因此企业要采用此方法，势必要进行会计系统的再造，其成本较高。
另外，在传统ABC法下，作业的划分是依据经验进行的，对未来的和新出现的作业的划分缺乏前瞻性，在当前人们的消费和生产趋向于个性化的情况下就无法满足需要。而且，作业的划分是按成本驱动因素为标准的，成本驱动因素是以因果关系为主，对于一些未能明显表现出因果关系的因素，就很可能被忽略掉，导致作业的划分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二)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
为了克服上述弊端，卡普兰在《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一文提出将时间因素嵌入作业成本法中。其核心思想是引入一个“时间等式”，以最基本的业务流程耗时量为基数，列出各种复杂情况下所需要追加的工时，据以按照具体情况改变每一项具体作业所耗时间的估计数，从而降低划分作业的难度与工作量，增强其操作性。
在传统ABC法下，向员工调查处理每项作业占用其工作时间的百分比有难度，且不容易反映出其有效的工作时间究竟有多长。而且对一项作业仅反映一个费率，并不能反映出客观情况。如对某种化学制品进行包装，可能仅需普通的包装，也可能需要另外包装，因而它们尽管是同一类作业，所需要的时间却大不相同，费率显然也应有所区别。引入时间因素之后，该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在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下，由公司管理者直接估计每个事务处理、产品或客户的资源需求。对每一类资源，公司分别估计单位时间投入的资源能力的成本(即单位时间产能成本)以及产品、客户和服务在消耗资源时所占用的时间数(即作业单位时间数)。
估计单位时间产能成本时，采用估算的方法。一般来说，可以简单假设实际所用的产能为理想状况的80%到85%，如考虑员工的工作时间利用率时一般选择80%，其余20%则是员工休息等所花费的时间。对机器可以选择较高的比例，如85%，允许其有15%的时间可能因维护等原因停工。因此，假如一周每个员工的工作时数是40小时，则有效工时为32小时。这样根据已知的当期资源消耗总额就可算出每分钟提供这一产能的成本。假如该部门有15名员工，提供同样的几种服务且无法分出几个责任中心，则他们本周的有效工时为480小时(15×32)，即28，800分钟。如果本周的资源消耗是144，000美元，则每分钟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为0.5美元。
估计作业单位时间数时，也可以通过向经理询问及观察来获取相关资料，获取每项工作的具体时间。这两项数据算出来之后，就可以求出成本发生因素的单位费用。如前述的例子中，假如该部门某一项业务处理需要花8分钟，那么用此数乘上每分钟的成本0.5美元，即可得出处理此项工作的单位成本是4美元。有了这个数据为基础，管理者可以得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本部门的有效工时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和客户讨价还价时更明确哪种业务、如何定价才能有利可图等等。
在企业有相关基础资料的情况下，发生新业务或增添新环节时，就能够很快得出新业务或新环节的单位成本究竟是多少。例如前段所述包装部门可以根据最后采用的不同方法耗费的时间来确定成本。如常规包装每份包装耗时1分钟;空运需额外包装，要多花5分钟，然后利用基础资料可以求出不同包装时的成本。这样就能够避免传统ABC法下对同类业务采用同一费率的弊端，也使新业务的定价能有更合理的依据。
由于该方法能够帮助管理者明确哪种业务、怎样定价才更合理，也能使企业获取更好的利润回报。
二、成本位置核算法
这种方法是德国企业最常用、影响最大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成本会计的核算方法通常被分为三类，分别解答三个问题：(1)发生了哪些成本——成本种类核算;(2)这些成本发生在什么地方——成本位置核算;(3)这些成本是为谁发生的——成本承担者核算。这三种核算方法涵盖了成本核算环节的几乎全部内容，其中(1)反映了进入成本核算环节的生产要素内容;(3)反映了各种最终产品承担成本的情况。(1)的成本分为两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直接进入第三个环节，归集到成本承担者，后者则需进入第二个环节，经过一系列的分配之后由成本承担者承担。(2)则是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各种间接成本被分摊到应当归属的位置，并由最终产品承担。
成本位置的构造主要可以根据功能原则和责任原则等原则来进行。企业构造成本位置的多寡，主要取决于企业的部门数，应当注意既要使分类尽可能广泛，又要注意避免过度细分带来的核算成本的提高。
关于成本位置的种类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其产生的效益种类分为主要成本位置(指所有与主要和直接为了销售的某些主要效益有关的核算区)和辅助成本位置(只产生间接效益)。后者又包括两类，分别是普通(一般)成本位置(为了所有其他成本位置服务)和具体(附属)成本位置(只为某个最终成本位置服务)。另一种分类方法是按其继续核算的类型分为预备(非独立)成本位置和最终(独立)成本位置。前者的成本数在分摊期结束后将被全部分摊完毕，后者的成本则直接加到成本承担者上。
在成本位置核算法下，有一个重要的辅助工具是企业核算矩阵。该矩阵不仅反映了两种分类方法所分的成本位置间的关系，而且反映了成本分配的过程和结果。利用该矩阵进行成本核算时，主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各项成本进行分配，记入它所发生的成本位置;第二步是对其进行分摊，从发生的位置分摊到接受这项成本的位置;第三步是对其进行核算，在这一步通常还可以计算出实际发生的间接成本与核算间接成本之间的差额。
上述方法是德国应用最为广泛的成本会计方法。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名为“弹性边际成本法”(简写为GPK)的成本会计方法，近年来也受到美国人的推崇。
在GPK下，成本中心的设置与ABC下不同。它要求一个成本中心只能有一个经理，一个经理可以负责若干个成本中心，并且特别强调一个成本中心内业务的同质性，因此，其成本中心的划分是按照组织/责任/分组归类的原则来确定的，比ABC下的成本中心划分来得更细致。在ABC下，是一个经理人员只负责一个成本中心，但一个成本中心内可以包括几种作业，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费用需要在几种作业间分摊的情形。在GPK下，不仅这个问题可以避免，而且可按照成本中心建立预算和制订报表，这套程序与企业的整体组织活动结成一体，反映了一种整体的成本管理思想。
在GPK下，确定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标准与传统成本分配制度下也有所不同，传统上认为随着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数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是变动成本;GPK下则认为随着该成本中心的产出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是变动成本。在GPK下，辅助部门把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向基本生产部门分配后，基本生产部门继续将其按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进行处理。
假如有一个辅助生产部门甲(成本中心)，为A、B、C三个基本生产部门提供服务，则A、B、C三部门需在期间开始前向甲提供预算，预计本期内需要甲向其提供的服务次数分别是X、Y、Z。如果当期甲的预算成本由固定成本E和变动成本F构成，则甲向这三个部门分配的预算成本将由各单位接受的服务次数和平均的分摊成本决定。并且，在本内，A、B、C三部门将甲部门转入的固定成本E视为固定成本(因为它与本部门的机器工时数无关)，由内的12个月平均分摊。转入的变动成本F在编制预算时作为变动成本中的一项来记录。在各月计算实际发生数时，还要分别以已经分配来的变动成本数为基础，除以该部门预算的机器工时总数，以此为分配率(主要是为了保证各期的单位成本一致)乘以当期该部门的机器工时数，从而得出一个目标变动成本，最终与实际发生的成本数进行比较，得出差异数之后，再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这是GPK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能促使人们提高责任心，尽力提高效率。
在对基本生产成本中心进行核算时，GPK把设备费用分配到产品上的做法，也有其自身的特点。GPK下设备费用以正常的生产能力(即设备制造者确定的生产能力的85%或者预期的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水平，以二者中较低者为准)为基础进行分配，计算费率时各年分母数相同。
从GPK下对两种成本中心成本的分摊可以看出，GPK是“成本拉动”分摊的一个典型，辅助生产部门按照基本生产部门提供的计划服务需求量来确定向基本生产部门分摊的变动成本“单价”和固定成本总额;而ABC则是一种“成本推动”分摊的典型，辅助部门知道基本生产部门需要多少服务，发生的成本直接由下游承担。两者比较而言，显然GPK法更有利于成本的管理和控制。
此外，GPK下的损益计算书分层次反映了不同级别的成本和效益信息，可以让决策者很容易地发现经营的有效成本，十分有利于成本管理。不过，由于这种损益计算书完全是为了成本管理服务的，因此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需要对其做适当的调整。
三、小结
前文对目前世界上成本会计的几种普遍受到关注并广泛应用的几种方法作了简单的介绍，可以发现这些方法各有优势。GPK重点关注的是通过成本核算把责任制贯彻到企业的最基层，它和成本位置核算法一样，十分强调成本具体发生地点的核算;而ABC更关注纠正产品成本被扭曲的问题，即使是引入时间因素的ABC方法关注的也只是改善该方法的可操作性，并不强调责任确定问题，责任中心的地位在ABC中被淡化，这可能也是其不能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成本会计作为向管理层提供相关信息的重要工具，势必要置身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战略性框架中，对基本的信息来源加以充分分析，为企业提供经营、战术和战略所需要的信息，这才是成本会计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指导思想，过分地拘泥于细节，可能反而偏离了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