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1篇
真正的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其特征是：第一，全球化始于美元全球化；第二，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第三，互联网的出现把全球真正连成一体，巨量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流动；第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第五，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系列全球性危机；第六，全球治理开始全覆盖、机制化。
由于上述六大要素在最近20年左右时间里同时出现并相互作用，才有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这六大要素目前还在继续发展，还是雏形状态，远远没有终结和完善，还在酝酿和变化当中。所以全球化还在发展中，全球化体系还在形成中，因此全球化远远没有终结，还要有很长时间的进行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我们的官方语言真正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不到十年时间，用“全球治理”概念的时间不到五年，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越来越关注全球治理。我们对世界趋势的战略判断是“三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这三化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是改变未来世界的主要潮流。与此同时，西方对全球化内涵也有“三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价值观普世化。这三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定义的全球化内涵。可见，对全球化内涵存在着中国和西方的两种界定或者说是两种内涵，存在着西方的全球化和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全球化。全球化的不同定义，意味着不同选择、不同方向。两种全球化的争论刚刚开始，谁占上风还没有定论。未来可能是这两个趋势的融合，也可能是两个趋势的冲突。
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另外一个潮流即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也在出现。当前逆全球化的特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范围的财富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更不均衡，各个国家之间贫富更加悬殊；第二，全球治理遇到深刻的制度障碍，最关键的是对全球财富分配无法做出制度安排，目前不可能用超国家力量来处理超国家的财富分配；第三，全球化推动文化、信息、人员的跨国流动，对民族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第四，全球网络造成草根阶层大规模卷入高层政治，出现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浪潮。
用这个观点来看全球化的变化，也就比较正常了，并非不可思议。特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英美两国成了逆全球化的领头羊。现在美、英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全球化负面潮流似乎超出全球化正面潮流。
可见，全球化的两面性凸显了。我们本来所声称的全球化是建设性的，促进发展的，促进稳定的，促进和平的，这是理想主义的全球化。现在破坏性的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正面全球化和负面全球化是同时存在的，是全球化的一个整体的两股力量。任何事物必然有正反两个方面，如果只有正面全球化，就不成为全球化，不符合客观规律。
这两种力量并存的情况下，全球化就不可能是一种不加选择的全面全球化，只能是有所选择的全球化。各个国家的竞争力、要素、文化、国情不一样，各国只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球化。但是，某个国家认为有利的正面全球化，在另一个國家看来可能是不利的负面全球化。
面对全球化的两重性，各国选择的差异性、复杂性扩大了。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潮流都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处于起步阶段，都没有充分完整表现的情况下，在全球治理薄弱的情况下，各国进行有选择的开放，由此而来产生有选择的冲突、有选择的合作。
我们将面临一个很长时期的合作与冲突并存，甚至是冲突大于合作的全球化时期。有些国家在没有新办法的情况下回到老办法，特朗普就是回到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守主义、保护主义等老办法。我们就要堂堂正正地变成规则建设者、世界治理者。这就是中国新的战略机遇。
（摘自《探索与争鸣》）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是针对高校非环境专业开设公共环境教育的一门通识教育课程。该课程以当前全球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和环境危机为主线，旨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提高其环境素养。为了更好地发挥该课程在高校环境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教学改革措施，实践证明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全球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目前，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正导致全球变暖，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城市、气候紊乱导致极端天气频频发生；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珍稀物种不断消失，人类在地球家园中的朋友越来越少；在周围的环境中，大量有毒化学物质随意排放，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还使许多重金属元素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威胁公众健康。自20世纪末以来，人类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与环境危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此，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如何解决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问题，也成为人类热议的话题之一。所谓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现代大学生是我国解决环境问题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识的形成也将决定我国环保事业的成败[1]。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高校普遍开设了面向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类的通识课，《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是其中之一。该课程以当前全球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和环境危机为主线，旨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提高其环境素养，掌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而提高其保护环境的意识[2]。
经过两年该课程的教学过程，结合其他高等院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的经验，本文从该课程的教学模式、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总结了自己对该课程的理解，希望能对此类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的激发以及对于高校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科学设置教学内容，保证内容的实时性
（一）课程内容合理化
为了紧跟学科前沿，该课程选择清华大学钱易主编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第二版）作为教材。该教材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学科的覆盖面广，本课程涉及生态学、资源学、环境学、伦理学、经济学、治理学等诸多学科，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面内容丰富[3]。但教材的更新毕竟与当今发展中不断涌现的环境问题不能同步，且学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具有量大，面广，及时的特点，因此，如果完全以该教材作为教案，则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考虑到教材的局限性，该课程教案以本教材中的基本学科理论作为授课的理论基础，以全球最新的环境案例及环境保护形势和政策为主要授课内容，同时，适当结合学生的兴趣，介绍实时性的环境保护技术，缩短课程内容与环境科技前沿的距离。实践证明，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比较容易的理解环境学科的基本理论，又不使授课内容与时代发展脱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教学内容专题化
由于该课程的设置主要面对非环境专业的学生，因此将课程内容以专题的形式，形成小型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来教授，会更易于被学生掌握，例如全球气候变暖、酸雨、臭氧层空洞、物种多样性、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等。考虑到该课程的授课对象大多数来自非环境专业，因此，此类专题大多比较熟悉，而且是热门话题，例如，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PM2.5的制定及危害等，学生很感兴趣，适当补充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后，学生就能接受，从而使课程内容深浅得当，难易适中。
三、努力创新教学方法，保证模式的多样性
（一）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是面向非环境专业学生，要求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深度不高，但知识面广泛，仅仅依靠传统的教学手段不足以完成教学目的。单一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兴趣，学习效率也不高。因此，将现代多媒体技术应用到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手段，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现代多媒体技术，内容极其丰富，通过生动的图片、动画和视频，从视听两个角度来强化教学内容，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的能力，从而与传统的教师传授模式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该课程部分内容比较抽象，例如讲解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时，单纯地依靠传统的文字板书的教学手段，学生对于全球环境形势的严峻性难以形成直观深刻的印象。在讲授该专题内容时，可以采用图片和视频的手段，介绍历史上以及当前出现的环境事件，如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6年日本水俣病事件、2010年墨西哥湾油田漏油事故、2011年铅酸蓄电池厂污染导致的血铅超标事件等。运用多媒体手段，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实例，给学生提供了图、文、声并貌的信息，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领会全球环境形势的严重性以及世界各国面对环境危机事件时的处理对策[4，5]。同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一些环保类影片及环保专题的影像资料，如《可可西里》、《美丽的西双版纳》、生态农业、工业生态园等，既贴合课程的要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引发学生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受到了学生的喜爱。
（二）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
随着当今Internet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中计算机的普及率也几近100%。因此，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变得可行，而且会促使教学手段的创新性改革。由于环境问题涉及的内容非常的庞杂，仅仅依靠课堂的短暂时间，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是远远不够的。课堂教学，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将学生领入环境保护事业的大门。而要让学生真正地掌握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精髓，还要依靠网络教学的补充。
目前，很多高校构建了网络教学平台或精品课程网站，对于课堂教学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网络平台可由任课老师进行管理，放入课堂教学的课件，学生可以自主复习，重新学习课堂上没有接受和消化的内容。同时，平台应该增加丰富的教学素材，例如关于各个专题的实时资讯，新颁布的环保政策等。由于环境科学发展的迅速，这就要求网络平台上的内容和资源及时更新，以确保其时效性、典型性和实用性。同时，网络也可以提供师生互动的平台，例如BBS、聊天室或者Email。学生可以在平台上发表自己对于一些环境问题的看法，与同学们进行讨论，也可以就某个知识点进行提问，老师们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为同学解疑。这样，就形成了课外互动式的学习模式，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加强教学效果。而且，网站应当设置一些题库和试卷库，方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自主检查，老师也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反馈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达到更优的教学效果。
（三）采用互动式的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根据教学目的要求，以案例为素材，使学生进入特定的情境之中，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单纯的理论教学会使课堂气氛过于沉闷，因此要引用丰富的案例素材，结合理论知识来讲解知识点，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选择案例时，一定要根据教学内容和目的以及学生的兴趣，并适当考虑案例的时效性、典型性、针对性。例如在讲授“水污染状况及其治理”专题时，可以选择我国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作为主要案例，利用图片和影像的形式直观地展现苏州河的变迁以及治理的各项措施。由于整个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会对水污染及其整治逐渐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知识结构。在播放影像资料之前，可以精心设计一些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案例，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另外，还可以结合具体情况，邀请一些本领域的著名专家给学生做专题讲座。这种形式，既缓解了紧张的课堂气氛，还能使学生了解到最新的环境案例和理论，也颇受同学好评。例如，本学期，有幸邀请到了加拿大Alberta大学的James R.Bolton教授为本课程的学生介绍了加拿大Edmonton城将其中的一个机场改建为世界级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的案例。该案例体现了人类居住社区绿色建筑，绿色能源与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理念，提供了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人类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图1为James教授与学生讨论的场景。结束后，学生普遍认为一个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变为实实在在的案例更容易为同学所接受。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以老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缺乏双向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这种教学形式上过于呆板，学生得到的知识比较肤浅，难以形成深刻的印象。而互动式教学可以克服以上的缺憾，它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老师和学生是一种教学相长的关系，甚至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6]。因此，案例教学中，还应当加强学生与老师的互动。在本课程的讲授中，将学生分组，每组同学可以采用大家喜爱的形式展示本组感兴趣的环保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授课老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点评，并计入一定的课堂成绩。这样既锻炼了学生自主思考问题，采用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同时，也加强了老师与同学及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互动。实施过程中，该形式效果良好，大家积极思考，采用的形式有电视采访，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情景剧模拟，小品等，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主体参与性，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性，使之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图2为以电视采访形式进行活动展示的场景。
（四）实践调查与专题讨论相互结合
理论指导实践，环境保护最终也要落实到实践中。但是，大多数课程都缺少实践的环节，为此，结合实际情况，给同学提供一些亲身感受环境保护的实践。例如在讲授“水资源与水污染”专题时，结合我校创建节约型校园的案例，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到案例现场，让学生亲眼目睹正在运行过程中的水处理工艺，如我校采用膜生物反应器（MBR）处理学校生活污水以及校内水体的生态处理技术等。这种现场教学不仅填补了实践教学的空白，还能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其环保意识。
另外，可以在课后布置少量环境调查项目。选择一些典型性调查项目进行课堂讨论。例如，在授课过程中，有同学看到垃圾围城的图片，就提到了城市垃圾的处理与处置问题。一位来自台湾逢甲大学的学生说，在台湾，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日常习惯性的行为，但来到这里以后，发现自己想分类都很难，因为在我们学校目前还没有分类或者只有很粗略的分类，也缺乏监督管理。其他同学也提出了一些在学校教学楼和宿舍楼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见与措施，学生们都希望，我们能早一天也实行垃圾分类管理，保护我们的环境。就此问题，我们给学生布置了在学校周围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的问卷调查。学生对于调查的结果查阅相关文献或网络资料，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在这种自主学习和分析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对环境保护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当然，《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公选课，也难免有的同学是单纯为修学分而来上课的，通过了解，有的同学也直言不讳的说就是这样的目的，因此，如何结合目前全球环境和生态危机，为非环境专业的同学展现一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课程，让更多为了“挣学分”而来的学生，能为了“知识”而走进我们的公选课堂。前面的实践证明，通过以教材为理论指导，多媒体结合时事，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实地讲解等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起到了积极调动同学参与到课程中来的效果，也活跃了课堂气氛，大大增强了选修课程同学的环保意识。
参考文献：
[1]苟帅，徐吉侠，蓝增全.普通高校环境教育公共必修课建设的重要性[J].西南林学院学报，2006，（Z）：43-45，54.
[2]韩小荣.论高校环境教育的实施[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7）：50-51.
[3]朱光耀，袁飞，等.对高等院校“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大纲建设的思考[J].宿州学院学报，2007，22（3）：135-138.
[4]曹云萍.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多种教学方法[J].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4）：80-81.
[5]阮俊华，张志剑.高校环境教育促进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社会构建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9）：34-36.
[6]王建英.互动式教学模式在环境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成人教育，2008，（8）：142-143.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成为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我国的影子银行业务仍以银行为核心，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就是银行的影子。影子银行加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前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应重点加强风险分析和防范。本文以金融抑制和金融脆弱性理论为视角，对区域影子银行的现状、发展动因和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影子银行；金融体系脆弱性；风险监管；对策
1.银子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的界定
影子银行（Shadow Bank）是经营没有央行流动性支持和公共部门信贷担保的期限转换、信贷转换及流动性转换的金融中介机构。国内界定为行使商业银行功能，但却基本不受监管或仅受较少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比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特殊目的实体公司（SPV）等。所有影子银行沿着一条长而复杂的证券化链条相互关联，形成彼此之间具有信用和派生关系的影子银行体系。
影子银行体系这一概念最早2007年提出，又称“平行银行体系”或“准银行体系”。狭义的概念界定，通常指游离于传统银行体系之外，从事类似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非银行机构系统从广义层面界定，影子银行体系的内涵大大扩展，涵盖了涉及各种类似或替代传统银行业务的不受审慎监管的非银行机构业务部门、银行机构内部的影子银行部门、各类创新金融工具和业务，以及交易赖以进行的场外市场等。
2.用金融体系脆弱性指标研究影子银行
2.1模型的选择
本文旨在研究影子银行对金融系统稳定的冲击性研究两者的相互影响。在关于多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分析中，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得到了普遍应用做出的结果对实际经济行为解释也较为合理。鉴于此本文采用VAR模型。
2.2变量选取及介绍
（1）关于影子银行规模。由于影子银行的数据难以获得从影子银行各项货款的占比来看，委托货款和信托货款占影子银行货款总规模的50%左右其他各种类型影子银行货款规模较小委托货款和信托货款的变化趋势能够代表影子银行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采用这两部分的同比增长率作为影子银行的观测数据记为X。
（2）金融脆弱性的衡量最早由IMF在它的国家发展报告中提出来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反映金融脆弱性指标，即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年货款增长率和年度外债余额与GDP的比例四个指标。通货膨胀率代表的是宏观脆弱性指标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能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而投资者的信心对金融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2.3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VAR）
为反映影子银行（委托及信托）与金融稳定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河建立VAR模型，通过单位根ADF检验，发现所有变量均是平稳的，因此俄们可以通过VAR模型来分析上述变量之间的短期互动关系。当期一个标准差的影子银行增长率与金融脆弱性指数对后期的影子银行增长率和金融脆弱性指数的冲击影响。当期金融脆弱性指数受到冲击影响上升后，仅在第五期对金融脆弱性指数造成正面冲击影响，其余各期均为负面影响，在第一期逐步下降，随后第三期冲击影响达到峰值，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逐步减弱，到第六期时影响趋于平稳，这说明金融脆弱性指数对自身的影响是短期的、显著的（第三期达到最大），并且影响比较大。而当期影子银行增长率受到冲击影响后，会对金融脆弱性指数产生一个正面影响，但在第三期后逐步回稳，从第四期后影响逐渐变小，并趋于稳定，这表明影子银行对金融脆弱性指数的冲击具有滞后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子银行增长率对金融稳定指数的影响趋于0。
本章利用VAR模型，对影子银行与金融系统脆弱性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对金融系统稳定性有明显负面影响沮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
3.影子银行加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3.1影子银行业务加重了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
影子银行业务使得银企双方的简单信贷交易转化为跨市场、跨地域、多方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原本单家银行和单户企业间的信贷业务演变为资金业务后，产品设计变得复杂，账务处理、统计归类、拨备计提、资本占用亦无统一的标准，增加了银行自身及监管部门对其信用风险的识别和判断难度。以典型的银信合作为例，表面看，项目风险表现为信托资金计划风险，但实际操作中银行会为信托计划提供隐性担保。银行与信托、券商事实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风险仍集中在委托方，对交易提供融资保函或抽屉协议的银行在牵涉其中。对此类业务，尽管银行资本占用减少，拨备计提减少，但仍承担着到期收回资金等实质性责任，风险并未得以根本转嫁。而且，整个业务链条中的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变故都可能导致风险暴露。此外，与传统信贷业务相比，企业通过影子银行融资的成本更高，更易出现道德风险，如期还款的可能性降低。而且，此类业务往往以应收债权或股权为标的，抵押担保条件较弱，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次级贷款，信用风险相比更高。
3.2投资者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银信证理财产品兑付风险
理财产品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委托代理关系，与银行存款有着根本区别。但国内多数投资者未亲身经历过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认知上存在误区，认为理财产品隐含着金融机构的信用担保，金融机构有“刚性兑付”的义务。随着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理财、信托产品有可能会出现风险，事实上国内已经出现个别信托及理财项目违约的情况，风险苗头已经显现。进一步分析，由于一般客户缺乏法律、金融专业知识，对影子银行复杂的交易结构知之甚少，难以真正识别和判断风险。一旦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就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冲动加入挤兑行列，导致集体非理性行为，从而引发金融机构的脆弱性风险。
3.3银行与借款人间的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高风险领域或企业过度负债的风险
影子银行业务快速发展下，金融杠杆在货币信贷收紧的情况下会继续上升，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方向的项目仍可从影子银行系统获得融资。据监测，区域影子银行部分资金已流入原本被禁止或限制进入的领域或企业，如房地产项目、政府融资平台。由于影子银行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加上目前委托贷款、信托计划等影子银行融资的业务信息还未全部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金融机构难以全面掌握这些行业或企业的总体负债状况，可能在其负债率已经超标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影子银行系统提供融资，进而导致高风险领域或企业出现过度负债，信用风险不断累积。
4.结束语
应客观看待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正确认识影子银行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影子银行宜“疏”不宜“堵”。不应否认，影子银行发展有积极的一面。一是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部分资金需求，避免了部分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二是弥补了分业监管所导致的金融市场分割和扭曲，推动不同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竞争与融合，提高了金融体系效率。三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影子银行连通了官方管制利率市场和自由利率市场，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推动金融创新。各类理财、信托产品丰富了客户投、融资选择的范围，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产品难以服务的客户群体或需求类型。
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发挥影子银行积极作用的同时，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影子银行风险防范上，防止影子银行继续加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经管学院）
参考文献：
[1]胡晓炼.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进金融业稳健发展[N].金融时报，2013-9-7.
[2]苗晓宇，陈睎.影子银行体系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探析[J].华北金融，2012（2）.
[3]雷曜，祝红梅，王亮亮.客观看待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J].中国金融，2013（4）.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4篇
自去年年底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一直呈波动上扬趋势。2004年8月，油价屡创新高。9日，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终盘升至每桶44.80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一纪录很快被刷新。17日，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9月份期货价格收盘时达到每桶46.75美元，盘中曾一度逼近47美元。
石油价格高企引发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忧虑。据美国媒体报道，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中的1/3认为，倘若原油价格突破每桶50美元，则将严重威胁经济复苏，并可能使经济重新陷入衰退。近1/3的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复苏构成威胁的原油价格的临界价位是每桶60美元。
事实上，由于石油价格飞涨，美国6月份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8月中旬，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报告称：6月份美国商品及服务的国际贸易逆差从5月份修正后的468.8亿美元上升至558.2亿美元。逆差远远高于华尔街分析师们此前的预期。之前，经济学家曾预计美国6月份贸易逆差将达到475亿美元。
对于国际市场油价屡创新高，欧佩克主席普尔诺莫·尤斯吉安托罗认为，这并非由市场供应短缺引起。尤斯吉安托罗说，欧佩克目前日产量为3000万桶，还有200万桶左右的剩余产能。他表示，市场对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情绪导致每桶至少15美元的溢价，随着委内瑞拉、伊拉克局势恢复正常，俄罗斯尤科斯问题得到解决，2005年世界石油价格可望恢复到每桶30美元的水平。
去年３月以来，欧佩克和墨西哥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并实施限产保价协议，同时受亚洲经济复苏对石油需求增加的影响，世界石油价格猛涨到每桶40多美元，这是海湾战争结束以来首次上涨到如此程度。
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已经成为二战后美国多次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至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５月３日国际能源机构发出警告说，油价一年升10美元／桶，亚洲（不含日本）的GDP就要下降0.8%。
对现今世界经济而言，石油价格是重要影响因素。无论从数量或是价值上，石油都是最大的国际贸易商品。此外，与能源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受能源价格影响较大。尽管不能完全替代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石油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这些燃料价格相关。由于这些原因，石油价格的震荡对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真实的案例不胜枚举。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石油出口国印度尼西亚货币贬值75％以上，加上国际油价低迷，该国外汇收入大减。在双重打击下，苏哈托总统解除了燃油和电费补贴，致使国内燃油价格猛涨71％，电费猛涨60％。这一决策遭到失业者和赤贫阶层的强烈反对，引爆震动全国的骚乱，执政32年之久的苏哈托最终被迫辞职。
当石油供应过剩和价格过低时，会产生不同的政治经济后果。石油价格急剧下跌，将有利于石油进口国，损害净石油出口国的利益。对石油净进口国来说，石油价格降低的效果类似于减税，增加了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这经常导致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与低通货膨胀率并存，由此，经济通常会迎来强劲增长。但对石油出口国而言，则是一场灾难。1998年，当每桶原油价格跌破10美元时，俄罗斯因石油收入锐减而陷入了债务危机；石油富国文莱国王被迫让位。
石油资源分布的资本格局
由于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在争夺石油资源和控制石油市场的博弈中，产油国和石油消费国总要尽量维持使自己获取利益最大化的供需格局。
据英国石油公司（BP）最近发表一份报告，称截止到2003年底，全球石油储量为11477亿桶，仅够用40年。同时，石油在全世界的分布极不平衡。整个近东地区拥有全球63.3％的石油储量，欧洲和中亚的石油储量占9.2％（仅俄罗斯就占6％，拥有691亿桶石油储量）。此外，非洲地区石油储量占全球8.9％，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占8.9％，北美地区占5.5％，东南亚和大洋州占4.2％。
产油国中，仅三大产油国储量就占世界总量的近50%。沙特阿拉伯拥有2627亿桶石油储量，占全球的22.9％，位居第一。伊朗的石油储量为1307亿桶，占11.4％，位居第二。接下来是伊拉克，拥有石油储量1150亿桶，占10％。
1960年，一些产油大国联合起来，组成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包括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等11个国家。2003年，石油产量超过200万/天的13个国家中，有6个是欧佩克成员国。欧佩克成立的宗旨，在于通过消除有害的、不必要的价格波动，确保国际石油市场上石油价格的稳定，保证各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稳定的石油收入，并为石油消费国提供足够、长期的石油供应。不过1998年后，尽管伊拉克是欧佩克成员国，伊拉克的产品并不包括在欧佩克限额协议中。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调查认为，欧佩克组织的探明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3。不过欧佩克并不能控制国际石油市场，因其成员国的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只占世界石油、天然气总产量的40％和14％。但是，欧佩克成员国出口的石油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50％以上，因此当其决定减少或增加石油产量时，对国际石油市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非欧佩克国家份额稳定增长
过去的三十年中，非欧佩克国家俄罗斯、挪威、墨西哥等石油供给大大增加，在蚕食欧佩克市场份额中起到重要作用。非欧佩克石油供应的增长导致欧佩克市场份额一直低于1973年52%的历史高点。2003年欧佩克成员国的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38%。
1970年代早期，北美支配着非欧佩克国家的产油；1980年代，北海地区和墨西哥发展成重要的产油地；1990年代，新的产油国大多来自拉丁美洲、西非、中东地区的非欧佩克国家以及中国。非欧佩克国家的已探明储量稳定增长。1980年代晚期及1990年代早期，有预测悲观地认为，从长远来看，资源的局限性将使得非欧佩克国家的产量陷于停滞状态或者减少。事实上，尽管有几个时期石油价格相对较低，但是从1993年以来，非欧佩克国家石油产量逐年增长，从1993到2001年每天增加580多万桶。同时，随着新探测和生产技术的出现，石油行业成本的降低，以及产油国政府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鼓励探测和发展的种种努力，非欧佩克国家有望恢复生产能力。
非洲特别是几内亚湾地区存在巨大的石油资源潜力。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石油投资不断增加，非洲成为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又一个竞争高地。
作为世界八大产油区之一的非洲，近年来由于深海勘探技术的运用和几内亚湾地区新油田的发现，探明的石油储量不断增加，引起世界广泛关注。
非洲石油储量从1997年的92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102.59亿吨，2002年的104.59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7.4%。2001年新发现的80亿桶石油中有70亿桶在几内亚湾。以苏丹为例，2004年1月，苏丹的原油探明储量估计达到5.63亿桶，2001年的储量还仅是2.63亿桶。与此同时，非洲石油产量、出口量较前10年也有了大幅度上升。到2001年底非洲日均原油产量已达870万桶，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1%。
非洲20个产油国中，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和安哥拉5个国家的产量占非洲总产量的85%。其中，安哥拉的产油量仅次于欧佩克成员国尼日利亚。1980年以来，安哥拉的石油产量增长了6倍。2003年，安哥拉石油平均产量是92.3万桶/天，到2008年产量预计将是现在的两倍。出口也增长迅速，2003年安哥拉对美国出口原油达到35万桶/天，占美国进口总量的4%—5%。由于开采成本较低、接近欧洲市场、基础设施完善等因素，非洲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产油地。近年来，安哥拉、埃及等国家相继调整了石油政策，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非洲石油市场空前扩大。2004年6月，苏丹产量由去年的27万桶/天提高到34.5万桶。赤道几内亚、乍得等也跻身于非洲产油国之列。
在未来5年内，国际市场上新的非波斯湾出产的石油有1/4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国石油金融公司预计，安哥拉的日产量预计会翻一番，接近200万桶。2004年通往喀麦隆的耗资37亿美元的输油管道建成后，乍得的石油产量将达到22.5万桶。3年之内，赤道几内亚的日产量预计将增加近1倍，达到35万桶。
从更长远来看，未来20年，非洲石油产量可能增至日产石油1100万桶，比现在增加40%。这些数字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打破世界石油分布的格局，但随着几内亚湾新油田的继续发现，非洲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地位有所提高，世界石油航线将有所改变，对非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影响重大。
目前，美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的石油占美国总进口量的16%，相当于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石油数量。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预测，到2015年，美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25%，超过从海湾国家进口的总和。
东北亚石油需求激增
一直以来，世界能源消耗大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净石油进口国。在世界消费总量中，北美占30.2％（仅美国就占27％），欧洲占27％，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占22％，而非洲仅占3.3％，南美占6.3％，中东为6％。2003年世界前十大能源消耗国中，只有俄罗斯和加拿大是净石油出口国。
国际能源组织预测，未来世界能源需求的主要增长将基本产生在经济增势明显的亚太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亚洲很可能将取代北美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市场的中心。21世纪前30年，世界经济发展热点在东北亚环日本海地区，该地区对能源的需求增长将最快，可达8～10％。随着中国的崛起，预计中国在2010年前原油消费量将以年均4.5％的速度递增，2010年将达到3亿吨，需进口原油1.2亿吨；2020年原油消费量将增加为3.84亿吨，需进口原油1.82亿吨，进口依赖率将高达50％以上。
近十几年来，东北亚地区的能源需求总量在世界能源需求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不包括俄罗斯）的能源需求占世界能源需求总量的比重已近1/5。其中，日本、中国大陆和韩国的能源需求占东北亚地区能源需求总量的98％以上。
在东北亚地区，中国的石油消费去年第一次超过日本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居第三位，韩国也是世界石油消费大国。这三国中，日本是传统能源进口大户，目前仅在日本海沿岸拥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油田，产量仅占全国石油供给量的0.2%，其他则全部依赖进口。日本的石油进口不仅居东北亚地区第一位，也是亚洲地区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韩国的石油则完全依赖进口。我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也已达32%。
韩国、中国既是东北亚地区石油进口的第二、第三位，也是整个亚洲地区进口石油的第二、第三位；韩国还是整个世界的第四大石油进口国。日、中、韩三国也是世界石油加工大国，日本、中国、韩国的石油一次加工能力目前分别居世界第三、四、五位，合计能力约占世界总能力的15％以上。另外，朝鲜虽有煤炭，但迄今未发现石油，所需石油也全靠进口。蒙古虽有油矿，但由于开采能力有限，也基本依赖进口。
从石油进口地区来看，日本石油进口基本全部来自中东地区。日本日平均石油进口量在430万桶以上，其中来自阿联酋的约占24%，沙特占23%，伊朗13%，卡塔尔10%，科威特7%，阿曼6%，其他17%。韩国的日原油进口量也在300万桶以上，石油进口有7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石油进口在韩国进口总量中占到13％以上，且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虽然俄罗斯远东地区有丰富的石油，但迄今为止，由于开采困难等原因，俄远东地区对中、日、韩三国的能源出口仍非常有限。目前，日本每天从俄进口的石油仅约6000桶。
美国著名能源问题专家卡尔德认为“一方面，能源可能造成大国对抗从而加剧地区紧张；另一方面，通过重要的新形式的合作，各国之间的矛盾可得到化解。积极推进能源合作，将对整个东北亚的稳定起建设性作用”。
石油资源的分布地区与消费地区存在巨大差异。为加强对石油资源的占有，石油资源出口国主要是通过国有化由国家不同程度地控股，并形成石油国家之间的合作组织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发达国家主要通过资金与技术投入对资源国资源取得不同形式的占有，常常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渗入相结合以掌握自身油气消费的来源。
在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中国南海等地区，竞争已经加剧。中东—北非是世界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由于各国经济对石油依赖程度不断加大，该地区纷争不断。中亚—俄罗斯作为新开放的石油市场，资源潜力大，地理位置优越，介于欧、亚两大消费区之间，中国、日本等国已经在某些项目如安大线上有过交锋。中国南海油气资源丰富，且是中东石油东运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显然，石油分布与消费地区的不平衡，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剧各国对油气资源的争夺。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5篇
在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之际，大力提升推动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水平，具有极强的紧迫性。全球金融风暴和欧洲债务危机给欧美日银行业带来了巨大打击，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也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战略良机。
经过多年跨境发展的努力，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有了一定的基础。2010年末中国商业银行共在美国、日本和英国等3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59家分行、57家附属机构，就业人数达4.2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4.1万人）。
但中国银行业全球网点的密度不够，全球服务能力仍难以满足企业“走出去”的需求。2010年末，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在5亿美元以上的36个国家或地区中设立了机构，相应的直接投资金额占36个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的87.8%，占中国整个ODI存量的83.8%。但是，中国银行业在这些国家的网点数量非常有限。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在港澳台和全球32个国家仅设有984个分支机构。相形之下，汇丰控股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设有8000多家分支机构，花旗集团在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5000多家分支机构。中国商业银行的全球布局既难与国际大型跨国银行集团比肩，也难以满足服务中国企业全球发展的需要。
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本质上就是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银行集团。
国际化水平亟待提高
国际化起步较晚的中国商业银行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商业银行的国际化阶段可以用金融机构地理分布指数（GSI）或海外资产占比两个维度大致划分为跨境发展、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三个阶段。
商业银行的跨境发展阶段，GSI在10%以内，或者海外资产占比低于20%，也就是初步步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阶段。
商业银行的国际化阶段，GSI在10%-50%之间，或海外资产占比在20%-50%之间，处在这个阶段的银行可称之为国际化银行。在国际化阶段，随着商业银行在海外布局的不断深耕，在许多细分市场呈现本土化的特征，同时还逐步构建完善的全球服务体系，全球服务能力也不断提升，为国际本土化阶段。目前瑞士信贷集团、荷兰国际集团、法国农业信贷集团、瑞士联合信贷银行、德意志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等属于这个阶段。
商业银行的全球化阶段，GSI在50%以上，或海外资产占比超过50%，在2010年全球国际水平最高的前50家金融机构中，汇丰控股、法国巴黎银行和花旗集团属于这个阶段。
从2010年金融机构地理分布指数（GSI）来看，中国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进入前50名。中国商业银行中，只有目前属于29家系统性重要银行的中国银行正从国际化初级阶段向国际本土化阶段发展，在香港和澳门特区具有本土银行的地位。工商银行正在加快从跨境发展阶段向国际化阶段跨越的步伐，其他银行仍处于跨境发展阶段。
跨国银行集团是发达国家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历次危机中（尤其是在此次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西方发达国家都大幅注资本国大型金融机构，力图稳定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国际化水平较低，难以满足支持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更难以支撑中国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的稳定作用，难以做中国成为强国的支撑。因此，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有力推进我国大型跨国银行集团的建设。
一方面，目前中国大型商业银行仍然大而不强。由于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较小，国内市场利差较大，信贷规模大幅扩张，中国银行业利润大幅上升。有人提出了“银行业暴利论”，但从税前资产回报率（2011年为1.29%）和税前资本回报率（2011年为20.3%）来看，仅仅是初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大型银行集团正常经营时的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商业银行提升国际化水平面临战略机遇。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欧美大银行在2008年和2009年税前利润大幅亏损或大幅下降。欧美发达国家大幅注资其金融机构，力图维持其优势地位，但其恢复仍要2年-3年时间，这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空间。
危机对欧美银行的冲击主要是本土市场，其原因不能归结为国际化，而要归结于过度的金融创新，缺乏恰当的金融监管，许多资产或衍生品建立在房地产泡沫上。汇丰控股正是由于良好的国际化结构，从而降低和化解了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汇丰控股的税前利润则从2006年和2007年的220.9亿美元和242亿美元下降至2008年和2009年的93亿美元和71亿美元，但2010年反弹至190亿美元，保持了持续的盈利能力。此次危机不应成为中国商业银行放缓国际化脚步的借口，而应是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战鼓。
因此，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本质上就是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银行集团。但中国商业银行要走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并要合理预期国际化程度，不能盲目攀比。中国商业银行应不断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提升资产整体盈利水平，逐步缩小与国际领先同业的差距，使ROA、ROE等指标接近或超过同业先进水平。鉴于中国的本土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商业银行GSI指数理想水平可能没有发达国家的银行高，估计在30%-40%左右即进入理想状态。中国商业银行业务增速保持在年均10%-12%较为合理。
立足本土，布局全球
在具体国际化战略上，中国商业银行应坚持立足本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商业银行应当继续深挖本土市场利润空间，使本土成为国际化经营的稳定后方和利润保障。立足本土也是跨国银行通用的策略。除个别跨国银行集团利用其在殖民地的优势成长起来以外，大多数跨国银行集团在本土市场都位居前列。即使是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跨国银行集团，如汇丰控股在英国本土是位居前列的银行。
中国商业银行立足本土还可充分发展客户关系。本土企业和居民是中国商业银行天然的客户，而“走出去”企业和“走进来”企业也是中国商业银行的重要客户。但是，立足本土并不是仅限于本土，以本土市场为基础，保证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同时以恰当的方式开展国际经营，也会更有助于服务本土市场的企业和居民，包括“走出去”企业和“走进来”企业及其关联公司。而且，立足本土也并不妨碍中国商业银行在境外部分国家或地区成为本土化银行，尽管这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跨国银行的全球布局发展根据各家银行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遵循了追寻自身母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追寻世界经济的热点发展区域的基本规律，通过实现全球化的经营布局，促进自身业务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海外布局仍以亚太地区为主，兼顾欧非和美洲，事实上是“一体两翼”布局，也就是重亚太地区的布局，尤其是香港特区，在欧非和美洲布局仅仅是辅助。这种布局与中国银行的国际化水平直接相关。
在跨境发展阶段，中国商业银行要首选国际金融中心和“走出去”客户、双边经贸往来密集地区进行布局。国际金融中心的布局选择相对集中，但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存量客户的差异，客户“走出去”的密集区域存在一定不同。中国商业银行可以将香港作为全球布局的首选切入点，并以亚太地区为全球布局的重点。
在国际化和全球化阶段要从点状布局向网状布局发展。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依托布局亚太地区，以澳大利亚为依托布局大洋洲地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依托布局中亚地区，以阿联酋为依托布局中东地区，以印度为依托布局南亚地区，以欧盟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依托布局欧洲地区，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依托布局独联体国家，按照语系特点战略性布局非洲重要经济体和拉美重要经济体。
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国家，市场成熟规范，国际化程度高，国内商业银行在这些区域有一定基础，“走出去”的子公司和“走进来”的母公司较多，加大这些地区的资源投入，可以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保持与国际主流银行的竞争能力。
新兴市场国家中应重点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主导区域（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地区）、资源和能源的来源地（中东、中亚、非洲、拉美等）、与中国有着密切经贸关系经济快速增长且规模较大的经济体（金砖五国）。
自设机构与并购整合并举
自设机构和并购整合是跨国银行全球布局的主要途径。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发展方式，应根据具体实施情况选择自设机构和并购等扩展方式，理性扩张，并加强投资后的整合。
自设机构的方式较传统，是典型的内生式增长方式。优势在于，实现方式简单，扩张成本低。银行对海外机构的控制力最强，双方联系最为紧密。自设机构的主要业务和管理人员均为银行总部的派出人员，其业务流程、风险控制、财务资源分配等方式基本克隆银行现有流程，文化整合和机构整合的难度较低。在自设过程中，中国商业银行仅需付出开办成本和费用，前期资源投入较少。在自设机构的形式选择上较为灵活，可以采取子行、分行、代表处等多种方式。
劣势在于，本地化进程和全球网络扩展缓慢。自设机构由于自身经验和能力的缺乏，对东道国银行监管法律及政策的把握能力有限，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来满足当地银行监管机构对新银行的各方面要求。自设机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人员本地化。通过自设机构完成全球网络覆盖，其需要的时间更为漫长，客户基础和业务增长速度更为缓慢，难以满足银行全球发展的时间和质量要求。
并购整合则更多为跨国银行采用，是典型的跨越式增长和外生式增长。其优势在于扩张快速。并购整合则可利用目标银行的经营基础，对当地经营和监管环境有一定的认知，快速实现客户和市场本地化，快速实现人员和管理的本地化，可以实现短时间内快速地本地化扩张。
其劣势在于风险和成本较高。在并购整合过程中，从并购目标的选择、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商业谈判和内外部审批环节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当目标银行为问题银行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金来解决历史问题，并存在并购黑洞的风险。在并购时，通常并购目标将产生一定溢价，使并购面对较高的前期资金投入。并购的机构整合和文化融合需要相当时间，尤其是在需要改变被并购银行的名称、品牌和需要裁员的情况下，有可能因失败的整合使并购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自设机构和并购整合两种方式优劣势互补，不存在绝对优劣，但因银行自身能力、特点和条件的不同，适用于中国商业银行全球布局的不同阶段。在中国银行的海外发展中，更多地应用了自设机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的并购整合，而工商银行更多地利用了并购整合方式，同时也加入了自设机构，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并购整合是跨国经营业务快速扩张的有效方法，但并购整合双方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虽然在经济下降周期中可以购买到十分便宜的银行，但会面临经济持续恶化的风险和可能存在的黑洞，并购整合也面临问题。因此，在考虑海外并购整合时，应关注三大因素：一是管理能力，即能否有效控制并购目标；二是互补效应，即能否做到一加一大于二，充分考虑并购目标与行为是否与自身的发展战略相契合；三是并购整合时机，即价格与风险是否达到合理匹配的水平。
要从战略层面看待并购整合，在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必然将不断尝试以并购整合方式推进海外机构网络建设。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在初期以自设机构为主，一在于了解当地金融市场，熟悉当地情况，二在于培训国际化人才。随着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并购整合方案就必然成为选择。但无论何种方案，都是要建立业务风险可控的全球经营体系。因此，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中国商业银行必然根据自身实力、业务特长、可行性等因素选择合理的并购区域和合适的并购目标，以合理的价格收购海外机构所在地的本土银行，利用其当地资源优势，以拓展本土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公司业务作为切入点，探索海外公司业务的本土化发展道路，最终通过并购为主的方式迅速实现全球布局网络。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全球治理已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可更为立体地观察和理解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认知谱系。在研究现状方面，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所展示的信息反映了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认知谱系方面，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这一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嬗变样态。这种认知嬗变背后的深层机理，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以及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这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此外，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意义不足是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缺陷，未来的全球治理研究应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突破。
[关键词]全球治理；认知谱系；深层机理；知识图谱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治理开始进入国内学界的视野以来，它已成为当前国内学者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著述丰富。已有诸多学者对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作出评述，这方面的文献也不胜枚举。综观国内学界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综述，我们不难看出，近几年的综述性文献甚少，这也意味着近些年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浪潮中涌现出的大量学术成果在已有的综述中并未被提及。此外，这些综述大多为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它们难以对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进行整体的把握。本项研究注重对当前研究的多向度展示与剖析，以期在勾勒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去求得对研究对象更为立体的观察和理解，力图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呈现与解释这一研究策略和表述形式去解读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当下全球治理的实践。本文以近20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889篇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当下中国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及其背后的深层机理，进而为全球治理的本土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一、呈井喷状态的全球治理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热潮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文献数量的持续增长、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主题的逐步拓展。本文选取两个维度来论述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概况，分别是论文年际变化和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论文年际变化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领域的文献在各年份的数量分布情况，方便我们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研究的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变化情况；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献的精髓与核心，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也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通过观察关键词词频的变化，可以分析得出各阶段的研究热点。换言之，借助于CiteSpace软件绘制出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用来确定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和重要主题。
从论文年际变化来看，近些年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呈“激增”态势（见图1）。2010年之前的文献数量总体上是平稳增加的，2010年后开始显著攀升，2010年至2016年的文献总量为665篇（占比75%）。其中，2013年至2016年文献数量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高达478篇（占比54%）。
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与出现频次（见图2），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包括：全球治理（780）、全球化（75）、国际社会（60）、国家主权（40）、国际关系（35）、二十国集团（34）、国家制度（30）、国家机制（29）、经济治理（27）、国际秩序（27）、金砖国家（27）、世界经济（25）、非政府组织（25）、行为体（25）、主权国家（24）、气候变化（23）、新兴大国（23）、G20（23）、全球问题（21）等等（括号内标出的是节点的频次）。为保证图2的清晰度，筆者对图片进行了调整，只标出频次较高的节点，覆盖频次较低的节点。这样可以突出基本节点及其联系网络，方便我们掌握图谱的主要内容。除上文中列出的高频关键词外，比较重要的关键词还包括：全球性问题、世界秩序、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国家利益、国际合作、金融危机、国际政治、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谐世界、联合国、公民社会、命运共同体、经济发展、国际责任、非传统安全、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国家治理、伙伴关系、国际法、民族国家、全球性挑战、国际关系学、国际机构等内容。
这些高频关键词是国内全球治理研究领域中使用最多也是最广泛的专业术语和代表词汇。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的聚类效果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研究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种广泛性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全球治理主体大致可分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两类，前者主要是指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后者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全球化时代造就了以新兴大国和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治理主体的兴起，与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既有治理主体共存于全球治理的格局之中”，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主体的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研究议题而言，议题的多样性反映在内容上，不仅有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探讨，还涉及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描述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全球治理议题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传统的国际外交事务，国家内部治理和国际事务治理的界限已然打破，尤其是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各方面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治理议题的多样性意味着治理实践的复杂化。换言之，研究领域的开放性增加了有效治理的难度，“问题的有效治理领域往往集中在一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共同利益的领域，其中以环保领域甚为突出，而在安全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合作的达成就很困难”。总之，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全球治理问题的复杂化是密切相关的。此外，紧密的知识图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很强，表明该领域中研究对象的相关性也是学者们展开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所在。
二、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
国内全球治理研究主题时区图（见图3）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演化发展及各阶段热点主题，直观地展示出该领域的认知周期与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借助图3所揭示的信息，我们可以将频次变化率较高的主题词大体上分成三个时间段。首先是1995-2000年，在这一时间段内文献数量较少，出现时间最早、频次最高的词包括全球治理、全球化、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等。其次是2000-2010年，在此阶段文献数量有所上升，开始出现大量的新热点，如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非政府组织、全球问题、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等等。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新词汇不断出现，如新兴大国、金砖国家、气候变化、经济治理、命运共同体等等，这意味着全球治理的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种阶段性的主题变迁直观地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基于对这一认知谱系的理论爬梳，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
全球治理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集中体现在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界定时，是将其价值诉求划定为服务于单个的主权国家，还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早期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尚处于理论引介阶段，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普适性解读更多地表现出怀疑主义的眼光，突出强调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政治化工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唐贤兴将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脆弱的概念，他认为，全球治理这种概念表达透露出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它塑造的“治理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对这种“治理社会”的质疑还包括对民族国家主权特性的重申，全球化的加速与治理对一国国内统治的替代无法排斥主权国家的功能，也不可能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这些抱有怀疑主义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的论断无疑都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非理性预设，即单纯强调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性。
然而，全球治理的普适性与全球性问题的广泛性是直接对应的，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理性认知伴随着他们对全球性问题认识的深入。全球治理必然是针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也必须是以全球性问题为导向的。所谓全球性问题，意指当今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与地区界限且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公共性是全球性问题最典型的特征，诸如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与全人类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些公共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层面的对话、合作与协商进而建立有效的机制加以解决，这也决定了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是指其存在的普遍性、挑战的共同性、利益的相关性。”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全球治理的界定应更加强调人类共同体意识，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层面上多主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所作的共同努力，目标是实现全球性的良好治理。蔡拓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彰显了这种价值追求，他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俞可平所作的定义同样表现出全球治理的普适意义：“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总之，从意识形态化到超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界定，反映出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知逐步走向理性化的趋势。
（二）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变迁轨迹，“从最初基于反对霸权主义立场的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的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规则的遵循者，再到国家实力全面提高基础上的倡导者、建构者”，这种角色转变生动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历经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和该理念的塑造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更多的理论诉求。随着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化，他们基于中国视角与中国实践来探讨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的研究逐渐增多，给予了全球治理更多的本土化阐释。比如，庞中英认为，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中国不能仅仅以“被治理”的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而是要重塑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明确自身治理主体的地位，具体而言，中国应当在引导、创设国际规则与国际规制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又如，张宇燕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参考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得知，这类研究在全球治理本土化的认知问题上往往聚焦于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本土化阐释赋予全球治理研究较强的工具理性意义。
全球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解读还体现在对其价值理性的追问上。从强调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利益到提出“和谐世界”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种价值诉求的转移是一种由国家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过渡。石晨霞将这种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描述为“由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层协同治理”，换言之，“在治理主体上，单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在以经济、气候、移民、卫生等为代表的低政治领域的治理已经无法容纳全球治理的现实，同样在治理实践中无法有效应对各类问题，因此需要真正推动非国家行为体的有效参与并发挥各自的功能”。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是国内学者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价值追问和立场表达的主要观点。“自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在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中，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将国家的繁荣与人类的共同福祉联系在一起，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的全球治理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普遍共識。
（三）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
全球治理理论自产生伊始，其有效性就饱受学者的质疑。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效？全球治理理论能否有效指导治理实践？这都是学界争执不下的难题。在概念界定方面，概念的模糊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严密度和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完整度，“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含糊不清，并不精确，更糟糕的是它具有误导性”。但它又是有效的，“因为它能设计出管理共同事务的新技术；它引入了灵活而非标准化的机制并赋予多种理性和不同的合法性以一席之地”。治理概念的模糊性不能遮蔽其有效性，作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全球治理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分也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因为无政府主义至少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表示缺少一个强有力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二是表示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与无序。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背景下，要想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建立长久的互助与合作机制，就对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领域，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如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生态危机、跨国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等，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反映出的治理困境引发了学界对“全球治理失灵”（global govemancefailure）的担忧。秦亚青将“全球治理失灵”定义为“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而出现世界秩序失衡的状态”。因此，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成熟完善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治理的核心不是组织或机构，而是制度，或者更形象地说是‘游戏规则’。广义的治理概念是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机制不只是机构，还包括游戏规则，规定行为体在合作实现社会目标和解决可能出现冲突方面的责任”。卢静将这种全球治理困境归结为制度失灵，一方面，现有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分配和权力分配已无法适应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关联性增加了制度建设的难度。
如何克服全球治理的制度失灵进而实现全球有效治理，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对于全球治理理论适用性的争执已慢慢淡出研究视野，更多的关于全球有效治理的路径分析与对策建议等可操作性与实践性研究陆续产出。蔡拓认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是针对治理的模式和主体提出的，即主体多元、定位准确、尊重现实、提高实效的治理。吴志成等人认为，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塑国家利益中的自我和他者、建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明确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等举措，引导全球治理走出低效困境。总之，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已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化倾向，但对具体领域提供可操作性建议与提出有效对策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三、全球治理研究变迁的深层机理
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理性化、本土化与实践化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那么，这种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深层机理又是什么呢？解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该领域研究嬗变的动因与规律，从而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更科学的指导和参照。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
上世纪90年代以降，因为全球治理实践而激发出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热潮，并逐渐占据学术热点的位置。由于治理理念“大行其道”，在诸多学者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国际层面的样态，它并不局限于作为一种单纯的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论探讨，而且也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也有助于我们在针对现实问题的特定治理场域中去确立相应的理论分析与体系建构。
因此，现实政治的事实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即全球治理的研究应服务或服从于现实政治，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研究日益走向政策科学道路的一个缩影。从作为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复杂且多元的全球治理问题所展现的动态过程中去构建那些在发展中不断嬗变的理论知识和体系，在历史的、动态的全球治理场域中去把握研究对象的因果序列变化，是全球治理理论研究逐渐深入、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必然过程。此外，理论服务于现实，还取决于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功能。这种功能需要通过社会科学工作者借助于自己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基于实验或实践来提出政策建议并参与公共决策。
“政治学研究始终是全球治理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舞台，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的课题之一，国内学者在近20年的全球治理研究中也实现了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范式转换”。在这种思考中，行为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在全球治理研究的场域中逐渐失去了学术表达的场所，并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随着政治生活的不断发展，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否定，‘价值中立’终究还只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美好愿景”。关于全球治理的早期研究多是在相关理论和概念引介层面上去建构全球治理的知识体系，而如若从中国实践的角度去把握作为国家战略的全球治理，则不难发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研究的确与中国现实政治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我们应当承认，将研究焦点置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相较于单纯的理论与概念探究更为合适，因为这契合了中国逐渐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的现实政治需求。
（二）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
就实践层面而言，1995年是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转折点，联合国在这一年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发表了《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lghborhood）的报告，《全球治理》作为专门讨论全球治理的学术期刊得以创刊。自此，全球治理真正进入了国内学界的视野，相关文献也陆续出现。现如今，全球治理已然成为联合国体系下各类国际组织在相关领域中积极推进的任务，并且进入了众多国家、主要的地区性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具体行动和政策倡议之中。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重视，是国内学界全球治理研究热潮得以出现的最关键因素。十八大报告宣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十八大以后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确立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且以此宣告中国迈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时代。可见，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是对全球治理已然成为一项国家战略的理论回应。
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互动直接推动了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在人员、信息、资本、资源等要素快速流动的过程中，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且频繁的关联，国际问题的国内化与国内问题的国际化成为常态”，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各种行为体而言，如何构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更高效妥善地调配资源来解决国内治理难题和全球性问题，对学界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除治理行为体的互动之外，对于共同规范的接受、遵守与内化同样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运行的重要方面。刘兴华认为：“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需要国家内部各种行为体的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性地接受全球治理的规范，并对其加以修正和改造。”可见，治理行为体的多元性与基本规范的共识性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基础。
还有学者对国内治理进行细化，主要从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它们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關系来看，在价值目标层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在理念上提出的‘和谐世界’、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向世界展示了新的治理理念和价值”。由此观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现出共同的价值追求，全球治理的研究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提供着思想养分和理论指引。在治理主体层面，民族国家是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耦合点。高奇琦把国家治理理解为一种“国家自理”，即“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拥有的一种高度自主的治理方式”，其重要性在于：首先，全球治理规范要依赖于民族国家进行落实；其次，全球性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应回归到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最后，国家自理可有效解决失效国家的难题。对于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而言，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在建构良善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同样重要，正如陈志敏所言：“伙伴型的全球治理与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它一方面塑造了有效的国内秩序，有意识地防止对外输出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凭借积极的对外作为，中国不断为全球治理供给增量治理资源，并寻求消解现有秩序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从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来看，日益全球化的地方治理问题与全球性治理问题出现交集，如气候问题、网络犯罪、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求全球范围的合作。同时，全球治理的实施也需要地方治理的参与，“地方治理的参与会对全球治理的内容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是以地方治理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地方治理影响着全球治理的向度”。总之，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双向互动，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成为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强劲动力。
四、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反思与展望
以文献计量及其可视化方法作为研究手段来试图解决对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困难，并克服全球治理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可能是一个易于出新且又现实可行的方案，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综述的局限，有利于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更加完整和整体地理解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研究“场域”，意味着其自身具有某种时空化特征，而前文基于研究主题变迁时区图对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的归纳，正是这种时空化特征的直观体现。在这个场域中，既不排斥基础理论与概念探究的考察视野，又更加强调作为动态过程本身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治理实践相穿插的逻辑展现。因此，全球治理研究就不等同于相关理论或概念的争论，而是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找准切入问题的角度并剖析其主要矛盾，进而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对策。
我们在对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中所反映出的学者们的现实关切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不应隐讳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其一，全球治理研究尚未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造成了研究的泛化，为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框架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另外，研究的分散性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当前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价值、目的及方式的理解上还缺乏统一性。由于缺乏统一的认识，学者们的自说自话很容易使全球治理的研究流于形式而成为“一个崭新版本的乌托邦”。其二，特定领域中的研究实践意义受限。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共同利益的领域，全球治理研究的实践性总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沦为空谈。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无法有效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主权国家利益冲突或国际纠纷等问题，对于国家安全领域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更是如此。
总之，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往往会使概念化的理论解说显得苍白无力，而实践性功能受阻又严重钳制着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我们需要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克服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不足。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政策议题达成共识是有效克服因研究内容复杂而造成研究分散化的前提。同时，应注意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所要面对的多元化的现实问题对理论研究的塑造和影响，还要注意到理论研究对全球治理实践的适用与选择。在构建系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分类，力求得出结合中国实际问题的类型学结论。就研究方法而言，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增加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案例研究，并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是今后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