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粮食危机;粮食安全;现代化农业;农业补贴
“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粮食是基本的生存资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世界粮食价格不断增长，特别是自去年以来，粮价大幅增加，导致世界经济秩序混乱，部分国家与地区因此发生骚动或暴乱。世界银行已警告，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飙涨，墨西哥等三十多个国家可能面临“社会动荡”。中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对我国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国际粮食危机及其原因
2007年的世界谷物价格大幅上涨。到2007年底，全球粮食储量降到近20年的最低点，小麦、糙米、大豆和玉米期货都处于多年来最高点。全球飙升的食品价格导致海地、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及、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塞内加尔先后发生骚动或暴乱。物价高涨加上经济情况恶化，在主要稻米生产国埃及发起了罢工和示威，于此同时，美洲地区最穷的国家海地民众也连续五天发起暴动。近年来国际谷物价格走势如下图所示。
导致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如下：
第一是近年来由于技术制约所导致的世界粮食供给不足。粮食危机反映出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缺口，其原因之一是供给不足。影响供给的因素有很多，技术的制约是粮食产量提高的瓶颈。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墨西哥、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绿色革命战略”，通过农业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以及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提升粮食产量。1950年至1984年，“绿色革命”使然，水稻、玉米和小麦产量持续稳步提高，全球粮食总产量增产2.5倍，有人称这场“绿色革命”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新技术的发展没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转基因技术及太空育种试验等都没有取得决定意义的效果。与此同时，全球气温变暖、恶劣天气、自然灾害频繁，直接导致粮食产量减少。
第二是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物质生产部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不仅提供食物，而且还为工业提供原料等生产要素和产品，粮食又是农业中最为基本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对农业尤其是粮食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一方面，经济发展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肉、蛋、奶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据2008年6月6日《河南日报》资料显示，生产1公斤猪肉需要消耗3公斤粮食，生产1公斤牛肉则需要消耗7公斤粮食。世界粮食消耗从45年前的每天230万吨增加到现在的每天560万吨，增幅达149%。另一方面，粮食被转化为新的能源。当前石油价格飙升，全球不仅在闹“粮荒”，而且还遭受着“油荒”的困惑。一些国家为了应对石油危机，把大量粮食转化为生物燃料，如美国、巴西等国家利用玉米制造乙醇、柴油，其消耗量占世界玉米产量的20%。
第三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轻农、。伤农”所致。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为了追求工业的快速增长，生搬硬套比较优势原理，不惜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推行“快速工业路线”，强行让制造业快速“上轨”。一方面对农业工业实行剪刀差，另一方面占用大量的耕地来发展工业。对农业的轻视导致农业发展缓慢，特别严重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使得大量农田荒废。很多国家因此由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
第四是国际投机加剧了粮食危机。美国股市低迷和美元疲软释放出大量“热钱”，对大宗商品进行炒作吸引更多逐利资金流入。根据花旗银行4月初的一份研究报告，今年一季度有700亿美元新增资金流入包括石油、金属和农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市场。今年以来，农产品期货价格出现飙涨和剧烈波动，涵盖26种农矿产品的大宗商品指数上涨了20%，而包括了500家成分股的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7%。出口国菲律宾被迫赴美国市场大宗采购大米，芝加哥糙米期货价格在4月份不断刷新纪录。粮价的飞速上涨，已经改变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始限制粮食出口，例如越南、印度、俄罗斯、乌克兰等。
对任何国家而言，粮食安全都不仅是吃饭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社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政局的稳定。此次全球粮食危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上了一课，也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
二、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隐患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国历来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特别是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粮食生产做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部署，从2004年到2007年，四个一号文件分别对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建设现代农业等作出了战略部署。2007年我国粮食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增产，但是粮食安全仍然存在隐患。
(一)粮食产需缺口依然存在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其中低产田占总面积的2/3以上。目前，我国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仍然产不足需，供求不平衡的压力将会更大。我国粮食需求每年将增加80亿~100亿斤，而在粮食生产方面，资源约束更加突出，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耕地的流失进一步加大稳定粮食产量的难度。近些年来，我国粮食增长缓慢。
由上图可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粮食增长率呈递减趋势，说明粮食的增长受到资源有限的约束。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的增加及经济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却是递增的，这种供给与需求的反向变动必然导致供需缺口的存在。按照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1994年估计，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粮食总产量将减少20%，需要进口7080亿斤，相当于2007年粮食产量的70%，再加10%的缺口，即80%的粮食靠进口。这个数字虽然被高估了，但却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我国农贸产品贸易2004年至2007年连续四年出现逆差，2007年前11个月农产品逆差额为37.8亿美元，同比增长3.0倍。我国是大豆净进口国，每年进口大豆数量超过300万吨，接近国内产量的两倍。
(二)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我国近些年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物价上涨，种粮成本增加，政府的补贴力度赶不上农资上涨的幅度，种粮收益低，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不高。随着经济与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民工，每年大概有1.5亿到2亿农村精壮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务工，留守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弱劳动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巢村”现象。农业高投入、低收入导致农民宁愿出外打工也不愿意种地，有的土地撂荒，有的粗耕，有的出租。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急剧下降，根据2007年版中国统计年鉴资料，1990年、2000年及2006年农业收入比例依次为50.2%、37.0%、32.3%，16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粮食增长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却一直递减。
资料来源：《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198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版;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所有经济指标中，粮食的增长是最慢的，近十年来又是递减的，这体现了粮食的基础地位不够牢固及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三)耕地流失严重
耕地资源紧缺是我国粮食危机的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导致耕地大量流失。自199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业飞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耕地面积的逐步递减。
自1998年以来，土地销售收入和房屋销售税收所得占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40%~60%，这是根据中国的土地融资政策得到的。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浙江，宅基地和不动产买卖收入占政府年度预算的60%，全国其他很多地方同样如此。
“开发区”是滥占耕地的另一大原因。近些年来，“开发区”、“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等在中国遍地开花。根据2004年的数据，全国共有6866个“开发区”，其中将近4500个已经被取消，因为它们毫无用处。最近23年，中国建立了300座大型高尔夫球场、兴建高尔夫球场也吞噬了大量的土地，所有这些行为，使得中国非常重要的农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1.3亿公顷，减少至2005年的1.22亿公顷。据2008年5月17日出版的《经济日报》报道，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自1996年至2003年的7年间，我国耕地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
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少，必然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1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
资料来源：陈兰生：《土地的警告》，《经济参考报》2008年6月27日
(四)国际垄断势力影响我国粮食安全
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与粮食贸易的垄断性有关。目前，世界上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垄断着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定价权。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如果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都难逃被这些粮商鱼肉之苦。当代拥有丰富耕地资源的美国，就是以“粮食战略”作为维系世界霸权的一种手段。现在的美国有三个粮食巨头：嘉吉公司、ADM公司、邦吉公司。尽管2008年发生了次贷危机，而这三大粮食巨头在第一季度仍分别获取10.3亿、5.2亿、2.9亿美元的丰厚利润。他们在世界上所向披靡，重要的手段是建立了遍布世界的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信息网络，伸向多数重要国家的跨国公司。美国政府提出了“以粮食为武器的世界战略”，其称霸世界不仅依赖核武器和金融，而且摆在第一位的是粮食垄断，谓之曰：“以粮食为国家根本。”为了垄断粮价，盛产小麦的美国一直将小麦产量控制在8000万吨(即16000斤)，2007年故意减到7000万吨，以左右世界粮价。在美国，表面上给农产品定价的是期货市场，而幕后操纵期货的则是美国特有的超级粮食经销商[1]。近几年由于流动性资金过剩，大量资金进入粮食市场投机，这无疑对因以粮食生产乙醇造成的粮食恐慌雪上加霜。这种粮食投机同石油市场投机如出一辙，乃是搅乱粮食市场的主要因素。对于我国来说，现在市场的开放度已经很大，关于外资企业进入粮食流通企业的WTO过渡期已经结束，必然受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粮食所影响。近期，美国打算把中国变成其出口农产品的主要对象，也想搅乱中国粮食市场。至今中国已有上述三大粮商的分公司，外加路易达孚公司，中国80%的大豆压榨能力已被其控制[2]。
三、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
我国是人口大国，13亿这个数字使得粮食安全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确保粮食安全，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都将是我们永恒的话题和使命，粮食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粮价的波动会牵动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甚至引起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当前猪肉价格的飙升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及国际粮食危机所引起的一些国家的暴动与骚乱就是最好的实证。鉴于此，笔者认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要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不断挖掘本国的粮食产量潜力。
(一)保护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走节约集约用地的道路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要充分确保我国当前和未来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就必须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保有量。2006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8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要守住这根“红线”，就必须转变传统土地利用方式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节约集约用地。例如，提高城市外部的各种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用地“门槛”，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通过加大对农村居民点的整理复垦，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地迁村并点、治理“空心村”、“退宅还田”有效增加耕地面积等。同时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编制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专项规划和基本农田保护专项规划，通过大力开展土地整理，实施“金土地工程”、“沃土工程”，从而确保耕地得到及时补充，耕地质量稳步提升。通过土地整理、开发和复垦可以有效补充耕地，确保耕地“占一补一”，保证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科学用地和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这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
(二)依靠科技发展农业
农业的发展涉及生物学、气象学、土壤学、遗传学等各方面的发展。1988年9月2日，邓小平在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突出论述了农业的发展出路：“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科技。”[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绿色革命”，在一定阶段满足了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避免了和平年代爆发大规模饥荒。面对当前的粮食危机，联合国机构呼吁“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出现。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看，发展农业更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利用科技提高单产水平。我国提高单产的空间还很大(落后于德国、美国、法国)，要把弘扬精耕细作的好传统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单产水平，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我国农业潜力估计在2020年前还有60%以上，充分利用科技，使科技贡献率每年提高2个点，粮食产量就可以增加1%～2%。同时，我们还要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技术武装农民，随时了解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包括自然灾害预警)，打破区域限制与大市场沟通，利用科技发展和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拉长加工链和价值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特别要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下力气解决农村农业污染问题，这不但关系农民的健康问题，而且关系全社会的利益，也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关节点。
(三)提高粮食价格，对城市低收入者进行补贴
中央财政近年来每年在农业方面的投入一直在不断增加，2006年为422亿元，2007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2007年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加800多亿元，对三农总资金投入达到4200多亿元。尽管如此，农业收入低还是不争的事实。农业有由于其需求弹性小导致“谷贱伤农”的情况，各国农业性质都是如此。为了扶植农业的发展，大多数政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我国近年来的惠农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农民收入低、种粮亏本的现象却很普遍，说明我们的补贴力度不够，要继续加大粮食补贴的力度。我们还要改革当前的补贴方式，现在按亩补贴有些散乱，且补不到真正农民身上，较好的办法是进一步提高粮食收购价，以农民一定的盈利标准为基础，以此鼓励农民种植粮食。在农民工大量转移的背景下，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进土地的集中经营，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便于维持市场秩序;同时还能促进专业化科学种田，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在提高粮价的同时，要对城市低收入者实行粮食补贴。据专家估算，若粮价提高至现在的1倍～2倍，对城市低收入者(假定为1亿人)每人每年补贴1000元，国家通过粮食销售及其相关制品可以回收3000亿元~4000亿元，算下来国家的补贴每年只有1000亿元～2000亿元。
(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从长远角度看，粮食安全取决于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取决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发展现代化农业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4]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我国农业领域生产力特点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我们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现代经营形式，依靠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的素质、效益与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操纵世界粮食市场的美国“大粮商”[N].参考消息，20080621.
[2]董振国，王春雨.力防“粮袋子”受制于人[J].瞭望，2008，(24).
[3]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0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5.
责任编辑：陈文杰
解决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部地区；粮食安全；思路与对策
中部六省除山西省以外的其余五省均是农业大省和农产品深加工基地的集中区域，其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0%以上（见图1～2）。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在全国六个粮食净调出省中，有三个在中部。《全国新增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 年）》中，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个中部粮食主产省列在核心区域，规划要求力争把中部地区粮食产量达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3，到2020 年达到18300 多万吨。中部粮食主产区承东接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背景下，为避免走工业化危害粮食安全的老路，提出如下几方面战略思路。
一、落实中部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
落实中部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包括以下两点：
（一）中部重点开发区与农产品主产区分工协作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部农业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主产区、长江流域主产区两个区域。我国“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中的重点开发区包括“中原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环长株潭城市群、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中部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开发区部分区域的交叉重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城市扩张与保护耕地之间的潜在矛盾。随着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推进，在缺少配套措施约束的前提下，挤占耕地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为此，中部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应该首先以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中部粮食主产区优质耕地较多，实现开发和优质耕地保护二者之间的有机协调，成为“四化”推进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发掘中部粮食主产区集中连片的规模优势
我国“七区二十三带”农业发展战略布局中，中部农产品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两大区域。其中，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是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专用玉米、优质棉花、大豆和畜产品的产业带；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水稻、专用小麦、优质棉花和油菜、畜产品以及水产品产业带。黄淮海平原主产区和长江流域主产区在我国“七区二十三带”中是典型的农产品集聚地区，抓好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对粮食主产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要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形成集中连片、高产稳产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于此类地区，应该纳入政府重点支持范围。2013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明确到2020年，完成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4亿亩。以此为契机，应加快集中连片地区中低农田改造，喷灌、水利基础设施改造、建设与维护，集水和节水灌溉，山区的梯田修建，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土地整治等。大力支持提高耕地基础地力和产出能力，充分发掘集中连片地区粮食规模种植优势，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
二、建立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包括：建立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拓宽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渠道，以及激发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种植的积极性。
（一）建立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主要有禁止开发区中的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区和流域水环境。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粮食主产区已列为限制开发区，所以重点粮食主产区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已具备政策基础。粮食主产区的主体功能定位是提供商品粮和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只能作为辅助功能，是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粮食生产不仅是通过利用资源，产生排放的产品产出过程，而且还具有提供生态功能价值的功能，如净化环境、美化田野、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调节气候等。此外，基于粮食的公共物品属性，社会公益性很强，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并且供需弹性小、投入回报率低。鉴于粮食主产区的独特性，将粮食主产区（或粮食主产县）分步骤、无差别的纳入生态补偿政策扶持范围，采取与重点生态功能区，或者部分与禁止开发区相同的补偿政策，是坚持以人为本，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
（二）拓宽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渠道
农业补偿的范围广、补偿资金量大，如果全部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国家财力难以为继。因此，在补偿范围上应明确界定，在补偿渠道上应多方筹资，广辟来源。可采用国家、地方、企业等共同出资的多元化补偿格局。补偿范围的重点应是能够修复环境，易于实现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重点领域。
首先，建立稳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是对粮食主产区生态环境修复行为进行补偿。在地方财力相对充裕的地区，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作为补偿基金。
其次，建立发达的主销区对主产区的生态补偿机制，补偿粮食主产区的机会成本。以增长对主销区财政提成，提高机会成本税、耕地补偿税等政策，对粮食主产区生产外部性进行有效补偿。
最后，通过金融体系来实现补偿，即以贴息无息贷款等财政金融政策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改造。在河南、安徽、江西等粮食主产区设立诸如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提高对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中部粮食主产省可以设立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向粮食主产区倾斜，适当增加贷款额度。对各银行的涉农贷款，放松存贷比考核标准，解决支农资金制约问题。
（三）激发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种植的积极性
中部粮食主产区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保证粮食供给，使得该地区农民的主要来源为比较效益较低的家庭经营，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见图3），严重妨碍了农民务农积极性。为了维持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中，切实执行“谁受益、谁付费，谁保护、谁受偿”的资源补偿原则，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首先，对保护耕地者给予补偿。补偿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和经济个体，因为地方政府为保护耕地而放弃当地开发建设获取更高经济收益的机会。补贴为国家提供粮食安全保障的各个粮食经营个体。
其次，对高效集约利用耕地者进行补偿。对努力避让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等行为予以补偿，建立有利于土地资源科学配置的利益调节机制。
再次，对改造中低产田质量的行为进行补贴。对使用有机肥、农家肥，进行生态种植和耕地修复的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生态补偿。
最后，对提高水稻复种指数和单产水平的农户进行奖励。通过系列措施的实施，激发家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保护耕地，改善粮食种植外部环境的内在积极性。
三、加快中部粮食主产区食物加工和监测技术创新
加快中部粮食主产区食物加工和监测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开展粮食生产加工及食品安全监管技术创新
开展主要农作物定向调控关键技术、粮食生产数字技术、农业生物环境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展粮、棉、油、蔬、果等主要农作物高产优质的生理生态机制，有害生物控制与粮食质量安全，生态储粮等基础研究。开展粮油、果蔬、畜禽产品、食品添加剂绿色制造等关键装备开发。开展食品包装材料、发酵食品、食品配料和特殊专用食品等技术集成示范。开展食品分子重要生物活性物质靶向作用机制，食品生物工程代谢组学理论等重大基础研究。开发现代优良食品微生物高效筛选，蛋白质分子修饰与功能化改造，糖与油脂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突破食品非热加工、生物制造、高效分离和节能干燥等核心技术。
此外，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开展食品加工在线无损检测等装备与技术研究，开发传感器、可视芯片仪等快速便携检测设备。开展食品有害物残留物减控，贮藏腐败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预测预报等关键技术研究；攻克食品高精度快速在线检测和智能化监控等共性核心技术；构建食品安全精准溯源、预警体系和评估方法。
（二）打破国外粮食加工技术垄断，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
目前，中部粮食主产区中小型粮食加工企业经济效益相对较低，通过自身积累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可能性不大。从全国来看，大部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位于东部地区（见图4），位于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大中型粮食加工企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受资金和效益的限制，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自身造血机能差。从粮食加工设备看，现在粮机装备制造业主要以生产小型成套和单台大型设备为主，但大型关键设备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产品技术含量少，稳定性差、耐用性低，重要加工工艺和技术装备尚未摆脱 “引进-落后-再引进—再滞后”的恶性循环。
因此，从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角度，应加大国家粮食加工重大关键技术立项，加快技术创新速度，依托公益性农业研究机构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重大突破性研究。地方应用型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应与地方粮食加工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创新体系，立足粮农增产和增收，整合粮食产业链资源，构建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模式，大力开发粮食精深加工和饲料加工技术，实现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产业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推进粮食物流体系建设
推进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具体包括，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基层粮库仓房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以及建立完善的粮食收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一）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基层粮库仓房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财政重点支持基层粮库仓房建设，以县为单位对中部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进行合并改造。能利用的库区继续保留，条件不具备的库区采取置换、征地等方式重建粮仓。根据区域辐射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的大小，确定仓库建设规模，彻底解决小、散、零问题，把中部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打造成现代化粮仓，争取全面实现机械通风、环流熏蒸、电子测温，电子监管系统，以提高粮库利用效率和自动化监管水平。
（二）建设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
疏通和建设粮食主产区同主销区之间跨省区粮食物流通道和节点，加强电气化铁路粮食物流通道建设。使省区间主要粮食物流通道的装卸储运等整个流通环节管理快捷高效、节省成本。建议国家应该稳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流通体系规范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使销售、加工、仓储、运输等各个环节实现标准化运作，减少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此外，要充分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扎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仓储设施建设。
（三）建立完善的粮食收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目前，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建立粮油产品质量和粮油产品安全档案内容的数据库，这不利于监管部门掌握粮食收购企业的经营动态和经营粮油的质量。为此，积极开展粮食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依托各级粮食检验机构对当年收获的主要粮食品种进行收获质量调查、品质测报和质量信息反馈，率先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建立省、地（市）、县三级粮食质量信息数据库，把粮食收购、销售、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中涉及粮油产品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档案的内容都纳入到粮食收储数据库中，定期向社会发布，为政府决策、调整结构、指导生产、优化品质等提供决策依据。
五、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应加强对粮食安全全方位的监管，以及构建中部粮食进出口贸易安全监管体系。
（一）加强对粮食安全全方位监管
目前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粮食流通管理工作停留在粮食收购上，没有形成对粮食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全方位长期监管，影响粮食市场整体监督力度和效果，这个问题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十分突出。为此，引入物联网技术，采用重点监管与日常监管并举，实现粮食各环节、长期、多方位监管。收购期间对粮食收购、生产加工企业重点监管，收购结束后对加工企业、分散经营户日常监管。做到“重管理、重服务，以管为主，以罚为辅”。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储存环节的仓储设施和粮食质量检验能力进行严格监管，确保原粮在储存期间和出库时的质量安全；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运输环节的粮食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促进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市场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运行。只有这样，才能追责到库、追责到人，避免出现粮库亏空，无法追责现象的发生。
（二）构建中部粮食进出口贸易安全监管体系
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转基因作物等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掌握国际组织有关农业规则和标准的要义，充分发挥与欧美等有关发达国家农业磋商机制的作用，以最大程度维护我国粮食产业利益，积极应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限等有关问题。不断完善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使粮食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发展政策协调。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农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积极性，保障国内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构建中部六省粮食信息数据收集、贸易监测在内的一整套粮食进出口贸易体系，并且将现有中部地区5个粮食主产省省内外、国内外调入调出全部覆盖。通过建立粮食进出口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实现粮食主产区和三大主要作物品种的全覆盖。并跟踪监测粮食进出口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实行定期公布制度。
参考文献：
[1]任正晓.生态补偿不能忘了粮食主产区[J].中国经济周刊，2011（35）.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6〕16号） [Z]. 2006-05-13.
[3]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农业国际合作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Z]. 2012-01-11.
[4]国务院.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Z].2009-04-08.
[5]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Z].2012-01-12.
[6]邵立民.我国粮食主产区投入与补偿机制的研究[J].中国农业信息，2011（5）.
[7]徐婧.2012年粮食市场总体运行情况及后市政策建议[J].中国市场，2013（2）.
（编辑：许丽丽）
解决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土地资源属于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缺少土地资源，势必会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所以，务必对土地问题保持高度重视，重点加强质量保护，实现土地环境质量的切实有效提高。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做出阐述，对土地环境质量保护对策进行了分析，有利于土地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提高土地环质量保护效果，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环境质量保护
土地资源属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我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土地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屡见不鲜，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随着我国对土地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土地行政处罚得以全面有效落实，充分反映出我国治理土地环境质量的决心。我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土地生态环境破坏问题频繁出现，所以，有关部门务必对此保持高度重视，面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所涉及的土地生态环境问题开展深入分析，重点加强土地环境质量保护，实现土地生态环境平衡的同时，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
1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1.1 稳定性不强，基础条件差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推动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土地资源占用明显增加，同样影响到耕地资源，导致其总量出现明显减少。随着我国对耕地保护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农业机构调整以及土地治理等手段，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对减少势头形成有效控制。不过，耕地稳定性明显较低，全国范围内，各类因素引起的耕地面积减少依然存在，且多以优质耕地为主。
1.2 分布不均衡，人均占有量不足
我国土地辽阔，而人口基数相对较大，以至于人均土地面积相对较少。我国南北地区跨度较大，土地类型较为丰富，同时，也造成各地区生产力存在明显的区别差异。此外，有关土地资源，分布地区多集中东南，土地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山地地形相对较多，平原地形相对较少，适宜耕种土地资源总量占比相对较低。
1.3 利用不合理，数量迅速减少
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持续加速，对土地资源的整体开发利用随之扩大。针对成城镇化发展，为充分满足发展需求，对土地资源采取大量开发利用，用于建设建筑和基础设施等。如此，土地资源占用明显增多，开发环节，不合理利用情况普遍存在，这也对土地环境质量造成严重破坏影响。部分地区，城市规划缺乏科学合理性，开发区建设存在明显的盲目性，开发建设滞后，并未对此采取充分利用，以至于出现荒废等情况，且土地难以重新恢复，无法用于继续耕种，对土地环境质量造成严重破坏影响。除此之外，土地开发环节，仅仅关注形象工程，部分政府出于政绩考虑，肆意开发利用，使土地资源明显减少，对土地环境质量保护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1.4 生态环境破坏，质量严重退化
第一，开发利用明显缺乏合理性，导致土地资源环境质量出现严重退化，由于退化情况严重，导致土地所含养分快速流失。基于相关调查得知，土地资源养分明显不足的情况，其在土地总面积的整体比例相对较高，最高可达23%。鉴于此，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土地质量严重退化，所含养分快速流失，这也成为有关部门务必保持高度重视的重点问题。第二，开发利用期间，水土流失情况相对较为严重。为充分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对土地资源采取过度开垦，树木乱砍滥伐情况尤为严重，进而引起水土流失现象进一步加剧。水土流失愈发严重，也造成土地所含营养成分明显降低，土壤肥力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因土地上游营养损失，同样对下游河道造成堵塞影响，继而对周边人们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并对人们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水土流失情况的存在，同样对生态平衡产生不利影响，使生态平衡受此影响出现失衡的问题，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严重破坏影响。
第三，土地资源破坏严重的情况下，引起土壤盐渍化，出现此类问题的情况下，多以干旱半干旱地区较为常见。土地灌溉不合理的情况，也成为引起此类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全球范围内，出现突然盐渍化问题的地区相对较多，而我国同样存在此类问题，特别是水稻栽培种植地区，次生盐渍化问题较为突出。第四，土地污染情况相对严重，对土地环境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工业化进程保持高速发展，工厂生产所排放的大量废水，处理未达标的情况下，直接向土地完成排放，引发严重的土地污染问题，导致土地无法继续耕种。
1.5 耕地数量减少
耕地流失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内部，因为生产结构的调整，以及自然灾害的损坏。另一种类型则指的是非农业建设用地占地而造成的农村耕地永久性的流失，特别是大部分开发性建设都带有非常强的盲目性，造成了农民丢失荒地的严重，都是土地资源开发和利用不合理的结果。
1.6 环境污染和污水灌溉致使土壤污染及破坏
因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合理致使对土壤造成污染，主要的污染源有工业、生活等。在促进现代化工业建设这一方面，乡镇企业、工业厂房对社会经济发展都能够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但由于污染处理不及时等，大量的污染物排入土壤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污染，水资源和土壤污染是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
2 土地环境质量保护措施
2.1 建立环境质量保护与监督机制
土地开发利用以及环境质量保护，应当纳入国民经济综合发展计划，依托计划提供科学正确指导，同时，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实现环境管理水平的切实有效提高，实现环境质量保护的严格有效落实，为土地科学开发利用提供基础保障，以此同经济发展保持全面协调。与此同时，构建科学严格的质量监测与评价制度，为环境质量管理提供基础保障，实现环境质量保护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土地资源科学开發利用奠定重要基础，以此为社会经济发展所服务。
2.2 严格土地管理，健全法律法规
开展环境质量保护期间，需对土地管理加以重点关注，并对有关法律法规加以健全完善，针对滥用土地情况，对此采取严肃处理，并采取处罚。针对农业、非农业用地，对此采取科学严格规划，农业用地明令禁止各类工作活动，有关非农业用地，实施开发期间，需对土地资源保护保持高度重视。针对土地管理部门，则需重视对有关管理制度的优化完善，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体作用与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严格管理，以实现土地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除此之外，切实推进法制建设，为土地环境质量保护提供可靠保障。土地保护所面临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若只是通过基本行政手段，势必难以充分实现保护目标。所以，应重点推进法治建设，切实提高法治观念，并在管理环节加以严格落实。社会进步发展，针对保护土地有关的法律法规，需采取进一步完善修订，对土地环境质量保护有关的基本内容作出科学细化与充分明确，并制定专门用于土地环境质量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托法制手段，搭配行政、经济手段，切实强化保护效果，以此为土地环境质量保护奠定重要基础。
2.3 落实土地治理，降低污染程度
针对土地污染情况相对严重地区，应当重点落实土地治理，以实现污染程度的显著降低。土地开发利用期间，需切实提高环保意识，针对土地灌溉，则需保证方式科学合理，开发环节，需对土地采取全面科学检测，对污染情况做到充分了解掌握，对最终检测结果采取上报。除此之外，面对工业“三废”，则需对此加以高度重视，加强污染控制以及科学治理，尤其是重点污染源，如建材、电力与造纸等，对此实施限期治理，确保达标符合严格排放标准。针对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此加以严格贯彻执行，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科学优化调整，以实现对各类污染的科学有效控制，促使土地环境质量能够得到显著提高，为生态环境平衡提供可靠保障。
2.4 提高农业投入，建设生产基地
针对土地资源，若想土地承载力的切实有效提高，则需重视对中低产田实施科学改造，这也涉及水利工程，以及优商品粮、优质田等基地建设，以此便于国家对基本情况的充分了解掌握，并对此实施科学宏观调控，为土地环境质量保护提供基础保障。除此之外，还需重视推进宏观建设，制定科学可行的土地资源开发规划，利用项目建设的方式，实现对宏观生态环境的治理改善，尤其是土地沙化等问题，对此采取科学有效防治，依托南水北调工程，实现水资源利用率的进一步提升，为干旱地区提供基础便利，以实现土地生产力的有效提高。
2.5 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土地利用率
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土地属于重要基础资源，需重视对土地潜力的进一步深入挖掘，针对城市结构布局，需对此实施科学优化调整，科学规划开发，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促使土地资源浪费情况能够得到有效避免，实现对土地资源地科学高效利用。为对土地利用同供需存在的矛盾作出合理有效解决，则需重视制定科学合理地土地管理前期规划，促使土地利用率能够得以有效提高。一方面，以前期规划为主，对土地资源实施科学分类，确保土地利用可以保持长远性，对土地资源作出更加科学合理地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对地区土地信息做到充分了解掌握，尤其是可用土地资源，基于地区发展特征，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为前提，制定科学可行的前期规划。基于前期规划，可促使土地利用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使土地资源能够合理用于工程建设与城市发展等方面。所以，需重视对前期规划的科学合理制定，促使土地利用率能够得以切实有效提高，推进城市化进程。
2.6 健全完善职能机构
土地环境质量保护的严格有效落实，对政策、制度保持高度重视的同时，同样需对组织方面加以重点关注，尤其是相关职能机构，需对此加以健全完善，以此为土地保护提供基础保障。工业化社会快速发展，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的同时，带来了相应的负面环境影响，同样也促使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加强。新时期背景下，土地环境质量保护与管理依然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提高思想认识的同时，务必重视对有关工作部门和职能结构采取必要的健全完善。针对国土资源管理行政部门，需发挥主体作用，设立相应的部门，负责开展落实土地环境质量保护工作。除此之外，基于机构改革、编制管理等相关规定，有关部门职责、结构配置，编制、人员配备方面，则需以“三定”形式对此加以合理明确，并重视对权责清单制度的严格有效落实，且积极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监督，促使有关智能结构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完善，以此形成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土地环境质量保护体系，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土地环境质量保护提供可靠保障。
2.7 重视土地使用方式管理，保护耕地资源稳定
首先，重视耕地平衡性建设。有关耕地利用方面，以耕地利用情况为基础，实施科学优化调整，重点落实粮食安全管理。面对耕地数量保护，具体标准相对模糊，对区域人的调整缺乏充分关注，需重点关注人地协调，并对整体资源平衡性采取科学调控，落实综合性控制，切实加强土地保护效果。其次，严格控制用地审批。针对土地利用，对耕地实施严格监督管理，尤其是城市建设用地，对此采取严格仔细复核，重点落实备案检查，制定科学严格的信息评价机制，切实加强土地管理。最后，落实国土资源管理听证制度。针对土地利用情况，对此实施总体规划控制，重点关注农田水利实施方案，通过听证会的方式，保证国土资源管理效果，以此实施综合性调整。如此，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为土地环境质量保护提供可靠保障。
2.8 保护耕地，严格采取多举措控制建设用地
土地资源是不可持续再生的，因此，一定要应用严苛的土地利用保护政策，比如我们国家就需要进一步增强土地利用保护的立法。开展巡查和督查，强化人们对于耕地的保护意识，提高土地所有权征用和补偿的标准，对非农建设项目用地展开严格的管理。
2.9 增强项目基建，提高耕地总产出比例
①高标准建设农田水利工程
要建设高质量、多功能节水灌溉工程，发展各种节水多功能灌溉，进一步健全其原有水利基础设施，强化抗御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②提高中低产田效能
进行农业机械化、水肥一体化灌溉、培肥等有针对性综合方式，培肥地力，改善农业基本条件。
③增加基建工程生态特性
减少混凝土工程，优化选址减少占用耕地修建基础设施，应用生态软性材质、借助农作物创设绿色廊道，把水、田等生态环境串联，建立高标准的农田。
2.10 改革土地制度，加强土地管理
①探索三权分置
探索施行所有权、承包商及经营权“三权”分置，在保障集体和农民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效益转化。
②提高市场主体参与度
积极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土地资源，在改善农村土地资源的前提下，盘活集体资产、实现共赢，是现阶段需要解决资金问题，以及长期效益的重心。
③落实政府主体责任
各级政府要提高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监管力度，及时查处违法用地行为，深入探索制度改革和做法创新，促使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
2.11 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不允许被恶意破坏、占用，对永久基本农田要执行特殊的保护，及时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上图入库、落地到戶，施行永久保护。同时，要签订责任书，更新设立标志牌，埋没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界桩。加快基本农田信息监管系统建设，及时发现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状况，创设长效动态的监管机制。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土地保护成为备受关注的加点，因生态相对脆弱，且保护工作并未全面严格落实，乱批滥用耕地情况依然普遍存在。土地恶化愈演愈烈，导致各种自然环境灾害频发，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因此，务必对土地资源科学开发利用保持高度重视，并重点加强土地环境质量保护措施，对土地资源提供有效保护，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宪峰，张胜杰.探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土地环境质量保护[J].华夏地理，2016（9）：64.
[2] 岳彩丰，牟荣.探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土地环境质量保护[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5（29）：278.
[3] 鲁昌.浅析土地开发整治过程中如何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J].中国高新区，2018（9）：282.
[4] 郧文聚，高璐璐，张超，等.从生态文明视角看我国土地利用的变化及影响[J].环境保护，2018，46（20）：31-35.
解决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国家粮食安全隐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粮食安全成本的持续增加所导致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为了以合理的成本保障粮食安全,应实施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具有管理空间的开放性、管理对象的全面性、管理方式的动态性、获取信息的多元化等特征。优化中国粮食安全价值链的主要途径是:对现行粮食安全价值链进行资源整合,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建设,进一步降低历史形成的体制性成本,适度增加粮食进口。
关键词: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粮食安全价值链成本优化成本抑减
从长期来看,我国粮食安全的隐患不仅表现在资源对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的保障乏力,还表现在粮食安全成本的持续增长所导致的财政负担。因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定位应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寻求平衡点,为了通过成本管理有效地支持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需要引入战略成本管理法方法,在粮食安全成本管理中心引入战略管理理想。本文就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特征及其优化粮食安全成本的路径加以探讨。
1.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
战略成本管理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由英国学者提出,其核心是“成本优势”[1](P294)。美国学者麦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的专著中列章探讨“成本优势”。在波特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于1993年出版《战略成本管理》(J.K.Shank等)的专著,是战略成本管理具体化。日本学者又进一步将战略成本管理扩大到企业界。近年来,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战争成本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加强成本管理、取得竞争优势的有力工具。国家粮食安全成本的控制与管理应运用战略成本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关注成本驱动因素,运用价值链作为分析工具,明确成本管理在粮食安全战略中的功能性定位。它要求成本管理要注重内外环境影响,其信息提供和控制程序要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相适应。
结合粮食产业的特征和粮食安全成本的功能,笔者以为,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是指在对粮食安全价值链和粮食生产、流通、贸易及其需求趋势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粮食安全的成本结构、成本配置行为进行优化与控制,从而实现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关注成本战略空间、过程和以往粮食安全政策的绩效与代价,将成本信息贯穿于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对粮食安全成本结构、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以达到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的粮食安全环境的目的。
2.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特征
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一切活动以保证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其主要特征如下:
2.1管理空间的开放性。
战略成本管理具有开放系统的特征。它把粮食安全成本管理纳入国内外以粮食供求信息为核心的国际环境中予以考察。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管理信息涉及范围的拓展及控制视角的扩大,如成本控制与约束要扩展到粮食安全成本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战略成本管理所倡导的核心是以变应变。在既定的粮食安全战略目标下,粮食安全活动要适应环境变化并及时进行调整。为了真正发挥粮食安全成本的能动作用,必须改变传统管理中诸多的静态假设,在变动的外部条件下进行粮食安全决策。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才能预测和控制粮食安全风险,确定和实施正确的粮食安全战略,主动适应和驾驭粮食供求形势。
2.2管理对象的全面性。
战略成本管理以整个粮食安全价值链为对象,根据粮食安全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战略成本目标,具有结果控制与过程相结合的特征。从粮食安全活动的环节上看,克服传统成本管理只主张结果分析的片面性,而将结果控制与过程控制相结合,通过过程的控制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粮食生产、粮食收购、粮食储备、粮食运输、粮食加工、粮食销售等各个环节与粮食安全的整体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以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结果的影响和保证预期结果的实现。与此同时,战略成本管理既重视主要活动,也重视辅助活动,如产业政策的制定、市场体系建设、粮食科学研究、粮食对外贸易、政府行政干预等活动都作为价值链分析的内容,从而达到洞察全局的目的,并由此形成价值链的各种策略。
2.3管理方式的动态性。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短期供求平衡问题,而且关系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2](P17)。传统管理立足于短期的成本管理,常常根据短期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对成本支出方向进行随机性调整,导致政策变化无常,市场大起大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战略成本管理则立足于长远的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它不局限于单一的粮食年度分析,而是以长期粮食安全状态的变化来确定粮食安全成本配置与优化的方向,使成本配置服从于长期的粮食安全目标。此外,由于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始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环境相适应的,在环境发展变化时,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战略成本管理又是一种动态的管理。
2.4获取信息的多元性。战略成本管理提供了超越会计主体范围的更广泛、更有用的信息。国家粮食调控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内外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库存、质量、价格等信息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保证政策的科学性,以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当前,涉及国家粮食政策制定的相关部门有发改委、财政、粮食、农业、农发行等。各部门对粮食问题占有信息只侧重于某一个方面,在制定粮食调控政策上,部门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政策形成的结果往往是部门博弈的结果,哪个部门掌握的权力大,决策就会倾向于哪一方,至于形成的政策是否是最科学的选择就很难说了[3](P21)。战略成本管理要求突破会计主体本身的限制,获得与粮食产业有关的各方面信息,为政府粮食安全决策提供系统性、权威性和准确性较强的多方面信息。
综上所述,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安全战略中的成本动因、粮食安全价值链以及粮食产业在一个更大的国民经济活动价值链中所处位置进行成本决策。其基本内容是关注成本驱动因素、运用价值链分析工具,明确成本管理在粮食安全战略的动能定位。因此,价值链分析、成本动因分析、战略定位分析构成了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
3.粮食安全成本优化的路径选择
3.1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路径。
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是指将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各环节协调互动,产生协同效应和提高资源聚合质量,从而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粮食安全价值链是指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产业群,包括为粮食生产做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粮食种植等中间产业部门;粮食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粮食安全价值链体现了粮食有关各产业之间以及与外部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即产业之间的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
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就是要将被人为割断的粮食安全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各环节之间的合理连接和协调运行。通过整合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整合粮食产业链的形态要素,实现粮食物流的整合、信息流整合、价值流整合和生产经营主体的整合。其二,整合价值链的时空分布,实现空间上的价值链整合、区域内的价值链整合和跨区域的产业链整合。其三,整合产业链微观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形成合理价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通过整合使粮食安全价值链的结构更加合理、产业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得粮食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不断提高,为降低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创造条件。
3.2建设性成本重点配置途径。
这里所说的建设性成本是指对中长期粮食安全保障具有关键作用的支出和重要的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建设性成本重点培植战略的基本思想是:粮食安全成本的配置不能追求在粮食安全价值链所有环节的平均分配和面面俱到,而应实现对粮食安全关键环节的重点支持。而粮食综合供给能力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结合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和粮食自然风险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在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采取了根据农业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投入政策。这种做法应该改变。应通过制定稳定、规范的农业投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分工,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是由中国粮食供求地区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只有具备较强的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粮食从生产或储备到消费的通道及其通畅且通达时间较短粮食安全风险才能得以化解。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应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重点予以配置,逐步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并形成可靠的科技支撑体系,使粮食安全的战略环节得以不断强化。
3.3体制成本持续抑减途径。
成本抑减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地运用各种方法以降低各项成本的措施[4](P315)。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是指通过分析粮食安全成本链上各个环节成本配置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确定降低成本的方法与途径的活动。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不是一项为应付当前出现的财政支出能力不足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是一个提高粮食安全成本利用效率,在必要和可能的环节降低成本的持续过程。笔者以为,在粮食安全价值链上抑减的成本项目是体制缺陷带来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体制成本。长期以来,政府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代理制度的设计导致了较高的体制成本。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管是在粮食收购环节、批发环节,还是粮食对外贸易,多元化的粮食经营主体已经形成,但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做法并没有改变。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使粮食储备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逐步实施粮食储备代理经营招标制度。逐步改变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办法。由政府委托申标企业代理粮食储备,不论国有粮食企业还是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都可以参与招标。政府作为委托方支付代理费用,仓储企业因承揽储备粮保管业务而获得相应的储备费用。
战略成本抑减的另一个方面是过高的粮食储备成本。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国家储备粮目标错位有直接的关系。从国家粮食储备运行的实际情况看,价格支持和稳定生产者收入日益成为专项储备的主要目标,使粮食储备的基本目标偏离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而出现错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减少国家储备规模的趋势,各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政府储备的规模,对国际市场和社会储备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根据笔者的测算,中国目前的粮食储备规模是合理级储备规模的5倍以上,因此,降低粮食储备规模是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的重要途径。
3.4适度增加进口的路径。
在国内粮食生产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意味着支付较高的粮食安全成本,相当于牺牲部分经济安全来保障粮食安全。为了选择成本较小的供给模式来实现粮食安全战略,应该采取控制产量与适度增加进口并举的战略。
适当控制粮食生产总量,保持粮食供求的紧张平衡状态,对缓解粮食生产和流通中的众多矛盾具有积极的作用[5](P31)。这是由于,较高的自给率是以恶化环境、牺牲经济和社会福利为代价的。适当控制产量有利于减少盲目追求产量增长而带来的巨大的环境代价。对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的地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尽管暂时可以增加产量和消费量,但随之带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迅速下降;在总面积难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总产量、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也跟着下降。过度开垦还必然在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同时造成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和农民收入的下降,从而限制了它通过市场交换区的食品补充供应的能力[6](P142)。因此,适当控制产量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农民增收。
笔者认为,有必要实施“存量立足国内生产、增量面向国际市场”的粮食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以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为前提,保持每年粮食产量大体上稳定在当前规模(存量)不变,通过逐年扩大粮食进口规模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在粮食产量大体稳定的同时,积极调整品种结构、增加生产保证口粮供给的比重,降低用于工业用粮的产量,形成立足国内确保口粮供给,依靠国际市场解决工业用粮缺口的格局;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条件允许情况下,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粮食贸易依存度,将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需求总量的比例控制在10%以内。笔者认为,小于10%的粮食贸易依存度不会对粮食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还可以缓解国内粮食僧产的压力,降低粮食安全成本。
参考文献
[1]乐艳芳等.成本会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张宏宇.建立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机制研究[J].新视野,2005(5)
[3]鲁晓东.2007年中国粮食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北京:调研世界,2007(7)
[4]王志彦、刘志远.成本管理会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鲁靖、许成安.构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J].北京:农业经济问题,2004(8)
[6]钟甫宁、朱晶,曹宝明.粮食市场化的政策与国际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
解决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区域的粮食生产与生态价值存在相互促进和制约的特殊关系。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范式构建了生态农业协调度EAH模型，进而对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和预警预测。研究发现，2017年中国粮食主产区总体协调度为1.27，处于中度协調水平，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性较差，错位现象较为严重。从动态属性看，研究期间农业-生态协调性形成了以2013年为拐点的倒U型趋势，当前粮食生产与生态服务价值协调性逐年下降，灰色系统GM（1，1）预测显示，相比2011-2017年，2019-2025年农业-生态协调性呈逐渐弱化趋势。从空间属性看，粮食生产与生态服务价值存在较为突出的地理空间分异和不协调现象。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粮食安全;协调度
Measurement and warning of agro-ecological coordination in China′s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LUO Hai-ping1，PAN Liu-xin1，SONG Yan1，WANG Xin-yue2
（1.Research Center of Central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00， China）
Key words：ecosystem service value;food security;coordination degree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一粮食消费大国，2018年中国的年粮食进口量为1.08×108 t。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但随着自然、人为等多种原因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问题成为影响和制约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农业生态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和支撑。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协调性的研究随着对二者内涵与关系认识的深入而逐步深入。
（1）概念内涵上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一致性研究。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了“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的粮食”的“粮食安全”定义。在强调“充足粮食”目标状态的同时明确了实现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要求。长期以来，粮食安全研究中生态视角的研究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Common等[1]研究认为，农业未来必然转向生态农业。Brown[2]同样认为，传统农业出路在于改进农田生态系统。富兰克林 [3]则提出粮食安全保障不能超出生态生产潜力，不能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威胁。而Daily等[4]、Egoh等[5]、Lautenbach等[6]则提出并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的概念和模型，提出粮食供给作为生态系统产品的直接价值，实现了粮食与生态研究的理论融合。
（2）价值范畴上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协调性研究。一是将生态安全视为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翟虎渠[7]将粮食安全解构成“粮食的数量安全、粮食的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并将生态安全视为粮食安全可持续化的保障。王国敏等[8]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粮食安全，并将生态安全纳入广义粮食安全范畴。胡岳岷[9]则置生态安全与粮食的数量安全、品质安全与健康安全于一体。黎东升等[10]则将贸易安全纳入与生态安全、产品安全、资源安全的“四位一体”粮食安全体系;二是将生态安全作为研究粮食安全的视角和维度。邱建军等[11]认为，生态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倪国华等[12]提出从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维度审视粮食安全;三是将生态作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子，其中主要侧重生态中土地资源与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9，13-14]。
（3）测度与评价方法上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协调性研究。田克明等[15]通过构建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研究土地生态安全对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刘渝等[16]则制定了水资源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双重安全评价体系，通过指标间的关系分析水资源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关系。何玲等[17]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粮食安全标准进行生态安全底线测算。杨建利等[18]应用系统综合评价法构建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发现粮食生产活动对土地生态服务价值存在较强反作用。同样谢高地等[19]发现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效率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最低。宋利娜等[20]则进一步实证了粮食作物种植和生长给耕地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带来损失。
目前，国内外对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协调性研究要么立足于单一某省或某县市，要么立足全国。而对于粮食产量长期保持在全国70%左右，历年粮食增产贡献率达95%，同时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列入中国最重要生态屏障区的13个粮食主产区（河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的粮食生产与生态协调性的研究则较少，从而导致研究要么缺乏代表性要么缺乏普遍性。为此，本研究基于國际上成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法测算并预警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的协调性，对确保中国生态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ESV范式下的农业生态价值协调度的EAH动态预测模型
1.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动态模型
为表征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主要方法包括单位面积服务功能价格法和基于Costanza模型的单位面积当量因子法，由于Costanza模型标准统一，易于度量，本研究选用Costanza模型来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其核心是将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粮食生产的价值记为当量“1”，通过谢高地等[19]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计算单位面积各生态系统的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的服务价值Eij：
式中eij和Eij分别表示单位面积不同生态系统的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的当量因子和服务价值;i表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共9类，分别为食物生产、原材料供给、土壤形成与保护、气候调节、气体调节、废弃物处理、文化服务、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j表示陆地生态系统的类型，共6类，分别为园地、草地、林地、湿地、耕地和未利用地。t为评估年份;pk为k作物评估年份的全国平均价格（元，1 t）;qk为k种作物单产（t/hm2）;mk为k种作物的粮食播种面积（hm2）;M为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hm2）。
ESV动态模型是在Costanza模型的基础上经过空间异质调整和社会发展调整而来的，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能够体现时空差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式中St表示研究区Tt时期空间异质系数;Tt表示t时期研究区支付意愿系数;g和G分别表示研究区与全国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w和W分别表示研究区与全国的单位面积林分蓄积量;h和H分别表示研究区与全国的城镇化水平，En表示恩格尔系数。
在计算出单位面积不同生态系统各类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基础上，经过时空异质系数和支付意愿系数的调整，便可求得研究区各省（区）的总体生态服务价值：
式中Vt表示研究区t时期生态服务价值;Ajt表示研究区t时期j类生态系统类型的面积。
1.2ESV范式下的农业生态价值协调度的EAH模型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生态活动产出，以粮食总产量表征农业活动产出，参考经济学中“弹性”原理，用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率/粮食总产量变化率表征生态产出对于粮食总产的敏感性，以期考察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在参考魏晓旭等[21]、刘海龙等[22]度量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指数（EEH）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农业生态价值协调度（EAH）来评价粮食主产区生态服务价值和粮食总产量的协调水平（协调度的划分标准见表1），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AH表示农业-生态协调度;Vi和Vj分别表示研究区研究时期的始、末年份的生态服务价值（元）;Qi和Qj分别表示研究区研究时期的始、末年份粮食总产量。
1.3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
通过计算粮食总产量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协调度EAH，可以表征粮食生产活动是否为环境友好型，粮食生产与生态保护是否存在偏离。中国学者邓聚龙[23]1982年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充分利用已有的“最少信息”，为贫信息不对称的小样本预测提供研究思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农业等方面的预测研究。本研究运用灰色系统GM（1，1）模型来预测粮食主产区2019-2025年的粮食总产量和生态服务价值，进而判断农业-生态的长期协调性。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的构建主要分为以下四步：
第一步：设X0为非负序列，X1为X0的一次累加序列，Z1为X1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GM（1，1）模型x0（k）+az1（k）=b的白化方程为dx1dt+ax1=b
第二步：计算参数a，b
为提高预测模型的可信度，在预测前对模型进行精度检验，灰色模型的精度检验方法主要有后验差检验、小误差频率检验、关联度检验等，本研究采用后验差检验，后验差检验精度划分等级为：当c<0.35时精度等级为好;当0.35≤c<0.50时精度等级为合格;当0.5≤c<0.65时精度等级为勉强合格;当c≥0.65时精度等级为不合格。其检验步骤分为以下3步：
2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实证分析
根据Costanza动态模型求出13个粮食主产区2009-2017年各年份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以及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的服务价值，在此基础上求出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粮食总产量（TGO）作为农业产出指标，以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作为生态系统的产出价值指标，再根据EAH模型分别求出粮食主产区及13个省（区）在2009-2017年的农业-生態协调系数，将农业和生态2个系统的冲突性与协调性的关系分为“高度冲突”、“中度冲突”、“低度冲突”、“低度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6种类型，粮食主产区各省份的协调系数及协调水平如表2所示：
ESV：生态系统服务价值;TGO：粮食总产量。
2.1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地位
2017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为5.213 8×108 t，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184 524 76×1013元，与过去历年相比，粮食总产量显著上升，生态服务价值波动较为明显。由图1可知，各省份粮食总产量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黑龙江>河南>山东>吉林>安徽>河北>江苏>四川>内蒙古>湖南>湖北>辽宁>江西，各省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内蒙古>黑龙江>四川>湖南>江西>吉林>湖北>江苏>辽宁>山东>安徽>河北>河南。其中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四省粮食总产量很高，居各省前列，而生态服务价值远低于粮食主产区其他省份，相对于13个粮食主产区总体状况，四省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37.88%，而生态服务价值仅占总生态服务价值的12.85%，表现为粮食生产用地占陆地生态系统比重高，农田生态系统没有作为其他生态服务价值更高的土地利用类型来使用，同时黄淮海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存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不利于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从而造成生态服务价值与粮食总产量严重错配的问题。位于华北地区的内蒙古和黑龙江两省（区）生态服务价值位居粮食主产省（区）前两位，生态产出效率高，占主产区总生态服务价值的38.12%，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但内蒙古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水资源禀赋、气候调节等自然因素，农业产出动能不足，粮食总产量较低，该地区应合理规划农用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提高农业产出效率。位于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四省水资源充沛、气候适宜，农业-生态匹配性较好，粮食生产活动具有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
2.2EAH的动态演变及趋势分析
协调度是2个变量相对变化趋势的一致性程度，相对于绝对量位次的一致性而言，协调度更能反映2个变量的协调性走势[24]。为了更全面反映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产出协调性，本研究分别测算了粮食主产区各省（区）2009-2013年、2014-2017年以及2009-2017年3个区段协调度的EAH值（表2）。总体来看，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与生态服务价值协调性存在向好趋势，2009-2013年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为3.81，处于高度协调水平;2014-2017年农业-生态协调度为-0.83， 处于低度冲突水平，表现为在粮食总产量稳步上升的同时，生态服务价值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农业-生态发展存在潜在危机。综合2009-2017年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来看，总体协调度为1.27，属于中度协调水平，低于2009-2013年的生态-农业协调度，表明粮食主产区农业产出和生态产出的协调向好趋势有所减弱，存在逆转风险。
结合表2协调度测算结果，从动态趋势来看，2011-2017年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协调度形成了以2013年为拐点，呈倒U型变化特征，且可以分为2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农业-生态高度协调阶段。2011-2013年农业-生态协调性趋势向好。除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三省（区）由于自然禀赋的限制农业-生态协调度较低外，其他各省（区）协调度均处于高度协调水平，其中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苏、湖北、四川四省的农业-生态协调性水平居各省（区）前四位，在粮食总产量稳步提升的同时，表征为生态服务价值水平的不断提高且增速高于粮食总产量的提升速度。分别以2009年和2011年作为基准年份，逐项计算2011年和2013年粮食主产区的协调度分别为4.57和2.00。相比2011年，2013年吉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协调度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吉林省由中度协调水平转变为轻度冲突水平，作为中国水资源极度短缺的省份之一，用水量的不足限制了吉林省生态产出效率的提升，2013年其余七省（区）的生态-农业协调度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第二阶段是农业-生态协调分化阶段。2014-2017年粮食主产区整体处于低度冲突水平，各省（区）中有4个省（区）为协调状态，有9个省（区）为冲突状态，农业-生态发展的不协调性表现为粮食总产量表征的农业产出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的生态产出的下降，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缺乏生态安全的保障。粮食主产区中辽宁省农业-生态为高度冲突水平，表现为生态服务价值下降且下降速度高于粮食总产量的增速，使粮食产量的增长受限于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分别以2013年和2015年作为基准年份，逐项计算2015年和2017年粮食主产区的协调度分别为-1.84和-0.55，由中度冲突水平转为低度冲突水平，生态-农业的协调程度有所提升，除河北、辽宁、江苏三省协调度有所下降外，其他各省（区）协调度均有所上升，其中安徽、湖南、四川三省由冲突水平转为协调水平。
农业-生态协调性的倒U型趋势的形成，原因在于研究年份中粮食主产区耕地面积基本维持不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以每年0.6%～2.0%的速度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粮食作物品种和种植结构的不断优化，使得主产区粮食总产量逐年稳步增加。同时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现为2013年处于较高水平，总体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农业产出和生态价值存在偏离现象，不利于农业-生态的协调稳定发展。
2.3EAH的空间分异分析
从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的空间演变（图2）来看，以2009年为基准年份分别计算2011年和2017年的生态-农业协调度，粮食主产区总体协调度分别为3.81和1.27。与2011年相比，2017年各省（区）均处于协调水平，但协调程度均有所下降。
2011年粮食主产区各省（区）的生态-农业协调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湖南>江苏>江西>四川>安徽>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从区域层面来看，总体上长江流域各省份协调度最高，黄淮海地区各省份的协调度次之，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协调度最低。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苏、江西、四川、安徽、湖北六省当量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较高，保持着与自然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粮食总产量和生态服务价值分别占粮食主产区的39.42%和33.60%，处于比较协调的状态，粮食产出增长的同时具备良好的生态效益。位于黄淮海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中农用地所占比重也高，粮食产量高，占粮食主产区总产量的30.26%，但生态服务价值仅占主产区的8.80%，表现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总生态服务价值严重偏低，农业产出和生态产出发展不均衡。位于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四省（区）生态服务价值较高，但粮食单产和粮食总产受自然因素限制处于较低水平，表现为农业-生态产出的严重失调。
实证显示，中国粮食主产省（区）生态-农业协调度空间分异显著。2017年粮食主产区各省（区）生态-农业协调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江苏>湖南>四川>江西>湖北>安徽>河南>河北>辽宁>山东>黑龙江>内蒙古>吉林。2017年各省（区）协调水平对比2011年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从各省（区）协调度位次来看，其他省（区）变动不明显，仅有山东省的主产省（区）协调度位次从2011年第七位变动到2017年第十位。山东省在粮食生产效率快速提升的同时，生态产出无显著增长且部分年份有所下降，从而造成生态-农业协调水平较低且相对其他省份下降幅度较大。
2.4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及生态服务价值动态预测
由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设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或生态服务价值为原始非负序列X0，则x0（k），（k=1，2，…，5）分别表示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的粮食总产量（TGO）或生态服务价值（ESV），可求得粮食总产量或生态服务价值的还原值，首先利用后验差检验对模型精度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粮食总产量后验差检验c值为0.150 1，远小于0.35，因此运用GM（1，1）模型来预测粮食总产量精度高;生态服务价值后验差检验c值为0.408 2，介于0.35～0.50，因此运用GM（1，1）模型来预测生态服务价值精度较高，可以运用灰色系统预测GM（1，1） 模型来预测粮食主产区2019-2025年的粮食总产量和生态服务价值，并计算2019-2025年生态-农业协调度（图3）。
图22011年、2017年协调度空间分异图
Fig.2Spatial differentiation graph of coordination degree in 2011 and 2017
在保证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增加，我们有理由相信2019-2025年无论是基于自然因素、技术水平还是人为意愿，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将与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的预测结果一致，呈增长趋势。同时，随着人类对气候条件、水土保持等认知的加强，以及对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锐减等问题的重视，政府采取环境治理、退耕还林等政策，公众对环境物品的支付意愿加强，使得粮食主产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019-2025年也呈现递增的趋势。根据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的预测结果，2021年、2023年、2025年粮食主产区生态服务价值分别为1.39×1013元、1.41×1013元、1.42×1013元，以2009年作为基准年份， 2021年、2023年、2025年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协调度分别为1.397、1.207、1.061，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与2011-2017年趋势一致，均呈递减变化。
根据GM（1，1）模型的预测结果，随着生态服务价值和粮食总产量的同向增长，生态-农业将处于协调状态，粮食生产具有较好的生态安全保障。但向好趋势在逐渐减弱，相比2011-2017年，协调度变化幅度相对减弱，表明在经历粮食大幅增产、社会环境支付意愿显著提升后，粮食产量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增长速度趋于稳定，农业-生态保持在中度协调状态。
3结论与启示
3.1实证结论
第一，从静态总量位次匹配性看，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存在较为严重的错位现象。2017年除黑龙江、江苏外，其他省（区）的粮食和生态的产出指标值均存在较大程度的错位，农业-生态的匹配性较差。粮食产量位次显著高于生态服务价值位次的省份有河南、山东、吉林、安徽、河北五省，表现为粮食总产量居各省（区）前列，耕地资源利用程度高，但存在環境安全危机;生态服务价值位次显著高于粮食产量位次的省（区）有四川、内蒙古、湖南、湖北、辽宁、江西六省（区），表现为生态环境良好，除内蒙古外其他五省自然资源丰富，在生态安全保障的同时存在粮食增产的潜力。
第二，从动态相对协调度看，研究期内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与生态产出协调性呈倒U趋势。2011-2017年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协调度以2013年为拐点，呈现2011-2013高度协调和2014-2017年协调性减弱2个显著的阶段特征。各省（区）中农业-生态协调性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的省（区）有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五省，由高度协调水平转为低度协调水平，河南、河北两省由高度协调水平转为中度协调水平。
第三，从农业-生态协调的空间属性来看，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生态服务价值存在地理空间不协调现象。生态服务价值与粮食产量空间分异显著。农业产出高的省（区）集中在黄淮海地区，生态产出高的省（区）集中在长江流域地区，生态-农业协调度的区域分布特点为长江流域地区协调度最高，黄淮海地区协调度较高，华北和东北地区协调度最低。
第四，从预测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生态服务价值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在保障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同时，无论基于人为意愿还是技术条件粮食产量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随着粮食增产效率减弱，生态系统使用和修复趋于稳定，农业-生态产出协调度下降幅度逐年缩小，农业-生态协调度也维持在较稳定的状态，基本处于中度协调的水平。以2009年为基准年份，2025年生态-农业协调度将处于1.061的水平，即农业产出和生态产出增长速率将趋于一致，能较好实现农业与生态发展相匹配。
3.2政策启示
一是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的生态支撑。研究结果显示农业-生态的不协调性主要根源于粮食生产和生态承载力的偏离。为此，在强调粮食产量和增量安全的同时应高度关注粮食主产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和修复，通过科技进步推动提高耕地产粮效率，大力发展绿色农业，走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态服务功能协调发展的路子。应合理规划土地生态资源，确立“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考核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资源丰裕的地区应适当多承担粮食安全主体功能责任。
二是优化粮食和生态安全主体功能区的空间格局。根据实证发现的问题，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应以绿色农业为导向，提升粮食生产效率，严守“生态红线”与“耕地红线”，逐步实现绿色农业现代化。东北粮食主产区中黑龙江应注重提升粮食生产效率，走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辽宁、吉林应继续保护好土地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注意开展综合治理，使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长江流域应承担更多的粮食安全责任，在保障流域生态安全的同时积极打造“国家高产农田示范区”，释放“中部粮仓”产粮潜能。北方内蒙古则应把“生态扶贫”与“经济扶贫”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3.3研究不足与讨论
农业-生态协调度水平由农业产出和生态产出所决定，其中农业产出由粮食总产量表征，生态产出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由于粮食总产量度量方法统一且易于度量，对于粮食总产量的研究争议很少。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因素众多，在基于ESV动态模型度量当量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时粮食价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走势来看，2009年价格总体处于较低水平，2009-2017年水稻和小麦价格有略微变动，而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每50 kg玉米平均价格分别为82.01元、108.81元、 94.23元、 82.16元，呈现倒U型变化。相比其他年份，2013年粮食价格水平较高且以2013年为拐点大致呈倒U型变化，与生态服务价值和当量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变动趋势相一致。粮食价格由市場供需所决定，而生态产出的价值并不能由价格所决定，因此ESV模型存在夸大了粮食价格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程度的问题。
参考文献：
[1]COMMON M， PERRINGS C.Towards an ecological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J].Ecological Economics，1992，6（1）：7-34.
[2]BROWN L R. Who will feed china？ [M]. New York： WWNortn & Company， 1995.
[3]富兰克林·H·金. 《四千年农夫》[M]. 程存旺，石嫣，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80-114.
[4]DAILY G C， SODERQVIST T， ANIYAR S， et al. The valu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J]. Science， 2000， 289（5478）： 395-396.
[5]EGOH B， ROUGET M， REYERS B， et al. Integrat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a review[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4）： 714-721.
[6]LAUTENBACH S， KUGEL C， LAUSCH A， et al. Analysis of historic changes in regional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ing using land use data[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1， 11（2）： 676-687.
[7]翟虎渠. 粮食安全的三层内涵[J]. 瞭望新闻周刊， 2004 （13）： 60.
[8]王国敏，张宁.中国粮食安全三层次的逻辑递进研究[J].农村经济，2015（4）：3-8.
[9]胡岳岷. 初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关于长春市的个案调查与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2006，134（10）：57-60.
[10]黎东升，曾靖.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J]. 农业经济问题，2015，36（5）：42-47，110.
[11]邱建军，张士功，李哲敏，等. 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与生态农业发展[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5，26（6）：42-46.
[12]倪国华，郑风田.粮食安全背景下的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J].中国农村观察，2012（4）：52-58，94.
[13]孔祥斌，张凤荣.中国农户土地利用阶段差异及其对粮食生产和生态的影响[J].地理科学进展，2008，27（2）：112-120.
[14]聂英.中国粮食安全的耕地贡献分析[J].经济学家，2015（1）：83-93.
[15]田克明，王国强.我国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及其方法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24（4）：79-82.
[16]刘渝，张俊飚.中国水资源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状态评价[J].資源科学，2010，32（12）：2292-2297.
[17]何玲，贾启建，李超，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粮食安全的生态安全底线核算[J]. 应用生态学报， 2016， 27（1）： 215-224.
[18]杨建利，雷永阔.我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测度及政策建议[J].农村经济，2014（5）：23-27.
[19]谢高地，甄霖，鲁春霞，等. 一个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J]. 自然资源学报， 2008， 23（5）： 911-919.
[20]宋利娜，张玉铭，胡春胜，等. 华北平原高产农区冬小麦农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综合温室效应[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3， 21（3）： 297-307.
[21]魏晓旭，赵军，魏伟，等.基于县域单元的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及空间演化[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11）：1535-1545
[22]刘海龙，石培基，李生梅，等.河西走廊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评价及其空间演化[J].应用生态学报，2014，25（12）：3645-3654.
[23]邓聚龙.灰色系统与农业[J].山西农业科学，1985（6）：29-33.
[24]宋焱.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视角[D].南昌：南昌大学， 2018.
（责任编辑：陈海霞）
解决粮食安全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习近平同志在丰富的工作实践和长期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山”理论，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新时代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有：一是在定位上，农业绿色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民心的政治问题;二是在工作方法上，农业绿色发展要全面系统，不能顾此失彼;三是在政绩观上，农业绿色发展要有历史耐心，久久为功;四是在落脚点上，农业绿色发展还必须提供更多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五是在坚守底线上，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三农”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山”理论;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
[文献标识码]A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农产品供给压力，产量成为农业追求的核心目标，在获得高产出的同时，也存在水土资源低效利用、化肥农药过度投入、畜禽粪污大量排放等问题，对农业生态系统和农村环境造成破坏，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拼资源、拼投入、拼消耗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农业亟待回归其绿之本色，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势在必行。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农业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在这种重大转变过程中，需要有纲领性的理论指引。习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而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等关键词也频繁出现在他关于“三农”和其他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中。当前，我们正在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习近平同志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论述，是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长期深入思考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为我们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
一、绿色发展理念是“两山”理论的升华
2005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进行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随后，他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1]他用三个阶段系统论述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第一阶段就是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第二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第三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和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2]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环境保护问题时，习近平态度鲜明地阐释了自己对于“两山”的取舍，“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谈及长江经济带时，习近平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3]P7。可以看出，“两山”理论廓清了“绿色”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绿色既是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发展的目标，要用绿色的目标优化发展的方式。当然，在认识过程中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产生不同的执行主体和利益主体，但生态环境保护要算大账、算长远账。
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也是理论的升华。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将“两山”理论提升至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基本遵循。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是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为“八观”，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用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严密法治观、“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农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农业实现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思想在农业领域的体现，“两山”理论动态地勾勒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演进路线，更凸显出二者从对立走向统一的思想转变。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解也可以包括三个维度递次推进：首先是农业生产过程的清洁化，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减少化学投入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避免农业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污染。其次是农业产地环境得到保护，实现水质改善、土壤有机质提升、空气质量提高、生态系统修复，农产品质量优化，生产能力的持续性得到保护。第三是实现绿色驱动发展，维护更好的环境质量、提供更优质的农产品，实现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两山”理论在农业领域具有一以贯之的实践基础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思想的源泉，了解理论提出的实践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理论，并进而指导下一步实践。习近平同志重视和关心“三农”工作，一方面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三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从其个人经历而言，无论是在基层工作时的身体力行，还是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乃至全党核心后的感情所系，习近平同志都始终保持着与“三农”的血肉联系。从习近平同志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的几个重要阶段可以看出，“两山”理论在农业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绿色发展观是其长期思考和总结的成果。
1969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村，直至1975年10月离开，七年梁家河，束发变成年。这7年的时光，平日的农村劳动、与农民打成一片应是日常，而习近平能够由一个外来知青，成长为大队书记，足见其在农村表现的出色程度，当地乡亲们至今的印象仍是“架子车拉得好”“干活儿不撒尖儿”的好后生。在梁家河，为了解决村上缺煤少柴的问题，习近平建起了村里第一口沼气池，也是陕西省第一口。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第十四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就畜禽糞污资源化利用作出了重要指示，提出要“以沼气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解决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和资源化问题”。应该说，梁家河办沼气的亲身实践为习近平同志思考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方向奠定了基础，在离开数十年后谈起梁家河，习近平满怀深情地讲到，“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4]P1。
1982—1985年，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这三年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村。郡县治，天下安。习近平也将正定作为自己从政之路的起点，足见其对县域治理的重视。初任县委副书记时，他就分管农村经济。为了解决该县的吃饭问题，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并直接推动了该县的包干到户，当年就实现了农业产值翻一番，农民人均收入从不足150元增加到400多元。相比在梁家河村的具体农事劳动，在县委书记任上，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更广的范围全面考虑“三农”问题。[5]可以说，从梁家河办沼气、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开始，直到成为全党核心，习近平同志始终心系“三农”，而绿色发展的理念则贯穿他从基层干部到全党领袖的始终。
三、农业绿色发展是“两山”理论在农业领域的鲜活应用
“两山”理论在“三农”领域的应用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8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均得到了体现。2013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2014年一号文件设置了“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专章;2015年一号文件用“三农”强、富、美统领三章内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2016年一号文件首次正式提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2017年一号文件继续“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2018年一号文件提出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2019年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了系统的绿色发展观，强调“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2020年一号文件突出强调要“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可以说，“两山”理论在“三农”领域的表述逐步丰富、要求愈发明确、目标已然清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论述丰富了“两山”理论的内涵，农业绿色发展的实践为“两山”理论提供了更多现实基础。因此，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论述，有利于为下一步推进工作把握方向、抓住重点、找准节奏。[6]
（一）农业绿色发展定位：关乎民心的政治问题
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大问题，关系到亿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也事关14亿人吃饱吃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眼里，最大的政治是民心，关乎人心向背。他也不无担忧地警示大家，“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3]P5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环境就是民生。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P4;2015年5月，他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指出：“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P8-9在针对畜禽养殖污染这样的具体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关系6亿多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关系农村能源革命，关系能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是一件利国利民利长远的大好事”。[7]P1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调研过程中，多次关注农村厕所改造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中经常强调“民生无小事”，厕所改造便是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息息相关的一件“大事”。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调研时就指出：“厕改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3]P89在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要在农村来一场“厕所革命”。[8]2018年3月，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9]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2019年1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民生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不懈、持续推进，以小厕所促进社会文明大进步”。
（二）农业绿色发展方法论：全要素系统推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加强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保护。”在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方法上，必须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全要素系统推进。
首先是生态环境要素的全面保护。单个要素的保护不是绿色发展的本意，农业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尤其要强调系统性和全面性。过去经常出现顾此失彼的“保护”或“发展”措施，例如围湖造田、毁林造田一度大行其道，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平衡。2013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0]P5072016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3]P68
其次是“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的全方位发展。复合生态系统是由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自然条件共同组合而成的生态功能统一体。人类是主体，环境部分包括人的栖息劳作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它们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具有生产、生活、供给、接纳、控制和缓冲功能，构成错综复杂的生态关系。农业的本色是绿色，是复合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绿色发展是整个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一部分，也为整个社会的绿色发展提供基本支撑。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11]再次是区域的全面、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其中城乡统筹不均衡，产业转移带来环境压力仍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挑战之一。[12]在我國区域发展差异巨大的背景下，尤其要重视产业在区域间转移可能导致的污染转移。例如近年来出现的“南猪北养”现象可能保护了南方的绿水青山，却破坏了东北的冰天雪地，且污染的对象从地表水转换为地下水。[13]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省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指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14]
（三）农业绿色发展政绩观：要有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农业本身就是一个“慢”产业，今天显现出来的很多由于农业发展所导致的环境问题也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要避免急功近利，更要杜绝形式主义、一蹴而就的思想和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和领域强调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11]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在2017年7月审议《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因此，我们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农业绿色发展，将长期性科学规划与阶段性目标计划有机结合，标本兼治，稳扎稳打，逐步深入推进。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保持历史耐心，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15]
（四）农业绿色发展的落脚点：提供更多优质的农产品
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落脚点。经过建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实现了从“8亿人吃饱，到14亿人吃不完”的跨越。然而，我国农产品供给中品质一般的占多数，品质较高的品牌产品还较少，难以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还无法完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2017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农业供给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增加优质、特色、安全的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产品供给由以“量”取胜向不断注重“质”的提升转变，走绿色兴农、质量兴农之路。[16]
（五）农业绿色发展的底线：保障粮食安全和“三农”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确保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将稳定粮食生产作为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首要目标。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本底线，“三农”发展是基本前提。[17]P1
不能以“绿色”为名忽视农业。要避免有些地方借“绿色”之名，将农业排除在外，行“非农化”之实际。即使是一些明确的绿色发展举措，也要防止走偏走样，例如推进耕地轮作休耕，有利于耕地资源恢复、粮食产能提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但必须首先保障粮食安全。“休耕不能减少耕地、搞非农化、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急用之时粮食能够产得出、供得上。”
不能以“美丽”之名淡漠农村。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搞新农村建设，……，要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18]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乡村振兴不要搞大拆大建，防止乡村景观城市化、西洋化。”[19]乡村建设要以修复为主，改建为辅，避免“千村一面”，要把美丽乡村的“内在美”和“外在美”有机结合起来，体现出“乡土味道”，如此才能“记得住乡愁”。
不能以“保护”之名损害农民。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不能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需要考虑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对产业发展、乡村风气、基层治理、农民生计的影响。既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例如一些地方盲目扩大禁养区，简单采取禁养、关闭和拆除的办法，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还会损伤农业本体，损害农民利益，损耗农村正气。必须要有正确的手段、科学的原则和合理的边界，既保护了环境，又发展了农业，富裕了乡村。在工作方式上，要重视农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地位，让农民能够从环境保护中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把农民利益排除在生态环境保护之外。[20]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丰富的实现形式
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古代先贤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最朴素同时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哲学基础。而现代生态学、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发展则提供了更为科学的理论基础。环境价值论认为，随着环境污染加剧、资源稀缺凸显，资源环境越来越被视为有价，农业是与自然资源最为紧密相关的产业，资源环境条件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进而影响农产品价格，因此农业绿色发展，必然是体现资源环境价值的发展方式。农业多功能理论认为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过去主要强调农业的生产功能，绿色发展则更多地强调综合发挥农业的生产、环境、文化等多种功能。农业的本色是绿色，农业绿色发展是整个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一部分，也为整个社会的绿色发展提供基本支撑。[21]在实践层面，农业绿色发展是缓解资源约束、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农业生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和形式也呈多样化，如循环农业、有机农业、低碳农业等。从宏观层面看，这些概念都属于农业绿色发展的范畴，不同概念又各有侧重。例如循环农业主要侧重种养结合，有机农业主要侧重投入品的有机化，低碳农业则主要强调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但总体都属于环境友好型农业。国际上，农业绿色发展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例如欧盟的“多功能农业”强调包括生产功能和保护环境功能的农业多功能性。美国的“可持续农业”主张尽可能减少化肥、农药、添加剂等化工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促进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日本的“环境保全型农业”主张充分发挥农业自身特有的物质循环特征，通过持续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中投入的化学肥料和农药导致的環境负面影响，积极推行“减量化、再生化、有机化”等措施。韩国实行的“亲环境农业”基于“农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理念，提出两大基本目标：一是确立亲环境的农业体系，充分考虑区域条件、生产经营规模和农作物特点，不仅提高农民收入，也保障农产品的安全;二是确立自然循环农业体系，使农产、畜产和林产相关联，提高农业的多元性公益职能。
综上，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遵循生态系统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运用传统农业技术精华和现代农业科技，注重农业资源集约使用、环境污染有效控制和农业生态系统保护，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统一的良性循环型农业生产体系。从内涵上讲，农业绿色发展更加注重资源节约、更加注重环境友好、更加注重生态保育、更加注重产品质量。从外延上讲，农业绿色发展既是理念又是举措，是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发展，包括投入品、农产品加工、流通、消费等全过程的绿色化，还包括丰富和增强农业绿色景观所产生的休闲和环境等多种功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需要满足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还需要同时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农产品需求持续上升、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中国提出农业绿色发展，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国际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响应，将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智慧，对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五、以“两山”理论为指导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关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论述，既对农业绿色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也是我们推动工作的行动指南，对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一步，要在观念和行动上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的总体战略中推进绿色发展，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第一，要转变观念，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全面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观念。针对农业生产，从要保产量到保产能转变;针对农业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要逐步还旧账、杜绝欠新账;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不仅要算经济账，也要算环境账，更要算政治账;要杜绝经济搞上去、环境降下来，更要避免环境好起来、农民穷下去。要细化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将其纳入政绩考核。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地方，在有关项目和资金安排上可以予以倾斜。对落实农业绿色发展不力，导致相关政策未能及时落地的，建议由国务院组成跨部门的综合督导组，找出政策措施未能落地的原因，对相关部门启动问责机制，确实属于执行不力的，要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
第二，要深入推进农业农村资源环境的全要素、系统性保护。当前，在推进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项目和措施并不绿色。有些地方在治理耕地污染时，忽视了农田生态系统的保护;有些地方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考虑了耕地纳污资源，却没有考虑水资源不足等环境约束;有些污染治理工程，减少了水污染，却增加了大气污染;有些地方关停了污染产业，却未充分考虑农民生计。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有全局思维和统筹安排，避免顾此失彼。要建立产业转移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区域间生态补偿制度。
第三，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避免急于求成。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能作为一项运动急于求成。要科学规划长期目标，扎实做好当下工作，在打好各项攻坚战，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化解突出矛盾的同时，更要有历史耐心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持续发力，常抓不懈。目前来看，各项工作要取得实质性成就，至少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同步，中期着眼于2035年，远期着眼于2050年。各地各部门无论是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各项工作中，还是对有关工作进行考核评价，都要坚持“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的行动原则。
第四，要突出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品牌建设。要持续推进优质、安全、特色农产品的供给，促进农产品供给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农产品是否安全、优质，是检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金石，对于农业绿色发展而言，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如果产品不过关，那么这种发展就称不上成功。
第五，要坚持底线思维，不折不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三农”健康发展。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具体措施上，要着眼于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为准，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统一起来。建议建立农业绿色发展负面清单制度，将危害国家粮食安全、不利于“三农”发展、阻碍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行为纳入清单，避免一些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曲解、歪解和选择性落实。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N].浙江日报，2005-08-24.
[2]于法稳.习近平绿色发展新思想与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J].中国农村观察，2016（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梁家河》编写组.梁家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
[5]程宝怀.习近平同志在正定[N].河北日报，2014-01-02.
[6][JP3]韩长赋.新形势下推动“三农”发展的理论指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J].农村工作通讯，2017（5）.[JP][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8]新华社.民生小事大情怀——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推进“厕所革命”[N].人民日报，2017-11-29.
[9]新华社.习近平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3-09.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1]新华社.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 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N].人民日报，2015-01-22.
[12]李干杰.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J].行政管理改革，2018（11）.
[13]韩冬梅，金书秦，胡钰，等.生猪养殖格局变化中的环境风险与防范[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19（6）.
[14]鄂云龙.“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辩证思想[N].光明日报，2016-10-10.
[15]南埂.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N].人民日报，2017-10-01.
[16]韩长赋.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N].人民日报，2017-05-09.
[17]韩长赋.用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指导乡村振兴[N].学习时报，2018-03-28.
[18]新华社.国办：改善农村环境 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N].人民日报，2014-05-30.
[19]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2017-12-2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29/c_1122187923.htm.
[20]魏琦，金書秦.推进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关注四个问题[J].农村工作通讯，2018（3）.
[21]林星，吴春梅.习近平“三农”思想分析——基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解读[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责任编辑：朱文鸿）